景元大饥荒，青海省“康家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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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青海省“康家事件”始未

景元

１９６０年初春，时任青海省组织部部长的张俊贤在工作中发现青海省尖扎县康家公社群众生活饥苦，回宁后向青海省委反映。对此有人指责张“右倾”，经过张俊贤据理力争，青海省委决定派出工作组实地调查处理，工作组组长由张俊贤点名要求的时任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杨子蔚担任，组员从当时的省监委、省法院等单位抽调十几个人组成。
工作组进入康家公社，从组长到组员按惯例，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深入调查。此时在极端缺粮的情况下食堂还支撑着，每日供给社员的是“”， 用刚发芽的树叶掺合少量面粉蒸的馒头和树叶拌面熬的稀粥，每人每日限量这样的馒头一个，稀粥两碗。三餐的面粉不足三市两。因饥饿社员将村周围的树皮都剥光 吃了，一些人出现浮肿，体弱者开始死亡。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景象，工作组的全体同志都很伤心，也很气愤。群众生活如此饥苦，县领导熟视无睹，不设法解决也 不上报。工作组查清情况后迅速报告尖扎县上属的黄南州委和青海省委，黄南州及时调济了一批粮食，饥荒得到有效控制。事态没有扩大。
省 委工作组从康家公社调查结束返宁，途经一村口，见到几个八、九岁的瘦弱儿童口里嚼着什么。杨子蔚下车查看，孩子们在吃一种草根，杨子蔚从饥童手里要了两根 这样的草根，当晚向省长袁任远汇报调查工作及农民生活困难时，杨子蔚含泪将草根拿给袁任远看，希望省委、省政府立即认清饥荒正在扩散的严重性，千方百计设 法救灾。张、杨二位讲真话，办实事， 在青海省第一次将饿死人的实情放在了青海省委的桌面上，在全国这个级别干部中也是极少见、排在前列的救灾行动。虽然做了最大努力，令他们疼心疾首的事仍然 发生。青海省几个地区后续或同时仍未能避免大饥荒的出现。如同许多自然灾害一样，饥荒的形成有潜伏期和暴发期，不久青海省大饥荒暴发的几个地区在自然环 境，交通运输等方面都远远优于尖扎县康家公社，但死人却很多，整个青海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二十几万。如果不是张、杨二人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当年康家公社 社员遭受的苦难后果不可想象。<
现将当时的调查报告及中共黄南州委会的报告全文转载如下，相信对研究当年的“大饥荒”有一定价值。

关于尖扎县康家公社死人问题的检查报告

州委并转报省委：
造成人口死亡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有：
在 粮食问题上严重的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地、富、分、坏份子及存有富裕中农思想的人瞒产私分、贪污偷盗严重。据康家三小队统计，该队共有31户地、富、 反、坏份子，而偷盗粮食的就有14户，占总户数的4516%，偷盗粮食达7700余斤。少数生产队的基层干部有严重的资产阶级的富裕中农思想，大量贪污私 分粮食。康家生产队共有保管员以上非脱产干部47人，瞒产私分、贪污盗窃的竟有29人，占61.7%。原康家三小队队长马洋克，保管员丁富魁二人偷盗粮食 竟达1300余斤。有些觉悟不高的群众因受富裕中农思想影响，也乘机乱偷乱摸。据了解，杨家六小队偷盗私分粮食21353斤，七小队12000斤。严重的 偷盗粮食，使产量不能落实。59年粮食获得大丰收是丝毫不容置疑的，群众也公认，去年的粮食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好庄稼，平均亩产在300斤以上，但收割打 碾后，实际入库粮食466.5万斤，平均亩产只有226斤，交公购粮273万斤，只完成任务的89%，留籽种66万斤，饲料3.4万斤，口粮107.9万 斤，总支出粮食450.3万斤，与入库数又相差16.2万斤。这样就直接影响了口粮的合理分配。全社原有18个生产队口粮分配（包括洋芋）平均每人300 斤以上的有4个生产队，200-300斤的一个生产队，150-200斤的9个生产队，150斤以下的4个生产队。同时，由于浪费粮食的现象也相当普遍， 从而，影响了部分社员的生活。就以问题比较严重的三、六、七队为例，康家三队去年平均每人分配到口粮160斤，杨家大队分配到145斤，七队也分配到 141斤，如果每人每天用粮以1斤计算，以1斤计算，三队可以吃5个多月，应当从去年的8月吃到今年元月，六队可以吃4个半月，从去年8月吃到12月，然 而三队有少数群众却在去年12月份就断了粮，六队有些社员也在去年11月断了口粮。此外，在去冬今春的整社（场）运动中，县以下各级党委又抓的不紧不狠， 工作不深不透。个别干部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不能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切实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工作方法差，简单急躁，没有把整风和解 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也没有把调查情况分析研究和宣传政策发动群众结合起来，竟有部分干部采取了捆打手段，在反瞒产私分时，康杨两个生产队被捆打的群众竟 达54人之多，这种错误做法的恶果，不仅发不出粮食，而且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形成了少数人多占，多数人缺粮。群从反映：
撑死的撑死，没见的没见。
    由于瞒产私分、贪污偷盗浪费粮食严重，不少社员去年11、12月份就主要靠代食品过活，尤其是有些质量不高，加工粗糙，致有些人因病后缺乏营养而死亡。
    干部队伍不纯，有些干部没有深入细致、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缺乏继续跃进的信心和革命的雄心壮志，不能深入群众和生产实际中去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地解决具体 问题，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有的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严重的损坏了党群关系。也有个别领导干部贪污腐化，蜕化变质。原公社书记马乙奴 严重的存在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拉拢本地的落后干部，打击排斥外来干部，贪污资窃粮食1200余斤，并丧失阶级立场，包庇反、坏份子，提拔与使用干部 违法党的政策拉拢私人势力，把反革命份子孔永德作为亲信，互相包庇，狼狈为奸。贾家生产队驻队干部周通贪污粮食454斤，吃饭不给钱和贪污队内物资折合人 民币406.83元，并任意停发五户29人的口粮，因缺粮导致死亡3人。杨家六小队驻队干部张全定随意搜查社员，亲自与指使别人捆打群众13人。反革命份 子孔永德拉拢落后，欺上瞒下，乘机破坏，贪污盗窃折扣人民币860多元，偷宰生产队牛羊21只，反而追查放牧员责任，亲自捆打社员9人，逼走基本群众3 人，并与地主勾勾搭搭，在斗争地主时，为地主份子王五莫主谋献策，不叫地主交出全部财产。该人品质极为恶劣，和反属乱搞男女关系，还令民兵放哨。并把其奸 妇长期放在食堂，不让参加劳动，女方怀孕后，又非法堕胎。象这些严重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处理，不仅在工作、生产上受到损失，而且，对群众的影响极坏，在政治 上也造成不良后果。
    公社党委对省、州委关于大办和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执行的不坚决，没有及时办起公共食堂。也没有认真的逐年安排社员生活，没有深入开展节约用粮、计划用粮、细 水长流的宣传教育，粮食没有抓到手里，干部心中无数，部分群众觉悟不高，存在依赖公社思想，大吃大喝，因而造成严重的浪费粮食。在发现部分社员缺粮时，又 没有大力发动群众想尽一切办法，把代副食品赶上去。直到元月份建立食堂后，有些食堂因粮食很少。社员主要吃谷糠。卫生所发现门诊病人中有70%的人大便秘 结、粪便带血、脱肛等现象，即向原公社马乙奴书记做汇报，不但未引起重视，反而批评卫生所是富裕中农思想，跟着富裕中农叫喊。死人问题发生后，公社党委既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制止。加之平时对支部工作抓的不紧，对党员教育不够，支部未能起来应有作用。同时，县、公社又催公购粮入库， 使基层干部感到压力很大，口粮安排不下去，产量交不了帐，怕受批评，不敢大胆反映实际情况，领导又深入实际不够、解决问题不及时，致使社员生活不能得到妥 善安排，病人逐渐增多，死亡不断发生。
    去冬今夏以来，雨水稀少，气候干燥，开春时节，天气变化剧烈。疾病容易感染。久病容易复发，特别是年老体弱、残废等病症，以及医疗设备差，医务人员少，治疗工作没有赶上去也是造成死亡原因之一。
    事情的发生和问题的存在，也充分地暴露了县委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政治上的右倾思想，早在元月19日县委即发现死人问题，虽然及时电告了州委，采取了 一些临时性措施，并派人去了解处理，但并未得到解决。省委和州委派人作了调查还未引起重视，也没有做更深更细全面的分析研究。原县委第一书记高继光同志还 主观的认为该地区不会在元月发生问题，要发生问题最早也在三、四月里，虽然给该地区拨了一万斤粮食，但公社只用了六百斤。州委拨的一万斤粮食，县委王同全 书记又未拨下去，致使所发粮食没有解决问题。当问题严重后，下面请示建立简易病院收容病人，集中治疗时，也未予以积极支持，还认为“收进来、不好在推出去”。县卫生院院长范修常同志在会议上汇报康家公社死人和疾病情况时，曾提到死人、疾病与饮食营养有关，县委不仅没有认真分析研究。王同生同志竟然批评范是“单纯技术观点，政治没有挂帅”，并说：“我的营养很好，还经常有病。”
    其次，县委个别同志存有个人主义，缺乏高度的革命责任精神，群众观点不强，关心群众生活不够，在大反右倾之后，对反映真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和右倾思想混淆不 清，不能积极反映真实情况，大胆处理问题。在粮食问题上偏重考虑销售指标，对群众必要的用粮扣的有些紧有些死，并认为解决口粮问题就是右倾。另外，对干部 培养教育不够，使用不当，处理不及时，存在着较重的优容养奸错误。对该社部分干部的严重错误，平时了解不够，奖惩不明，没有明确认识到有群众就有干部的道 理。认为干部少，处理了不好推行工作。因而，使干部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康 家事件的发生，不仅给党的政治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同时，也再一次生动的说明了哪里党的领导坚强，坚持政治挂帅，哪里的工作就搞得好，就会将坏局面变 成好局面，哪里党的领导不坚强，不能坚持政治挂帅，哪里的就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就会将好局面变成坏局面。在过去，康家地区的干部队伍，不仅不够坚强， 而且在组织上、政治上严重的存在着不纯现象。在领导成员中，有个别人丧失阶级立场，蜕化变质，不仅不能维护党的利益，反而破坏了党的利益，因而培养干部的 工作又没有赶上去，有问题的干部没有及时撤换下来，领导又有官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好工作，难免不出问题。对于干部平时审查不严教育不够，但问题 严重后，予以组织处理，不仅使工作受到影响，同时也葬送同志。这仍然是党的损失，是沉痛的教训。
    康家问题和干部中存在的违反乱纪是与县委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分不开的。通过这一问题，又可以更具体，更实际的看到官僚主义对党，对革命职业的危害性。同 时，也可以看到每一个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扎扎实实、实事求是的工作风，经常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事事抓好对立面，抓好典型，推动一般，忠 实的向上级反映情况，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隐瞒和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否则，将会犯政治性的错误。康家公社死人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与生活安排不好有一定 的关系。党一再指示，必须把安排好人民生活当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去完成，而我们有少数同志却不重视这个问题，埋头于生产这当然是对的，但很少过问群众生 活，错误的认为，生活是私人问题，岂不知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不断的改善群众生活，安排好生活，又是发展生产的重要物质保证。因此，这一事件教训我们，今 后必须时刻关注群众生活，学会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明确认识生产与生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只有安排好群众生活，才能促进生产 的更大发展。
    对康家公社的死人事件，省委和黄南州一直都是重视的，曾先后数次派人作了调查，帮助解决问题。州委还抽调负责干部加强公社领导，并在物质上给予了支援。县委 在省、州委的督促坚持下，也提高了思想认识，改变了工作作风，抽调县委书记和坚强干部深入生产队。领导群众，从办好食堂入手，安排社员生活，积极开展医疗 防治工作，并又号召机关干部和各公社群众，掀起了一个支援康家热潮，从生活和生产上给予了大力支援。为了吸取教训，纯洁组织，教育干部，改进工作，本着教 育为主，区别对待的原则坚决惩处了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处理了一批严重的违法乱纪，蜕化变质的坏分子（其中法办5名、撤换5名），占该社38名干部 28.57%；处理了18名非脱产干部（其中法办1名，撤换17名）。
   由于州、县委的大力支援和公社全体干部的努力，目前，康家工作已大有转变。在生活方面得到妥善安排，各食堂每人每天除半斤原粮外，还能吃到一斤半到两斤半代 副食品，均吃到两稀一干。非正常死亡已基本控制；浮肿、消瘦病人开始减少，现在除老病、慢病和复发病外，新的病人并未增加，在生产方面，群众的积极性也较 前大有提高，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32000亩的播种任务。
    康家地区工作虽然已经取得大的成绩，局势大有好转，但还仅是开始。要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挽回政治上的损失，当前还必须:
    加强党的领导，大力发动群众，彻底整顿基层组织，深入开展农村三反运动。开展在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坚决击退富裕中农的进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 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暴露问题，严肃批评个人主义，彻底搞清贪污、盗窃、瞒产、私分，从而教育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其次，必须加强全体干部 对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是加强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不断的改进工作作风，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和广大群众一道，迅 速把康家面貌改观过来。
   在生产方面，当前应把主要劳力投入到田间管理上去，突击拔草、追肥、浇水，对基肥不足的地段应当多追肥，对于缺苗、断条的地段，应结合拔草进行补苗。与此同 时，还应抓紧经济作物的管理和畜牧业的生产外，组织专业人员管理好果园和蔬菜等作物。对瘦弱和不用的牲畜指定专人上山座圈，放牧饲养，以保证今年农牧业和 经济作物的大丰收。
    继续安排好社员生活，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发动群众办好食堂，切实做到“政治进食堂，书记进伙房。”带 粮入灶，与群众同甘共苦，使干部关心群众生活，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彻底整顿与纯洁食堂三员（保管员、管理员、炊事 员），建立以贫农、中下农为核心的管理委员会，切实实行民主管理，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按月公布账目，让群众熟悉家底，把食堂工作完全置群众监督下，彻底杜 绝贪污浪费，坚决贯彻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由基本核算单位掌握。按时贯彻以人定量，按时按量打给食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原则，加强组织领导，大搞 代副食品，巩固一类食堂，积极提高二类食堂，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粮菜混吃，推广增量法，提高出饭率，大力进行炊具改革。同时还应注意社员有适当的休 息时间，有逸有劳，劳逸结合，不断的提高劳动效率。
    注意卫生，预防疾病。今春病人较多，疾病容易感染，因此，应当加强爱国卫生的宣传教育，使群众养成讲卫生的习惯，把经常性的打扫卫生和有组织的突击运动结合起来，人人常打扫，个个讲卫生，并要想尽一切办法治疗现有病人，对于治愈的病人要注意病后休养，以免疾病复发。
妥否，请指示。

关于县委某些负责同志的处理报告，由州委随后上报。

省委工作组
1960年5月15日

经讨论研究，州委同意省委工作组“关于尖扎县康家公社死人问题”的检查报告。
     这一事件发生以后，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得到了纠正和解决。但是，给与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而且必须永远记取的。尖扎县康 家公社，其所以发生这样严重死人事件，我们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尖扎县委在政治上的严重右倾思想和作风上的严重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缺乏对党的革命 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对该地人民群众的生活与疾苦漠不关心，干部反映情况，只爱听好的，不愿听坏的，对一些犯有严重错误干部的处理上，不是当机立断，而是 婆婆妈妈的态度，优容养奸，耽误大事。甚而在问题发展到恶化的趋势下，依然很少深入社队，全面掌握客观实际情况，认真进行科学分析和及时解决问题。特别应 该指出的，是在较长的时期内，县委指导思想上以错误的观点出发，认为该社部分生产队群众不好，以此错误观点判断决定处理该地许多重大问题，对省、州委的指 示贯彻执行的不迅速不坚决。因此给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尖扎县委对此严重事件的发生，应负主要责任。
    州委在这一问题上，同样也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对情况了解的不及时不深透，对某些问题抓的不狠，也是造成这一严重事件发生的因素之一。因此应负有一定责任，除向党进行检讨外，保证今后在省委的领导下，通过此次伟大的“三反”运动，进一步检查克服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决心把坏事变成好事。特别要加强改造落后社队的工作，教育全体干部，纯洁党的组织，把基层政权掌握在政治上真正的左派手里，严格杜绝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尖扎县委书面检讨和关于县委某些负责同志的处理报告，随后报上。
妥否，请省委指示。

中共黄南州委会
1960年5月16日

          省委工作组的报告，同黄南州委的报告都油印在非常粗糙的纸张上，这种纸张竟同延安４０年代经济最困难时出版的《解放》杂志所用的纸张非常相似，可见当年“大跃进”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是多么严重。
这个当年省委工作组的报告﹙由时任青海省高级法院办公室副主任的丁福民执笔﹚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局限性，它不可能将当年造成饥荒的根本原因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制度、公共食堂等讲出来，但其中引用的调查材料是相当准确的，一些观点至今令人深思。如：
“在大反右倾之后，对反映真实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和右倾思想混淆不清。不能积极反映真实情况，大胆处理问题。”
“党 一再指示，必须把安排好人民生活当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去完成，而我们有少数同志却不重视这个问题，埋头于生产这当然是对的，但很少过问群众生活，错误的认 为，生活是私人问题，岂不知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不断的改善群众生活；安排好生活，又是发展生产的重要物质保证。因此，这一事件教训我们，今后必须时刻关 注群众生活，学会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明确认识生产与生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安排好群众生活，才能促进生产的更大发展。”
“对于干部平时审查不严教育不够，但问题严重后，予以组织处理，不仅使工作受到影响，同时也葬送同志，这仍然是党的损失，是沉痛的教训。”
“每一个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扎扎实实、实事求是的工作风，经常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事事抓好对立面，抓好典型，推动一般，忠实的向上级反映情况，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隐瞒和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否则，将会犯政治性的错误。”
张 俊贤、杨子蔚是均是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少年就立志为贫苦大众解放贡献个人一切的人。解放战争初期，杨子蔚任中共陕西吴堡县委书记，在吴堡县宋家 川渡口，杨子蔚等吴堡县委的同志迎送了大批革命战士和中共負责人渡过黄河，周恩来副主席曾同杨子蔚进行过三次谈话，对吴堡县委的工作周恩来副主席很满意， 特将从延安撤退时带出的一套灰布沙发和一头猪送给吴堡县委，杨子蔚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将猪送给战斗在渡口上的船工，周恩来副主席很赞许，同时说，县委的同 志也很辛苦，要留一半猪肉给县委的同志。周恩来副主席离开后，杨子蔚却将全头猪都送给船工，没给县委留下一点肉，杨子蔚认定这样做并没有违背周恩来副主席 的指示。而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怀极大的鼓舞了吴堡县船工和吴堡县委工作人员的革命斗志。解放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还向周围的工作人员打听杨子蔚的情 况，愿同杨子蔚再见面，在这一时期，转战陕北的党中央进入佳县，毛泽东主席同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长谈三次，深受感动，欣然应张俊贤的请求，为佳县县委题词“坚定的站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张俊贤、杨子蔚讲真话，讲实话，为康家公社的饥民解忧，说明他们始终忠实于自己少年时的理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相连，是将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坚定的站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转化成真实行动的人。
但是，时隔不久，在党的八届十次会议以后，当时的西北局主要领导刘澜涛“左”的出奇，率先制造出“彭、高、习 反党集团”这一假命题，更可笑的是将这一“集团”同西北地区“大跃进”的工作错误联糸起来，将“彭、高、习反党集团”妖魔化、魔鬼化，西北地区因此而受到 打击的各级干部达一万二千人以上，受打击的绝大多数人与大跃进、大饥荒并无直接乃至间接有什么联系和责任。因张俊贤、杨子蔚解放前曾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工作 过一段时间﹙解放后并无工作和私人来往﹚，张，杨当年反“左”的实际行动被完全抹掉，张俊贤被无端指责为“实际上成为习仲勋干涉青海省委工作的代理人”， 受到残酷打击后被安排到宁夏平罗县任副县长，当年不打“右派”不反“右倾”的杨子蔚被一口咬定在“老省委”时犯有严重错误，举出的事例竞是杨子蔚在 1961年至1962年执行“新省委”指示处理的案例，受到处分并长期不给安排工作。因青海省高级法院的大多数干部和青海省监委杜华安，郭庭藩两位书记等 大多数干部对此不讲事实之事进行抵制，有人竟要在省法院打出一个“反党集团”来，丁福民等干部也受到影响。 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俊贤、杨子蔚的委屈才得到彻底纠正，张俊贤任宁夏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等职，杨子蔚任青海省纪委筹备组第一副组 长，省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主任，省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五届、六届委员等职，均为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张俊贤、杨子蔚生前是极低调之人，从 不将自己的革命经历说予他人，今天，将这段往事写出来，为后人记录下约五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和两位与灾民站在一起的人。
主要参考资料：尖扎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