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恒春人生传奇(文革相关部分)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4:21

五十一、酸洗除垢

在车间倒班，除了在对现场的熟悉上使自己取得了第一手资料，认识了诸多的车间的朋友外，最大的收获是让全厂对吴恒春建立了一个信念，原来他不光只是会写大字报，会辩论，也能做些实事的。

借到车间倒班形成的映像，一九八四年七月，我被抽调参加了盐厂蒸发罐的除垢酸洗工作。这也是因为，当年到兰州学习酸洗除垢技术的我和熊家林两个人中，熊家林已经当上了中试室的领导了，有些事当然不好让他来亲自去做的。

湖北省化工厂建厂所在地，地下就是因为有丰富的盐资源。在千米左右的地下，埋藏有大量的氯化钠。要让这些盐取出来，当然不能靠人力挖出。当前最先进的当然还是水采。那就是在相隔千米到两千米不等的地方打一对井，一个井向地下高压注水，另一个井则向地上抽水。这抽出的水就是接近饱和的盐水了。把这个水送到蒸发罐蒸发，就能得到盐。这种盐再经过提硝就是工业盐，是生产工业纯碱的主原料。但其主要生产设备蒸发罐因为大量蒸发，所以很容易结垢，如果不及时除垢，就会大幅度增加能耗。最危险的是一旦垢层开裂，形成罐体局部接触盐卤冷却，会发生爆炸。因此每年工厂设备大修，盐厂蒸发罐除垢是最常有的大修项目。过去这个事一直是由一个姓左的技术员主持。这一年是因为他调走了，这才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把他过去的除垢方案看过后，不禁失笑了。他的方案名称没错，叫做盐酸酸洗，“若丁”作缓蚀剂除垢。但具体实施方案就要遗笑大方了。他要求配的酸洗液初始浓度为5％。用这种浓度的盐酸充入蒸发罐，再通蒸汽，叫做煮罐。但除垢的盐酸一旦与垢层反应后，很快消耗掉，浓度会很快降低。再说，5％的盐酸只相当于食用醋的除垢能力，也就是说几乎是没有除垢能力的。那是正常情况下除垢残酸的应有浓度。

我是一九七五年与熊家林一同到兰州学过酸洗除垢缓蚀剂技术的。据此，我了解了一下盐厂蒸发罐的几个主要工艺参数，提出了盐酸初始浓度为15％，若丁浓度为1.5％的酸洗方案。这个方案一交上去，引起意想不到的阻碍，这是因为那个不能成为酸洗的百分之五的方案竟也深入人心。盐厂领导几乎不能想象用这么高的盐酸浓度能洗设备，在生产调度室发生了剧烈的争论。

当时主持全厂生产的副厂长是邓浠滨，这是个搞行政工作出身的中年人。短小精干，与我在英山时见到的徐陵是同类型的人物，是个实干家。这样的人敢作敢当，肯出死力，能承担责任。尽管他是运动中造反派的对头，但我尊重和尊敬他。在厂调度室开会发生争论时，就是他叫陈国庆到我家把我叫到会议室向大家说明这样制定方案的理由。我简单地介绍了酸洗除垢的意义和初始酸液，排放废液的浓度的不同概念及意义后，邓浠滨第一个表态，支持。出了事由他承担。这一次，是他的支持，一举扭转了将来还会被人笑话的用5％初始盐酸浓度除垢的历史。但也从此在我心中树立了他是一个真男人的形象。为了不辜负邓厂长的一份宝贵的信任，我必须认真把好现场监控这一关。我在现场与当时盐厂的总支书记一起，一直有三天两夜没有合眼，到酸洗完毕，检查设备，垢已经除净，设备现出了金属本色。但发生了两处设备穿孔。有人说，这是酸浓度太高腐蚀设备所至。但我拿出浸泡在初始酸洗液中达三十六个小时的一截铁丝给大家看，我说要是不相信科学，那就没有办法说话，更没有办法做事。这时又是邓浠滨说话。他说我们过去总是糊弄了事，一个破了的锅，把里面的锅巴铲掉了看到了裂纹，那是好事，是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事故，消除了隐患。不要归究于酸的浓度。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办事，才能发挥人的作用，心中也不窝囊。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4:38

五十二、开发氯化铵、普钙系列复合肥

纯碱的传统生产方法，是以碳酸钙（石灰石）和氯化钠（食盐）为原料，而生产过程中生成的氯化钙就成为工业废品丢弃。原料利用率不高，只有一半左右，而且工业废料的量极大，很难处理，这种生产方法叫做老（卤）碱法，所以老碱法都设在沿海。而内地有大量的盐资源却得不到利用，如四川自贡的井盐，青海的湖盐，应城的岩盐，都只作为食用盐而得不到很好利用。我国化学家侯德榜研究成功以合成氨、二氧化碳气体和氯化钠为原料，生产纯碱和氯化铵，理论上没有废料排放，原料利用率为百分之百。这样就解决了废料排放的问题而使得在内地出盐的地方有可能设纯碱厂。侯氏研究的生产办法所得到的产品是一胞双胎，就是说，同时得到纯碱和氯化铵两种产品。所以叫做联合制碱法，简称联碱法。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肥料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自从一九五八年前后起，全国大建小化肥厂，七千多个县级单位，几乎建了五千座年产五千吨到七千吨的小碳铵厂，文化革命前后又开始大规模引进成套大型化肥生产线，尿素很快就取代了碳铵作为我国化肥主要品种的地位。由于这些原因，湖北省化工厂从投产以来，很快就碰到了氯化铵的销售问题。

氯化铵，理论含氮量为33％，微酸性，易挥发。其中的氯离子易残留在土壤中，导致土壤板结，特别是氯离子对某些农作物有害。因此，在使用上，远远不如中性的尿素受欢迎。对于湖北省化工厂来说，不能是农民不欢迎就不生产，因为只要生产纯碱就不可避免地要生产同样多的氯化铵。关键的是要给纯碱的双胞胎兄弟也找到出路。

一九八零年前后，中国开始引进复合肥，测土施肥和平衡施肥的概念也开始在农村不断地被提起。中国农民终于开始接受了肥料不光是氮肥而还有磷钾肥的新思想了。一九八四年，湖北省化工厂就开始在用氯化铵生产复合肥上做文章。厂领导先是找了华中农业大学有关农学系方面的教授。希望他们能在生产复合肥上面提供技术支持。但从教授们那里得到的回答是，用氮肥和普钙作原料生产复合肥除了尿素和硫酸铵外，硝铵和氯化铵都不行。原因是普钙与氨有一个氨化反应。所谓氨化反应就是其中的氨与磷酸盐反应生成磷酸氨及其酸式盐，这些盐都能吸收大量的水生成结晶水，这个反应能让普钙变得松散。如果是用氯化铵为原料与普钙反应，就会无法造粒，使原料变成一盘散沙。厂里答应投入五十万元试验费，华中农业大学都不接受，他们的结论是这没有可能。

这时的厂长是韩际友，这是个很有开拓精神的人，原来是水采矿区的主任，五七年内定右派。他当了厂长后，大刀阔斧地很做了几件事。这时心有不甘，在厂内悬赏，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奖励一万元。这在那时真是高额奖金了。因为农村还正在推进评万元户的活动，想把大家的眼光吸引到经济上面去。

这时厂里设有三总，其中总经济师叫做黄治国，他的爱人叫做傅云荣，与我同在中试室试验组。妻以夫贵，这个傅云荣在中试室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她倒真是在女人中有点能力也能做点实事的人，还不是那种仗着丈夫的势力胡作非为的女人。大节无亏而小事又肯帮别人一点忙，平时对人也很和气。这就算是不错的了。这件事由她领头，就组成了中试室的攻关小组。这个小组有：傅云荣，傅耀华，朱福元，宋召祥，吴恒春，卢春晓。历时半年，这个项目取得成功。我写方案，我管资料，我写论文，我组织鉴定会的材料。到最后按政治身份排队，我在获奖证书中排名第三。这个项目得了化工部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

五十三、独立搞工业普查

一九八五年，全国都要从文化革命的余波中转移到搞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为了对全国的工业家底作到心中有数，这就开始了建国以来全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业普查。

这时的厂办公室主任叫做李文忠。他爱喝酒，也总是有人请他喝酒。刚好当时他家中的电话号码是 429，所以有人叫他做四两酒。这个人除了对韩厂长忠心不二，不干扰厂长的活动外，一喝酒就爱忘事。省石化厅早就发来通知。要各大中型企业组织工业普查小组，并派人参加工业普查的业务培训，为期一周。普查培训完成后，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普查。但这个李主任把这份文件往抽屉里一放就忘了。直到交普查结果时，省厅来电摧要普查表格，他才想起有这回事。这离交回普查表格的最后期限只有三天了，他又不敢找韩厂长反映，只好到总工办找人想办法。总工办的副总工是张理从，这个人外表英俊，性格开朗热情，但业务能力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没有同他在业务上有所来往。这时不是还有多少多少天，不是培训好了人能随便加油干，而是到了要交表了还没有人知道这个事，这成几十份的表格就是要人填也得几天哪。但要对省里承担责任的，能随便乱填吗？张理从这时在没有办法时说了一句：“实在没有办法，这事找吴恒春去。”

这个光荣的任务就由张副总直接找到我并说明了其中的经过，要我勉为其难地把这件事想法完成。要是在平时，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也许我还能有个讨价还价的余地。但这时，我是全副身心地想要多做事，而且不光是要补回失去的时间，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要用事实来说明我不光是会写大字报和会辩论而已，搞专业也是能人。为此，特别喜欢具挑战性的工作，专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事。但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这里面也有几分“日暮途远，倒行逆施”的意思在内。

这是三本大表册，涉及人员结构，设备投资，生产能力，成本核算，资源利用，五大部分涉及到一个大中型企业的最为关键的一切事项。要完成这份表格，最为事多的当然是财会部门了。但也涉及机动，基建，技术，劳资，规划，等全厂管钱管物管人管技术管销售的一切部门。

我接过这个任务后，充分利用了我当时作为全厂“知名人士”的这一优势。没日没夜地各处乱窜。也亏得我有这一优势，大家对我也格外宽容，只要是吴恒春找到面前，从来不再打官腔，实心实意地帮我完成任务，一切有求必应。到要交材料的最后一天，我终于完成了任务。把这份凝聚我这几天全部心血的工业普查统计表交给了张副总，他长嘘了一口气，“我就知道只有你能做到这样的事。”这一句话，补偿了我几天的辛苦。从此对这个张副总，我怀有一份很深的知遇之感。这时，我是真的体会到了陆游在词中写到的那一句话“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是多大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哀啊！

这件事过后，厂里谁也没有再提，对于李文忠主任来说，他当然不会自己承认是他的失误造成了这一次的险情。当然也就不可能“充分肯定这普查工作的特殊难度”了。约二个月后，张副总来了电话：“吴恒春，快到总工办来，你得奖了。”我到总工办，原来是我的这次工业普查工作得到了省科委的表彰。湖北省化工厂被评为《工业普查先进企业》，吴恒春被评了个《全省工业普查先进个人二等奖》并给了我五十元奖金。这在当时我的月工资才只五十一元的情况下，要算是一笔大奖了。这笔钱，我全部拿来买了糖果香烟送给了与此事有关的一切单位和个人。我自己则一分不要，但我的最大收获是再一次表现我个人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也一步一步地恢复着我那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的自信心。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7:31

五十四、攻克硫磺提纯难关

这个厂每年有近千吨副产硫磺。这种硫磺因为里面含有比较多的脱硫液中的一些成分和炭黑。所以颜色显得比较暗淡，只能作粗硫出售，每吨才只七百元左右。而与此同时的农村土法炼硫所生产的硫磺主含量并不高，但价格却要高出每吨三百多元。而我们的副产硫磺并不差，主含量也在97％左右。如果能找到一种方法，把这种副产硫磺进行一次加工，使之明显的杂质含量能进一步减少，让颜色好看一些，就能作为正规硫磺出售，至少能增加产值达三十多万元。如果能把主含量提高到三个九（即99.9％）就可能按精品硫磺出售，用于医药、农药和食品、副食品加工。则其产值会再一次翻一番。这件事早就交给了当时的中试室试验组组长傅耀华做。但在他手上，神神秘秘近一年，仍然是不知所云，到一九八六年时也就不了了之。

一九八六年五月，这事又一次旧话重提，总工办这一次点名要吴恒春承担这一任务。我要了一个试验室，要了一个助手，名叫张华中，是个有几年作分析工作经历的老资格分析工，作事很认真负责。

二个月后得到结果，可以说是大获成功。提纯成本不到每吨三十元，但结果却能使副产硫磺经提纯后达到四个九（即99.99％）。并请厂设计室的王兆智工程师设计了电感应加热专用设备。试验报告送到总工办，他们很高兴，重点向厂部作了汇报。这提纯过的硫磺，颜色呈亮黄色，均匀一致。总工办把这些样品陈列在厂部会议室近一月之久，并以此向省厅领导作了汇报。当时运销处负责人沈之久还将此样品送往广交会。据他们说外商对此很有兴趣。

这一到手成果，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被搁置。

追究其中原因，可能有下列几方面：

1、管理权限，副产硫磺属合成分厂，不管能卖多少钱，都是合成分厂的收益，一旦单成项目，由总厂管辖，其经济利益就归于总厂，这对于分厂来说，不得其利反受其损，所以分厂并无积极性；

2、对于总厂来说，总工办想得此项目而无有力人的支持，而就总厂而言，这一项目相对于全厂几个亿的产值而言，那是太少了，并没有积极性，再说，这个项目给他一个什么地位也难，这要是算一个车间吧，又太小了一点，现在的车间主任谁也不来当这个有名无实的小官，而现不是车间主任的人又很难让他就此当上这一官职；

3、对于技术人员而言，这是已经被吴恒春吃过的梨，其中没有什么油水了，不便于插手。

一个小小的项目，弄得几个方面都没有积极性，当然就只好放到一边不去管

他。家属连当时的负责人张存启很有一点事业心，一心要把家属连办成有经济实力的实体。这时家属连的副职是一个叫做刘礼贵的人，那是由五三农场调来的，来后也曾在本厂朱湖农场当过负责人。终于被他熬到当了家属连的副连长，我的侄女吴惠芬要到厂里当临时工，已对医院当时的院长赵月亭（俞绍争的爱人）说好了，但要到家属连挂个名字，说明全厂用临时工是由他们统一管理。这在大国营不过是一个手续，但他可能因为看到我是个反面典型，好欺，拒不同意。最后我直接找了劳资处长赵明权，他也同意不通过家属连直接去医院上班。二个月后，家属连有人找来要这个项目，我一口拒绝。坚决不合作，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公报私仇。成果属厂里所有，我不能管，但我个人则不合作，这也使此事搁浅。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刘礼贵当他在五三农场的时候，就听说过我这个人，应该说我们是有一定的渊源的，不敢说要他对我特别照顾，至少也不能狗眼看人低。他这时候在我面前表现自己的特权，这就是人品的问题了。所以我对这种人是一定要表示出最基本的鄙视。

五十五、副产炭黑

湖北省化工厂净化车间，每年有近二千吨的炭黑产生。这种炭黑粒径很小，松比重又轻，大约只有每立方厘米零点六克左右，颜色又呈深黑。对它的处理自开车以来，一直是湖北省化工厂的一大难点。一是不能往水中排，因为只要一点点就能让一大片水面变成墨水一样。二是不能向外倾倒，因为一有风就满天飞扬，能被风送得很远的地方并造成大片地区的发黑。三是烧不掉，这种炭黑说是炭，但却是历劫余灰，一生成后极易吸水，很难燃烧。四是它不易腐烂，既不怕酸又不怕碱，可以说是几乎拿它毫无办法。从开车起，厂里就为它专门买了一块几十亩的“墓地”专门堆放炭黑。

不能想办法减少这种炭黑的生成量吗？这个办法很难想。重油进行不完全燃烧，产生大量的氢气和一氧化碳，为了提高重油的造气率，当然不能给它足够的氧气让它自由地完全燃烧，否则就只能得到二氧化碳和水。

既然在它燃烧时供氧不足，当然就难免有少量炭黑产生。要有效地减少炭黑，就必然会多出二氧化碳来。这是难以两全的事。

到一九八六年，先买的那一块面积达四十多亩堆放炭黑的洼地已经告满，又要买地了。这一问题不解决，终究是厂里一个沉重的负担。

这时，中试室的主任是苗富荣，厂里管生产的副厂长是何光安。中试室也改成了产品开发研究所了，所长是李能旺。总经济师黄治国的妻子傅云荣则当了所里面的副总工程师，所里面的总工程师就是一个叫做朱尧的人。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前后，一天傅云荣和苗富荣找到我，说是副厂长何光安点将，要吴恒春承担副产炭黑的攻关项目。自从作结论后这二年，我在业务上势如破竹，一路攻关夺地，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了，自信心很足。听说是厂长点将，我当然又是自以为非我莫属。但到中试室一开会，有七八个人参加，在会上我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有了这个方案，傅云荣就以中试室的名义向厂部打了一个报告，并以我在会上拿出来的方案为主要内容。厂里当然很快批了经费。这时就轮到中试室正式成立炭黑试验小组了。由傅云荣主持，召集了七八个人开会。宣布这个小组由她担任组长，苗富荣担任副组长，我只是其中的普通成员。这次，我发表意见了。我当场申明，我不参加这个小组。

在这之前，我所从事的一切项目，因为都不是我的组长，那怕明明方案由我提出，人员由我调度，资料由我汇总，报告由我起草，论文由我撰写。但到最后，成果是别人的，我在整个成果中排名第几还要看这人有没有良心。这在刚开始时，发表论文要由单位盖章，我为了能发表自己的论文，不得不出卖成果的话。到现在已经由科研成果的买方市场变成了卖方市场，我当然不能再做傻瓜，不当课题组长又非我不能完成的攻关我是不会再做的了。傅云荣没有料到我会在这里发了威，一时也不知如何应付。就干脆在中试室吵了起来。他以为我还是以前那样好说话，说：“你不就是争着要当组长吗？”我说：“不错，当课题组长又不犯法，又不是争当官，为什么不能争？你不给我当我又不要，不过不参加这个组不行吗？我手头又不是没有事，你让别人干去，为什么明明要我当主力却既不是组长又不给一个主力的身份，当我是四类分子，白效劳啊。得了成果，拿了奖金，发表了论文，都是你们的。我为什么要干？既然这些将来都是你们的，为什么要靠我来干？”傅云荣这一下急了，急忙说：“你把话说清楚，什么你们我们的。”我说：“还要怎么样才算说清楚？事情摆在那里，白纸黑字，发表的几篇论文是如何排名的？我是第几？那些排名在我前面的人起过些什么作用？大家心里都有数。”到这样，傅云荣让步了，说：“好，这个组长你来当。”但到宣布时，还是她当组长，不过是我挂了个副组长。但我还是不干，我说，我不当副组长，谁的项目谁当组长。组长的责任由组长承担，不能叫不当组长的人拿方案写总结却由组长得成果，谁愿意干谁干。

可能这是一个很受厂领导重视的项目，傅云荣也确实不想让出这块“肥肉”。但要是拿不出结果来，却又不好交帐。她玩了一个花样，就是把炭黑一个项目分成三个小项目，由她统一管，并兼管其中一个，而由我单独负责副产炭黑在导电橡胶中的应用这个课题。这样，无论那个方面得到了成果，都能名正言顺地说是在她的具体领导下取得的成功。但这样一来，对我来说就是大大的不同，一切与我有关的事得由我说，成果由我组织鉴定会。我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当然也就乐得让点步了。

搞课题，不完全靠专业，仅有专业能力是不够的。重点的还是综合管理和资料数据的处理，这要写作能力。我只读了三年大学，专业能力并不很强，武汉大学化学系的规定课程我都没有学完，充其量算是一个大专生。但我的写作能力强，综合处理数据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都强过同龄人。所以在搞课题上显出了特有的能力来。人在世上，有没有水平不完全靠自己掌握了多少，很大程度上要看你能拿出多少，能用多少。无论有多大能力，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让学生听明白，那不算是好老师。无论有多么了不起的成果，不能用文字表达出来让社会懂得，这个成果也就没有意义。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也得有成文的论文让人懂得才算享有这个成果。我们有很多大学生，专业不错，但写作很不行。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他所能发挥的作用。

傅云荣这样分的结果是她的利益保住了，而我的目的也达到了。最后只有我的这一项《副产炭黑在导电橡胶中的应用》取得成功并召开了鉴定会。最后这个项目获得了湖北省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

副产炭黑在导电橡胶中的应用这一成果的获得，直接导致厂里设了一个专门的炭黑车间，从此，脱离了副产炭黑难处理的这一沉重包袱。不仅不是包袱了，而且还成了一项颇受人欢迎的有利可图之事。产品销往深圳广州等地，听说还要经常开后门才能保证供货。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7:57

自从一九八四年十月给我作了政治结论后，在八五年到八七年的三年间，我可以算是成果累累。这有两个心理原因，一是已经活过了四十岁了；二是政治结论已经作出。第一条说明我下余的时间是白检来了，人总要干点什么吧；第二个事就更说明，在政治上我已经是毫无希望了，只有从专业上有所作为，方不负为人一世。因此在这三年中，我先后发表各类论文十七篇，分别刊登在《纯碱工业》、《小氮肥》、《中氮肥》、《湖北化工科技》、《商品包装》等杂志上。但这一切好像是发生在与本厂不相干的别的某一个单位。这几年中，复合肥得了化工部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副产炭黑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成果三等奖，另获得本厂不得不评的各种成果奖项近十余项。承担由副厂长，副总工点将承担的项目三项。而且都取得了令安排任务者喜出望外的好结果。这至少说明，我的业务水平和攻关能力是得到了全厂上下一致好评的。但所受到的歧视却也令人不敢相信，也实在无法容忍。

在搞复合肥时，为了要选择磷肥原料，这就有必要到我国出产高品位磷肥的最有名的地方去作些调研。但我国普遍缺磷，尤其缺高品位的磷矿资源。只有云南的昆明近郊是出高品位磷肥的地方，也只有那里生产重钙。（有效磷的含量达到30％以上）。而我是搞复合肥项目的资料主要撰写人，也是试验方案的提出者。但傅云荣有一次在办理出差手续时说，韩厂长不同意我到昆明去。因为那里离国界线太近，怕我外逃。

本厂有有线广播，也有有线电视，这都是宣传的重要武器。我厂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吴党生在孝感地区参加党员培训班，作了一次发言，得到了本厂大张旗鼓的着力宣传。本厂有一个姓丁的副科长在丹江口市参加一个行业会议，在会上散发了一篇行业论文，在厂里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本人所作一切却是从来没没无闻。更有甚者，在召开副产炭黑鉴定会时，明明本人是课题组长，是项目负责人。鉴定会邀请了石家庄，襄樊，宜昌等地的橡胶界权威专家到会。这对本厂来说，是很少见的大型科研活动。所以厂有线电视没有办法避开不来录像，也不能不作报道。但最终录像时竟真能够让我始终不上镜头……

我所享受的待遇实际上不如四类分子！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实在是打不起精神来再做下去。我们这一代人是学过毛主席著作，也讲究无私的奉献。但这种奉献竟得不到受到这种奉献的单位的认可和承认，那么这种奉献还有必要吗？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8:25

用专业来证明自己的梦很快破灭了。对于你的一切，这个社会，或者说是这个社会上的某一层人能够真正的熟视无睹。只要你在大局势中落了下风，只要在未来的存在中对他没有好处，就休要想让别人承认你什么。

我不得不另谋出路。

一九八七年初，当年武汉钢二司的副司令，第二号人物方宝林这时也处于自己寻求出路的状态中，与武汉的当年的同伴们纷纷恢复了联系。不过开始不久的联系让我对他的看法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他本来给人的映像是很有魄力，有组织能力，精明强干。我时常把各个组织的第二号人物相提并论，认为是一个较好的人员配备应是第一号宽厚，第二号精明，第三号威严。比如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而一个成功的群众组织也脱不了这个模式。如钢工总的朱鸿霞和胡厚民，（第三号夏邦银显得弱了些）；九、一三的李想玉与杨连成；二司的杨道远与方保林，丁家显。都是成功的配合，这三个第二把手都精明过人。这个方保林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比我吃过的苦头还要多一些。我只住过“五不准学习班。而他却认真地坐过死牢。在苦难中，坚持了一个男人的基本立场，没有乱说，更不乱编。他先是分配在沈阳市工作，属几机部不太清楚。审查完毕后就回到了他的河南老家南阳市，在一个中专机械学校任教，不成功。很早（约八六年）就自己单干，在社会上混。一九八七年我见到他时，因为当时我们都还没有脱过危险，所以那是他多次到汉其中的一次，他以前来总是不找我们，只找对他有用的人。胡卫平的父亲是个老红军，其家中的亲戚有不少当时还在河南任高职。如当时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就是胡卫平的舅舅。所以从八六年起他多次到汉全属秘密活动，只悄悄地见胡卫平，对胡卫平的父亲亲密恭敬有加。而对其它人却一再要求胡卫平一定要保密，显得神神秘秘的。他的目的是要通过胡卫平把他的案子消掉，再安排一个好工作。谋求一个好的位置，本来也是人之常情。我看韩愈的散文中为了能让当权者给安排一个官作，写了好多烩炙人口的佳文，里面却有不少是叫人肉麻的巴结。而大诗仙李白也写下过歌颂杨贵妃的诗，（云想衣裳花想容四首）还有什么“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拍马屁之句。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也叫过张闻天的妻子为“娘娘”。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也不算什么。但不能有伤朋友之情。逢高就拍见低就躲，这就是一副市侩嘴脸了。

八七年初他到武汉是因为想在武汉找一个单位合作开发人工培育猴头菇。刚好我在英山有过人工培育银耳的经历，此事我很有兴趣。在一个当年的中学生谢保安家中见过方保林后，这事就进入了实施阶段。经谢保安找他的熟人朋友联系，很快找到汉阳二十三中，这个学校有很大的防空地道，刚好能用作培育猴头菇的场所，而且地道中又冬暖夏凉。更为凑巧的是当时武汉正在号召人们利用空防工程。四月底接种，到六月就开始出菇了。

这是用清一色的罐头瓶子，在地道中摆满了三十多米的一段。总数在几万瓶左右。全部出齐后，白花花的一片，实在很有点像是小白猴站在那里排队。不过这些猴子都躲在瓶子中只露出头来。这在全国占何种地位我不知道，但在湖北却绝对是第一次，是一种了不起的成果，所以，武汉电视台，武汉科技报都到现场进行过采访并作过很重点的报道。不过眼见得收得了成果，汉阳二十三中的那个校长就见利不放了。撕毁合同，不想分利。当然结果是不欢而散。

这一次，我的收获是二个方面，一是我有了对传染病医院的万大夫表示谢意的最好的礼物。我拿了精选的四对送给了万大夫。第二是我再一次对人工培植真菌类的各种菇有了更深的映像。当然，也是在这一次才算是真正认识了谢保安。听人介绍了很多他的情况，对他映像颇佳。据说他曾因受审查与专案组大吵大闹，直接拒绝接待外调而被打入过死囚牢房，从此后，我把他当作可以信赖的人。

五十八、闯海南

这时，王军也度过了最难的几年，终于又开始崭露头角了。我在住院等待死神的宣判时，他却是在等待着人的宣判。四人帮倒台后，他被捕入狱了。在狱中两年后无罪释放，但却从此当不了记者。先是当了近一年的夜班校对，后来又让他管长江日报的基建。到八三年，对于文化革命这一伙子人是先后作了结论了，于是，他也算是正式安排了工作，不过是有所限制。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不能搞政论，因此就把他调到广告科。我国当时的广告事业，算是聊备一格，其实是没有什么事好做的。搞广告的人也没有人重视，因为作广告的概念根本就还没有深入到经营理念中来。但自王军的进入广告界，却正是我国经济向市场化过渡的大好时机。一旦经济启动，广告就是一门很来钱的事业。不过因长时期的冷落，导致在从事广告的这一行中，人才稀少。没有高素质的能与大客户打交道的人选。各报社当时对于其广告科无不是当作一个养闲人的地方。一旦要拉上场派用场了，就觉得这些人文化素质太低。一时间也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了。”但王军作为当年武汉钢二司的宣传部副部长（我走后实际是他当部长），有广泛的社会交往网络，有丰富的与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知识，有足够的自信心。这一切，使得他一进广告界就成了“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了。何况他还不止是一只猴子呢。所以在八五年，八六年，我的专业成果正多时，他也大有收获。连续二年，长江日报的广告业务收入在全国城市报纸中名列第二，仅次于羊城晚报。一九八七年，他被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全国一级协会（广告协会）下属的四大协会之一的《报纸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杨荣刚看中了，调到北京当了报委会的副秘书长，一时也很有点春风得意的样子。尽管这时他不再是无冕之王，但他的记者身份还是得以保留。

一九八七年夏天，他全家四口一起到我家中度暑，他只要一有空就对我滔滔不绝地讲解他在广告界的得意之处。一天他说到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要对广告业的从业人员进行一次业务培训，让他们知道，要拉广告，就要知道潜在的广告主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人能接受广告和愿意出钱做广告，这就要看行业，管理人员素质，广告业工作人员的水平能力。根据他说的，我花了三天三晚的时间，写出了七万多字的《广告主心理学》原稿。他看后满意得不行，再三表示，他要在回去后加上他这三年从事广告业的经验和事例，把这编成一本书。那就会是十几万字的一本广告业上的新著。这本书倒是从来没有编成，不过是他拿着这份讲稿到北京商学院以客座教授的名义给全国第一个广告专业大专班讲了一个学期的课，为此而树立了他在全国广告业界的理论权威的地位。大凡有这方面的学术交流必请王军出席。他参加了在深圳，兰州举行的二次理论研讨会，所获甚丰。我的收获就是让他再一次领略到当年的老宣传部长的笔还没有老化。

这年的冬天，他专门来到我家，讲起了北京报委会的打算，就是要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作到海南投资办一个公司。计划由他先期动身打基础，他的身份是副总，他要我同他一起出外，当一回“拓荒牛”。这正是我情绪低落的时候，也就一拍即合。

一九八八年的三月，天气很冷，雪还没有真的化净。三、八这一天还下了一场冰雹。王军约好的一班子人在他的家中聚会准备闯海南了。这一群人中，有施鸿鄂的弟弟施鸿蜀，有长江日报的记者胡乾武，刘兴顺，有长江开发报的记者杨武，有胡卫平的弟弟胡卫星，有王军的妻子娘家侄儿陈异，有王军的弟弟鲁兆雄，加上王军和我一共有八、九个人。从武昌车站上车后一路向南，天气也一路变得暖和了。过了长沙就开始一路的脱身上的衣服。到了湛江下车后，就完全是一身武汉人夏天的装备，单裤汗衫。这一次的气候变化体验对于我来说，真是奇妙得很，真是终生难忘啊。在武汉还在大雪飘飞，满目凄凉，水冷草枯；到海南却仍然是满目苍翠，鲜花盛开！这真是在一天之中就过完了一年的四季。

到海南后，我们第一站是住到三亚市委招待所，并立即着手办理申请工商执照。成立的公司叫做《中国亚东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二千万元人民币。这时实际上我们手头的资金只有二十万元。王军是这个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我就是集团办公室主任了。在这个集团公司下面，计划设立四个总公司，分别是《亚东新闻开发公司》，《亚东工贸总公司》，《亚东旅游总公司》，《亚东广告总公司》。与集团公司同步成立的是《亚东新闻开发总公司》。并以这个公司的名义进行了第一步工作。这就是要举办一次中外投资贸易洽谈会。会议地点选在《鹿回头宾馆》，规模计划为五十人左右。由北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人出面邀请了韩国，日本，香港，等外国（含港澳台）商人约三十人参加。这在刚要开发的海南省，无疑是一件大事。因此，我们的到来，很受三亚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在不长的时间内，三亚市委办公室主任陈冠之，三亚市副市长江上舟，三亚市开发办公室主任陈贤等一群局长科长就是这个公司的常客。

要召开投资贸易洽谈会，第一的任务当然是要准备一套介绍投资环境的资料。我们这一次来的人中，有四个是长江日报的记者，我再也想不到这一任务会是落到了我的头上。这是在全体职员第一次的全体会议上，王军说明了任务后，要求有人主动承担，但时间只有十天左右，因为对别人的邀请函已经发出了，会议马上就要召开。正式开会时间是在四月中旬。我们是三月中旬才到的三亚，而办理营业执照就费了近二十天，离会议开始只有十来天了。这一任务一说明，张三也不接受，李四也不接受。理由是很实在的，那就是三亚是个新开发的地方，刚由县级市升级到地级市不久，百废待兴。根本就没有现成的资料好借用，完全靠我们自己来编。一套资料至少要包括：人文，地理，气候，资源，政策，交通，发展展望，优惠条件等各个方面，最少也得有十万字吧？就是有现成的材料用一个人抄，也得十天才能抄完，更何况是写了，更何况编还没有现成的参考资料。这又不是能靠自己在屋里拍脑袋能弄出来的。这一说，王军也觉得很为难，用求援的眼光看着我。在大家议论这一事时，我也在思索这事的难处和着手点，一事当前，当它是不可避免时，就只能在完成上想办法，而不是因为没有办法就不办。王军也可能是想起来我三天三夜写出了七万字的论文的事吧。我只好说，这件事交给我。不过我的文章是应用的，文采不好，要记者先生们帮助修改润色。在难题面前，大家倒是真的巴不得有个人出来顶缸。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让人充分表现而不至于得罪人。换一个环境我也不敢这样张狂。

我先找到三亚市委外宣科，科长叫做张天玉，算是我新交的朋友了。我说了我们的打算和难处。他非常理解也很支持。动员几个人，拿来了他们所保存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等一切对外宣传中用过和没有用过的资料。又找到开发办的主任陈贤，他主管开发，当然是对于一切优惠政策心中有数了。又找到人才中心主任。要来了这里自从开发以来进人和用人单位清册，配合电话号码本，对现在的三亚市的发展也就有了很清楚的概念。仅用一天时间，图，表，文字资料，就弄了一大堆，再找也就找不到什么。备齐资料，我就在市委招待所三楼南边的一个房间开始闭门造车了。为了节省时间，早餐就是让人到外面给我买回几支香蕉，中餐和晚餐就是泡方便面条。整七天没有下楼，第一批约十五万字的资料就脱稿了。后面的工作，当过记者的人也确实是轻车熟路，很快，一套十几册，洋洋十多万字的资料就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一问题解决后，他们就全部进入了会议筹备工作中。转移到了鹿回头宾馆。只留下我一个人还在市委招待所吃方便面。因为还有会议文件要起草。这一次，可能是几个记者看到了这个不搞文字工作的办公室主任的实力。在文字工作上再也不同我来“争”了，会议议程，主持人发言，市领导发言（这是规矩，要他们参加会议，得连发言稿都给他准备好），会务安排。作息时间表。一整套会议文件又是几万字，也得起草。这一次的难度在于给别人起草的发言稿总得征求人家的意见啊，这就费事了。一直到会议要开了，我才到了鹿回头宾馆。

这次会议按我们这些处地人的观点看，规格相当的高。因为在临开会前，一下子来了三个在国务院当过副部长的人物，不过是都退休了的。一个是当过第一任中国驻朝鲜人民共和国大使，后任中央劳动部长，似乎叫做李云川的老同志。还有两个地位也与这个李部长相仿。在请来的来宾中，预计中的来宾都没有来，最后支撑场面的就是有一个南韩代表团，由一个美国籍南韩人带队，一共不到十人。但就是这个代表团，也使我看到了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的所谓政策和公正原则。当时我们还没有与南韩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南韩人不能组团进入中国，只能以个人身份经由香港办个人旅游签证。所以这个团在到了罗湖海关时被卡在关外。这事怎么办？我们对三亚市怎么交代？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来的几个人也真是神通广大，连夜往吴学谦家里打电话。当时吴也不是外长，是国务委员。但就这样，在不到一个小时中，事情办妥了，由北京直接通知了罗湖海关放人进关。

在我们向三亚市委市政府报告说是要组织一次国际性会议时，他们还有些不太能相信。就是我自己也有些怀疑，等人一到，我们就大家放心大胆了。而三亚市的领导们也皆大欢喜。开会那天，三亚市各局领导纷纷出席。会议气氛很是热烈。这次能向与会者交代的是，这来的人中，包括了南韩，日本，美国三国的公民。尽管他们全是南韩人，说是一次国际性会议也毫不勉强。正是因为这样，接待他们也只能用南韩语言。这些人中，多半通日语，一半通英语，全部能懂朝鲜语。但我们刚好找不到南韩语翻译。在会上只好用上了双翻译，一个日语的，一个英语的。

会议由我主持，总算中间没有出岔子。北京来的那些人见过大人物多，但经过大场面少，所以也没有人和我争这个主持人的位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得到了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说我的普通话说得好的表扬。

这次会议奠定了我们这个“亚东集团公司”在三亚市委市政府眼睛中的地位。让他们看到了这个刚办的公司的后台实力。

会议开完后，就要正式分工，健全公司机构。王军是当仁不让的副总裁了，而我也就成了当仁不让的办公室主任。下面还要成立人事部，财务部，新闻部，公关部，编辑部，实业部等机构。这时，公司有了三十多个人，其中有九个各报社的记者。包括长江日报四个，长江开发报二个，河北信息报一个，河北电视台一个，再加王军一个，应该说是人才济济了。但在分工时，都只愿任副职而不任正职，表现得十分谦虚！好多个正职都向我身上推。而且要是我不任正职，他们就连副职都不承担。导致我一下子任了办公室主任，人事部部长，公关部长，新闻出版部长，编辑部常任副总编（总编是王军）。有一次我们与江上舟副市长聊天时，他问起在座各人的职务，听说在坐好多记者，新闻出版部长却是一个没有当过记者的学理科的人时，就说，你们是不是在用人上有问题啊。事后我问过王军，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太霸道哇？王军说，这倒不是，我听他们说过。我们的后面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要是事情办不好是不好交代的。弄不好后来就没有正式的职务，他们都想由你带着先打下一个基础。这件事弄得我妻子后来都责怪我太要强，过于锋芒毕露了。这也只好怪我当时的心情，是真的不想再回到那个什么化工厂了。总想把事弄好，也算是“老马深知路途远，不需扬鞭自奋蹄”吧！为了表示我的无私，侄儿吴宝红追随到海南，我就只让他吃闲饭而始终不曾给他安排职务。

在刚把三亚的事情弄得有点眉目，就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发展，要成立各地的联络站了。先在武汉搞了一个联络站，站长由谢保安担任。三亚这边也在不断地发展之中，表现很是红火。要成立旅游车队，要申请进口车许可证。要办国际旅游批文。这时，我们是住在三亚湾大酒店一楼，每天房租90元，这在那时是很高的了。不过，我们也是一屋两用。白天办公，晚上住宿。而且晚上是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把床上的席梦思拆下来摆在地下，就是两张床。多余的人就睡在地毯上。这时，谢保安向王军推荐了一个叫做张紫怀的人，原是武汉铁路局武昌北站某单位的一个会计，说得多么多么好。让他来后，与人打交道也表现得很是谦和。不久，他通过鲁兆雄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说他年纪那么大，（当时他比我要大几岁，年过五十了）不要求职务，只要求允许他印一个名片，上面印上总会计师。但待遇，职权都是一个普通会计，对内不要求什么。这一点，我也有过这样的遭遇，人总是要面子的。那是一九八五年，我和当时厂里面的总工胡年继一起，到江陵出席全省的化肥协会成立大会。当时我还是助理工程师，曾向胡总提过想印一个工程师的名片，但未获同意，心中很不痛快。为此，我同意了张紫怀的要求，但这就埋下了后来内乱的伏笔。

谢保安，是属于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汉阳人，其叔叔谢威时任华中农学院的党委书记，属中央管理的高干。谢保安的父亲也是早年党的地下工作者。文化革命开始时，谢保安本人在汉阳铁中读书。文化革命后期据说他也是武汉钢二司的中学生常委。听他自己和别人介绍，说是他在接受审查时，几乎是不惜生死而保持了一个男人的气节。无论逼供信搞得多么严重，他都能保持有就是有，没有的绝不乱编。这是我很在乎的一个人的起码的品质。正因如此，我对松涛不能原谅而对谢保安有特别的好感。

一九八八年的七月，我回武汉有事，也要顺便招几个人回去，为了能办理在海南的户口转移，还特别带了人事商调函和调令。手上带有我生平第一次开晕的高档用品“秘码箱”，里面装有六条云烟，三条珍珠项链，八百多元现金，几份人事商调函。在海口吃饭时，有我和刘兴顺，王军，陈异等刚好凑在一起，在一个大排档上，一张桌子四人一人一方，我的秘码箱就放在脚边。正吃时，老板出来了。那是个其貌不扬的四十岁上下的男人，身材瘦小，弯腰驼背。我们正在聊天，出来一个年轻女人，身材又高又大，年纪约有二十出头。老板笑着说，你们看我和她是什么关系？我们一看，那怕是在海南这样开发的地方也无法把他们往夫妻上面拉，这也太不相配了。所以说，是你女儿吧。他一笑，说，这是我老婆。这一下逗得我们各用不信的眼光盯住那个女人看。这一看的代价是，我放在脚边的秘码箱不见了。我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对别人又无凭无据的，只好自认倒霉。临时找他们要一点钱还是继续我的武汉之行。

到武汉，受王军之托，专门去看了一下谢保安的驻汉办事处。那是在同济医学院旁的一个军事单位的大院里面的一幢楼房的二楼，一个套间，房子很宽大，里面布置了全套的沙发，全套的办公桌椅，文件柜，茶水柜一应俱全。最为奇特的是，这个办事处门口写有一个水粉牌，上面写的是：因为世界杯足球赛，上午不上班，有事下午来。为此，我对谢保安说，公司刚开张，不要说是办事处，就是海南公司总部也不敢这样开支，再说刚开始的公司总要给人留下一个兴旺发达的映像。你这样铺张还没有人上班，是不是过份了？再说，我们这里有个联系地点也就足够，何必要聘个小姐呢？你们根本就没有业务。小谢当时唯唯，在我走后不久，他就给王军打电话，气愤填赝地说：“他是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我是驻汉办事处主任，我们是平级的，他凭什么要在我面前指手划脚的？”王军在这里其实又用了当初武汉大学化学系我们年级辅导员的老思维方式。对吴恒春的风风火火开始吃不消了，对于我正如日中天的威望有苦难言。因此就在电话里对小谢作开了工作，说什么“老吴就是这样的人，随便做什么都风风火火的。你不要放在心上，他回来我再找他谈一下。再说，他这个人对人没有恶意。”这话听起来都是好话，对我连一句不好的话都没有。但在这里，是非完全不见了。而正在这时，小谢的爱人李桂清正在往广东去的路上，说是要去汇报工作和报销。等我回到三亚，李桂清已经在三亚了。她的这一次报销就是开办驻汉办事处的费用，一共也不过是不到二千元钱。但她去时路过广州，住了四五天，花费也达近二千元。王军二话没说，报了。这事给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我们造反派的战友”是不能接受制度管辖的。

到十一月份，我们要召开第二届中外投资贸易洽谈会了。这一次轻车熟路，我也没有像第一次那样费力，不过这一次是连几个做样子装门面的外商都没有。但规模倒也不小，到了七十多人，光会务费也多少赚了一点。我正在主持会议的过程中，公司副总裁，刚由北京来的余放收到了湖北省化工厂要我马上回厂上班的电报。但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他秘而不宣。直到会议开完，他才把电报给了我。原来是厂里终于知道了我的下落，对我下了最后通牒。

我的离厂，是以到武汉看病的名义，请了病假出来的。自从三月六日离厂后，就没有回去过。每个月由王军的爱人陈晓云找在医院工作的熟人开出病假证明，寄到厂里去给我续假。但五月份在三亚市委招待所住着写会议资料时，有一天下午吃过晚饭后几个人站在招待所门外聊天。被厂里医院一个护士看到了，这个护士姓蔡。回去后就绘形绘色地宣传，说是吴恒春好像是在海南办了公司。别人说怕是去玩的吧，那个护士还要更明白地说，不像是旅游的，因为他身边围着很多人，大家都在听他说什么，他们同里面的服务员也熟得很。这时就难免有人要到方霞那里去落实一番。当时，闯海南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再说，一个被压抑久了的人也总想能找点机会出一口气。她到这时觉得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再隐瞒下去，也就直认了。就没有想到，共产党的基层整起人来真还是不整死绝不罢手的。这就专门下了一个文件，内容是说为了留住人才，凡是夫妻双职工都在本厂工作的，不得有一方离开，要走就双方一起离开。这就是说，我如果不回去再给他们整，就必须两个人一起滚蛋。这个文件下了不久，也就真的有人通知方霞，要她另谋出路，退房。这时，我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破釜沉舟，同时离厂；要么我半途离开海南回厂。当时，我在厂里的月工资已经到了143元，而在海南，我也只给自己定到了360元。（基本工资 300元，职务补贴60元，这是一个部长的职务补贴，尽管我当时身兼六职，但只要了一份职务补贴）。这区区的工资是不够发一次病的。因为病，不管这个厂对我是多么的不公平，总是不敢真正大胆地离开他，而我当时再也没有想到是还能活到六十岁的。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忧虑是，最怕待我死后还有人要落井下石，说什么：“要是老吴初不做发财梦，也不至于死在外面。”这句话能对方霞造成多么大的伤害我是知道的。再说，这时，在亚东集团内部，也矛盾重重。

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打起了官司。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行行长是陈慕华，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总经理是秦道夫。前者的行政级别肯定要高于后者。在计划经济的时候，保险公司是只能收保费存入银行而不能自主从事投资和其它金融业务的。在八八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向海南投资办了“亚东集团公司”后，还有一系列的投资计划，这样，中国人民银行就不能不过问了。因此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保险公司的资金流向问题。眼见得很可能这个亚东集团要放手了。但原投资者中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报纸工作委员会都想独立接管这个公司。但当初创办这个公司是王军出面，现在一切均在王军带来的人手中，而注册的钱却又是保险公司出的。双方相持不下，都把力量用到了拉人的工作上。谁要是掌握了吴恒春，就等于掌握了这个公司。因为当时所有的对外联系，内部各种注册文件（包括执照印章）都在我的手中。十月下旬，保险公司就派出了原辽宁省保险公司的一个处长，名叫余放的到海南来接管公司。（这人其实真名叫做余喜生），他带来一个情妇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资处处长的一个小兄弟。一行三人如同钦差大臣，行经武汉，专门在武汉停留了三天，小谢就在他身上做了些工作。所以他们一行一到三亚就摆开了一副要甩开老吴的架势。

但他们到三亚后，却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这就是只要离开了老吴，什么事都无人办通。刚开始，他们以谢保安的人为依靠对像。这就是张紫怀，杨华两人。除了执照我因未得到王军的同意拒不交出外，一切活动他们自己开展。树要倒了，猢孙们当然也要考虑今后的出路。纷纷把老吴冷落在一边，好像能独占天下了。这个余放因来自于一个省保险公司的处长，当然要摆点谱。他来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先要与当地政府接上线，想约见市里领导。这些人中，只要能出面的，在与市里领导见面时，我从来没有避过他们，他们也都与这些领导认识。但就是不能安排一次见面。实在没有办法，余放才找到我，说，老吴，能不能安排让他和市里领导见面。我说行啊，你定个时间。在与市里几个主要负责人见过面后，听到的都是对老吴的一致赞美。时间不久，余放也终于不得不把依靠的重心转移到老吴这边来。

为了争取到余放他们的信任。张紫怀以半百之年不惜卑恭屈膝，到他们那里吃一点并不好吃的沙拉就见人吹嘘。弄一些生菜，切碎后加一些简单调料，这就是沙拉。但在张紫怀那里却意味着是余放信任他，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暴露无余。一到余放重新又回到老吴这边，他就整天惶恐不安。……

这个世界，说简单也就真的简单到了极点。只要碰上那么几回与钱有关的事也就够了，什么牛黄马宝都能被人看破。人格，品质，都要经得住生死和钱的考验才算数的。而通过这一次的变化，我也再一次看到，所谓的造反派们，也不是能真的为人民掌大权的人选。没有几个能够真的受得了涉及个人品德和人格的考验。这样的事我却是多次碰到，为此，我也伤透了心。这也是迫使我下决心退回厂里重新来过的重要原因。

我要走，事情也不简单，首先是要交出人事交往的关系。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三亚市的各级领导说，我因厂里有事，要走了，我的工作由某某接替。然后是把自己手中的各种资料，执照，印章一一交给王军。

到一九八九年的元月，才在第二届中外投资贸易洽谈会人员到通什活动宣告会议成功结束后的一个晚上，到三亚市委招待所大会议室开了送别宴。

宴会过后，我连夜于十二点离开了三亚，从此又回到了我工作过十多年的湖北省化工厂。我走后不久就进行了整风。说是整风，其实是要把由王军组成的班子摧毁。整风的后来是裁员，到后来余放他们也就撤走了。这个集团公司也就剩下了王军带着三四个人支撑以此度日。实际是寿终正寝了。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8:42

五十九、被逼回厂

我于一九八九年初回到厂内，这次的回厂是被逼的，也是公然表示了我的不合作态度后的回归，厂里当然也能料到我这次的回来不会还像过去一样温顺，因此，也没有对我有什么大的举措。本来他们对我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整得我有口难开的。其实也都没有用，只不过是应付了一下形式而已。

要是他们认真起来，我有十一个月不在厂内，却按病假照发工资。未经请假私自外出，近年不归，另谋职业，这是现在都是一个正规单位所不允许的。但我回去后厂里提都没有提，工资照发，奖金也照拿，只是过了有大概一个月后才由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产品开发研究所”的办公室主任许少华给了我一份处分通知——行政记过一次。再三强调厂部说，这份通知没有向厂内公开，只打印了三份，一份给档案室，一份留厂办，再一份就是交给个人。也就是说，这是一次秘密处分了，这里面当然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我反正是待宰羔羊，是人家砧板上的肉，胳膊扭不过大腿去。也只好含而糊之，“以观后效”了。

这时，我当初参与的几个项目除硫磺外，都已经成了有规模的车间，复合肥甚至成了一个分厂。而当时在我们这个小组里作为一个一般成员的宋召祥也成了这个分厂的副厂长。而导电炭黑则成了抢手货。这一切，没有人记得是谁的汗水，一共发下来500元奖金，我得到了50元。

尽管有了复合肥，但氯化铵的出路问题依然存在。这时，在湖北省化工厂的周围有人办起了工业氯化铵厂。其实也就是用水洗一下，就卖给一些厂当作工业氯化铵使用，利润还很可观。这事提醒了我们的某些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真的生产工业氯化铵非要在农业上找出路呢。工业氯化铵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主要用于干电池，食品工业，防腐等。

中试室这时也还存在着，不过成了产品开发研究所的下属。中试室的主任是苗富荣。这是个武汉大学化学系七0届的同学，比我低二届，与我的妻子方霞是一届的。这个人胆小温和，但为人还算公正，没有坏心，也不可能整人。但他对我的工作能力倒是心中有数得很，有事也总想拉住吴工一起干。这次是他主动约我参与开发工业氯化铵生产的新工艺。因为他的主动，我也不为已甚，我们合作很好。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9:07

一九八七年下半年，省科委组织全省进行第一届优秀自然科学论文评奖活动。这一次因为是自从解放以后三十八年来的第一次，所以面铺的很广。送选论文要求的是自从解放以来，只要是在一定的范围中，曾对我国某一个方面起个积极作用的文章都可以送评。这其实是对全省自解放来，在自然科学的论文方面来一次大检阅。既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当然就包括物理，地理，化学，数学，农，林，水，医，机械，工程，等方方面面。但厂领导好像是很重视，叫人到各科室来收取论文。对于我来说，想发表论文还经过了一个很艰难的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只好把别人的名字放到前面，明明是自己撰写的文章得用别人的名义才能发表。后来好了一点，也要找总工办的负责人说好话。到八六年以后，发表论文不再要单位盖公章就可以时，我才能自由投稿。这时既然收来了，也有点像买彩票一样，就选一篇送去聊以应景吧，于是我就选送了关于复合肥的那一篇。听说，本厂送去了一共十来篇。文章送去后很久没有音讯。到八八年初，过完年才听说，这一次涉及面太广，工作量很大。全省有六万多人送审八万多篇文章，评选大约只会有二千篇左右，分为一、二、三等奖，入选率只有2.5％。我想我这是没有希望的了，也就不放在心上。到八九年底我回到厂内，才听傅云荣说，我们（这篇文章是我和傅云荣几个人署名）得奖了，得的是三等奖。我翻看了当时的文件，才知道这一篇文章得奖也着实不易。堂堂武汉大学，在三十八年中，也只不过有三篇文章得奖。一篇二等，二篇三等。我的文章能得个三等奖也算是一种心理安慰了。我们这个厂一共有两篇文章得奖。还有一篇是空分车间的副主任李永斌的关于深冷的文章。也是个三等奖。

八九年又收文章，这一次是第二届了。我这就选送了一篇我的名字署名在前的关于复合肥的那一篇。这一次，听说接受上一次的教训，分为各个专业协会各自来评。分散工作量，时间好短一点。谁知也是半年多渺无音讯。快到八九年的年底，突然，在宜昌市当化工局长的杨明德同学打来电话向我贺喜，说是我的项目得奖了。我以为他是说的我前年得的那个关于副产炭黑的奖。就说，事情过都过去了还有什么好喜的。他说，不是那一次，是最近的。我说我不知道啊。他就告诉我说是我的工业氯化铵项目得了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在省厅发的文件上有获奖目录。我就专门赶到省化工厅，询问此事。省厅科技处的同志倒是很热情，那个女同志还说，我以为你们这些搞科研的技术人员得奖很容易，个把奖不在乎。这么多时不来拿奖品和证书。我说，我可是在乎得很，不过是不知道。那位同志说，不会吧。专门发过文件和通知啊。我说我在外出差才回。她就在文件柜里翻来翻去，结果一翻翻出了两份我的得奖证书。还有一份就是第二届省优秀自然科学论文获奖证书。

拿着这两本对别人来说，可说是一钱不值的两本上面沾满了灰尘的证书，我心中如同刀绞。这就是我在这个厂里的地位？

回到厂里，我把这两本证书拿给总工办的人看，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什么事。我说怎么这样的事就没有人通知我一声？他们说，谁说没有通知？当天我们就叫厂科协的赵光清专门通知你啊。再说这也是我们厂里的光荣。……

九零年，我又送了一篇文章去参予第三届的评奖，这次依然是得了一个三等奖。这就是说，我在全省的优秀自然科学论文评奖活动中，连续三届每届都有一篇文章得奖。看来，只要人争气，那是某些人想闭塞也闭不住的。不过，我心里还是很寒。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9:33

六十二、为人作嫁

我屡获奖项，全厂知者不多。因为对某些人来说，那应是高度“机密”。不过是厂里群众知者不多，但要技术人员中却是众所周知的了。于是就有一段时间我成了大众秘书，为别人修改或撰写论文。

胡年继，总厂总工，高级工程师。一九九零年在华中工学院（现在改为华中科技理工大学）参加全省大中型企业总工培训一个月，最后要撰写结业论文，我奉调用二天时间住到关山给他撰写论文。

林俊卿，产品开发研究所副所长，一九八五年晋升高工时，资格和职务均够了，外文不用考，但一定要有一篇论文。但他的文章在省化工口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两审不能通过。叫我重写，最后不仅通过，而且得到一致好评。代价是二包武汉产红双喜香烟。

周凤昌，高工，也是要解决职称问题。他与林俊卿联名往纯碱工业杂志投了稿，但被退稿。批文是 “素材不错，文章不好，修改后再投”。拿来要我重写，因为当时是只要在全国或省一级专业杂志上投了稿的文章而被采用后，就可够格作晋升高级职称的论文。经修改后立即发稿，赶上了职称评定。

过锋，女，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与我同在中试室，在评高级职称时，也是在论文上碰到了麻烦。帮她撰写在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

湛焕珍，女，武汉水电学院毕业，我的黄陂老乡。到要评定高级职称时，还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过。她只提供数据，拿来了记录本，给她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湖北化工上，解决了职称问题。

高博金，在厂基建处工作，同样是晋升职称时没有文章，经拿他原来写过而未发表的文章修改而发表获通过。

车间一个工艺员，平时不沾科研，想晋中级职称，但没有文章，为了防患于未然，给他专门撰写了一篇与他的工作相适应的文章发表在商品包装杂志上。

傅云荣，女，天津大学毕业，后任产品开发研究所副总工。其丈夫是总厂总经济师。当我在为湛涣珍撰写论文时，她正在修改她自己撰写的一篇关于论湖北省磷肥发展战略的论文，是要交行业会议的。看到我为很多人撰写论文，就转着弯子说，你连外单位的人的论文都帮忙写，为什么不帮我？我把她的论文拿来一看，是洋洋七千多字的一篇大作。给她花了一天时间，改写成五千多字的一篇文章，从结构到论点全部重新组织。这篇文章在省磷肥行业会议上得奖。

或者是与我的工作有关，或者是与我同在一个课题小组而在我撰写的论文上署名发表了文章的有近十人。

这是一个五千多人的全国性中型企业，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共有三百多人，连医生老师算上，各个不同时期的大学毕业生计六百多人。全厂有10％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职称论文出自我的手，有近30％的高级职称的论文出自我的手。但前后所获，不过一共有四包香烟。在他们看来，吴恒春写文章不要用脑子，不要花功夫。对他们自己来说，工作十多年二十几年，就是无法弄好一篇文章，但到别人手中写成文章又是那么的不值钱。这也不知是他们看轻自己还是看轻别人的工作。

在一九九一年的时候，全厂印发了一个湖北省化工厂开车二十年发表的论文目录，这上面，本人独占全厂二十年来，全厂六百多各不同时期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所发表文章的总数17％。全厂自建厂来，在全国或全省获科技进步成果奖一共五项，本人独占 60％。自建厂以来，本厂在全国，省一级获奖论文总数为六篇，本人独占50％。在我离厂前，全厂共上新项目（新产品）一共三个，全部出自本人之手。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厂里终于大胆地要用我了。一九九二年，所长林俊卿找我谈话，要“提拔”我当“产品开发所”试验室主任。我当时已经是半百之年，不愿再当什么一个科级的官，就加以谢绝。最后总厂总工胡年继找到我，以高工聘定有名额限制为由，要是我不当这个主任，就会在聘高工上有麻烦。我当时的态度很明显，为了文化革命，我这一生在当官上是没有前途的。也不想再自找没趣，但高级职称不能不要。我由海南回来一部份的原因也与我想要弄一个高级职称有关，所以勉强接受了。事过半个月后，林俊卿再一次找我。当时对话如下：

林：“老吴，厂里开会通过了对你的任命，任职通知马上就要下了，但有一件事要通知你。”

吴：“什么事？”

林：“我们厂的惯例是提拔干部要一步一个台阶，不能一下子过头，所以在你的任命通知上要加一个‘字’”。

吴：“要加个什么字？不会是杨成武一生就只是当了个‘代’总长的代字吧？”

林：“要加个‘副’字，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名义是副，但不给你配正职，还是你一人说了算，最多一个月后马上发文转成正职。”

吴：“接受这个科级的任命我本就很勉强，当正职尚且不情愿，五十岁的高工，本身享受副处级待遇，任职副处级己是同级任用，说不到提拔这个事，为了工作，要我接受科级任命本应对我说一声屈就了。还要来个什么从副科级开始，什么一步一个台阶，怎么这种官在那些人眼中就这么值钱哪？技术职称就这么不值钱呢？要我任职，是要我的命，是要我为工作效力，不是给我什么享受，我任职的地方是只能出力不能搞特权的清水衙门，这你们都知道。还来这些？这个职务我不要了，高级工程师你们爱聘不聘，我也不在乎了。你们看着办吧。”

说完我一推桌子离开了。

六十三、地下公司

一九九零年，眼看着在大国营会被控制死的局面，在全国大办公司的启发下，我也不甘寂寞，邀人组建了一个公司。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我手中有一批对民间很有用的小科技项目，能开发成大有前途的日用产品。

这些项目有：

用六亚甲基四胺为原料的固体燃料；

以醋酸钙为原料的固体酒精；

用聚乙烯醇为原料的弹性冰；

以一种物质的相变热原理开发的北方用暖手怀炉，可保温（48℃）八小时；

复合肥生产技术；

硫磺提纯技术；

工业氯化铵生产技术；

人工培育食用菌技术；

天然色素提纯技术；

各种高纯度化工原料生产技术。

这要算是很雄厚的技术资本了。因此我邀约了一共十个人参与股份。这些人是：

涂炳胜，最早与我一起在湖北省化工厂搞运动的车队司机；

杨祥发，在中试室当过我的业务助手，当时是助理工程师；

陈国庆，我在湖北省化工厂能称之为朋友的人，在应城有房子；

沈立君，中试室办事员黄丽的丈夫，车队调度；

韩其祥，原中试室老资格的支部委员，副书记；

胡承鸿，原油头车间的党支书，离休干部；

周群宜，原厂里的副厂长，老退休干部；

李伟，原总厂环保处安全环保科干部，在厂里有女强人形象；

大家集资五万多元，在应城四里棚租了房子（实际是陈国庆家的）注册了一个《星火化工科技开发公司》，我自任董事长。章程规定，谁人拿出的技术转让成功，原技术所有者得到其中三成。第一笔业务是我所有的固体燃料转让成功，得款三千元，按道理我应得其中九百元，但为了公司发展，我分文未要，只是买了一辆自行车。第二笔业务是开发了弹性冰坐垫和清凉啤酒杯，本人实际从事冰室的建设和管理现场生产，产品成功后第一笔业务由我联系成功，到广东肇庆推销了近七千元的产品，因别人现款不够，用其中一部无绳电话顶一千来元货款。这事我用电话通知了在家的董事们。他们就翻了天，说是我自己要用无绳电话。回来后不仅没一人理解，反而视若大仇。这个公司除我所经手这两件业务外，到解散再也没有过第三笔业务。

从此后我也不再管这个所谓的公司。每个人要当官，个个想发财，但没有人能够做事，更没有人能通情达理。这种滋味真比被国营企业的领导玩弄还难受。从此我算是认清了所谓的“人”这种动物。后来，到一九九四年底，我已经离厂外出打工了，厂内的这个地下公司寿终正寝，一共近八万元的投入，共亏损约四万元，以韩其祥为首的副董事长（兼管财务），作主把剩下的钱私分给了在家的他们比较亲近的人。杨祥发，陈国庆，沈立君等就分文没有，我就更不用说了。这事闹得很不愉快。总亏损四万多元，最后由我一个人承担，把我第一年打工的全部所获拿出来给他们几个分了。

我所获的是，在打工路上的一路顺风，而那些在厂里用几十年功夫才建立的一点名声，在区区几千元钱面前被卖得所剩无几了。他们这些人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的人格，品质，只值那么三千元到四千元钱。

我所面对的，是一个计划经济形成的体制，是一个由长期大锅饭养大的一群鲜廉寡耻的群体。这个没有希望不是某一个方面能解决的，总之，我是彻底地没有了任何希望了。

在这里，不得不又一次提到方霞，当我于1996年元月在家过春节时，请来了杨祥发和沈立君两人，当着他们的面，一下子把打工所得的钱，一万无一扎的拿出来两扎，摆在他们面前，要他们拿去给没能分到钱的人分。他们拿走后，方霞不无心疼地对我说： “这可是我这一生看到的自己手中的最多的钱啊！想想真有点心疼啊！”但她说是这样说，但当事到面前时，还是能顾到大局，没有任何异议地同意这次办公司的损失由我一人承担。事先没有反对，事后也没有再提起过。就是这样，也不是一般女人能够做得到的。何况到过完年后，我还要拿剩下的一万五千元钱送到黄陂我的处甥那里去补他们的损失！这些，她都没有让我为半点难。这真是一个没有半点私心的大度女人！这是别人那怕是装也装不出来的。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29:55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做吴传翘，乳名吴天佑。按照辈份计，他要低我一辈，算是我的大侄儿。他是辛己的，1941年生，大我两岁。本来我们不可能同学，但是在五四年学制改革时，我跳了一级赶上了他。他家是做毛笔的，多少总有一点文化底子。在读小学时对我特别有吸引力的是他家中有不少好看的书。因此尽管他家住在隔壁湾里，离我的家有二里来路，但抵不住书的吸引。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是来往很密切。他外表很有点特色，鼻子高高的，浓眉大眼，五官极像维吾尔族人。最早我看的一些小人书如：“沉香劈山救母”和“小侠之王”就是向他借的。那是解放前出版的小人书，绘画很是精美。为了借他的这几本书，我不知赔了多少小心。到初中毕业后，他就考上了武汉测绘学院附属中专。不久因三年困难，学校也像孝感高中供应不了口粮一样，也把他们给退回家乡，因此他就没有再读下去而在本县化肥厂上班。一九八九年时，他五十岁退休，给他的儿子让路。他退休后，就找上了我，不断地要我给他安排工作。那时，我也自顾不暇，一个全厂挨批斗的人能有多大能量给别人安排工作？不得己，只好通过当时化工镇邮政局局长方静安（女，黄陂人，文化革命中也是造反派，丈夫叫做徐章寿，是化工厂工程师）利用她在应城县的关系办了一个卖书刊杂志的营业执照，还在老邮电局旁的合成楼给他找了一间住房。当时社会上正开始出现盗版的“武侠小说”，薄薄的一小本一小本，每一本只有大约六十页，一部〈书剑恩仇录〉就分成了二十册，每册五角钱，非常畅销。但他做了大约一个多月后就不干了，嫌利润太低。从此以后，我们就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吴天佑这人非常世故。也不知他是从那里得到了我的工作地址，他第一次到我家时，我家中还是住在七六型宿舍，小三室一厅。总面积大约七十平方米。厅也不过是稍有一个公用的活动场所，能摆一张小饭桌，不过五个平米的样子。他进来时，手中提了一挂香蕉。我一见当然说：“老同学了，还买什么东西？”他说：“你现在是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了，我这个老同学没有出息，这次是真心‘想交’，就不知能不能交得上。”他把香蕉读成想交，他用这种方法表达他想得到帮助的意图，尽管巧妙，但太俗气。从那以后，也就不时常有来往，也不时收到他的来信。不过他的来信可以不用看内容，只要看一下最开头的称呼也就能知道这信是有所求还是无所求。在他的情况好，不要求我办事时，他给我的信前面的称呼就是“恒春同学”要是他在信的开头对我的称呼变成了“天成叔”那就是一定有所要求了。一共接到过他这样的四五封信，丝毫不爽。到九三年接到过他一封称呼是“恒春同学”的来信，信中说他已经在一个民办科研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性质是搞资料。这使我很为他高兴，也多少松了一口气。心中还在想但愿得以后再也不要接到他写来的“天成叔”的信了。因为我实在是应付不了。

九四年四月，厂里下发了一份文件，是关于职工提前内部病退的规定。厂里为了解决人浮于事的弊病，鼓励到了一定年纪和有某种原因可以退休的职工早点退休，不要占据位置不放手。因而规定凡到了一定的年限，或者说有某种其它原因，都可以申请提前内部退休。规定中说，提前内部退休的职工，除了在岗奖金不发给外，其它一切不变而且还要增加二级工资，到达正式退休年纪时，与在岗职工同样办理退休手续。这时，厂里从一九八七年来，就不断地在加工资，有时一年加三次。而奖金也逐年有所提高，再不像过去一样，每月奖金不过是毛毛细雨，就那么十几元钱意思一下就完了。到九四年的时候，机关的奖金有时也到了一百多元。我由于受文化革命的影响，一直到一九八四年，月工资还是五十一元。但到了一九九四年这个内部病退的文件下发时，我的月工资已经是四百多元了。奖金也有每月一百多元。

这时我的身体也实在是差得很，脚肿得很厉害。我自从由武汉传染病医院出院后，连续有二年，每月到该院复查。但到了八零年时，就既不吃药也不复查，听其自然，身体一年比一年明显地差了。在一九八八年前，还不能明显看到脚的浮肿，有也只是在每年最热的一段时间里，脚下发生短时间的浮肿。但到了一九八九年就变成每年在夏天，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脚一直肿得不消。自此以后就一年比一年更严重。九一年时，每年有三个月脚下是肿的；到九三年，就变得每年有半年的时间脚上的肿不消。肿得最严重的时候，我夏天连凉鞋都不能穿，只能穿拖鞋。因为我们这是个化工厂，到生产现场劳动保护要求很严格，不准穿裙子，不准穿凉鞋，一律要戴安全帽。但我到现场是特别的要让我穿拖鞋进现场，要不我就不能下车间。

到了一九九三年，我已经变成了每年脚不肿的时候只有冬天那一段时间了。再说，那时的上班也是混时间的多。我上班，也不过一大多数时间时在那里看小说，再就是为别人改论文什么的。每天的八小时能有个把小时有工作做就算不错了。那时在机关职工中就传着一句口号；“七上八下九走光。”就是说的在机关工作的人往往是七点上班八点下班，到九点时就没有人在单位了。

在这种背景下，看到厂里的这个文件，我的第一反映就是此时不走还待何时。难道我就每月上班为他人改文章而就是为了每天大约三元钱的奖金？天下有谁能花三元钱每天的代价买到一天的自由？因此我马上决定退休了。当时的中试室叫做产品开发研究所，所长是林俊卿，副所长是孙绍良。我当时心中还自作多情，一厢情愿地想因为自己是这个所里面的技术骨干，怕是不容易就这么退下去的吧。因为那时我想，不管一个人多么自私，总是为自己打算，也不能把自己管辖下的单位的技术骨干都放跑了，那不是会对自己的工作不利吗。因此特地找到孙绍良，要他多帮忙说点好话，特别是不要从中作梗。孙绍良当时是笑笑的对我说：“老吴哇，你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过当真了。这年头还有谁真的是为了工作去珍惜人才？你以为你要退还会有人留你，不会的。”

九四年五月一日，我到医院去开具了病情证明，第二天就交了申请报告。我可能是全厂第一个交了提前内部病退的申请报告，不二天就批了下来。真到了批准我提前内退，心中一时间也真有一种失落感：“这就是我这一生划下的最后一个句号！从此我就退出了生活的主流？”这一切手续都很简单。到一九九四年的六月一日，我就成了没有工作牵挂的自由人，也就是成了一生过到了头的人了。这时的第一想法就是要快点通知有关的同学朋友，我已经退休了，从此后不再有任何能力为亲朋友好帮忙。第二件事就是我要抓紧时间去完成我的几个心愿，这就是要重访我工作过的五三农场，英山县。我要到那里去看看当年帮过我的那些好心的人们。第三件事当然就是要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一点我想做的事，要看一些我长期来想看又没有时间看的书，学书法绘画。并以此度过我的残生。

也是鬼使神差，在我头脑中，要去告诉我退休消息的人竟然就是关系并不密切也不是十分重要的吴天佑，也许是他的工作单位最好找吧，他在汉口火车站。也许是他在这几年中找我最多吧，当然也可能是我要看看这个小学的同学能在民办科研所搞什么资料？总之，第一关我就是找到了这个吴天佑。也就是这样一找，使我退休后的生活步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道路。

hank · 发表于 2010-6-7 01:30:18

六十七、兼职厂长

我在原单位，早己干得不耐烦了。很早，是从一九八八年的闯海南开始罢，总想换一个单位，那时不也就是因为人员的单位所有制吗，要不，我也不会半途而废的从海南跑回来了。而不能离开原单位的最大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一身不知什么时候会死的病。在人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也倒不是想的能够苟延残喘多少时候，只不过觉得死后还让妻子和儿子背上一个不好的名声，让别人笑话了去，说什么：“老吴不就是有这么大本事吗，要不是想发财，跑到外面去，也不会连医疗费也出不起，死在外面了。”这样的议论是会让要强的方霞心理上承受不了的。再说，在国营企业尽管工资不高，但那种医疗保障却是非同小可的。我自己从六八年十二月第一次拿工资开始，到九四年共是为国营单位工作了二十六年半时间，一共连稿费、奖金也只拿到过三万七千多元的工资，但花的国家的医疗费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兰州陆军总医院住院七十多天，在厂医院住院拿着工资累计达一年，在武汉传染病医院住院半年，而后不工作而拿着工资为时共达四年多时间，这中间还有不间断地到各个医院去检查化验。不谈化验费，就是来往路费和住宿费就不是一笔小数目。往少里说，至少也得有个近十万元吧，这在月工资还只有五十一元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就冲着这一点，我也不能把国营企业说得一无是处，而且要是没有一出门年把时间中就能赚到十多万元的把握时，确实也不敢贸然放弃这个铁饭碗。这真是要想说爱国营大锅饭不容易，要说不爱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走掉也并不容易啊！真的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奋斗无力青春残！”因此就是想发财，也要先找到一个能吃大锅饭的单位，然后揩公家的油，再来搞第二职业。至少也要找到一个能让我有一点喘气机会的跳板。所以很早就四处求人，曾经把我的简历四处寄出，这也包括广州的李德。但所求之处无不石沉大海，无一有任何信息。所以在这次的打工中，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尽管这中间看似存在着不少的偶然，其实也是必然的现象。无论有没有人帮忙，首先总得自己争气。

提前退休后的两站打工，总算还是差强人意，让老板认可，这就是成功的标志。这不像在国营企业，你做好了一件事，要让人承认，也许必须还要花到比做这件事多几倍的精力来打通关节，要不就没有人承认。这里，只要对老板有利，就没有任何人能阻拦老板的信任。过去总在说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实际在用人这一点上，国营企业就因为当厂长经理的没有能唯利是图，所以对人就不能持公正的立场，不能真的做到 “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用人之道。而私人老板却能在残酷的经济竞争中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这就是企业的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个人的好恶却是第二位的。只要企业能赚钱，老板就能生存。有企业，有钱，就是老板。自己的企业没有了，钱没有了，那就屁也不是，在社会上就会一钱不值。当然有的老板也专门养一些花瓶，也养情妇，也要几个会吹会拍的人跟在身边，但残酷的生存竞争让他们懂得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养情妇，养小帅哥，那不是生产，也不是创业，那是一种消费。那是摆阔气，要面子，图享受的内容。无论你这个人多么会拍马屁，没有钱赚的企业是不能生存的。所以在私人企业中容不下只能说不能干的人。在国营企业的那些话，什么：“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说的不如会拍的。”在这里已经完全的行不通了。在私人企业中，只要能承认一个早已存在的基本事实，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老板就是老板。在这样的前提下，再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人际关系。这对于在国营企业企业中，有真才实学却不惯于逢迎拍马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九九五年的六月，李家康老板要与他的三哥打擂台了。他要恢复被他们家的老三早己废弃的一条旧窑炉，用之生产陶瓷砖。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我估计的原因，那就是他得到了一个廉价而高级的厂长，他相信再加上他本人的才干，一定有能力把被老三废弃了的一条旧窑恢复起来。

为了陪我，也是为了不再受那些冤枉气，用我妻子方霞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生我才自己用。”这句话好像是她非常自私一样，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句话是自私的又一种说法，而她则刚好是从不自私，而且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自私的人。相反，她是非常慷慨大度的人。九五年初，她也乘着鼓励提前内部退休的风，提前内退了。她退下来后就义无反顾地到了东莞，当了我的家属。为了弥补她和我结婚后，没有高兴过一天的损失，我给了她两千元钱，要她到深圳好好地去玩一次。尽管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去玩过一回，但方霞却是一个并不会玩的人。她到道“叫”（地名中的一个音，三点水一个无点宝盖下一个工再一个口），去看了她的一个同事，那里有一个首饰加工厂，她花了一千多元买了几十件各种小玩意，带给她的学生们。她说，我没有能把他们送到高中毕业，半途而废，对不起他们，表示一点歉意！这就是方霞。

她没有去过深圳，我也鼓励她去好好玩一下，这样她就到深圳去了。我当时就怕她再去找王军，方霞这个人一生不懂得记恨任何人。但也在我的预料中，她还是找到了王军。自从为亚运会彩旗计划分配会议后我与王军也就断绝了一切联系。在这一点上我的决绝也许表现得过份了一点。但我是当真的，王军同我不一样，总想要利用人家。因此方霞一找到他后，就不遗余力地招待，引着到中英街玩。并把一个快译通送给方霞，要她带给我。这个快译通当时刚出现，还是属于高档玩意。方霞一时心软，当着王军的面给我打电话，说是“都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还闹意气？”我可不是闹意气，这是我与人相处的原则。我没有历史上的那些人伟大，不会做什么“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壮举。但我却坚持我不负人，也不容忍人负我。但在方霞的拉拢下，我也没有办法，只好与王军通了电话。王军在电话中叫了一通苦，当时不放过机会，要到我这里来休息几天，我也就只好同意了。很快，他与方霞一起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也只好按中国人待客的礼节，到麻涌一家新开张的餐厅接风。在那里的卡拉OK上，王军聪明地点唱了一首歌“涛声依旧”，表明了他要凭“一张旧船票，再上我这条客船了。”也就这样，我们中断了三年多的来往又恢复了。

刚来不久，方霞还多少玩了几天，但不久也就玩不下去了。于是也就自己到东莞去找工作。找来找去，找到了莞城三中。这是一所国立学校，但学生的素质很差。初中学生就进出酒楼茶馆，唱卡拉OK，写情书，处女朋友，拍拖。最为无法子的事是语言不通。特别是有的学生本来到了初中就会说普通话的。但他们偏不，故意用广东白话来与老师为难。所以她勉强在这个学校呆了一个星期就辞工了，还是回到我的身边。这次碰上李老板要办新厂，刚好要人打前站。所以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个新的陶瓷厂的筹办人员。这时，我在管水玻璃厂，初期的筹备工作还不必要我自己来办。这就请了原厂里面的一位当过技校校长，后来担任厂安全环保处副处长的老同志，叫做李世瑚来主持设备维修和初期筹备。

本来，厂里面急需要到外面找工作的人很多，身富力强的中年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在我看来，那都是中看不中用的货色。在国营体制的管理模式下，制度化和分工的合理化专业化都是很有可取之处的，而且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有很作用的好方法。但由于当权管事者处事的不公平，口中说着大道理，身体力行却作着小动作，因此再好的道理也就失去了说服力。这就形成了语言行动两层皮。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精辟的语言口号变成了笑话。每个单位，都有一批文人秀才，专门为这些当权者装点门面，引进不少深刻而有内涵的响亮口号。但如果要是把这些口号当成了当权者的管理思想，那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了。至于管理的核心是什么？很多厂里面的厂长和经理们恐怕不一定真的弄懂了。表面上，他们都好像知道，工厂是生产的，公司是经营的。这都是经济实体，因而其核心也当然是利润。但资产是国家的，职务是上面任命的，所以亏损和盈利对自己的影响远没有上级对自己的看法来得大和来得直接。再说，一个工厂，一个公司，在盈利之后，主要管理者当然也会有相应的好处。但这种好处有时来得太慢，有时甚至并不一定就与贡献相当。更何况在一种相沿成习的管理模式下，真要取得一点成就对于管理者而言也实在是太难太遥远了。不如弄权循私，提拔亲友，小恩小惠，拉拢私人。这样，很快就能得到感谢和颂扬，更能尽快地作威作福。如此这般，这就养成了国营企业的很多中层干部不是靠实干和能干起家，而是小心翼翼地侍候好上级，首要的基本功不是学会管理和对下级做工作，也不是专业技术能力，相反倒是一定要学会如何看上级的脸色。在这种环境中混长了，无形中就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模式：会打官腔会弄权，会看脸色会捞钱，会推责任说假话，谁也不敢得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性格刚硬，不会奉迎拍马反而与几位老板的关系处理得还可以，能得到老板的认可的根本原因。因为资产是老板个人的，不能失误。他可以让权，可以受点小气，但绝对不能不盈利。如果他把自己企业的职位当作送人情的东西，那么社会将不原谅他。江汉应用技术研究所的那位徐所长在我们刚见面不久就对我说过一句很有水平的话：“在经济斗争的战场上，没有缴枪不杀，只有你死我活。”

李世瑚在厂里向有敢说话的名声，所以尽管我并没有与他打过多少交道，但也作为首选人选推荐给了老板。

老李来了后，也确实能够干活。他为主，聘了原青山船厂的几位焊工师傅，开始了热火朝天的旧窑炉修复工作。老李担任生产主管，方霞当办公室主任。老李这个人也算是很能吃苦的。在这里，没有空调房，四季如夏。年过六旬的人，还要整天在现场。但他唯一不足的是把在国营单位的有的习惯带到了私营企业。这就是平时做了事爱表功，有理由没有理由总用“不干了”来吓唬人。

老板的大哥李家良，是一个老好人。他是学机械的中专毕业生，背有点驼，头顶有些秃，加之身材还较高，显得像个高脚鹭丝。在修复窑炉的过程中，他一直和工人一样吃苦，一样流汗。而且他身上看不到爱摆老板威风的坏习惯。只做事不管事，非常尊重管理人员的权威。

他们工作了一个多月，到六月底，基本具备了开工的条件。

这是一条被废弃了的老式辊道窑，一是生产能力低，每天产量大约只有五千平米。二是烧成和烘干是分开的。这不仅能耗高导致成本升高，而且烘干是靠手工操作，破损严重，质量难以保证。三是还用的手动压砖机，费人工，效率低，强度不够，原材料消耗也很高。这一切总起来就是成本高，利润低。但为了能符合老板的要求也只好勉强维持。

到七月初，就要招收工人了。从这时开始，我也就正式兼管新成立的珠江陶瓷厂了。他们家老三的厂本来就叫珠江陶瓷厂，这边的新厂一开办，为了免去重新办营业执照的麻烦，也就只能说是新办了一个车间。这样一来，原厂就叫做三车间，而我们新办的厂就叫做一车间，说是两个车间，实际是两个厂，两套管理班子。两个老板。也就是国营企业常说的经济独立核算。

在筹备这个陶瓷厂的时候，经在南碱工作的张承亮介绍，招收了一位原在湖北省化工厂供排水车间当过副主任，叫做贾先景的人来一起工作。湖北省化工厂的供排水车间是一个直属厂部管的车间，有二百多人，是个大车间，能在这样的车间当副主任当然应该是有一些管理能力的。所以也就安排他当了总管助理（也就是厂长助理）。这个工厂对外称是原珠江陶瓷厂的第一车间，但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厂，全厂定员共计一百八十人，除了管理人员外工人应有一百七十三人左右。这时我刚到广东不久，总是偏向于湖北老乡，认为语言相通总要好交流好管理一些，所以我和李世琥商量后，决定到湖北招工。这个任务就交给贾先景去办。这要说是一个极为公私两利的差事：第一，可以回家一次，看望家人；第二，一百多人的招工指标，可以尽先照顾亲朋好友；第三，可以摆脱开工准备的繁忙。他临行前，李世琥同志还给他带上了一封给应城市劳动局的信，请予帮忙。一九九五年的湖北，到广东打工已经是热门话题了，很多人下岗。再说，农村人也纷纷要往广东跑却苦于没有门路。这是十拿九稳百分之百能轻松完成的事，要是有点吧私心，还可以趁势捞一把，收点子报名费什么的。但世上的事就那么容易出乎意料，这一次这个贾先景就真的一个人也招不来，空手而归。还不止此，回来后，还按在国营企业的习惯，报大票，报假账。见到这种情况，叫人真的气不打一处来，但刚来的老熟人却实在不好意思一下的冷下脸来，只好装作不知道。后经了解，原来他是住到厂里的自己家中，往应城市的劳动局打了几个电话。人在一个星期中只到应城去过一次，而且还没有见到局长，丢了一句话就走人。好像这是他向应城市劳动局交代的任务一样，别人也就不理睬他。住了几天，就空人回来交差。他回来后，也就让他参与到试生产的工作中。第一个任务是要他排一个倒班表。我们原来工作的国营工厂是四班三倒。每班八个小时，总有一个班轮休。这个班他会排。但我们这时是实行的三班三倒。没有人轮休，要倒过班来，就必须有两个班上十二个小时。这样的班他就无论如何也排不顺了。上班的时候，我和李世琥再加他一个，三个人每人跟一个班，当班处理出现的问题。到他上班时，除了睡觉就不能办任何事，工人根本就不听他的。一有事还是得我或者说老李起来。开工十天左右，看来这个人再不改变就真的不能在这样的厂里面工作。所以对他进行了必要的提醒。不想这个人能力不大脾气还真大，非常注意方法地说了几句就提出要辞工，我和李世琥一商量也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过不了几天，张承亮打来电话。说是他想通了，还是想回来上班。这样的人好不容易送走，这一次就真的不想再多事，也就表示坚决不能收。

在刚开工不久，由当时的湖北省化工厂来了一个电工，叫做陈祥德，是厂直属车间供排水车间的工人。他来后，因为这里正是机修任务重，刚要开工生产的时候，保持电机的运转正常是至关重要的事，所以也就留下了。鉴于贾先景的教训，还事先作过很多交代。但他来上了几个班，都是一到下午六点钟就见他衣冠楚楚地来到你的面前，谈天说地。问他怎么这么早就没有事了，他竟然说，他的八小时工作做完了。在私营企业，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八小时工作制。劳动法是规定八小时工作制的，但私营企业做不到。而且其工资高也就是因为工作时间长，强度大的原因。我们有的人，既想国营企业的劳保服利，又想私营企业的高工资。真不懂为什么就没有想如果他自己当老板会怎么样。经与他交谈才得知，他心中想的是要当个什么管理人员之类。我只好告诉他说，管理人员是要在工作中有所表现才行的。至少总要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再说其它吧。而且临到开车，当务之急是差的电工而不是管理人员。但他听不进，一如既往。这个人也就只好请他走路了。不得其利，反受其累。从这时，我产生了所谓人生价值的一种想法，过去在家中时，所受到的教育总是要不被人利用，要体现人生的价值。然而，什么是人生的价值？那就是能被别人利用的程度有多少。社会不会用人，只有人才能用人。一个不能供人利用的人，是不会有人用他的。而一个没有人用的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

从这两个人身上，我真实地看到了国营工厂养出来的老爷们是不能做事的，也就从此不再想要国营工厂的人了。

我在主持招工中，出现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有一回，有一个四川小伙子来报名，刚二十岁的样子，长相也很不错，我让他填了表后，照例要问几句。因为他填的是高中毕业，我就问，在高中，哪一门课学得最好时，他说，语文。我就问他，还记不记得，能不能背一点课文再说一点体会。万万没有想到，他一阵摇头晃脑后，竟说：“跟我谈这一些你听得懂吗？”我当时不由得一愣：这个小伙子是怎么了？再一看我当时的样子，满面灰尘，胖呼呼的，也是满脸横肉。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左看右看也真不像是个有文化的人。我也一笑，说，你不背不说，怎么能知道我听不听得懂呢。他也可能听我说得有理，也就背起了高中学过的古文。他背的是孟子二章中的《为学》一篇。他一咏三叹，摇头晃脑，却是背三句错了两句。这一下真是引起我的气来了，我把他结结巴巴背不了的一口气背了下来。看到他是一个家庭环境优越，但肯学习，不过是被宠坏了的份上，收下了他。安排他捡烂砖。有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我看到他在院子里双手背在背后，低头沉思。就上前问他，在想什么？他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说：“这也是和你们这些层次低的人说不清的事，我在思考人生。”这我真是心中有气了，于是就追问他有没有结果？思考到了些什么能不能说一下。他说：“人要是没有精神追求就是动物，整天只知道钱的就层次低了，现在逼到他来打工，就是人生的悲哀。”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打工，不会不与这些层次低的人在一起吗。他说，那些有钱的人都把钱看得很重啊，都不给钱他用。我再问，你要多少钱，要是有钱了来做什么？他说有钱了就不用做什么，只要思考。我炒了这个人的鱿鱼。

这一次招工，我招了后来几年间一直跟我在一起，成为我的基本队伍的几个人。在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得到她们不少照顾。

聂春晖，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八日生，职业高中文化，湖南省衡东县人，小巧玲珑，皮肤稍黑。为人极有责任心，忠诚可靠。长于作实际工作而不善幻想，事事脚踏实地。凡事任劳任怨，能吃苦耐劳。最为难得的是在金钱至上的广东，她能以事为重而不以钱为主。

聂燕辉，聂春晖的妹妹，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生，高中文化。当一九九五年招到她来时，不过十八岁，比她的姐姐略显丰满，皮肤也显得白一点，适应性极强。能与任何人打成一片。好像是天生就能逆来顺受一样。不过工作也很认真负责，忠于职守。

胡婷川，湖北监利人，身材小巧，眉清目秀。嘴唇很薄，说起话来像炒豆子一样又脆又快。离异，有一子。约一九六零年生，会计。工作责任心强个性也强。

向凤菊，湖北恩施建始县人，她的大姐是建始县审记局局长，与华农毕业的涂世松相熟。当时涂世松是建始县特产局副局长兼建始县茶场的场长，又是王军的同班同学。因为文化革命的原因，我在一九六六年时就认识他。从王军那里打听到我在广东管工，就把她给推荐来了。性格内向温顺，工作认真负责。

黎清嫦，广东阳春市人，一九七四年生，中专毕业，学的财会。工作责任心极强，个性也极强。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荣誉感，遇事总想求尽善尽美。

张泮俊，河南南阳人，身材高大，方脸盘，眉清目秀，相貌堂堂。肯学上进，但工作有点浮而不实。

张泮海，张泮俊的哥哥，略显消瘦一点。比张泮俊实在，更能吃苦。

张克勤，河南南阳人，与上述二张是老乡。身材相对较矮一点，背微驼。聪明好学，做事认真。脾气倔，要强。

郭樊江，贵州人，少数民族（布依族人），能歌善舞，长相英俊。性格外和内刚。本专业是会计。

喻家秀，河南信阳罗山县人，招来她时，已经年近四十。但当时刚开张，对人的要求是能及时上岗不误事，招人多从耐劳可靠着眼。所以也招了一些年纪相对较大的人。刚招进厂时，一起有好几个中年妇女。与她同时进厂的还有一个叫做马佑儿，与她年纪也差不多。有一次，我到女工宿舍去看刚招来的新工人，见地上很脏，就说，这好像不是女同志住的地方，比他们男人住的地方还脏。这时，马佑儿和喻家秀二人都在场。那个马佑儿就报之以不屑一顾的一笑，撇撇嘴。而喻家秀则不声不响地站起来打扫卫生。这反应了两个人完全不同的内心世界。马佑儿则可能在想：“你也是个打工，我也是个打工，还是老乡，只不过你运气好一点，不要在我面前作威作福。”而喻家秀则可能认为：“这被管工的看到了真不好意思，人家是管我们的。说到头上来了再不动就更不好意思了。”同一件事，能在不同的人心中产生不同的想法，从而有不同的反应。这是很自然的。但后者则比较能够合作。所以后来，要成立食堂时，就调过来了喻家秀，那个马佑儿则一直在车间做工。到一年后车间解散，马佑儿就不知流动到什么地方了。

七月中旬，这个新成立的一车间就开始正式生产了。

这个车间的一切机械设备均为当时被淘汰的东西，只不过是李家康为了要证明他的管理比他的三哥要好而勉强为之。这里，不得不重点提出我自己的三哥吴小成了。

在我管理水玻璃厂的时候，就因没有一个可靠而技术过关的检修工而发愁。而我的三哥则刚好当时无事闲在家中，每天跑罗汉寺摆地摊修理自行车，早去晚回，很是辛苦。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在我读大学时，家用缝纫机还是属于高档消费品，不仅很难买到，就是有钱也没处可买，要凭票供应的。他就能在别人论斤卖掉的废旧机头上打主意。把别人卖给收破烂的一个锈成了铁砣子的缝纫机头自己拆洗重新组装，再自己配上木制的面板，皮带轮，踏板等，就变成了一个顶用的缝纫机了。他这一生几乎没有认真学过什么，要是有，也就是从部队转业回地方分配到兰州飞机制造厂后学了电镀（镀铬），但他在自己一生所接触过的领域内，几乎就没有不会做的事。在我们农村的家隔壁巷子里住着一个教书先生，名叫吴伯勋，与我同辈。这个人很有一点文化，早年在江西煤矿上当资方的账房先生，他找了一个江西老婆，说的话谁也听不懂。但从我后来的见闻而言，他这个老婆应是江苏、福建人，说的可能是闽南话。反正我那时还小，也不懂要去追究什么。而湾里的人也大多没有出过远门，根本就不知道江苏人和江西人有什么不同。现在看来，这位伯勋先生可能对他的经历有所隐瞒，但现在人己死去多年，这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但要是认真追究的话，这里面可能还会发现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因为他的这个老婆身材高大，长相娇嫩，持江苏上海口音，要是有人说她有什么背景是跟着这位外地人避难而来我是一点也不会吃惊的。这位伯勋先生回家后，就当了教书先生，并也得到湾下人们应有的尊重。在一次做活的时候，他给我三哥送了一个雅号，叫“百艺人”。这是说我这个三哥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做，而且每一样都能精益求精。我所知道的，他会木匠，泥水匠，石匠，会做挂面，炸油条，会修自行车，缝纫机，摩托车，会焊工，电工，钣金工，钳工。总之只要是需要，他可以说是什么都会。而且每一样都达到了相当的高水平，是一般技术工人所达不到的。

我们这个新开张的一车间，用的窑炉是全广东都不再用的过时窑炉，砖坯的预热和干燥要由窑炉抽出热风送到另一个烘箱去烘干。而这个烘箱的进坯出坯都要人工操作。仅此一个工系，每班就要多用六个工人，而且破损率还非常高，人又特别辛苦。经烘干过的砖坯温度高到摄氏一百多度，戴双层手套手还烫得痛。刚开工不多久，我三哥在这个烘箱边转来转去，转了几天就对我说，这个烘箱他能改成自动进砖的。烘箱结构并不算太复杂，但要自动进砖，难题在于怎样让由冲压过来的砖坯不破损地转移到烘箱的吊架上去。

广东是全国最早生产陶瓷砖出名而且集中的地方。当年用过这种烘箱的厂没有一万家也有几千家。所经过的老板技工，高级人才不知凡几。我也相信一定也有人打过这方面的主意，但就没有人能在这方面有所改动，这也就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一事情的技术难度。而我这个三哥与我一样，今生也就是这才第一次接触到陶瓷生产。所以他提出这一问题来时，我倒是深信不疑，因为在我心目中，我的三哥是无所不能的。老板就不同了，他不信一个没有接触过陶瓷生产的外地人能改造这种没有人能改得了的设备。老板的大哥叫做李家良，是个学机械的中专毕业生，也感到这不可思议。不过，他们都很支持。经三哥在不到四天时间的努力，这个烘箱就改成了，一试用，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工人当场表示这样快得多人也舒服得多。而且每班可以少用四人。经此一事，老板对我的三哥是真的心服口服了。他的工资就由八百元涨到了一千二百元一个月。

三哥刚来时，是我把他弄到水玻璃厂，因为是我自己的亲哥，我不好给太高工资，只给他定了每月四百元钱，但与老板说好条件，就是可以与我们一起吃饭，每餐可以让他喝酒，酒自备。在水玻璃厂，伙食是分开的，李家康，我，阿亮，办公室文员，是单独开伙。三哥刚来，也没有多少事，李家康也没有指望他做多少事，总以为这是我要照顾自己的哥哥。但不久后，李家康发现，我的这个三哥不仅勤快肯做事，而且水来很高。首先是这里有一台蒸汽泵，一般的机修工都不会修，也弄不懂构造。但我三哥拆下来看了一会也就会修会装了。更重要的是，生产水玻璃，平时用到的工具中，小推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厂里面有不少胶皮轮的翻斗车，但每一辆都是轴有毛病，不能用的比能用的多得多。但从我三哥来后，不几天，全部翻斗车都修好了，从此不用再经常就要买新车。这使老板心中非常满意。所以由老板决定，把我三哥的工资一下子从四百元提高到了八百元。这一次改造烘箱成功，工资又一次得到提高，我也觉得面子上很是光彩。我三哥自己也更加安心了。

在刚开始生产的不久，有一些特别的事值得记一下。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来自湖北黄陂的电话，来电人说，他叫做刘新阶，是我初中时的同学，他的孩子想到广东打工。这正是我叫贾先景到应城招工无功而返之后不久，所以很快就答应了，叫他们来报到上班。他们这一来，就来了四个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排了他们的班，到上第一个晚班，是半夜十二点接班，到了该他们上班的时候，班长去叫他们，他们拒不起床，声称不上这个班，同意扣工资。值班的人找到我，我去叫他们，给他们讲原因。他们还是不起来，我只好另外叫人顶班，并要他们第二天走人，这里不留他们了。听到我这样说，他们当时的反应是：“还是老乡，连这点照顾都没有！”

在这前后不久，我也接到了原来初中同学蔡培生的电话，他说他的儿子和儿媳想到广东打工，我把这里打工的难处都说后，蔡培生说，那都不要紧，要是他们坚持不下来，也就好死心了，肯定不会怪我的。我也就接受了。不过，他的这个儿子和儿媳却是真的能够吃点苦，总算没有给我找麻烦。

陶瓷厂开工不久，王军的介绍也来了，他要我收下他的妹妹和妹夫，那就是鲁金玉和唐正在。三哥也把他的小儿子弄来了，还有他的大女儿吴惠芬和大女婿陈水桥。为了不至于到后来弄成仇人，我先把他们找到一起，在麻涌的裕新楼餐馆请他们吃了一餐饭。我对他们说清楚，收下他们，这是我能做到的，也是我能帮他们的唯一的地方。进入这个厂后，就要靠他们来帮我了，不是总要我来帮他们。这是自由竞争的地方，不是国营企业。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想要钱，都想舒服，也都有自由选择留还是走的权利。打工的人既没有户口，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人家不怕你，到实在不行了人家还能来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所以在自由竞争的工厂管工没有巧，只要不自私就能管好。但说归说，他们可能都没有听懂。

首先出问题的是吴建军，他可能认为他的叔叔是这个厂的厂长，自己有点特权，先是安排他到冲压工段，那里是河南人的天下，也是工资最高的地方。被一班子河南人把持，一般人是很难插进去的。平均每人每月工资总在一千三百元以上，有的技术高的人还到近二千元。但去了几天，吴建军说这里危险，他好怕。我心里真的好不自在，他还是学了开汽车的人，怎么就这么怕机械呢？没有办法，只好安排到分级去，但他又嫌那里好累，不自由。我这又把他安排在拉砖。干完了几个白班后轮到夜班了，他也不愿起床。班长叫他，他不理人家，生产主管叫他也不理，到了让管生产的总管去请，他也不理，最后找到我，我只好自己去看。他见我来了，只说一句，不舒服，不想去。我气得打了他两耳光。以后好了一点，但总是不能真的好好做活。

接着出问题的是吴惠芬。先安排她到烘箱检砖，这是由她父亲改造过的设备，那里有她一份荣誉。但她嫌累，做了不到二个班就不去了，后来安排她分级，也好后来能叫她做文员，但她又嫌累不干，到后来说了她几句，就叫她与蔡培生的儿子一起修模具，这是不倒班的长白班，但工资也不会很高。但只要不太苦，她这倒很愿意了，不过她一直以为我没有照顾她，从此后不再叫叔叔了。

有一个叫做杨小安的工人。他是个看火的。我们这个窑炉很落后，没有自动化仪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工看火来决定炉温是否正常。这个人很关键，也就是每一个班的班长。这个杨小安是湖南人，个子小小的，蓄一个三七开的小分头。工作还算是很有魄力的。能管也敢管。在这一批招来的工人中，有十几个是我通过吴倬芳从黄陂天河镇招来的。其中有兄妹两人，哥哥叫做王长生，瘦高个，腰有些驼，人长得单薄也很清秀。妹妹叫做王金秀，小巧玲珑，五官很端正，皮肤白晰。有一天晚上，这个杨小安公然找到我和李世琥两人，提出要我们答应把王金秀交给他。这也就是说他公开要我们不干涉他，要把这个王金秀当成自己的情妇。广东确实是比内地要开放得多，一般的私人事务只要不涉及到国家法律的，都没有人过问。但无论如何开放总不至于要由厂长同意把某人分给另外的某人当情妇的地步吧？所以也就拒绝了。因为他工作还算是得力的所以也就没有炒他的鱿鱼。这就是广东，只要工作可以，在自然的竞争中，总是能有自己的位置的。老板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其它的一切都不必太多地在意。不过这个杨小安以后也没有多与王金秀纠缠。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人，这是个湖南郴州来的小女孩，当年只有十九岁，中专毕业，学的财会，叫做李知翠，湖南彬州桂阳四里人。留的一个像男孩一样的小分头，眉清目秀。刚来的时候，我对她并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意，不过上班后，我经常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巡回。那时为了适应人员快进快出的实际情况，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快速地认识人，要不然还真没有记住这些人的名字人家就可能辞工走人了。再说到学校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学生最怕的不是学校里的什么官，而是只怕记住了他名字的人。在现代公关学里也有一条就是要记住对方的名字。在这里，人员变动很快，要是不能很快地记住别人的名字，简直就没有办法实施管理。因为那样一来，奖罚都无法兑现。在几次巡回后，发现这个小女孩子工作很是认真负责，这就对她多了一份关心。有一次我问她，累不累，能不能做得下来。她回答我说，累也没有办法，既然出来打工就不能由自己选择工作，受不了也只好硬撑。这几句话很实在，也是实情。对这样的女孩子，心中就有意给她一个机会，我说，要是调你到比这里更累的岗位上你去不去。她说，你要调我去那里我都会去，你一定是有你的理由的。当时，她是在检烂砖，这里相对而言行是比较轻松的地方，而我心中想的是要调她到分级的那里去。因为要作文员，就必须熟悉陶瓷砖的质量标准。我下了决心要用她到办公室当文员了，于是调她到了分级。分级是女孩子在这里工作工资最高而劳动强度也最大的地方。窑炉中刚烧出来的砖温度达近百度，像流水一样从炉中送出。必须当时分级，整个上班时间，手没有一刻空闲。她调到分级后我又怕她不到学会分级就撑不住而辞工。所以总是更多地与她聊天，鼓励她坚持下去。但不等到我重新安排她的工作，我们这个短命的车间就要宣布停产了。在停产后，我安排她到了水玻璃厂当办公室文员。（小燕子聂燕飞也与她一样安排到了洗衣粉厂当文员）。

有一次晚上，李老板（李加康）高兴了，开车带我，方霞，李知翠几人一起到广州去玩。我下车时，随手很重地把车门一带。只听得后面一声“哎哟！”就没声音了。我回头一看，是车门把李知翠的手夹住了。我赶忙拿过她的手看，只见一道红印，很明显，问她要紧不要紧，她若无其事地说，不要紧，没事的。就这以后，我们一起高高兴兴的玩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再看李知翠的手，肿得十分严重。足见当时是夹得好厉害的。我说，昨天怎么不说？她说，我说了一样疼，还要影响你们玩得不痛快。这非常合乎我的口味，内心就把她当成了一个可信赖的人对待了。

当我在陶瓷厂干得正忙的时候，梁美虎又一次来到了麻涌。这一次他带来了马小平，还带来了马小平的女儿和他自己的儿子梁成。一个新组建的家全家四口。这次倒不是为了要接什么业务，而是他们的事业有所成了，需要几个欣赏的人。再就是梁美虎与马小平结婚了却没有能承认他们这个关系的朋友。这也算是要我承认他们的新家吧。我带他们全家，并请了我当时在厂里的几个作文员的小女孩子们作陪。到麻涌当时最高档的餐厅——“新世界”吃饭，唱卡拉OK。应该说是尽欢而散了。当然他的到来和离开，对我的工作都没有造成过什么影响。不过后来的事就有些与此有关。我还记得，当他们一家子接受我的招待，看到我所带出来的几个小姐全都对人热情大方，主动灵活，善解人意后，曾大发感慨，要求我能给他调几个去帮他的忙。到陶瓷厂解散了后，我把聂燕飞，黎清嫦，陈丽辉，鲁金玉四人调去给了他，到头来，他那里完全不能留住人，最长的黎清嫦也只工作了不到两个月，后来又都回到了我这里来。

这个厂在当时的条件下，算是比较成功的了。无论从质量还是成本，都不比三车间差。但正逢陶瓷产品最难销的季节，四老板李加康没有太多的闲钱贴这个只赔不赚的厂以待时机，只好打算停产再说，不愿意开一天赔一天，于是决定了立即停产。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李世琥来广东周年的时候，体面地送走了他，不久就决定停产了。

老李这个人在湖北省化工厂那个环境中，在国营大工业工作了一生，总算是能够管也敢管的人了。但仍然脱不了大国营的那种报功不报忧，碰到麻烦绕道走的习惯。首先要肯定的是，他能管，也能做事。一个破败不堪的厂，是由他带着几个并不熟悉陶瓷生产的老焊工师傅在不到一个月中就恢复到了能正常生产的程度。以一个六十岁的人能吃住与工人一起，日夜与工人一起钻研，这是不容易的。但他不知道私营老板与国营不同点在于，不喜欢听到有人太多的报功，不愿意受人的挟制。而他却经常把“这样下去我不干了”这样的话当歌唱。只要有一点事与老板意见不合，或者说是有某件事老板做的不合他的意，就用辞工来要挟。而自从工厂恢复起来后，一进入正常管理，老李的作用就明显地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有时反而成了多余的人。私营企业老板的脾气与历代皇帝是一样的，惯于“卸了磨杀驴”。但人总是有一点面子情面，所以要想炒一个出了力的人的鱿鱼也总要找点理由，还不至于像朱元璋那样做出公然地炮轰功臣楼的事来。老李来才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候，李加康就不止一次要我让老李走人。我对李老板的解释是，人家也不是没有做过事，而且在厂里是有身份的人，走也要等到满一年时再说。所以在老李来厂到十个月满，我就开始在工人中造舆论，说是李总己经决定要辞工回家了。到六月二十四日，是老李到麻涌是一周年，早早地我就约好了全部打工的文员和管理人员，到新世界饭店为老李同志饯行。在酒席上，全面地肯定了他的功劳和贡献，造成了他不得不走的架势。

从这件事看来，国家大事也不过如此。要让某人下台，也就先就造成了一种他不得不离开的势态，然后各人就知道必须体面地下台了，要是再不识相，就会有不好的下台方法。总之是非下台不可了。

老李离开不久，这个厂就决定要解散了。时值七月，正是年中，是各厂招人最少，也就是说是最难找到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把近二百人放到社会上去，而且还要扣发一部份（20％）工资，这个解散工作在老板和他的大哥李加良看来是相当具有风险的。召集大家到会议室开了一个大会，对本厂要解散的不得己苦衷尽情地告诉了大家，不仅得到了绝大多数的理解和认同，而且还激起了一股悲壮的情绪。解散后，按要求，大家真的把全车间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产品归堆，零配件归位，全部机器设备进行了一次保养。这中间，只是为了少发了二成的工资，河南南阳有几个人私下找到东莞市的劳动局，上告去了。不过经做工作也就和平解决。总的说来解散工作是非常的顺利。三天后老板才到厂里看情况，看到的是一切井井有条，连工人宿舍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也使他们觉得出乎意料之外了。

善后工作还留下了一部份人。按老板李加康的表态，他认为在这个厂工作过的全部文员他都要留用。这当然让我很高兴，因为这至少表示了老板对我招用的一批文员的素质是肯定的。而其它工人我也尽可能地安排，当然也只能是少数几个人。这不过是表达我个人的一番心意罢了。其中，唐正在，鲁金玉，贺正民，等几人就推荐到了梁美虎那里。不过他们也都在那里没有做多久就纷纷辞工了。而与三车间的关系，主要是财务和物资上的交接工作都还有不少事要做。所以这里也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工作。因为喻家秀先期调到了洗衣粉厂，所以这里的食堂就留用了我中学时的同学蔡培生的儿媳妇罗美枝，以便她能有机会另找工作。以后她和她的老公蔡建波真的在大华电子厂找到工作了。并一干就是七八年，只到我第二次到麻涌打工他们还在这里。

为了给蔡培生的儿媳妇安排工作，我还受到了侄女儿吴惠芬的天大的埋怨。蔡培生的儿媳叫罗美枝，人长得清秀，身材很高，做事很勤快，也会与人打交道。当陶瓷厂解散时，他们正靠新结识的一个当过陶瓷厂保安的当地人找工作，还要等约半个月才能有结果。所以，我留下了罗美枝为这留守的几个人做饭，也是让他们小两口不至于住在这里白吃饭的意思。他们也不要工作多久，我这里也不可能留他们多久，这都是临时的。但吴惠芬不这样看，她回去对她的妈说，她也会做饭，叔叔不留她留了个外人。她也不想想，她不要说照料自己的叔叔，连她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是别人在照顾。为了一点小事，几个月不叫我一声，我留她做什么？我生得贱？想找气生？就更不用说，她做的菜哪里能叫做是菜？刀功火功一条不讲，色香味半点不沾，叫不出一个名堂。这也能真正的当炊事员？

人必自重而手别人方能重之，人必自强而后别人方能尊重。遇事只会怪别人的人，从来不知自查的人是不会有人能真的帮他的。

陶瓷厂结束了，我在这里结识了一批人，也留下了太多的收获和遗憾。

我兼职几个厂长的经历到此也就全部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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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恒春人生传奇(文革相关部分)

51

52

54

五十六、备受歧视

五十七、人工培育猴头菇

59

六十一、全省优秀自然科学论文奖

六十二、为人作嫁六十三、地下公司

六十四：提前内部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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