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涅磐 谈谈杨奎松教授的收入差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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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杨奎松教授的收入差距说

浴火涅磐


前阵子，B大某著名教授发表了一篇宏论，说什么毛时代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蒋光头时代。那么，他的依据是什么呢？是拿毛时代等级工资表和蒋光头时代公务人员的等级工资表作对比，因为前者比后者大。事实是不是如杨教授忽悠的这样？我们不妨作个简要分析。

第一，毛时代的那个级别工资，是涵盖了全体干部工人的（毛时代工人工资收入最低的是学徒工，每月18元），他拿出来作比较的酱光头时代工资，则只是官员（公务人员），不包括工人。而在解放前，中国工人的收入状况是什么样的？这里略举一例——1925年全国电报局人员月薪共25级，最低的试用人员为每月10 元，最高的24级为180元，而这还是官办企业的工人工资。其他企业的工人工资，据当时《上海时报》毛一波著《中国妇女劳动状况》一文统计，1914－ 1921年各业女工三年工龄的在每日0。08元（砖瓦）－0。25元之间，也就是说，三年期的女工在没有休息日的情况下，每月最低工资仅仅是2。4元！童工的情况与女工大体相仿，总体上还要低一些。至于那些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养成工”、“包身工”，则更是等而下之，过的是奴隶般的日子！（注：包身工的苦难，已经夏衍先生的文章《包身工》而为后人广为知晓，而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包身工还不是最为悲惨的，“养成工”的苦难比之包身工还要深重）。

第二，毛时代的收入差距，杨教授所列的等级工资基本就是当时国内最高和最低收入的上下限（个别有演出报酬和稿酬的另说，而那个“权力”定的稿酬和演出报酬，也远比今日“市场调节”所给的天价报酬少得多），如果考虑到免费医疗、教育以及各类票证等因素，这个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差距只会缩小而不会扩大（免费医疗、教育如何“市场化”折合成货币收入，自可以以今日教育产业化后的支出为基数计算）。

第三，酱光头时代的公务人员工资等级表，只是理论上的公务人员内部收入差距，而且其本身也是杨教授所痛恨的“政治权力”定的；同样的，即便是今日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与美英官府雇员最低收入相比，也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更主要的是，这样的收入差距，同样不是各国国内收入差距最大比。

这样偷换概念，好比拿今日中国国家主席或者美国总统、联邦法院大法官的收入当作全国最高收入一样可笑——众所周知，美国年收入最高的是比尔该死，而不是小布什筒子；中国收入最高的当然也不是胡哥，而是每年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那些亿万富豪。而现今中美国家公务人员的最低收入，也与工人的最低收入根本不是一回事情。

最具有欺骗性的谎言，是把最想说的谎言掺和在9句真话里说，而某教授也正是这么做的。

不错，这位教授所列举的解放后待遇等级差别，即便在毛主席时代也是存在，而且情况还很严重，这位教授在文章中也承认毛主席对此一直不满。但他故意混淆的一个基本事

实是，即便是在那个年代级别工资差别很大的情况下，贫富悬殊也远远小于伟大的蒋光头时代，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在致力于解决贫富分化，而不是在扩大贫富分化，哪怕是解放后官僚集团的利益所在驱使他们将手中的权力利益化、制度化，但由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与这种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公有制度的约束，这样的等级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也远远无法与私有制的国家相提并论。

这里我们不妨再看看印度的情况——1981－1982年度，印度全国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1956亿卢比，按照人口平均为1725卢比（约合192美元）。而这只是平均收入，据同期印度报刊资料，占全国人口5％的上层每人平均年收入至少在5万卢比以上，其中1％的最上层每人年收入至少在10万卢比，而占人口25％的底层每人年平均收入仅仅1000卢比。

这位教授逻辑混乱之处还在于，他故意把经济与政治截然分离开来，言下之意，拥有国家权力身份的人必然拥有更多的经济利益，没有国家权力身份的人则经济利益要少得多。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要说，在不存在私有制经济的情况下，这样的结论是基本成立的，但在私有制经济条件下，政治权力的拥有者和经济权力的拥有者之间，就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哪种权力更强悍还难说的很呢！这也是我在主贴中所指出的，在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或者俄罗斯，收入最高的都不是政治权力顶峰的人物如胡哥、小不是筒子或者普京，而是那些亿万富翁。

更进一步说，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还有效的国家，固然存在着由于权力集中化导致的特权阶级，但这种特权阶级在制度允许下的特权（合法的收入），也远远无法于私有制度下的资本家收入相提并论。而诸如中国、俄罗斯之类的国家在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书记—大亨，恰恰是在否定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后才得以合法化的。

必须指出的是，现在有一种将特权与腐败混为一谈的宣传，比如说起中俄的书记向大亨转型时，就说那是政治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这么说的人实际上要么是糊涂要么是别有用心，他们都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一个基本概念——制度赋予你特权，不等于制度承认你可以用这样的特权搞腐败。

也就是说，这样的书记——大亨转型，是利用手中的特权搞腐败，但这样的腐败并非特权本身。而脂油精英们所恰恰是想通过舆论造势，把这样的腐败合法化制度化，想把书记们利用手中的特权搞出的腐败，再进一步变成制度化的特权。


转自文革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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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杨奎松的有关工资的算法是不对的

原文：http://zhoujun.blshe.com/post/349/548203

    看了“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的有关工资的一些看法，发现他概念不清，把几个不同的概念给搞混了。

    因此，他的原话是：“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标准，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而且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而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达416倍。”

    这里说“增幅相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原来的差别就很小，则增幅虽然扩大了差距，但最大的增幅也还是有限，才增幅百分之１４左右。革命政权总是要的调整的。因此我还是关心的是收入差。但是，是什么的收入差，杨奎松在概念上搞混了。

    根据上面的说法，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18元，但是，如果杨奎松不是故意搞混的话，他应当知道，最低一级的18元，是指的最低档的工作，意思当然是指的在机关里的清洁工这样的工人的收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时最穷的工人的收入。因此，是最高的长官和最低的工人的收入。这就不是所有的官员中最高的当官的和最低的当官的相比。

    而杨奎松比较其它各国的官员的收入差的时候，却不是将官员的最高的收入和社会上最低的工人的收入相比了，这就不公平。杨奎松只是说：“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倍数的问题所在，我在文章中特别介绍了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战后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其文官总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仅为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在这方面，1956年人民政府所定工资标准，等级只是30个级别，少于国民政府上述标准，但最高一级和最低一级工资收入之差，却达到36．4倍，超出前者一倍以上。即使除去相当于国民政府总统和五院院长级别的主席、总理、委员长级，最高级与最低级之差也超过26倍之数，至少形式上仍高出前者许多。由此不难了解，中共建国后推行的工资收入的等级差，确较国民政府时期要高。”

    在这里杨奎松偷换的正是这个概念。事实是怎样呢？毛泽东的工资算是比较高的，月薪为404元，共产党最低的官是23级干部，这个干部级别，才是能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小的官”相比的，23级干部的工资是月收入60元，拿404除以60，得数6.7倍。因此是比民国时间的政府的级差要低的，杨奎松是在这里犯了错误的。为什么犯错误？因为数学没有学好。

    那么，杨奎松的那个算法，就是拿最高工资和高中刚毕业的普通工人的工资相比，这一点也还是有意义的，也可以比较民国时间的和毛泽东时代的。当时毛泽东的月工资是404元，用来除以当时高中生刚参加工资的学徒工的工资20元，是20倍，和我当兵结束后当二级工的月工资40元相比，是十倍。

    来看看国民党时期吧，最高的薪水我没有查着，但是这个网址给出了当时的一个部长的薪水：

     http://wenda.tianya.cn/wenda/thread?tid=6b9097f789a96619

    其中讲到：“根据1933年9月 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元，”

    而当时的中国的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是多少呢？就是象我当时那样的二级工？是在这个网址：

    民国的工资请看网址：http://liberty900.blog.ycwb.com/200942922588.html

    其中讲到：“每月工资大致为14～15元。其中印刷、造船、机器、丝织工人每月工资较高，一般都在20元以上；缫丝、火柴、棉纺工人每月工资较低，一般都在12元以下。”

    因此象我这样一个人在解放前能够拿到的工资是月收入12元到15元左右。则拿上面我查到的部长的薪水800元除以工人的薪水15元，得数53倍，怎么我算的就和杨奎松算的不一样呢？

    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就看工资之间的差的倍数，确实毛泽东时代的贫富差别要比国民党时期要小，和杨奎松得出的结论就是不一样。否则怎么解释人民拥护共产党呢？

    而杨奎松号称当时学了马列毛著作？当时只要学过这些著作，就知道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承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尤其是许多领导干部年纪很大，而他大脑中的许多东西却无法拷贝出来，因此需要有一个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这也是工作需要。而且当时的领导干部确实一心扑在工作上，并不是一天到晚想着怎样挣大钱，对国家的贡献，应当是对得起他们拿的工资的。

    而解放初有一些人拿得工资比毛泽东高得多，这也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要求，就是当时有许多国民党军官，如傅作义，是参加革命的，革命之前他们的生活是无比优越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投奔革命，还有著名的演员，这些人在解放前都有优厚的生活待遇，革命政权为了保持他们的积极性，对他们的工资有所照顾，却和一心为人民的共产党员的情况是不同的。而且，解放后总的趋势，尤其是在文革后，确实是趋向于越来越平均的方向的。

    杨奎松能够变数字戏法变出一个印象，就是好象解放后的共产党的贫富差距要比国民政府时期还要大，这让“皇恩浩荡”网友和疯僧兴奋得一阵嗷嗷乱叫，怪不得疯僧反复告诫大家要信服专家说的话呢。

    再比较一下和演宣传工程中，所谓“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和“中学教师”袁腾飞之间的分工不同。杨奎松号称高干子弟，而且声称读过许多书，如马列著作，说起话来不卑不亢，很有分寸，一付专家的样子，有可能是西装革履温文而雅，一说起话来学术味道浓厚，一系列看似精确的分析，得出毛泽东时代的贫富差距比当年的国民政府还要高。于是有袁腾飞这样的愤青看了，啊！原来过去的宣传我都上了当了，于是愤怒地在视频上大骂共产党毛泽东，然后有疯僧的家之流认为袁腾飞敢讲真话，拼命叫好。

    其实，所有这些宣传的人，也都不太懂马克思主义，有可能自然向前网友还懂得多一些。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那种非要追求公平，什么大家都一样，这样一种理念，这么想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是错误的，说明根本就没有看过马克思的书。

    马克思主要的研究，就是人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在这种历史过程中，发展的主线是生产力，因此生产力未到一定程度，社会本来就避免不了是个阶级社会，马克思并没有这种主张就是在生产力不到的时候就强行进行完全公平的分配。而生产力的发展的关键，又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邓小平这一点说的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生产力是十分低下的。那么，整个毛泽东时代生产力的上升程度，也就是科学技术的上升程度，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快的。

    而社会公平这件事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却是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朝着公平的方向前进的。因此，新中国是不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越来越公平呢？应当是的。因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部宪法，并没有强调公平，而是承认了资本家所有制的，当时的资本家的收入就是要比工人多得多，但是，这是应当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生产力还发展得不够，这一点，当时的制定第一部宪法的共产党员，是清楚的，他们才是明白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人。相比之下，杨奎松确实是不明白的。

    而新中国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不管收入如何，一定要想办法保证人的吃饭，许多从旧中国过来的人，之所以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就是说，共产党确实在努力地让所有的人吃饱饭，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人口增长速度，是中华民族以前从来就没有过的，也是美国历史上到现在都从来没有过的，也是苏联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