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叔的故事

雾蒙蒙

　　“文革”前，杨叔家和我家同住一个院子，杨叔和喜姨（杨叔的夫人）是我母亲的同事，我们两家的关系比较融洽。 　

　　杨叔是昆明人，解放初期，他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海军某舰队担任文化教员。由于他的父亲在国民党地方政权做过事，所以他在部队里没有受到重用，转业前大概是个排级干部。好在他在驻地与一个性格温柔、漂亮大方的女青年好上了。这女青年心甘情愿地随他转业回到了云南。但杨叔转业后，不是回到昆明安排工作，而是同妻子一起双双分配到离昆明有几百公里的滇西小县银行工作。他的老婆高高大大，皮肤白净，算得上是个美人。我们称她为“喜阿姨”。

　　杨叔夫妻俩恩爱有加，妻子为他生育了三男一女，其中的女孩（三妹）最为他夫妇疼爱。由于他是从部队转业的，工资待遇比其它人要高，生活也比较优越。印象最深的是，他家最喜欢做北方水饺吃，远远看着他家排得整整齐齐的水饺和香喷扑鼻的饺子味道，我们这些小娃娃，就忍不住直淌口水。在单位上，杨叔是第一个拥有私人自行车的人，那时的自行车大多是公家的，由于骑的人多，总是破烂不堪的样子。而杨叔的自行车是名牌“永久”，而且是崭新的，为了避免一些小肚鸡肠的人的妒忌，杨叔将他的自行车束之高阁，用绳子吊在了梁上。

　　“文革”中，杨叔参加了名为“大联总”的造反派组织，并很快成为了这个组织的骨干。无论是撒传单、还是斗“走资派”，他都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可是不久，他所在的这个组织被定为“站错队”，于是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打击。

    打击他的人，抓住他说过的“昆明有人卖人肉包子”这句话往死里整——那是在运动期间，他回了昆明老家一趟，回来后将他的所见所闻或道听途说向旁人讲述了一些。说他是故意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给他戴上“阶级异已份子”的大帽子，并实行隔离审查，将他关在单位办公楼三楼的一间小屋子里，让他写交待材料、接受批斗，批斗时头戴纸糊的高帽，嘴含涂抹红色油漆的铁刀，胸挂大铁牌，铁牌上的姓名被颠倒书写并打上了大红叉，穿麻袋经染黄后做成的鬼子式服装。批斗之余，还让他做一些扫厕所、搬运煤炭等的脏活、累活。

  

    一向自视很高的杨叔，受不了这些污辱人格的非人待遇，最后选择了不归之路。他趁看守他的人不备之机，用刮胡子用的刀片割开了自己的血管，然后纵身从三楼的窗口跳下，结束了自己四十岁不到的生命。喜阿姨得到他的死讯后，哭得个山摇地动。旁边人也忍不住默默跟着流泪。杨叔死后，造反派叫了两个搬运工，草草埋藏在了小县城郊的山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