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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66届高中学生的知青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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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9 10:08: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网友    文章发于:毛泽东旗帜网

一个66届高中学生的知青经历

1968年10月,武汉市开了会,因为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中学毕业生分两批下乡。我因为自己没有参军,就想要带头下乡去锻炼。当时又怕方铭他们阻拦,就在中山公园开大会的会场上,公开提出来要带头下乡,请方铭主任批准,在这样的场合上,方铭站起来鼓掌。我在会上讲,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是毛主席的指示,是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开展,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张体学的姑娘当时在华师一附中读书,有一次开会,我就对他说,体学同志,干部子女下乡要带头,不能都叫别人下去。

1968年12月1日,武汉市第一批下乡知青离开武汉,当时锣鼓喧天。我们下乡之后,想到潜江县去建设红十月人民公社,而且也认为学生下乡之后到处都是,可以起很大的社会影响,后来说我们是下乡去隐蔽起来。因为我先前参军已经通过了,还给发了服装背包,结果市革委会没有让走。我离开武汉的时候,找到人武部的孙习成,说把背包军衣还给他,他说送给你算了,做个纪念。去之前,空15军军长、武汉市革委会主任方铭还特意跟我说,我曾经就你当兵的事情给你许过愿,你要想当兵的话,现在还可以去。我说现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去当兵呢?

我们到潜江之后,人武部长兼任的县革委会主任来接待我们,征求我们的意见,要去什么地方,大家都是争着要去最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潜江县最穷的是渔阳区,我们去了最苦的高湖公社联合大队6生产队,这个地方是水稻区。王再平在新台大队。我们到达潜江的时候,满县城都是知青,一分散下去就非常分散了,我们的队里只有几个人,这是对广阔天地之“广阔”的第一个深刻感受。

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完了,下面进行传达,参加革委会结合的人,都集中在天门听会议录音,我、小王都参加了。林彪所做的报告很长,印象比较深的是毛主席把刘邓区别对待,毛主席说我们要开除D**的党籍很容易,大家一举手就通过了,我看是保留党籍比较好。毛主席还说要把政协和民主党派恢复起来。在提到群众组织的时候,毛主席对各地群众组织的情况非常了解。感到江青和陈伯达的讲话不是蛮理直气壮,有点吞吞吐吐。我们回来之后也组织了讨论,还向农村的代表做了传达,还刻印出来。

1969年武汉发动了反复旧运动,有些同学就要回武汉去参加运动。我当时与杨道远也有联系,他定期寄些资料给我。我也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不主张回武汉。我当时认为“复旧”是存在的,群众代表不起作用也是现实,但是革委会是通过三结合成立的,应该在内部做争取工作,巩固权力把代表群众的作用发挥出来,说话算数,不主张在革委会外面来搞,也不主张杀回武汉,农村才是我们的战场。后来老杨他们去北京,康生讲不断革命,但是革命是有阶段性的,革委会成立是文革胜利的一个标志,应该在革委会内部搞。

九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就在农村做宣传,扎些台子搞广播,通过收音机听新闻公报,然后讲给农民听,基本上能够大致不差地把公报重复出来。听到夏邦银(武汉钢工总勤务组成员,老党员和劳动模范)被选为中央委员,个人非常高兴,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能够进入中央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至少在文革之前我们没有想到过我们能够进入革委会,也没有想到汉轧的劳模夏邦银成为中央委员。后来我们在农村就组织游行,庆祝九大胜利召开。对于九大传达的内容,今天印象比较深的是周恩来说林彪成为毛的接班人是历史必然,当时还有小道消息说陈伯达反对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

当时我们六队和七队的知青,还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广阔天地》,主要内容就是宣传一些政策,当时武汉市革委会和老杨都有时寄一些资料给我。后来审查我时就说我在农村办地下刊物。

1969年我作为武汉市的代表参加国庆观礼,当时荆州地区的代表都已经到武汉集中了,我是一个人后来才接到通知的,又是一个人坐船回武汉。当时其他的代表都已经在洪山宾馆集中,省军区副司令员梁仁魁带队。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家,梁仁魁就叫车子跟我回家拿东西,当时朱鸿霞、胡崇元、张立国也都是观礼代表。我们到达北京之后,跟荆州地区的代表一起住在友谊宾馆,当天北京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人还来看我们,记得有温玉成。朱鸿霞他们住在中南海,住的离毛主席越近,条件就越差,他们是睡地铺吃窝窝头,后来还有人出席了国庆招待会,不过我没有资格。在十月一号这一天,我的席位在在东灰一台,灰就是指灰色的区域。当时看得很清楚,毛林周都出来了,毛主席两头走,我们看的就更清楚了。十几号的时候,毛主席在大会堂单独接见观礼代表,我们的座位在楼上,因为地势高,毛主席从后台走上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当时周恩来把林彪和董必武安排到毛主席的两边,并让留影。

在北京观礼期间,还参观了首钢、燕山石化和北京地铁工程。当时燕山石化还刚刚开始修建,地铁一进去就看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大幅标语。感到建筑很雄伟,建设成就很了不起。此外还看了一些戏,红色娘子军就是其中的一部。

会后回到武汉,我去跟老杨说了,听说要在北京办学习班,我就找到武汉市革委会的政工组长,要求参加。他说北京学习班不让中学生参加,要我还是回生产队去。

在北京学习班里陈伯达就开始动员抓五一六、北决扬之后,武汉也开始搞。我们学校的工宣队,开始是武昌造船厂的,人是造反派,后来就迅速更换成六棉的,人就换成保守派的人。保守派的人一来,就把我和小王从潜江搞回来办学习班。开始还是依据事实,追查12-5事件,这件事确实是我们错了,小王痛哭流泪做检查,我们对事实也没有任何隐瞒,他们也是尽可能地往老师身上扯,把一大湾子都牵进去了。后来要搞五一六、北决扬,开始隔离。他们清查“决派”的时候,先从成分不好的学生中突破,吴老师也被突破了。但是在我这里梗住了,他们把一些人根据他们意愿写了材料拿给我看,上面有的说参加决派是出于我的布置,并安排填表,我要他们拿证据,这些口供都是非法逼供讯搞的。我们学校的造反派中间确实有几个与鲁林安关系密切跟着走的,我还曾经劝过他要注意,还有个女同学跟浠水县农民造反派巴河一司有些关系,我也曾经劝过她。这些组织后来都被中央9-27文件说成是反革命大杂烩。

1970年一打三反开始后,学习班就太多了,搞也搞不清楚,我们就说办学习班我们没有工分,吃饭有问题要他们给补助。结果就回农村继续办,我们先是在区里集中办,负责人是贫协的罗主席,他搞不清楚武汉的事情,对付他就很容易,有时候还有人故意出他的洋相,把他搞毛了,他就怒声大吼。我们在区里的时候,可以看到报纸,有一次看到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说四个伟大讨嫌。后来九一三林彪出事,我们就不感到意外。区里还组织我们去仓库劳动,劳动完了还给工钱,我们就把工钱买肉来改善生活。那些在生产队里办的学习班,就很苦,完全是当做敌人对待。1974潜江县苏湖公社办学习班,一天只有9两米的定量,但是却要人拉犁耕田,还有就是挖井,都是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很多人身体就这样跨下来了,有一个姓黄的同学就在这个学习班里呆过,身体跨了,后来他招工去武钢,身体也一直不好。一个名姓叶的女同学,只是因为参加了9-2到9-4日在湖北省委门口的绝食,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也办她的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省里面在首义路招待所办批林整风学习班,武汉军区三办的刘志做讲话,讲了一个下午。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其中有《五七一工程纪要》《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这个学习班说是学习,其实是继续抓五一六。老杨当时还是单独监护的,还没有恢复自由。当时的批判都是空对空,这个学习班的表面上也是非常宽松,我在学习班里还学会了打雀牌,跟动力和军代表做对手。我后来雀牌打得很好,朱鸿霞还教我玩剑。在学习班里还经常安排看电影,都是社会上看不到的,如多瑙河之歌等。

后来有人跟我说,军区准备对造反派搞杀关管。朱鸿霞在组织准备向中央反映情况。我年轻比较冲动,就去找军区的徐剑、许文强他们,说听说要对我们杀关管,徐剑竭力否认,说没有这个事。后来赵华说我不讲方法。这样就把张体学请出来了,张体学当时已经是癌症在身,当时是热天他过来的时候穿着衬衣。张体学过来的时候,跟我们座谈,要我们安心学习,讲些大道理,大家都不做声。朱鸿霞当时也在,就说伙食太差,张体学说那好办,就从梁子湖搞鱼过来加餐。张体学来过学习班两次,伙食都很不错。当时我们在学习班里,伙食标准是每月24元,很不低,省里面还给我们生产队每天8毛钱补助,生产队给我们记工分。这个学习班办了8个月,没有什么结果,是年底结束的,讲三个长期斗争,给我的印象是不了了之。当时我们都听说北京四三派、四四派互相赌狠,说是看20年后谁杀谁。学习班里也说,肯定和否定文革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学习班结束后,老陈就跟我回潜江,到潜江后,也没有让我回生产队,而且到广华的一个五七干校。我一个人在那里,鬼也不管,叫写材料,我就跟潜江的学员闲聊。后来又通知我回生产队,结论也没有。

在1975年春节回武汉期间,我曾经去找过省委里面主管组织的书记姜一,并把这个名单的抄件给他看,问他知道不知道这回事。我还对他说,姜书记,本来我下乡就是准备急流勇退,不想再搞运动了,但是阶级斗争不以我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曾思玉刘丰确实是把我们当作阶级敌人对待,要杀我们,姜一书记不要总是说我们不识大体,喜欢闹。姜一用手指头点着这个材料说:小柳,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事情,都是曾刘他们搞的。

1974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渔阳区长来生产队找我,说接省委组织部通知,要我回省委组织部报到。我回来之后就去组织部,是副部长唐振生接待的,说根据省委指示,准备安排工作,要我等通知。这一年的五四青年节,团省委在洪山礼堂召开大会,要我在这个大会上做讲话,也就是要我亮亮相。我要同学江给我准备一个讲稿,后来觉得不能体现我的意愿,我就自己起草了一个稿子。我的稿子里面讲了要揭林彪死党刘丰的盖子,要为杨道远翻案,还准备把他们搞的杀关管的名单的事情捅出去。这个稿子的火药味相对比较浓,也是结合当时批林批孔的政治气候来讲的。在准备开会的时候,我在休息室坐着,正在奇怪没有人来审查的我的讲话搞,姜一就来了,对我说,小柳,把你的稿子给我看一下。当时谢在我的旁边。姜一看了之后就说,小柳,有些话不能这样讲,杨道远的问题省委还在研究,不要把炮开在前头,把这些都划掉,连刘丰的名字都不让提,我不同意,结果僵住了。姜一又要谢来劝我,姜一还说外面的代表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说不要冷会,叫我为难。最后,就做了一些修改,把语气改得缓和多了。最后就是这样一个经过大幅删改之后相对温和的讲话,在会场上就赢得了极为热烈的掌声。第二天的湖北日报,在报道这次会议的时候,连我的名字都没有提,只说是有关方面的代表在会上发言,我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头。果不其然,过了一些时候,胡厚民就说姜一要他带信,让我先回潜江,补台的事情以后再说。

在五月二十几号,中央对湖北的事情有一个七条指示,讲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林彪死党的盖子不能捂;武汉七二○的案不能翻;这样我们在华师开会,表态形成一个统一意见,拥护中央七条,要按照七条的指示精神办事。会后方、丁和我各带一个组,分别在武汉三镇进行宣传演讲,我们把七条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我和周带了一个小组在武昌区委门口做宣讲。

后来胡厚民跟方说外面来的学生要先回去,是收的架势。方、丁也都走了,我也回到潜江。

我回到生产队之后,只有我一个人了,其他的知青都已经通过招工等方式回到城市了,除了我之外,小王的弟弟在七队,小何在三队。因为人数少,三个人就都安排在小学教书。我们回农村之后,农村也在搞批林批孔,大队里进了工作组,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带队。当时大队有一个地主写了副对联,明显表述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工作组倒是没有去搞他,他们要搞的事情却是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对社员房屋前后进行丈量,搞什么前三后四,对农民的副业、竹园、养鸡换点油盐钱,包括对自留地都大力限制。当时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大队门口,指责他们这种整群众,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作法,我们三个知青老师和几个民办老师都在大字报上署了名。现在看到了一些资料,才知道1975年是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D**安排的工作队,当时D**批判了江青四个月,可能是小平要跟江青比谁更左,当时是他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周恩来已经病倒了,他就派了100万工作队下乡去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

他们工作组没有直接跟我们接触,但是把区里、公社里的干部叫来,召集我们开会,要我们不要这样搞,要服从组织。我反驳他们说,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当然要通过党的领导来体现,要通过各级组织来执行,但是必须是真正执行革命路线,你们搞社员和农民是不对的,我们又写了几篇大字报批评他们,他们就把工作组撤了。我们第二张大字报的题目就叫做《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们没有来整我们,但是他们去搞民办教师,威胁他们,有一位年轻教师的父母被他们逼得要投水自杀,后来我们写的大字报就不要他们签字,王始终陪着签字到底。结果我们贴了几张大字报,就把这个“割尾巴”的工作组给轰走了,这个事情在当地影响很大,后来被称为“高湖事件”。再后来我就顶职回武昌车辆厂,王又平后来考上华师京山分院。

1970-71年的时候,开始在知青中间招工,先是武汉建工局招了一批,后来襄樊也去潜江招了一批。我们当初下去的时候,都是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没有人打算回来的。招工之后,知青思想的波动就比较大。到1975年的时候,还在农村的,基本上就是家庭出身不好,或者在文革是比较坚定的造反派或者当过头头的那些人,这些人在当权派看来是有问题的人,其他的都走得差不多了。

农民人都很实际,说武汉来的都是好伢,个个肯吃苦,为群众做好事。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争着去最苦的位置,在我们刚刚到农村的时候,就是宣传两条:一是要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二是要为群众服务做好事。我们的同学学农活,个个都是好样的,没有孬种。插秧割谷,耕田包括做副业,都蛮吃苦,没有差的。

我们那个生产队有两项副业,一个是烧窑,二是在东荆河上摆渡,摆渡是生产队的一点现金收入。我们去之前,这个摆渡是经常换人,主要问题就是现金不容易收上来。我们去了之后,社员都说知青是最大公无私的,要交给我们来办。当时我们八个人就轮流来摆渡,现金一分不少如数上缴生产队。这个渡口平时2分钱,涨水的时候5分钱。后来我们几个撑船的手艺练得很不错,包括女生都一样,在插秧的时候,我们把小船装满秧苗,沿着一米多宽的小水渠送秧,往来自如,农民都很佩服。

在大队的窑场,我也干了很久,手艺也很不差。热天就穿着短裤干活,通身晒得黑油油的。和泥、做胚、堆垛样样在行,就是点水不会,那个师傅对我保密,不愿意让我看到,每次总是自己一个人做。小何当时去看过我,前些时在同学聚会的时候,还开玩笑说,你们没有见过小柳做的砖,那可真是有水平,每一块都是方方正正,棱角一点不缺。

记得有一年洪水很大,为了保护五七油田,我们去抢险的时候,沿途的水都已经齐腰深,大家都迅速涉水过去,因为当时洪水水位上涨太快,从其他地方运土过来已经来不及,只好把大堤一边挖掉,来进行加高。

农民相对而言怕冒风险,显得保守一些。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参与搞试验田。当时我们参与推广棉花营养钵,这个确实有效果,对掌握季节和出苗率都有好处。在李庆霖写信给毛主席之后,天门那边的知青也出了些事情,王震就到荆州来蹲点,王把招待所养的花都推倒,要种棉花,搞棉花王,也要推广棉花王。我们大队也搞了农科所,我们有一个初中同学名字叫李文生,他要试验合理密植,说棉花只要长到尺把高,每株只要挂4-5个桃子就可以了,加上合理密植,产量就会很不错,试验田亩产比原来也高很多,农民亲眼看见了,也很佩服。后来李文生去教书,也是一把好手。

那个时候省里有一个重点交通项目,就是修汉沙公路,修路需要石料,我们和农民一起到荆门的马良山采石,再用板车送到2000米之外的汉江边装船运走。采石要靠放炮炸开,当时打炮眼有点危险,都是我们知青来干,农民中间没有人愿意扶钢钎,怕大锤落下来偏了会伤着手,我们就主动来干。18磅的大锤一挥就是一整天,每天可以打两个炮眼,我们非常认真,大锤也是落点稳得很,没有出过任何事故。抡大锤后来就把手劲练出来了。拉板车我们也比农民跑得快,当时一板车石头堆好码齐,一车石头总有上千斤重,我们也是一个人拉一车,从江堤到水边是一段300米长的下斜坡,农民都是用肩膀扛住车把减速缓慢下行,我们都是飞车下去。

我们在潜江的时候,无论是种田还是教书,都是全身心投入。后来我挨整的时候,他们去外调时,农民没有说我们半句坏话。在招工的时候,农民和大队也总是优先推荐我们,因为我们在文革中是造反派,是站在当权派的对立面上,所以每次下面的招工推荐意见都不能起作用,我们就要社员不要再推荐我们,他们说不推荐我们心里过不去。在农村,社员家庭和邻里有时候闹点纠纷,我们出面说话,他们也都能够听得进去。

因为自己曾经参加过造反派,当权派招工的时候就总是压着我,总是回不来,农民写了多少次好的鉴定和推荐材料,都没有用。父亲就着急了,1975年父亲就要求退休,要厂里安排我回来顶职。厂里面派一个工人和一个干部到潜江帮我办关系,那个时候我在大队写大字报的余波,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个事情我竟然成为当地的名人了。到县医院体检的时候,医生还问你就是小柳?厂里的人说赶紧走吧,怕县里卡,当时我贴大字报驱赶工作队的事情还没有最后了结。我是国庆节之前回武汉的,在武汉过的国庆节。

回到武昌车辆厂之后,先是进行培训,搞安全教育,分配铸工车间当炉前工。人事科的人对我说回厂要好好搞,我的师傅蛮好。

九几年的时候,我曾经回去下乡的大队看了看,今天农村田地的样子非常破败,没有以前照料得好,农民自己也是出去打工,村里的人也是稀稀拉拉的;村庄里面以前是很干净的,现在牲畜的粪便没有人收拾,到处都是,显得很脏,不太像样。原来的机械都已经没有了,水渠也坏了,耕作方式比我们在乡下的时候还要原始得多,都退回到解放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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