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锦华
来源：《纵横》2006年9、10期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大悲大喜的一年,也是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开始。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当时担任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的陈锦华先生作为中央工作组的一员,被派驻上海,开始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上海经历。
紧急受命
1976年初,陈锦华到河北轻工业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担任干校党支部书记,国庆节以前,他被调回机关。这一年7月,唐山发生7.8级地震,顷刻之间,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化为一片瓦砾。为尽快恢复唐山的轻工业,陈锦华在国庆节后到唐山进行调查研究,帮助唐山灾后恢复生产。10月8日,陈锦华突然接到轻工业部打来的电话。
陈锦华(以下简称陈):10月8日,部里给我打电话,要我马上回来,我问什么事,他们说不知道。我就赶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碰到部里一个女同志,她的爱人在总参二部工作,她告诉我,江青抓起来了。当时我思想一动,把我这么匆匆忙忙找回来,会不会跟这个事情有关系?
10月9日一上班,部里就通知陈锦华说上面要找他谈话,不要离开北京。第二天,也就是10月10日,陈锦华被找去谈话。
陈:我们本来都挺熟的,说话也是比较随便的。那一天见了我们,一本正经的,挺严肃,说是奉命找你们谈话。
记者:一对一的?
陈:不,还有谢红胜同志。找我们谈话就是一本正经的,平时大家经常见面,也不需要那么严肃,那一天他好像很特殊,说我是奉命找你们谈话。他说他们四个人要篡党夺权,净捣乱,弄得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中央决定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大概讲了这样一些开场话。
直到此时,陈锦华才知道“四人帮”已经被隔离审查。同他们谈话的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当天,谷牧就派给了他们一个秘密而又重要的任务。
陈:要我带人到上海去,以编制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到上海去。实际是去观察观察动向,了解情况,并将了解的情况尽快报回北京。
陈锦华这个时候并不知道,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上海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场大的震荡可能就要开始。就在“四人帮”被隔离的第二天,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到北京开会。马天水进京,让当时的上海市委感觉到异常。10月8日,上海市委的另外两位书记徐景贤、王秀珍从各种迹象确定,“四人帮”出事了。意识到事态严重,他们认为,北京可能发生政变,马天水被软禁,于是就商讨对策,提出要对着干,把民兵拉出来打,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徐景贤等人对武装叛乱做了具体的部署,只要一声令下,上海马上就会陷入一片血海。
就在10月9日晚上,中央又打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这一釜底抽薪的举措,让上海的武装暴乱准备工作一时群龙无首。
10月12日,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他们谈话后,陈锦华一行8人动身前往上海。晚上8时20分,他们到达上海虹桥机场。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陈锦华看到沿路的墙上用很大的黑体字写着“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标语,还看到两三起背着枪的民兵在巡逻。
陈:当时我们有点感觉,感到气氛有点紧张。
到达上海后,陈锦华一行住进了国际饭店。就在这天晚上,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让陈锦华一行人感觉到了异常。打电话给他们的是中国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张秀。而纺织机械厂是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发动武装暴乱的一个预备指挥所。
陈:12日晚上,中国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给我打电话,要我们晚上睡觉注意一点,因为他们厂里已经架设了指挥电台。地点在杨树浦那边。
记者:他为什么打电话给你,他跟你认识?
陈:我们认识。我们从北京来,还有个人,叫谢红胜,是个老红军,是部里的机械局局长,他就管机械厂,部里同他们有联系。所以知道我们住在那儿。电话是打给我的。他就讲,你们来了,晚上睡觉注意一点,最好是在一起,不要分睡。注意周围的情况。有什么事情,跟他们联系。他特别讲不要走散,人尽量在一起。那个年月的往事我们印象很深,就是我们有个小组派到巴西去,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后来巴西闹政变,一下子把他们关起来,我们都印象很深的。发生这种情况以后,大家出主意,互相保护,共渡难关。
记者:他电话给了您之后,您有没有感觉到?
陈:当时我们住国际饭店,没有什么特殊感觉,就是订《参考消息》,他不给我们订。《参考消息》不是有外电的消息嘛,就不让订《参考消息》。
订不到《参考消息》这件事,让陈锦华他们感觉到有些意外了。后来他们分析认为,上海方面可能知道他们要来,提前打了招呼,成心不让他们了解国外的反映。而10月12日晚上,纺织机械厂党委书记张秀给他们打了一个电话,尽管讲得很含蓄,但是很容易让他们联想到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实际上呢,作为当时轻工业部计划组的副组长,陈锦华对上海情况是有一些了解的。早在1975年,陈锦华就带了一个工作组,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作检查,帮助抓工程质量问题。开始的时候,工作还能够推进,但是到了11月下旬,也就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大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做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就公开在会上说,陈锦华他们来这里检查工程质量,是来挑毛病的,是否定新生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不得不撤回北京。
一年以后,陈锦华重返上海。这一次,他们是以研究和准备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来到上海的,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海的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和危险了。
记者:编制1977年的计划,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要了解上海的情况?
陈:对,实际上呢,我们是通过各种方式,去接触一些熟悉的人。
记者:那你到了上海以后,先是由哪一个部门来接待你的?
陈:我们对口的单位,一个是纺织工业局,上海最大的一个局,第二个是轻工业局,第三个是手工业局。我们是它的业务对口的部门。我们先找了工交组,这是市政府主管工业交通的一个部门。
记者:北京过来的这几位同志,你们在上海那段时间,自己紧张不紧张?
陈:当然紧张。这个任务,要往回报情况的。
作为先遣人员,陈锦华他们要把调查到的这些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他们报告的方式也比较特殊。
记者:你们每天都在报?
陈:不,两三天报一次。
记者:两三天报一次。
陈:包括社会动向、游行、大字报内容、大学的动向、个别人的反映等,都报,便于上面掌握情况,作出分析判断。市委办公的康平路院子也去,到那去看看有什么动静,刷了什么大字报标语,点名没点名。
记者:你们通过怎么样的渠道报的?
陈:我们当时报的时候,指定信写到立新路9号,就是国务院业务组办公的地方,当时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在那里面办公。我们知道就送他们那里。
记者:用写信的方式?
陈:他们有人专门处理这个事情。
记者:那时间来得及吗,那写信是用……
陈:那个时候只有那个手段,没有别的手段。
记者:电话不能打?
陈:不敢打电话,怕窃听。
记者:那信在上海寄?
陈:我们第一封信是到苏州寄的,怕上海邮检。我们是12日去的,苏振华是21日晚上到的,也就是10天,他们就来了。
就在10月12日陈锦华一行到达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
陈:那时中央工作组的人已经定了,就是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定了以后,政治局全体找谈话。叶剑英副主席,主要是他讲话,讲得很重要。他是这样讲的,说上海是“四人帮”的发家之地,经过他们多年的经营,势力日渐做大,盘根错节。又说上海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不能出事情,出了事情影响太大。
当时上海的地位确实是这样。我把它概括为“五六七”,即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对外贸易进出口占全国的六分之一,财政收入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就叫“五六七”,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上海一出事情,它不是上海的问题,而是对全国影响很大。
陈:另外,上海也是中国的国际化城市,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由于有这样一个背景,中央急于要向上海派人,我感觉这是非常正确的。只要上海不出事,全国就能稳住。
10月12日这天晚上,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一群追随“四人帮”的人也在开会。他们筹划停产罢工,以造成上海生产瘫痪,同时夺取电台,天亮之前广播宣言和告全市全国人民书,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
陈:当时的情况,部队系统也有反映。后来我们听说就赶到南京,向南京军区报告中国纺织机械厂架设指挥电台的事。所以苏振华有个说法,说他们是蠢蠢欲动,要出大事。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央决定赶紧派工作组到上海。
记者:那时候你们感觉到了吗?
陈: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去的时候,是12日,先后去了纺织局、轻工局。纺织局的革委会主任叫唐文兰,是国棉十七厂的,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到了轻工业局,头头马振龙,也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我们分别谈了明年计划,我当时的感觉是,他们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机关里人进进出出,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后来我们清查的时候,发现马振龙在他机关里弄了个房子,装了很多压缩饼干、罐头之类的食品,还有一些伪造的车牌,准备叛乱时候用。
记者:他们要搞武装暴动,在军队上面也做了一些调动吗?
陈:没有。
记者:没有?
陈:没有。当时有人提出,说是不是驻在无锡的野战部队往上海拉练,造成一种威慑态势。叶老帅讲,不需要,要相信上海的工人群众,一动员军队,外边就会有振动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叶帅真是高瞻远瞩,看得很清楚,不需要动用军队。
接管上海
为了避免上海出现大乱,稳定住上海的局势,1976年10月12日的玉泉山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决议,决定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为领导核心,成立接管上海的中央工作小组。中央的考虑是,海军政委苏振华,他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军委常委,具备军队和地方两地的工作经验。倪志福是上海人,是发明“倪志福钻头”的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有长期工会工作经验,对工人情况比较了解。彭冲,他主政江苏省,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的矛盾,上海经济如果遇到问题,江苏的支持和帮助最为方便。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中央工作组去上海的方针,那就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两点要求后来成为中央工作组的重要指导思想。
陈:中央开会的时候,叶剑英讲工作组到上海,要一破一立,破要破得彻底,立要立得正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破得彻底,就是粉碎 “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把他们篡夺的党政大权夺回来,把他们长期所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进行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中央政治局找他们谈话之后回到了上海。他们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的情况,也作了一些言不由衷的检讨,到了这个时候,参加会议的人都明白,几天来他们酝酿的武装叛乱计划,只能束之高阁。不过他们还是跃跃欲试,企图搞一些“合法斗争”。在这段时间里,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上海。上海的老百姓、干部和知识分子振奋不已。上海的群众开始行动起来,马路上第一次出现了彻底砸烂“四人帮”,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大幅标语。
记者:苏振华等来之前的10天,你们主要是做什么事情?
陈:我们就到处看,尽可能地接触各种人,包括到康平路市委机关院子里去看,到外滩市政府大楼去看,看学生怎么去冲击,刷大字报,以及大字报的内容、游行口号等,作为社会动向和群众的发动程度等。
记者:那时候马天水、王秀珍和徐景贤还在上海,他们名义上还在?
陈:对。
记者:他们对你们的到来有没有感觉?
陈:不知道,那时不知道,不知道我们的事。
记者:也没来找你们?
陈:没有。
记者:那在苏振华他们到之前,有没有什么很反常的,很特别的情况?
陈:没有,那个过程就是群众起来了,我的感觉就是群众逐步逐步起来了。因为从各种渠道,都露出来了。叛乱没有弄起来,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群众起来了。另外中央把王秀珍跟徐景贤叫到北京,一时群龙无首,终于彻底失败。
10月20日16时46分,中央工作组在苏振华的率领下乘中央特派专机向上海飞去。工作组去上海并没有通知上海市委,而是由中央派专机护送,由海军东海舰队上海基地负责接待。
中央工作组一到上海,马上连夜开展工作。他们首先与中央先期秘密派往上海、以准备编制计划为名了解和掌握上海情况的同志取得联系。
陈:因为我们到了10天了嘛,了解了不少各方面的情况。苏振华先是找了南京军区的廖汉生和张挺副参谋长,要他们布置注意上海周围的情况,加强戒备。与此同时,林乎加等找我们汇报。
记者:你是直接向谁汇报呢,当时?
陈:我们向林乎加、严佑民。苏振华、倪志福他们是找南京军区谈,我们分开来谈的。
陈:我们打前站的人,当时不过几十人。林乎加找我,说打前站的人这时就变成了工作组成员。住到哪里好?因为苏振华当时住在海军的江湾接待所,不方便,要住到市区来。林乎加找我商量,决定住延安饭店,这是南京军区管的。用车,我说用车没有问题,我找部的直属企业上海石化总厂派车。
10月23日,中央工作组正式开会宣布名单。
陈:工作组的组成人员有中央的,苏振华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是政治局委员。我听华国锋讲过,说我们中央的人也不多,但是我们还派了两个人去上海。还有中央组织部去的8个人。
记者:这样一个组成,是不是有一点……一个是东海舰队,它是在上海组建的?
陈:当时确定的人里面,有中央的,就是政治局委员,还有组织部的,有国务院的,有中央军委的,主要是海军,开始时好像总政也去了人,主要是国务院的。国务院的20多个部委都抽人去了,同上海各个主要对口的局都有人。然后就是北京市、江苏省,共计五个方面的人组成。
陈锦华回忆说,进驻上海的中央工作组阵容强大,素质很高。后来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国务院的部长、驻外大使、国家的骨干企业总经理等等。
陈:我记得最多的时候约有250个人,很强的,部长17个,还有司局长几十个,是一支很强的队伍。
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后,组员立即被分派到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的各个组办,接管党政大权。
陈:工作组宣布以后,中央工作组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个人署名给市委写了封介绍信,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开的,列出各组办的主要的负责人名单,分别写明到哪个单位。
记者:都要中央工作组开介绍信过来?
陈:不,就开一个介绍信,给市委。
记者:都是,包括苏振华他们都开一个介绍信?
陈:就是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他们三个人签名,写明由哪些同志进驻哪些单位,比方到工交组,是林乎加,他下面还有几个主要的助手;文教组陈锦华,就这样,下面的人不一一写明。再由市委通知各个单位。消息很快传开,大字报上街了。谁谁谁到哪个单位,一下都知道了。
作为工作组成员,陈锦华被分配到文教组。
陈:开始苏振华让我去写作组,那是“四人帮”的舆论根据地,“罗思鼎”、“丁学雷”都是横行多年、不可一世的。很快林乎加就找我了,说苏政委研究了,不忙去那些单位,还得去市委市政府机关。先夺权。所以我就去了文教组。
记者:你对口的是谁,对应的是,那边的官员是谁?
陈:我到文教组,没有认识的人。不像其他的人,都是对口的,如一机部的人到机电一局,冶金部的人到冶金局等等。
1976年10月25日开始,中央工作组相继进入了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的各个组办,受到了机关干部和市民的热烈欢迎。南京路上贴出了大字标语,欢迎中央工作组的进驻。当时,学校是走在前头的,因为陈锦华分管学校,所以他的名字在这些标语当中也很突出。陈锦华记得,当时有人对他开玩笑说,这下你可声名远扬啦。陈锦华也开玩笑地回答说:这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在陈锦华看来,“四人帮”被打倒了,是形势把他们推到了第一线。
10月25日,陈锦华第一次进到文教组,当时大约有10多个人等候在办公室外,他们知道中央工作组进驻,就等着要上访、控诉。
陈:我到了文教组,管大学,当时还是16所大学。最积极的就是交通大学。那时候复旦和师大,都有包袱,因为过去写作组利用过他们。那时学校的革命性很强,学生走在前面。闹得最厉害的是学校。
记者:闹?
陈:一动就来了一大帮人,要求罢马天水的官,交通大学带了几十个人,不罢官就不走。大卡车、大喇叭,围着延安饭店叫,强烈要求罢马天水的官。当时我见了他们,说你们要是好好地跟我讲意见,我可以坐下来听,你要跟我谈什么条件,我马上就走,我还有事,我不听了。我们那时候也挺硬的,因为有中央工作组的牌子。他们说我商量商量,跟文化大革命那搞法一样,说我们不提条件,就给你反映情况。我说,好吧。他们要求撤马天水的职。我说撤马天水的职是我们能撤的吗?那是中央定的,我们可以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意见,但是你们必须把大卡车、大喇叭马上撤走。讲得很硬气,很有成效。
10月26日,中央作出改组上海市委的决定,任命苏振华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为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同时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陈:中央有个通知,任命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时撤销张春桥等人的一切职务。中央工作组派我去找马天水。那个时候兴这个,中央有个什么重要通知,就敲锣打鼓庆贺。工作组决定在外滩市政府大楼接受各个机关、工厂祝贺。我是为这个事情找马天水商量。马天水就说你现在在哪里啊?因为我跟他认识。他说,你到中央办公厅了吗?他以为我在中央办公厅。我说我不是现在在你这里吗,我跟他打岔。他一再问现在在哪里工作,是想摸底。
记者:他当时紧张吗?
陈:他当时是紧张的,不摸底呀。然后我就跟他商量,我说中央通知来了,要接受群众祝贺,市委要通知一下,怎么安排这些事。
记者:但是没有马上对他们采取措施?
陈:没有。中央通知以后,把他免职,要他交代问题。没有什么,那都是按规矩办事的,没有什么牛棚啊的,我们没有搞这些东西,该怎么就怎么。
记者:就把他们免职了?
陈:免职了,要他交代问题。
1976年10月27日,苏振华等人主持召开上海市的部委办、区县局干部大会,传达了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的决定,这一决定宣告彻底夺回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在上海把持10年之久的领导权。陈锦华记得,当时的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在他看来,这种情绪是发自内心的,是对中央决定的热烈拥护。
接下来,中央工作组和新的上海市委开始着手揭露“四人帮”的罪行,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而主要的突破口就是徐景贤等人在粉碎“四人帮”后,还企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
1976年10月,陈锦华作为中央工作组的成员进驻上海,担任文教组的负责人。上海,曾经是“四人帮”的基地,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之际,上海危机四伏,而中央工作组的及时接管,让上海避免了一场大的震荡。从1976年10月12日中央工作组先遣人员到达上海,到1977年五一节前,中央工作组的成员撤离上海,整整200天的时间。如今回想起30年前的那段岁月,陈锦华说,那是工作组200多名工作人员激情奔放、日夜奋战的200天,是上海书写粉碎“四人帮”以后历史新篇章的200天,也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200天。
197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市委的领导班子,任命苏振华等人组建新的上海市委,这一决定宣告彻底夺回了“四人帮”在上海把持10年之久的领导权。这之后,中央工作组和新的上海市委立即开始着手揭露“四人帮”的罪行,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陈锦华(以下简称陈):回顾工作组的这段经历,我理解叶帅讲的破得彻底,立得正确,是一种很深刻的表述。破得彻底就是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通过清查反革命叛乱,揭批清查“四人帮”的罪行,改组各级领导班子,清除“四人帮”的骨干分子。
实际上,“四人帮”在上海搞“第二武装”,抓枪杆子的图谋由来已久。早在1971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江青就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讲过,我们是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也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没有我们的人。此后王洪文就公开建立了直接受他们领导的“上海市民兵指挥部”,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立于解放军之外的“第二武装”。王洪文还多次视察民兵装备,指挥民兵训练。他们动用地方经费3000多万元,私造了大量武器。在毛泽东主席病危通知后的第二天,他们就通知马天水把库存的几十万支枪发到基层民兵手里,随时待命。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派人送信给马、徐、王,指示要准备接受“严重考验”,并告知“上海有大考验,要打大仗”。
1976年10月8日,在获悉“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徐景贤等人积极筹划武装叛乱。根据徐景贤主持会议的决定,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连夜制定了两个武装叛乱方案,代号为“捍-1”、“捍-2”,“捍”的意思是捍卫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记者:你们是怎么发现的,这个过程?
陈:策划武装叛乱以后,他们集中了两千多民兵,还有三万多民兵待命,其中有几个是卫戍区的干部,参加他们一起活动。帮他们搞武装叛乱的方案,方案一,方案二;又要架设电台,这些事情警备区有人知道,就是我刚才讲的,包括到我们中国纺织机械厂去架电台。你平时要架什么电台呢,这都是迹象,给南京军区报了,南京就给中央报了。
从10月27日起一连数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在上海锦江饭店亲自主持召开上海市委常委会,让原市委书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有关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
陈:在我们知道他们这个东西以后,要他们内部交代。开始他们不肯交代,面对面不肯交代,后来就背靠背,把民兵指挥部单独坐一摊,政法系统坐一摊,互相背靠背就逐渐揭发出来了。开始在一起找马天水开常委会,都不谈的,他们要马天水交代,马天水不交代;马天水要他们讲,他们也不讲。后来就背靠背,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后,深层次的问题就开始浮现了。
记者:最后突破是谁那里?他们这个最主要的人物突破是谁?
陈:还是民兵指挥部。对民兵指挥部,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措施,有的不行,不交代,我们就隔离审查,甚至拘捕。一突破,什么纲领啊,规划啊,指挥啊,都交代了,包括徐景贤的手令,都交出来了。
记者:那徐景贤是一个主要人物,武装暴乱当中的最核心的人物。
陈:他有手令。
记者:是徐景贤。
陈:马天水到了北京以后,市委排下来就是徐景贤嘛,还有王秀珍。陈阿大这些人,则是打手,领导还是徐景贤。
记者:你跟徐景贤打过交道?
陈:打过交道,我到了以后他知道我管文教方面的事情,要找我谈。
记者:那徐景贤是怎么交代的,是他主动找你,还是你找他的?
陈:他主动找我的。要求当面谈,讲了跟“四人帮”的关系,都是官样文章的话,没有交代什么东西,我也不摸他的底细。他讲完了以后,大概讲三四个小时,是一气呵成讲完的,很严密,没有什么破绽、漏洞的。我说你今天讲讲,当然很好,但是我感觉你真正交代的东西还是没讲。我也是一般地讲讲,我说你恐怕主要是反革命叛乱和篡党夺权这些事情,还有“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很多你都是参与了,你写那些黑文章批判周总理,你应该把这些讲讲。
记者:他承认吗?
陈:他说好的,我再想想。那个时候有一种语言叫“挤牙膏”嘛,他也不可能一下子什么都讲了。
在中央工作组集中突破武装叛乱的同时,苏振华带领新的上海市委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揭发“四人帮”罪行的运动。揭、批、查斗争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查清了“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活动,为日后审判“四人帮”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后来在审判“四人帮”时法庭出具的各种证据当中,上海提供的材料占了三分之一。主持审判工作的彭真曾经这样说过:上海的清查工作最彻底,没有上海的清查,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无法进行。
在深入开展清查的同时,上海市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大批判。陈锦华回忆说,批判大会声势之浩大,揭批之深入,群情之激愤,都是空前的。
陈:在展览馆电影院,那是文教系统的,就是大学,文化局,电影局,教育局,卫生局,体委,在那里开会,主要是批判徐景贤。他站在台上,当时旁边还有警卫员,警卫员还给他递水。群众很有意见,说你还端什么架子,还带警卫,要警卫给送水。我跟巴金坐在一起。巴金给我讲,他说你看,10年以前,他们在文化广场批斗陈丕显、曹荻秋,把我们这些人拉去陪斗,叫“牛鬼蛇神”,他没有想到10年以后,他自己站在那里了。巴金说老天报应吧。我就给他讲,我说我们老祖宗讲过,多行不义必自毙,还是《左传》里面庄公讲的话。庄公的弟弟要夺他的权嘛,有人就给郑庄公讲,还不赶紧把他抓起来。他哥哥却说,不用着急,多行不义必自毙,意思是他自己会完蛋的。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典故。
记者:那巴老当时很感慨。
陈:他当然高兴了,情绪特别好,他说这些人啊太坏,人品就很坏,不要讲别的了。他对我们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
中央工作组进驻各个组办后,在开展揭、批、查的同时,也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整顿领导班子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陈:我在开始时讲过,叶帅讲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破,就是打碎“四人帮”帮派体系,前面已经讲了。立得正确,最重要就是落实政策,就是立在人心上。立的根本,是正确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等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有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工作组经过紧张的工作,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复查、解放了绝大多数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陈:如果说你政策不好,或者政策落实得不好,你说立得正确,那是空话。上海,你很熟悉,市民的素质很高,你说你正确没用,他要心里服气你,觉得你是对的,他才服气你。叶老帅强调立得正确,做起来还真不容易,我的体会就是不仅政策本身要正确,而且要政策落实得好,要落在人民心上。
1977年五一节前,中央工作组在上海新市委的领导下,调整了领导班子,顺利地进行了揭、批、查的斗争,上海的局势步入了正常的轨道。
陈:中央工作组的真正工作时间是半年,比较顺利。在工作中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真正跟着“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受蒙蔽的,讲了错话,做了错事。这个界限划清楚了,不是打击一大片。苏振华把握得比较好,坚持团结绝大多数。整顿班子以后,就依靠党委,不能踢开党委闹革命。运动和业务都搞得比较顺利。
在文化艺术领域,上海对全国的影响很大,也被称作是全国的半壁江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化领域受到的冲击也最大。许多文艺界人士成为被迫害的对象,文艺界一片萧条。中央工作组在上海工作期间,很大的精力放到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作为文教组的主要负责人,陈锦华在这期间结识了许多文化界人士,为他们落实了政策。其中包括著名的电影演员赵丹。
1977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时已经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陈锦华下班回家,发现有一个人站在他家的厨房门口。
陈:他从我家厨房的门进来了,我是从另外一个门进来的。我远远看,觉得这个人面孔很熟悉,就是叫不出名字。我的小女儿,当时在上中学,她说,爸爸,这是赵丹,哦,我一想,对了。
记者:他那个样子跟以前变化大吗?
陈:以前我没有见过他,我是在电影上见到的。
记者:电影上,跟电影上有变化?
陈:电影上,我印象深的有几个电影,像《武训传》,演得很好。《鸦片战争》里面演林则徐,我的印象都是很深的。
赵丹,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的一张经典面孔。从上世纪30年代起,赵丹就开始了他的表演生涯。从《马路天使》到《十字街头》,从《乌鸦与麻雀》到《武训传》,从《林则徐》到《烈火中永生》,赵丹的精湛表演,赢得了不同时代亿万观众的喜爱。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被囚禁长达五年之久。
陈:赵丹见了我,很客气地说,对不起,陈市长,打搅你了。我说没关系,找我有事吗?他说是我自己的事。那时候5点多钟了,我说今天不行,晚上已约了人,咱们另外约个时间,行吗?他说,行,我听你的。
第二个星期天,赵丹的妻子黄宗英陪着赵丹来到了康平路市委办公楼的会客室,又一次见到了陈锦华。
陈:寒暄几句以后,我就听他讲。他就跟我说在干校,在牛棚,这么多年,怎么被侮辱,被打,被骂,没完没了地批斗,说得很激愤。他开始说的时候还是坐着,说着说着就站起来了,就像演员进入角色一样,越说越激动,直至声泪俱下,又哭又讲,一肚子委屈。黄宗英就拽着他,说你神经病,我跟你说好了,你好好给陈市长讲,你这么讲,人家怎么听啊。后来我就说了句,我说算了,没有关系,我说他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委屈,他有些话,不到市委来讲到哪里去讲啊。哦,他一听这话,更激动了,说已经多年没听到这种有点温暖的话了。说来说去,就是对他的批判他认为是搞错了。他没有什么错。另外就是他在新疆被盛世才关了些时候,都作为问题来讲,说他是“三反分子”。讲完这些话,渲泄完了,他也平静下来,说了两个小时。我跟他讲,赵丹同志,你今天说了,我说很好,我来找电影局,对你的问题抓紧一点,如果你认为我抓得不紧,你还可以找我,我有什么事情需要问的话,我也可以找你。他当然很满意了,他说好好,他说陈市长,我听你的。
记者:他有没有书面材料,他就只是讲?
陈:没有,第二天我就打电话到电影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戴兴民是个老干部。我说老戴,昨天赵丹找我了,他的问题怎么样?戴兴民讲赵丹的事情还在复查,还讲了有关程序。我说你抓紧点,赵丹影响很大,早一点给他解放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说好像就是新疆的什么和“三反”问题。我说新疆的事情算什么事情,早就有结论的事情嘛。什么“三反”啊,有反对毛主席的话吗?他说没有。我说没有就好,你抓紧一点。
在上海市委经过讨论后,赵丹很快获得解放。除了赵丹,陈锦华还为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等人落实了政策。
陈:我记得到1977年底的时候,上海两千多高级知识分子,我们落实政策了97%,应该讲比重很大的,包括赵丹,以后我就没见到他了。我就想,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管这些事情,人家命运在你手里,你有什么必要去弄那些事情。对这些人,我们的工作就是创造一些条件和环境,让人家去做事情,你不必干预。所以电影上的一些事,我从来不干预。他们要我审查,我就去看看,也不太懂这些东西,无非是有没有什么政治上不合适的话,没有就算了,都是通过的,然后北京还要审查。当时上海电影审查都要我去看的。重要的,我也安排市委领导同志一起看看,没有打压的情况。
记者:您都审查?
陈:是的。
记者:当时有什么特别的电影吗,有特别争议大的电影吗?
陈:没有,反正到我这里都通过,比如当时有人提意见,对谢晋导演的那个叫什么,是个为右派翻案的……
记者:《芙蓉镇》?
陈:不是!
记者:《天云山传奇》?
陈:《天云山传奇》,对,《天云山传奇》。当时要我审查,我看没有什么。你搞错了嘛,对那个地委书记,把人家老婆也弄走了,这些,都是不大像话的事,这怎么可以呢?有人说是为右派翻案,我说你错了还不改正啊,有什么翻案不翻案的。我后来在市人代会报告,还专门讲了一句话,肯定《天云山传奇》。所以后来谢晋见到我还讲,陈市长,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其实我也觉得这事情没什么。所以我管这些事,还是比较开明的,不跟那些人作对,为难他们。人家有这个天分,有这个才气,他能表演一些东西,老百姓又欢迎,你又何必去干涉人家呢。
在陈锦华的记忆里,1977年初他们在上海过的第一个春节,市场上供应的东西比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任何一年都好。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期间,上海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都没有受到影响,不仅如此,上海的经济活动逐步走向了正常的轨道。中央工作组在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还落实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退赔政策的问题。而上海退赔最大的对象,就是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
记者:你讲到除了文化人以外,还讲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落实。
陈:是的,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我们原来对民族资产实行了赎买的政策。这个事情马克思讲过,列宁也讲过,就是用和平的方式把资产阶级改造过来,不让他们反抗。但是马克思讲的话,他当然不可能实现,列宁也没有实现这个事情。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就是采取赎买的政策,就是给资本家定息。公私合营的时候,他们把企业交给国家,国家给他们作价,每个月给他们定息。
记者:20年(定息),当时是。
陈:当时资产阶级有反映,有的人就喊定息万岁,想要让定息延长下去。这件事经过陈叔通,一直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下决心,延长到三个五年计划,那时割掉尾巴以后参加工会,这是毛主席作的决定,是给定息再延长三个五年计划,那时间就长了。那个时候对民族资本家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付给资本家的定息被当作剥削而被撤销。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在落实政策工作当中,决定对此如数退赔。
陈:市委统战部算了一算,需退回资本家的资金约30个亿。
记者: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停发的。
陈:停发的,要补。
记者:补起来。
陈:要落实政策。
记者:这个是由中央财政还是上海市的财政补发?
陈:是国家给钱,上海财政都交给国家了,我们哪有钱啊。中央批了以后,中央给钱。我在上海的时候,我记得是140多个亿的财政收入,95%以上是给国家的,上海就是3%~4%,很少的,哪像现在。当时补发定息,资本家都领了。其中最大的就是荣毅仁,他感觉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是党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在国内、国际上都有好的影响,是拨乱反正。他就带头来实施这个事情,到上海去领这笔钱。这笔钱的具体数字,我不记得了,他荣毅仁也没有多少钱。我再插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当中,对他搞得很厉害,他东西没地方藏了,就放到办公室里。我问过他,我说你办公室有什么东西没有。我们也不能开他抽屉。他说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一块劳力士表,还有一块什么,也就两块名表吧,他说别的没东西,可见没什么钱啊。
记者:他跟你是一个部的,当时?
陈:纺织工业部,那时候他是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我是研究室主任,他写东西,要改东西,要找什么材料,他经常找我,很熟悉。
荣毅仁到上海后领了政府退赔的这笔钱,就在他准备离开上海的时候,陈锦华请他吃饭。
陈:我对彭冲说了,说荣毅仁要回去了,我们是老关系,我要请他吃个饭。彭冲说,我也参加。彭冲是第一书记,那个时候苏振华已经回去了。那好吧,我说我们一起请,我说算你请,算我请?他说算你请,我参加。所以那天我们就请荣毅仁吃饭。
在这次宴会上,陈锦华向荣毅仁讲了10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陈:1966年的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就冲击向社会了。那时荣毅仁住在北太平庄,是部长楼,他女儿是在北太平庄附近的师大女附中上学,所以红卫兵很快就知道他家是在什么地方。就到他家里去冲击,打、砸,搞得很凶。在8月20日上午,他的女儿打了电话给他的秘书,说家里被打、被砸了。我当时是部机关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管这些事。我就找了他的司机,说不是发工资了吗,你赶紧给他家里送工资去,顺便看看,家里被打砸的具体情况。
后来他赶快就去了,下午就去了。回来报告说不行,家里打得一塌糊涂,还说荣毅仁的手也打坏了;杨鉴清被剃了阴阳头,也打休克了。
记者:他的夫人?
陈:杨鉴清。
陈锦华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将情况反映给纺织工业部的党组书记钱之光,钱之光听到后,立即让陈锦华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份报告,报告中讲了荣毅仁被打的情况。
陈:后来我们还是不放心,又给李富春副总理打电话。当时李富春是管工交各部运动的。李富春就讲,是不是赶紧送北京医院保护起来?富春同志给我们出了主意。我们部的副部长张琴秋,爱人是卫生部的副部长苏井观,同北京医院非常熟悉,就给北京医院院长打了个电话,说荣毅仁被打了,我们想把他送到医院来,保护一下。院长说大姐,不行啊,我们这里已经有好几批了,楼上楼下,红卫兵冲到医院里来了。这样没有办法,我们再给周总理打电话,给他值班室打电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个值班室的电话。打了之后就告诉他荣毅仁家里被打的情况。到了半夜里,大概一点多钟,周荣鑫,当时国务院的秘书长,打来电话找钱之光,他说总理要他到人民大会堂去。当时钱之光已经吃了安眠药了,他已经迷迷糊糊了,总理这边说不行,马上来。结果钱之光就赶到人民大会堂去。周总理见了他以后,就问荣毅仁的情况。问了几句以后,总理讲,怎么你们不报告荣毅仁的情况?钱之光说我们报告了,给你写了报告啊。总理说,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写报告!应该打电话嘛。那就是觉得我们这个事情还是反映慢了。总理讲现在只能管两个人,一个宋庆龄,一个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一定要保护好。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国内、在国际都有重要影响,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出事情。
总理这么一讲,那等于是交代了。总理对这个事情的过问是非常及时的,你看打了电话以后没几个小时,他就专门找人去了解情况,当面交代要保护荣毅仁,可见荣毅仁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凌晨两点多钟,钱之光从周恩来总理那里回来后,立刻找陈锦华等人商量,研究如何采取措施保护荣毅仁。
陈:当时社会上已开始兴起“红对红”,就是用红卫兵对红卫兵,用机关的红卫兵对社会上的红卫兵。于是把我们机关红卫兵的头头靳玉恒找来,说你们今天晚上开到荣毅仁家里去,组织一些人,要采取一些保护性的措施,不要出事情。我们那个机关红卫兵的头头很灵,带了可能估计是七八个人,开着大卡车到荣毅仁家里去了。进屋后,看到那些小女孩子,东倒西歪地睡了一客厅。就把那个头头叫起来,跟她谈判,说我们是纺织部的红卫兵,荣毅仁是我们的副部长,他是大资产阶级,我们要对他进行批斗,要他交代罪行。这些女学生开始不干,不相信他们。后来我们机关红卫兵就说,你要相信我们,都是红卫兵嘛,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你怎么不相信我们呢,你有什么要求,你可以讲嘛。学生终究单纯,说那好,我们交给你们,你必须要荣毅仁老实交代罪行,要劳动,打扫卫生,不准吃好东西,吃窝头。好,好,我们统统都答应了。把他们送走了以后,荣毅仁就讲杨鉴清休克,要求送到医院里治疗,不然要出事情。我们那些红卫兵就把她送到医院里去。医院不收,因为她被剃了阴阳头,是“牛鬼蛇神”,医院不管。我们的红卫兵很机灵,说这是重要的人证,她有口供,你不能让她死了。那么一吓唬,医院就给她救治了。到了第二天,大概找了胡子婴的女儿,也是医生,给她开处方,给她到药店去抓药。就这样,荣毅仁给保护起来了。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荣毅仁都感受到了。但是周总理怎么交代,他不知道。所以他听到这些介绍以后,很激动,站起来对我敬酒,表示感谢。我说不敢当,这主要是周总理的关心和交代。他讲,要没有周总理,没有我的命了,讲得很动感情。
这些事例说明,叶老帅讲要立得正确,是多么重要!政策落实得好,落到人心上,就是立得正确,赢得群众拥护,实现拨乱反正。
(文稿来源: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栏目,编导于文华) |
发表于 2010-5-19 09:2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