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龙门：说一说主政四川17年的李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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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欧阳龙门
来源：华夏快递

在四川的历届省委书记当中，名声最好的是赵紫阳，名声最差的是李井泉。

客观地说，文革前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各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的过左政策中，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李井泉在一味取悦上司，罔顾民间疾苦这一点上是尤其过分的。

李井泉主政四川十七年（１９４９—１９６６），一贯极左。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对此，白桦的评语是比较贴切的：“李井泉不仅不折不扣，而且变本加厉地执行极左的方针，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在四川，有口皆骂，实在是很不容易！很多四川人在“文革”中对李井泉有过冒犯，但至今不悔。”（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

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５５万多人，占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５万余人，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另外还有６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

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李井泉是围攻彭德怀的最卖力者之一。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井泉属贺龙一派，贺龙因为与彭德怀有历史恩怨，在“庐山会议”上被老毛挑起攻彭，李井泉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

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四川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８１２万余人。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出于打击反对者的需要，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丁抒的《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人祸》，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当时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山东。除了四川以外，河南的吴芝甫、安徽的曾希圣、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都被调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位去任闲职。只有李井泉，不仅没调职，还被提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李井泉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井泉调出四川。李井泉在邓小平的保护下过了关，回川以后不是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图谋打击报复。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事是在１９５９年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直到今日，四川的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平。（见愚人：《大饥荒遗事》、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李井泉最为人痛恨的话是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井泉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见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廖志高（１９６５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也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不知李井泉对自己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有何感想，至今没见到这方面的材料。

李井泉是在南昌起义的部队撤出南昌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后来到中央苏区，一直作到红四军秘书长，所以文革前在四川有李井泉是老毛的秘书的说法。长征中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井泉派到左路军，和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后来，二、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又在二方面军任职，从此以后一直在贺龙手下。两人关系极好，据龙门阵称是儿女亲家。贺龙与邓小平解放初期在重庆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因而邓小平对李井泉也十分看重。

李井泉作风霸道，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四川文革前的老干部基本上是三个部分：跟随贺龙、李井泉南下的一野晋绥干部，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入川的二野干部，四川地下党干部。李井泉的做法是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当然如果谁要是给他提意见，那就不管是哪个山头都得打击。以下是几个著名的冤案：

１９５８年１月，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只因对某上级领导人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１９６３年４月，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见何蜀：《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又一批原地下党人被李井泉当作“黑帮分子”抛了出来。曾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原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著名作家沙汀三人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见何蜀：《红岩》作者罗广斌在“文革”中）

此外，还有在文革中影响极大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案件。其实刘、张二人亦属极左，因与李井泉不和，文革前刘结挺被撤销了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被撤销宜宾市委书记。文革中刘、张起来造反，成为全国知名的造反派干部，九大时分别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判刑，所以此案至今未见到一个公正客观的描述。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彭真和老毛对抗，一直拖到１１月２９日才在《北京日报》转载。李井泉对于是否在《四川日报》转载，也很伤脑筋。于是打电话给邓小平，恰好邓小平不在，于是又给贺龙打电话。贺龙明确回答说：不转载。这样一来《四川日报》一直拖到１２月１４日才转载。这一点后来成为红卫兵、造反派攻击李井泉的口实。

文革中，李井泉遇到了比他更左十倍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见何蜀的《“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

文革中，老毛还多次说李井泉的坏话，例如“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开除党，这次才翻过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所以，李井泉不仅和各大局书记、省委书记一样受到打击，被定为“走资派”，而且还在《中共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被定性为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文革以前，每年的国庆节，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都要模仿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式样装扮起来，称为“小天安门”。这时候也成了“搞独立王国”的罪证。实在是很冤。

如果我们问他一句：“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冤死！”他又怎样想呢？

“林彪事件”后李井泉被解放出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直低调，直到１９８９年去世。
　　　　　　　　　　　　　坚持极左的李井泉

李井泉在文革当中遭到的打击程度，相对于其他几个大局书记来说，处于中等水平，有幸有不幸：虽然在文革初期受到的冲击比较剧烈，但是相对于惨死于监禁之中的陶铸，尚属万幸。１９７３年，李井泉被解放出来并且安排了工作，而宋任穷直到１９７７年才安排工作，刘澜涛直到１９７８年底才平反。

从家庭角度来看，李井泉则相当不幸，儿子李明清被活活打死，夫人萧里自杀于监禁之中。

那么劫后余生的李井泉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些什么反思呢？

说来好笑，李井泉对自己的总结只是“中间偏左”。

如果李井泉都只是“中间偏左”，那我们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极左？如果李井泉都只是“中间偏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那些揪斗他的红卫兵、造反派仅仅是“有一点过左”？

在《说一说李井泉》和《“大饥荒”年代的几个省委书记》里，我们以具体的事实和数据介绍了李井泉在“反右”、“大跃进”、斗彭德怀、纠正“大跃进”的遗患，等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我们的结论是李井泉“通常是在中央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

然而李井泉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左”，仅仅是“中间偏左”而已。

我们看到了吴芝甫忏悔河南“大跃进”的恶果，我们也看到了廖志高反思四川在纠正“大跃进”的遗患时措施不当，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过李井泉的任何自我检讨。

相反，我们倒是看到了李井泉在“整人”问题上“坚持极左”。

作为中共的老干部，李井泉和许多人一样既有“整人”的业绩，也不乏“人整”记忆。问题是有的人得出教训：“整人”不对；也有人认为自己“整别人”是对的，别人“整”到自己头上是不对的。前者如陈云、胡耀邦，后者如李井泉、罗瑞卿。

在《说一说李井泉》里我们说到了李井泉“排挤二野，打击地下党。” 我们列举了李井泉制造的“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冤案、文革初期 “四川‘三家村’”冤案。

这里我们再来说一说“四川地下党”的冤案。

文革前李井泉在四川就打击排斥“地下党”的干部。这当然和当时中央的左倾政策有关，而李井泉又是在这个左倾政策上加倍偏左。

文革前夕，李井泉就这着手对全四川的“地下党”干部进行整肃，还没来得及展开，就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

文革当中揪叛徒风潮兴起，所有的“地下党”的干部都在劫难逃。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新疆叛徒集团”案、“冀东叛徒集团”案……真是数不胜数。四川也不例外，江青就说过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叛徒多得很。

文革结束以后这些冤案都平反了。李井泉当然是无法阻挡平反浪潮，但是对四川“地下党”冤案的平反却颇不满意。他说：“解放后，在地下党使用问题上有问题……如果用地下党掌握政权，他有一股势力。让地下党这股势力掌握政权就危险……地下党里面，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搞投机，有的是摇摆不定的人，国民党一得势，他们就要出来。”

这些话如果是在文革前、文革当中讲出来尚不足怪，问题是李井泉讲此话的时间是八十年代中，冤案已经平反好几年了。让人感到李井泉真是不知“今夕何夕”。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四川地下党的人将此事告到中央。中纪委派人去找李井泉查证，问他为什么现在还说这样的话？

李井泉矢口否认。别人把讲话记录拿给他看，他见无法抵赖，答曰：

假如说过这样的话，那当然不对嘛。

四川地下党人不依不饶，一直告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息事宁人说：

算了算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可惜的是李井泉已经在１９８９年去世，我们没有机会在他去世前告诉他我们的看法：你不仅仅是“中间偏左”，你是“加倍偏左”而且还“坚持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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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全大局的李井泉  


            周  燕  

          2009年11月1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李井泉的百年诞辰。三年困难时期，李井泉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为缓解全国粮食危机，四川调出了大量的粮食，支援全国十几个省。这样就使四川原本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局面更加严峻了。从那时起，就有人把四川调粮和死人与李井泉连在一起。时至今日，近50年过去了，仍旧有人对李井泉非议不断。  

          早在1989年4月李井泉病逝时，他的子女们经过慎重讨论，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他们的父亲李井泉的历史功过作一个公正的评价，并对调粮问题给予说明。邓小平对此信作了批示，请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阅办。中央办公厅和中顾委随之派人登门，听取李井泉家人的意见。《人民日报》在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时，对其作出了高度的评价：“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  

          中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中共中央向四川下达了突击运粮的死命令  

          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经历了近乎狂热的“大跃进”之后，又遭遇了一场连续三年的特大的自然灾害。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是我们开国11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20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至今仍可断言，发生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是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综合国力还很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遇到持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出现暂时的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就在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经济困难的同时，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几百项协定、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还逼迫中国政府偿还债务。赫鲁晓夫集团背信弃义的行为，对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其实早在1958年底，全国缺粮的问题已经显露出来。在四川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李井泉突然发起火来：“湖北咋搞的?把我们的粮食截走了!他们不是亩产几万斤吗?”原来，本是鱼米之乡的湖北已经出现严重的粮食问题。四川调往上海的粮食，途经武汉码头时，被强行扣留了。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粮食连年丰收。李井泉曾高兴地说：“四川产了这么多的粮食，建粮库都来不及啊!”此时，李井泉对已经发生的浮夸和虚报估计不足。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第一天，李井泉即打电话给省长李大章说：“明天省里开电话会议时，向大家讲一下，目前全国粮食紧张，不少省市都在依靠四川调粮。先念同志提出，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要从四川调出55亿斤至60亿斤粮食。我们同意了中央的意见。”由于调粮，这一年，四川的粮食库存被挖掉了三分之二以上。  

            然而，就在1959年，四川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80多个县遭遇持续干旱，受灾最严重的地区5个月未下雨。许多地方已经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四川省委及时向中央作了报告。  

            1960年2月，四川省粮食厅在《外调粮食情况汇报》中，向中央粮食部紧急反映：中央安排四川1960年上半年外调粮任务过重，库存粮源已经无法调动，只能动用小春入库的新粮，要求粮食部相应核减外调任务。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经预感到：多调出一亿斤粮食，就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当时，黑龙江也是中央调粮的重点省份。20世纪50年代中期，10万转业官兵在王震的带领下，在人迹罕至的北国荒原，爬冰卧雪，建立起一个个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1959年，正当开发北大荒的建设全面展开的时候，黑龙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使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算和统计严重失实、失真。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告急，城市和工矿所需的口粮难以正常供应，许多人因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  

            中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  

          1960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负责，规定铁路、汽车的货运要服从粮食紧急调运任务。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中央的粮食调拨计划难以落实。在一次国务院召集的各省市区有关负责人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上，李先念几乎到了“乞求”的地步，要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中央下达的调粮任务，但一直无人表态。最后，他不得不请周恩来出面做工作。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都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好了。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与此同时，粮食部党组又发出红色预警：“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  

          7月5日，李先念、谭震林两位副总理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报告了各地缺粮的严重情况。  

          7月13日，李先念又向周恩来报送了粮食调运情况不好的紧急报告。  

          中央调粮刻不容缓，但四川的困难也必须如实反映。7月22日，李井泉亲自致信李先念：“前几年外调多，并不是因为粮食征购增加而增加外调，是抽调历年库存而增加外调任务的。现在库存减少了，外调任务如果超过当年购销余额，那省内安排就毫无办法，特别是去年因征购过多，引起今年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确有给四川缓和一下的必要。”  

          四川是中央外调粮食的重要省份。这时，四川也出现了问题，形势更加严峻！  

          7月25日，李先念不得不给在一线工作的邓小平，以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报告：京、津、沪、辽的粮食供应“面临脱销危险”，“现在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地步”!  

          京、津、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但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份必须按期按量突击运粮的死命令!  

          中央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北京市市长彭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都曾多次打来催粮电话。他们几乎到了央求的程度：“井泉同志，粮食什么时候运出来，救救急吧!”  

          在四川省委保存的机要档案中，不仅有中央的文件通知，还有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的电话记录。  

          邓小平对李井泉说：“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  

          全国一盘棋，局部服从全局，全党服从中央。不管是李井泉还是张井泉，谁当四川的第一把手，都必须执行中共中央的命令，服从全国的大局。省里一些主要领导干部也想不通，曾嘟囔说：“江苏、安徽、湖北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为什么还要从四川调粮呢?我们省的粮食快要调空了，叫我们从哪里去搞粮食呀？”  
  
          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李井泉落泪了，好几位书记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落下了眼泪。他们心里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  

          当年在李井泉身边的秘书陈振寰告诉笔者，1960年夏天，邓小平总书记来四川传达中央文件。他在成都只待了半天。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邓小平握住李井泉的手说：“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  

          李井泉在省委会上表情严肃地告诉大家：“虽然我们的困难也很大，但要顾全大局，想尽一切办法完成调粮任务。”四川省委当即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川西北地区把粮食赶运至宝成铁路沿线，川东南地区把粮食赶运至长江一线，分水、陆两路运出；由副省长赵苍璧负责粮食调运工作；各地、县务必3天向省委汇报一次运粮进度。  

          那时，四川每天有数百辆汽车从各地向长江边运粮。最紧张的时候，宝成铁路的客运都曾中断过，专门运粮。四川交通不便，当地群众是靠人背肩扛，把粮食背到公路上，再由汽车转运到火车站或长江沿岸码头。  

          困难时期，全国城镇人口的定量标准保持在27斤，而四川却只有19斤。农民平均留原粮(包括稻谷、小麦、杂粮及薯类)，由1953年的622斤降至260斤左右。李井泉一家人也吃不饱饭。几个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每月的粮食定量也只有十几斤。家里蒸饭是用小罐头盒来称量，一人一份，超过一点都不行。孩子们回忆，当年吃的最多的菜就是炒红薯秧。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金牛坝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调粮的问题。会开到一半，李先念从北京来电话要粮，李井泉请一位副省长去接电话，并请他向李先念说明，四川现在确实有困难，已经调不出粮食了。李先念执意要李井泉来接电话，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命令，并转告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作为四川人民的父母官，李井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嘛!”  

          据在场的同志回忆，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四川省委经反复研究讨论，只有再调“死角粮”，从川东北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往外调。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中，中央从四川调出的粮食共计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李井泉也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四川民间甚至传说，李井泉“为了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而事实是，李井泉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就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调粮与他当政治局委员并无因果关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旨在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四川到会的一些干部，对整个国家的困难以及四川过度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对李井泉有强烈的埋怨情绪。代表团中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工作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未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又准备第二次检讨。  
   
          朱德是四川人，每次中央开会，他都要向四川的同志了解家乡的情况。在北京前门饭店——四川代表团的驻地，朱德专门召集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开座谈会。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据陈振寰秘书回忆，李井泉在第二次检讨前，整整一夜没有睡觉，一直在北京饭店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几次推开秘书的房门，与秘书商量：“这个检讨究竟该怎么作?”看上去，他很为难。作为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在李井泉心中，永远是党性高于一切，大局利益高于一切。但他内心也有委屈，自己一个人又怎样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呢?  

            李井泉代表省委第二次作检查是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进行的。邓小平亲自参加四川组的会议。李井泉的心情很沉痛，声泪俱下，但他仍旧只是检讨自己对下边的情况了解不够，应当承担责任。  

            李井泉检讨后，邓小平非常简短地讲了几句话：“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  

          从这次会议后，四川的同志们心中就有数了，情绪也缓和多了。  

          12年间，中央从四川调出的粮食相当于全国城镇人口一年的口粮。为还债，数千万头川猪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  

            四川是中国的农业大省，曾是人口最多的省份。解放后，四川即担负起支援西藏和完成国家上调粮食的沉重任务。在共和国最困难的时期，四川人民靠坚实的双肩挑起了“调粮”、“还债”两副重担。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2年当中，中央从四川调粮共计364亿斤，为全国外调粮食最多的省份。其中：  

                              1950年~1952年调粮14．88亿斤；  
                              1953年~1957年(即“一五”期间)调粮162．72亿斤；  
                              1958年调粮39．6亿斤；  
                                三年困难时期调粮147亿斤。  

          也就是说，在12年当中，四川人民提供了几乎全国城镇人口一年的口粮。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惊的数字!  

          四川以“天府之国”遐迩闻名。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连年战乱，水利失修，农业凋敝，广大劳动人民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困生活。  

            解放初期，李井泉在领导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的同时，十分注意恢复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成都市解放后的第五天，他即以成都市军管会主任的名义签署文件，拨发专款，组织部队和民工抢修都江堰。随后，又兴修了当时西南最大的引水工程——延绵100公里的官渠堰(后改称人民渠)，使川西平原靠天吃饭的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在四川投资的项目开始兴建，地方工业蓬勃发展，城市商品粮食需求逐年上升，远远超过粮食的增长速度。从1952年起，李井泉就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期间，就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四川的农业生产上不去，必将影响工业的发展”。他紧紧抓住四川自然条件的优势，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合作化和发展农业生产上。他经常告诫大家：“我们对现在经济建设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甚至许多常识都不懂，以为轻易就会做好，这是经常碰钉子的重要原因”，“必须克服盲目急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去做”。  
         
          李井泉经常轻车简从，到农村调查研究，找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知道农民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在农业合作化时，李井泉表现得从容、稳健。在1956年底，全国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已经达到农户总数的87．8％。而四川省的农业合作化是在1957年才完成的。  

          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农业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在全面调查我国不同种植制度的分布情况后，总结了间种、套种和多熟种植的好经验，并于1954年向全国各省、地、县下发了指示性文件《关于南方稻区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籼稻改粳稻的初步意见》。水稻“三改”取得显著的增产效果。水稻合理密植的增产效果更为显著。  

          四川地形复杂多样，各地的土壤情况也不一样。在水稻“三改”的过程中，李井泉最初有些急躁，一下子把双季稻种植面积搞得过大，插秧过密，走过一些弯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他总结出教训：不重视科学实验，不从实际出发，单凭碰“运气”是不行的。他根据毛泽东关于干部种试验田的指示，亲自倡导开辟出数十亩试验田，由省委机关干部耕种，省委书记处几位书记也一起参加劳动，以取得领导农业的直接经验。他还在自己家的住宅周围开出一小块试验田，试种棉花等多种农作物。  

          正是因为有力保护和正确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摸索科学种田的好经验，四川的农业生产得以稳步发展，从1950年粮食收成以平均每年6．6％的速度递增。毛泽东曾表扬李井泉：“不是也蛮好嘛!”  

          四川农民自古就有养猪的传统，而良好的气候环境和充足的饲料来源又为生猪繁殖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李井泉主政川西后，及时发现了四川在养猪上的巨大优势，在领导农业生产的同时，又把饲养生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为发展生猪生产，政府发放专项贷款，实行社员交一头肥猪奖励40斤粮食等规定。在政府的帮助下，全省村、社普遍建立了家畜防疫站。  

          为探索发展生猪的路子，李井泉经常深入农村作细致的调查研究。他高兴地背诵着从农民群众那里学来的顺口溜：“猪儿全身都是宝，肉可吃，皮制革，猪鬃做毛刷，肠衣供医药，猪骨制粉肥，就连杀猪的废水也是好肥料……”  

          1955年，毛泽东发出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号召，并为浙江上华合作社《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的报道作了编者按，更加激发了四川农民的养猪热情。1956年，四川全省生猪年围栏数为2300万头，比1949年增长了一倍还多。  

          然而，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却过着“只见猪儿跑，却吃不上猪肉”的紧巴日子。那时，中国工业尚不发达，给苏联还债主要靠农副产品，而粮食产品价格很低，只有靠大量出口生猪和肉食品。为此，数千万头川猪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  

          为了保证出口，毛泽东带头不吃猪肉。周恩来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向全体同志宣布说：从明天起停止吃猪肉，起个示范作用。李井泉立即打电话给省委，转告这一情况。他说：“我们四川要大力支援国家外调生猪和肉食品的任务。各机关、企业、军队吃肉标准一律降低，吃得少的也要压缩。”  

            当时，四川农民的年均口粮已经降到最低限，增加养猪，势必增加粮食消耗。这在省委一班人中也有争论。李井泉的态度很坚决，他在省地委书记会上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跟你们妥协，你们开会斗争我一个人，我还是要坚持到底!农业增产，你吹得再高，猪比人家少，没有肥料，你就是虚报!”  

          周恩来听到李井泉有关饲料粮不足的情况汇报后，先后调拨了10亿斤专用粮，支持四川大力发展养猪事业。1959年底，四川生猪存栏数达3167万头，1960年增长到6424万头，翻了一番还要多，创历史最高水平。  
  
          到了1962年，由于严重缺粮，四川全省的生猪围栏数已经下降到1250万头。  

          看到粮源断绝，浮肿病人剧增，李井泉忧心如焚。“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毛泽东的批评善意而深刻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有人格外关注四川调粮问题，一些“知情人”开始舞文弄墨。有人甚至将不同资料里孤立出现的1957年和1960年的四川人口数字彼此相减，推出在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死1000万人”的结论。李井泉调粮过多的“错误”由此上升为“重罪”。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到底有多少非正常死亡人口?各省又有多少非正常死亡人口?国家正式出版的人口书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纂的《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以及《中国人口·四川分册》，对历年全国及各省的人口数字都有统一清晰的表述，1957年四川人口总数为7081万人，1960年为6620万人。动笔算一算便能看出一二三。  

          “文革”中，与李井泉一起被打成“李廖死党”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1974年复出后，他先后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他带着四川的问题，调查了解了福建和其他一些省、市在“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和反思，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看法。廖志高认为，在四川已严重缺粮、浮肿病开始流行和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时候，特别是1960年底，为了顾全全国大局，四川省委领导仍不得不服从国务院命令，过头调粮出川，这是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四川特有的或者比其他省区更严重的工作失误，即：农村公共食堂解散晚、社员自留地恢复迟、搞“反瞒产私分”，则极大地影响了群众抵御饥荒的自救能力，加剧了四川群众的生活困难和人口非正常死亡。  

            可以想见，过度调粮使四川省委一班人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随着满载着粮食的汽车、火车、轮船频频出川，四川百姓却在忍受饥饿，李井泉坐卧不安。在最困难的两年中，他带领省委一班人在全川不停地奔波救急。  

            1960年，四川闹春荒，全省灾区普遍缺粮。李井泉在省委会上号召全体干部：“应当在全省党员和群众中毫不隐瞒地讲明我们面临的困难，指出克服困难的办法和有利条件，要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生产自救，为战胜困难争取农村形势好转而努力。”省委会后，大批干部下到缺粮地区去蹲点，带领群众搞“瓜菜代”，挺过眼前的危机。李井泉亲自率领一批干部奔赴受灾严重的川东、重庆等地。  
              
            前往黔江、酉阳地区检查工作的省委书记廖志高向李井泉报告，所到地区浮肿病严重，贫困区社还死了一些人。李井泉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调拨1000万斤粮食；发放1000万元救济款；提取部分商业利润补助贫困社员缺油盐钱的困难；要求重庆市派出医疗队星夜赶往黔江、酉阳两县，救治生病的群众。  

            随后，李井泉又接到省除害灭病办公室报告：入春以来，全省不少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浮肿病发生，多数在农村，城市、工矿、学校也有，有35个县情况比较严重，最高发病率占总人口的1．4％。李井泉紧急指示有关部门：“农村粮食工作应抓20％的落后地区，务使不出问题。”  

            5月，李井泉来到万县地区检查工作，当地负责人汇报，5个贫困社患浮肿病的有9000人，正在集中治疗时，李井泉心情沉重地说：“饿肚子难受呀!在农村中，因饥饿搞点东西吃，不能叫小偷，要赶快抢治病人，组织生产自救!”  
  
            这年夏秋季节，四川又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有40个县遭受损失，受灾面积达3000万亩，受灾人口达1500万人以上。  

            1961年，四川全省有99个县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灾，有3000万亩田地误了农时。灾情最严重的江北县，农民平均留粮仅200斤。  

            1962年2月春荒迫在眉睫，省委决定将仅有的4亿斤库存拨出2亿斤作为农村返销粮。结果一核算，新旧库存全部扫光!  

              “大跃进”中的失误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困难，使李井泉在困惑中逐渐清醒。经过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后来的广州会议，他作了认真的反思：三年来，我们工作中的教训，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规律很不理解。当然，对于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如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就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减少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缩短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  

            1962年3月，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召集东北三省和四川的同志研究粮食问题。周恩来称赞四川和黑龙江两省能从大局出发，不讲价钱，外调粮食支援全国。当周恩来了解到四川粮食供应仍存在着较大缺口后，当即决定：中央原计划从四川调出的4亿斤粮食，现在不调了，再补给四川1亿斤粮食；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等省也都要拿出一些粮食帮助四川。中央和各省支援的3．08亿斤粮食如同雪中送炭，使饥饿了3年的四川缓过一口气。  

            支援全国过度调粮给四川人民带来的损失，使毛泽东很难忘怀。1962年，当毛泽东得知四川可能增产50亿斤粮食时，非常友善地告诫李井泉：“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1965年，在李井泉汇报四川粮食问题时，毛泽东又说李井泉：“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毛泽东的批评善意而深刻。  

            顾全大局与兼顾局部利益是辩证的统一。李井泉作为四川第一把手，在完成国家过度调粮任务的同时，怎样安排好四川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如果能像大多数省份那样，早些解散公共食堂，还给群众在吃饭问题上的自主权；如果能像有些地方那样，采取变通的办法，冬闲时期允许社员在原有的自留地上种植一季作物，归个人所有；如果能采取更积极的办法，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是不是能把损失减少得更小一些呢？  

            对于来自社会上的种种非议，李井泉始终沉默无言，淡然处之。他告知子女，谁都不许为他写回忆录  

          七千人大会之后，由于四川省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1963年，四川经济已经开始全面好转，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四川再度崛起!  

            1963年3月下旬，朱德到四川视察，在各地走了40多天。回到北京后，他把在四川看到的工农业生产上升、市场繁荣、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气象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想不到四川恢复得这样快!”  

            1964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首次作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决策——“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今后6年，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炭、电子、机械重要工业基地。  

            为了抓紧修好成昆、川黔、滇黔三条铁路，1964年9月，中央批准成立西南铁道建设总指挥部，任命李井泉为总指挥。1965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任命李井泉为主任。  

            根据当时中央对三线建设的布点要求，许多重点项目多在交通不便、荒无人烟的深山区。李井泉不顾身体多病，亲临现场考察。攀枝花钢铁厂所在的弄弄坪，成昆铁路穿越的沙木拉达大隧道、官村坝大隧道等山地，都多次留下他的足迹。在中央和兄弟省份的大力支持下，三线建设成效显著。川黔铁路于1965年7月通车；攀钢在1965年以前完成了全部准备工作，开始一号高炉的建设。  
   
            正当西南三线建设进入高潮，各省社会经济形势全面好转，各条战线的工作稳步前进的时候，一场持续十年的“文革”动乱开始了。  

          曾因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群众，被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党籍的原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和原中共宜宾市委第一书记张西挺夫妇，在林彪、“四人帮”的支持下，乘动乱之机大肆进行翻案、夺权活动，并挑动大规模的武斗，西南地区成为“文革”的重灾区。三年困难时期，李井泉对过度调粮有意见，曾说出的一句气话“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被刘、张一伙无限上纲，当成搞“独立王国”，想当“土皇帝”的“罪证”。李井泉被造反派揪斗、游街。然而，对调粮问题，他却始终守口如瓶。  

            在三线建设中，铁道兵副司令员、西南铁路建设副总指挥郭维城与李井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看到造反派在成都接连不断地批斗李井泉，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郭维城无比气愤。为了保证李井泉的安全，郭维城将其转移到驻扎在偏远地区的铁道兵部队。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不见了!周恩来万分着急，派人多方查找。直到半个月后，总理办公室打电话给郭维城，才证实了李井泉的去向。周恩来指示郭维城，必须亲自将李井泉安全护送到昆明，再转乘飞机去上海检查身体，将他保护起来。造反派一时找不到李井泉，气急败坏，就把郭维城当替罪羊，架起“喷气式”批斗，还押着他在西昌县城里游街。  

          “文革”给李井泉的家庭带来的灾难是相当惨重的。与他相濡以沫28年的妻子、四川省轻工厅厅长肖里，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他的二儿子李明清在北京航空学院被造反派毒打致死。  

            1972年，李井泉在江西插队的四个孩子——再望、大蓉、二蓉和华川，曾到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家过年。邓小平拿出家里好吃的东西招待他们，还亲自下厨，炒菜做饭，做了米粉肉、醪糟鸡蛋给他们吃。邓小平和卓琳的关爱，给身心受到伤害的孩子们以极大的安慰。  

            “文革”后期，周恩来因为李井泉的二儿子李明清被害很内疚，感到对不起李井泉，提出追查凶手。李井泉强忍悲痛说：“群众运动，免不了有过火的地方，不要再追究了，否则还要死人。”  

        长期以来，因过度调粮问题，来自社会和群众的非议不断，李井泉始终沉默无言，淡然处之。他的孩子们曾恳求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调粮事件的原委，还自己以清白，却遭到严厉拒绝。李井泉告知子女，谁都不许为他写回忆录。  

            李井泉积劳成疾，加上“文革”期间身心受到极度摧残，身体每况愈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腹部动脉长了血管瘤，住进北京医院。为了防止病灶扩散，他的一条下肢相继被截除了两次。弥留之际，他不能进食，全靠鼻饲维持营养。他把80年来的悲欢荣辱全都放在心里，默默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1999年夏，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为了弄清李井泉的一些情况，曾与李井泉的五儿子再望通电话。当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毛毛告诉再望：“我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  

              曾在李井泉身边工作多年的老秘书陈振寰，现在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他非常感慨地告诉笔者：“最近，我看了电影《集结号》，很有感触。为了保证大部队的胜利，谷连长带着一个连坚守阵地，打阻击战，不吹集结号，就永远不准撤下来，结果全连的战士都牺牲了……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普遍缺粮的特殊情况下，中央出于无奈，才下达了四川必须调粮的死命令。四川调粮，如同打了一场阻击战，四川作出局部牺牲，却保证了全国平稳地渡过难关。”  

            为了更多地了解有关四川调粮的情况，笔者曾打开互联网进行搜索。在一篇内容为李井泉“不顾四川人民死活，用四川粮食讨好中央，为的是换官当”的文章后面，看到一则深明大义的跟帖：“我是四川人，我不恨李井泉。作为四川人可以恨他，但是作为中国人我敬重他……”  
               
            笔者大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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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年代的几个省委书记
作者：欧阳龙门
来源：博客网

    １９５８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了以后三年的"大饥荒"。在三年 "大饥荒"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各家众说纷纭。现有的大都是根据官方的人口年鉴推算的，由于推算时使用的方法不同，结论也不同，从一千万到四千万都有。所谓官方数字，其实也不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而是官方认可的数字。就是有人作出了统计，在官方的报纸、刊物、文件上登出来。所以实际上只是"官方认可的数字"。丁抒的《人祸》和《从"大跃进"到大饥荒》对此有客观的描述。

    目前，有两点是普遍公认的：一、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１年的三年 "大饥荒"里肯定饿死了不少人；二、不论总共饿死了多少人，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是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

    从全国范围来说，饿死人的责任在中央、主要在老毛。中央其他负责人当然也有责任，但是，老毛的恶劣之处在于：当其他多数人都对错误有了认识的时候，老毛却文过饰非。并且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对纠正错误的人加以残酷的打击。

    除了中央的责任以外，饿死人最多的几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的个人责任使该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国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清算。

    这五个省委第一书记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甚至是罪行有些什么样的认识，又受到了什么样的惩处。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李井泉比老毛本人还要左，其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老毛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１９６５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李井泉则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１９６１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参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２３７万，有人推算达８００万。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后来搞"包产到户"也积极。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１９６２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刘少奇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不因为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而是为搞"包产到户"。

    １９６５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老毛后来也证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

    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１９６８年，至今安徽人对曾希圣仍是毁誉皆有，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

    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２００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１００万。为此，有１３万干部受到审查，９８３人被撤职，２７５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５０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１９６１年７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１９６２年４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１９６７年。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有关山东的"大饥荒"，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他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

    １９６１年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３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有关甘肃的"大跃进"和张仲良的劣行，见甘为民的《一人说谎，全省遭殃》。

    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

    据说，当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甘肃。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１９６５年８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

    最后，讲一个曾希圣"大炼钢铁"的龙门阵：

    "大炼钢铁"时曾希圣在安徽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炼钢炉"：

    将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处是烧出来的铁疙瘩、还有没烧完的树木，没烧到的铁矿石、铁器。于是调动人马，将铁疙、铁器选出来，敲锣打鼓，运到县委去报喜：炼出了多少多少吨"好钢"。

    消息传到四川，不甘落后的李井泉连忙派人到安徽去考察、学习。考察的人回来把情况一汇报，连左得不能再左的李井泉都说：曾希圣真是胡搞，这个搞法四川不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