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

bluesky · 发表于 2010-5-19 00:48:05

作者：李若建
来源：学术中国

论文提要：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当时的社会动荡主要有暴动、叛乱与骚乱、政治与刑事犯罪增加、哄抢粮食等。社会动荡的主要特点是，分布上以边远地区为主，与经济有关的事件为主。导致社会动荡的最主要原因是发动大跃进的决策失误，直接原因主要是饥荒与基层干部的作风。政府对社会动荡采取了比较果断的强硬措施、社会控制严密、平均主义、救济比较及时、处理不得人心的干部和民众对饥荒习以为常等是这次饥荒能够比较平安渡过的重要原因。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极其特别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饥荒，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在这场饥荒中，虽然社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动荡，但是中国并没有出现历史曾经在大饥荒中经常发生的那种严重的社会动荡，这种情况值得深入研究。也许今天来作这一课题为时过早，因为许多档案资料还没有公开，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也很少。但是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40年了，如果还继续等待下去，我们就对这一段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历史的事件就更加陌生，也更加难以从中总结出对今天发展有益的经验，因此笔者冒昧对这一时期作一点探讨。要特别说明的是，论文中的资料全部来自公开出版发表的文献。

　　一社会动荡情况

　　在1957年之前和1957年间，中国已经出现一系列社会不稳定的现象。在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在农村出现农民的抗议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9月以后的半年内，先后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几十个县的农民闹事1。1957年全国发生暴乱案34起，其中已经暴乱14起2。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以后，社会动荡明显加强。

　　1 社会动荡的类型

　　（1）暴动、叛乱与骚乱。由于目前一些地区的地方志还没有出版，也因为笔者也没有查阅到所有已经公开出版的地方志，因此下面的资料并不完整。

　　这一期间最大的叛乱是1959年西藏发生的叛乱，西藏叛乱的范围涉及到青海省。1958年青海省循化县发生武装叛乱3。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发生部落叛乱4。1962年新疆伊犁地区发生骚乱。1958年甘肃的广河、东乡等地发生大规模反革命叛乱5。1960年甘肃泾川县发生反革命叛乱6。1963年甘肃嘉裕关市发生反革命叛乱7。四川省阿坝地区从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8。1960年四川开县发生武装暴乱9。1958年云南鹤庆县在三县的结合部发生土匪骚乱10。大跃进中，云南丽江地区部分藏族、彝族群众暴乱，红河、曲靖地区都有小规模暴乱。边沿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8万人11。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12。1958年云南禄劝县发生暴乱13。1959年云南建水县发生暴乱14。1961年云南省南华县发生暴乱15。1958年9月云南西盟发生武装叛乱，1962年云南镇源县发生30余人的暴乱16。1958年11月贵州水城县发生暴乱， 1960年贵州织金县、普定县和六枝市交界地区发生暴乱。1962年贵州盘县发生暴乱17。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18。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19。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20。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21。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22。1960年安徽绩溪县发生反革命暴动23。1958年湖北五峰县发生暴乱24，同年湖北竹溪县发生暴乱25。同年冬湖北长阳县发生暴乱26。1959年湖北保康县有人自称皇帝，纠集200多农民企图暴动27。

　　根据地方志上的资料，绝大部分暴乱的规模都不大。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些所谓的反革命暴乱未必有政治动机。由于地方官员的无限上纲，使有些正常的反映意见行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为成为反革命暴乱。例如在1957年12月云南通海一名共产党员联名向上级写意见书，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且发动800多人在意见书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遭冤狱，到1979年才平反28。

　　（2）刑事犯罪。受到饥荒的影响，全国的社会治安恶化。1957年全国刑事犯罪立案数是29.8万件，1961年上升到42.2万件，1961年的刑事犯罪立案数是1952-1972年间最高的一年。1961年以后，随着饥荒的缓和，1961年以后刑事犯罪立案数又逐步下降。根据现有资料，可以推断社会治安恶化是比较普遍。当时安徽省社会治安明显恶化，与财产有关的犯罪率急剧上升，1961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数比1957年增长了18.1%，同期抢劫案件增长了310.0%，盗窃案件增长了44.0%。在刑事案件发案数量上升的同时，因刑事案件而伤亡的人数也显著上升，但是因为刑事案件造成的财产损失并没有明显变化，这可能了反映当时社会的贫困状态。

　　表1 1957-1963年全国刑事犯罪立案数(万)

　　年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刑事犯罪立案数 29.8 21.1 21.0 22.3 42.2 32.5 25.1

　　资料来源:王智民等:《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56页

　　表2 1957-1963年安徽省刑事案件发案数(起) 、伤亡人数（人）和财产损失（万元）

　　年刑事案件发案数刑事案件伤亡人数刑事案件财产损失

　　全部案件抢劫案盗窃案伤死

　　1957 12143 70 8274 148 110 86.5

　　1958 8720 105 6539 189 201 67.4

　　1959 8004 106 6798 119 224 72.4

　　1960 6615 215 5150 242 580 72.7

　　1961 14336 287 12161 177 229 65.7

　　1962 10844 31 10122 84 90 180.3

　　1963 11262 62 9663 98 65 202.6

　　资料来源:[1]《安徽百科年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006页

　　[2] 《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243页

　　1960年在辽宁抚顺地区，治安问题集中表现在强要强拿粮食和农副产品及与此相关的票证上29，反映了一些人因饥荒而铤而走险。据黑龙江省1963年对2234个企业的统计，1.3%的职工有贪污和投机倒把行为30。广州市在1960年开展打击伪造粮票、涂改粮证和盗卖粮食的现行犯罪分子运动，仅广州市的一个区在1个月里就破获这类案件 204宗，其中大案15宗31，在一个区里有如此多有关粮食的犯罪，说明饥荒在城市的曼延。

　　（3）抢夺粮食。在饥慌中，最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偷抢粮食。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一些暴乱未必有什么政治动机，其实质恐怕就是抢粮食。1960年12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抢走粮食3.6万斤，1961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65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13个县22起抢粮事件调查，参与者5495人32。甘肃省在1961年1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5-6百起，损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33。1961年在张掖市发生3000多人抢国家粮库哄抢粮食事件34。1961年甘肃安西县发生群众砸开国家粮食仓库抢粮食事件35。四川省的石柱县在1960年5月发生百余人的暴乱，吊打干部，抢夺粮食36。贵州省雷山县在1960年发生多次哄抢国家粮库事件37。贵州黎平县1960年12月-1961年1月期间发生4000多群众因缺粮而哄抢国家和集体粮食事件38。广东省潮州市也发生哄抢集体粮食事件39。

　　（4）政治案件。除了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之外，在困难时期政治性案件也大幅度上升。在江西省，由于粮食紧张、所有制、干部作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人民内部矛盾紧张。厂矿破坏事故、反革命标语与反革命谣言增加。1960 年江西省政治案件比1959年增加38.5%，刑事案件比1959年增加13.2%，政治性谋害、纵火、投毒案件突出40。广州市在有可比资料的1950-1953年和1960-1965年间，1960年反革命在刑事犯罪中的比重占14.5%，是有资料年份中最高的41。铜陵市1960年全市发生反动标语、传单、谣言案件比上年上升107.7%，厂矿企业发生破坏嫌疑事件比上年上升230%42。政治上的案件中也有一些人并非政治上的不满，而是对领导有意见。例如广西凭详有一位工人因说了对领导不满的话，竟然被以破坏大炼钢铁的罪名判了5年刑，入狱后再加两年43。

　　（5）不满情绪的渲泻。民众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也有不满。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湖南一位女工不畏个人安危，到北京国务院北门外贴了“中央首长，睁开你们雪亮的眼睛到下面去看一看。”和“打倒、铲除、消灭人民公社”等内容的标语44。河北有一位农民当面不客气地对周恩来总理说“再吃两年大锅饭，连你们也得饿死了”45。在大跃进时期还是有一些人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些县级干部和普通干部认为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一些民主人士更是直言不诲，认为是瞎来、唯心、人心丧尽。在军队的一些干部中同样存在着不满情绪46，到了1960年一些士兵甚至置疑毛泽东是否知道情况47。据当时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汇报，由于国家困难，许多地方饿死人，战士的家多在农村，亲友没有饭吃，农村干部作风不好，强迫命令，捆人打人，有的战士对此讲几句怪话，有些连队干部就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还根据战士思想情况把兵分成三类，有的甚至划成落后分子48。当时在高等学校的一些学生也有不满情绪发泄。据196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全国各地处理了5-6百名反动学生，据称这些反动派学生“其对我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49。

　　（6）其他问题

　　困难时期的人口外流，导致一些外流的妇女与他人非法同居，导致一些民间纠纷。安徽六安县发生过聚众抢拉重婚妇女事件多起50。在公社化的过程中，土地、山林的权属一再变动，因此引发许多矛盾。广东化州县在1958年后，因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引起的聚众斗殴事件时有发生，仅1959年4-9月全县发生土地、山林、水利纠纷案件452宗，1961年开始这类案件才趋于下降51。

　　2 社会动荡特点

　　当时社会动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比较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从前面的资料中可以看出，比较有规模的暴乱多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这与当时一些地区过激的民族政策有关，同时也与严重灾荒的空间分布在山区居多有关52。

　　社会动荡的另一个特点是与经济问题关系密切。直接的哄抢粮食、经济犯罪是饥荒的结果，一些暴乱也与饥荒有关，有的暴乱分子的行为是抢粮食、商店、杀猪。

　　二产生动荡的原因

　　导致社会动荡的最主要原因是发动大跃进的决策失误，直接原因主要是饥荒与基层干部的作风。

　　1 饥荒。饥荒是导致动荡的最主要原因。当时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人相食的现象，根据笔者见到的资料，有出现人相食的地区有：甘肃临夏地区个别地方53、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县54、河南商城55。在四川富顺县有饥民挖泥土吃56。因生活所逼，安徽农民偷割青苗和未成熟的庄稼（偷青、吃青）比较普遍，以1960-1961年春最为严重57。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其行动纲领是“袭击粮库，夺回粮食”58。当时在甘肃还发生过饥民哄抢部队押运的军队粮食列车事件，饥民一边抢一边把米往嘴里塞59，可见是饿极了。1960年12月中央工作组到达甘肃省定西县，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抢救人命”60。如果用1960年甘肃山丹县委的一份报告的描述来说明当时许多地方农村的情况是非常恰当的：

　　“当前我县农村劳苦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61。

　　2 干部作风。大跃进时期，一些干部作风恶劣，导致群众不满，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干部作风问题，笔者已经有初步研究62，这里对此不作进一步分析。

　　三社会控制的手段

　　1 严厉打击社会动荡。当时控制手段是相当强硬的，任何犯罪的嫌疑都会受到严厉打击，在严厉的打击下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但是也带来了许多冤案。为了对付因饥荒引起的社会治安恶化，一些地方官员采取强硬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秩序。

　　据安徽43个县统计，1957年12月至1962年2月共逮捕、拘留、扣审、劳教、集训15.2万人，有的县受到上述处理的人，占全县总人口3%之多。受处理比重最低的县，被处理的人也占全县总人口0.4%。有的群众因为偷几棵菜、几斤粮食、说几句顶撞负责人的话也被拘留关押63。1958-1960年，安徽天长县法院带着盖好公章的空白判决书下乡，遇到被认为表现不好的人，随时判决，宣布管制。公安、检察机关和公社干部亦可随时填写空白判决书，甚至出现少数口头判决现象64。1961年四川崇庆县开展了7天的突击“治安运动”，对909名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进行斗争，出现打死和被打者自杀事件12起65。1958-1961年间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击现行反革命5813人，在1958年共打击各种坏分子10549名，其中死刑37人，逮捕3238人，劳动教养702人，被打击的坏分子大约占总人口0.7%66。

　　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相当一些案件是冤案。1958年甘肃的广河、东乡等地发生大规模反革命叛乱，平叛过程中发生严重扩大化。从1959-1982年多次对这一事件进行复查，1959-1962年改判、释放16849人，1972年对涉及参加叛乱的20830人的案件进行清理，平反19112人，占91.7%。1982年又一次复查，除了维持原判181人外，对战场上打死和失踪人员分别作出处理67。甘肃在1961年3月对近年来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的42267名脱产干部进行甄别，占应甄别干部的98.9%，甄别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只有8451人是原处理正确或基本正确，占甄别干部的20%；部分错7632人，占甄别干部的18.1%；错了和基本错了26147人，占甄别干部的61.9%；另有37人是要加重处分，占甄别干部的0.1%68。河南省南阳地区在1962年对1958-1961年间各种刑事进行复查，复查案件22023件，22884人。原判正确的18995人，占82.9%，有问题的3889人，占17.1%，其中错案2063人，轻罪重判1309人，畸轻36人，其他问题48169。1962年铜陵市对1957-1961年月年中处置的反革命案件与刑事案件进行复查，其中重点复查452件，处理结果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占54.4%，有问题的占45.6%，其中冤案、错案占23%，定性不当占6.6%，轻罪重判占15.9%70。这是在1962年的复查，如果放在今天来复查，恐怕冤案、错案更加多。安徽灵壁县1957-1963年的情况同样说明冤案、错案的比重相当惊人，1957-1963年间的刑事案件中大约30%和反革命案件中大约40%是冤案、错案71。云南禄劝县在1958年发生暴乱后逮捕117人，其中被刑讯逼供打死24人，打伤致死7人，致残29人，判刑50人。1987年对该案复查，维持原判26人，改判1人，其余宣告无罪72。云南耿马县在1952-1990年间，一共判处死刑27人，其中在1958年判处的11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47人，其中在1958年判处的18人；判处15年以上徒刑的106人，其中在1958年判处的63人73。从耿马县的情况看，当时是建国以来控制最严厉的时期之一。在今天看来，当时有些案件是荒唐滑稽的。河南有两个老农抵制密植，少下麦种，被法院以“破坏生产罪”，各判处三年徒刑。青海有一名21岁的学生，因饥饿偷杀了生产队的两只羊，割了一对驴耳朵，被法院以“杀害牲畜罪”判处10年徒刑74。

　　2 过度的惩罚

　　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对“阶级敌人”的严厉惩罚是近于残酷的，因此这种惩罚对大部分人来说起了恐吓作用。大量的可能产生麻烦的人被作为阶级敌人受到专政，减少了可能的社会动荡。安徽六安县1959年总人口是97.45万人，而全县有五类分子23078人75，占部人口的2.4%，大约占成年人的4%左右。

　　四社会相对稳定的基本因素

　　困难时期发生了那么大规模的饥荒，死了那么多的人，但是整个中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动荡，这里的原因很值得探讨。如果归纳一下，大致有几个因素：第一，社会控制的严密。第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第三，政策调整比较有效。第四，找到一批人来承当责任，平息民愤。第五，民众对饥荒习以为常。

　　1 社会控制严密。建国后中国的社会控制完善程度迅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党员人数快速膨胀。1949年党员人数是449万人，1957年达到1272万，大跃进期间党员人数也速度发展，1961年党员人数进一步增加到1700万人76。1949--1961年间中共党员人数平均每年递增 11.7%，1961年党员人数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2.6%。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遍及各个部门和乡村，使得政府的控制比较容易，有动荡情况也比较容易扑灭。

　　2 平均主义。中国历史上，大饥荒的结局往往是农民暴动，其原因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人快要饿死，而有人还在花天酒地，那些要饿死的人自然而然要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的贫富悬殊问题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私有财产所剩无几，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恰好使中国在困难时期避免了一场动乱。

　　3 救济比较及时。政府在困难时期的初期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克服饥荒，导致饥荒的恶化。不过到了1960年政府利用中央集权的优势，3年内大规模下放约3000城镇人口，减轻了政府的粮食负担，同时在推行三自一包(发展自由市场、发还和扩大自留地、工商业自负盈亏、农业采取包产到户)政策，极大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帮助政府渡过饥荒。为了度过难关，从1961年初开始中国大量进口粮食，仅仅在1961年2月-6月间就进口粮食43亿斤77，相当于当时每个中国人进口粮食6.5斤。对因为饥荒引起的疾病，给予集中治疗，同时给予食品方面的补助。例如广东化州县对全县6100多水肿病人集中免费治疗，每人每天发放大米一斤、油三钱、糖半两、肉一两，到1961年末，治愈水肿病人5900人78。

　　当时在一些重灾区，在地方官员的默许和支持下，通过“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生产迅速恢复，也有助于克服困难。例如在安徽太湖县的一个大队，在1960年20%的人浮肿，70%的户是漏屋破锅，而通过包产到户1961年粮食增产81%，而且这还不包括自留地在内。山东惠民县的一个村有225人，在1959-1961年死了75人，包产到户后从靠国家救济变成可以卖粮食给国家79。安徽省在1960年人口负增长严重，1961年开始恢复，这与该省的包产到户有关系。

　　4 处理不得人心的干部。政府一方面采取比较灵活的三自一包政策，另一方面采取一些措施惩罚部分官员，一些要对饥荒直接负责的官员被撤换。在农村的一些基层干部在“三反运动”中被整肃，通过这些方式让民众出口气，平息民愤。国外有学者认为，当时党采取的策略是把灾难归咎于基层，认为是基层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低造成了灾难，通过这种方式使党的面子暂时保住了80。虽然在大跃进过后，处分了不少基层干部，不过大多数后来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平反。对于基层干部来说，许多处分确实是不公道的，把本来要上级承担的责任要下级负责。不过基层干部暂时的委屈换来了群众怒气的平息。

　　在困难时期，各地的检察机关对一些基层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也采取一些打击。1959-1960年广东检察机关单独或协同有关部门查处违法乱纪2182人，根据广东22个县市统计，由于违法乱纪引起的命案150件，殴打重伤96件，奸淫妇女156件。1963年黑龙江检察院查处的707起违法乱纪案件中，私立公堂、捆绑、吊打等68起，贪污404起。1962年山东、辽宁、贵州、甘肃和安徽等5省就查处违法乱纪案件8627件，大部分是发生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高潮中。1963年河南、安徽、福建、山东、黑龙江、甘肃6省查办违法乱纪案件8636起81。通过查办一些违法乱纪案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社会中的不满情绪。

　　河南省信阳地区是大跃进时人口损失最大的地区之一，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的半年内，800万人口中，死亡占14.2%，大牲畜损失24.6%，家禽、家畜损失70%以上，破坏大型农具78.3万件，破坏房屋77.4万间，田地荒芜144万亩82。在人口死亡率最高的光山县，人们吃野菜根、树皮、稻谷壳、庄稼杆。男人饿死了，女人就跑到其他地方，父母饿死了，孩子成了孤儿被带走。外逃的人有的就死在路边。　有的人家里死了人，可是活的人饿的抬不动死尸，只好把死尸放在家里。有的全家都饿死了，有的小村庄整村人都饿死了。许多农民跑到县城找吃的，可是县城站岗不让进，所以城外的雪地上都是死人。后来政府用“每埋一个尸体，发一斤粮食”的办法，将近10万具尸体埋葬83。

　　当时中央把河南信阳地区的大饥荒定为“信阳事件”，定性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反革命复辟”，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最残酷的阶级迫害”，是“敌我矛盾”。中央派干部359人，河南省委派干部765人，抽调各市县干部2986人，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1960年12月中央对信阳事件重新讨论，对涉及的少数人按敌我矛盾处理，大部分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恢复工作84。

　　1959年月四川涪陵县召开万人“算帐会议”，清理大大小小干部的“经济问题”，揭发检举有贪污、挪用、瞒产私分、多吃多占行为的干部7990人，占到会干部的73.3%。清查的问题不实甚多，后来大多数被否定。1962年涪陵县整风，批斗1235人，其中200人逮捕法办85。1959年四川内江市将1035名干部划为有贪污挪用错误的干部，占农村干部的62.6%86。显然四川各地对干部的清算有扩大化，但是多少也让平头百姓出口气。

　　5 民众对饥荒习以为常。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饥荒，饿殍遍野的情况时有发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59年为止，虽然大规模的饥荒已经杜绝，但是小饥荒依然存在。根据政府公布的资料，在经济情况比较好的1957年有273人因饥荒而非正常死亡，1958年这一数字达到57751人。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目中，饥荒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待饥荒的态度也比较坦然。民众的这种心态对维护社会的平稳起了很大的作用。

　　表3 1957-1963年饥荒情况

　　年营养性疾病（万人）卖儿送女（人）非正常死亡（人）

　　1957 273

　　1958 45 699 57715

　　1959 302 518 17853

　　1960 474 10688 374890

　　1961 3039 666000 647010

　　1962 627 3531 11016

　　1963 144 421 1086

　　资料来源：《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267页

　　说明：此表系民政部门的统计，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远低于实际情况。

　　五简短的结束语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上，大跃进与困难时期都对中国的当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必须从学术的角度认真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写。

　　注释：

　　1 《国史通鉴》,红旗出版社,1994年,29页

　　2 《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241页

　　3 《青海省志.公安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页

　　4 《海西州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41页、45页

　　5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030页

　　6 《泾川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40页

　　7 《嘉裕关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5页

　　8 《阿坝州志》，民族出版社，1994年，771页

　　9 《宣汉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26页

　　10 《鹤庆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23页

　　11 《云南省志.第八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330页

　　12 《牟定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23页

　　13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26页

　　14 《建水县志》，中华书局，1994年，27页

　　15 《楚雄彝族自治州志.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99页

　　16 《思茅地区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34-38页

　　17 《六盘水市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70-83页

　　18 《连县志》,1985年,452页

　　19 《连南瑶族自治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33、34、530页

　　20 《翁源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39-42页

　　21 《百色县志》，1993年16页

　　22 《岳西县志》，黄山书社，1996年，37页

　　23 《旌德县志》，黄山书社，1992年，22页

　　24 《五峰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443页

　　25 《竹溪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24页

　　26 《长阳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年，533页

　　27 《保康县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1年，684页

　　28 《通海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9页

　　29 《中国国情丛书.抚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520页

　　30 张向凌:《黑龙江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334页

　　31 《广州检察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95页

　　32 《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238页

　　33 《甘肃省志（第二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403页

　　34 《张掖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29页

　　35 《安西县志》，知识出版社，1992年，27页

　　36 《石柱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25页

　　37 《雷山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26页

　　38 《黎平县志》，巴蜀书社，1989年，35页

　　39 《潮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15页

　　40 《江西省公安史》,61页

　　41 《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广州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年,73-77页

　　42 《铜陵市志》，黄山书社，1994年，763页

　　43 《凭详市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181页

　　44 《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45页

　　45 舒展：“实话难说”，《羊城晚报》，1998年3月11日，第10版

　　46 《国史通鉴》,红旗出版社,1994年,41-45页

　　47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468页

　　48 权延赤:"贺龙与薛明",《南方周末》,1995年11月24日,第七版

　　49 国家教育委员会编：《高等学校学籍管理文件汇编：1950-1987》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298页

　　50 《六安县志》，黄山书社，1993年，446页

　　51《化州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04页

　　52 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若干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4期

　　53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55页

　　54 傅上伦等：《告别饥饿》，人民出版社，1999年，26页

　　55 顾准：《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58页

　　56 《富顺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816页

　　57 《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236页

　　58 《岳西县志》，黄山书社，1996年，37页

　　59 徐剑文:"周总理'化缘'",《广州日报》1995年8月10日12版

　　60 《定西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43页

　　61 《山丹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38页

　　62 李若建：“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行为分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冬季号

　　63 《安徽省志.公安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235页

　　64 《天长县志》，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49页

　　65《崇庆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362页

　　66 《楚雄彝族自治州志.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204-232页

　　67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045页

　　68 《甘肃省志（第二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416页

　　69 《南阳地区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98页

　　70 《铜陵市志》，黄山书社，1994年，792页

　　71 《灵壁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86页

　　72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26页

　　73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548页

　　74 《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00页

　　75 《六安县志》，黄山书社，1993年，434页

　　76 J.汤森:《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244页

　　77 《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23页

　　78 《化州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15页

　　79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包产到户资料选(一)》,1981年, 317-365页

　　80 M.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334页

　　81 《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51-154页

　　82 《驻马店市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01页

　　83 靳占修:"浮夸忧思录:不堪回首‘天堂’泪",《中国统计》,1995年第5期

　　84 《驻马店市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01页

　　85 《涪陵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57-59页

　　86 《内江市志》，巴蜀书社，1987年，11页数

　　作者简历：男，1956年生，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大学人口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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