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事儿--文革日记摘抄（杨文华）第五部分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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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日记未记的那些事儿

一，    悬崖勒马

  

文革运动初期，中央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邓拓、吴晗、廖沫沙（称为“三家村”黑店），批判他们的《海瑞罢官》和杂文集《燕山夜话》，说他们在“夜话”中含沙射影、借古讽今，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海瑞罢官》我没有看过，《燕山夜话》的每篇文章我原来都认真读过，非常喜欢。那些杂文谈古论今，知识广博，举重若轻，引人入胜，文笔洒脱而精妙。单就文章看实在看不出反动之处，但倘若按报上的批判文章的上纲上线方法，即将杂文与写作时的政治、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分折，倒也像是那回事。我突发奇想，如果把《燕山夜话》里的言论与胡风“反党集团”言论、右派分子反党言论进行比对，并联系社会背景，岂不是就能让我和其他有疑惑的人认识到“三家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真面目。说干就干，我连续两个星期泡在图书馆、资料室，查阅摘抄资料，干得兴致勃勃。

某天晚饭后我和同寝室的同学刘纯斗散步，我得意洋洋地讲起我即将成就的“宏伟大业”。刘纯斗是党员、调干生、院学生会主席，政治水平自然比我高很多。他的一句话如雷轰顶：“如果有人说你借反革命、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口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你怎么办？”

悬崖勒马！顿悟的我立即将己摘抄的资料烧个干干净净，再也不向任何人提起我“伟业”的一字半句。

几年后我听到了著名的最高指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我不寒而栗。

二，一字千斤

  

物理系的墙报是办得很出色的，在全院的评比中经常是同中文系、历史系排在前三名。我从1965年起担任墙报主编。

    1966年8月某天我编排完一期墙报后正在教室休息，系总支书记孙庆文找到了我：“墙报你校对过吗，没问题吧？”“我校对过，没问题。”“走，看看去！”我随孙下楼走到墙报前又认认真真地检查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有何差错，我疑惑地看着孙，他用手指重重地点着一个字：“没问题！看看！”我看看他指点的那个字，顿时大汗淋漓。原来这是毛主席语录，原文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打”误写为“倒”了，变成“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倒他就不倒。”我连声认错，急忙把错字改过来。

此事发生前不久，我在凯里邮电局工作的弟弟谈过一件事：凯里某单位贴出一幅大标语“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江！”此“江”是“疆”的错别字。为此事写标语者被打成反革命，理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活一万岁都没有最亲密的战友江青。

一字千金我只是听说过，一字千斤则是真实地、切实地体验到了。



三 ，惊弓之鸟



1968年秋某天晚上，同学王启斌从晴隆来看他仍在师院数学系学习的老乡，我陪他去。我们正在寝室里畅谈，窗外喇叭声响起：“一小撮411死硬分子到我院非法串联，请革命师生提高革命警惕！”“我们正告……”。王启斌和数学系同学劝我赶快离开。

我如丧家之犬，独自在冷清、空旷的人行道上默默地走着。刚走到省公安厅斜对面，突然一辆吉普车开到我身旁，“嘎”的一声猛地停下，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朝我走来。我一下子全身冰凉，“完了！遭抓了！”这人递给我一张传单：“最高最新指示！”

汽车绝尘而去，丢下呆若木鸡死而复生的我。

（多年后我向涂光禄等同学谈及此事，他们说那天中文系的411确实到师院串联，还和支红派发生过冲突。）

路边社消息：河南郑州“二七公社”的几个造反派因躲避武斗乘火车来到贵阳，刚走到新路口要转弯，“蓬！”突然一声巨响传来， “不好！手榴弹！”几人立即就地卧倒。抬头一看，四周的行人若无其事。“来错地方了，贵阳的武斗比郑州还厉害！”一阵诱人的香味飘来，“啊！爆米花！”

四，巧取豪夺

朱昌原名猪场，是古时亥（猪）日赶场（集市贸易）处，因原名不雅，取同音字

朱昌。类似的地名贵州还有羊昌、马场、鸡场、狗场等。朱昌中学原是公社办的农业中学，文革初期停办。学校仅有破烂不堪的四间教室和两间办公室，学校场地己被生产队种上庄稼。我和我班同学顾林先及两名贵师毕业生分配到此校后一直无人过问。

  1970年我回到朱昌中学后即积极筹备招生开学。朱昌距贵阳市区22公里，与清镇县接壤，紧挨百花水库，旱涝保收，农产、水产、煤炭资源丰富，交通方便，朱昌窖酒当年享誉贵阳，经济相对较为富裕，社员及居民子女求学热情高，很快我们就招收了100多学生。

但是办学设施成了大问题，虽然学校的场地通过交涉退耕还校了，教室和球场地面也由师生动手平整了，学生课桌凳先是学生自带后由区教育局解决了。但是教室、办公室门窗破缺，没有厕所，没有教师宿舍，没有乒乓球台,篮球架摇摇欲坠。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的可以通过师生（当时学生年龄偏大，都是强劳力，教师也都年轻力壮）自己动手办到：砖瓦带学生去生产队、大队砖瓦窑连买带检，石灰带学生去挖生产队石灰窑中的残留，灰砂带学生去酒厂筛挑煤渣，少量资金教育局、公社也可解决。无法解决的是木料，量大耗费多，而且极难申请到计划指标，有钱也买不到。

我当时同公社税务所的刘传礼同住、同吃，他出了个主意：朱昌每周星期天赶一次场，赶场天朱昌公社、沙文公社、艳山红公社、清镇五里桥等社员都来买卖生活用品。清镇五里桥有山林，一些农民便偷砍林木到朱昌场上卖，何不借整顿市场、打击偷砍集体山林歪风之机没收那些木料用于建校。高！实在是高！我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代拟了“市场管理委员会公告”，向公社书记作了汇报，书记听后连声叫好，当即委任我和刘传礼为“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授予我全权，通知公社广播站、朱昌大队民兵及各单位部门全力配合我校的行动（不讲行动内容，以免泄密）。

星期日上午十点半，学生按规定来到学校集合，我作了战前动员报告，先讲有关整顿市场、打击偷砍山林歪风的政策和意义，再晓以大义：山林是国家的、集体的，学校也是国家的、集体的，我们要用国家的、集体的木料建国家、集体的学校。那些被没收木料的社员算是为建校做点义务工。然后把老师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布置了任务，宣布了不准打人、骂人、人跑不追（只要木料留下）等纪律。学生那见过、经历过如此激动人心的事，人人磨拳擦掌，个个斗志昂扬。

中午十二时，正当场坝上人头攒动，交易火热之时，高音喇叭突然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几个小组的学生立即封锁场坝的所有路口。几个小组的学生在“市场管理委员会通告”的广播声中将买卖木料的连人带木料押到中学，收缴木料，装模作样地登记。几个小组的学生将跑了主的木料扛到中学。

战果辉煌！收缴的各种木方、木板、园木堆满了两间教室。我用这些木料修整了教室、办公室，新建了八间简易教师宿舍、一个十六个蹲位的男女厕所，修复了篮球架，制作了一张乒乓球台，还送了一些木料给公院卫生院。

巧取豪夺，办学万事齐备！

五，自卫还击               

朱昌中学的四名民办教师的工资每人每月27.5元，公社承担，由党委办公室主任黄宗志每月15日发放。但黄大约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总要一拖再拖。某日，我校民办教师马一平因连续几日领不到工资，同黄宗志争吵起来：“我们是靠这点钱养家糊口（他己婚，育有一子）的，你上午推下午，今天推明天，你安哪样心啊？”接着又争执了几句，回到中学。

黄宗志平日作威作福惯了，受此顶撞，感到大失颜面，一面挽袖子，一面高声叫骂着向中学走来：“狗日的马一平，敢骂老子。鸡巴老师！臭知识分子！臭老九！”后面跟着越来越多的看热闹的群众。这天全公社的小学教师（其中有很多是民办教师）正好集中在朱昌小学学习，闻讯都跟着来了。

我和老师们正在学校厨房门外吃饭，正在怒气冲冲地议论拖欠工资的事。黄宗志进校后直奔坐在我身旁的马一平，猛地一拳打来。我哪里见得此等事，忍无可忍，一抬右手挡开打来的拳头，左手本能地打了出去（这是我在大学体育课学的长拳的规范动作），高声喊道：“要打架，哪个怕哪个！”我一出手，教师们和中午留在学校的学生们都围上来，小学教师们加入了，一些群众也加入了，你一拳、我一脚地揍得黄宗志喊爹叫娘。可能是黄平日得罪的人太多，可能是我的人缘好、有些威信，可能是当时那阵势的威慑，围观者（包括黄姓家人）竟然没有一人出手、动口帮黄的。黄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一只胳膊脱臼，被家人扶了回去。

黄自然不肯善罢干休，去找公社书记告状。书记们谁也不愿趟这浑水，一个个躲开了。黄不死心，打电话给贵阳市警备司令部。

警司来了四个人与分管教育的公社副书记找到了我，我讲述了事情的全过程后，郑重声明：一，事情的起因是黄宗志多次无理拖欠工资。二，黄宗志到中学打人，教师们是自卫还击。三，黄宗志公开辱骂革命教师，到学校闹事，影响很坏，影响面很广，涉及到全公社中小学教师。若不能正确处理，可能会导致中学和全公社学校停课。

警司和公社的处理结论是：一，此事双方都有责任，不再追究。二，今后民办教师的工资划拨到中学在信用社的帐户上，由中学发放（其他学校后来都照此办）。三，中小学不得停课，违者追究学校领导责任。

六， 韶山冲悼念毛主席

    1976年8月，在相继出现“张铁生交白卷”、“黄帅日记”、“马振扶事件”后，为使“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语录）”全国教育系统掀起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的热潮：“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为教育改革的典范，根据毛主席的《七三0指示》“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乌当区教育局组织各中学、区属小学、公社中心完小及新光厂、赤光厂、乌当奶牛场、肉联厂等厂矿学校校长，公社教育专职干部（巡视员），教育局部分工作人员，贫协代表共四十多人的考察团，由我带队赴江西考察。

我们考察了江西共大的总校，然后到九江分校考察（到九江是因其在庐山山下，特意安排的，是先期去考察的市教育局的同志给我出的主意。他还给了我在庐山当汽车队长的乌当区羊昌公社黄连大队某转业军人的联系方法）。我考察后的印象是共大总校、分校（大中学校）基本上办的都是各种实用技术的短期培训班，科学理论不敢多讲，因为那是“马尾巴功能（荒唐、可笑、无用的理论）”。印象较深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一所专科学校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成果是发明了放电影断片时粘接电影胶片不会错的方法，避免了重大的政治事故（把伟大领袖头象的胶片接到不该接的胶片上）。而一张胶片在屏幕上出现的时间只有十六分之一秒（这是物理常识），观众根本看不到这张接过的胶片，哪会发生重大政治事故？二是九江一所中学在化学老师的带领下生产出了肥皂，虽然这肥皂又黑又硬，但毕竟有去污功能。在团员们的怂恿下我与该校负责人交涉，为了分享教育革命成果，为了革命友谊，他送给我们每人半条肥皂。

到庐山一游是我这次考察的最大愿望，但不敢私自作主，带这么多人游山玩水可是大罪过。我召开党员大会讨论此事，我不是党员，列席但主持会议，我提出去庐山是参观庐山会议会址，接受路线斗争的教育。大家心领神会，通过了去庐山的决议，我请教育局的同志作了会议记录，让参加开会的人一一签名认可。但新添寨小学老校长金楠不敢去，说她留在旅社看行李。

在庐山我找到了那位汽车队长，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带我们参观了会议会址，尽可能近的看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住过的别墅，用汽车送我们到各景点游览。大家满意极了。

从九江乘轮船逆水到武汉。到武汉的第二天是9月9日，我们到武汉长江大桥参观。中午一时，突然所有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反复地播送中央的紧急通知：下午二时中央有重要通告发布，请各单位组织收听。我预感到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立刻中断参观，带大家乘公交车返回旅社。在某公交车站转车时，己经一点五十了。我看到路边一家装卸公司的会议室坐着人正在等听广播，立即与该公司负责人商量让我们也一起听，公司负责人同意了。

果然是天崩地陷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主席去世了！

我百感交集，但我最先考虑的是会不会天下大乱，回贵阳的交通会不会中断，我这四十多人怎么办？回到旅社我再次召开党员大会，会上我以毛主席去世各学校、单位会有很多重大事务要处理为理由，提出中断考察学习，立即返回贵阳。我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同意，但也有人因从未出过省还想多走走看看。我采取折衷办法，回贵阳在长沙转车时，到毛主席故乡韶山悼念毛主席。

9月12日我们到了韶山，正好碰到韶山冲举行毛主席追悼会，我们参加了，我们以“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教育系统”的名义向毛主席遗像敬献了花圈。这是追悼会上唯一的外地花圈。

回到乌当区，我向黄庭芳局长解释：“考察计划没有全部完成，我是怕……”黄局长打断了我的话：“不要说了，回来就好。”




我和符书琏在毛主席灵堂前的合影

              





第六部分 蓝张时期的部分文稿和信件



一，蓝亦农批准成立的“善后清理工作小组”工作计划

原四一一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以及解决贵州问题的各项方针、指示，主动撤销社会山头。但由于李再含同志对原四一一派采取踏平政策，多次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以及时间仓促等各种原因，社会组织存在期的许多工作未能得到妥善处理。例如原四一一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部分枪枝、弹药、粮食、被服、毯子、肉、油及现金（末能清理），收支帐目混乱、大量帐目散失。为了更好地配合有关方面彻底收交武器，揪出混进群众组织中的打、砸、抢阶级敌人，清理大发武斗财的坏人，挽救一些混水摸鱼、私占国家集体财物的同志，处理好和原四一一有关系的单位、各专州县的经济帐目、手续。经蓝政委批准成立善后清理工作小组。

1，善后清理工作小组由林和芳（人汽公司）、周维金（贵阳汽车场）、杨世洲（汽车三场）、李可仲（师院）、袁开宗（原师院学生，现7578军垦农场）、杨文华（原师院学生，现贵阳朱昌中学）、张清林（原贵工学生，现凯里农机厂）、张新荣（贵州艺校）、李少华（贵州花灯剧团）、邓振新（贵大）共十人组成。

大致分工如下：

（1）    清理粮食、被服、毯子、肉油菜及其他物质帐目由林和芳、袁开宗、周维金、杨世洲负责。

（2）    清理武器、弹药、现金等项由李可仲、李少华、张清林负责。

（3）    调查登记因411问题而关、押、打死、打伤、开除工作籍或其他（事务）处理，由邓振新、张新荣、杨文华负责。

善后清理小组工作期间的经济、总务由袁开宗负责。

2，由于原四一一存在时期较长，帐目繁多，混乱不清，大部散失，遍及全省各专州县，涉及各系统各单位现己返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各种人，因而头绪凌乱、工作量大。为了紧跟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配合有关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我们）力争在一月内迅速彻底的结束清理工作。

3，（我们）每天上午8点半集中学习毛主席著作后研究讨论工作，每天留二人值班，有情况及时同省革委政工组联系，并定期汇报工作情况。清理工作先从（各）据点的帐目清理，再清理几年来411各组织的帐目、物资。

4，希望省革委政工组能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联系工作的证明，以便和有关单位办交涉。请拨给部分物资如办公用品、一个火炉、两套被盖。

此报告当否，请指示。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善后清理工作小组 （1969.11.5）

（此计划由我起草并报省革委）



二， 田子明、陈贤的两张便条

文华：

昨晚的问题研究得怎样？报告交上去没有？若没交，我想看一下。

干部工作需要留人继续做一下，不知你们考虑到没有，如没考虑，应加上，并报上张清林（贵工的那个）的名字。

事情太多，见面再谈。

  

致 礼 田子明    11.4





文华：

约你有事要谈，不料我同陈贤来找你，你却去我那里了。今晚不空了，明天中午在你家等我行不行。又打扰你了，对不起。

致 礼

陈 贤

田子明 即日



                             



三，遵义徐宏力的来信

文华同志：

信己阅，文稿一并收悉，目下己将排印，大约一周即可付印，内容尚未修改，保持原样，落款用《播红兵》之笔名署名（遵义市古称播洲）。目前最大问题是印刷费之问题末能解决，现在奔走之中。倘若经费无力，则大大减少份数，但只要能印出来就是好的了。最近我们很想泡制一篇文章，题名为《为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目的是纪念斗争三周年，或者纪念文化革命四周年。内容是将我们的革命进行到底！批判目前社会上特别是革命组织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错误倾向，为改变贵州落后面貌而努力。然，我们遵义秀才太少，大多数喝墨水也不多，如果由贵阳的同志根据全省的情况写一篇的话，极好，我们负责付印就是了，您们以为如何？

我现调市革委政治部组织办公室。参加市革委补台审批小组工作，负责全市补台的审批工作，故近来一直忙的不乐亦乎。然补台工作非同小可，疏忽大意不得，所以加班加点的情况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上述事宜，有何看法，来信函告。再见！



徐宏力 1970年3月19日







四，兴义罗安义被捕后我写给外调人员的旁证材料

我是1969年6月中旬认识罗安义、周建华的，他们来参加贵阳411联席会议发起召开的全省411代表座谈红五条和（69）25号文件。会议中我与他们接触不多，只在临散会时，罗表示对会议不满意。

第二次见面是我在“七.二九事件”后在中央批准的贵阳地区革命群众学习班里，他俩和另一个武装部的来玩了一天，也仅仅是谈谈一般情况。

  69年底，我在省革委“411革命群众善后工作组”工作，我们的任务之一是向省支左领导小组和省革委反映各系统、各单位、各地区文化革命新问题。这段时期周建华、罗安琪和其他兴义地区的好些人有时来找我，向我反映兴义的问题，并要我们转交信件、资料，这些信件、资料大约是兴义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情况及当时补台中存在的问题，也有一篇是兴义武装部一个记不得姓名的人写的关于他同李再含及他们认为的李再含在兴义的代理人张星柄作斗争及受迫害的情况。具体情况、详细内容我记不得了。凡他们要我转交的材料，我或者转递或者邮寄给有关领导。凡他们给我看的，我以后作废纸处理或在清理时全部烧毁了。

找我反映兴义情况的兴义人很多，谁来了多少次，谁讲些什么我都记不清，中心内容都是说他们是同李再含进行了艰苦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补台时没有掌到权，319一派掌权等等。

（时间大约是1971年夏）









五，与王辉理等人在花溪的留影（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