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强：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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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强 天灾乎？人祸乎？---福建“大跃进”运动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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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
梁。”大大小小的“高产卫星”升空，一个比一个“跃进”的口号冒出，使许多
人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调的“天堂”已经不远了。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
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人那个想像中的“天堂”，反倒陷入了大饥荒。这是本世
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建国后福建首次面临的空前灾难。

　　导致灾难的主要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多少年来，人们对这场记忆犹新的
运动，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行了反思和评述，然而40年过去了，这种思
考和认识远未完成。曾一度，经济建设中的过热现象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虚
报、浮夸更是屡纠屡现，就足以明证。因此，认真研究这一段历史，对福建“大
跃进”运动进行一番再认识，对于努力实践“三个代表”，开创新世纪福建现代
化建设新局面，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借鉴作用。

一、七分人祸

　　所谓人祸，就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整套“左”倾指导思想
及其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在福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不断刮，层层刮。“共产风”刮得严重的地方，
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

　　“大跃进”的年代，“共产风”是年年刮，季季刮，边处理边刮。几乎每搞
一个运动都刮“共产风”，大兴水利，大修公路，大炼钢铁，大开“万宝山”，
大造林，大养猪，大办工业，大办食堂，大办学校，大搞技术革新等等，都要无
偿地调劳力，占土地，拆房屋，调家禽家畜、各种生产资料及各种农具。“共产
风”是从省到生产小队层层刮，从农业到工交、财贸、文教卫生、部队，各个部
门都在刮。乱用义务工，平调劳动力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连江县鳌江公社仅1960
年1至10月，县、社就调用义务工394332工（不包括已付工资的），每个劳动力
平均月31.8工；宁德县六都大队1960年负担义务工6.6万工，占全队全年总工日
的40％，平均每个劳力负担38工。

　　由于“共产风”越刮越甚，严重挫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难怪有些群众称干
部是“嘴尖、手长。耳朵灵、心肠硬”。严重脱离群众，造成有些地方劳力盲目
外流，土地成片荒芜，生产连年下降，收入逐年减少。

　　二是主观主义，乱指挥生产，对生产统得过多、管得太死，事事要求整齐划
一、千篇一律。

　　“大跃进”期间，瞎指挥、乱指挥生产主要表现三个问题：（l）劳力使用
“一边倒”，生产顾此失彼；（2）生产季节“齐步走”，不分地区、气候条件，
要求进度一致；（3）生产措施“统一化”，缺乏实事求是。如闽侯县城门公社1
960年入春以来全社性的统一行动就搞了4次。生产队干部说：“我们行动要随大
队旗走，指东走东，指西走西。”杜国大队社员说：“现在领导生产是大队听电
话，小队听指挥，社员听广播。”

　　由于瞎指挥、乱指挥，往往顾此失彼，特别是忽视了经济作物生产。有些干
部还错误地认为搞经济作物生产是“资本主义倾向”。霞浦县盐田公社经济作物
因为田间管理差，下肥少，有的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全公社春花生下种556
担，只收回224.58担。

　　三是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是“大跃进”期间最普遍的现象，可谓是到了登峰造
极的地步。1958年“大跃进”时“放卫星”，浮夸离奇，1960年上半年继续“大
跃进”时，浮夸之风再度盛行。从上到下，都是如此。如宁德县七都公社六都大
队种麦700亩，上报1200亩；闽清县东桥公社洋头大队支部书记汇报一个小队 12
个劳力一天积肥2000担，种麦20亩，深翻土30亩，切地瓜25担。社员说：“就是
神仙也没有办法，干部吃饱饭没事干，在家作假报告。”又说：“大跃进”是成
绩骗上级，粮食骗农民，浮夸得奖励，实事求是挨批评。

　　“大跃进”期间，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也相当严重。龙岩适中公社在
“大跃进”时，施用捆绑、吊、打、关、跪、停膳和批斗等手段，摧残群众1938
人次，其中被摧残后自杀的有14人，伤病交加致死60人[1]。公社一级还专门成
立学好队，县设集训队，对表现不好的社员集中训练、监督劳动、任意体罚。社
员怨叹：“过去斗地主还不准打，现在搞我们比搞地主还凶！”

　　四是县以上机关的官僚主义严重。突出表现为：

　　（l）会议多。据统计，省级机关1960年1至3月份就召开有下边同志参加的
会议266次，累计1519天、28359人；现场会议145次，累计819天、 16015人；电
话会议107次，广播大会25次[2]。

　　（2）临时办公室多，表报汇报多。省、地临时办公室与日俱增，且都要上
下对口，都有定期的汇报制度，致使下面无暇应付。福清县干部反映：上面要材
料是“一多、二急、三细、四全面”，下面的应付是“一看、二估、三推、四吹
牛”，表报不仅数量多，而且项目繁杂，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例如下发的表格
中有“妇女怀孕数’、“子宫下垂数”、“尚未消灭鼠雀数”，还有“母鸡下蛋
情况”等等。

　　（3）文件多。据南靖县统计，仅1960年第一季度就收到省级各单位下发的
文件2492件，地级各单位下发的文件3134件，省地各部门下发的电报847件，县
里发出文件784件。这些文件很大一部分文字冗长，质量不高，或者照抄照转，
可有可无。

　　上述“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及官僚主义作风为什么在三年“大跃
进”期间不能彻底解决？当时福建省委在全党还是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
找了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由于1959年上半年整风时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
从思想上搞得不深不透，有的虽已算账，但没有实现，吃进去的东西没有吐出来，
心里不痛，一有气候手又发痒；二是抢先过渡，急于扩大公社一级所有制；三是
对高速度按比例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等问题理解片面，基本建设盲目扩大，
取之于农民的较多；四是相当多的同志在批判“右倾思想”之后，抱着宁“左”
勿右，“左”比右强，怕反右倾顺着“一边倾”；五是极少数基层组织不纯，干
部变质；六是公社化后生产、生活集体化了，一部分干部滋长了简单化作风[3]。
尽管这几条尚未触及到总的路线和政策上的偏差与失误，但在“大跃进”的战车
被迫停驶时，省委领导人就有此醒悟的认识，确也难能可贵。

二、三分天灾

　　1958年至1960年三年“大跃进”期间，除了“人祸”，究竟有否“天灾”？
从福建的实际情况看，“天灾”也是客观存在的。在此，不妨将当年的气象记载
如实转录如下：

　　1958年----以台风灾害为重，冰雹也造成一定损失。本年有23个县次出现冰
雹，毁房5600间，死9人，伤21人。有12县下暴雨，莆田、仙游、永泰损失严重。
有4次台风登陆福建。

　　1959年----洪涝多，台风所致伤亡惨重。年内有42县次降雹。有5次台风登
陆福建。暴雨致涝面积达400万亩，粮食减产1.4亿公斤。秋旱比较严重，受旱面
积达142万亩。

　　1960年----以台风、暴雨灾害为重。全省受涝面积1281万亩，减产5亿公斤，
死亡722人。春旱面积553万亩，估计减产0.5亿公斤。最严重的是“6.9”台风暴
雨，几乎遍及全省。“6.9”台风使九龙江、晋江出现特大洪涝，漳州一带一片
汪洋，洪水持续50小时以上，农作物受灾463万亩，死亡638人，当地群众称这是
百年未见的大灾。

　　1960年12月6日，省委书记叶飞在省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谈及这个问题，他
说：“今年我们遭受严重的灾害，台风比去年严重，是几十年所没有的”，“灾
害虽然大，事实上工作问题损失更大，大概天灾损失10亿左右，因工作问题给我
们的损失是10多亿。”[4]

三、一场灾难

　　1958年发动的以钢为纲、钢产量翻番，以粮为纲、粮食产量翻番为中心内容
的“大跃进”运动，超越了客观的可能，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结果
事与愿违，钢、粮产量不但没有翻上去，反而使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群众
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滑坡，加上频繁的
自然灾害，致使本省的经济到了1960年即“大跃进”的最后一年，陷入了极度的
困难境地。

　　第一，农业生产遭受空前大破坏。1960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只完成9.21亿元，
比1957年下降了18.7％；粮食生产从1959年开始，连续3年减产。1960年全省粮
食产量37.95亿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14.5％，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产量6
6亿公斤，比1957年下降了29.3％，甚至比1949年还低；甘蔗产量下降得更利害，
1960年仅6.633亿公斤，比1957年减少近一半。造成农作物产量急剧下降，原因
是多方面的，而耕地大量减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61年底全省粮食耕地面积为
1923.89万亩，比1957年2218.89万亩净减少295万亩，比1951年减少262.61万亩。

　　第二，市场供应极度紧张。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膨胀，战线太长，1960年全社
会从业人员高达619.03万人，比1957年增加近10倍，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达
129.02万人，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16.57万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总
额也由1957的30629.l万元增加到61073.1万元。1960年全省地方财政总收入仅7.
31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却高达11.05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支出为6.03亿元），
出现了巨额赤字。1960年市场货币投放增加了2.5亿元。这样，在农业、轻工业
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1960年全省市场供应也就出现了比1959年上半年更为
紧张的状况。1960年全省居民的消费水平为111元，比1957年下降了4.5％。1960
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除某些特殊供应外，市场上几乎没有禽、蛋食品的供应，就连
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也很难买到。

　　第三，出现全省性的饥荒。1957年全省粮食产量43.5亿公斤，1960年降到35
亿公斤，3年减产8.5亿公斤，“等于4个福州没有饭吃，等于300万人没有饭吃”
[5]。对此问题，作为省委书记的叶飞，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省大
组讨论时，作了如下检查认识：“1958年粮食估产，报得最高时达170亿斤，195
9年上半年还在省人代会上作了报告。1958年11月龙岩会议是头脑最热的时候，
曾提过搞万斤县、万斤省，造成的许多错误我是要负责任的。后来主席和中央发
觉有浮夸风，估产过高，几次提出要我们不要相信高指标。高估产，头脑不要发
热，要压缩空气，而我们总是改不过来。对1958年粮食产量，第一次由170亿斤
降为130亿斤，第二次又从130亿斤降到105亿斤，还提出‘三八线’，不能再缩
了，到后来究竟多少也搞不清。”“有了高估产，才有高征购，高征购最严重的
1959年，一年征购30亿斤，这是历史上最高的一次。当时决定任务的时候，有些
同志不同意，我还采取了举手表决的方法，这是不对的，这个责任我要负。后来
问题清楚了，那样不切实际的高征购，必然发生不良的后果。”[6]

　　当时的情况确是如此。由于浮夸风盛行，根据虚报的高估产来确定农村粮食
征购任务。高估产带来高征购。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
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
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
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
％、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
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
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城乡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人们跑步进人的并
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饥饿。城市基本口粮供应严重不足，农民的口粮被一挖
再挖，职工月粮食定量一降再降，饥饿难忍的群众只能到山里去挖野芭蕉根，采
集“野猪肝”等各种野菜。野果，在池塘泥潭中捞浮藻充饥。

　　第四，非正常死亡率上升。最严重的是龙岩地区，1960年l-11月，全区9个
县185万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率1％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8644人，占全区
总人口2.08％，其中最严重的武平县，非正常死亡占全县总人口的5.96％。闽东
的宁德县也相当严重，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死亡率高达3.95％。
[7]

　　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三年“大跃进”前后几年，全省平均每
年正常死亡人数为11万人，而这三年增加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约为22万人，
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万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万人。两项相加，
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到87万人，经济损失约
80亿元，耽误时间七八年，这就是福建三年“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和所付出的
代价。

四、一点肯定

　　对具体情况要进行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待“大跃进”运
动，也不例外。即应该在彻底否定作为指导方针的“大跃进”的前提下，作一些
具体的分析，把领导路线和群众干劲加以区别，把“大跃进”的破坏和“大跃进”
期间所取得的一定成绩区别开来。

　　“穷则思变”。为改变本省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全省广大干
部、群众，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在“大跃进”期间，焕发出的冲天的革
命干劲、满腔的生产热情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是十分可贵的。特别是面对严
重自然灾害，军民团结一致，不屈不挠，顽强奋战的精神，令人感动，值得肯定
与赞扬。

　　1960年6月，本省遭受了特大风洪灾害，堤坝溃决，库渠被毁，河水泛滥。
有24个县城、823个村庄被淹。灾情之重，百年罕见。全省因灾死亡638人，下落
不明205人，受伤531人，房屋倒塌86883间，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和损失。

　　面对严重灾情，省委领导带领省直机关200多名干部立即赶赴受灾最重的龙
溪，协同地县干部动员和组织群众展开了惊天动地的抗灾斗争。全省党政军民直
接投入抗灾斗争的达270多万人。广大党员、干部在斗争中与群众同甘苦、共患
难，到处出现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

　　在最危急的日子里，党中央及时调来飞机、物资支援。前线三军4万多名官
兵战斗在抗洪救灾斗争第一线。闽侯荆溪公社有一防洪堤决口，当地驻军135人
立即跳入水中，用身体堵塞，筑成一座“人堤”，赢得堵堤时间，保证了1000多
户人家的安全和3000多亩稻田免于受淹。

　　还应当肯定的是，三年“大跃进”期间，福建地方工业飞速发展，为本省工
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福建省原是一穷二白，工业水平极其落后，1950年全省只
能生产土铁180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也只能生产土铁6000吨。三年
“大跃进”期间，本省建成了21万吨洋铁生产能力，同时开始了洋法炼钢、轧钢，
开辟了本省钢铁生产的新纪元。尤其是三明工业城的崛起，是福建地方工业发展
的必然产物。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机械、电力、化工、燃料、轻工业和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本省现在许多还在发挥作用的重点基础设施就是在那时建设
起来的。如古田溪水电站、鹰厦铁路、福州第二化工厂和第一化工厂、福州抗菌
素厂等。三年“大跃进”期间，农田水利建设也有很大发展。1959年全省在新建
扩建水利工程1万多处的同时，还完成上千万立方米水库2座，总蓄水4.4亿立方
米。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如今在各地仍发挥重大效益。当然，如果不发动“大跃
进”运动，福建的工农业将发展更快、更好。

　　总之，“大跃进”运动是全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个严重失误。
这个花了巨大代价得来的教训，永远值得后人消化思考和记取。历史不可能重演，
而历史的错误常常会重犯；错误固然要纠正，然而更重要的是铲除产生这一错误
的社会、历史原因，防止同类错误的再犯。

　注 释：

　　[1]《中共龙岩地委关于农村“三反”情况报告》，1960年8月1日。

　　[2] 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22日。

　　[3]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关于各地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
份的紧急指示信情况综合》，1960年11月16日。

　　[4]《叶飞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60年12月6日于漳州。

　　[5]《叶飞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7月6日。

　　[6]《叶飞同志在扩大的中失工作会议福建省大组会议上的发言》，1962年2
月3日下午。

　　[7]《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宁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
版社1997年3月版。

原载《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第2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