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辉：安徽省凤阳县1958-1962年灾难实录

hank · 发表于 2010-5-14 08:00:56

金辉  安徽省凤阳县1958-1962年灾难实录

(上, 中，下)

[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笔者按：凤阳县位于中国安徽省东北部，淮河中游南岸，地处北纬32°37′～33°03′和东经117°09′～117°57′之间。东西长74.64公里，南北宽49.6公里，面积1920平方公里，其中岗地占63.7％，浅山区占22％，平原占11.2％，湖泊占3.1％。凤阳地理条件优越，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年平均气温15℃，日照2248小时，年降雨量800-1000毫米，无霜期210天，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四季分明，适合农作物生长。粮食作物以稻、麦为主。1958年有耕地143万亩，人口 402700人。

在中国历史上，凤阳是个有名的地方。14世纪这里出过一位朱元璋先生，此人后来成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凤阳花鼓也同样名闻遐迩：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凤阳县志》称:人民“饥寒困苦，他处人所不能忍者，独能忍之”。

凤阳县在当代中国之有名，还因为它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最主要之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称“大包干”）的发源地。凤阳人民为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闯出了新的路子。大包干，按凤阳人的说法，是农民自发地起来造了共产党的反（实际上是造了极 “左”路线的反）。这一举动发端于凤阳决非偶然。凤阳人对于刻骨铭心的1959-1961年三年灾难还记忆犹新，在那场灾难中凤阳人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巨大太悲惨。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接触到了一批凤阳档案史料的抄件。这些以凤阳县党政机关文件为主的几十万字的原始材料，实实在在地录下了1958-1962年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始轨迹。这些当年形成的原始材料，真实而具体地记录了那个年代在凤阳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从大跃进的“奇迹”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性“实验”，从“共产风”的狂澜到人口大量死亡的悲惨世界……笔者谨将其中的部分内容摘录于下，奉献给读者。小标题和按语为笔者所加。摘录时对个别材料进行了紧缩，笔者所加的连缀和说明文字均用【】括上。为节省篇幅，除几个主要文件外，其他则没有注明材料名称。每段引文在右上角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并在末尾注明成文的时间。

这是一份每一个字都浸透着血浸透着泪的真实记录。笔者认为，这些材料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实际发生的悲惨事情，这些当时的记录只可能掩饰、缩小和不完全，而不可能夸张或无中生有。仅从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来看，文件中提到 1959和1960年两年凤阳共死去60 245人。实际数字肯定更多。这从历年人口发展变化的情况中可以看出来。凤阳县50年代末的人口高点大约在41万人左右，而经过三年灾难，总人口再度恢复到这个水平，估计是在1971-1973年。也就是说，期间经历了10-12年。而整个中国，如果在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为4000万人，即占原有总人口（67207万）的59.52‰，那么经过了不到两年的自然增长，总人口就恢复到原有水平。凤阳的人口恢复时间却是全国时间的6倍之多。由此，任何人也不难想象，灾难中的凤阳人口损失比例之高和程度之惨烈。

笔者不知道凤阳是不是三年灾难时期中国大陆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县份，但是，凤阳却由于很偶然的原因，留下了关于那场灾难的不可再得的原始记录。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完整最丰富的历史文献，据说占了人类文化遗产总和的一半以上。而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类材料，一般都是官方避讳、史书不载的。于是，这些不论从什么角度和什么意义上说都属于绝对的罪恶的东西，就从历史的长河中永远消逝。而这个安徽省的凤阳县，在三年灾难的后期，由上面派来了工作组进行整顿，因之灾难中的一部分真实情况才得以形诸于文字。而这些文字竟然能够保存了下来。再后来又竟然能够传流出来，并且能够正式出版（见《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12月，北京）。对于有着浩如烟海的史籍的中国，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们在此尤其应当感谢为使这些珍稀材料能够流转于世而付出过艰辛努力的人们）。也许，中国在那场大灾难中无声无息消失了几千万人，只留下了这相对完整的唯一的原始记录。

这是一份我们的民族付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代价才得到的沉重的历史遗产。它不仅属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更属于亿万苍生属于全人类。因之，这也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没有权力没有资格隐瞒的材料。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解读那段灾难的历史，以更深切地了解人类与灾难、灾难中的人与人性，进而了解人本身，明白应该怎样与自然与同类相处，明白人类的自我控制是消除或减轻灾难的根本。

这些材料说明，我们的记忆往往并不准确，甚至极不可靠。耳闻目睹道听途说的局限、媒体的灌输与误导，会使我们对即便亲身经历的历史也发生偏见。“三年自然灾害”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即是一例。50年末到60年代初，在凤阳大地上，既没有发生战乱，也没有天灾，而是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但是，一场完全人为的浩劫，却使凤阳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其悲惨与黑暗，其暴虐与残酷，其血泪斑斑，其触目惊心和令人发指，都是现代文明人类所难以想象的。然而，它却是当代凤阳人的真实经历（考虑到一般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有的过于恐怖和惨无人道的细节，这里没有摘录）。笔者请求每一位尊敬的读者，仔细阅读反复品嚼下面的原始材料中的每一个字。常常是寥寥几个字，就包含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这些材料同时也是对肆虐中国大地20多年的极“左”路线的最好注解。极左路线在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人们对极左路线既然深恶痛绝又为什么不能有效地去抵制它？我们在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后所得到的主要教训是什么？为什么这些教训不能被深刻地理解和记取？

这些原始材料，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灾难过程中令人毛骨竦然的恐怖细节和使人欲哭无泪的灾难后果，而且具体而微地描绘出了灾难的起因和完整过程。三年灾难并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凤阳人及至中国人命中注定的。然而，巨灾大难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从这些材料中，人们终于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到底是怎样孕育和制造出来的，灾难又是怎样被推波助澜、愈演愈烈的，而中国人又是怎样被生生打入无边苦海的。

这是一份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记录，这是一份关于生命的脆弱的记录，也是一份关于人性的脆弱的记录。人们制造了灾难也承受着灾难，灾难加速了人性的异化、扭曲和沦落，同类相煎相残又使灾难登峰造极，生命于是更加脆弱。那大灾难如同席卷千里的燎原烈火，孤弱无助的人们如同烈火中转瞬即被无情吞噬的小草。星移斗转，千古暴虐并没有贬值；岁月流逝，炼狱中人绝望的呼喊至今还在我们的耳际……

为了我们民族的巨额“学费”没有白付，为了不让这类大悲剧和大灾难再次降临，为了我们和后人能够获得真正的人的尊严，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昨日的血泪和昨日的悲辱。

请看人间怎样变成地狱 ----

请看灾难怎样无中生有 ----

请看大恐怖中人性如何全面失控 ----

请看大灾难中社会游戏规则如何全面崩溃 ----

请看这就是我的祖国我们的同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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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乍起：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组织军事化、
放高产卫星、大炼钢铁、“文教战线满堂红”

按：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说：在中国这张“一穷二白”的白纸上， “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6月14日，刘少奇同中国妇联党组谈话时说：“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他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9日在视察山东省历城县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发表后，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迅速在全国兴起。

1958年8-9月

我县自8月17日开始，到9月25日，共48天，全县已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组织形式上，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劳武合一，组成了1个师、15个团、96个营、619个连、2699个排、38 600个班。（1958.9.25）

1958年8月

在组织军事化方面，仍然发现有个别地方男女分开居住。（1958.8.24）

1958年9月

利民社红心街在本月20日晚上就把200多户男女实行分开居住。（1958.9）

1958年

在办社过程中，据统计全县共辩论和斗争722人，其中贫农96人，下中农58人，上中农438人，富农63 人，地主32人，其他35人。（1958.9）

1957-1958年

自9157年10月至1958年6月13日止，通过整社、鸣放、揭发检举，搜集整理了地、富、反、坏分子单人材料4196份。其中，经研究批捕1327人，管制1406人，斗争批判和监督生产1025人，不予处理的127人，尚未研究决定的313份。此外，通过侦察破案、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逮捕366人，内部肃反和搜捕外逃共捕45人，对国家机关、企业、学校清除出来的反、坏分子及城镇反坏分子，集中劳教 59人。

综上，地富反坏分子受到各种打击的共4214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89％，占全县人口总数（400 924人）的1％强。其中，依法逮捕1736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16％，占全县人口总数的0.43％；依法管制1406人，占四类分子总数的13％，占全县人口总数的0.35％。（1958.6.15）

1958年6月

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5000斤到10 000斤到20 000斤的水稻，亩产10 000　20 000斤再到200 000斤的山芋，亩产3000斤的烤烟，亩产2000斤的玉米，亩产1000斤的大豆，亩产双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上的皮棉，为实现1958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奋斗!”（1958.6.14）

1958年9月

凤阳烟草试验站三颗巨星震动人心:预计，一号卫星田1.6亩，亩产20万斤；二号卫星田1．5亩，亩产5万斤；三号卫星田1．8亩，亩产3万斤。力争全国烤烟单产最高纪录。（1958.9.17）

1958年9月

凤阳县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以自己计划亩产7万多斤的卫星烟田，大胆地提出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1958.9.16）

1958年

凤阳县冶金部关于下达冶金任务的命令:

自10月1日起，全县日产铁任务300吨，全县建炉任务1500座，并保证有700座0.5立方米以上的小高炉正常出铁，同时应赶制大风箱，9月底突击完成1200个。

为保证完成任务，要：1、政治挂帅；2、发动群众进行“抗旱”，号召群众把旧砖、废钢铁、木料献出来，解决用材不足的困难；3、苦干钻研，取得经验，召开炉前会议就地推广；4、各级对分配任务要严肃对待，无故不完成任务者要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5、强调汇报制度，每日汇报一次，紧急情况随时汇报。（1958.9.19）

1958年

当9月份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大办钢铁工业、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后，在全县范围内迅速掀起了全党全民大办钢铁运动，运动最高峰时，共有6万3千余人争赴钢铁前线。

建成平炉3000余座，1立方米高炉875座，1.5立方米高炉163座，6.5立方米洋高炉2座，冲天炉 18座，红炉129座，炼钢炉3290座之多。现在临淮、门台两地的钢铁基地已初具规模。

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经过数万钢铁大军的日夜奋战，以及全县40万人的热情支持，10月份的钢产量与5　9 四个月钢产量的总和相比，增加了31倍多。11月份的钢产量与10月前产钢总和相比，也增长了22倍多。（1958.）

1958年

因平时对广大群众安全教育不够，加上我们的安全设备条件又较差，所以在工作中曾发生中煤毒、烧伤、打烂、压死等伤亡事故，并在小溪河炼铁营因失火造成烧死、烧伤22人的事件。（1958.）

1958年

临淮镇小学1000多名师生，炼铁中担任破碎任务，当他们认识到完成1070万吨钢的重大意义后，即向党委提出:“不怕矿石硬，不怕流血汗，只要多出铁，宁愿手磨烂”的战斗口号，10多天就完成矿石96万多斤。（1958.）

1958年10月

为完成今年钢铁生产任务，于10月20日掀起了全民钢铁“抗旱”热潮。县里提出了“家家挖潜力，人人献钢铁”的口号，有的单位提出要求:“土里挖，水里捞，室内搜，室外找，令废钢旧铁升帐”。在县直机关里全体职工提出“叫钢铁无处藏身”的口号，他们打开了保密室，找出旧保险柜、自行车架、钢丝、烟囱、锅、铲、棒、钉等1400多斤。（1958.）

1958年

社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了共产主义精神，根据6个乡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已平坟、迁坟37674个。（1958.8.24）

1958年

1958年受理案件情况

一年共受理刑、民事案件2612件，其中刑事案2371件，民事案241件。共审结邢民事案2734件，其中刑事案2443件，民事案291件。

在受理的2371件刑事案中，包括：反革命450、破坏农业社193、破坏统购统销76、破坏森林2、贪污 75、抢劫8、惯偷18、偷窃410、杀人29、过失致死9、伤害6、强奸21、奸淫幼女8、侵犯人权14、违法乱纪5、责任事故2、妨害婚姻家庭44。

判刑情况：死刑10、死缓12、无期徒刑11、15年以上28、10年以上不满15年64、5年以上不满 10年386、3年以上不满5年631、1年以上不满3年773、不满1年39、缓刑13、管制及剥夺政治权利502。（1959.1.15）

1958年

全县共办红专大学154所，农业中学46所，小学509所，农业技术学校24所，俱乐部156个，文化宫44个，剧团105个。（1958.9.25）

1958-1959年

1958年以来，城乡群众性体育运动更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到1959年底，全县参加体育活动的达16万人，涌现出国家级运动员578人，国家级裁判136人。通过劳卫制各级标准的13642人，组织篮球队1563个，锻炼队2684个，青少年业余体校 172所。参加乒乓球队的15681人，参加射击活动的14720人，参加军事野营、航模、无线电活动的达20000人。（1960.7.5）

1958-1959年

1958年成立凤阳文联，文艺创作组织经过整顿，并成57个。1959年底，全县拥有文艺创作队伍 43000余人，目前正在掀起“万人编、万人写、万人歌、万人舞”的高潮，为建国10周年献礼。

1958年根据安徽省委“关于搜集和编选民歌”的通知，掀起创作和搜集民歌高潮。全年共写出民歌200万首，1959年又写出300万首，1958年创作整理各种戏曲节目2400个，挖掘编写小说、特写、散文、故事3400篇，1959年更达5700 篇。（1960.7.5）

1958-1959年

1958-1959年，本县扫盲工作出现了一个“扫识字盲，扫文化盲，扫科学盲”的原子爆炸。口号是:“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夫妻同学，三世同窗；男女老少学文化，漫山遍野读书声”。这一年发动111741人入学，突击扫盲97791人，并对脱产学员组织44775人参加业余高小学习，1970人参加业余初中学习。（1960.7.5）

1958年

扫盲工作，任务数102092人，已组织入学103335人，占任务数的101.2％。今春以来，我县扫盲工作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和农业一起卷入“一天等于20年”的新时代。经过10天动员，原有农民市民文盲半文盲102092人已全部组织入学，入学率达100％。在各乡文教卫生、宣传委员、中心小学校长参加的文教会上，提出:“解放思想，攻开千年文化碉堡”，“生产忙，工作忙，就在忙中扫文盲”，“集中学，分散学，15天学1500字”的战斗口号和措施要求。扫盲工作声势浩大，在抗旱保苗最紧张的同时，用革命的办法掀起扫盲大高潮，经过10天苦战，全县农民有97791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职工有817人摘掉了帽子，做了文化的主人。基本上实现了无盲县，并得到了专区的好评。（1958年底）

1959-1960年

在1958年取得辉煌成绩的基础上，1959年冬又掀起了扫除文盲和文化学习高潮。至1960年春节，全县共组织青壮年95759人参加扫盲和业余文化学习。其中扫盲班57284人，高小班38223人，初中班462人。不但将1958年底扫除的文盲因未及时巩固复盲的52254人又回热以外，同时还扫除了剩余的文盲半文盲1342人。（1960）

1960年

总的奋斗目标：大战1960年，实现文教战线满堂红，力争全省第一，全国闻名。我们的行动口号是:“汗可淌，血可流，不夺全省第一誓不休!” （1959.12）

1958年7月

全县卫生人员干劲十足，仅从7月28日至7月31日短短４天内，就将原有的5个公立卫生所、2个大社门诊部和12个联合诊所，分别扩建为5个地区中心医院、23个乡医院，83所社卫生所，地区保健站5所，社产院117所，病床332张，产床370张。目前已基本做到乡乡有医院，社社有产院，院院有床。产院的设备一般都是本着多快好省、以原有设备因地制宜、因陋就简，适合于农村的要求。（1958.8.16）

1958年

1958年冬，将全县原有的医疗机构调整为14个公社医院，126个大队医院，7个妇幼卫生站，23个中心医院，111个产院分院。（1960.7.5）

金辉曰：这是一个“一天等于20年”的时代。这是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时代。欣逢盛世，做了几千年小康和温饱之梦而不得的中国人毫不怀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人们纵情高歌：“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在如梦的狂热之中，充满了庄严的荒诞和真诚的谎言，充满了伟大的胡闹和美丽的画饼。只是，当噩梦醒来之后，人们才明白自己距离“天堂”到底是更近了呢还是更远了；只是，一个民族即使再“勤劳勇敢智慧伟大”，又能经得起几次这样的“实验”呢？

“反右倾，鼓干劲”──1958年的灾难本应到此结束，
然而庐山会议却使那成为一场真正灾难的小小序幕

按：1959年7月26日，庐山会议上印发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7月31日，毛泽东在辽宁省委的报告上批语：“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会议结束之前毛泽东又写道：“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

8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之事的报告上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步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

庐山会议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全国有三百几十万人被定为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11月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整风整党工作计划》:

在党和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觉悟不高，对当前形势缺乏正确认识，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存在模糊认识。特别是在部分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大办钢铁，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挑拨工农关系，恶毒诬蔑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千方百计地把人民公社搞垮，把公共食堂搞垮，阻挠和破坏大跃进。很显然，他们所坚持的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1959.11.5）

1959年

【中共凤阳县委《赵从华的反党罪恶材料》（赵从华，1942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1954年任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兼任县长）摘录：】

一、反对人民公社:　　

1、他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办快了，中央未搞试点。他说:“办人民公社，中央应当先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这样就不会出这么多问题”。

2、反对集体所有制，主张包产到户宣扬单干的优越性。主张把小队的地分给社员自由耕种，并进行试验。

3、勒令解散食堂，他打电话批评殷涧乡党委书记:“你们乡食堂为什么散得这么慢?就是你们干部思想有问题”，又说:“不想退食堂，一是想多吃，二是想贪污，三是想搞鬼”，表扬食堂散得快的。

4、到处搜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点滴缺点加以扩大宣扬，并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冲击人民公社。

二、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大办钢铁…… （1959.10.30）

1959年3月

【县委四级干部扩大会议】肯定了大丰收，这就充分显示了去年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充分显示了总路线的伟大胜利。使怀疑派、算帐派找不到借口，使阶级敌人无空子可钻。（1959.3.8）

1960年

去年春节时，福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潘康同志，回到家乡小溪河公社新华大队，看到人口大量死亡，他家里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见以缪坚为首的公社干部大吃大喝，极为不满，与缪坚进行了一次争吵。潘回部队后，缪坚等发动大队、小队干部连去三封检举信，说潘康“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回家“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使潘康同志在部队遭受斗争。当部队第一次派人来凤阳了解情况时，小溪河公社党委还以欺骗手段，供给假材料，继续掩盖真象，使潘康又遭受第二次斗争。在潘再次要求领导到凤阳调查时，虽弄清了真相，但县里还多方寻找死人原因。（1961.2.1，[1]）

1959-1960年

整风运动自1959年10月开始，于今年3月全面胜利结束。

反右整风运动首先在县直机关、中等以上学校、县管以上厂矿进行。然后，逐步推广到公社、社直机关、财贸基层单位、小学、城镇居民、工商界、中等以上的学生中。

整风运动的收获:

1、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保卫了三面红旗，保卫了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使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阶级教育，分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

2、反透了右倾，鼓足了干劲，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大跃进。

3、反透了右倾，树立了敢想、敢做、敢为的社会主义风格。

4、克服了右倾思想，转变了工作作风。（1960.3.20）

金辉曰：我们的记忆往往并不准确。对于那个年代，人们大都记住了忘我投入的献身狂热，而忘记了创造和维系这种狂热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一系列的政治高压和思想强制。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任何独立思考都成了大逆不道。被全面剥夺之后的中国人，于是没有了思想，只剩下“党性”；没有了良知，只剩下欲望。人于是形同行尸走肉。而行尸走肉的行为，也就不是用人的理性所能理解的了。记住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下面材料中所叙述的一切的关键。

共产风 ---- 一平二调，扒房并庄，砸锅砍树，
鸡犬不宁，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

按：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各省参加会议的人，回去还传达了毛泽东在非正式场合讲的一些话：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东西调不出来，要点强迫命令，等等。

1958年10月28日，山东范县召开万人大会，县委书记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亩产两万斤粮食，“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

1958-1960年

地委并报省委:

11月19日我们组成一个59人的工作队，由陈振亚同志率领，到小溪河公社进行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的试点工作。20日召开了公社、大队、小队、小组四级干部和社员代表大会。从会议揭发的情况来看，这个公社自1958年冬季以来，由于没有认真执行和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因而发生了一些十分严重的问题，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

一、“共产风”刮的特别大，始终没有平息。1958年冬季，初办人民公社时就刮起了一阵共产风。去年春季以来，共产风更是层层挪刮，一级大一级，一阵紧一阵，到今年春季，形成第二次高潮，由上到下，层层共产，相互共产，集体共个人的产，有些人昏头转向，说什么:“人民公社化，不分你我他”。

共产风的范围无所不包，大的有劳力、耕畜、土地、机器，小的有锅、碗、瓢、勺。在高潮时期，少数严重的地区，竟发展到拉牛拖耙、扛犁子、调粮、集中家禽家畜、扣款扒房、并庄，你揩我，我揩你，乱来一通。据九个大队不完全统计，一平二调的财务有:

  土地9224亩，　机器　9台，　农具711件，　劳力2022个，
　耕畜400头，   烤烟2321担，　粮食756825斤，资金201770元，
  马车 6辆，    木船 1只，    家禽805只，   猪羊991头，
  木料5130根，  房屋1054间，  柴草4766担，  果树334棵，
  瓜菜419950斤，其他车辆49台。

公社为了发展社有经济，就不择手段，大量集中下面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办农场，就占长塘大队最好的地 3200亩，社员说:“我们这块肥肉让公社吃掉了”；办畜牧场，就抽调大小牲畜227头；办猪场，不仅赶来大队、小队的种猪、母猪、小猪、肥猪339头，并打了一个电话把长塘大队的先进猪场划规公社；办砂场搞运输，就抽劳力398个，拉来平车33部，马车6辆，船1只，骡马11匹；成立农具厂，就抬大队机器9部。生活困难就乱调粮食336 800斤。需要用钱，就揩大队卖粮卖烟钱182 500元。房子不够住就撵人搬家，侵占民房197间。去年秋季，国家修铁路补偿小溪河大队河路改道费10 398元，被公社全部扣去，造成河未挖，水路不通，每逢中雨，不仅淹没庄稼，还淹得几十户群众搬家。铁路赔偿山河大队社员房屋拆迁费2633元，公社只付给群众105元，其余都被挪用了。以上共折款672 404元，每人平均17.93元。仅长塘一个大队被公社侵占的就有土地3200亩，劳力74个，牛52头，马车1辆，骡马三匹，手车五部，平车四部，木船 1只，大小猪336头，烤烟900担，粮食14万斤，民房145间；山河大队三关庙生产队共有12头耕牛，被公社砂场一夜拉走11头。

大队也借口个人服从集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大揩生产队和群众之油。燃灯大队强行收购社员的洋葱，只给 30％的价钱。小溪河、山河、燃灯的社员到信用部提取存款，也要经大队批准，有的社员就气的把存折撕掉。

社员的自留地多次被没收，没收又还，还了又收，收了不种，大部分荒芜。石马大队还把社员私人的南瓜秧拔到队的地里栽，一棵未活。山药、毛芋、生姜是小溪河地区有名的价值高、产量大的土产品，去年今年两年没叫种，拔掉苗不准社员生产。李武大队总支书记郭金山居然规定:“三年内见苗都是犯法”。以至造成全社108个小队429个小组中，就有46个小队、218个小组没有山药，70个小队240个小组没有毛芋，62 个小队214个小组没有生姜。…… （1960.11.24，[2] ）

1958-1960年

地委:

根据地委指示，我们派一个8人组成的工作组，对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五风”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将情况报告于后:

山河大队是由原山林、山河两个高级社合并而成的，现有11个生产小队，土地25 692.7亩，2970人，耕畜341头。解放以来，由于党的领导，产量连年提高，树木成林，牛羊成群，因此有“小江南”之称。

自1958年冬季起，这个大队的共产风就开始刮了起来，不仅始终没有得到纠正，还越刮越大，到去年春天和今年春天达到了最高峰，直到今年秋初，还在陆续地刮着。公社刮，大队刮，小队刮，小组刮，食堂也刮，其中以大队刮得风最大最凶。刮的范围无所不包，大自土地、耕畜、粮食、房屋、农具，小到桌椅板凳、锅碗瓢勺、鸡鸭猪鹅。据统计，公社侵占去的土地有3512亩，耕畜58头，粮食2548斤，房屋120间，大型家具5件。大队刮生产队和社员的耕畜28头，木料119根，劳动日11 471个，资金208元，房屋114间，猪羊93头，家具7件，家具48件，大队调个人的粮食5316斤，大队所在地的任庄子的房子20余间，全被大队占去。

三关庙生产队先后被大队调走了耕牛14头，母猪12头，木料27根，现金60元，劳动力48个，占全队整半劳力总数的30％。由于耕畜少，劳力弱，105亩秧苗只栽了45亩，其余40亩秧老掉了，少栽水稻600亩。今年春种的作物，除20亩谷子收了83斤外，100亩高梁、53亩玉米、23亩棉花，因一次未锄，颗粒无收。

前庙生产队共有土地3296亩，被公社调走320亩，公社各单位占去360亩，修铁路占去24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7％。牛被调走21头，每头牛由原来负担40亩增加到100亩。

生产队、生产小组和食堂的共产风更是一阵紧一阵，需要房子就要社员搬家，没有办公用具和炊具，就刮社员家里的东西，没有草烧，就扒社员的房子，没有菜吃，就没收社员的小园地和提社员家的咸菜坛子，就端社员家的酱豆缸。全大队33个食堂，光是今年春天扒拆社员的房子就有526间，没收了社员的小种粮5316斤。

这个大队刮共产风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五花八门，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在“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借口下，大量集中小队和社员的家畜家禽和生活资料。大队实行了五个“集中”:1、猪集中。去年大队为了办“万头猪场”，集中了小队和社员的猪125头，由于管理不善死掉一大部分，剩下的被大队几个干部分掉了。2、鸡集中。他们规定，每户社员或每个劳力，必须交2只鸡，办“万鸡山”，并规定每户只准养鸡3只，鸡翅膀上标上名字，“无名充公”，违者没收或者斗争。3、鸭子集中。去年秋天，大队在一天早上趁人不备，统一行动，突然出击，从各村各户抓去群众的鸭子350只，搞到山上集中喂养，由于天热缺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死、跑、偷、吃349只，只剩下一只鸭子还被干部偷吃掉。4、厕所集中。他们把社员的私人小厕所全部扒掉，集中起来一个庄子盖一个大厕所，有的离村较近的还能积到一些粪便，有的离庄子远的，半年都没有人去拉屎。5、山芋母子集中。今年春天，各个生产队已经开始育山芋苗了，大队下追命令，把小队已育出的山芋种全部集中到大队育苗，结果很大一部分烂掉，因苗少只栽了919亩，代圩生产队200多人，只栽山芋60亩，其中50亩栽迟了，每亩只收几十斤。

二、强调一切归公，限制社员发展正当的副业和小生产。这个大队的干部，张嘴这样也是资本主义道路，闭嘴那样也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规定:每户只能喂一头猪、三只鸡，多了就要没收。1958年，全大队共养猪995头，今年仅有138头。大赵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到现在鸡子绝了种；代圩生产队在1958年100多户社员家家有猪，而今年全队只喂了3头糙子猪。

生姜和毛芋是山河大队的特产，群众依靠这两项收入来调济自己的生活，可是今年这里连种也绝掉了。干部的理论是:因为生姜赚钱，社员的钱多了，会发展资本主义。为了防止生姜“长出资本主义”，他们在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秋天大灭生姜，一方面搜社员家里的生姜种，一方面去挖人家的生姜地。全大队仅漏掉了两棵生姜秧，被他们看见后，今年春天也给拔掉了。

社员自留地1959年春天收了一次，今年春天又收了一次。这样收了又还，还了又收，把社员搞得心神不定，无心安种，种后不管，收后不种，大部荒芜，草长半人深，社员讽刺说:“烧锅可方便了，出门就是草。” （1960.11.24，[6] ）

金辉曰：仅剩的两棵生姜秧也要斩草除根，剩下的最后一只鸭子也被他们偷吃掉，这个大队的干部们可谓认真彻底。不仅如此，他们在执行上级指示中还非常富于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把“小江南”搞得地里不长粮，村里无家禽。稍后，这种创造性还有更惊人的表演。

1958-1959年

全县统计了一笔大账，在小队与小队、小队与大队、大队或小队与公社之间无偿调拨的有现金2157365元，粮食3038188斤，烟叶3732647斤，棉花32584斤，劳力348200个，耕畜2391头，农具2486件，肥料1958049担，种籽 2858682斤，禾苗917704亩，生猪2889头，山芋4499648斤，胡萝卜8727089斤，草308000斤。（1959.3.30）

1958-1960年

县委党群、政法、财贸、工交、农业、文教六个口及所属的基层单位共刮各公社土地8220亩，房子364间，木料39根，耕畜29头，拖拉机1台，车辆1部，苇子500捆，资金2500元。初步统计，全县一平二调的财务就有土地63399亩，房子111450 间，粮食2414000斤，木材32129根，耕畜1537头，猪羊2767头，家禽5431只，农具6368件，机器8台，木船46只，车辆428部，柴草92万担,瓜菜15万担,资金18.8万元,以上共折款732万元，平均每人27.1元。有的情况相当严重。强占民房，撵人搬家，不搬就把人家的东西往外扔。有的人家被逼得东逃西窜，有的一家大小十几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县委要求，几天之内实现车子化，下边没有木料，只好扒社员的房子，用社员私人的木料，搞房前屋后的树木。共产风把人家的小锅子都刮走了，老年人要求留下一口锅烧开水都不准留，有的干部当社员的面就把锅给砸烂了。

主要归纳为有六不分：1、刮调粮食穷富队不分；2、报酬一样，劳力强弱不分；3、积极劳动与不积极劳动同样吃饭拿工资，生产好坏不分；4、不问大人小孩，吃饭粮标准不分；5、集中社员生产资料不给钱，公私不分；6、包产拉平，土质水利条件不分。

两不高：社员生产情绪不高；干部工作责任心不高。

四不清：收的不清；打的不清；扬的不清；扫的不清。

七不干：人不到齐不干；报酬不一样不干；吃的不一样不干；牲畜农具不一样不干；干部不到不干；轻重活不平均不干；土地远近不一样不干。

十多：粮食糟蹋浪费多；晒饭干、芋头干的多；仓库损耗多；不干活的多；投机取巧的多；私分瞒产的多；农具随便丢失的多；牲畜不注意爱护的多；穷富队闹意见的多；窝工浪费时间的多。（1961.1，[3] ）

1958-1960年

门台公社宏光大队共产风刮得也较普遍。上自公社下至小队，层层都调，大有房层、土地、耕畜、树木，小到锹、镰、锄、杈，还有桌、椅、板凳等，计有百余种，共调金额31000多元，一直刮到去年秋后还在没收社员的园地上收的菜种和蒜头。甚至规定三四户人家只留一口水缸合用，其余的水缸统统调出作粪缸，全队共调出200多口。（1961.3.14）

1959年

1959年，县委书记赵玉书亲自到府城公社红旗大队布置，把社员的口粮、菜、柴草集中到食堂，掀起了新的共产风。结果有些队不准社员家冒烟，把社员的小铁锅也集中了，“三集中”变成了“四集中”。（1961）

1960年

小溪河公社扒房并庄的现象也是严重至极，因此曾有7个大队的25个村庄无人居住。石马大队大郢生产队将5个村庄并成1个，男、女、老、少分四处居住。乔山大队31个村庄，今年6月份，总支书记梅树华强迫群众在半天之内并成6个庄子，扒掉房子300多间，党员不干开除党籍，团员不干开除团籍，社员不干不给饭吃。社员无家可归，外流100多人集中以后，有14户40人住在3间通连的房子里，晚上大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在一起。（1960.11.24，[2] ）

金辉曰：　一个大队总支书记以党籍团籍相威胁，半天强行扒掉民房300多间，人们从中看到了他那坚强无比的“党性”，可是他老人家的人性呢?许多参与制造灾难的人过后都以“奉命行事”的借口为自己开脱，就算如此吧，假如人们的“党性”少一点而人性多一点的话，灾难的程度也许会多少减轻一点吧。

1959年

小庄并大庄像跑鬼子反一样，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流离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妇同住一室，连撒尿都听得到。有的妇女只要一提并庄子的事就哭。（1959.10）

1959年

大通桥大队为了办农场，采取硬性的办法，乘社员下地生产之机，将大通桥东头一个小庄子的社员家的东西全部抛了出来，房屋大队占领。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 （1961.3.3）

金辉曰：　短短几行字，包含了多少个家庭的悲惨故事。家里的东西被全部扔出来，转眼之间，他们就成了无家可归者。在祖祖辈辈居住的家的门前，他们却不敢进去，而只能在门外“痛哭流涕”。这些同胞的凄惨境遇，几十年之下仍令人垂泪。

如果说反右倾是对中国人的一次思想剥夺的话，那么共产风则是对中国农民的一次彻底的物质剥夺。通过强制入社，土地、牲畜、大农具等都充了公，农民的生产资料已经被剥夺了；而这一次，农民的生活资料也被剥夺了：从房子到个人财产，从家禽到水缸、饭锅……。“老年人要求留下一口锅烧开水都不准留，有的干部当社员的面就把锅给砸烂了。”这是一个严酷的象征：理论上“当家做主”的人民群众，到这时真正是 “一无所有”了。

民以食为天之一 ──大办食堂。控制食物
来源是控制百姓的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

按：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10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提出“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据报道，广东从11月起，已在全省普遍实行“吃饭不要钱”和“一天三餐大米干饭”的制度，广州市实行了“粮食无限量供应”。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三分之一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

1958-1959年

在生活上实行了集体化。全县已办公共食堂2641个，参加吃饭的86360户，393481人，占总人口的 97.8％，达到了队队有食堂。其中8个小队，12个食堂，1946户，4313人，实行了吃饭不要钱。（1959.9.25）

1958年

少部分食堂仍然过大，社员吃饭不方便。有的食堂吃一顿饭要花费一个多小时。如黄湾梨园的食堂400 户，1600人，有的大半里路吃一顿饭，吃饭时拥挤现象严重。（1958.）

1958年

1959年

思想紧张混乱，许多人对食堂到底有多少粮表示担心，怕不够吃，思想恐慌。食堂会计贾庭立说:“人看没多少粮食了，指望挖潜力，连熬汤也不够!”有的社员说:“我们生产的粮食都被调去，多收了也不够吃，反正是吃大锅饭。”

食堂无制度，秩序混乱，年轻的有力气，吃的快，吃的稠，年老体弱的吃的慢，吃的少，吃的稀，年逾50的徐怀英说：“年轻人吃得快，人家两碗下肚了，我还没摸着碗呢！”（1959）

1958年

门台乡宏光第七生产队，由于队长吕怀璧贪污挪用600多元，还睡懒觉，影响社员积极性，去秋有500多亩花生未收上来，社员说：收上来也是被干部贪污了，收它管什么用!

梨园大队去年按收入每个劳动日可分0.9元，由于53个干部贪污挪用11000元，只按一个劳动日0.6元分配。社员说:“冬天吃芋头，夏天吃南瓜，省几个钱给干部花。”(1959.5)

1959年3月

这次会议是在省委、地委明确指示粮食问题就是思想问题之后，……同时也是在我县粮食问题上可是暴露出很多问题的时候召开的。在下面出现了一股西北风，较为普遍地叫喊缺粮，许多地方、许多同志把粮食隐藏起来，不安排生活，因而有些食堂发生了问题。（1959.3.8）

1960年3月

全县30个有灾的大队共有799个食堂，103221人。安排较好的有421个食堂，55874人，占 54.1％，其中口粮标准1斤以上的45378人，1.2斤以上的10496人；一般的325个食堂，39906人，占38.6％，其中口粮标准1.2斤以上的3041人，半斤以上的8975人，半斤以下的701人；安排较差的53个食堂，7441人，占7.3％，标准均在6两左右。（1960.3.17.）

金辉曰：请注意这个时间----1960年3月，这正是灾难最严重，凤阳人因饥饿而大量死亡的悲惨时期，而在县政府的材料中连对“有灾”的农民生活的“安排”都竟然是如此之“好”。

1961年1月

武店公社1961年1月16日统计：共有食堂214个，供应10736户，35677人，从1961年1　 6月，共需粮食3211708斤，而1960年底库存粮食627914斤，仅为需要量的19.55％，计缺粮627914斤，平均每月需供粮43万多斤。（1961.1.16）

1960年12月

从1960年12月份，城镇居民每月在24.5斤的口粮标准中，搭配6斤代食品，其余18.5斤供应主粮。可是府城镇粮站在上半个月全部供应主粮（全部是豆饼），下半个月才开始供应代食品（山芋秸粉和山芋秸）。这样，群众上半月主粮吃的多，下半月主粮就很少了。有的到20日以后，就光吃代食品。如安东居委会所属的4个食堂1016人，从12月22日开始，就先后断了主粮，群众只好吃代食品。另外，县委虽然规定群众6斤代食品和18.5斤主粮，但群众吃不到18.5斤。据我们的检查，有不少干部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不吃或很少吃代食品，而多吃主粮。这样，群众吃的主粮就相应少了。群众郭金山，光吃了一些天山芋秸粉，由于年龄大消化力弱，七天解不下大便，便死了。（1961.2.23）

金辉曰：人类驯服动物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通过控制食物使它们学乖听话。对要驯化的动物，人们用食物做奖惩，经过反复刺激，最后形成条件反射，终于能够按人的旨意行动。人于是满意道：这厮“通人性”了。看来，这种办法用于人本身，也同样见效。几亿中国人进了大食堂，果然就被高度驯化……

“吃饭不要钱”，是那个时代的又一个神话。自从货币出现以后，吃饭掏钱便是一种天经地义。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竟然实现了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吃饭不要钱”。人们进了食堂就吃，吃完了就走，真可谓“天堂不如新乐园”。不仅如此，“吃饭不要钱”这种说法，还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政府对民众的无偿恩赐，仿佛中国农民占了天大的便宜。既然是这样，那么政府后来有所失误，老百姓后来吃了一些苦头，似乎也就无可非议。但是，“吃饭不要钱”这种说法，却掩盖和歪曲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生产和分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农民仍然要参加劳动，而且这种劳动必须要有所收获，农民才可能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并无区别。粮食仍然是农民自己种出来的，收不到粮食就仍然没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也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粮食收获后，不再分配给个人，而是集中到食堂；各家各户不再起伙做饭，而是到食堂吃饭。农民付出了劳动，也就不存在“不要钱”即“白吃”的问题。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第一，这仅仅是改变了一下消费形式而已，但同时又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如可以敞开肚皮、不负责任地吃，进而引起对劳动的热情、责任感的严重降低；第二、吃食堂使农民的自主权进一步受到限制，是对农民个人人身自由、正当生活权利的一种剥夺；第三、公共食堂加速了大饥荒的到来，也加重了那场大饥荒的程度。

瞎指挥和瞎折腾 ──生产力是怎样被
破坏的，减产和灾情又是怎样造成的

按：据《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凤阳所在的蚌埠站1958年和1959年均为偏旱（1 度），1960年和1961年均为不旱不涝或旱涝相当（0度），总的来说年景较好，或者说很好，确实是风调雨顺，没有什么“自然灾害”。但是，凤阳的粮食总产量却连年骤减，骤跌了一大半，“灾情”可以说是十分严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下面的材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灾祸到底缘何而起从何而来又因何而烈。如此穷折腾，如此瞎胡闹，如此“逆天行事”，倘若还会有什么“大跃进”、“大丰收”，那可真是天理难容了。胡作非为终于招致了自然法则的无情报复。然而，这报复却最终降临到了原本无辜的凤阳百姓头上 ──他们原本就已经是那些胡作非为的受害者了。凤阳人民于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再三涂炭。天哪（如果真有“老天爷”、“天理”和“天意”的话），你为什么也是这样的不公平？

1958年

为了迎接检查团，小溪河乡党委副书记带领480个社员，130面红旗，就地扎营，一天就种麦78亩，整修畦田385亩。（1958.）

1958年

利民公社实行露天扎营，田头睡觉，白天生产，晚上讨论。据统计，全社有4575人吃睡、战斗在田头，干劲冲天，事迹惊人。（1958.）

1960年3月

地委吴秘书长指示：专区建两个万头猪场，凤阳县摊一个。猪圈建成后，曾（希圣）政委要亲临检查，并有７个专区前来检查。

具体要求:

一、猪圈盖的要有气魄，要用砖或石头打墙基，用砖铺地。【金辉曰：那边厢百姓的房子被拆被扒被占，他们无家可归；而这边厢“猪圈盖的要有气魄”!人竟然不如猪。一叹。】

二、猪场建成后，要有种猪共1000头。

三、要建猪圈1500间；要建7个厂房:粉房、槽房、糖坊、粮食加工厂；要建办公室6间、伙房3间、餐厅兼会议室5间，职工住地1500平方米，14间。

四、3月8日动工，月底完成。（1960.3.7）

1960-1961年

全县只有141.2万亩耕地，1960年春种就上报播种面积184.4万亩，超过总田亩40多万亩。粮食产量1958年实产1.5亿斤，上报4.05亿斤，多报2亿多斤。1961年烤烟实际栽57 388亩，上报137400亩，多报1倍以上。生猪实有43000头，上报166000头，多报12万头。开荒地上报137400亩，实际开得很少，而且没有抛荒的多。在水利战线上，3年全县实作土方5000万立方，上报2.1亿立方。在造林方面为了搞表面化，就把社员的私人大树移栽到公路两旁，有不少这边没活，那边也搞掉了，劳民伤财。在淮南线上栽了一点果树，而且果子很小，就上报实现了园林化。3年来全县栽树13.2万亩，上报绿化荒山隙地72万亩。

县委要求各公社当天下午4点钟汇报，不报不行。公社4点以前向大队要生产进度表，大队下午就向小队要生产进度。生产队的社员下地还没有干完活，哪来的数字汇报呢?不汇报就要受到批评，只有假报估吹。有的想先报后补，而劳力只有那么多，天天多报怎么能补上呢?所以数字越报越假，越吹越大。（1961.1，⑶.）

1960年

小溪河公社向上汇报数字与情况，都是层层估，级级糊，以孬报好，以少报多，没有报有，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今年公社粮食实种127765亩，上报270622亩，油料实种497亩，上报1666亩，烤烟实种3820亩，上报21778亩，生猪实有3058头，上报26919头。报实受批评，假报受表扬，也大大助长了假报瞎吹。万保大队小姚生产队上报3条牛一个晚上犁地36亩，公社不分真假，党委书记当晚电话表扬。李武大队乌云山生产队上报3条牛一个晚上犁地45亩，大队在那里召开了现场会。山河大队什庙生产队1亩油菜未种，向大队报种120亩，大队认为进度不快，向公社报了210亩。石马大队报“十里菜花香，千亩山芋岭，万亩千斤稻”，结果是，“十里菜花香”收的菜籽一坛子装，“千亩山芋岭”变成荒草岗，“万亩千斤稻”变成蛤蟆翻身都看得到。新田大队为了搪塞地委检查，发动300个劳力，180犋牲畜，由燃灯到总铺国光的沿途12里，光做畦田不撒种，造成大片良田荒芜，今年颗粒无收。（1960.11.24，[2] ）

1959-1960年

山河大队去年午收面积只有7700亩，而上报给公社17000亩。今年早稻只栽900亩，上报8900亩。任庙小队去年一亩油菜没栽，小队却上报150亩，而大队又按分配给小队的日进度指标上报为300亩。鲁滴生产队一次上报栽秧日进度是30亩，大队会计不同意，说小队会计思想右倾，调到大队检查，硬逼报为150亩。（1960.11.24，⑹.）

1959-1960年

凤淮大队距公社驻地20多华里，干部不常到，去年荒了7000多亩地没人知道，一直到午收后才发现。全心大队1959年冬季报秋种面积5420亩，到午季一核实只有2710亩，占总耕地的28％。

淮安大队水利条件差，只能种500亩水稻，公社却分配给这个大队2300亩水稻的种植任务。结果一亩秧田下 500 　600斤稻种，秧却一棵未出。这一年全大队并栽1400多亩水稻，因为缺水，大部干死，实收面积只有325亩，平均单产42.5斤。（1961年）

1958-1960年

门台公社宏光大队3年来不因地制宜，强制推行旱改水，造成减产，一年不如一年。全大队1958年旱改水 1600亩，亩产50多斤，1959年改850亩，亩产31斤，1960年改900亩，亩产只有2　3斤。为了栽水稻，因本地无水下秧，派了48人，25 条牛，运了3万斤稻种跑到60里开外去泡种育秧，结果干了29天，连种籽都丢给了人家。犁掉黄豆栽晚山芋，得不偿失。1959年秋，第四生产队有500亩黄豆，已有半尺高，大队硬叫犁掉改种山芋，犁了480亩，抗旱栽山芋。立秋以后还叫栽，由于天干地旱，只活50亩，其余400多亩都荒了。活的50亩，每亩只收300斤山芋，而未犁掉的20亩黄豆每亩收200多斤。1960年午季，本队麦子一片金黄，正当收割之际，却被调出500多劳力去黄湾支援，走了两天，在那里安家一天，找工具一天，口粮未运到饿着肚子睡了一天，下地找田头转了半天，收割了半天，回来又跑了两天。往返共8天，只干了半天活。结果是支援没支援好，自己的麦子因遇雨损失很大。（1961.3.14）

1960年

小溪河公社13个大队，今年春季以来，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有86个小队，284个小组，3395个劳力。从“开秧门”起连续40天，有的持续达3个月之久。有的大队，犁田搞大兵团作战，收麦子搞大兵团作战，栽秧搞大兵团作战，甚至连铲草皮也都搞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打破了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生产小组的界限，取消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劳动定额和生产责任制。新华大队900个劳力，参加大呼隆的就有700人。平赵生产队有一天社员正在田里起秧，大队来了一道命令，把劳力都调到大韩家去栽秧，到大韩家后，地没整，秧苗小，被逼把小秧栽到秧田的草棵里。代圩生产队有一天干部带领100多个社员，抬着2000把秧，到大韩家庄，因地未整好，就又抬到刘园，刘园也毫无准备，又拥到前庙。到了前庙，天色已黑，无法栽秧。一天行程12里，空跑4个庄，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光。劳力大量乱调，打乱了各队的生产计划，层层出现手忙脚乱，东调西，西调东，乱成一团。新田大队无偿从河塘调6条牛支援斗塘，6里路社员走转了3天，消极对抗。有的社员说: “大兵团作战像吴三桂不见了草帽子，乱了营了。”实际上确实窝工浪费，劳民伤财。（1960.11.24，[2] ）

1960年

样样实行大兵团作战，任意乱调劳力。在公社干部的影响下，山河大队的大兵团作战特别严重。从夏收夏种以来，他们组织的大兵团作战达10次之多。

大韩小组秧苗只有四指高，地又没有整出来，可是大队却硬把大赵生产队的劳力全部调来突击栽秧，结果只好把小秧起出来，栽到仅耙一交而没有犁的草棵里。今年200亩地只有90亩每亩收十几斤稻子，其余全部被草欺掉了。

夏种中，代圩生产队有8亩地已经撒上黄豆种了，刚要犁田时，大队来了一道命令，把劳力畜力全部调走。因为黄豆撒了种未犁，结果被公社的老鹅吃掉了。

大兵团作战不仅是支援单位劳力被调走，家里生产无人搞，而且被支援单位也遭到极大破坏。社员说:“大兵团来了我们愁，走了我们也是愁。大兵团来了没有烧草，要扒我们的房子，田没有整好，就把秧给我们栽到草棵里；大兵团一走我们的劳力也被调走，家里活没人干。”

在搞大兵团作战中，他们出了不少花样。例如在栽秧时为了显示有干劲，规定每人都要打号子，谁不打号子就说谁没干劲，就得吃批评。钟庄有两个小姑娘栽秧很快，就是因为不会打号子，而被清洗回家了。又搞什么标兵赛，田里一人栽秧，埂上九人喝采，等等。社员对大兵团作战的结论是:“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善没有作恶多。” （1960.11.24，[6] ）

1960年

小溪河公社生产上的主观主义，已经发展到瞎胡闹的程度。乔山大队8亩大麦已经盘根，干部硬叫犁掉，种豌豆，每亩下种200斤，一粒未收。这个大队的涧西生产队，春天撒播花生80亩，用种1200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有的是逆天行事，新田大队秦塘小队今年三月还种麦子7亩，然后又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每亩施化肥100斤，不仅烧死麦子，连草也不生。光明大队的住点干部，竟布置下雨天割麦，晴天栽秧。长塘大队为了扩大面积，竟把3万多斤稻种撒在花园湖一尺多深的水里，并且还强迫社员在水田栽烟250亩，片叶未收。万保大队张庄生产队干部，大雨刚过，就叫社员在满田是水的稻田里栽烟32亩；石马大队在水里播黄豆120亩，结果颗粒无收。李武大队社员钟万祥每亩下麦种25斤，大队却说下种少了，叫犁掉重种，社员胡广才一亩六分地下种一石二斗，大队却表扬他敢想敢干。钱圩生产队组织40人，大干了5天，把4亩出穗的并成一亩，亩施豆饼1000余斤，秋苗全部被烧死。新华大队把全部土地划成三个作业区，规定作业区的其他作物一律废除，光是今年一次就犁掉已种上的庄稼近千亩。小溪河大队街西小队，田里麦子未运完，劳力就被调去抗旱栽菸，结果因苗小天旱，栽得全部死光，地里的麦子也损失7000多斤。（1960.11.24，[2] ）

金辉曰：这是一组使人困惑的材料。笔者实在弄不明白，那些农村基层干部这么干的动力到底来自何方。刮共产风的动力好理解，是它能够使公社、大队干部的权力更大，有利可图；办食堂的动力也显而易见，干部们吃喝贪占都更方便了。可是这种瞎指挥、瞎折腾呢？像光做畦田不撒种、犁掉黄豆种山芋、把小秧栽到没有犁的草棵里、每亩施化肥100斤或豆饼1000斤、雨天割麦晴天栽秧、水田栽烟和水里撒黄豆，等等，这已经不同于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或是文化“原子爆炸”之类，因为那样干的结果顶多是“劳民伤财”，而这么“逆天行事”必然要导致颗粒无收。并且，指挥农民这么干的公社、大队的干部们，他们本身都无一例外的是农民，是祖祖辈辈的农民，他们肯定非常清楚这么干的后果 ──颗粒无收；同时也肯定非常清楚颗粒无收的后果 ──人会饿死。正因为如此，这些行为才格外使我们困惑。仅仅为了图表扬或所谓政绩，就能使最讲实际的中国农民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么？笔者甚至觉得，那些层层加码的官员们，仿佛都与这个政权有着刻骨仇恨似的，他们在创造性地执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同时也就是在致命地破坏着这个政权的基础。

民以食为天之二 ──高指标，高征购，持枪
搜粮，吊打逼粮，粒米不留，活活置百姓于
死地……官家如此“一手遮天”到底为哪般

按：“民以食为天”，既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古训，也是最浅显最基本的道理。人不能不吃饭。人不吃饭就要饿死。青年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名言：“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可是在下面我们将要看到，凤阳县的各级官员们，为了超额完成上面的征购任务，竟然用尽了各种最极端的手段，硬是不给农民留一粒粮食，硬是活活置百姓于死地。面对这些材料，我们再次陷入了深深地困惑：官家如此“一手遮天”，到底为哪般？

从这里往后，这些在凤阳县档案馆里沉睡了30年的原始材料，开始带着越来越浓烈的血腥气，向我们迎面扑来。

1957-1960年

凤阳县1957-1960年粮食产量:

　　1957 ---- 20625万斤，（27 161万斤，[1] ）；
　　1958 ---- 18266万斤；
　　1959 ---- 10960万斤；
　　1960 ----  9044万斤。（1961）

凤阳县1958-1960年粮食征购量:

　　1958 ---- 7102万斤；
　　1959 ---- 5974万斤；
　　1960 ---- 2780万斤。（1961）

金辉曰：1959年凤阳的粮食产量10960万斤，人均270余斤；征购走了5974万斤之后，只剩下了4986万斤，仅为人均120余斤（还包括种子和饲料粮等在内）。就算全部给人吃吧，一个人一年120斤，即一天不足3.3两（164克）。照此，凤阳县有一大半的人竟然能够活下来，应该说已经是奇迹。

1958年

我们必须确信去年粮食增产是确有依据的。我们在收、用、管上浪费了一些也是事实。（1959.6.12）

1958-1959年

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卖了过头粮，1959年卖得最多。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1957年是一个丰收年成，实收产量为20 624万斤，在一般的情况下，1958年的生产计划订到2亿多斤是比较落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1958年的指标没有实现，1959年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12亿斤的指标，超过了1958年实收产量18 266万斤的6倍，这就严重的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量来说，两年来实际收成是年年减产，但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年实收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 1360万斤，但却虚估为4亿斤，超过实产2.2倍；1959年实产10 960万斤，比1958年减少7300万斤，但又虚估为4.05亿斤，超过实产3.6倍。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就产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年实收粮食18 266万斤，除了三留外，只剩11 800万斤；却征购了7102万斤。特别是1959年，总产只有10 960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却征购了5974万斤。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止的两个多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金辉曰：请注意这里所说的“两个多月中农村没有供应口粮”。再请注意后文中讲的搜粮之干净彻底的情况。一个人若没吃没喝大约只能坚持10天左右，而断粮两个月就足以使一个人饿死五、六次。］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不卖过头粮，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1961.8.24）

1958-1959年

这次会议［中共凤阳县委四级干部扩大会议］的成绩特别显著。第一，搞出了打埋伏，也就是瞒产私分藏起来的粮食。共挖出粮食812万斤(其中芋头折粮36万斤，胡罗卜折粮202万斤)，油料66万斤，棉花8200斤，烟叶子196万斤，共折合人民币941 600元。……

粮食问题上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两种方法、两条路线的斗争。（1959.3.8）

1959-1960年

1959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仅10968万斤，虚报40500万斤，结果征购任务无法完成，很多社队出卖了口粮、种籽，有的社队停伙断炊，而[县委书记]赵玉书仍指使各地千方百计挖掘粮食潜力。1959年粮食登场后，赵亲自到府城公社红旗大队算粮食产量，由于灾害歉收，水稻平均每亩仅产34斤，赵认为太低，有问题，结果提高到平均亩产80斤，后又亲自到大通桥算粮食账，一算再算，结果多算出空头粮13万斤。 1960年9月赵亲自到黄湾搞粮食，当时该社的种籽、口粮已经卖尽了，赵偏听公社党委副书记阮夕田的谎报，就叫出售胡萝卜70万斤抵征购任务。1959年 10月份赵亲自掌握县里召开的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搞粮食，并开展了斗争。在逼粮斗争中，有些社队进行了体罚。大会结束后各地又分别召开了斗争会，其斗争情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撤职的，有捆绑吊打的，甚至逮捕法办的。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如板桥公社小王庄共 42户，户户被搜，吊打群众14人，挖地搜粮14户。小溪河公社的“查粮突击队”深夜带枪搜查小溪河火车站，将职工家属的粮食、鸡蛋、洋葱等都拿走了。车站认为这是一种抢劫行为，并提出:“就是搜查也要有个搜查证。”后来县司法部长徐万里向赵反映了这个情况，赵说:“我查粮是查资本主义，要搜查证我补给他一张。”从1959年午季就开始搞粮食，一直搞到1960年3月份。（1961.）

1959年3月

第一，从打埋伏的面看，这次到会【县委四级干部扩大会议】的1700人中，报出粮食的有1300多人，占 80％以上。门台乡到会52个干部，100％打埋伏。第二，从地区上看，不仅丰收地区瞒产，就是灾区也有瞒产现象，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粮食问题上的胜利，进一步帮助我们揭开了在粮食上的秘密。在瞒产方面，花样百出，少报面积、少报单产、现粮以多报少、复收复打不报、多留种子、剩种不报、小园地不报、套种报一样、开荒不报、田埂地头不报、孬粮麦头不报、大秤进小秤出，等等；在藏粮方面，有藏草堆子里，有藏麦垛子里，有藏地窖子里，有藏夹墙里，有藏棺材里，有藏缸、瓮、箱子里，……总计手法不下20多种；在私分方面，有按人头分，人按劳力分，有的白天分，有的黑夜分…… （1958.3.8）

1959-1960年

凤阳人口死亡外流十分严重，大多数非正常死亡。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主要原因，在粮食方面先吹后压，上级根据上报的数定任务。由于吹大了，结果征购任务完不成，就采取压的方法，没有粮食就开会。1959年冬、1960年春，县、公社、大队层层开会，轮流开会，搞粮食。要交代原因，不交就斗争，一斗就讲假话、吹空话，并说是资本主义思想、兴无灭资、戴资本主义帽子。在斗争中有些同志被打、罚站。（1961.1.15，[3] ）

1959年3月

张家洼生产队单产只有55斤，总产41250斤。但是，共需留种籽33150斤，午季征购任务为15262 斤。除去种籽外，连征购任务都不够，根本就说不上留社员的口粮了。（1959.5.23）

1960年

【县委书记】赵玉书到府城公社长塘生产队，拣一块长势好的黄豆单收单打，并以此为标准来确定全县亩产，推算总产，再往下套定征购任务，谁要不依，就是“右倾”。（1961.2.1，[1] ）

1959-1960年

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硬购过头粮。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籽，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县召开会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开，一直开了40多天。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把所谓“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搜查粮食的局面。（1961.2.1，[1] ）

1961年

到6月15日止，全县已发现查粮、翻粮的有7个公社，最严重的是黄湾、殷涧2个公社。黄湾普遍进行查翻。殷涧公社青山大队27个生产队481户，被查翻的有450户，占93.6％，共翻出粮食2134.6斤，麦把2456斤。社员蔡道兰6斤面粉（其中2斤是以前有病照顾粮节约下来的）被搜走后，蔡说:“今后我再也不省了，省下来也是被干部搜去吃掉”。社员刘兆才听说翻粮，把5斤小麦埋在粪堆里，翻粮人走后，拿出来炒炒一家4口中午一顿吃掉了。社员刘兆军全家7口人，一天两顿饼，一顿面条，放开肚皮吃，刘说:“不吃也是被翻去。”

停发口粮，降低标准。现已发现刘府、大庙、利民、总铺、小溪河等5个公社停发口粮。总铺公社21个大队有 16个大队停发5-7天口粮。利民公社3个大队停发5天口粮。刘府公社2个大队停发7-8天口粮。小溪河公社1个大队停发5天口粮。大庙公社1个大队停发 8天口粮。由于口粮停发，致使一些社员无粮吃饭，受饿、外出、不干生产。刘府公社乌岗大队两次停发7天口粮，社员乌焕发一天三顿吃菜，因而白天在家睡觉。社员乌怀田已3天没有粮吃，现在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庙公社东林大队杨化生队，6月11日到18日八天未支口粮，社员周九丰2口人，女的还有病，3天未吃粮食，光吃菜。（1961.6.22）

1959年

刘府公社官帝大队是“五风”最严重的地区。1959年冬天，一天进行过六次搜粮查粮、翻箱倒柜。（1961.6.17）

1960年

板桥公社板桥大队上王生产队支部书记李明传说:“去年（1960）粮食没有了硬叫卖，季副县长在上王庄挖潜力，叫陈玉胡天天晚上开社员会，硬逼硬打，天天审讯，没有一天不挨打的，哪个还有劲干活。” （1961.1，[3] ）

1959年

1959年冬天，小溪河山河大队组织了一个“挖掘潜力专业队”，村村查、户户搜，一户不漏，有的户被搜多达 4次。稍有不满，他们就公开宣扬:“什么是你的?只有一嘴牙是你的！” ［金辉曰：人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同类如此仇视如此凶暴?我们实在找不出答案。尽管找不出答案，但是这样的非人行径我们却屡见不鲜。］在搜查中，他们手持铁棍，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开始主要是搜查群众的粮食，以后就查到什么吃什么，看中什么拿什么。仅社员代如前一家就被搜去毛芋600斤、生姜50斤、辣椒100斤、大豆20斤、葵花籽10斤、干菜10斤。他的儿子从学校带来的2斤米和3斤山芋干也被搜去了。社员王宗坤家烙的一锅饼，被专业队看见后，一拥而上，全部吃光。社员称他们是“吃干队”。（1960.11.24，[6] ）

作家苏晓康、罗时叙、陈政在纪实文学《乌托邦祭 ──1959年庐山之夏》（1988）中记述了河南发生的事情:

1959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竟高估为702亿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追逼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已十分严重。到1958年11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

这年秋后，第二次共产风又刮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1958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庄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庐山会议以后，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 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

作家沙青在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1988）中记述了甘肃省通渭县发生的事情:

1958年，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全县农业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十分惊人。粮食实产11 500多万斤，上报26 000万斤，征购4154万斤（占总产36％），人均口粮不足30斤，百姓以草根、禾衣、树皮充饥，开始出现人体浮肿现象。

1959年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 000万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万人斗争大会”，并翻箱倒柜，遍地搜粮，拷打群众。他们到老百姓家里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去游街示众。那些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 128种。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民以食为天之三 ──粮食连年减产仍然是“大丰收”，
于是一面强行高征购，一面令百姓“瓜菜带”；瓜菜食
之将尽，又令吃“营养丰富”的山芋藤、稻根子……

按：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下面的材料再次说明，他们不是不了解下情，他们对农村中缺粮和无粮的情况非常清楚；他们也并非神志不清的糊涂虫，他们发出的指示说明他们很清醒，像“瓜菜带”、“大搞代食品”、“粮菜混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之类。但是，他们为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却不惜用千百万人的鲜血染红顶子。

1959年

经过[县委四级干部扩大会议]讨论，所确定的增产任务是:全年粮食作物的亩产保证数要达到1480斤，争取数2530斤；总产保证数要达到12.8亿斤，争取21.8亿斤，要比1958年翻3番。（1959.）

1959年4月

粮食问题已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县国家仓库现有粮食，三月底的数字是1800万斤（包括豆饼200万斤在内），除去种子385万斤，能用于口粮的只有1415万斤。地委除再调275万斤稻种给我们，已没有口粮调给我们。仅4-5月份就需粮食（不包括种子）2443万斤，缺少1028万斤。这个缺口要我们通过节约粮食，教育、动员社员精打细算，多搞代食品，在搞好食堂生活的前提下来解决。（1959.4.8）

1958年

1958年受灾后，缺粮断炊现象日渐增多。板桥乡淮东社元月份调查,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有184户、892人。大溪河乡断炊的很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长淮乡津淮社40余户流入蚌埠，大庙乡云营光社有200多人到定远县讨饭。（1959年初）

1959年1月

【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59.1.14）】要晒干菜，凡是可以吃的象山芋叶、芝麻叶、腊菜叶、胡萝卜缨等全部收藏起来，像保护粮食一样保管好，不要造成浪费。

1959年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1960年穷队落后队改变面貌的规划》】1959年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取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4.05亿斤，比大丰收的1957年增长48.5％。（1959底）

1959年9月

【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59.9.21）】山芋藤子、芝麻叶子都是春季食用的一种好干菜。以1.5斤山芋藤子抵1斤粮食吃，计可抵粮食3000万斤（按收4500万斤山芋藤子计算）。各地应发动群众，大量收晒。　

金辉曰： “1.5斤山芋藤子抵1斤粮食吃” ----就是对牛对马，如此的算法怕也对付不过去。可这却是连年“丰收”、“增产”的中共凤阳县委给子民的告示。

1960年

1960年我县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将在1959年大胜利的基础上，实现更大、更全面的跃进，粮食产量将保证达到60436万斤。粮食计划征购14500万斤。（1960）

1960年3月

各地采取烘、晒、晾、炒等办法共收集干菜、山芋叶等代食品3928452斤，每人平均为36.3斤，此外县成立了采挖指挥部，集中了8个乡，在山上社营扎寨，采挖葛藤根、鸡爪菜、黄狗蛋等多种野生淀粉代食品。开春后县委提出:“前后方并举，男女老少齐动手，要求每人完成150斤”。由于代食品采挖的多，大大改善了社员生活。（1960.3.17）【“大大改善了社员生活” ----这正是凤阳每天都至少有几百人饿死的日子。】

1960年

一年来【即凤阳饿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粮食工作的特点是:征购任务超额完成，销售指标基本平衡，调拨供应及时，生活安排落实。全年粮食征购计划2061万斤，实际完成2780万斤，超额6.88％。【应为超额34.89％。即使这超额征购的719万斤粮食，按照当时凤阳的标准，至少也相当于3万农民一年的口粮。】（1961.1.10）

1960年10月

【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60.10.1）】粮菜混吃，是节约粮食、保证吃饱吃好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产、大种萝卜的同时，还应大搞各种代食品，以弥补当前蔬菜之不足。每亩约计可采集豆叶100-150斤。采后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挤出绿水，变成豆叶块，煎、炒、熬菜或兑粮食做饭都可以。

1961年6月

地委分配给我县征购任务550万斤，到6月21日止，共入库562.44万斤，占 102.3％。（1961.6.22）

1961年1月

【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61.1.30）】目前有些地区瓜菜已经不多，但对于大搞代食品又未引重视，有怕麻烦的思想。代食品的资源还是不少的，用稻根子加工面粉，便是大有可为的事。面积大，数量多，营养丰富，容易采集。

金辉曰：“用稻根子加工面粉”并且“营养丰富” ──这纯粹是猪猡的语言。笔者不知道凤阳的父母官们是否亲自品尝过这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但他们的行为却告诉人们，他们确实是一群猪，一群丧尽天良的视人命如草芥的猪。

1960年

赵玉书和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医师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什么药，王医生说:少一味粮食!结果，赵、董二人决定将王交大会批斗后，当场逮捕。（1961.2.1，⑴.）

1961年7月

继续贯彻“低指标，瓜菜代”的方针。农村口粮标准从低安排:缺粮队每人每天7两，自给队8两，余粮队9两。每人种1-2分秋菜，3-5分胡萝卜。这样全县平均每人可得胡萝卜400斤左右，保证在低标准下吃饱吃好。（1961.7.14）

1960年

去年春天，人口大量外流、疾病、死亡的情况，（县委）不向上汇报，发病最严重时期，全县有病员10万多人，只向地委报1千多人，下面缺粮断炊，饿死人，他们还向上汇报“吃得饱，吃得好”、“一干两稀”、“两干一稀”。（1961.2.1，[1] ）

1959年7月

1959年7月，小溪河公社禹山大队大队长朱厚明写报告给乡党委:

查职大队，目前生活问题处于极端严重状态。自6月30日到目前止，已有13天没有支过粮。群众生活全以南瓜、瓜叶、瓜花、干菜、酒糟都吃光了。通过实际调查，全大队4个生产队，已有3个在三天前就断炊了（王侯、乱埂、朱秦3个队）。社员东奔西流，生产处于停止状态。发现社员有六多:一、小孩老人吃饭时哭的多；二、走亲探友的多；三、到明光购买酒糟的多；四、到地里拾粮的多；五、到地里生产时睡觉的多；六、外流多。如后朱队40多户有38户到明光买酒糟。有千人外流……在前五天下定最大决心，摸底排队，到现在情况属实无讹。特恳求乡党委设法解决以达安定社员情绪，搞好生产。

【这份报告同年11月作为朱厚明反党的材料而整理上报。】

1960年

去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长马骞同志听到家乡（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队）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从蚌埠市支援豆渣1 万斤，运到临淮关，通知家乡来运。结果遭到总支副书记杨云春、副县长缪坚的拒绝，阻止群众起运。而且缪坚还去信给地委检举了马骞，说马“思想右倾，有问题!” （1961.2.1，⑴.）

1959-1960年

（对全县出现的严重问题），赵【玉书】不仅不如实些党反映，采取有力措施，而是对上隐瞒，封锁消息，对下专搞压制。自1959年冬到1960年春，有大批的人民来信（有些是经过他批阅的）和敢于直言的干部，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现状。这些都被他认为是“有意攻击”、“造谣污蔑”。致使一些好人受到冤屈和遭到不应有的处分。如武店医院院长王善良，因说了“浮肿病人多，缺少粮食”，被赵认为是“造谣生事”而批准逮捕。共产党员蒋家惠1960年春受命到武店公社山王大队调查灾情，由于她如实地汇报了该大队遭灾歉收，社员生活困苦的情况，赵玉书认为是攻击县委，交机关干部大会斗争七次，写书面检查九次，停职劳动达九个月。（1961）

人口大量死亡：两年死亡６０２４５人
----凤阳如同人间地狱

按：有了上面的那一切之后，下边的情况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了。但是，这一切还是太触目惊心，太超乎人们的想象，我们不能相信人间怎么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能把它称之为“人间地狱”。

我们先把散见于档案材料中的凤阳县历年人口情况抄录于下：

    1954年 ----342 426人；
    1956年 ----390 046人；
    1958年 ----402 700人；
    1961年 ----245 262人；
    1962年 ----255 480人；
    1964年 ----334 171人（人口普查）；
    1978年 ----461 560人；
    1982年 ----543 622人（人口普查）。

从上述人口数字判断，凤阳县在灾难中的死亡人数显然不止60245人。到1959年年中，凤阳县的总人口大约为41万人（其中农村人口35万多，城镇人口5万多；上列1961、1962年的数字可能仅是农村人口数）；而总人口再度恢复到这个水平，大约是在70 年代初，即用了10-12年的时间。同期，全国的总人口增加了约1／3。按此估算，凤阳县在三年灾难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当不低于10万人。

1959-1960年

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据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揭发统计，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 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占49.8％。门台子电灌站有一个60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58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17482人，他们目前大部已失去劳动能力。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 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 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死掉48人，占 68.6％。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因人死跑而空。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 户，死绝4户。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同志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宜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长塘大队赵庄子张玉璞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9人。（1961.2.1，[1] ）

1959-1960年

据统计，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发病达102994人，占31.12％，其中浮肿病人 33729人，占10％。非正常死亡50 669人，占农业人口的15％。外流11 196人，占农业人口的3.4％。（1961.1，[3]）

1959-1961年

武店公社3年死亡14952人（1960年就死亡11992人），占总人口的27％，严重的地方死亡人口达 50％以上。凤淮大队小唐家96人，死掉52人，占54.16％。3年外流人口达3766人。（1961.4.18，[5] ）

1959-1960年

小溪河公社据初步统计，1958年全社有56470人，现有37469人，减少34.7％；其中死亡 14000多人，外流4120人。全社有17个村庄因死亡、外流、并庄而没有人烟。乌云山生产队1958年有142户566人，现有91户267人，人口减少53.4％。【全社死亡14 072人；发病人口为26 018人 ----还不包括失去劳动能力的营养不良、身体瘦弱者；外流4120人。死亡、发病、外流逃荒三项合计，竟占了小溪河公社原有人口的80％左右。】（1960.11.24，⑵.）

1960年

考城大队代表王家来说:“我们大队原有5000多口人，现在只有3200人了。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1960）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4口人。我是最后一个喂牛的，快要接上午收才没有死，12个喂牛的都死了。”说着就哭了起来。（1961.1，[3] ）

1960年

武店公社光明大队代表说:“光明大队原有1638人，现在还有806人，死绝83户，还有20个孤儿。” （1961.1，⑶.）

1960年

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合作化带头人陈学梦在会上揭发说:“今年(1960)春天，生活困难，顿顿饭都不离草。王家湖有37户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现在每户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小孩子们看到我说：老主任，我们家大人都见不到你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看看你，多痛心，多凄惨哪!” （1961.1，⑶.）

1959-1960年

北山底下宣东家庄34人，去冬今春死掉30人，还剩4口。曹泽祥死去六七天家里没有人埋，耳朵和脸都给老鼠吃掉了。（1961.1，⑶.）

1959-1960年

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代表李金明说:“逼死人的就是董安春【公社党委书记】。1959年我们收35000斤粮食，叫买征购58000斤，结果我们交33000斤，社员只吃2000斤。真的没有粮食了，群众吃麻叶子，什么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汇报:我们没有吃的了。他说我带头闹粮，要开除我的党籍。结果我们280人，死后还剩170人。我家5口人，死掉4个，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个不痛心!” （1961.1，[3] ）

1959年

全心大队代表说:“1959年秋，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们那检查工作，还向干部说: 目前是大好形势。我们队原有2500多人，现在还有1300多人，死那么多，我们向董安春汇报，他还讲我们玩花样。我们带他去看死人，他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 （1961.1，⑶.）

1960年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宫李生产队社员代表宫学仁说:“今年(指1960年)庄子上没有吃的，死了人，夜里我对老婆讲:‘这样不得了!’老婆说:‘你这老头子想死了，干部听见，明天不给你饭吃，饿死你。’那时我也不敢讲。” （1961.1，[3] ）

1960年

考城大队代表王家凤说:“我家20口人，去年（1960）死掉10口。我的4岁的小孩有一天对他娘说:‘把我送走吧，再过几天我就要饿死了!’” （1961.1，[3] ）

1961年

1961年的防病治病工作情况

我县的防治病工作，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据统计，今年1　12月份，浮肿、干瘦、小儿营养不良、子宫下垂、闭经病总发病80930人（1960年12月底原有几种主要疾病20431人）治疗94624人。这期间浮肿病死亡18人，……

一年来，我县几种主要疾病的发展规律是逐步下降的。据重点病区之一的总铺公社调查，发病最高时曾达7178 人，占该社总人口的32％，其中整半劳力患病人数2912人，总劳力的29％。（1961）

1961年1月

《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

会议由省委陈振亚副部长主持，开得严肃紧张，会上讲话的有90％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他们在吐（冤）气时，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泪。会场上看到他们哭，特别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绝大部分同志都心痛流泪多次。有不少人自上午诉苦开始，到下午七点钟散会止，眼泪都没有干过。尤其是妇女，哭得更厉害…… （1961.1，⑶.）

1960年5月

【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张少柏化名石求明，1960年5月29日上书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凤阳的情况。此信作为反动信件转回到凤阳县委，县委责成公安局查办。内容摘录如下：】

中央并主席:

我打跑了个人得失念头，确立以党和人民得失为重，才决心反映凤阳县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

据我知道的3个公社的4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死亡占11％强，一个占 15％，一个占20％多。……在死人最严重的时候，有的村子一天死5 　6人。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农村儿童约有三、四百人，也死了有100名左右。……

石求明　　1960年端阳于临淮

1960年

大溪河郑山生产队社员常介翠的母亲有病，常介翠去找生产组长花光翠要点面给她母亲吃。花却说:“还给她饭吃呢！都快要死了，还不如趁犁田的人中午回来把她埋掉算了！”常不同意。花说:“你不同意，就死在家里，埋在家里。”常介翠无法，只好把没有断气的母亲埋掉。（1960.11.24，⑵.）

金辉曰： “常介翠无法，只好将没断气的母亲埋掉。”常女士为什么“无法”，因为组长花女士说了“埋掉算了”；而不照她的话办，母亲死后就只能“埋在家里”。一个区区生产组长的权力之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大概也许是当时死人太多了，许多许多都无人掩埋，女儿出于孝心，说什么也不能让母亲曝尸街头，于是， “只好把没断气的母亲埋掉”。

大灾难之中，人命如草。中国人，你活着卑微、屈辱，死也卑微、屈辱。

人相食----人间地狱之二

按：……

1959年

【拖拉机站王站长在1961年8月9日晚科局长整风会议上说：】

1959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作没搞好。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从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有上六七具尸体。（1961.8.9）

1960年

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 （1961.1，⑶.）

1960年

去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1961.1，[2] ）

1960年

……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同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1961.2.1，[1] ）

作家王立新80年代中赴凤阳采访，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

犁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有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小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人相食这种人间惨剧，并非安徽凤阳所独有。三年灾难时期，至少在中原大地河南、在黄土高原上，也有过同样骇人的悲惨。

甘肃《通渭县志》记载：

1959年“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

作家沙青在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写道，通渭县从1959年春季就开始饿死人，在1959年的上半年已经饿死了6000多人。一直到1960年冬季还在继续死人。在那场灾难中，这个人口约30万人的县，有1／3的人饿死和逃亡。《依稀大地湾》还披露了人相食的恐怖细节──

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胡涂。大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小村也笼罩着这一户人家。

敢于想的办法均已经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了下去。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有什么?荞麦皮点火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也管用，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最后吃了荞衣，人肿得不成人样……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人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总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似乎比男娃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上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呼呼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1958-1962在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侥幸活下来的寺子村妇联主任说:

“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稀里胡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象人的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没了粮食吃，吃草叶子、树皮，半个月就不行了。一点东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还能多活三四天……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怕事，也都相信政策，只想共产党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人口外流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按：人民公社没有使凤阳人跨进“天堂”，活着的人们，又挎起讨饭的篮子，重新唱起了凄婉的凤阳花鼓。但是，当年通行的逻辑是：逃荒要饭是吃人的旧社会的特有现象，新社会是没有也不允许这种为社会主义摸黑的现象存在的。于是，“外逃劝阻站”纷纷成立，凤阳人“身背花鼓走四方”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原有5000多人只剩下3200人的考城大队的王家来说:“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死这么多，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1960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给管死了。”据到凤阳调查的人讲，当地人至今还是“恨老共不恨老蒋”，人们说，30年代闹饥荒，老蒋派飞机从天上往下扔大饼，实在没吃的了，我们还可以逃荒。可是60年呢，本来风调雨顺的，闹的一点吃的也没有了，不给吃的，连跑也不让我们跑。有的跑的让外逃劝阻站给圈了回来，就往大队的院子里一关，一直关到全部都饿死为止。

1958年12月

【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58.12.12）】近日各地汇报，铁路沿线的农民外逃劝阻站业已成立，各级党委都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武店乡为了认真做好这一工作，分配一名党委委员亲自负责，并抽调2名干部、4个民兵。因而该站已杜绝了农民外流现象，但有个别乡对这项工作未能引起高度重视。

1959年3月

【凤阳县委《当前工作安排》（1959.3.8）】最近据各地劝阻站汇报，还有零星外流。一天能堵到十几人。各地要坚决阻止。凡是外流带回来的要一视同仁，安排口粮，不能歧视，要坚决禁止打骂群众和不给家属饭吃的违法乱纪作法。

1960年

《目前我县人口外流情况》:目前真正外流的只是个别现象，其主要原因是:

1、好逸恶劳，不愿在农村劳动

2、不满足现状，有严重望山高的资本主义思想

3、五类分子逃避监督劳动，作案后畏罪潜逃。（1960.）

1961年

武店公社截止1961年1月至3月1日止，外流归来377人，尚未归来的868人。

这个公社以年度分：1958年外流60人，1959年外流1110人，1960年外流656人，共计 1826人。（1961.3.9）

1960年

小溪河乡一月份外流988人，二月份外流46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二、一部分五类分子为了逃避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改造。

三、少数人犯错误因畏惧处分而逃避。

四、少数人好逸恶劳，特别是逃避冬修，并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五、个别生产队开始生活未妥善安排，食堂未办好，因此，使得极个别思想不稳定的人外流。（1960.3）

1959-1960年

【武店公社】全社被体罚的群众有1285人，其中被处死95人，被扣饭的1622户，3760人，不仅如此，干部还贪污腐化，多吃多占，甚至拦路抢劫，正如群众说的:“偷、抢、扒、拿，无所不为”。在坏人当道的情况下，群众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摧残，生活穷困，身体衰弱，无心生产和过日子，纷纷外逃。（1961.4.18，⑸.）

苏晓康等在《乌托邦祭》中写道----

就在河南信阳地区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的时候，那位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

饿死近100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就是在这般令人发指的暴虐之下发生了。大灾难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10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全区有不少死绝户。有的只剩孤儿。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统计，孤儿达12000人之多。　

在水利工地上
----人间地狱之三

按：请看另一种“人相食”……

1960年

电灌站经常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克扣民工口粮12万余斤。县委书记张道厚还提出了“三天三夜不吃饭，工效还要翻三番，下雪还要光着脊梁干”的口号。县委委员、副县长杜思俭，对民工一贯态度蛮横，出口骂人。他看到民工不脱衣服干活，就骂人家没有干劲。同时还规定一些“杀人”制度，如:多劳多吃，少劳少吃，不劳不吃，照出勤人数发口粮，炊事员、勤杂、病号不超过10％。民工请假非经指挥部批准，否则不给饭吃。撵病号回家，因不发口粮或少发口粮，有的就死在路上。宋集公社宋集大队民工王土中有病不能上工，两个民工架着他去抬土，结果被折磨死掉。据统计，电灌站共死掉民工2474人，占民工总数14 293人的17.3％。利民公社上电灌站的500人，死掉307人，占60.4％，宋集大队上电灌站的40人，死掉29人，占72.5％。群众叫杜思俭 “杜阎王”，把电灌站叫做“阎王殿”。（1961.2.1，[1] ）

1960年

（水库工地上）私设牢房，关70多人，搞死28人。白天强迫劳动，夜里不分男女关在一起。天冷干活不准穿棉衣，显示干劲，晚上民工解手也不准穿棉衣。规定每头牛每天要拖480趟(半里路)，不执行规定就送去劳改。为了瞒县委检查，布置死人不准带血布，不准埋新坟，丧尽天良。大溪河民工王占满还没有断气，就叫民工埋掉。当时摆在外面没有埋，后王苏醒，爬了4天，20里路，才到家。打人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是罚站、绑、吊、打，一种最残酷的方法是将人的耳朵用铁丝穿起来…… （1961.1.15,，[3] ）

1960年

在电灌站和燃灯水库工地上的民工不仅生活安排的不好，而且劳动强度特别大。门台子电灌站去年民工吃不饱，他们还结余10多万斤粮食。不执行劳逸结合的方针，天寒地冻，下雨下雪还逼着社员干活，对有病和体弱的民工，不能给予及时的治疗和照顾，相反是一推了事，叫民工回家，走又不给粮食，加上有病天又冷，有一部分民工死在路上。有的社员身体不好，大队和生产队硬叫人家上电灌站，到了电灌站又不收，两头不给粮食吃，三推两推就把人家搞死了，拿人命当儿戏…… （1961.1.7，[3] ）

1960年

山河大队副队长缪守坚1960年春带民工上水库时，强迫社员奴隶劳动，曾亲手吊打社员100多人，并先后死去35人。新华大队副队长张玉兰把社员许山友捆绑送水库，许不愿，张将许反绑，用牛拖，许顿时皮开肉绽，直到许惨叫“愿意”后才放下，将着就捆绑送水库，不允许有病送回，第4天死去。张玉兰对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向他提过意见的社员史前山进行报复。他利用民工上水库的机会，将史家两个劳动力分别调去修水库和铁路，规定一个在家常的老母和两个孩子象男人一样，每天交70斤野菜，否则不给饭吃，同时规定：不准家里冒烟(不准烧锅)，否则没收。与此同时，又诬史家两个小孩偷外流地主的包袱，将两个小孩捆绑吊打。第二天，两个孩子就病了，并且越来越重。当其老母哀求张，要求住院治疗时，张竟恶毒地说:“你家住什么医院!我非叫你家死得没有开门的没有关门的!”没几天，两个小孩死去，接着老母也连气带饿死去。（1961.2.10，[4] ）

1960年

小溪河公社原党委书记李清义在燃灯水库私设一个劳改队，把外流回来的社员、撤职的干部以及小偷小摸的落后社员、五类分子集中在一起。白天派民兵监督劳动，干的不好就扣粮，晚上拷上手铐关进牢房。他私设的牢房任意关押民工，他还打了20多把手铐，专门对付所谓 “调皮捣蛋”的社员。据了解被他关押和上铐的群众有70多人。不问党员、团员和群众，只要“犯法”，就上铐入牢。民工病死了不上报，不通知家属，随便把死者埋掉。据他自己交代，承认共死掉30多人(据公社召开组长以上干部会议揭发，还不止这么多)。另外，他他还在火车站私设一个关禁闭的小牢房，任意关押外流人员，吓得外流人员不敢回来。燃灯大队黄庄小队社员丁学然因偷宰了老母猪，被李清义押到水库工地劳动，白天强迫干重活，晚上拷上铐子关禁闭，一个月后，丁学燃被活活折磨死在牢中。小溪河大队南刘家生产队社员宋维勤因从水库偷跑回来，被李清义知道后，当时就把这个社员关起来，白天劳动扣饭，晚上关禁闭，一连3天，结果死了。（1961.11.7）

金辉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只有在2000年前的奴隶社会才会有的场面。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已经无异于一场大屠杀。

一方面是手无寸铁善良无辜的人们成片成片的倒毙，一方面是握有扣扳机权力的人们邪恶暴虐的疯狂膨胀。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些恐怖森森鲜血淋淋的文字的时候，心惊肉跳之余，不禁感叹不免疑惑----感叹人与兽的距离为什么竟然这样地短；同时疑惑这片土地上为什么会突然间冒出来那么多灭绝人性的野兽?人们为什么会如此无师自通地变成嗜血成性的魔鬼？仿佛他们的血管里面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又黑又冷的仇恨。仿佛他们的体内天生就有职业刽子手的遗传。按照人的正常思维，我们注定无法理解这种行为逻辑。也许是恩格斯先生说得对，正因为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也就注定了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

人们啊，我们该警惕：在面临灾难之时，在握有权力之际，也正是魔鬼最近的时候；而权欲愈大、贪心愈重，则鬼性（兽性）愈多，人性愈少。

人妖之间：水深火热与群魔乱舞
----人间地狱之四

按：有这么一句明言：“权力必致腐蚀，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

所谓“绝对的权力”，大概莫过于手中掌握着对他人的生杀大权了。我们看到，在三年灾难中，哪怕是位居权力阶梯最末层的侏儒，只要他的手里有着扣粮扣饭的权力，那么这个侏儒就是绝对的专制帝王和绝对的最高统治者，而那点绝对的权力就足以使他绝对地泯灭良知和绝对地没有人性。于是，饿殍遍野的凤阳就有了下令不准拾弃婴、却为自家丢一只老母鸡限令公安局三天破案的县委书记，也有派人到无锡买米、南京买面、广州买水果的公社副书记，还有煮牛肉没柴草扒社员房子烧火的大队书记，更有一天5餐吃7斤面和规定埋一个人交二斤酒一只老母鸡的生产队长，以及那群夜晚装鬼叫吓唬社员关门睡觉以便大吃大喝的生产队干部。没有制约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而一旦进入了人性失控和欲望放纵的轨道，那么以对人的腐蚀而言，任何权力都形同绝对的权力。因此，灾难中的凤阳大地上，一方面是民众水深火热，一方面官员群魔乱舞；因为群魔乱舞，才更水深火热。

1959-1960年

【县委书记】赵玉书去春到武店公社赵楼大队检查工作，有谢学兰等几个社员哭诉，在他面前要求处理坏人坏事，他无动于衷，走开不理。去年4月，赵玉书居然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去春弃婴很多，他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并说：“凡是丢小孩的都是坏人，要追查处理。”相反，去年赵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龙华，去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相，借以取乐。生活特殊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层层请客成风，大吃大喝。有次县委开会，有部分委员当场吃醉，开会胡说八道，会议无法进行，不了了之。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坚，下去检查工作带酒带肉带厨师。公社副书记石玉平，生活极为奢侈，派人到无锡买米，到南京买白面，到广州买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口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1961.2.1，[1] ）

金辉曰：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那个年代的又一种神话的底蕴。现在的中国人，面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情形，常常怀念五、六十年代，总是念叨那个时候社会风气良好，人心纯洁，道德高尚，干部廉洁，等等，并由此生发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我们的社会就不至于这个样子等感慨。

而这些材料大概有助于我们省悟：这种观念原来也和“三年自然灾害”之类一样，是一个虚谬的神话。

1959-1960年

(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李清义，有一人为他逮黄鳝，有一口塘养的鱼供他吃，代销店的鸡蛋、洋糖包供给他。下去检查工作，总是大吃大喝。有一次他到李武大队去，事先打电话去，慌得大队立即召开小队干部会议，忙着买烟、打酒，布置各小队捉老母猪、抓鸡、逮甲鱼等，筹备迎接。社员反映，干部下乡碰在一起，一比手表，二比手枪，三玩自行车，最后吃喝一顿，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作风。（1961.1.7）

1960年

在今年春天，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刻，却有相当大一部分干部生活特殊，不关心群众疾苦，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以及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因此，群众反映说:“一天吃一两饭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饭饿不死管理员。”据初步统计，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今年5月，正是草苗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缪坚，一次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食堂断炊和群众非正常死亡现象，充耳不闻，竟与梅树岩在大赵小学吃肉吃酒。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见后，端了他们一碗饭，缪竟把饭夺过来，指责支部书记说:“你们是怎么教育社员的!”缪到乔山检查工作，事先就通知大队杀猪。他外出检查工作，经常有人跟在后面提酒拿肉。在山河大队检查工作，三天吃了5斤香油。公社开了一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乔山大队长张永家，一天三顿喝酒，50天喝掉烧酒70斤，并以每月45元工资专门雇一人捕鱼给他吃。新田大队总支书记杨春云，想吃猪肉，枪毙肥猪两头。公社党委副书记石玉平，一向单起小伙，从今年7月至今，只在农民食堂吃过6顿饭，现在家里还有不少咸鱼咸肉。乔山大队开小队会议，宰杀1条耕牛，摆席8桌。为了吃肉，公社竟通知禹山大队向公社献1头大肥猪和1头母猪。山河大队副队长王立正说头交面有灰，专门叫社员搞二交面给他吃，有一次面粗了点，他就指着送面的社员的头说： “你搞这个面叫我怎么吃!”小溪河北夏生产队长李家付，在群众一天几两口粮的情况下，一天5餐，吃面7斤。公社党委常委兼长塘大队总支书记梅德兴，夏天在外乘凉，要三个妇女给他扇扇。乔山大队书记梅树华、会计梅如山等，为了达到他们的兽欲，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了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8人，任他们随意奸污的有7人，仅有1名因嫌丑未奸。（1960.11.24，⑵.）

1960年

据初步统计，山河大队的干部多吃粮食7639斤，油141斤，吃肉1949斤，至于鸡、鱼、蛋、烟、酒更是无法统计。大队干部到小队检查工作，从来不与社员同吃，居然派一个人背着米、面、酒、肉跟着他们跑，到哪里吃到哪里。大队长梅树岩带着政府发给病人的饼干下去检查工作，吃不了到处乱丢。社员看见后说:“怪不得我们叫大队长吃饭他不吃呢。”在群众一天只吃几两粮的时候，他还不吃白米饭，而要炊事员搞油炒饭和烙油饼给他吃。钟庄小队长李保珠曾先后六次到社员家里搜肉吃，社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地蛆”。（1960.11.24，⑹.）

1959-1960年

山河大队被干部捆绑、打骂、吊罚、扣饭、游庄的群众就有1078人，占总人口的36.3 ％，被打死2人，逼死1个。社员王功良死后，工作组展志生叫王的老婆去燃灯工地做工，因其小孩在家有病不愿去，展要斗争人家。结果这个妇女走后，小孩就死了，小孩死后几天无人问，尸体被老鼠咬的不像样子。大队副书记史永明，借口寡妇王氏母女俩要外流，不给饭吃，并罚王氏苦工一天，晚上，又把王氏同一个男社员捆在一间房子里，同时把王氏的小孩捆在食堂里。第二天，王氏母女俩外流后，史又把她家的三间房扒掉。工作组李多慈发现社员庙永产偷了几个山芋后，就把庙捆起来，把几斤山芋挂在庙的颈子上“游庄”。三官庙生产队团员鲁维安，从外面回家看小孩时，生产队长史家正不但一连两天不给人家饭吃，还要史到小溪河去挑水秫秫。后来鲁饿了，偷了半碗秫秫，史家正就把鲁绑了两天不给饭吃。不几天，鲁就病死了。（1960.11.24，⑹.）

1959-1960年

全县生产队以上的干部8614人，根据三反揭发出犯有各种错误的1922人，占22.4 ％，其中违法乱纪的干部904人(包括体罚群众的523人，直接体罚、逼死人命的干部138人)。因被体罚致死的群众361人，被逼致死的152人。贪污盗窃的干部849人，占9.85％。（1961.1.7）

1959-1960年

违法乱纪，坏人当道，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违法手段多种，有捆绑吊打，扣粮扣饭，罚款罚物，翻箱倒柜，搜粮查粮，私设公堂、牢狱，拦路抢劫，奸淫妇女，残害人命等。据揭发，生产队长以上干部违法乱纪的有1920人，占干部总数的34％。被体罚的群众达28 026人(包括扣饭的15 001人)，占农村人口的12.5％。因体罚扣饭致死的有441人，残伤383人。赵玉书曾在一次电话上布置说:“凡吃山芋种、油菜苗的，给我打!”杨有聚在总铺公社时，对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大队干部不给饭吃。县委候补委员、原检察院院长陈世富，亲手打人17名。分工在小溪河公社的李清义、板桥公社的季文祥、总铺公社的宋兆银等县委委员，都目无党纪国法，私打手铐、私设公堂，擅自关押群众，成立劳改队。去年全县逮捕和拘留2078人，经过正式批准手续的只有300多人。在逮捕和拘留的人犯中，就有1076人是小偷小摸。由于人犯过多，牢房拥挤，关死的就有382人。（1961.2.1，⑴.）

1959-1960年

黄湾公社星火大队信用部主任丁如明去冬以来就打骂106人。小溪河公社乔山大队总支副书记一贯打骂群众，今春以来先后打骂60余人，重伤致死3人，致残失去劳动能力1人，扒掉社员房子18间，用扒来的木料给他母亲打了一口棺材，并经常扣社员的饭。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坚召开大队总支书记会议，布置全公社统一行动，搜查社员家粮食，并在万保大队召开搜集粮食现场会，搞得人心惶惶，不干生产。大庙公社侍家生队支部书记张现良发现社员史春祥偷山芋种，就罚他5只鸡、2床被面、2件卫生衣、7件单衣和1双球鞋。山河大队7个大队干部全部长期吃小灶。大队长缪怀仙专门找一妇女为他烧小灶，社员气极了，半夜起来点火烧他的小厨房。（1960.）

1960年

【小溪河公社万保大队】因打致死5人，残废1人。大队副兼小姚生产队政治队长凌万才，先后吊打25人次，因打致死3人。社员李培林等四人偷吃不能育苗的山芋种几斤，竟被打昏两次，还抄了家，鸡、羊、衣物动一扫而光，全被凌等人据为己有。保全生产队统计员陈德明在今春粮食紧张时，一人一餐吃1斤多粮，社员管他叫“陈小刀子”。（1960.10.6）

1960年

小溪河公社29个党委委员，烂掉23个，12个书记中，烂掉就有11个，占91.5％.

13个大队共有总支书记、委员92个，烂掉60个，占65.2％。其中17个大队书记烂掉14个，占 80％。新田大队书记、委员6人，已捕2个，4个正待处理，全部烂光。大队一级的干部共219人，烂掉111人，占50.6％。

全社小队一级干部659人，烂掉188人，占28.5％。（1961.2.10，⑷.）

1959-1960年

【小溪河公社】受体罚的群众达3175人，占社员总数的9.4％，被打逼和扣饭致死的96人，残废的103 人。少数干部残害人民的手段难以容忍。有活埋人，有用绳勒人，有拦路抢劫，有摔锅砸碗，有刮鼻子的，有扣人饭食的。上述种种，屡见不鲜。乔山大队总支书记李仲贵、大队长张永家，在今年夏季的一天就活埋4个小孩，埋达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来。有的小孩扒出来后，拉了一裤子屎，有的回家吓的生了病。大溪河大队牛同生产队长岳从龙，在今6月将一个拔玉米秸吃的5岁小孩甩到水深3尺的田头窖内，幸被其母发现，才被救出。段桥生产队段中付用绳勒社员杨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后已经断气(后被救)。下放在山河大队的工作组展某，先后在大赵生产队捆绑吊打群众33人，扣饭30多人，罚款27户，共罚款89元，布56 尺，单被2床，棉被1床，女服3件，小鸡16只，并持枪抢劫加山胡萝卜种一包。一次社员王尚同老婆有病，展却说她装病偷懒，不给打饭，王饿得到食堂要饭，展看见后，勒逼来打饭的社员每人用筷子刮她一下鼻子，谁不刮不准谁打饭，结果王的鼻子被刮得皮破肉烂。小溪河大队北夏生产队，共有社员240人，被大队长李家付打逼的就有237人，只有3人没被打逼。今年午季，公社党委布置统一行动，查粮翻粮，被搜查的有8046户，占总户数的73.1％，长塘大队只有1 户没被搜查。大溪河大队尹陈生产队长陈本良，因社员郭传良放牛时吃了庄稼，陈即用劈柴将郭的手指砸断三根。（1960.11.24，[2] ）

1960年

府城公社大通桥大队总支书记、大队长陆世荣等一贯打骂群众。去年秋收时，陆等人私自关押小孩50余人。凡被关押的小孩，一不准见大人，二不准喝水吃饭，一关就是几天。（1961.3.3）

1960年

山河大队总支书记陈荣付，去年麦收时，叫社员苦战三昼夜。有一天鲁殿发在场上打磕睡，被陈用开水浇头，颈子上面皮都烫烂了。乔山大队长邓凡珍，去年春天以劝阻外流为名，将一个过路的搞到大队吊打，从身上搜出12斤粮票和12块钱，自己入腰包了。总铺公社凤兴大队生产队长王云龙逮到小偷李以俊，用铁火叉烧红了烙嘴，烙烂流血。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韩付田，去年逮到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4个手指。黄湾公社淮丰大队小队长张殿宏逮到偷青的社员王小脚，用铁丝穿上耳朵，并用铁丝捆着手吊在木梁上。三小队支书黄开俊，指使亲信余往和胡作非为，将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偷青)用铁丝把两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并对小孩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星火大队支书钟克昌利用妇女小青的过错，在田里强行奸污。板桥公社浙塘大队长孙玉昌，逮到一个偷青妇女，打倒在地，用枪捣妇女的阴部。（1961.2.1，[1] ）

1959-1960年

【武店】公社7个书记中有6个有问题，有3个是五类干部。……赵楼大队副赵传举恶毒地说：“群众是奴隶，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全大队没有一个好人”。去年一年他打过30多个社员，有的被打伤，有的被处死。群众称他是“活阎王”。……全社原有生产小组长以上干部1163人，犯有违纪错误的达265人，占22.2％。这些干部利用各种手段处罚群众，捆绑吊打、拘留关押、扣粮扣饭、罚劳役等。全社被体罚的群众有 1285人，其中被处死的95人，被扣饭的1622户，3760人。不仅如此，他们还贪污腐化，多吃多占，甚至拦路抢劫…… （1961.4.18，[5] ）

1959年

【1959年县委六级干部会议】到会的4891个干部，经济账目不清的4062人，占到会干部数的 87.14％。其中贪污662人，占有问题干部的16.3％；挪用962人，占23.8％；超支1327人，占32.66％；占小便宜377人，占 9.28％；铺张浪费734人，占18.07％。共贪污39 004元，挪用41 788元，超支101 345元，占小便宜2113元，浪费720元，合计191 511元，人均47元以上。（1959.6.5）

金辉曰：凤阳县经济帐目不清的4062名干部，共贪污、挪用、超支、占小便宜和浪费191 511元，人均47.15元。这一统计数字，在今天看来，是有些太“微不足道”了。如果和世纪末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比起来，三年灾难中凤阳县的有问题的干部，不仅连“小巫”也算不上，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两袖清风”了。但是，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在一个农民的年收入只有十几元、几元的情况下，47元不仅意味着只是剥夺了几个人、十几个人的劳动所得，更在于它实际上就等于绝了那些已经一无所有的农民的活路。就像在人均只有几两甚至不到一两粮食的时候，那位一顿吃1斤多粮、被群众称为“陈小刀子”的生产队统计员，他一顿就吃掉了不止一个农民的救命粮，这确实比直接用刀子剐人肉吃还更要命。为一双胶鞋活埋一个人，与为抢银行而杀人，其谋财害命的罪行是一样的。

饥民人相食，是让人涕下怆然的人间惨事；而官员利用权力逼人致死，则是更为恐怖的人相食，尽管他们的嘴角没有吃人之后的痕迹，他们的手上没有屠杀之后的鲜血。

1960年

燃灯大队副队长高金川见财起意，他看到一过路病人脚上有一双新胶鞋和一包行李时，人还未死就让他给活埋了。（1961.2.10，⑷.）

1960年

赵【玉书】1960年1月在公社党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布置:不准拾被抛弃的婴儿。他说：“丢小孩的都是坏人，不能拾，越拾越多。”由于这一布置，使不少被抛弃的婴儿失去了生命。（1961.）

1960年

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恶劣的是黄湾公社张湾小队规定死了人不准戴白布，叫人披红！（1961.2.1，⑴.）

1960年

万山大队雷兴生队长马林法规定：埋人要交税。每埋一个人要交二斤酒，一只老母鸡。少年社员马林英的爷亲死后，到姐姐家借钱买酒，给马林法喝了，才给埋。埋时又将死人的棉被和衣服剥光拿回家。（1961.2.10，[4] ）

1960年

又如李武大队长苏和仁活埋社员徐开兰，徐曾当面批评过苏贪污病院的油，去年，当徐发生严重浮肿病后，苏不叫医生进行治疗，说:“痨病鬼，治不好。”以致徐病日趋严重。之后，苏乘乡里来人检查病院的机会，企图将尚未断气的徐开兰活埋。当时小孩在场哭闹，不好下手。就用饼乾将小孩哄走，把徐用稻草盖上，抬到外边活埋了。徐在被活埋前还惨叫:“给我稀饭吃!” （1961.2.10，[4] ）

1960年

乔山大队山西生产队长黄学昌、副队长陈开峰经常以开会名义，集中干部赌钱。为了掩盖群众的耳目，便于他们偷吃，竟利用群众怕鬼迷信(因死人多)，每晚在庄前庄后学作鬼叫，吓唬社员关门睡觉，然后大吃大喝。（1961.2.10，[4] ）

金辉曰：人间地狱。确实是人间地狱。就是十八层地狱，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吧。

在这里，笔者发现自己的语言是如此的无能为力。我们一直生活在人间，我们的语言都是用于表达人间的情感、描摹人间的事物的；而面对这黑暗无以复加的地狱，我们无可言说，也无言可说。

劫后余生----悲惨世界

按：大灾难过后，凤阳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房倒屋塌，满目凄凉。侥幸活下来的人们，拖着病弱的身子，在洒满自己血汗的土地上，倾力经营着浸透了苦水和泪水的日子。

谢天谢地，这一劫的灾难总算过去了。

1962年夏，最高决策者又发出了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老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1959-1960年

随着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劳动力也大大减少。1958年全县劳动力158272人，现在只有106025 人，减少52247人(包括死亡、外流、上调等)，占36％。

土地大量荒芜。据统计，1959年荒田310696亩，占耕地1446991亩的21.47％。1960年荒田537 976亩，占38.1％。最严重的是武店公社，去年(1960)荒田25247亩，占总田亩的48％。刘府公社万塘小组原有600亩耕地，去年荒掉300 余亩。小溪河公社乔山大队荒地连片，甚至有的地方6000亩不立苗。山河、新华等大队也都出现几里路不种庄稼的荒凉景象。插秧失时，种下不管，收割不尽，这是普遍现象。

产量下降惊人。凤阳去年是个风调雨顺基本不旱不涝的好天气。但是，因为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社员劳动情绪低落，各种农作物却下降到惊人的程度。去年全县粮食产量为99041100斤，比1957年的271610 000斤下降63.5％。生猪去年饲养量81666头，比1957年饲养量145839头，下降到43.4％。家禽家畜的生产也都下降到惊人的地步。

耕畜大量减少。1958年实有耕畜37619头，两年来减少13763头，占36.6％。剩下来的 28178头中，尚有一部分由于管理不善，缺草少料，身体瘦弱。还有一部分耕牛，呵了鼻子不能使用。刘府公社原有耕畜6063头，死去2818头，占 46.5％。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两楼生产队原有牛驴49头，死掉35头，占71.5％。有的地方扒房取草喂牛，有些地方牛无人管理，到处散放，家牛变成了野牛。山河大队三管庙小队原有12条耕牛，一夜被偷走11条。仲庄子耕畜45条，全部死亡或失踪。

农具大量破坏。1958年全县原有犁、耙、车等共32882件，两年来共减少14071件，占34.5％，约价值70万元。武店公社原有5004件，减少2717件，刘府公社原有5947件，减少3024件，总铺公社原有2611件，减少1364件，都在 50％以上。刘府公社万塘大队小朱家原有犁耙18件，现仅有3件。农具不加管理，损坏、破烂、丢失相当普遍。由于农具大量减少和破烂，到了大忙时期，在一部分地区就成了你偷我，我偷你，乱拉、乱拖、乱偷现象。

房屋大量破损倒塌。房屋由于年久失修，破烂倒塌，残垣断壁，少门无窗，到处可见。1958年底共有房子 224143间，两年来共扒掉、倒塌39555间(其中倒塌25 266间，扒掉13400间)，占17.7％。全县有29个村庄的房屋扒、拆、倒光。小溪河公社原有房子33088间，现有23023间，减少13380 间，占31.4％。总铺公社原有房子15781间，现有12441间，减少21.8％。刘府公社小屿庄原有房子118间，现有34间，减少71％。在现有的房子中，一大部分破漏不堪，断梁缺柱，倾斜露天。群众反映说:我们住的房子有三怕：一怕夏天太阳晒，二怕下雨挨淋，三怕被风刮倒。刮风下雨搬家到处都有，倒房子砸死人的现象也有所发生。（1961.2.1，[1] ）

1961年6月

现有耕牛中能使用的仅15289头，平均每头耕牛负担耕地92亩。全县3000个生产队中，平均每头耕牛负担30-50亩的仅有360个队，仅占11.9％；负担50-100亩的1559个队，占51.9％；负担100-200亩的1035个队，占35％；没有耕牛的250个队。（1961.6.9）

1961年

武店人民公社1958年建立时，共有大家畜6940头，现在只有3217头。大型农具1958年共有 6012件，现在只有3357件。（1961.）

1959-1960年

【武店公社】1958年以来，特别是1959年冬和1960年春，大批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牲畜大量减少，农具严重破坏，房屋倒塌，土地荒芜，粮烟产量下降。据调查统计:

全社3年死亡14 952人(1960年就死亡11 992人)，占总人口的27％，严重的地方死亡人口达50％以上。凤淮大队小唐家96人，死掉52人，占54.16％。3年外流人口达3766人。

大家畜减少2594头，占原有的37.3％，大型农具毁坏2655件，占原有的43.3％。

房屋减少5895间，占原有房屋的17.4％。

粮食减产，1960年只收了1100万斤，比1959年的1631万斤减少531万斤，比1958年的 2493万斤减少1385万斤。1960年全社18万亩土地有收益的只有10万亩，种上无收的2万亩，荒掉的6万亩，占总田亩的 33％。（1961.4.18，[5] ）

1960年

小溪河公社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摧残，严重的恶果：人口外流、疾病死亡，劳力减少，农具损坏，良田荒芜，产量下降，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据初步统计:

1958年全社有56470人，现有37469人，减少34.7％;

劳力原有23172人，现有14092人，下降39.1％；

耕畜原有3990头，现有2672头，减少33.1％；

今年全社荒田106148亩，占总田亩的37％；

粮食产量很低，今年的秋季预产只有6634400斤，每亩平均合52斤。

另外，有12个小组没有牛；5个小队55个小组、60个庄子、122个食堂没有猪；18个小组没有家禽。乌云山生产队原有土地3634亩，今年荒掉2100亩，占58.3％。官塘小队郐庄子23户，今春全部外流，目前仅回来11户44 人。（1960.11.24，⑵.）

1960年

山河大队1958年有5536人，现在只有2970人，其中死亡1558人，占总人口的28.1％；劳力下降1375个，占整半劳力的48.8％。

1958年有耕畜668头，平均每头负担土地38.5亩，今年只有341头，平均每头负担71.8亩。

全大队共有土地29 693亩，到今年夏天就抛荒11 455亩，占总田亩的44％。

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是270万斤，1959年总产为181万斤，1960年总产只有115万斤。

社员的收入:1958年人均24.6元，1959年人均18.57元，而今年还要降低。（1960.11.24，⑹.）

1960年

凌西生产队1960年与1957年对比。

户数：1957年27户，1960年24户，减少11％，其中死光1户,外流2户。

人口：1957年144人，1960年90人，减少35％。劳力:1957年71人，1960年42人，减少41％。

耕畜：1957年17头，1960年7头，减少59％。

大农具：1957年21件，1960年3件，减少86％。

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

粮食：1957年总产118500斤，每人平均823斤，1960年总产29400斤，下降75％，每人平均326斤。

油料：1957年总产1450斤，1960年没有收成。

猪羊：1957年27头，1960年没有一头。

家禽：1957年150只，1960年没有一只。（1962.）

1960年

武店大队分值年年降低，社员收入年年减少。这个大队1958年收入尚好，平均每人分得37.7元。1959 年总收入降低了34％，每个劳动日分值0.082元，每人平均分得9.85元。到了1960年，总收入又比上年降低44％，每个劳动日分值0.051元，每人平均分得4.57元。社员王中友说:“当社员不如老母鸡值钱。去年一年累到头，只见到5元钱，一只老母鸡一年生140个蛋，还收入五、六十元。” （1961.）

1960年

凤淮大队1958年粮食总产量157万斤，全年总收入38.1万元，扣留后，人均78.87元。1959年粮食总产127万斤，总收入14.1万元，扣留后，人均29.35元，比1958年降低63％。1960年粮食总产59万斤，总收入7.7万元，扣留后，人均4.4元，比1959年又降低85％。（1961）

1961年

1961年底全县孤儿2389人，其中男1493人，女906人。以年龄分：1-3岁48人，4-6岁 296人，7-9岁798人，10-15岁124人。全部孤儿已收容247人，未收容1964人。

孤老1527人，其中男658人，女869人。按年龄分：60 　65岁910人，66 　70岁359人，70岁以上258人。全部孤老已收容258人，未收容1269人。（1961）

1962年

全县有孤儿3304人。其中:公社收养702人，大队收养704人，群众代养908人，单独生活990人。

孤儿缺衣情况：缺衣人数2794人，缺棉衣件数3871，缺棉被数535，缺鞋数3204。（1962年冬）

1961年底

9月份统计，全县缺少寒衣者50 400人，占全县人口的20％，计缺衣52 000件。

缺寒衣严重的是老灾区小溪河等公社。小溪河公社泾庙大队缺棉衣的186人，占30％。其中泾中生产队97 人，缺衣又缺被的3户5人，缺棉衣的8户25人，缺被的2户4人，计14户35人，占36％。

我县孤儿2635人，缺寒衣的1850人，占70％。（1961年底）

1961年底

全县共有困难户12 166户，42 211人，占总数的16％，占总人口的15％。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人多劳力少，共有2800户，30 100人；

二、因患病不能参加生产，有980户3320人；

三、孤寡残废，失去劳动能力者，有1300户，1800人；

四、外流回乡遭受天灾人祸的困难户，1686户，4991人。（1961年底）

1961年

全县小学校舍2373间，因年久失修，目前，已有88间倒塌，224间光现（露天）了，234间随时有倒塌危险，583间漏雨不能用。更为困难的是尚有22所小学没有校舍…… （1961）

1961年底

生活安排在12月底已基本就绪，到1962年午季止，全县平均每人每天口粮6.4两。对于收成差的地区则规定，从现在到明年2月15日，每人每天标准在4两左右。2月15日到午季每天5-6两。（1961年底）

1962年6月

【1962年6月口粮标准统计】全县255480人，按75天计，每人每天平均0.7斤计，共需 13125000斤。

口粮、种子双缺的17个小队，1069人，缺口粮40 087斤；留足种子缺一部分口粮的400个小队，30 442人，缺口粮336 100斤。

午季留够种子和完成征购后口粮情况是:

除缺种子又无口粮的17个小队、1069人外，按每人每天平均计:

合0.1-0.5两的2个小队，110人；

0.6-1两的11个小队，754人；

1两-2两的41个小队，2910人；

2两-3两的63个小队，4772人；

3两-4两的104个小队，8094人；

4两-5两的255个小队，20499人；

5两-6两的440个小队，37369人；

6两-7两的610个小队，53104人；

7两-8两的892个小队，79059人；

8两-9两的273个小队，24956人；

9两-1斤的247个小队，22771人。（1962.7. 10）

金辉曰：此时，1962年6月，距省委、地委联合工作组进驻凤阳进行全面整顿已经有20个月。此时，粮食问题在凤阳依然如此严峻。0.1两是5克，0.5两是25 克，1两是50克……而一人一天平均即使有5克粮食，也不算是“无粮”。可是，一天靠5克粮食，人能够活下去么？并且，凤阳人已经经历了三四年的大饥馑，而人们靠这么几克、几十克粮食，确实就活了过来。任何有过哪怕是一天的饿肚子经验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心中发紧。

人们只能惊叹中国人的超级忍耐力和超级生命力。

历史指示着一种惊人的韧性。这韧性维系着几千年的岁月，这韧性支撑着一个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没有这韧性，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就不可能有今天；没有这韧性，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也不会仅仅是今天这个样子。

1960年

小溪河公社新大大队社员张新兰，1959年春因生活困难，全家外流滁县2个月，同年8月又带领两个小孩外流到娘家过。1960年3月回家，丈夫死了，一个妇女带4个孩子生活(最小的5岁)。1960年夏季当地口粮标准名义上规定1斤，因包产不落实，实际仅半斤。午收结束即断粮，早秋作物搞一点吃一点，食堂经常停伙。她家因小孩多吃不饱即不断偷青，自己交代小孩偷大麦约100斤，本人藏小麦150斤，还偷小秫秫、玉米、谷子等。偷的粮食大部被干部查出，拿出少量分吃了。为偷青张曾被斗两次，第一次在会上承认了错误，表示不偷，可是第二天就饿了一天，又得偷。张新兰以此被逮捕，判了3年徒刑。家中丢下4个孩子无依无靠，全靠左邻右舍帮助。

第二次在会上挨斗时，张新兰说:“不偷无办法，小孩饿的哭，偷了你们看见就拿去，看不见我就吃，今后我还要偷。” （1961.9）

金辉曰：彻骨的冰寒从心底传遍全身。难以名状的恐惧和悲凉笼罩了一切。

这是一篇让人脊背发冷毛发倒竖的文字，这是一个看了之后夜晚要做噩梦的东西。

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泣。掩卷闭目，潸然泪下，悲从中来，不寒而栗。“饥寒困苦，他处人所不能忍者，独能忍之”，又岂止是凤阳人呢。忍饥受饿，忍气吞声，忍辱含垢，忍泪饮悲，逆来顺受，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九死不悔，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美德么?灾难并不是最可怕的东西，但是在纯粹由恐怖造成的灾难中，首先被摧毁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人之为人的人性。恐怖到达极点，无论是制造恐怖的人还是承受恐怖的人，都已经蜕变为非人。陕西省博物馆藏有一块题为《荒岁歌》的碑刻，记载着清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大旱中人相食的情景:“……饥饿甚，实在难，头重足轻，跌倒便为人所餐。别人餐，还犹可，父子相餐甚不堪……人肉竟作牛肉卖，街市现有锅儿煎。家有亡人不敢哭，恐怕别人解机灵。尸未入殓人抢去，即埋五尺有人剜……”1929年，陕西一带又发生大旱，在无数起人相食中，还有这样一幕。一群30余人的土匪下山抢饥民反被击毙，并顷刻为饥民所尽食，众饥民兴奋道----当时的报章报道----土匪之肉较之饿毙饥民肥美多多矣……

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使得中国人沦丧到这步田地?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让我炎黄子孙独罹此殃？

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所谓的“在劫难逃”么?

多灾多难兮吾中华。

站在这片忧患绵绵的土地上，面对劫后余生的父老兄弟，拂去血腥沉痛的史册上的重重罪恶尘埃，我感受到良知的巨大谴责。

三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那场大灾难，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那场大灾难属于全人类。它是整个人类的耻辱，是这个文明世界的悲哀，是现代人类的一块永远的疮疤。

也许，在这颗人口日益膨胀、资源日益短缺、生态日益恶化、贫富日益悬殊的星球上，这不过是一场人类大劫难的序幕。

立此存照，永志不忘：在发明了原子弹和氢弹、电子计算机和宇宙飞船，在实现了“绿色革命”的20世纪中叶，人类的五分之一成员，曾经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中死死生生和生生死死。

人最不了解的是人本身。对人类造成最大伤害的从来都是人自己。

而今，我用我的同胞的血泪、白骨、悲辱和苦难，建造起这座人类灵魂的审判台。让人们在这里透视人性的内秘，感知人之为人的内涵，并扪心自问：

苍天在上，正在走向21世纪的人类，可有足够的理性、力量和智慧，阻止这类大悲剧、大灾难和大毁灭的重演么？

━━ 我们不知道。

注释

[1]　凡文末注1者，均出自：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后兼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下同。）

[2]　凡文末注2者，均出自《中共凤阳县委向省、地委的报告》，1960年11 月24日。下同。）

[3]　凡文末注3者，均出自《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1961年 1月。下同。）

[4]　凡文末注4者，均出自凤阳县委：《关于小溪河公社坏人当道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年2月10日。下同。

[5]　凡文末注5者，均出自《武店公社党委关于整风整社情况的报告》，1961 年4月18日。下同）

[6]　凡文末注6者，均出自《关于山河大队“五风”情况的调查报告》，1960 年11月24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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