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回忆李讷与阮铭在文革中的秘密活动[转贴]

lrm2222 · 发表于 2010-5-9 12:50:13

文革内幕：红卫兵组织到底是自发造反还是受毛操纵奉旨行动？

摘自《聂元梓口述自传》

北大的车子送我到钓鱼台门口，叫我约定到城里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地方去等他，然后他再接我走，叫我说一个地方。我曾说：要到什么地方让学校的车送去好了。王广宇说，学校的车不能送我去。他让我指定一个彼此都认识的人，到那个人家里去接头。我想，党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一些办公、休息的地方对外是不公开的，不便于直接出入。这样，我同意了他的安排，提了他也认识的阮铭家里(□□部后院)。王广宇说，那你就按约定时间在阮铭家里等候，我们的汽车到了，不进他家，就按几声喇叭，你听到汽车喇叭响就出来。让他这么一安排，这和电影上在国统区搞地下工作一样了。

第二天我先到了阮铭家。当时在阮铭家里还有陆善功和阮若英。我对阮铭讲了毛主席叫我去上海串连的指示，并且动员阮铭和我们一起到上海去。拉阮铭去，是想着人多势众，而且我很看重阮铭的才干。经我再三劝说，阮铭才说他当下去不了，随后再去上海吧。他还说，就是要到上海去，我们也不能和你们一起去。我和阮铭讲这番话，陆善功和阮若英都在场听到了。

这时，王广宇到了。我就出来上了车。在车上，我又对王广宇讲述了毛主席要我到上海去串连的情况。

这样子，我只好是把有关的材料都带在身边，跟他们走了。他们把我带到花园村附近的一个中央文革招待所——当时中央文革搞了很多记者搞动态，这个招待所就是他们这些记者住的。他究竟要把我接到什么地方去，我问了几次，王广宇都没有告诉我，当我到记者站后，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呢。(后来，还是问食堂的厨师，才知道这是中央文革记者站的招待所。)

王广宇把我送到招待所楼下的一间房子里，他问我，你都带些什么材料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带来了？他关心的不是其它，就是关心我有没有把材料全都带来。我告诉他，所有的材料都在这里了。我把材料递给他，他就把这些材料都包起来，用事先准备好的封条封起来，要带走，说是放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替我保存起来，我什么时候要用，就随时找他好了。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是凶多吉少，这不是变相地没收了我的有关材料吗？但是，我也毫无办法，只能照他说的，把材料交给他。他又安排我住到楼上的一个房间——这一栋楼空空荡荡。楼上，每一个房间都摆着几张床铺，可是，就是没有人住。他告诉我，吃饭在楼对面的食堂，自己去买饭票。不要随便出去，即使是在院子里也不要随便走动，也不要给外面的人打电话。连家里的电话也不要打。当时我就明白了。这不是什么高级的宾馆饭店，住宿条件不算好，连被褥都是里子面子一样白，而且是自己到大食堂去买饭。我明白了，我是被软禁了，这是让我受审查。

住了一两天，我给王广宇打电话，说我不能在这里住下去，我要走了。他说要请示一下首长。请示的结果，说是同意我离开。这样，江青找我的意图，什么为了我的安全啊，爱护我啊，这一切全都明白了。我心里猜测，江青是怀疑我和王任重的关系，她要我把所有的材料都带过去，是要通过文字查我和王任重的联系。当时正是王任重出事之后。

因此，在为到上海串连做准备期间，我先后对校文革成员和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阮铭、王广宇等讲过毛主席指示的情况，这决不是李讷的一句话就能全然否定的。

我住在中央文革招待所，无所事事，心中充满了焦虑。学校的运动，和到上海串连的准备，都令我牵挂。我很想听到让我住进这个招待所的缘由。因此，我就给王广宇打电话，请他把李讷找来玩儿。我想，从李讷口中是否可以打听得到什么有关情况。李讷来了招待所，我就问她，毛主席和江青对北大有什么说法，有什么意见？李讷说，他们从来不在我面前谈论这些问题。

从李讷那里没有探明虚实，我就再给王广宇打电话，坚决要求离开。王广宇经过请示，同意我离开，也允许我向外面打电话了。

我离开花园村招待所之前，16日晚上，王力来花园村招待所看过我一次。他是来为我住进花园村招待所一事做个了结的，而不是像他后来所言，是指派我到上海去。他明明已经知道我要到上海去，而且即将成行——我在政协礼堂对他讲过了。我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而且不止是我一个人去，孙蓬一他们都去，动静很大。——王力对我说，你们是群众团体，你们到上海，不要打中央文革的旗号，你到上海串联，主要是你们自己行动，有急事可以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有事情可以找上海记者站的记者，姓甄，甄文君。因为你们是群众出去串连，就是找甄文君，也要注意方式。王力指示这些情况，离开花园村以后，我对北大的校文革成员，和一些比较熟悉的人，都讲了。就是没有讲江青对我进行审查的事情。情况很复杂，我没有办法说，也说不清楚，我不能对别人说啊。我只是说，是中央首长安排我住在这里，有特殊情况的。

14日晚上，我在校内开会，讨论王力、关锋让写材料的内容及我和孙蓬一等人准备去上海串连的问题。会后，我回家接到王广宇的电话，说“首长江青为了你的安全，叫你立即带上你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材料，住到另一个地方去。”我问为什么？他没有告诉我。我坚持不去。王广宇说：我们都要执行“首长”的指示。但当晚我没有同意走，商定第二天(15日)下午到阮铭家里接我。

第二天，当我到阮铭家里时，陆善功和阮铭的爱人都在。我对他们说了我和孙蓬一等人要去上海串连了，是否对他们明确说是李讷转达毛主席指示让我去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决不会说是我们自己决定去上海串连的。我动员阮铭同我们一块去串连，还告诉他“中央文革”叫我去住几天，王广宇一会儿就来接我。

王广宇2时许来接我时，阮铭爱人和陆善功都先后走到院子里送我，见到了王广宇，没有多说什么，我就上车了。在车上，我又告诉了王广宇，我和孙蓬一等人准备去上海串连，校内工作由李清昆、姜同光主持。还说我在动员阮铭同去，他同意了，但是没有最后决定。

2)毛主席特派李讷来校找我密谈。第一次，是1966年11月12日下午。本来，上午李讷找我没有找到，由校文革办公室通知我下午2时许，在校内五院组织组套间办公室等候李讷。李讷来后，先同大家(孙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陈葆华、付治文等人)一块儿谈，随后李讷辞退了他们。我提出可否大家一块儿谈？李讷说要同我自己谈。随后我陪同她到里间办公室。李讷对我说：“主席批评了我。主席问我最近到北大来了没有？我说去了。问我见到你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批评我说，你去北大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所以，今天主席特意让我来看看你，问问你最近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我对李讷向毛主席表示了谢意，汇报了学校运动的情况，请示了存在的问题，说了运动下一步不知道做些什么？我在抓三线分校建设。请示了存在的问题：对被群众冲击还在集中管理劳动的校系一批干部、教员、教授和陆平等人怎么办？还说学生和有些教员、干部都出去串连了，学校事情不多，我也想去外地看看，到上海串连去。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李讷没有表示什么，她说回去向主席汇报。

正在谈话时，发生了砸校刊的问题。李讷到窗前观看了情况。表示很气愤。她对我说，你太软弱了。这是反革命行动。(当晚，李讷派“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调查现场，指示抓人。)孙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等人原来都在旁边办公室等着，想听听李讷对我说了些什么新情况、新指示呢，因为校刊被砸，有人来告诉这个情况，李讷说要去看看现场，谈话也就结束了。孙蓬一、姜同光等人问我她谈了些什么，我说是毛主席让她来的。我汇报了学校的情况，请示了以上说的问题，没有详细对他们说什么。我们就陪李讷去看砸校刊的情况了。

第二次李讷来，是11月13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到校文革办公室找我的。李仲钦告诉我李讷来了，我迎接了她(办公室其他人也看到了)。李讷说，快下班了，我陪你回家去谈谈，也看看你的家。

回到家后，李讷对我说：你昨天谈学校的情况和问题，我都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学校的事情不多，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运动比北京开始得晚，现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发动的不够好，领导不够得力。同意你去上海串连，还希望你多走几个地方。李讷还说：你出去串连不能同一般学生、教员一样，到处跑跑看看，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你可以带几个人同去(到上海我们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捍卫团”。回京后我向李讷汇报时她批评我：“你们为什么叫‘捍卫团’？宣传毛泽东思想和路线应该叫‘宣传团’。”北京西城区有个“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是保守组织。)我问：主席对学校运动和请示的那些问题有什么指示？李讷说：没有。就是让你串连去。她还说，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全国的运动搞不起来，光你北大也不行。意思是北大的运动要等一等。她的话当时是怎么具体说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记忆是：北大运动不好再进一步做些什么，现在主要是推动全国运动的发展。李讷说这些话没有说明是主席的意思，还是她自己说的，但使我领会不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主席的精神。

李讷讲了以上的话，又说：主席还叫我问问你，关于你和王任重的关系问题，要不要他为你说几句话，保你一下？我说我同王任重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他对我的指示都是关于北大运动和成立校文革的问题，没有什么错误。谢谢主席！不需要为我说什么，等将来我若有重大错误的时候，再请主席保我吧。李讷笑了：你真爽快！

临走时，李讷说：要带谁去，你们自己考虑吧。希望你们作出成绩。

3)李讷走后，我很高兴，认为这是毛主席给予我的重要任务，也是对我的信任。为什么对请示的问题和北大运动没有指示？对我顺便提到的一个问题特意让李讷立即转告了指示呢？我进一步思考领会主席特派李讷来找我谈话的目的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并决定立即执行。

当天晚上，我先对孙蓬一等人说了李讷对我谈话的精神(因为李讷是找我密谈的，我不能全部按照原话传达给校文革的副主任和常委)，说了主席认为上海和外地运动发动得不够好，同意我去上海串连，还希望我多走几个地方，以及北大运动要等一等的精神。还讲了李讷说的去上海串连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并且可以带几个人同去，要我们自己商量决定。经我们共同考虑后，于第二天上午召开了校文革常委会，讲了李讷转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讨论怎样执行，谁同我去上海串连，谁留校主持工作？大家都是作为党交给的任务来执行的。如果不是李讷转告毛主席的指示(并且是常委亲自看到了李讷两次来找我)，校文革常委也不会同意我去上海串连的，更不会同意孙蓬一第一副主任也同我一块儿去。把工作交给姜同光主持，姜同光也不会接受的。从我们组成的人员来说，也是体现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的，特意让李醒尘参加。因为他是七人大字报作者之一。

王广宇证言说，王力让他去给我谈，接我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又说，他要到学校接我，而我却提出到阮铭家里接我，等等。王广宇思想有顾虑，证言不是完全真实的。实际情况是：

11月14日晚，9点多钟，王广宇给我家里打电话(从来他没有到北大来给我谈这件事)，说：首长江青很关心你，爱护你。为了你的安全，叫你带上你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材料，今晚住到另一个地方去。你让学校的车送你到钓鱼台门口，我去接你。我问为什么？王广宇说，不知道。我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王广宇说，不知道。首长没有说。我说，那我不去。没有必要。王广宇说，接你是首长交给我的任务。(王广宇始终没有讲过王力叫他接我的。直到这次开庭，我才知道是王力派他接我的。)我坚持不去，因为王广宇没有说接我出来住的原因。在电话上争执了很久，王广宇最后带强制性地说：我们都要执行首长的指示。我被迫答应了，但说今晚不行，我必须告诉校文革常委，工作也需要安排，否则他们找不到我。王广宇同意了，改为第二天下午。但他又不叫学校的车子送我到钓鱼台门口了，叫我到城里的一个地方去等他，然后他再接我走，叫我说一个地方。我曾说：要到什么地方让学校的车送去好了。王广宇说，学校的车不能去。我想党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一些办公、休息的地方对外是不公开的。这样，我同意了他的安排，提了他也认识的阮铭家里(□□部后院)。究竟要把我接到什么地方去，我问了几次都没有告诉我，当我到记者站后，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呢。第二天早饭后，我从食堂的师傅哪里才知道是“中央文革”记者站。

如果这不是骗我，为什么不告诉我是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不告诉我接我出来的真正原因呢？到底是为了什么“安全”呢？若是派我去上海，为什么叫我带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出来呢？

15日下午，我刚到记者站后，王广宇立即问我材料带来了没有？伸手向我要材料。事先没有商量，但他已经准备好了牛皮纸和“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封条，将我带的材料边包边说：首长说，这材料放到“中央文革”办事组，你什么时间用，打个电话给我，立即给你送去。还对我规定了几条：不准随便给外边打电话，包括学校和自己家里；不要出去，在院子里也不要随便到别处去。对这一切，我还没有来得及想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已经派服务员送我到住处去(1号楼)了。他说，你在这里休息休息吧，我回去了。

当时，使我感到，他关心的就是我带的这包材料。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材料中有王任重给我的指示，及笔记本等材料。并不像王广宇在电话中对我说的那样“是为了关心、爱护，为了我的安全，”住到这里来的。我不理解当时发生的一切。住下，我等着有人来看我，看说些什么？可是一直都没有人来，冷冰冰的，我一个人住在一座二层小楼里。16日，我等了一天，也没有人理我。我想，准是江青怀疑我和王任重同志的关系了，认为我没有找过她，而找王任重谈工作多了。但究竟是为什么，我还弄不清楚。

16日晚饭前，我给王广宇打电话，让他约李讷当晚来玩。我想与李讷聊天中得知一些情况和原因。如果不是我找李讷来，直到我走，都没有人理睬。17日晚上，王力才来照了一面。同王力谈话内容已写成材料，主要介绍我们去上海后找记者站负责人甄文君，帮助我们了解情况。

我同李讷谈话没有了解到任何情况。从我当时的处境和接触的实际情况，已经证明：我是被骗出来的。怀疑我同王任重同志的关系；怀疑我手中有别的什么材料。在当时，不可能抄我的家(后来抄了4、5次)，只能采取这种骗人的方法，让我带上材料，人来后搞突然袭击，带强制性地把我的材料要走。说是“保存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实际上，已经不属于我了。

这种秘密方法接出来，不是为了骗人吗？采取这种做法，不是软禁审查吗？否则，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条件干什么呢？如确是出于关心、爱护，为了什么安全的话，来了，应热情、坦率地相待，说明原因，材料放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应与我商量同意，而不是带强制性地拿走(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人对我说明)，也不是鬼鬼祟祟，明明是东偏说西，甚至住的地方名称都不告诉我。这一切，能说明我是来参与阴谋活动的吗？哪一点是信任、相勾结、积极追随的表现呢？

关于这个问题，江青还有一段继续骗人的话。1968年3月8日凌晨，江青、陈伯达同我谈话时，江青说：你那包材料都叫王、关、戚搞走了，你不要再跟我们要了。可见江青是重视那次骗我出来要材料的，过了两年又谈及此事。实际上材料还在“中央文革”，还在她的手里。

所以，只要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江青秘密接我住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实质是很清楚的。至于林江集团一伙有没有其它目的？我不清楚。把我同他们的反革命夺权阴谋密谋活动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就是王力、王广宇证词中的那句话，是不能作为什么定案根据的。

聂元梓

（1921－）女，河南滑县人。中共党务工作者、政治活动家。
1934年就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其兄聂真为中共滑县组织创始人之一。受其影响，1937年到太原市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1938年在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中共。1939年到延安学习、工作。1947年调任哈尔滨市委理论处处长。1953年定为行政12级，进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1963年调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第一次婚姻存续了15年，育有3个子女。1965年的第二次婚姻存续期不到一年。
1966年5月25日在《五一六通知》刺激下，与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接触后，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经批准，6月1日向全国广播。赶走工作组后当上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8月18日被安排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接见。
11月组织“新北大、新师大（华东师大）联合造反兵团”，煽动揪斗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领导人常溪萍、曹荻秋、陈丕显。1967年组织“除隐患战斗队”，指控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为“叛徒”，在《新北大》报上连续刊登攻击朱德的文章，印发55万份。签名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当选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春夏北大拥聂反聂两派大规模武斗，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同年11月当选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被分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
1971年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1975年转回北大仪表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被捕入狱。1983年3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4年6月她准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老旧二居室里独居。曾化名王兰做生意致富，资助家乡建设。1999年起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600元生活费。晚年生活简朴，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坚持锻炼健身疗病。
著有自传《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５年１月），网上已有部分批载。

（参考资料：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涂光群，《聂元梓——从造反到炼狱》，见《人生的滋味》，中国工人出版社）

文章提交者：top_gun 加帖在史海钩沉【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立即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