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女儿回忆：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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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即罗点点，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小女儿，近年来写了若干关于罗的回忆文字，发表于《当代》1998年第4、5期的《点点记忆》则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篇，因为它不仅仅是为父辈歌功颂德或叫屈鸣冤。



“扩大”开会

    决定罗的下台的1965年12月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文革”已酝酿就绪，为了争取林彪的支持，罗必须下台。点点这样解释这次会议：

    60 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是被写在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召开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使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

    但这个会议谈不到有什么民主：１、事先知道会议内容的人极少，毛、林、周三人之外，只有叶剑英和杨成武（他们在会后分别接任了罗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之职），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不知道；２、被整的罗一到上海就被软禁，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会议，更谈不上解释和声辩；３、以政治局名义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却是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唱主角，她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主题发言；４、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不以叶群的发言为真，却丝毫不妨碍会议通过事先定下的结论。

    扩大开会早就是政治策略之一。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毛反对项英等人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主张，但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他。为此毛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他指挥下的一些军事将领与会，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8月18日，中央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和总政治部承办军委扩大会议以肃清彭德怀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发言，发言的也只限于“浅表态”性质。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向毛反映“会议开得遭受透了”、彭“根本不服庐山的气”等等。毛于是决定会议延长，与会范围扩大到全军师以上单位的正职干部，由原来的140人扩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 22日，再次扩大了的扩大会议开幕，分怀仁堂主会场和紫光阁分会场，林彪主持，毛、刘亲自作了定调性讲话。如此加强火力后，不但彭德怀得到彻底批判，还真的揪出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反党俱乐部”成员，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检讨。会议完满地达到了目的。“扩大”使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

    “扩大”会议的巨大效能，在于被扩大进来的人或者是会议组织者的赞同者，或者是地位较低没有与会资格的人，他们对上层斗争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把应邀与会看作是一种荣誉，一切听从领导上的吩咐。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届中委只有40 到会，不到总人数的一半，“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却达74人，占与会总数133人百分之五十七。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要在这样的会议上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还不是易如反掌？实际上，有“扩大”就有“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比如政治局会议可以不让与组织者意见相左的政治局委员与会，“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领袖反倒可以参加中央全会，党代会选出来的正式中委却无法与会。这就强化了个人独裁，他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决定让谁参加会议，以收“一致通过”之效。

    每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达到目的关键是选择好开会的人。高岗等人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刘少奇）”，调子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毛希望会议早点结束，要周恩来做结论，但周很难作结论， “他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陈、邓明白自己要充当的角色，在会上既批评薄的错误，又强调不是路线错误，把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持续两个多月的会议终于结束了。

    这个道理饶漱石也懂。1953年9月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饶又想批薄，就说要请陈赓大将出席。“原来他听说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带部队在太行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不满；又知道陈讲话'没遮拦’，以为陈如果到会，能放上一炮。”不过，会议有时只是形式。薄一波命运的改变，表面上是陈、邓帮助说话，实际上取决于毛的态度，他完全可以听任会议按照高、饶的意图把薄整下去，也可以让陈、邓为薄解围。事实上，毛当时对薄还是信任的。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是一例，而罗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避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医院。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楞了一阵，说了声“快走”就去了301医院。“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逝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吧？”

                

常委会的列席资格

    罗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邵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

    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列席不列席的，却是由邵华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的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一个护士。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

    当然，吴君旭是个有判断力的人。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君旭）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这也许是毛的幽默之词。但在 1971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4月6日，毛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１１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　即使不具备吴这样的判断力，但只要是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对之礼貌有加。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就自己的病情给毛写信的同时，又给毛的秘书张玉凤写信，语气非常客气：“请你看后斟酌”，“一切托你斟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