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均：“革命”怎样成为“日常”——读革命日常史系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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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怎样成为“日常”——读革命日常史系列论文

刘源均

编者按：革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一些革命史的前沿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化同学们的历史认识。2026年9月，“史学论文写作群”的同学们在吕文浩和李俊领两位老师的指导下阅读几篇革命史研究论文，并撰写阅读报告。其中包括：黄道炫：《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宋弘：《“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宋弘《走进生活世界：“革命日常史”的研究旨趣与方法》（《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年第5期）；梁馨蕾：《革命“苦履”：中共军队的草鞋历史与记忆》（《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1期）；李奎原：《洗脚：中共军队的日常卫生与新型人民军队的养成》（《苏区研究》2026年第4期）。值此红军三大主力会师90周年之际，本号将阅读报告陆续推送，以求各位师友指正。

在通常的理解中，“日常”是平淡且重复的，“革命”则是动荡而激烈的，当这两个看似南辕北辙的概念碰撞在一起时，却能发酵出别有意味的历史学气息。其原因在于二者虽然在表象上是相反的，但在底层逻辑上却是相通的。正如致力于革命日常史研究的学者宋弘所言，“之所以要把日常与革命相连接，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共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深入灵魂的革命，也是一场深入日常的革命”（《走进生活世界：“革命日常史”的研究旨趣与方法》，《党史研究与教学》2022年第5期）。换言之，如果一场革命期望撼动旧有秩序，实现社会改造，就要努力把“革命”融入“日常”，以“日常”促动“革命”。因此，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观察革命，会得到比诸政治、军事、经济等宏观维度之下更加隐微且贴近生活的历史信息。

《“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革命“苦履”：中共军队的草鞋历史与记忆》（《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1期）以及《洗脚：中共军队的日常卫生与新型人民军队的养成》（《苏区研究》2026年第4期）这三篇文章正是在上述思路指引下做出的研究探索。尽管三位学者关注的具体问题各有侧重，但其中呈现出共通的关怀，即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影响中共革命实践的关键因素。乍一看，这些因素似乎无足轻重，实则能够勾连出革命时期中共军队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且这些困境对于历史中的人来说，往往具有后人所不易察觉的紧迫性。

譬如意在保护中共人员行动隐蔽性的打狗运动，其出发点并不难理解，就是狗吠会向敌人暴露军队行踪，而中共在华北根据地的活动空间本就因为日军的扫荡而不断压缩，如此情形下，看似细枝末节的狗吠就显得格外紧要了。围绕打狗，还牵连出中共动员和民众反响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以小见大的中观及宏观关怀，文章的立意因此得以拔高。此外，特别值得玩味的还有打狗运动中的“动作变形”，比如军队吃狗肉（实际本质上还是中共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中共对狗形象的象征化处理（将狗的形象从传统的忠诚、忠义变为“汉奸”“走狗”）等，这些细节给人以生动的“历史感”，也是“革命”成为“日常”后不得不面对的种种问题。

涉及草鞋和洗脚的两篇论文则存在一定的互文性，可以对看。两文都从中共军队的“脚力”着手，关注不为此前研究所重视的细节问题，且两文都试图将研究对象导向更具讨论空间的重要议题，草鞋关联到医疗防疫，洗脚则与革命记忆绑定在一起，颇具文化史的意味。由此可见，日常革命史的旨趣绝不仅在于“常”的层面，而是要将“非常”嵌入“日常”，借“日常”之事物反观“非常”之时局，这也是宋弘老师在偏理论性的《走进生活世界：“革命日常史”的研究旨趣与方法》一文中所传达出的想法。

除以上各篇外，本次我还阅读了黄道炫老师的《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一文（《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与把关注点放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上述论文不同，黄老师此文更像是一个“问题库”，论及根据地的衣食住行、民众心态、女性地位以及死亡、灾难、社会控制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等多种问题，这势必给后续的研究者带来启发。

通观统合在“革命日常史”主题下的这几篇论文，我发现其中有一些明显的相通之处，或可由此透视此类研究的核心逻辑与一般方法。

首先，在史料方面，上述各篇都不可避免地选用了多种时人日记和后人回忆录等叙述性、个人化的材料。这些反映“日常碎片”的材料中蕴含了大量充满现场感的历史细节，而如何从这些细节中发掘意义，与更高层次的革命史问题进行对话，则要取决于研究者的观察视角及其对史料的理解深度。

其次，在研究对象方面，革命日常史的议题往往会指向中共组织与地方社会（尤其是民众）的关系问题。中共对民众的政策总是兼具动员和控制这两个属性，一方面要调动民众自身的能动性，充分发挥其生产生活对中共革命的支持作用（譬如动员民众打狗或编草鞋），一方面也要保持对民众思想和行动的指导性，在必要时采取一定手段管理和规范民众生活（譬如不得已情况下采取“捏鼻子”式的动员方式、根据地时期的路条制度和通信检查制度等）。实际上，动员和控制本就是一体两面的问题，中共之所以能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革命局势下以弱胜强，恰是因为掌握了与民众和地方社会打交道的组织艺术。当然，这也是在中共领导人的政策引领和地方干部长期的工作经验中积累得来的，非一事一人、一朝一夕之功。

再次，既是笔者的一个观察，也是对“革命日常史”的一重困惑，即类似草鞋、洗脚、打狗等细节问题固然可以做，也能做得很出彩，但是限于材料和小切口的问题，这种“破题点”似乎具有一种不可复制性，且非对史料谙熟于胸者不能发现。换言之，作为初学者的我们在充分感受上述文章的知识性和可读性后，还应当思考此类研究的可模仿性，如果研究论题不好延展的情况下，学习研究思路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此外，在阅读上述文章后，我不禁联想到此前拜读过的吕文浩老师的《日军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彼时虽然尚无“革命日常史”这样的提法和理论文章，但实际上吕老师此文亦有从跑空袭这一战时“日常”洞见“非常”时代的自觉意识。可见，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命名总是晚于具体研究而出现的，这也符合从专题研究实践中总结抽象理论的发展规律。实际上，面对具体研究时，似也不必执着于区分和划定研究领域，只看进入研究对象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方法，而从事这一研究又能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历史提供多大的思想养分，由此，理论才能在这一不断实践和评估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来。

本文作者刘源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2026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微信公众号 学苑新苗 https://mp.weixin.qq.com/s/FFECB8_QuVRZmtbunkjS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