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罕逊：工农兵学员制度——从"教育革命"到"政治打手"的结构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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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学员制度——从"教育革命"到"政治打手"的结构性分析

钟罕逊

1970年至1976年间，中国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选拔机制，共招收约94万至95万名"工农兵学员"进入高等院校。这一制度以毛泽东"七二一指示"为理论依据，以"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为核心任务，被宣传为"教育革命"的创举。然而，历史档案与亲历者回忆揭示，工农兵学员制度在文革后期逐渐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学员被系统性地动员参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成为"四人帮"打击老干部、破坏教育秩序、维护极左路线的"帮凶"与"打手"。本文从制度设计、政治动员与个体命运三个维度，剖析工农兵学员制度的本质及其历史后果，揭示极权体制下"教育革命"如何蜕变为"政治驯化"。

一、制度起源："七二一指示"与推荐制的政治逻辑

（一）从高考废除到"推荐上大学"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同年6月，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招生，高考制度被彻底废除。此后四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处于事实上的停摆状态。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亲笔加写编者按，提出著名的"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正式确立"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招生办法。招生对象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同年10月15日，国务院向各地发出电报，要求按此办法招生。1970年当年招生41,870人，此后每年约20万人，至1976年共招收七届，总计约94万至95万人。

（二）"上管改"口号的权力内涵

工农兵学员的核心任务被概括为"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一口号看似强调学员的主体地位，实则蕴含深刻的权力重构意图：

"上大学"——表面上是赋予工农兵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实质是以政治身份取代学业能力作为入学标准。1971年北京7所院校所招学生中，高中文化程度仅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武汉大学招收的新生中，文科有45名是初小程度，理科有30%是高小程度，甚至有加减乘除也不认得的文盲。这种"去知识化"的入学标准，从根本上颠覆了高等教育的学术本质。

"管大学"——将学员置于与教师、行政人员平等甚至更高的管理地位。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语境下，"管"意味着对知识权威的否定和对学术自主的压制。学员被赋予批判教师、审查教材、参与校务决策的权力，教师则沦为"被改造"的对象。

"改造大学"——以意识形态全面替代学术标准，将大学从知识生产机构转变为政治斗争场所。这种"改造"不是教育方法的革新，而是教育功能的根本异化。

二、"上管改"的实践异化：从"学习"到"斗争"

（一）教育内容的政治化与空洞化

工农兵学员的学制为2至3年，但实际用于课堂教学的时间极为有限。据北京大学教改组1972年10月汇报，历史系1970级学员入学后上课14个半月，占入学2年时间的60.4%；下厂、下乡等非教学时间9个半月，占37.2%。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政治学习占据主导地位。

一位亲历者回忆："入学通知书上有这么一段：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肩负着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光荣任务。这就是当年有名的'上管改'口号。"另一位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回忆："我们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上'为轻，'管'次之，'改'为重。大学要改造，教育要革命，这'上、管、改'就成了某些学员监督老师改造的尚方宝剑，成了戴在教师头上的'紧箍咒'。"

在这种氛围下，"先生怕学生"成为常态。一位亲历者将这种现象与京师大学堂时代对比："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多为官员或举、贡、生、监等旧式学生。如仕学馆、进士馆的学生，来上课时均带着随从听差。每到上课时间，各房中便响起一片'请大人上课'的声音。上体育课就更热闹了，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我们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孰料'文革'革除了北大科学与民主的校风，革出来个先生怕学生。"这样的怪事竟然能发生在要引领“第三世界”走向光明的国度，真是极大的讽刺。

（二）"开门办学"与教学秩序的瓦解

"开门办学"是工农兵学员制度的另一"创新"，即把课堂搬到工厂、农村、部队，以"社会为课堂"。同济大学校史记载："学校不重视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而是一味强调以社会为课堂。因而，学校在上海和全国很多地方广泛联系'教学基地'，大搞'厂校挂钩'。"

这种"开门办学"的实质是教学时间的系统性侵占。一位辽宁工科院校的工农兵学员回忆："虽然学员都是来自工、农、兵，但是还是安排大量的时间去学工、学农、学军。还到农村组织农民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远新在推出白卷张铁生破坏大学招生后，还曾又令辽宁省的所有大专院校停止教学活动，全部到辽河修被地震震坏的大堤。本来学制只有三年，扣除以上活动占用的时间，真正的学习时间所剩无几，加上所用教材都是各校临时编的，有时还要请来'工人'与'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再上讲台讲几课，学员入学时文化层次差距本来就大，很难组织正常教学。"

更为严重的是，"工人上讲台""农民上讲台"成为常态。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语境下，专业知识被贬为"资产阶级学术"，实践经验被抬高为"无产阶级智慧"。这种"反智主义"教育模式，不仅未能提升工农兵的文化水平，反而系统性地摧毁了学术传承的链条。

（三）生源质量的结构性困境

工农兵学员的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但总体水平极低。1972年10月北京大学教改组的调查数据触目惊心：

历史系1970级56名学员中，高中程度10人，初中程度43人，高小程度3人。56人中学得好的、比较好的仅12人，占20%左右；学习一般的36人，占65%左右；学习差的8人，占15%；3人学习内容基本没有掌握。

西语系英语三年级共133人，抽查77人：甲类（语法概念清楚，可对话）25人，占33%；乙类（语法概念不清，中译外差）21人，占27%；丙类（语法概念有错误，中译外困难大）21人，占27%；丁类（达不到要求）10人，占13%。

这种生源质量的结构性困境，源于推荐制的内在缺陷。谢泳指出："推荐的主要标准是'政治表现'。推荐是中西方选拔人才的最理想制度，但它的操作性要依靠高度的诚信和法制保障，这两条当时的中国社会都不具备。"结果是"依赖权力和人情在运作"，"走后门"现象泛滥。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特地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南京大学"钟志民事件"更是轰动全国——1973年9月，南大政治系学员钟志民主动提出《退学申请报告》，承认自己是"通过走后门来上大学的部队学员"，其父"打电话给军区干部部门指名调我，把我送上了大学"。

三、政治工具化：工农兵学员如何成为"四人帮"的"帮凶"

（一）"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主力军

1974年1月，中共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这一运动表面上是批判林彪与孔子，实质是"四人帮"借批林之机打倒周恩来及一批复出的老干部。工农兵学员被系统性地动员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

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档案记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冶金系工农兵学员积极响应，行动迅速且决心坚定，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他们克服困难，带病坚持参与斗争，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种活动，如写大字报、准备批林批孔大会等。"中文系"七〇级党支部组织学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红与专'讨论，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对教学中出现的错误观点进行回击，并指出系领导抓党的基本路线不够清醒的问题"。历史系"赴南口厂小分队的工农兵学员也对教员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坚决斗争"。

这些"斗争"的实质是什么？一位亲历者回忆："1976年5－6月间，上面分配任务，调查已经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的'事迹'，用以驳斥所谓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我和几个同学、老师被派到上海调查了两个月，走了很多地方，一张北京市的介绍信上盖满了各单位的公章。"这种"调查"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治批斗的前奏——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证据"。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急先锋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教育领域也出现了恢复高考、重视文化考核的呼声。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对推荐办法进行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内容。但1973年6月30日，辽宁兴城县知青张铁生在大学招生考试中交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信，被"四人帮"宣传为"反潮流英雄"。这一事件成为否定文化考试、打击教育整顿的标志性事件。

1975年11月，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整顿工作不满，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公开提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将教育领域的整顿定性为"右倾翻案风"。

工农兵学员再次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1976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北京大学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将邓小平的整顿路线定性为"修正主义纲领"。在这篇文章中，"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的主体正是工农兵学员。他们以"主人翁"姿态，批判"智育第一""业务挂帅"，将重视文化知识、提高教学质量的努力污蔑为"复辟资本主义"。

西安交通大学档案记载：1976年2月27日，校党委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3月5日，校党委文章在《陕西情况》刊出。3月9日至10日，举办有91人参加的中层以上干部学习班。3月26日至27日，"第三届工农兵学员代表大会召开，360名学员代表参加大会，选出了41名委员，组成第三届工农兵学员代表委员会"。

这些"代表大会"的实质是什么？是工农兵学员被组织起来，以"群众"名义参与高层政治斗争。他们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四人帮"操控的"政治道具"。

（三）"上管改"作为思想控制机制

工农兵学员之所以能被系统性地动员为政治工具，根本原因在于"上管改"制度设计的思想控制功能。

第一，政治身份的优先性。工农兵学员的选拔以"政治思想好"为首要标准，这意味着入选者已经过政治审查的筛选，天然具有"听话"的特质。据1973年8月南京大学统计，在校生共2149人，绝大多数家庭出身都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仅有3人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这种同质化的政治构成，确保了学员群体的思想一致性。

第二，感恩心理的利用。工农兵学员大多来自基层，能够获得上大学的机会，被视为"毛主席的恩情"。这种感恩心理被转化为对体制的绝对忠诚——任何对体制的批评都被视为"忘恩负义"。一位学员回忆："我们这批人是被推荐上大学的，没有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进大学？所以当时对毛主席、对党是真心拥护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第三，"主人翁"话语的催眠。"上管改"赋予学员"大学主人"的身份，这种虚假的主体性使其产生权力幻觉，误以为自己真的在"管理"大学、"改造"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的"管理权"仅限于执行上级指令，其"批判"对象仅限于被指定的"靶子"。一旦越界——如1976年4月南京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学员参与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活动——立即遭到镇压。

（四）"打手"功能的典型案例

工农兵学员作为"四人帮""打手"的功能，在以下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案例一：批斗教师与学术权威

在"上管改"话语下，教师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工农兵学员被鼓励"批判"教师的"修正主义观点"。北京大学一位教师回忆："工农兵学员进校以后都以改造者自居，以知识分子为改造对象。"这种"批判"不是学术讨论，而是政治定性——将学术观点上升为"路线斗争"，将知识传授污蔑为"贩卖封资修黑货"。

案例二：参与"清查"与"深挖"

在"一打三反""批林整风""深挖五一六"等运动中，工农兵学员被组织参与"清查"工作。他们以"阶级斗争觉悟高"自居，审查教师、干部的历史问题，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同济大学校史记载："在进行'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的同时，学校继续开展'一打三反'和深挖'5·16'分子运动，继续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案例三：为"教育革命大辩论"制造舆论

1975年底至1976年初，"四人帮"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名，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工农兵学员被组织撰写大字报、召开批判会，将邓小平的整顿路线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人民日报》1976年2月17日文章《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中，"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的批判主体，主要就是工农兵学员。他们以"亲历者"身份，"揭露"整顿工作的"反动本质"，为"四人帮"的政治斗争提供"群众基础"。

四、历史评价：教育乌托邦还是政治闹剧？

（一）"教育平等"的虚假承诺

工农兵学员制度常被辩护为"打破阶层固化、实现教育公平"的尝试。但这种辩护忽视了制度的本质缺陷：

第一，以政治标准取代学业标准，制造了新的不平等。推荐制表面上面向工农兵，实际上"依赖权力和人情在运作"。干部子女、关系户通过"走后门"进入大学，而真正优秀的工农子弟反而因缺乏关系被排斥。钟志民事件暴露的正是这种"拼爹"逻辑。

第二，以"政治正确"压制学术自由，摧毁了教育的本质。大学的核心功能是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而非政治斗争的场所。当"政治挂帅"成为唯一标准，教育质量必然全面滑坡。有学者称之为"教育平等的乌托邦"，认为"用政治手段强行限制和剥夺部分公民的教育权利，又用政治手段强行将另一部分人塞进大学的做法，不能被称之为是真正有进步意义的教育革命"。

第三，以"阶级路线"排斥知识分子子女，制造了代际不公。工农兵学员招生对"家庭出身"的严格审查，使大量知识分子、干部、富裕家庭的子女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这种"血统论"的变体，与"教育公平"的理念背道而驰。

（二）个体命运的复杂性

尽管工农兵学员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但94万至95万学员的个体命运不应被简单否定。

一方面，许多学员确实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通过个人努力弥补了制度的不足。在北京大学，季羡林、冯友兰等大家都曾给学员执教，"有心学习、自制力强的学员是有机会得到难得的教育"。也有一些工农兵学员出身的同学后来成为院士的科学家。张德江、王岐山、王沪宁等后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人物，也是这一群体的成员。

另一方面，更多的学员成为制度的牺牲品。他们在校期间被政治运动裹挟，未能获得系统的专业知识；毕业后被分配到基层，从事与所学无关的工作；文革结束后，"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成为政治包袱，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中受到歧视。一位学员回忆："到三年学习结束时，为了体现'大学毕业当工人''大学毕业当农民'，学校连毕业证都没发。'文革'结束后，八〇年才补发了毕业证。"


（三）制度终结的历史必然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工农兵学员制度迅速走向终结。1977年，邓小平做出恢复高考的决策，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977年12月10日，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27.3万人；1978年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1979年，杭州市明确"不再搞过去那样的上山下乡"，对工农兵学员采取"就地或回城镇安排工作"。1980年年初，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走出校门，这一制度正式成为历史。

来源：微信公众号 学者钟罕逊 https://mp.weixin.qq.com/s/GI1F0z_W0726tafc09fs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