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平：我在宁波解放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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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宁波解放那年
方   平


1949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历史的大转折，我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大转变，这是值得永远纪念的那一年 。

一、亲历了鄞县师范后期学潮

1948年夏至1949年初，我在鄞县师范普师部就读。这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曾经发生过震动宁波城乡的“六二”罢课斗争，师生爱国进步思想基础较好，校内民主空气十分活跃。而后来因鄞县国民党反动当局更换了校长，校方对师生实施了反动统治，招来了同学们的极大不满。当时的学校学生自治会集中了一批进步青年，主席陆平一，是我在慈中时的学长，地下共产党员。后来我也被选为学生会的油灯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管全校各教室上夜自修课照明用的汽油灯。工作虽很平常，而责任倒不轻。好处在于让我参与了社会活动，接触了许多进步同学。那时学生会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取名“曙光社”，相互传阅进步书刊，还办了名为《曙光》的油印小报。这份小报除了刊登校内动态消息外，还传播自由民主进步思想，作者多是读书会的成员。记得有一期刊登了《新校长、新作风、剃光头、限校境》的文章，抨击校长夏某的行径。这一下事情闹大了，校方追查文章的作者，还搬来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扬言开除陆平一、萧树民两位编辑。在此关键时刻，翁心惠、陈宗慧（中共党员）等几位进步教师站了出来，坚决反对校方的决定。翁心惠甚至以辞职相威胁。最后校方给陆、萧两位同学各记过、留校察看的处罚。从此，同学们对夏某人一伙更加不满，更加对立了。

鄞县师范地处鄞西高桥，比邻四明山。山上常有一些民运工作同志来校串连，所以，我们能经常看到中共四明工委主办的《四明简讯》和解放区的一些进步书籍。我就曾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苏联翻译小说《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铁流》等。同学中还传唱《海上船夫曲》《山那边呀好地方》等一些革命歌曲。数学教师陈宗慧（时任中共宁波工委委员）在上课时总是要夹带着讲政治形势，宣传些民主、自由思想。翁心惠先生是革命的进步教师。他上语文课常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当时的校园里，进步与反动的两股力量斗争非常激烈。

记得1949年1月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校舍走廊大墙上贴出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是《夏××十大罪状》。因大字报没有落款，一时无从查起。1949年春节前后，整个时局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反动的校长对进步师生更加严厉管控，翁心惠、陈宗慧等几位进步教师被解聘，陆平一、萧树民丶杨滔勤等14位同学都被勒令退学。其中有好几位同学因此就去四明山参加革命了。是年4月一个周末早上，学校布告牌上张贴了一张校长办公室处分进步学生的布告，我看后，一气之下，就把这张布告撕了下来。

二、投笔从戎   上四明山参加革命

撕布告的举动立即招来麻烦。校方紧急召集全校同学，当场查问是谁撕了学校布告？我不加思索，冲到队伍前面，大声说：“布告是我撕的，这是校方在迫害同学威胁我们。你们想把我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了！”一时间，全校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同学们有的为我担心，有的说我太冲动，有的称赞我做得对，干得好。当晚，几个平时至交的同学在我寝室里围在一起，为我出主意，多数意见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也觉得上四明山去参加革命是最好的选择。我的主意一定，立即就有三位同学愿意跟我一起上四明山。我连夜把油灯管理会的事务包括钱款、账目等都交代给同桌的女同学刘智英，以免影响全校同学的夜自修。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一早，我们一行四人假称去宁波城办点事，走到高桥就掉转方向，奔向四明山了。那时，四明山上是原生态的，荒草野岭，山路崎岖，非常不好走。途中恰巧遇到前段时间进山参加革命的徐天青，他背着一大摞刚印好的《四明简讯》，正下山准备送到各联络点去。一见我们穿着学生制服的四个人挤在一起走，就关照说，最近敌人“清剿”频繁，你们这样走法太危险，分散走才好。我们到达乌岩后，碰到前些日子上山参加革命的同学杨滔勤，他就带领我们到中共鄞慈县工委驻地，县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韩毅和蔼亲切地接待了我们。接着，填写了入伍表格，我被分配到二区做民运工作。不久，又调到四明工委举办的“城市工作学习班”学习。这个学习班主要是为接管城市作准备，培养骨干。学习班最初在姚南章雅山开办，后期是流动性的。在指导员余文光和大队长闵文带领下，日宿夜行，既紧张又喜悦，盼着宁波早日解放。有一天，指导员余文光把我和一位姓张的同志叫去，说是为了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需要赶紧筹集军粮，组织上决定派我俩下山，到高桥、凤岙、集士港一带去找几个乡、保长征粮、借粮。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次执行组织交给的任务。第二天，我们穿上山民的衣服，打扮成农民模样下山了。在接下来的二三天时间里，我们先后找到四五个保长，落实了二万多斤的征粮任务。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张当时鄞慈县办的一张征粮紧急通知，已放在市档案馆。

随着解放大军的南下，绍兴、余姚相继解放。5月23日，我们在鄞慈县工委、县办领导率领下，学习班成员转移到横街头。当夜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次日凌晨很早就起床，集队赶到石塘，由县工委书记、县办主任带领鄞慈县党政干部和县中队武装指战员，约摸五六十人等候在村口大路旁。这时，附近的村民和小学的老师、学生们也纷纷赶来，有的担着茶水，有的提着鸡蛋等慰劳品，手持彩色标语旗，到处是欢歌笑语声，大家拥挤在一起。不一会，有人叫嚷起来：“大军来了！”最初看到五六个打前哨的尖兵，穿着草绿色军装，背着背包，揣着上了刺刀的枪，边行路，边警惕地环顾四周。后面是看不到尽头的扛着轻重武器的队伍。我们在指导员余文光的指挥下，唱起了“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的海洋……”等革命歌曲。还不停地呼喊着：“向大军同志学习！”“向大军同志致敬！”的口号，几位女同志带领着一批小学生歪歪斜斜的扭起了秧歌。当天下午，我们按照上级通知，集合队伍，跟随解放大军，从宁波西门口进城。这一晚上，我们都住宿在府桥街国民党鄞县县政府（今海曙区政府所在地）内的一个破旧的厢房里。25日拂晓，宁波全城解放。下午，我们和工人、学生、市民们一起走上街头，热烈庆祝宁波解放！5月26日，我被分配去了宁波市军管会职工部。

三、在军管会工作的日子里

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宁波市军管会）在宁波刚刚解放之初，承担着管理城市、维持秩序、恢复生产的职责。早在1949年5月19日解放绍兴时就宣布组建。随着宁波的解放，军管会各部门、单位的干部就立即调派到位了。5月28日，宁波市军管会发出第一号布告，正式宣告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丁秋生任军管会主任，顾德欢丶张登（沙文汉，后留上海未到职）任副主任，下设政务、文教、公安、军事、财经、工业（后即改“职工”）6个部和警备司令部。孙继先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军管会共计有861人组成，其中二十二军抽调282名干部，南下的地方干部414人，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165人。我就算是这165个当地坚持干部中的一员。

在去军管会报到之前，我们这些当地坚持干部与南下地方干部，每人都发了一套由四明山游击根据地被服厂制作的灰色粗布军装、一条军用束腰皮带，还有一块黄底红字的布制臂章，上面印有“华东宁波市军管会”8个宋体字，背面印写着部门、姓名、发放时间。我这块臂章背面填写的还是初定的名称“工业部”，“方平”。 这块臂章我也一直保存至今，现放在市档案馆。我们原四明工委鄞慈县办的民运干部，多数被分配在军管会职工部。军管会职工部设在濠河头旁的狮子街（国民党政府浙东行署主任俞济民住宅），部长是王中，宁波人，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一开始被安排去恒丰布厂工作组，组长、军代表是王裕民，由他带领的十余名南下地方干部，原定是去舟山的，因舟山群岛尚未解放，滞留在宁波，也就参加职工部工作组，我们进厂后，主要是组织发动教育职工群众，筹建基层工会。职工们听不懂普通话，更听不懂山东地方话，而南下干部多数是山东人，他们听不懂宁波方言。于是我就充当“翻译”，还兼文化教员，利用休息时间教工人识字、教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不久，我们职工部机关大门口挂出了“宁波市总工会筹备处”的牌子。解放初期，沿海岛屿都未解放，匪特分子的破坏捣乱，飞涨的物价，还有国民党军队的飞机时常前来轰炸搔扰，社会秩序比较混乱。职工部同志还要经常参与维护社会秩序等工作，我一度被抽调去参加长春路（月湖附近、西门口一带）辖区的社会治安工作，工作内容包罗万象，比如处理银元贩子非法活动，打击贩卖棉纱的投机倒把分子，收容小街小巷里的妓女，处理反动派潜伏特务等等。

1949年5月2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浙江省第二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后改称中共宁波地委）。6月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二专员公署成立，后改称宁波专员公署。6月24日，宁波市人民政府成立，与军管会牌子并排挂在一起，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9月间，我又被调到手工业工会筹建工作组。手工业行业五花八门，以个体户为主，又杂又散，而我们工作组仅6个人，经过二三个月的奔走，终总算把工会筹备架子搭起来了。我还在当年12月3日的《甬江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本市手工业工会工作着手经过》的长篇通讯报道，有人因此称我为“小秀才”。也许是“小秀才”的名气，这年年底，我被调回军管会职工部机关，职工部组织部长汪一净（王中同志爱人）找我谈话，本想叫我当王中秘书，因我资历丶水平不够格，即以文书身份跟着王中同志做文字工作。应该说，那段时间虽不长，对我教育帮助影响很大，王中同志少年时曾在宁波源顺布庄当学徒，没有正式上学读过书，他是1926年入党的，无论是思想品德丶工作作风都是一个老革命的样子，永远是自己学习的榜样。不久，他调任中共宁波市委书记，我也被调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宁波市委任少年儿童部副部长了。

　　　　　                        作者系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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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宁波解放70周年特稿 | 方平：我在宁波解放那年



我在宁波解放那年

宁波市文联原副主席、离休干部 方平



　　1949年，我们国家发生了历史的大转折，我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大转变，这是值得永远纪念的那一年 。



一

亲历了鄞县师范后期学潮

　　1948年夏至1949年初，我在鄞县师范普师部就读。这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曾经发生过震动宁波城乡的“六二”罢课斗争，师生爱国进步思想基础较好，校内民主空气十分活跃。而后来因鄞县国民党反动当局更换了校长，校方对师生实施了反动统治，招来了同学们的极大不满。当时的学校学生自治会集中了一批进步青年，主席陆平一，是我在慈中时的学长，地下共产党员。后来我也被选为学生会的油灯管理委员会主任，主管全校各教室上夜自修课照明用的汽油灯。工作虽很事务，而责任倒不轻。好处在于让我参与了社会活动，接触了许多进步同学。那时学生会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取名“曙光社”，相互传阅进步书刊，还办了名为《曙光》的油印小报。这份小报除了刊登校内动态消息外，还传播自由民主进步思想，作者多是读书会的成员。记得有一期刊登了《新校长、新作风、剃光头、限校境》的文章，抨击校长夏某的行径。这一下事情闹大了，校方追查文章的作者，还搬来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扬言开除陆平一、萧树民两位编辑。在此关键时刻，翁心惠、陈宗慧（中共党员）等几位进步教师站了出来，坚决反对校方的决定。翁心惠甚至以辞职相威胁。最后校方给陆、萧两位同学各记过、留校察看的处罚。从此，同学们对夏某人一伙更加不满，更加对立了。

　　

　　鄞县师范地处鄞西高桥，比邻四明山。山上常有一些民运工作同志来校串连，所以，我们能经常看到中共四明工委主办的《四明简讯》和解放区的一些进步书籍。我就曾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苏联翻译小说《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铁流》等。同学中还传唱《海上船夫曲》《山那边呀好地方》等一些革命歌曲。数学教师陈宗慧（时任中共宁波工委委员）在上课时总是要夹带着讲政治形势，宣传些民主、自由思想。翁心惠先生是革命的进步教师。他上语文课常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当时的校园里，进步与反动的两股力量斗争非常激烈。

　　

　　记得1949年1月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校舍走廊大墙上贴出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是《夏××十大罪状》。因大字报没有落款，一时无从查起。1949年春节前后，整个时局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反动的校长对进步师生更加严厉管控，翁心惠、陈宗慧等几位进步教师被解聘，陆平一、萧树民、杨滔勤等14位同学都被勒令退学。其中有好几位同学因此就去四明山参加革命了。是年4月一个周末早上，学校布告牌上张贴了一张校长办公室处分进步学生的布告，我看后，一气之下，就把这张布告撕了下来。



二

投笔从戎  上四明山参加革命

　　撕布告的举动立即招来麻烦。校方紧急召集全校同学，当场查问是谁撕了学校布告。我不加思索，冲到队伍前面，大声说：“布告是我撕的，这是校方在迫害同学威胁我们。你们想把我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了！”一时间，全校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同学们有的为我担心，有的说我太冲动，有的称赞我做得，干得好。当晚，几个平时知交的同学在我寝室里围在一起，为我出主意，多数意见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也觉得上四明山去参加革命是最好的选择。我的主意一定，立即就有三位同学愿意跟我一起上四明山。我连夜把油灯管理会的事务包括钱款、账目等都交代给同桌的女同学刘智英，以免影响全校同学的夜自修。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一早我们一行四人，假称去宁波城办点事，走到高桥就掉转方向，奔向四明山了。那时，四明山上是原生态的，荒草野岭，山路崎岖，非常不好走。途中恰巧遇到前些时进山参加革命的徐天青，他背着一大摞刚印好的《四明简讯》，正下山准备送到各联络点去。一见我们穿着学生制服的四个人挤在一起走，就关照说，最近敌人“清剿”频繁，你们这样走法太危险，分散走才好。我们到达乌岩后，碰到前些日子上山参加革命的同学杨滔勒，他就领我们到中共鄞慈县工委驻地，县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韩毅和蔼亲切地接待了我们。接着，填写了入伍表格，我被分配到二区做民运工作。不久，又调到四明工委举办的“城市工作学习班”学习。这个学习班主要是为接管城市作准备，培养骨干。学习班最初在姚南章雅山开办，后期是流动性的。在指导员余文光和大队长闵文带领下，日宿夜行，既紧张又喜悦，盼着宁波早日解放。有一天，指导员余文光把我和一位姓张的同志叫去，说是为了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需要赶紧筹集军粮，组织上决定派我俩下山，到高桥、凤岙、集士港一带去找几个乡、保长征粮、借粮。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次执行组织交给的任务。第二天，我们穿上山民的衣服，打扮成农民模样下山了。在接下来的二三天时间里，我们先后找到四五个保长，落实了二万多斤的征粮任务。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张当时鄞慈县办的一张征粮紧急通知，已放在市档案馆。




（资料图）



　　随着解放大军的南下，绍兴、余姚相继解放。5月23日，我们在鄞慈县工委、县办领导率领下，学习班成员转移到横街头。当夜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次日凌晨很早就起床，集队赶到石塘，由县工委书记、县办主任带领鄞慈县党政干部和县中队武装指战员，约摸五六十人等候在村口大路旁。这时，附近的村民和小学的老师、学生们也纷纷赶来，有的担着茶水，有的提着鸡蛋等慰劳品，手执彩色标语旗，欢歌笑语声，大家拥挤在一起。不一会，有人叫嚷起来：“大军来了！”最初看到五六个打前哨的尖兵，穿着草绿色军装、背着背包，揣着上了刺刀的枪，边行路，边警惕地环顾四周。后面是看不到尽头的扛着轻重武器的队伍。我们在指导员余文光的指挥下，唱起了“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的海洋……”等革命歌曲。还不停地呼喊着：“向大军同志学习！”“向大军同志致敬！”的口号，几位女同志带领着一批小学生歪歪斜斜的扭起了秧歌。当天下午，我们按照上级通知，集合队伍，跟随解放大军，从宁波西门口进城。这一晚上，我们都住宿在府桥街国民党鄞县县政府（今海曙区政府所在地）内的一个破旧的厢房里。25日拂晓，宁波全城解放。下午，我们和工人、学生、市民们一起走上街头，热烈庆祝宁波解放！5月26日，我被分配去了宁波市军管会职工部。



三

在军管会工作的日子里

　　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宁波市军管会），在宁波刚刚解放之初，承担着管理城市、维持秩序、恢复生产的职责。早在1949年5月19日解放绍兴时就宣布组建。随着宁波的解放，军管会各部门、单位的干部就立即调派到位了。5月28日，宁波市军管会发出第一号布告，正式宣告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丁秋生任军管会主任，顾德欢、张登（沙文汉，后留上海未到职）任副主任，下设政务、文教、公安、军事、财经、工业（后即改“职工”）6个部和警备司令部。孙继先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军管会共计有871人组成，其中二十二军抽调282名干部，南下的地方干部414人，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165人。我就算是这165个当地坚持干部中的一员。


（资料图）



　　在去军管会报到之前，我们这些当地坚持干部与南下地方干部，每人都发了一套由四明山游击根据地被服厂制作的灰色粗布军装、一条军用束腰皮带，还有一块黄底红字的布制臂章，上面印有“华东宁波市军管会”8个宋体字，背面印着部门、姓名、发放时间。我这块臂章背面填写的还是初定的名称“工业部”“方平”。 这块臂章我也一直保存至今，现放在市档案馆。我们原四明工委鄞慈县办的民运干部，多数被分配在军管会职工部。军管会职工部设在濠河头旁的狮子街（国民党政府浙东行署主任俞济民住宅），部长是王中，宁波人，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一开始被安排去恒丰布厂工作组，组长、军代表是王裕民，由他带领的十余名南下地方干部，原定是去舟山的，因舟山群岛尚未解放，滞留在宁波，也就参加职工部工作组。我们进厂后，主要是组织发动教育职工群众，筹建基层工会。职工们听不懂普通话，更听不懂山东地方话，而南下干部多数是山东人，他们听不懂宁波方言。于是我就充当“翻译”，还兼文化教员，利用休息时间教工人识字、教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不久，我们职工部机关大门口挂出了“宁波市总工会筹备处”的牌子。解放初期，沿海岛屿都未解放，匪特分子的破坏捣乱，飞涨的物价，还有国民党军的飞机时常前来轰炸搔扰，社会秩序比较混乱。职工部同志还要经常参与维护社会秩序等工作，我一度被抽调去参加长春镇（月湖附近、西门口一带）辖区的社会治安工作，工作内容包罗万象，比如处理银元贩子非法活动，打击贩卖棉纱的投机倒把分子，收容小街小巷里的妓女，处理反动派潜伏特务等等。

　　

　　1949年5月2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浙江省第二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后改称中共宁波地委。6月5日，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二专员公署成立，后改称宁波专员公署。6月24日，宁波市人民政府成立，与军管会牌子并挂在一起，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9月间，我又被调到手工业工会筹建工作组。手工业行业五花八门，以个体户为主，又杂又散，而我们工作组仅6个人，经过二三个月的奔走，终总算把工会筹备架子搭起来了。我还在当年12月3日的《甬江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本市手工业工会工作着手经过》的长篇通讯报道，有人因此称我为“小秀才”。也许是“小秀才”的名气，这年年底，我被调回军管会职工部机关，职工部组织部长汪一净（王中同志爱人）找我谈话，本想叫我当王中秘书，因我资历、水平不够格，即以文书身份跟着王中同志做文字工作。应该说，那段时间虽不长，对我教育帮助影响很大，王中同志少年时曾在宁波源顺布庄当学徒，没有正式上学读过书，他是1926年入党的，无论是思想品德、工作作风都是一个老革命的样子，永远是自己学习的榜样。不久，他调任中共宁波市委书记，我也被调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宁波市委任少年儿童部副部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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