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宁一篇文章关于福利（标题转者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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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一篇约稿，写于2006.9.30.，贴于2006.10.5.；2006.10.8.又作了若干修改）
作者 李志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退休）
　　　　　　　　　　　　小标题：
　　　　　　　　　　　　　　到底什么是人民福利？
　　　　　　　　　　　　　中国特色的“行业福利”
　　　　　　　　　　　　　即使小打小闹的“单位福利”也不是正路
　　　　　　　　　　　　　正式工、临时工、农民工，工与工不同
　　　　　　　　　　　　　建立公正的分配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提起“福利”二字，人们首先会想到什么？无疑，福利就是某种工资以外的“物质利益”。通常，劳动者们大都希望能得到较好的“福利待遇”，这并不是过分的要求。
　　但是，事情一到中国，往往就变得特别了，需要稍作分析。
　　例如在网上可以看出：目前在中国大陆，所谓“垄断福利”、“福利腐败”已经广泛存在，并已经引起了人民强烈不满。在一些获得垄断暴利的行业，不仅实施高工资，还往往以“福利”的名义，在行业内部，大量发放“工资之外”的福利。这种严重的不公正，已经成为中国分配环节上一个重大的问题。
　　但是“福利”的本意到底是什么？“福利”是不是如中国经济学家所说的、应当被普遍反对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福利是否一个“养懒人”的专门用器？是否是什么“大锅饭”的代称？我想藉此机会，从头说起。
到底什么是人民福利？
　　在我看来，所谓“福利”，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它起码应当被分为三种：1）人民福利；2）行业福利；3）单位福利。
　　三种福利，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意义。
　　人民福利，我认为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随意取消人民福利，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它不仅事关人民的生存权，而且也是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为什么会这样？值得思考。自从80年代国内经济学界批判所谓“大锅饭”以来，多种改革、例如医改、教改、暖改等，都是采取所谓“改暗补为明补”的说法。在这种无理的说法之下，中国大量地、甚至已经完全取消了“人民福利”。
　　其实，历史地说，这种人民福利，也是1949年人民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因为在50-60年代，当时实际上实行的是“福利国家”的政策，尽管远没有达到人家那样的福利水平。城市中住房、教育、医疗、城市交通、水电煤气等方面，各级政府财政都有大量“人民福利”性质的支出，包括为使人民生活得以稳定的各种物价补贴。这样就从大范围里为人民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也因而，尽管发生了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胡闹，正常的经济生活被严重打乱，大大影响了、并且严重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甚至发生了惨重的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但是在总体上整个社会仍能基本维持安定。
　　如果没有这种由“人民福利”来维持的初级的“社会保障”，那么荒唐的、人仰马翻的“大跃进”失败后，毫无疑问，中国立刻就会陷入像建国前那样巨大的社会动乱。
　　我认为，当时“人民福利”远不是完美的。问题是，一直到60年代中期，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仍然不能保证。尽管农民的子女能够享受到基本免费的教育，国家在“合作医疗”上也作了相当努力，但整个状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占人口80%的农民，很难享受到城市里的各种“人民福利”，这是一个重大缺点。这源于当时的经济力量不够，也难以避免。但并不能倒过来证明：“人民福利”是应当取消的。
　　但是不幸，后来，事情完全反过来了。这个“革命成果”没有了，瓦解了，几乎完全消失不见了。
　　80年代以后，逐渐地、稳步地、全面地，“人民福利”被取消。从住房、教育和医疗这三大块，一直到城市交通、水电煤气、冬季取暖……，国家全面而坚定地取消了人民福利。因此，就“社会保障”这一点来说，中国人民已经回到20世纪的40年代之前。
　　但是，是否没有经过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都是这样呢？根本不是，而是恰恰相反。
　　目前，就是像俄罗斯这样已经正式抛弃了“社会主义”的国家，许多人民的福利也并没有随之取消。国家仍然向全国的城市居民免费供应热水、暖气，而且医疗、教育也基本是免费的。电费和交通费用也很低廉。据报道，国家还向每个居民免费供应18平方米住房。
　　可见，除了中国而外，全面地向着19世纪的资本主义倒退，而不保留任何“人民福利”，这或许是许多正常国家所做不到的。
　　这里面，肯定有原因。
　　历史上，所谓“社会保障”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发明的，而是著名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9世纪末提出来的。他是从统治者的眼光提出的，但这绝对是个聪明的眼光。他说：“一个希望得到养老金的人，一般不会好斗，而且易于管理。”这种从国家角度来设计出的“福利制度”，能够大大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后来，北欧国家在社会民主党的执政中，创立了“福利国家”；后来西欧各国也大都走上了建立人民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制度。特别是70年代之后，日臻完善。国家主动实行了这种带有“社会主义味道”的政策，从而缓和了国内矛盾，这使得人民比较安于现状，因此避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
　　否则，如果人民活不下去，所谓“无产阶级革命”，那是一定会发生的。
　　而中国自8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学家的愚蠢，国家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比改革前增长了十倍以上，但是，人民的福利和保障，反而几乎消失殆尽，这造成了社会长时间、大范围的动荡不安，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现所谓“群体事件”。尽管国家以极端强横的手段，加固了对社会所谓“不安定因素”的管制，但是根源未除。现在，若只靠什么号召和思想教育，我认为社会不可能真正安定。必须有社会制度上的深刻改变。
　　在这种人民的不安定中，中国迎来了近30年的低技术质量的、少数人暴富的、环境和资源受到极大破坏的“经济发展”。但由于人民福利的取消，由于低工资制度，这种所谓“经济发展”，使多数人不能享受其“成果”、却只能大量“享受”污水、脏空气和有毒食品。
　　中国经济学家以为，取消了人民福利，人民在惟恐灭亡的恐惧下，就会大大激发经济活力，就会去玩命。但他们想错了，不少人是在为自己的生存奋斗了，但他们生产了大量假冒伪劣产品，等于在剥夺别人的生存。整个民族被削弱了，而不是在加强。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在猛烈批评北欧、西欧所谓“福利国家”，说它们已经走到了末路，已经混不下去，没有了经济活力。但是，就在前几天，国外宣布的最有“经济竞争力”的国家，恰恰是北欧3国，占了世界的第2-4名。而既不是联合国成员、也不是欧盟成员的“永久中立国”瑞士第1名，超级大国美国为第5名。至于北欧芬兰，近年来还曾经连续3年被评为世界第1名。
　　在我看来，人民福利，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在中国，正是取消了人民福利的所谓“经济改革”，使得中国的“社会保障”的屏障坍塌，也使得中国的“文明史”发生了严重倒退。
　　其实，对全民实行保障的人民福利制度，也并不全是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学”带来的。剑桥学派一位代表人物皮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就像凯恩斯革命之对于罗斯福新政一样，既是西方国家“经济史”的理论总结，也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拯救了世界资本主义，并使它成为西欧北美的人民所能够并且乐于接受的社会制度。当然，另一个原因，也因为同时苏联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对内极度不民主的专制政治，把西方人民吓得脱离了“社会主义理想”。过去，我们常常把这些西方学者，都说成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其实是没多大意思的。历史本身的逻辑，才最有说服力。皮古先生认为，同量的收入，穷人的“边际效用”远大于富人，所以国民收入越是均等化，社会福利也越大。他认为，国家应当通过征收累进税，把富人缴纳的税款让低收入者享受（后来，凯恩斯主义的精神也如出一撤，他认为如果钱多在富人手里，“社会总需求”就会缩小；而若是钱能在穷人手里，则总需求和总供给就会易于平衡）。这对于人民有什么不好呢？在我看来，这简直与老共产党人的理想也差不多了，老马克思不是也提出过工人阶级国家应当采用“高额累进税”吗？难道只有像当代中国经济学家那样，把穷人缴纳的税款拿去给富人享受，劫贫济富，“少数人富起来”就是好的吗？目前，中国的富翁已经成了大量逃税的主体，年复一年，人民已经被剥夺得太久了。我看，中国经济学家比起西方经济学家，实在是连一点做人的良心都没有的。
　　另外，在理论上，毫无疑问：有了社会保障，有了较高的人民福利，才会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简单真理，在中国经济学家们的浆糊脑袋里是想不清楚的。也可能是利令智昏，因为他们中不少人已经与暴富者们成了连体婴儿，不做大的手术是分不开的。其实，道理很明白，我以前曾一再讲过，例如医疗改革之后，迫使得全国人民都必须为了看病而去攒钱，那么，所谓“内需”也就根本不可能被“扩大”或“拉动”。总需求与总供给只能越加失衡。更何况，没有免费医疗，是不人道的。我不明白，没有了人道，中国在世界上将何以立足？
　　所以我认为，简而言之，一个根本没有“人民福利”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特色的“行业福利”
　　但是在中国，尽管人民福利没有了，却普遍存在着“非国家角度”的所谓行业福利，也被人们称作“垄断福利”，这究竟好不好呢？
　　我认为，这种“垄断福利”其实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它与取消“人民福利”的现实并存，就像双头毒蛇一样，其危险性和邪恶性都是很厉害的。
　　福利，在字面上，显然就是指“工资”以外的待遇。中国目前是一种“低工资制度”，与国外同行业的工资收入相比，是低得很多的。前两天凤凰电视台节目中，说到北大副教授哭穷，认为自己将近5000元月薪太低，凤凰节目说，香港的副教授年薪大概不止50万港币。我看，可能中国各行各业的情况也都差不多。例如我前年刚退休时，尽管被叫做“研究员”（正教授），但只有1500余元的退休金，后来经过两次“菜篮子”补贴，谢天谢地，现在已到了2500余元。我不知道是否也应当去哭一番穷才对。
　　但是如前所述，“福利”，就不是工资性收入。因此，当福利由“人民福利”转变只有少数人享受的“行业福利”时，或转变为更少数人享受的“单位福利”时，福利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时的所谓“福利”，就不再是我们常说的“福利国家”和“福利经济学”里所说的那个福利。这时候，“多数人”的利益转变为“少数人”的利益，公正转化为掠夺，善良变形为邪恶。
　　这种非良性的“福利”，伴随着中国当前社会上许多邪恶的东西共存。
　　例如有种东西叫“中国福利彩票”。据中国民政部《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办法》所说，福利彩票就是指“以筹集社会福利资金为目的而发行”的彩票。既然中国的人民福利已经大都消失了。我不知道它说的“筹集社会福利资金”，都是干什么的？难道单只是给那些部门的“自己人”颁发“福利”用的吗？
　　在中国，在福利的名义下，开始到处充斥着腐败和欺骗的活动。
　　据报道，目前国家的许多“垄断行业”实行了高工资、高福利。人们反映比较大的如电信、电力、民航、金融、保险、铁道、石化、邮政和水电煤气等若干公用事业。它们的工资水平就远远高于一般性行业，甚至能高出4-8倍，然而，这些行业同时还享受着“高福利”。据报道：某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到6000元，但是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到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
　　我不明白，国家的垄断行业，是由国家管理的，不是私营的天下，为什么反会发生这种极端没道理的事？这说明，国家的性质和能力都有问题了。文革前，周恩来管理的国家机关，根本不允许有任何一点不受节制的“行业福利”。在国务院各部委，则没有丝毫的“单位福利”，一切都得照规则办事，是非常严格的。那时一切国家的收入，都须上缴国库，各个部门根本不可能把本行业的任何利润拿来搞什么“福利”。即使在文革的大混乱中，经济生活一团糟，那时候也没有发生“行业福利”。而到了80年代以后，国家管理的规则乱了套，甚至国家单位也可以自己去“创收”了，还受到了鼓励，因此丧失了起码的规矩。国家还把这叫做“搞活”。既然国家带头鼓励胡来，这样弄下来，国家不腐败，那才有鬼。
　　从历史上看，建国初期，国家曾经着力解决的问题，就包括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行业间“苦乐不均”问题。在分配问题上，一方面要搞八级工资制，希冀适当拉开工资收入的距离；另方面则要解决重工业辛苦但收入低的问题。当时认为，行业间“苦乐不均”会影响工人的生产热情，而且也不合理。但是，周恩来先生肯定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身后的今日中国，正在努力地制造并扩大这种苦乐不均，以便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有人认为，目前人们普遍不满的是：铁路员工有免票，公车职工有免票，垄断行业向其员工和家属提供本行业的产品或服务……。其实，这些还是小事，在行业内提供一定方便，有它的合理性。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垄断行业职工除了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外，还大量享受到名目不明的补贴，甚至大大超过原工资；享受到住房、旅游、医疗方面的所谓“福利”。据反映，有的单位甚至拿公款去购买高级住房给领导，领导们却只支付福利分房的价格。这也是一种“福利”呀！
　　网上竟然有人认为，只要垄断行业“效益好”，多发些福利也是正常的，别人管不着。
　　是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国家的事，人民管不着。但这是不正常的。据有的媒体报道：民调显示 67.1%的人认为垄断企业的高福利，把较高的生产成本转嫁给了全社会，84.7%的人赞同取消这种特殊福利。可见，人民对此已是非常不满的了。垄断行业，倚仗国家权利和特殊的地位，是以“全民所有”的那些财产和设备，来获取垄断利益，来获取所谓“效益”，结果，却只在行业内、甚至在“一小撮人”中分配。对不起，这不是分配，这是掠夺。
　　所以，所谓“行业福利”，或者叫“垄断福利”，并不是“人民福利”。恰恰相反，正是“行业福利”形成了对“人民福利”的巨大破坏力。
　　在今日中国，可怜“福利”二字，已经成了掩盖不公正分配的纱幕。
　　尽管阻力重重，也应当揭开它，应当把丑恶露出来。
即使小打小闹的“单位福利”也不是正路
　　在“垄断福利”的大阴影下，现在不少单位喜欢发一点项目不明的“补贴”。常常不定时也不定量，姑且可以称之为“单位福利”。凡是有点额外收入的单位，大都如此，即使是单纯依靠财政拨款的单位，也不例外。因为，现在国家到处是鼓励“创收”这种制度性豁口。既然国家的不少行业里大量存在“垄断福利”，那么“单位福利”也就在所避免。
　　在国外，工资是主要的个人收入，福利是全民共享。因此，没听说单位里会时常发一些没有名目的“补贴”。外国人民所追求的，不是这种“工资性的福利”，而是例如免费医疗和义务教育这种“人民福利”。
　　中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工资改革后，“工资的构成”就变得非常混乱了。所谓“基本工资”部分，通常所占比例都非常小，这使得不同级别的工资之间的所谓“差距”，简直没有了什么意义。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还远远不如当年的八级工资制还“不平均主义”一点儿，那时工资的级差虽然只有几块钱，但令人感到那真是一段“差距”。很多工人为了能涨“一级工资”而努力工作和钻研业务，确实有激励作用。当然，我说的是“非大跃进”和“非文革”的时期。
　　现在，很多国有单位里，所谓职工的“工资级差”，简直毫无激励作用。再加上“基本工资”以外的部分，在大部分职工之间差距很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分配比文革前更加“平均主义”了。“不平均主义”的地方表现在哪儿呢？我看，主要表现在官员、老总与普通职工的收入，确实大大拉开了差距。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家们大肆反对所谓“平均主义”的结果：“领导者”富了，而普通工作人员们（劳动主体）不仅穷且收入平均。这个不停地冒着邪气的“少数人暴富”的原则，已经浸润了中国的各行各业。
　　但是，这种上下层之间的差距，并没有、也不可能带来广大的职工钻研业务和技术的热情。同时，这种无理的差距本身，就不由自主地发出阵阵腐败的臭味儿，它不仅空前恶化了中国各单位里的“上下关系”，也使得职工们之间也越来越不能团结友爱。对于那些高级的官员和老总们，历史证明，尽管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已经达到其单位平均工资的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但是，这些盘剥者是永远不知餍足的。他们所掌握的特权，又使得他们大批地变成了贪官污吏和盗窃“人民公有财产”的窃贼。
　　这在中国，简直成了不可抵抗的规律，几乎很少有例外。
　　这样的工资制度，无疑是失败的，只是谁都不承认，谁也不肯改变。因为，它给那些有着各种权利的人，带来了巨大利益。
　　这种工资制度下出现的“单位福利”，进一步使得分配在广大职工中更“平均主义化”了，而同时，使腐败进一步四处漫延。因为，很多单位为逃避工资总额的“税”，还采取了发实物、或者发“商场购货券”的办法。这样，一些有“关系”的采购人员，又可能和商场勾结起来，购物、拿回扣，大家都心照不宣。
　　在中国，就好像是一旦“邪灵附体”，什么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全都扭歪了。现在邪气一上来了，就好像“社会正气”也就永远振作不起来了似的，无论在哪个行业或单位，大抵均如此。
　　不过，这里说的，都是国企或国家控股的企业或其他单位。如果是私企，对于工人（被雇佣者）来说，争取福利待遇，当然应当是“多多益善”，例如各种劳保补助、危险工种补助、医疗保险等。但是，在中国，私企的工人是更加没有保障的一群人。在私企老板的头脑里，很少会有“为职工着想”的念头，这也是合乎逻辑的。而中国流行的、所谓由老板来“先富带后富”的理论，才是不合逻辑的，因而只是经济学家一种可笑的欺骗性说词。
正式工、临时工、农民工，工与工不同
　　无论是垄断行业，还是其他国家企事业单位，现在都有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就是所谓“体制内”的职工，与“体制外”的工作人员的待遇，大不相同。
　　于是，在工人阶级内部，又人为地制造出“工人贵族”和“工人贱民”。
　　有好几位“临时工”曾给我写信，述说他们的痛苦和不幸。
　　今年元月份，一位先生来信说：“我是一名政府部门的临时工，月工资580元（扣除自己应缴的社保费后，医疗、失业没有保险），本市最低工资560元……。年底没有1分奖金……。平时的福利，有时给你1半，有时一点都没有 —— 本单位正式职工最低工资1920元。……　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是‘临时工’，……不是做工时间短的意思，而是“下等贱民“的代称，我已经工作了3年，有的工作10年的也有，到现在还是临时工。 —— 虽然我已经工作了，而且在单位我不比别人做得少，但除生活费外，其它衣服之类开支都只能向父母去拿钱。……当初进入政府部门时，原以为至少可以拿1000元的工资（正式职工的1半……），结果第一个月拿工资只有530元（后来又加了50元），当时心一阵寒冷。 —— 后来单位发冷饮费，我只有1半，而他们每人发洗发水等我没有。 —— 到了年底，他们高高兴兴每人发预算平衡奖、考核奖等，我却1分钱都没有，连回家买过年礼品的钱都没有。我已经无法表示当时的感受。”
　　他呼吁：给临时工“人”的待遇！
　　还有一位先生2月份写信来告诉我说：“我是江西景德镇的一位临时技术工人，90年时考上了一家国企单位。那时候叫国营合同工。工作了10年。到了2000年我们下岗了。我当时干的是机械加工（车工）。在2002年时，我们市一家军工企业由于青年工人青黄不接，面向社会招聘技术工人。我有幸考上了。我以为我的生活又可以走上正轨了。我现在工作的单位是家军工单位，是航空部二集团下属企业。给我们定的工资是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每月500元。这500元在合同中规定，包含社保、医保和失业金。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全自己买的话，还会剩多少钱。所以我们大家都没买。大家没办法呀！只能管眼前。工作2年后我们大家在被用人单位施压下才同意买社保。由于我们是临时工。合同一年一签，也没什么福利。但工厂每年生产那么多飞机全有我们这50多个人的血汗呀。而那些正式工，每天不干活拿的钱不知道比我们多多少。真郁闷呀。我现在的技术等级是高级工。我也想不明白，这里说缺少技术工人，而这边却没有好一点的待遇。”
　　今年7月，一个朋友来信说：“最近媒体正在关注垄断行业高收入事情，真是让人百感交集，我本人就是××电力系统的员工，这里面的黑幕，可能可怕得让人想不到，我在公司里做财务六年，就是因为看到的不良现象太多，所以最终选择离开。还有我的同事，给公司打拼那么多年，只因是‘体制外员工’，多年的奋斗，也换不来身份的平等。在××电力，1993年以前入职的正式工，不仅是收入高，还有身份高，即使无德无能的，也能做个科长，这在××电力和××集团，已不是秘密，做科长的资本，只因他是所谓正式工。在电力系统，有着局职工，厂职工，三产职工，合同工，临时工等区分，这人为制造的不平等，不恰恰是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的缩影吗。听我现在仍在××的同事说，现在的职工，最少的也要每年拿到20万元。当然，这里有个小出入，那就是地级以上的城市的电力公司，收入较高；县级电厂，收入不是很高。”
　　这里所说的，就是在体制内，也是“少数人”盘踞在宝塔层的尖顶。
　　当然，毫无疑问，在一些工矿业和建筑行业，目前最惨的还是“农民工”。他们做着最粗笨的体力活，劳动时间很长，工资很低，其身份和待遇比“临时工”还要差一截子。不久前，国家称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据说已经成了主要的部分。但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部分，几乎从来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无论是人民福利，还是企业福利，全都得不到。许多工人甚至得不到正常的劳动保护，得不到危险工种的劳动补贴等。因此，目前2亿劳动者都受到了职业病的严重威胁，而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由于劳动保护不足，发生大量工伤而不能得到正当补偿；或者技术培训不够，设备陈旧，操作工人的千千万万的手指头掉到了地上……
　　这是极端不正常的，也是极端不人道的。
　　总之，这样对待“农民工”和“临时工”，整个国家本应当引以为耻。
建立公正的分配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尽管有些理想主义者在呼吁，尽管有的国家人士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中国要建立起一个“公正的分配体系”，仍然令人感到，路途还十分遥远。
　　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分配相当不公正的社会。这在全世界是很突出的，一点不光荣。但不少经济学家们感到满意。中国的经济学家实在不堪人民信赖，他们竟然可以提出“经济学就是不讲道德的”，他们竟然可以提出“腐败是经济发展必要的润滑剂”……，他们还能设计出什么公正的分配制度吗？不可能！他们认为，世界本来就是不公正的，那中国人民还怎么相信他们能够制定出公正的国家对策。不过，国家信任他们，“少数先富起来的人”信任他们，企业家信任他们。仅只是工人农民不信任他们，他们才不会在乎呢！
　　但是，我个人很想对国家和经济学家们说：没有一个公正的、或者追求公正的分配制度，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真正安定下来。
　　所以，追求“公正”，才是追求“安定”。
　　国家必须在“安定”和“不公正”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毫无疑问，选择公正，才是正确的选择。若是这样，我们就会向“正常社会”回归。当然，这很艰难，要得罪许许多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不公正，那么恕我直言，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国破家亡。
　　而且，空话是没有用的。如果国家的决策者们选择“公正”，但并不真正努力建立这种公正，那说了比不说、恐怕还要糟糕。我们究竟应当做些什么呢？我认为：
　　第一，要切实建立起对人民的福利保障的可靠屏障。
　　第二，要取消“垄断福利”，把这部分钱收归国有，并投入“人民福利”中。
　　第三：要允许工人向一切公私雇主方“集体争议工资”，包括“集体争议劳保福利”。
　　其实，有些好的事情，只要做了，就会有良性的连锁反应。例如，一旦实行了免费医疗，所谓福利性的“养老金问题”的压力也就不会太大了。总会有一头能好起来。只是目前国家所倾向的“小病国家管、大病自己管”的思路实在令人迷惑不解。我认为应当倒过来：“小病自己管，大病国家管”，这样才能够体现出“人民福利”的观点，也才会有利于社会长治久安。
　　现在人民的多数，对官员们是不放心的，对他们的操行和能力都不放心。我个人也感到，目前中国的官员层，实在是太自私了。在和平时期、而不是在战争时期“选拔”上来的官员，具有这样的品质，也完全是合乎逻辑的。而中国官员的质量无法改变的根本原因，也很清楚，就是因为在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对于县级以上的主要负责人的自由的民主选举制度。
　　究竟怎么办？不找个出路，怕是不行的。
[ 本帖最后由 伐木者之歌 于 2007-6-12 22: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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