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老张 文革中的上海文人群像

Gowest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读史老张
【会员权限】轰动文坛的报告文学《手》发表后，巴金坚持不肯领取稿费；叶以群总是踏着一辆陈旧的英国三枪牌自行车；恋人闻捷自杀后，戴厚英一个人关在宿舍里，穿着黑衣，对着闻捷的照片，不住地抽烟流泪……施燕平先生的《尘封岁月》一书，描绘了一幅文革期间上海著名文人的群像。

施燕平先生的《尘封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既是一部回忆录，也集萃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坛的珍贵史料。

由于十年动乱，那个年代的文坛记录一直是个空白。施燕平作为工人作家，长期在《萌芽》《上海文学》《收获》杂志工作（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担任过《朝霞》和《人民文学》杂志的负责人），是那个年代文坛镜像的见证者。他以当年日记为基础写就《尘封岁月》，为这一时期文学史研究补上了厚重一笔。

《尘封岁月》不是文学史的资料汇编，却聚焦了那个年代重要的沪上文坛大事。作者坦言，要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我所能，将亲身经历的一些难忘事件记录下来”，“既有轻松写意的生活花絮，也有不堪回首的沉重记载”。

书中用素描的笔法描摹了多位文学大家的形象，例如，作者写“文革”前巴金与自己结对深入生活、下厂劳动，在一家工厂当车工，车一些简单的零件。“每天上午，足足劳动四小时，而且是站着的，固定在一个位置上聚精会神”，下班铃声响起，他又马上拿起扫帚，把车床四周打扫干净。“巴老每天坚持，从不间断。”

作者还曾经跟随巴金到市六医院采访断肢再植，轰动文坛的报告文学《手》发表后，巴金坚持不肯领取稿费。又写巴金与自己在五七干校同处一室，巴金在半夜三更“噩梦连连，大声惊叫”，“有过多次，我在噩梦中被这种令人恐怖的叫声惊醒”……巴金平实谦逊、在“文革”中受尽屈辱的形象呼之欲出。

1963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顺利实施了断手再植手术。同年5月主治医生陈中伟（右）、钱允庆（中）看着病人王存柏拿起茶杯喝水。（《解放日报》资料照片）
同样，作者写叶以群也用了这一笔法。叶以群是作者的上级领导，又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常常提携像作者这样的青年人，和蔼可亲，“总见他踏着一辆陈旧的英国三枪牌自行车”。但在“文革”初期，叶以群被批斗打倒。1966年7月，他骑着自行车到机关来看大字报，“他总是一脸严肃，毫无表情，不声不响地来，不声不响地走，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7月底的一天，诗人芦芒找叶以群谈话，“谈话结束后，但见以群一声不吭，长久站在二楼的扶梯口，一副进退两难的模样……终于走下楼梯，毅然骑上自行车，离开作协大门而去。”几天以后，以群跳楼身亡……“以群与自行车”的形象，就是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一幅凝重的人物素描。

另有几位有个性、有争议的作家，书里的描绘，用的是浓墨重彩。戴厚英曾长期与作者共事，作者在书中对她倾注的笔墨最多，假如把有关戴厚英的章节从书中抽出，似可单列为“戴厚英小传”：从她作为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学生脱颖而出，到“文革”中能言善辩的造反参与者，再到与诗人闻捷的刻骨铭心的恋爱及诗人之死，直到戴厚英小说引起争议以及最后被害的悲剧……

作者满含感情，描绘的细节非常生动：这位热情活泼的“江淮才女”，“文革”初曾被派去与北京来的红卫兵辩论，把对方驳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这时，对方人群中忽然冲出一人厉声问：“你是什么出身？”这一下，击中了戴厚英的要害，因为她的父亲是“右派”，如果如实相告，就必然成为众矢之的，不得已，她只能“扭头便跑”。

“炮打张春桥”后，戴厚英从“造反派”变成了被批判者，“有一次批判会后，几个工宣队员把她拉到办公室，拍着桌子批评她。她也同样拍着桌子回答，而且推开办公室的门，愤然而去。”恋人闻捷自杀后，戴厚英一个人关在宿舍里，工宣队马上派人去“侦察”一下，回来报告说：“她穿着黑衣，对着闻捷的照片，不住地抽烟流泪。”

作家戴厚英

对于与作者有过工作往来、且曾经也是作家的官员，作者的态度始终客观冷静。如写他从上海到北京，从《朝霞》编辑部到复刊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竟是著名诗人、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袁水拍，“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

后来作者要回沪组稿，“在回沪前夕，袁水拍打电话给我，问我乘几点钟飞机，他要送我去机场。我辞之再三，他执意不从。”这是作者塑造的袁水拍“拘谨谦和，为人诚恳”的“好好先生”形象。

书中还写道，一次，袁水拍开会发言，谈到他在“文革”中被打倒后重新出来工作时，“他激动得哽咽流泪，半晌说不出话来，引得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粉碎“四人帮”后，袁水拍成为被清查的对象。袁交代了一个细节：《人民文学》复刊时，邓小平在复刊报告上批示：“我赞成，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要领导好这么一个刊物也不容易。”

但报告下发时，用的是一个复印件，复印件上邓小平的批示只剩下“我赞成”三个字，究竟是谁删节了邓的批示，至今不明。作者对袁水拍充满了同情，“老实讲，以我观察，‘四人帮’未必看中他，他无非是充当了他们手中的工具而已。”

对于有些人，《尘封岁月》也没有脸谱化，如写徐景贤，作者从北京回沪组稿，受到了时任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的召见，作者对徐的描写也比较公允：“说句心里话，尽管他身居要职，位高权重，但毫无一点官架子，态度随和，至少在我眼前是这样。”

作者写在《萌芽》杂志任编辑时的姚文元，更是入木三分：姚文元“平时穿一套半旧不新的灰色中山装，肩上挎了一只鼓鼓囊囊的帆布挎包，走路时目不斜视，很少与人打招呼。他通常上班较早，往往在上海作协的两扇大铁门未开之前就来到门口，敲着东首的小边门，喊着：‘老朱，开门！’”

有一次，大铁门敞开，他竟视而不见，照旧敲边门喊：“老朱，开门！”门卫老朱来到铁门边，嘟囔着说：“大门不是开着了吗！”“这件事，事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寥寥几笔，把“文革”前姚文元的“书蠹头”形象勾勒了出来。

应该说，由于作者的精雕细刻，读《尘封岁月》不会感到疲累。但那个年代的文坛历史，却会让读者心中产生一种沉重感……

《尘封岁月》封面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章迪思 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https://web.shobserver.com/wx/detail.do?id=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