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孤零的日子

　　　　　　　　　　　　　　　　·刘士杰·

〔口述者：刘士杰，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
究员。《诗探索》编委。著有《审美的沉思》、《中国戏曲史话》、《诗化心史》。发表
诗歌、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作家专访以及近百万字的评论。〕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新中国。在３年困难时期我们唱的歌是《我们走在大路上》，
是流着眼泪听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的。我１９６４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已经
考上研究生，导师赵景深先生认为．到文学所工作比读研究生更好，于是建议把我分到文
学所。但这一切，当时我并不知道。当时我为了表示革命，在志愿栏填上了服从分配，结
果被分到了学部文学所，就这样我离开故乡上海到了北京。

　　我到文学所后，“文革”前只两年时间．就已参加了两次“四清”。”四清”是清政
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第一次下去，跟古代研究室的曹老夫子住一间房。他是旧
式书生，把“四清”说得很可怕。说红眉毛、绿眼睛的人多得很。我们聊天时怕隔墙有耳
，就讲上海话。讲上海话还不放心，就讲英语。姓黄说yellow，姓王说King，搞得草木皆
兵。第二次，更是以搞土改的方式来整干部，也有偏听偏信的。我认为“文革“实际上已
经预演过了，不过是把“四清“那一套搬演过来。开始是整基层干部。后来“文革“弄到
国家上层了。

　　“文革”时，学部大乱。两个群众组织，“红卫兵联队”和“红卫兵总队”都搞革命
行动。我也拿着鸡毛当令箭，参加过抄家。尤其可笑的是，被抄家的对象，是我一贯敬仰
的钱钟书老先生。记得那一天，一批人说是去干面胡同钱老先生家搜武器。钱先生会有武
器吗？我想都没想，就跟着队伍走了。到了钱先生家，一进门，看见客厅放着一架钢琴，
是他女儿的。我不禁脱口而出，说了一句：“钢琴！“好像我是在参观他家似的。多年以
后，钱先生还记得这句话和我那副幼稚的表情。钱先生和夫人杨绛是很讲究生活情趣的。
杨绛很注重衣着打扮，她的服装皮鞋都比较考究。这在当时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后来，钱先生进了牛棚，他和何其芳都打扫厕所，我们对他们都有恻隐之心。当时造反
组织派我监督他。我对钱先生越熟悉，我就越尊敬他了。我老称他“钱先生”，还请教他
许多问题。比如英文的犬儒主义、达达主义。钱先生告诉我，你不要迷信铅字，洋人的铅
字尤其不要迷信，你不要以为是洋人的东西就好，他们的东西也不见得是对的。说着他随
手指出一本英文版阿尔巴尼亚画报中不少语法错误。为此我持别佩服老先生严谨治学的态
度。一次，我看英文版的《基督山伯爵》，是从法文版翻过来的。有一个词Clasic，我怎
么也弄不清楚。英汉词典、韦伯斯特词典、简明牛津词典都查过了，都没有。我想去请教
钱先生，正好碰见钱先生散步出来，我便上去问他，我刚说出Clasic，钱先生说，噢，这
是一个法国地名，当地以烹饪见长．后来就引伸为“佳肴”之意。就这么小小一个词，他
随时可讲出出处，钱先生的学问可见一斑。

　　“文革”中，搞所谓的大批判，最怕的还是外边的红卫兵。他们很多是肆意胡来。比
如游街示众，光是戴高帽，就有不少发明，搞得稀奇古怪。他们给文学所的学术权威做了
各种的帽子。所长何其芳．“保皇派”之“皇＂，戴皇帝帽，平顶冠，挂着流苏，拿一个
大旗，上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俞平伯，称他“封建余孽”，戴伞形清朝官帽，
把条帚苗抽几根插在帽后当翎子。吴世昌先生留英回来。他是在３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
候毅然回来的，把汽车都带回来送给国家了。当年，他曾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但他非常爱
国，在英国介绍中国文化与发展现状。红卫兵一无所知．说他“假洋鬼子”，给他戴博士
帽。还有乌纱帽等等。游街每人一顶。游街完了，还要示众。游街示众都在学部院内。记
得有一次审问俞平伯，问：“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有点结巴：“叫，叫俞平伯。”
　　“写过什么毒草？”
　　“我写过《红楼梦研究》。”
　　因为结巴，“研究”两字，小将们没听清。
　　“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俞老先生更结巴了。
　　“刚才还说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小将们说着《智取威虎山》的
台词，还往俞老头上抡了一巴掌。

　　我在台下看着都替他揪心。但令我钦佩的是，俞老先生以一种镇定的态度对待这一切
。或者说，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就在那一段时间，俞老写了一本《考证北京
胡同》的书。这本书稿不知是否烧掉了。红卫兵说，我们破四旧，你在复四旧。俞老无语
。他在“牛棚”时写的一首诗，其中两句为大家传诵：“三椅拼睡南窗下，太阳棉袄暖烘
烘。”可见他的心态还是很潇洒的。

　　荒芜也写得一手好诗。据说有许多是嘲弄诸般现象的。当时学术权威们全被弄去扫地
扫厕所。荒芜引“斯文扫地”而反用之：“如今扫地尽斯文“，成为古为今用之冠。

　　“士可杀不可辱。”为了自己的尊严情操，诗词在“文革”中十分流行，是一种无声
的反抗和倾诉。也许有这两方面的原因。

　　说实话，开始分配我到北京，我来了，纯粹是出于好奇，想来北京玩一玩。我心里总
愿意回上海，对北京没有太多的感情。到下面“四清”时，过中秋节．我一人呆在农村的
苍凉月色下，就偷偷哭过一场。我不愿只身一人在北京。可是，突然通知说要离开北京下
干校，我的感觉是若有所失。我住在建国门外宿舍一个套间的其中一间。我的东西不多，
也不过一个箱子和一些书。匆匆收拾好衣物、被褥、脸盆之后，房子里空空荡荡的。地下
散落儿张旧报纸，在窗台上．一盆小花半死不活，已经儿天没浇水，快枯萎了。这一切使
我觉得是在跟自己的过去告别。过去只剩下这副家徒四壁的模样。我悲从中来，不禁失声
大哭。

　　恰在这时，跟我要好的一个工宣队广播员郝铁军来了。我跟郝铁军是在食堂认识的。
我那时在学部食堂帮忙做白案，他每天播音完到食堂总是晚了、只能吃慢头咸菜。后来我
专门给他留一点菜。他是工宣队员，我是知识分子。但他崇敬知识分子，是报社的通讯员
，喜欢写点东西。于是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他常到我宿舍来玩，互相说说心里话。我给他
讲文学的ABC，又把一些名著讲给他听。他爱讲故事，我还帮他分析了讲故事的长处，鼓励
他写东西，后来他还真写出了作品。我们走的那天，他来了．陪着我流眼泪，又安慰我说
：“大哥，你别难过．你们会回来的！”

　　我说，真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回来呢！这时我忽然觉得北京是那么温暖。到干校之后，
我做梦都梦见北京，梦见我在北京的小胡同里走着，还逛旧书店，我觉得像是一个被遗弃
的孩子，随时想回到亲人身边。下干校对我来说，如充军一般。古代充军的滋味，只在小
说里读过。我自己认为下干校和充军可以相比。我讲的是心情。其实我在干校算是没下过
大田劳动的。因为在北京我做过白案。下去之后，我就一直在食堂工作，还做白案。人家
问我在干校做了什么，我简单的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从白的到黑的，从软的到硬的。你说
这像是“黑话”？我解释一下，白的软的是和面做慢头。黑的硬的是到农机厂当钳工。就
是说，在干校时，我一半在食堂，一半在工厂。

　　干校组织机务队，派到息县学工。一共五个人。我学钳工。还有学锻工、焊工、车工
的。记得我跟钱先生说要去学钳工，他说，好啊，这是一个好机会，你要好好学。那时钱
先生和吴晓铃先生烧锅炉，老烧不开，我们都叫他“钱不开＂。烧开水不行，干别的还行
。有一次县公安局开一辆警车把他接去看档案里的英文，当时还把我们吓了一跳。钱老先
生送我一本他女儿钱媛用过的英文词典，还在上面用英文题字：送给亲爱的刘士杰同志。
钱先生送给我英文字典，使我更坚信文化知识肯定是有用的，这本字典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已经２３年过去了。临分别时，钱老还拥抱我一下。我去县农机厂，心里总是有些愧疚
，因为很多女同志都下大田劳动，晒脱了一层皮啊！插秧时蚂蝗叮腿吸血。脱土坯一天下
来根本没有力气了，真是累死累活的。

　　县农机厂环境比较好，不搞运动。因此我也感到没那么压抑了。在那里呆了１０个月
，偶尔回连里拿工资。如果说干校生活没有使我特别痛苦，那是工人师傅给我的。在他们
中间我觉得特别痛快。息县城北紧靠淮河，农机厂有个技术员是北京人，就住在城北。他
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但他想北京，老叫我“老乡”。他介于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是一个
老三届的知青。他始终一口北京话。他常请我们去他家坐一坐，我们还一块去淮河游泳。
他对我们很亲热，但从不给我们介绍他的爱人。这位“老乡”师傅的思乡情怀，也曾触动
了我的情感。那时我单身一人，唯一思念的，除了上海家中的母亲，就是我的北京了。有
时回想在北京的时光，一种依依情怀油然而生。一次，从“老乡”家回来，我坐在孤灯之
下，写了一首《调笑令》。

　　调笑令－—与友游长城记旧
　　春昼，春昼，
　　塞外青山依旧。
　　古城容易斜阳，
　　别梦西楼夜长。
　　长夜，长夜，
　　起看月光如泻。
这是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７日。

　　从息县农机厂回来，学的钳工总算派上用场，做了一个耕地的耙犁。我要感谢工人师
傅对我的耐心，我学钳工把钻头弄断过，他们从没有责备过我。做这个耙犁时，铸件是浇
铸好了运过来的。锻工把铁件打出样子，焊工把铁件焊上，钳工钻眼，上铡钉，车工做一
些小零件，我们机务队这些车床都有。我们几个人用了十多天时间，做成一个十几个齿、
一米多长的耙犁，装在拖拉机后面，耙地平地。后来我们迁走时，这些东西都留给当地农
村了。听说息县发过一次大水，把我们当年的房子全淹了。息县据传说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息夫人所居之地，息夫人因亡国而悲泣，眼泪不干，流淌成淮河。所以息县屡犯水灾。

　　在明港我给Z办过学习班。就是“５·１６”的学习班，一直在搞，没有停过。Z是《
进军报》的主编，我编的是《长城报》，两派组织的喉舌报，我成天拿一个马扎，坐在他
面前。别人给他施加压力，我却像是在求他一样，“你交待了得了。有什么就讲出来算了
。”你问我是不是搞逼供信？是这样，我的领导是军宣队，他们一定要我去给他做工作，
让他交待。军宣队是利用我们整他们。当然那时并不以为军宣队和这些所谓“５·１６”
说的都是虚构的东西。我这个人也并不想整谁。“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步步深入搞下
去的。

　　在军营我又去食堂干了一年左右。红案黄师傅是张闻天的厨师，也是上海南汇人。黄
师傅对张闻天很有感情，但不多讲。他的菜炒得好，我跟他学了不少炒菜。黄师傅的拿手
菜是“霸王别姬”，甲鱼炖鸡，做出来色香味俱全．堪称一绝。

　　在明港时、派我回北京搞过一次外调。是我一位同学在专案组有意为我争取的机会，
当晚我特激动，想到要回北京，久久不能入睡。等到入睡后，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坐飞机
回北京了，很兴奋的。由于在明港吃得好，放开吃．身体长胖了。为此还吹了一个对象。
是她嫌我胖，不像小伙子。那时倒有点物质丰富，精神贫乏呢！

　　后来，让我教唱样板戏。过去我喜欢昆曲，也会唱一些段子、是上海昆曲社的社员。
我分到北京时，我的老师赵景深先生推荐我找俞平伯先生学昆曲。那时俞老住在皂君庙一
处四合院里，称老君堂。那天下午，我推开虚掩的院门，走进院中，只见院里一棵桃树，
一棵梨树。正是初秋时候，树影斑驳，回廊杳无人迹，四周寂静无声。我还在观望，一个
黄黄的熟透的梨子“啪“一下掉在青色方砖地上。此情此景在我脑子里像一幅画，一直留
存着，当然，俞老见我之后，遗憾地说，北京昆曲社已经解散了。那时候，是我向俞老学
唱昆曲。没想到明港军营中，俞老向我学唱样板戏。我一肚子样板戏段子。看的是样板戏
，开会前也要唱样板戏。我就变着法子唱老生、花脸、青衣的段子，有时干脆一赶三。无
聊中这么打发日子．心里却是别有一番惆怅，不知前途何在。这首《南乡子》就是我当时
的心情：
       白露洗清秋，
　　叶自飘零水自流。
　　梦觉寒蛩如泣诉，
　　乡愁，
　　独望西窗月似钩。
　　霜染少年头。
　　虚度韶光壮志休。
　　碌碌风尘无建树，
　　堪羞，
　　旅雁孤云万里游。
这时是１９７１年的１０月。

　　“９·１３”事件之后，１９７２年，干校的人陆陆续续回北京了。听说江青曾明确
指示：学部的文章不能发，书不能出版。因此有一度我心灰意冷，又有一种被人遗弃的感
觉，想调离北京。我想这样不如回上海，为此我还去复旦打听过要不要人。

　　讲到这里，我不由得要想到老所长。很多时候，我想到何其芳是会掉眼泪的。“文革
”时，斗他斗得很厉害，让他站在台上，低头坐“喷气式”飞机，他身体胖，胳膊弯在后
面，都快掉到台下面去了，他一个劲说：“同志们，我的重心、重心……”他想说他重心
不稳。当我把自己想调离的想法告诉老所长时，他给我讲的一番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
：“刘士杰同志，我做为所的负责人，感到很过意不去，心里是内疚的。你们１９６４年
来，到１９７２年，没干什么事，你说你要回去。我想，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回去。你如
回去，总要有些文章，总要有点成绩，做点成绩再回去嘛。不然，你来的时候怎么样，回
去的时候，还是怎么样。有点成果，回去更好一些。你看这样做好不好？”我心想，老所
长，这几年你不是也没干什么事吗？可是他总想着年轻同志，想到自己的责任。这一点使
我感动。我也安下心来，没有走。我后悔没有抓紧时间学习，把时间都用在写大字报上了
。老所长还说了，今后你不论写什么文章，你随时来我随时帮你看！他的事情很多。我后
来找过他两次，他真的放下手里正在翻译的《歌德对话录》，认真看我的文章。可以让老
所长欣慰的是，他终于看到了“四人帮＂的倒台。我很佩服老所长，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他的信念还是不变。他始于《画梦录》，终于《毛泽东之歌》。知识分子的改造，造就
了许多伟大的悲剧。

　　干校虽不堪回首，但是苦中有甜，也是人生的一种体验。我的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是在
那里度过的。因此我想到息县那个满是尘土的小城，想到东岳镇那一条赶集时闹哄哄的土
路和那些穿着黑袄黑裤的农民，是辛酸的温馨、无法忘怀。这种感觉是非常复杂的。现在
想来，那真是一段长夜孤零的日子。

□　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著，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

http://museums.cnd.org/CR/ZK23/cr1224.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