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什么论战手法？
任光　
         文章来源于《光明日报》1964年8月24日
　　在一川的《不要尽量美化，也不应一笔抹煞》的文章中，替李秀成的背叛进行辩护的基本论点之一，就是反对把叛徒叫做叛徒，认为如实地把叛徒叫做叛徒，就不是“真实地叙述历史”，就是所谓“一笔抹煞的态度”。
　　这篇文章采取讨论战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从而把争论中的正确观点和错误观点“合二为一”，概括为所谓“两个极端，一条逻辑”。批评这“一条逻辑”就是：“既然是英雄就必定不会动摇求降，既然一度动摇求降就必定不会是什么英雄。”这样说来，一川所主张和提倡的“一条逻辑”就必然是：英雄也会动摇求降，一度动摇求降也仍然不失为英雄。他正是按照这种“逻辑”，不但反对把叛徒叫做叛徒，而且主张把叛徒叫做“英雄”。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替叛徒开脱、辩护的“逻辑”吗？

　　他为了反对他所谓的“一笔抹煞的态度”，和论证他的“真实地叙述历史”的“科学”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了极其恶劣的歪曲。

　　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那些虽然有缺点但确实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从来不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所列举的农民革命领袖中，既包括了完全蜕化成为封建帝王的刘邦、朱元璋，也包括了曾经投降受抚的王仙芝、宋江。而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所列举的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中，除洪秀全、孙中山而外，也还提出了康有为和严复。”显然，上文所提到的关于引用毛主席著作的部分，是对毛主席著作原意的彻头彻尾的歪曲。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说：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9页）

　　并且接着还说，由于当时没有新的阶级力量，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同上）很清楚，毛主席在这里主要是阐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丝毫不涉及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问题，更不涉及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所谓的“缺点”和“贡献”的比较问题。试问一川，毛主席的这段话，怎么能作为你的论点的依据呢？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说：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4页）

　　显然，这里只是说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丝毫也不涉及对这些个人的具体的历史的评价。并且，毛主席在本文的后面还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这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也是“一分为二”的。一川引述这段话时，为什么故意把这一派人物“合二为一”呢？

　　这篇文章还引了恩格斯的话说：“恩格斯在评论歌德时曾经说过：“歌德有时极为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天才，有时是狭隘的庸人。歌德的伟大并不否定他的渺小，而作为庸人的歌德也并不否定作为天才的歌德。我们对于李秀成或者也可以作如是观。”

　　现在，我们再看看恩格斯的原文是怎样说的。恩格斯在这一段话的开头说：“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即有时对它是敌视的，有时又相反。于是接着说：“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56页）

　　很清楚，恩格斯在这里，从头至尾都是说的歌德“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是从这个意义上，从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天才、有时是胸襟狭隘的庸人。这同一个人的投降背叛有什么相干？怎么能对背叛革命的李秀成也“作如是观”呢？

　　一川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斩头去尾地挖出半句话中的半句，为他的错误观点进行辩护，显然是为了混淆视听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歪曲。

　　总之，上面引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话，都绝对不能作为一川所谓的“不应一笔抹煞”论的依据。

　　对于一个人一生在革命中的贡献和缺点来说，当然是可以比较的，在今天是如此，在历史上也是如此。但是，首先必须划清敌我界线。在这里，有两种根本性质不同的缺点和错误。

　　一种是在革命阵营内部的缺点和错误，这是可以比较的。例如，列宁在提到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时，讲到她曾经犯过许多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列宁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列宁全集》33卷，第180页）归根结底，就在于卢森堡对敌斗争是坚决的，在敌人面前是不屈不挠的，对革命是忠诚的。这种比较，就是“鷹”和“鹰”的比较，是“鹰”有时飞得高有时飞得低的比较。这种比较，是人民内部的是非、功过问题，是在人民内部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线问题。

　　另一种错误，是投降变节，是根本背叛了他原来所代表的革命运动，是对革命的叛卖，是投到了敌人的一方，走到了他原来所代表的革命运动的反面。对于叛变投敌的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这种错误，同所谓对革命的“贡献”来说，是不能比较的。因为这是属于划清敌我界线的问题。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即使曾经对革命做了九十九件好事，而在最后做了一件投降敌人、背叛革命的大坏事，那就首先意味着他自己对自己以前的一切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了，因而就只能把他叫做叛徒。如果不把叛徒叫做叛徒，以至把叛徒叫做“英雄”，不就一笔抹煞了敌我界线吗？

　　一川的“不应一笔抹煞”论，正是在这个根本性的敌我界线问题上，采取了“一笔抹煞的态度”。假若按照他的“不应一笔抹煞”论来评论人物，那末，世界上不就根本不会有什么革命的叛徒了吗？叛徒之所以叫做叛徒，就是因为他们是从革命营垒滚到敌人方面去，是在革命营垒里或长或短地混过了的，因此任何叛徒，不就都可以找到一点所谓“贡献”去同他的叛变投敌的“缺点”比较吗？不就是敌我不分了吗？

　　例如，汪精卫曾刺过摄政王，在大革命时期一度曾经号称国民党的“左派”，后来跟蒋介石一起反共，以至在抗日战争时期直接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试问一川，能够按照你的“逻辑”，去把作为大汉奸的汪精卫同所谓的“贡献”来比较吗？如果按照一川的“不应一笔抹煞”论，不就也不能把汪精卫叫做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吗？

　　难道这就叫做“真实地叙述历史”的“科学”态度？！难道“真实地叙述历史”，就是不要阶级观点，不分敌我界线吗？因此问题的真象在于，说别人不应当对历史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的人，正是他自己在敌我界线问题上采取了彻头彻尾的“一笔抹煞的态度”。

　　归根到底，一川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他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他的论点辩护的手法，是极其恶劣的。

　　人们在引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时候，有时也会犯某些错误。同样，在这里也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错误。

　　一种是由于对经典著作的误解，因而在引述时违反了原意，这种错误当然也是错误，但是这种错误是偶然的，是可以谅解的。发现以后，也应该及时改正。

　　另一种错误，则是为了要坚持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又要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因而有意识地歪曲经典著作，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种错误是不能原谅的，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论战手法，是彻头彻尾的诡辩论。

　　一川在这篇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恶意歪曲，则不是属于对经典著作的误解的问题，而是属于这后一种性质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