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仲兵 李宇峰：文革中第一任秘书谈江青（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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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4年7～8月我怎样成为江青的秘书

郑仲兵（简称“郑”）：先谈谈你是怎样成为江青秘书的吧？

阎长贵（简称“阎”）：说实话，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做江青的秘书，而且是首任秘书。

李宇锋（简称“李”）：江青什么时候开始有秘书？一共有几任？分别干了多长时间？

阎：我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命的江青第一任秘书（整理者按：负责收发和管理文件的机要秘书，以下简称“秘书”）。在我之前，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许有人，如警卫员被人称过秘书，或者也兼做过一些机要秘书的工作，如收取文件等，但其身份和职务不是机要秘书。此外，也确有人给江青做过一些秘书工作，如戚本禹帮助江青看过群众来信等，但他主要的工作不是给江青做秘书，只不过是顺便代劳。

因为江青在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以前，除了给毛主席做一些秘书工作外，没有什么实际职责，因而办公厅没有给她配备专职秘书，按照当时的规定她也不够配秘书的条件。

江青有秘书，就是文革开始以后。在文革十年中，江青先后有四任机要秘书：第一任是我，从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第二任是杨银禄，从1967年10月到1973年6月；第三任是刘真，从1973年6月到1974年4月；第四任是刘玉庭，从1974年2月到1976年10月（整理者按：已故）。

我担任江青的秘书，不是江青指名要我，是当时组织安排的。在这个问题上，戚本禹可能起了主要和关键的作用。我给江青当秘书是戚本禹推荐的。

郑：陈伯达在他的自述中，好像说是关锋推荐的？

阎：陈伯达被审查时写的材料中说我给江青当秘书“可能是关锋介绍的”（整理者按：见《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95页）。这个推测事出有因，因为文革前我在《红旗》杂志工作，一直是在关锋的直接领导下，是关锋的部下和学生。其实关锋当时是不大赞成我给江青当秘书的。在我已担任江青秘书后，他有次见了我，跟我说：“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做秘书。”所谓我“政治上弱”，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1966年2月，彭真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问题的汇报提纲》（又叫《二月提纲》）。在一次讨论会上，我说，《二月提纲》很好，说明中央重视学术讨论，制定学术讨论的文件，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对我这种看法，关锋批评我没政治头脑，看不出问题之所在。他问我：“谁是学阀？”我回答不出。

极力推荐我给江青做秘书的是戚本禹，这是戚本禹当时亲口告诉我的。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他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还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我说：“不行，我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他说：“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挑选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经向江青推荐你了。”

当然，我给江青当秘书，也不是戚本禹一句话；后来汪东兴告诉我：“你的档案是我审查的，你给江青当秘书是我挑来的。”我给江青当秘书还要过中央办公厅这一关。无疑，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环节还必须是江青同意接纳我；而在这方面，戚本禹的推荐和介绍我想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当时，就了解我而言，在比我高一层的人当中，除了关锋就是戚本禹了。而且我当时就在戚本禹手下工作。

这次谈话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十天或半月左右，1967年1月9日晚上——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戚本禹到我当时工作的房间来（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兴冲冲地跟我说：“已经定了，调你去给江青当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马上整理了一下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戚本禹去了。从这时起，我离开了工作五六个月的钓鱼台十六楼，搬到江青当时住的钓鱼台十一楼，开始了给江青做秘书的工作。

李：你想过没有，当时戚本禹积极推荐你，江青也愿意接纳你，是看重了你什么？

阎：当时我根本没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党组织让我做什么，就无条件接受。究竟经过怎样的推荐、审查和决定，其具体过程我一点不知道。后来听到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有四个人参选，我是其中年纪最小的，29岁，参加工作年限最短的，5年，级别最低的，行政22级，工薪收入最少的，56元。

李：那这个差事怎么就落到您头上了？

阎：事过30多年后，我准备写回忆录时，才想了解一下。于是，我往上海拨通了戚本禹（他改名戚文）的电话，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当时具体怎么谈的和谈了些什么也记不清楚了，但是不管怎么谈、怎么说，大概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是少不了的。

第一，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清楚；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认真负责；第三，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写的文章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关于“政治可靠”的含义和界说，现在和文革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而言，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其中自然包含着严重的个人崇拜成分。我个人这些条件，再加上我在文革中的表现，我被选作了江青的秘书。

李：您任江青秘书之前，做什么工作？

阎：我在做江青秘书前，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办信组工作，处理江青的群众来信。

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后，各方面的来信，特别是社会上群众给她写的信一天天多起来。江青本人看不过来，首先由戚本禹帮助她看和处理，到1966年7月中下旬，戚本禹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的梁川借来帮助他。文革初期，6月3日，戚本禹把我从《红旗》杂志借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7月4日，他又把我带到钓鱼台，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到8月中旬，戚本禹叫我离开简报组，协助梁川办理江青的群众来信；不久，梁川回秘书局信访处，由我独立承担江青信件的处理。到了8月31日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以后，给江青的信猛增到一天几百封、上千封，甚至有时一天达两千多封，每天都是用麻袋装。就在这种情况下，调人组建了江青办信组。人员扩大到七个人，由我负责。人员构成：红旗杂志社2人，马列主义研究院2人，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1人，军队干部2人，其学历大多数是大学本科（还有研究生），军队干部一个是连指导员，一个是大学二年级服兵役的。从人员构成来看，应该说，这是一个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办事机构。

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也设了办信组吗？

阎：大概与此同时，也调进二三十人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信组，地点设在离钓鱼台三四里路的花园村，处理大量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群众来信，其中有几个人专门处理给组长陈伯达的信。江青办信组设在钓鱼台十六楼，即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改称办事组）所在地，直接归戚本禹领导。专设江青办信组，虽有实际的需要，但也表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的特殊。

李：请您说说江青办信组的工作情况。

阎：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对给江青来的信进行分类和处理。如何处理？戚本禹在“文革”前当过多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科科长，有经验，他告诉我们，基本上分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必须送给首长看的，这是指首长亲属、朋友和熟人来信以及关于重大、重要问题的来信，而凡属于送给首长看的信，都要做出摘要并附原信一并送阅；这样的信每天至多只能选3～5封；第二，根据信中所述问题的性质，转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包括林总（林彪）处、总理处、各副总理处、各部委、各省市，等等；这是最大量的，大概占所有信的99%以上；第三，凡是反对和攻击首长的，都转公安部，由公安部处理。

戚本禹还说，不好处理的信，你们拿不定主意的，可随时问我，他特别嘱咐，江青同志的群众来信一定要处理好，从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说实在话，当时我们全组同志都是怀着热爱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来对待这项工作的，十分认真，十分负责，不怕苦，不怕累。中央部委和各大行政区，每人负责一处，平均说，每天每个人要处理二三百封信，当然绝大多数粗粗一看就能定了，比较仔细看的也就几十封。信的内容很庞杂，各种各样的都有，有伸冤的，有告状的，有反映情况的，有揭发问题的；有公事有私事，有大事有小事，有历史问题有现实问题，如此等等。当时我分工处理中央各部委的来信，除此之外，我作为负责人，还要从各人送给我的比较重要的信中选出3～5封送给江青看的。当时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甚至加班到十一二点钟，十分紧张。而当时在一种政治狂热情绪支配下，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谁也不说什么。

在我负责江青办信组四五个月的时间里，没受过江青的批评（也不记得是否受过表扬了），大概她还比较满意，这恐怕也是她接受我给她做秘书的一个原因。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还结识了李讷。

李：哦？李讷在文革初期可是相当活跃的人物，请说说您和李讷相识的情况。

阎：我比她大3岁，都是大学毕业，我学哲学，她学历史，有共同语言，关于文革观点也一致，谈话很投机，经常在一起聊天。

有一次，我和李讷两人在离文革小组成员会议室不远的一间屋子聊天，江青和陈伯达走进来，江青说：“你们两个出去，叫我们两个谈。”——至于他们两个谈什么我当然不知道了。

李讷有一天晚上很晚还没回到钓鱼台。江青很焦急，怕出事。我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王广宇奉命开着车到处去找她。

我因为给江青办信，信中谈到江青的某些情况（当然不包括骂江青的），我也有时跟李讷说一说。有一次一封信中寄来一张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不是剧照，我拿给她看，她脱口即说：“漂亮的小妈妈！”在李讷看来，妈妈比她长得漂亮。从形体和相貌讲，李讷七分像毛泽东，三分像江青。她还跟我说：“别人是严父慈母，我可是严母慈父；我不怕爸爸，有时却怕妈妈。”

我对李讷印象不错，她对我印象大概也可以。直到后来我做了江青的秘书，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选我做江青的秘书，李讷恐怕也起了推动作用。

李：文革后您和李讷还有联系吗？

阎：还有。逢年过节我还去看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个春节，我去看她时，见了我，寒暄后，她立即向她丈夫王景清介绍：“他是给母亲做秘书的人。”王景清接着说：“你吃苦了！”看来他也知道我受江青迫害的事情。往事如烟，弹指一挥，三四十年过去了，我和李讷都是年逾古稀的人了。

向江青报告批判陶铸的群众来信

李：在江青办信组期间，您和江青有接触吗？她也知道您吗？

阎：大概从1966年8月，戚本禹调我专职为江青办信以后，我就有机会常与江青见面。当时给我的印象，她待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态度还蛮平和，见面时往往还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没有像后来大家所感受到的那种居高临下、不近情理、变态、迫害狂的做派。

李：您任江青秘书时，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半年多了，如果从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起，已是一年多了。您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是被江青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阎：确实是这样。在我给江青做秘书前，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整理者按：后称办事组）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诚心诚意地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认为中央真正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在头上，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处在危机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心想：“夺取政权，咱没赶上，保卫政权，决不能落后。”

郑：当时我们的思想认识可以说都是这样的。

阎：我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正式开始时，1966年3月份我就积极参加了戚本禹组织的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活动；我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后，1966年12月份，我接受戚本禹的指派，去找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布置他们到四川揪彭德怀元帅，如此等等。直到现在，我一想起当年自己所做的这些事，就感到心痛。在这里我再谈一件和江青有关的事情，这就是我积极支持贴陶铸的大字报。

最早贴陶铸大字报的可能是上海某中学的一个高中生。他除了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外，还可能受当时批“三家村”的直接影响，专批陶铸的两本书《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写有一万多字，贴在北京东城沙滩北街2号中宣部院内。对这张大字报我听说过，不记得是否看过了。还有一张很有影响的批判陶铸的大字报是我直接支持的。

大概是1966年12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学同学和他们单位的几个人，寄来一份材料，题目叫作《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其中历数陶铸从1966年6月到中央工作以来各次讲话的内容，指责陶铸：（1）是中央某些机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键人物；（2）是扼杀中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角色；（3）玩弄折衷主义，充当极少数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物的“护法神”；（4）把矛头引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时我负责江青办信组的工作。我请示戚本禹怎么办，他看后告我：“太长了，摘要送首长阅。”这份材料大概有一万多字，我让江青办信组一个字写得比较好的同志做了摘要，压缩到三四千字，并抄在八开的稿纸上，送给江青。不几天，戚本禹把这份材料退给我，见上面写着江青落款的“送主席阅”，在“送主席阅”几个字上有个圆圈。这一看我心里明白了，我们整理的材料毛主席看了。我非常高兴。

在退给我材料时，戚本禹突然问我：“他们敢不敢贴出去？”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既然敢寄来就敢贴！”

戚又说：“好，告诉他们可以贴出去，如有什么事情找我。”

李：对当时手握大权、地位明显高于他的陶铸，戚本禹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我想不会是他本人的决断，应该是从江青甚至更高级别的权威那里领来了什么指示、暗示，或做了什么研究吧？

阎：我也是这么猜测的，而当时我从思想到行动是紧跟他们的。于是，我立即将这个意思用电话通知了我的同学，并告诉他我的电话，让他有什么情况告诉我。1966年12月19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包括我那位同学在内的五个人贴出《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结果，这张大字报遭到许多人反对。大概是第二天，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女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那位同学和一起贴陶大字报的人受到围攻，他们的大字报被说成“反革命大字报”，还有人写出大标语：“谁攻击陶铸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砸烂他的狗头！”请求帮助，并把她的电话告诉了我。我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戚本禹，他说，“好办！我收到过教育部同志的信，我给他们写封回信，你用电话告诉他们。”很快戚本禹将一封他拟好的短信给我，我用电话通知了他们，信的全文如下：

“你们几次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因忙于其它事情，一直没有答复你们，请你们原谅。我对你们那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e7f7aa10b5a6ea99928f3a155d36254b关于……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这样做。

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的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的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戚本禹

1966.12.20”

郑：戚本禹这封信真够厉害的，一下子就把陶铸置于不受保护的地位。所谓“可以写大字报”，就是可以打倒嘛。

阎：这封信在我用电话通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人后，他们立即抄出，贴在沙滩北街2号中宣部院内图书馆前用以张贴大字报的席棚上。这封信的作用非同小可，它立即解放了我那位同学等五人。戚本禹的信，离1967年1月4日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仅半个月时间。这封信连同他导出的五人大字报，可以看作是陶铸将被公开打倒的一种信号。此后，各文教单位关于陶铸的大字报就多起来了。由中宣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部（整理者按：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造反派们组织的“批陶铸联络站”成立起来了。

这是我在文革中一个很大的错误，而在当年给江青选秘书的时候，却是被看作积极进步的表现的，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行动。

郑：我非常赞赏你这种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我知道的一些受过江青迫害的人，后来写回忆录，都只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已怎么受迫害，而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隐去自己在文革中也干过的荒唐事、混账事。这样，不仅不利于自已的反思，而且也不利于后人认识这段历史。

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

李：您是1967年1月9日开始给江青当秘书的。突然接受这个工作，您的感受如何？江青最初和您谈了些什么？

阎：我当了秘书以后，江青大约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没找过我，见了面也爱搭不理。我虽然接手收发文件的工作，但把文件送给江青还要通过警卫员，江青往外发文件也通过警卫员再交给我。我感到很奇怪，感到很纳闷。我对戚本禹说：“秘书就这样当？”实在没啥意思，还不如在十六楼给江青办信工作痛快呢。这是怎么回事？戚本禹说他也不知道。大概过了半个多月，我心里憋不住，就去问警卫员孙立志，他笑了，他说现在江青在试用你，在试用阶段，所以不理你。

在这样一段时间里，戚本禹有时还派我去做些事情——因为从文革以来我一直在戚本禹手下工作，他经常派我去做这个事或那个事。在二月中旬的一天，戚本禹问我能不能到中办秘书局去了解一下那里文革运动的情况，依照惯例，我欣然答应了。

中办秘书局、中央办公厅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文革开始后也分成对立的两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汪东兴支持一派。在秘书局戚本禹支持的一派有人甚至贴出这样的大字报：《汪东兴的屁股摸不得吗？》。两派斗争很激烈。戚本禹告诉我，秘书局有人受到压制，有的人都被压哭了。他说，其根本原因是汪东兴说：“秘书局的一派和机要局的一派是孪生子。”——而机要局的那派已被打成“反革命”，当然秘书局的这一派也是“反革命”了。

戚本禹在秘书局工作十几年，当时还兼任秘书局的副局长，他妻子也在那里工作，对那里的情况本来清清楚楚。他为什么又派我去了解？原来戚本禹想利用我这个秘书身份，把了解到的秘书局和中央办公厅的文革情况报告江青，江青如批示“请本禹同志去处理”，这样，他去管秘书局的事情不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了嘛！

我根据戚本禹的意思，在一天下午到了秘书局。见了几个和戚本禹关系不错的人，了解了一些情况，有人还哭哭啼啼，表示受压得厉害，内容基本上就是戚本禹告诉我的那些。回来后，我就给戚本禹和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我拿着这封信去找戚本禹。戚看了这封信，说：“我不管！”

“唉”，我说，“你叫我去了解情况，我回来向你汇报，你怎么不管呢？！”戚决然地说：“我不管！”“你不管，怎么办？”我有些生气地说。

戚本禹突然问我——实际上是向我“将军”：“你敢不敢把你了解的情况，向江青同志报告？”

“那有什么不敢的！”——我坚决地说，“我亲自了解来的情况，为什么不敢向江青同志报告？”

接着，戚本禹又说道：“在首长身边当秘书，就应该有不怕死的精神，要敢于向首长反映真实情况。汪东兴很会整人！”并说：“江青同志是不怕死的，我也是不怕死的。”

戚本禹把我逼到“绝境”。我当时也年轻气盛，马上离开戚本禹办公室，回到十一楼我的办公室。我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把信重抄一遍。信抄完后，又立即通过孙立志送给了江青。

江青第二天就叫我到她办公室去。我到江青办公室，江青很客气地说，来来来，你坐下。我就坐她左边那个沙发上。

郑：这是你当秘书后，江青第一次找你谈话？

阎：是。她跟我讲，你给我的信，我看到了，你讲的意见，可能是对的，我从其他渠道也听说了，但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去管了。你到我这里一个月，我觉得你还可以。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交代你任务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再交代你工作和任务。我们都是党员。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你要记住，这是纪律，不容违犯的纪律。

她语气很严肃。我听了也觉得很对。我向江青表态说：“江青同志说的纪律，我一定严格遵守。我一定动脑筋，想办法，努力把秘书工作做好。”

江青最后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我离开江青的办公室，深深地感到江青这次谈话对我是很大的教育，也反映江青十分精明：她虽然没挑明，但我觉得她察觉到了我这封信不是我个人行为。江青说：“从今以后，除了我交代你任务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再交代你工作和任务。”

所谓其他人“交代我工作和任务”，除了关锋和戚本禹以外，再没有别人。于是我立即到十五楼找到关锋，到十六楼找到戚本禹，分别告诉了他们江青所说的这个要求和纪律，关锋没说什么，戚本禹说：“好，今后，你动嘴，我跑腿。”戚本禹没问我秘书局情况报告江青的情况——他是聪明人，很知趣。

李：这些所谓政治家们，各自一肚子“小九九”，这就是有些人津津乐道的“政治智慧”吧。看来，江青之所以不要你管这件事，大概是因为你这封信实际上是告汪东兴的状。汪是毛极其信任的人，江青岂能不做利弊权衡呢！

阎：你说得很对，我这封信确实是告汪东兴状的。这是因为文革以来，我一直在戚本禹的手下，政治思想上也跟定了他，认为他都是对的；而且我刚刚做了江青的秘书，还不清楚汪东兴是我的直接顶头上司，还兼做毛主席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党支部书记。否则，戚本禹叫我到秘书局了解情况，并向江青报告，我也会考虑考虑，掂量掂量利害的。

怎样给江青做秘书

郑：江青借“秘书局调查事件”，结束了她和你玩的“躲猫猫游戏”，也就是结束了对你的试用考察阶段。

阎：可以这么说。

李：您任江青秘书，都要做些什么事？要帮助江青写东西吗？

阎：江青不需要别人帮她写东西。她的讲话多是她的即席发挥，或是事先自己准备的。她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讲演才干。在我担任江青秘书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一次也没有为她起草过讲话稿，她也从来没有对我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

郑：那么平常你要做些什么事呢？

阎：我做江青的秘书，日常主要工作是，收发和管理文件。当时江青的文件不SGarEG45fR7b5s5rWX0tng==少。大概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康生有的文件她都有。就类别讲，有中央文件和收发电，有军委文件和收发电、中央文革的文件和收发电，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搞的《简报》、《要事汇报》、《快报》、《来信摘要》，等等。所有这些东西，每天都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厚，字数有一二十万字。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送给江青，莫说看了，就是一份份数一遍也需要不少时间。可是，我又不能不把这些文件都给她，因为如果她听陈伯达或康生说看了什么文件或材料，而她没看到，那她就要骂我了，说我“扣了”或“贪污了”，罪过就大了。所以每天对文件和材料进行分类，是我最重要、最费脑筋，也是最花时间的事情。我把文件和材料大体分作三类：

一类是必须看的。包括中央文件，中央负责人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的传阅件；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和其他要人给她的亲启件；“文革”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动态；党和国家历史和现实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动态；有关部门或个人直接请示她的信函和材料，等等。这一类东西，属于她应当了解的，而且多数也是她需要表态的。据我回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领导人中，对文件和材料做出批示发表意见最多的是江青，其次是康生；陈伯达很少，他往往只是画个圈。

一类是供参阅。这类文件和材料，一般说来也比较重要，但并不一定需要批示和表态。

还有一类是供浏览。这类文件和材料，对江青来说，有时间可以翻翻，没时间不翻也关系不大。

这三类文件和材料，分别放在三个卷宗中，每天江青起床前，我要把这三个卷宗送到江青办公室，放到江青看文件坐的沙发的右边茶几上。有些中央负责人之间的传阅件，或写着“急件”和“特急件”，机要交通员送来后，除非江青没起床，都要立马送给她，不能延误。江青把文件看过后，或批示，或不批示，都顺手放在她坐的沙发的左边的茶几上；她批示的文件和材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般的，由我按照她的批示，写信封装好交给机要交通员送走；一种是她写了信封，如送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或陈伯达、康生看的，她甚至已封好，贴上了密封签，这是秘书不可与闻的，我只负责登记，交机要交通员送走。一天两次，即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从她办公室取下她看过和批示过的文件，该登记发走的发走，该分类存档的存档。如有紧急件，她会随时按铃让我取走，我会立即通知机要交通员来取并送走。

一般说来，第一类的文件，江青都看了，卷宗经常成空的；第二类的文件，她会挑一些看，也有批的，或画些横道；第三类文件，即“浏览件”，她看的或批的很少，有时根本没动过。我每天处置文件和材料的程序基本如此，日复一日。

郑：除此之外，你还要忙些什么？

阎：江青在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时就跟我说：她连每天是几号、星期几都不知道，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没过过星期天。为了补足她这个“缺陷”，我每天上午给她送文件时，都在第一份卷宗的上面用曲别针别一个小纸条，上写：今天是×月×号，星期×，上午×点，下午×点或晚上×点有××会议，以便她了解这一天的安排。

我每天除了收发和管理文件外，还要接电话。电话很多，有通知江青开会等事情的，有向江青请示什么而又不便直接打给江青的，有要见江青让我同江青联系的，等等。有时电话一个接一个，加上收发文件，忙得不可开交。

郑：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这本书中说你是江青的“机要秘书兼江办的办公室副主任”，是不是有个江办呢？

阎：唉！这是一本胡编滥造的书。因为林青山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同时也给历史造成了混乱。我不得已曾起诉他，并获胜诉。你所提的问题，我正好借此机会把它澄清一下。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别说我当机要秘书时，就是整个“文革”十年中，江青除了有一个自己工作的办公室外，中央办公厅没有另外给她设过为她服务的办公室，至于江青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云云，当然也就是子虚乌有了。我给江青往外发信或文件时，由我所写的信封，落款都是写“江青同志处”。外人对江青这里常有称“江办”的，那只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含混的称法。至于林青山这本书的胡说八道，我在后面还要提到。

李：您的工作量这么大，面临的又是这么复杂的环境、形势，再加上江青为人的严苛，能应付下来可真不容易。

阎：几个月下来，我真是疲惫不堪。在文革期间，江青的事不比陈伯达、康生少，在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说，可能还要多些和忙些，他们的秘书都不止一个。我跟江青说过多次：“一个人忙不过来，希望再加一个人。”这件事我跟我们的顶头上司中办主任汪东兴也说过，他说那得看江青的意见。一开始江青也没当回事，后来，我可能说了多次，也可能是汪东兴也跟她说过，在一次送文件时，她和我说：“我看你是挺忙、挺累，可是，主席才用一个秘书，我怎么好用两个秘书呢？！”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不过，我们都是主席的秘书。你忙点、累点，还是先干着吧！”我答应说：“好，谢谢江青同志，我一定努力干。”

李：主席不是好几个秘书吗，怎么说“只用一个秘书”呢？

阎：关于江青所说“主席才用一个秘书”，需要交代几句。在1967年，我给江青做秘书时，给毛主席收发和管理文件的机要秘书确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徐业夫同志。毛主席身边的秘书有两种，一种是职务和水平都比较高的帮助毛主席研究和处理某方面问题的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长期做过毛主席的秘书工作，一般说来，他们同时都还在党内和政府内担任着一定的比较重要的职务；一种是职级较低、专给毛主席处理具体事情的秘书，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注释中，他们被称作“毛泽东办公室秘书”。1956年，中央常委开会为毛主席任命了五大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江青、田家英，他们分工各有不同。他们中间，只有江青一人例外，只作为毛主席的专职生活秘书，同时帮助毛主席研究一些国际问题。其他四个人都任有重要职务：陈伯达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还兼任《红旗》杂志总编辑；胡乔木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田家英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叶子龙任中央机要室主任。

1962年3月25日，毛泽东给邓小平、杨尚昆等写信说：“我这里的两位秘书，文化、政治水平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众工作中有过实际经验的。如能找到，也要讲明试用，不行另选他人。至于‘收发’性质的秘书，有一人够了，可以减去一人。”徐业夫同志大概就算是这样“收发”性质的秘书。

郑：徐业夫，你和他有接触吗？

阎：有。徐业夫，安徽人，老红军，是一位工农干部，人很好，长我二十几岁，是我父辈的人物，我很尊重他，我曾向他请教怎样做江青的秘书。他向我讲了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你要以江青同志的意志为意志。”当时我听了很不顺耳，觉得有损自尊心。后来明白，这句话不只是他长期做秘书工作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对江青为人品性的了解，告诫我：江青的意志违拗不得。这是一句掏心窝的话。尽管当时听了不很自在，但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我给江青做秘书工作，一直是恭恭敬敬、勤勤恳恳的，江青的意志（如江青叫我办的事）我一次也没违拗过；但这并不是说，我在江青面前唯唯诺诺，一句话也不敢说，一点看法也不敢谈。我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小知识分子”，有时还好谈点自己的看法；不过我向江青谈的有限的一些看法，凡涉及她的，都是为她好，觉得有利于维护她的形象，在主观动机上绝无其他——至于她本人是不是这样认为，或真心实意地这样认为，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郑：能想得出来，像你这样深受共产党正统教育的人，在给江青服务过程中，一定是绝无二心的。

阎：当时，我可以说是日夜忙碌，不敢稍许懈怠。除非江青午休或夜里睡觉，我一时一刻不能也不敢离开办公室，因为不知江青什么时候按铃叫我；如她按铃叫我，我不在，那可不得了了——就等着挨批、挨骂吧。

李：您挨过她骂吗？

阎：挨过。记得1967年夏天，有一次，江青按铃叫我，恰好我离开办公室一会儿，待回来还没进办公室，就见江青的护士匆匆跑来，看到我就说：“你干什么去了？首长叫你！”我心想糟了，也顾不得向她解释，就赶快上楼到江青办公室。“报告！江青同志，您叫我？我……”江青根本不听我解释，两只眼睛直瞪着我，声色俱厉地大喊大叫：“谁叫你离开办公室的，你误了我的事，你负得起责任吗？”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说：“江青同志，我错了，以后一定注意！”江青仍然很生气，没头没脑地说：“真是，我用不起你这大知识分子！”对这话，我心里感到很委屈，又不能说什么。大概有好几分钟的时间，江青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她说：“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快把这封信发走。”我忙接过信，就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待我下楼回到我的办公室，才松了一口气，觉得躲过了一劫。

李：江青这么急，这么火，究竟是给谁的信啊？

阎：我一看是她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急件”，并已封好；至于什么内容，我不知道。我立即通知机要交通员把这封信取走。闹了这么一场事，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江青说“我用不起你这大知识分子”，狠狠地刺伤了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中，就学历来讲，多为初中生，也有个别的高中生或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她的护士就是卫校毕业，大学生只有我一个人，但我从来没有因此而骄傲，工作就不认真。有一次我和戚本禹谈起这件事，他跟我说：“挨江青的批评，也是一种光荣呢！你想全国这么多人，能有几个人可以直接挨江青的批评？”我想这是一种“阿Q精神”——在江青身边工作有时也确实需要有点这种“阿Q精神”，否则，怎么办呢，你又不能跟她辩解！

郑：无端地挨她批评，还要引为光荣，这哪里是阿Q精神，分明是奴才精神嘛。

阎：在江青身边工作，和江青的关系，就是形同仆人和主子的关系。江青居高临下，要你对她绝对服从，如同使奴唤婢，经常板着一副面孔，不苟言笑，她不高兴或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张口就骂人，甚至大声斥责：“你给我滚！”

刚才说到江青按铃叫我，顺便再说一下林青山那本书对事实的编造。《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中不止一次地说，江青打电话叫我。如该书第42页说：“‘笃笃笃’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拿起电话：‘小阎，你来我屋里有事！’”第49页又说：“‘笃笃笃’电话铃响了，小阎拿起电话听筒，‘小阎，来我这儿有事。’”这是瞎编，完全不了解江青呼叫工作人员的情况。其实，任何一个中央负责人呼叫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是用电话，都是按电铃，江青也如是。从江青的办公室、卧室以至餐厅都安装着通往护士、警卫员和秘书房间的电铃，江青一按电铃就可以叫到我们中的任何人。按规定：电铃响一下，是叫秘书；响两下，是叫护士；响三下，是叫警卫员。这些所谓“纪实”作品的编造，到了不知起码常识的地步。

郑：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生，之前一直从事文字工作，到江青那里就干这些杂务，她就没让你接触些文字工作？

阎：我只帮她推敲过一次她的讲话记录。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晚，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召集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的军代表和群众代表开了两次座谈会，她发表了讲话。根据录音整理的她的这个讲话稿，江青让我看看，推敲一下。我对这个讲话稿做了一些文字通顺工作，就内容讲，我只加了一句话，这就是：“样板是尖端、是榜样、是方向。”“尖端”、“榜样”这个话，江青讲了，“方向”可能是我新添的。江青这个讲话，陈伯达吹捧说：“讲得很好很好！”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迅即转发全国，让人们学习和贯彻。

李：呵呵，这回您给全国人民“指引”了一次“方向”。江青对您的工作还满意吗？

阎：一般说来，她对我的工作还比较满意，关于挑选文件她也没提出什么问题，在这方面，我回想不起印象很深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是有的：我认为重要的、必须看的，她不一定看；我认为不很重要，可看可不看的，她不仅看了，而且写了批语——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好好想一想，以改进工作，适应她的需要。

我还要提一下《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这本书，书中写道江青对我说：

“‘从年龄上说，你是我的晚辈，我都拿你们当孩子。’她亲昵地拍拍小阎的肩膀，‘只要你能忠于我，将来你们从这里出去，都是独当一面的头面人物，说不定还是一路诸侯哩。但必须使我信得过才行。我看你是个老实人，好好干吧，将来会有你的锦绣前程的。’”

还写道：

“她哼了一声，‘反对我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也许过于兴奋，亲昵地拍拍小阎的肩膀：‘好好跟着我干吧！把这些老家伙们一个个都打倒了，天下不就是我们的了。那时，大权在我们手里，我说什么算什么，给我干事的人，我还能亏待吗！只要你好好帮助我干事，忠心耿耿，一心一意，能赴汤蹈火，将来会有你的前途的。’”（整理者按：该书第275页）

李：类似路数的作品地摊儿上有的是。一是想当然，二是尽量戏剧化，第三，我认为最恶劣的，是对这些政治上失势或被主流话语否定了的人物，极尽丑化——反正欺负“坏人”没后果。还显得自己特有正义感。

阎：实际上，江青从来没跟我说过这类话，她也不会说出这类的话，还有什么“拍拍小阎的肩膀”，更是扯淡。论年龄，江青确实是我的长辈，她比我亲生母亲还长一岁，日常相处，她是自重身份的，绝没有“拍拍肩膀”之类举动；对她，我也确实“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真诚地把她看作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和代表者。江青跟我说的政治方面的话，都是冠冕堂皇的；她如果确实像林青山所说那样跟我讲，而我又认可和满意，那我还有什么人格可言！林青山这样编造是对我的严重污辱和诋毁！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林青山根本不懂得、不了解江青这样的历史人物，不了解江青的问题和罪行之所在，一切全凭想当然，这何尝不也是对江青的诬陷？

江青也和我聊过天

李：那么实际上，在日常相处时，江青对身边工作人员是怎样一种做派呢？

阎：前面我说过，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是统治与服从、主人与仆人的关系。她不高兴或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张口就骂人。但她心情好的时候，也和工作人员聊聊天。我就有几次这样的经历。

有一次我陪她散步，她问我家庭生活怎么样，我告诉她，还可以。我家庭出身很苦，解放后，土改时分了几亩地，生活有很大变化。我当时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行政22级，在北京地区，工资是56元，上有老，下有小，老家在鲁西北，地瘠民贫，生活很紧张，但我从没跟江青说过有什么困难。江青也问过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我说，我在旧社会里逃过荒，要过饭，要不是解放，我不会有今天。当时这样说，是真心话。大概也因为这样，江青对我说，我看你对党，对毛主席还是有感情的，说我“还有点劳动人民味道，还没被化掉”。听到江青这样说，我感激地说：“谢谢江青同志！”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跟“阎昌奎”（整理者按：用阎长贵姓名的谐音）讲：“听说你家里人口多，收入又少，有什么困难，不要顾虑，说一声，我批个条子，照顾一下不成问题。”江青还说：“把你的家信给我看看。”“小阎从容不迫地从兜里掏出信递给江青，她粗粗地看了看，确实是父亲有病来信要钱。她顺手在一张便条上批了几个字：‘救济小阎五十元’。”（第159页）

这纯粹是胡说。我确实从来没向江青和组织谈过我家庭有什么困难，江青和中央办公厅也没有给我批过一分一厘的“救济款”。

李：呵呵，您就别老跟他较劲了。了解点情况的，都知道当时也不是这种财务程序——江青批给谁啊？按照王广宇（整理者按：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人员，一度担任组长）的叙述，中央文革小组根本没有财务。江青在其他部门又没有职务。她又不像毛，有大笔稿费可以“帮助身边困难同志”，她的工资自己都不够花，还得跟毛伸手呢。

江青和您聊过她自己的事吗？

阎：有一次她跟我谈到她在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她说，那个时候，我搞文艺工作，搞地下工作，经常要跟特务斗。比如演戏吧，我在前台，一方面要认真表演，一方面还要注意下面有没有特务，或者远处来没来特务，如果发现有有特务嫌疑的人，我就马上下场，到后台换上衣服就溜掉了，免得被敌人抓住。她说，做革命文艺工作，做地下工作，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我不怕！

有一次，她跟我谈到毛主席在指挥打仗时的高超艺术。她说，在转战陕北时，我一直跟着主席，主席指挥打仗，不仅能指挥自己的军队，也能指挥敌人的军队，叫他往哪就往哪，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我没当过兵，打过仗，对江青说毛主席指挥艺术，理解不深，后来江青诬我为“坐探”，把我关了监狱，在监狱里读《论持久战》，看到毛主席说“调动敌人，就我范围”，才进一步比较深刻地理解了江青说的毛主席的指挥艺术。

江青在和我聊天时，不止一次怒气冲冲地谈到刘少奇。她说：1964年夏天，我听过刘少奇的一次报告，他一方面大肆鼓吹他老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一方面竭力贬低毛泽东思想，他说在“四清运动”中了解情况用毛主席开调查会的方法已经不行了，开调查会，他不跟你说真心话，只能“扎根串连”，一个一个、一户一户地来。江青说：我听后感到很吃惊，连肺都气炸了，我都哭了，马上去向主席报告。我跟主席说，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后做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而你还健在，人家就公开做报告反对你了，你就无动于衷吗？毛主席怎么反应，江青没跟我说。

江青有一次还跟我谈到她和毛主席的收入和生活情况。她说：现在孩子都大了，李讷、毛远新都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就没有什么花费了。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什么山珍海味。最后嘱咐我：这件事你告诉东兴同志，让他注意这个问题。还说：我的党费是不是按时交了，你也告诉东兴同志，他不要忘了帮我按时交党费。

江青还有一次简直是和我开玩笑。在一次从钓鱼台去中南海的汽车上，她两边坐着她的护士许春华、服务员张素兰，她们都是没结婚的女孩子。我当时除了做机要秘书，还临时代理警卫员，我坐在司机右边警卫员的位置上。江青说：“长贵同志，听说你都有两个孩子了！”我说：“是，江青同志，咱们山东习惯不好，结婚早。”她接着说：“生那么多干吗？尝尝那个滋味就行呗！我这一辈子就只生了一个孩子。”我本来是个十分腼腆的人，江青这样一说，搞得我面红耳赤，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江青在文革初期大红大紫

李：看来江青也不是整天横眉立目的，也有家常闲话的时候，虽然那个年代她已经是炙手可热的文革打手。

阎：对江青当时的地位问题，我谈我的看法，也顺便谈谈“文革”中对江青的宣传。

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是江青正处于“众星捧月”，大红大紫的时候。1966～1967年，江青虽然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她已被列入中央负责人行列，并且排位很靠前，往往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就舆论宣传的广度和力度来讲，除了毛泽东、林彪，恐怕就是江青了。毛泽东和林彪本来就是党和国家法定的一、二把手，而江青没有这个名分。因而对她的宣传就显得格外突出。

郑：“文革”中，林彪深知忌讳，不让宣传自己，而对江青的宣传则是风生水起，肆无忌惮。

阎：十年“文革”中，对江青的宣传，大概有三次高潮：

第一次是“文革”初期，从1966年到1967年，宣传江青对京剧改革和“文艺革命”的作用和贡献。

第二次，从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整理者按：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被诬陷、打倒的事件）开始，大讲江青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的代表，喊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等口号。

第三次，是七十年代林彪折戟沉沙后，公开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大力宣传江青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把江青塑造成反林英雄。

其后，对江青的宣传一直还有，但说不上掀起什么明显的高潮。

李：您担任江青秘书那一年，正是您说的第一次宣传江青高潮的时间，算是身临其境，请着重谈谈当时的情况。

阎：可以。我先说说江青政治地位的变化。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设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被任命为第一副组长，名列候补中央委员、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之前。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宣布：“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当时，在中央文革中，掌控大权的是江青，人称“江青专政”。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这时，江青在党内、军内都有了实际职务，而且是很高的职务。当时在政府内，江青还没担任什么职务。据曾志说，陶铸曾和周总理商量，说：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江青听了此议气得要命，说“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在当时，江青甚至会认为，这是陶铸对她的贬损。江青当时的地位确实非常显赫了，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她是毛泽东的夫人。有人说，江青的“第一夫人”的含金量甚至重于她后来担任的政治局委员，这是一点不假的。

郑：我印象中，当时不仅中央文革一般成员吹捧江青，而且陈伯达、周恩来，甚至林彪都有赞扬江青的言词。

阎：一点不假。我这里还带来了有关材料，我可以给你们念念。林彪比较突出的是，江青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1966年1月22日，林彪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达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周恩来也宣传、赞扬江青。1966年11月28日首都召开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周恩来说：近几年来，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雕塑改革，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是文艺工作革命化的大飞跃。又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还说，在文艺方面“感谢江青同志帮助了我”。

郑：吹捧江青的话，好像陈伯达讲的最多。

阎：是的。他当时虽然对江青已经有所不满，但在公开场合，对江青吹捧的话却说得最多、最系统、也最肉麻。我举几个例子：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广播学院讲话，就称江青为“中央负责同志”，在驳斥一个“诽谤”江青的条子时说：

“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宣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1966年11月28日，陈伯达在首都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致开幕词。他说：

“在毛泽东思想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诅咒它，恨死它。……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1967年5月23日，在首都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陈伯达发表讲话，其中谈到江青时说：

“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她是打头阵的。这几年来，她用最大的努力，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

李：康生吹不吹江青？

阎：1966～1967年，在公开场合我没听到康生对江青有什么赞扬和吹捧的话，后来我注意寻找这方面的材料，也未找到。当时在中央负责人中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泽东，大概只有康生。这可能是历史形成的习惯。但我认为，这并不表明康生不尊重或者说不怕江青，虽然实际上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远远超过和陈伯达的关系。后来他也改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给江青信的信封上，还写着：“呈江青同志亲启。”

李：其实以他们的资历、地位、见识，怎么能看得起江青这样的人物？所谓吹江，是吹给毛看，是表示臣服。

阎：也许也是出于这种难言的原因，郭老郭沫若对江青的吹捧最是不堪。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朗诵了他作的一首诗，说是“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在座的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学”（整理者按：见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其中专门有这样一段：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

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着

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郑：郭老不仅仅要讨江青的欢心啊！当时那么多大人物都拜倒江青膝下，的确值得深思！

李：这要和他后来做的《水调歌头》中“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对照起来看，就更能体察到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与荒唐。

除了这些大人物以外，当时报刊对江青的宣传就更多了吧？

阎：我们再看看中央报刊对江青的宣传。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笫二天《人民日报》所载“新华社十八日讯”写道：“有一千五百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这个意思不仅在正文中，而且上了提要。关于其他中央领导人是这样写的：“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最后是：“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名字与毛、林、周并列。真是史无前例！此事也没听说毛主席对它有什么批评或异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还是有意的，是什么权威人物授意和安排？均不得而知。迄今重审这段公案仍成一个不解的谜。

李：像这样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当然经过精心措辞和严格审查，不可能是偶然的。

阎：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是江青主持的，江青更是出尽风头。除了第二天见报外，还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大型文献片，在全国上映。一时间江青声震九州，名闻寰宇，成了举国举世瞩目的人物。群众和各方面给她的来信，如雪片飞来，多时每天达两千多封。江青办信组也应运而生了，在全国多少人心里，江青简直成了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

李：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江青办信组，开始“为江青同志服务”的？

阎：是呀！到了1967年，江青热的风潮也未见减弱。

1967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热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文艺舞台将隆重公演革命文艺节目”的“新华社二十日讯”中，特别突出了江青。此“讯”写道：“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由江青同志亲自关怀和支持树立起来的第一批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将以更加精湛更加光辉的姿态同观众见面。”还说：“在无产阶级自己的节日里，再度公演这批无产阶级文艺舞台上的优秀剧目，将大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干劲，大煞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威风。”

还有一件事，也应该提一下。江青1964年7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以《谈京剧革命》的题目，一字未改，在1967年《红旗》第六期和5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红旗》还配发了《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说：“京剧革命，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又说：“江青同志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用毛泽东思想阐述了京剧革命的伟大意义，发挥了毛主席的京剧革命的指导方针。这篇讲话，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京剧革命问题的一个重要文件。”

江青同意我不要称她为“旗手”的建议

李：对京剧革命，或者再延伸一步，对文艺领域革命的“贡献”是江青进入政坛的重要资本，所以她被称作“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旗手”是江青最夺目的桂冠，您知道这顶桂冠是怎么来的吗？

阎：对“旗手”的起源和来源，在回忆录和纪实作品中，我看到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作家叶永烈的说法。他认为：因为江青树起了京剧、芭蕾舞和交响乐“八个样版”，加上1966年11月28日，她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提出“三十多年前鲁迅曾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旗手”，她手下的人抬轿子，便把“旗手”附会延伸到江青头上。

这个叙述看似合乎情理，但查196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报道大会的“新华社3日讯”，摘录了好几个人在会上的发言，虽有吹嘘江青的言辞，但没有看到说江青是“旗手”的话。

二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的说法。他在自述《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整理者按：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65～66页中说：1967年5月23日，陈伯达和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万人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吹捧江青，把她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陈伯达说：“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戚本禹说：江青“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向剥削阶级的老爷们盘踞的艺术舞台发起了进攻”。

穆欣说陈伯达、戚本禹把江青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我是相信的，因为他当时不仅参加了这次大会，而且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我仔细核阅陈伯达和戚本禹的讲话，他们虽然把江青吹得很高，但却未见“文艺旗手”的话。

三是纪希晨的说法。他在他写的《史无前例的年代》（整理者按：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上卷，第111页说：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7年5月29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公开发表以后，在全国掀起大吹大捧江青的热潮。江青一跃从电影明星变成‘文艺旗手’，成为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显赫人物了。”

接着又说：《纪要》抛出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加狂热地吹捧江青，把江青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

纪希晨的说法也没有举出文字根据。

总之，从现在掌握的材料可以说明，到1967年5月份，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上人物的讲话中，在中央党报党刊的“重要”文章中，似乎还都没有把“旗手”的“桂冠”送给江青。

李：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写的《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似有两处谈到江青的“旗手”问题。

一处是，1967年4月份某天叶群接见空军文工团的几个女演员，女演员说，我们想排点节目，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叶群表示：“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搞演出，要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管文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还有一处是，1967年底成立的以林彪为主任委员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编写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其中吹捧江青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该提纲前后搞了四稿，后违背林彪、叶群旨意被收回销毁。

阎：我也注意到了。我认为，张云生所说的两处，后者已是1967年底的事，当时“旗手”的冠冕对江青而言已不时髦了；至于前者，又找不到旁证，我们不清楚张云生回忆录写到“旗手”问题时，究竟是根据他的现场记录还是凭他的记忆和印象。

那么，“旗手”的“桂冠”究竟最早是谁送给江青的呢？

我曾仔细翻检过1967年5～6月份的《人民日报》，看到有两位京剧演员写的文章中，称江青为“旗手”，一篇文章说“京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一篇文章说“江青同志”是“走在最前面的高举红旗的旗手”。而在当时广泛流行的红卫兵小报上，江青头上“旗手”的“桂冠”早就满天飞了。如1967年5月23日《首都红卫兵》小报，发表了《向文化革命旗手江青同志学习》的专论；1967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办的《电影批判》提出“向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学习！”。1967年6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革命造反队编辑的《新军乐》出现了“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显然，江青——“旗手”，“旗手”——江青，在当时社会上是流行和传播得很广泛、很普遍的。

郑：我看，去探究是谁第一个提出江青为旗手，意义不是太大。因为这是一种政治需要，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就像前面提到的追捧江青、神话江青、江青热的现象一样。当毛泽东权、威、势达到极至，吹捧江青便成了对毛顶礼膜拜的组成部分，当毛泽东死了，江青的政治生命也就终结了。当然，历史细节的考据，对于史学家来说，还是有价值的。

李：给江青加冕“旗手”桂冠的过程，非常直接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和对毛个人崇拜的加剧过程。阎老师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对江青树的八个样板戏的认可，策划《评〈海瑞罢官〉》，亲笔添加“林彪同志委托”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安排江青担任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及代组长等举措，都可以看出，其实是毛泽东自己把江青抬起来的。再加上陈伯达等大人物的吹捧，报刊上广泛而持续的宣传，造势已经造到这个地步，“旗手”这类桂冠，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我听说您倒是曾向江青建议，不要接受“旗手”的尊号？

阎：对。大概是1967年4月份，江青交给我一篇文章让我看看，提提意见。这篇文章是京剧名旦杜近芳写的。她在六千字左右歌颂毛主席文艺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文章中，热烈赞扬江青。我数了数，这篇文章一共用了20多处“敬爱的江青同志”，凡出现江青的名字，前面都加上“敬爱的”形容词，并称江青是“文艺战线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最坚强、最英勇的旗手”。对这篇文章，就我当时的认识和觉悟，从总体上讲，我是完全肯定的，只是觉得有的地方应当做些修改。在向江青汇报时，我谈了总的看法，又提了两条意见。

第一，“是不是不称您为‘旗手’好些？‘旗手’还应该说是毛主席”。江青说：“对！对！”接着说：“你去告诉关锋同志，叫他给我把这个关。”

第二，“这篇文章用了20多个‘敬爱的江青同志’，‘敬爱的’是不是太多了，在关键地方用一下，有一、两个就可以了，这样文章显得朴实些”。江青说：“这个意见也好，你一并告诉关锋同志。”fB5WEJgZeBXnsJwuQjRUBU3SOL1VykGD//IVQlIXugM=

我提的两条意见，都被江青接受了，心里自是得意。离开江青那里，我立刻到十五楼关锋处，转达江青的意见，并把文章交给了他。关锋说：“你回去报告江青同志，我给她把这个关，请她放心好了！”应该说，这一切都进行得很正常，很自然，没想到，这件事情在当时竟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这篇文章在1967年第9期《红旗》发表时，把绝大多数加在江青名字前“敬爱的”三个字都去掉了，只保留了两处；同时，把“旗手”，也改成了“战士”。文章的作者看到“旗手”改作“战士”，很不满意，怒气冲冲拿着刊载她文章的《红旗》，找到中央文革文艺组，因为当时文艺组办公地方就在《红旗》杂志社办公楼，她质问道：“《红旗》杂志是不是有反对江青同志的反革命？为什么把我写的‘旗手’砍掉？”文艺组负责接待的人对她说，这件事与我们没关系，你可以直接到《红旗》杂志去问。接着，她到《红旗》杂志社责问。《红旗》杂志社的有关人员心平气和地给她做了解释，大概她仍不满意。据说，其后这件事反映到戚本禹那里，戚不知道前因后果，就去问关锋，关锋有点生气了，跟他说：“不要问我，你直接去找江青同志！”这当然是句气话，至于关是否向戚解释了个中缘由，我也不清楚。

发生这场风波，当时我不知道，关锋、戚本禹都没有跟我说过，而是我在“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才听说的。当然，这场风波的范围很窄，知道的人很少，在当时社会上并没产生什么影响。

李：江青接受了您的意见，在这之后，她有没有去制止社会上对她加称“旗手”的做法？

阎：没有，我也没有听到过。之后关于“旗手”的赞颂，仍连篇累牍，不绝于耳。如前面说的，1967年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不是仍旧吹捧江青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吗？我还看到，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总部宣传组1967年12月编辑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铅印本），其附件最后一篇就叫作《伟大的旗手，无畏的战士——江青同志在文艺战线上英勇斗争大事记》；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火车头”，在1968年6月编辑的一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材料（打印稿），其中也收录了《伟大的旗手，无畏的战士——江青同志在文艺战线上英勇斗争大事记》，还收有一篇，叫作《江青同志带领我们胜利地前进》，等等。我之所以要辩证一下这个问题，是我认为在“文革”中，江青被捧作这样或那样的“旗手”，是一个很值得注意和分析的现象，它起码说明了江青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

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步也没离开北京

李：说到她在文革中的作用和地位，我注意到，在文革发动阶段，发动者毛泽东和参与发动者江青都不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直到1966年7月18日和7月20日，毛、江才前后脚回到北京，随之刘邓主持文革的阶段也就结束。

郑：据你所知，江青回到北京后，活动情况怎么样？

阎：江青1966年7月20日回到北京后，马上就和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连不断地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学院等高校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八月初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八次接见红卫兵，江青都参加了；12月份，江青不断接见各路的造反派。这些都有充分的第一手材料可以证实的。

我是1967年1月9日任江青秘书，1968年1月9日离开的，整整一年。我可以肯定地负责任地说：那一年江青没有离开过北京一天。这在江青随毛泽东1949年3月进北京后，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其后，即1968年1月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据在江青身边工作十几年的同志讲，文革前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左右。往往是每年国庆节前后就到广州，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来年五月、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唯独我当江青秘书那年例外，我也无法“借她的光”，乘什么专机，坐什么专列，更没有在外地住什么豪华别墅。说实在的，我参加工作五六年了，没坐过飞机，也没到过其他大城市，心里还是有所向往的。1967年6月份，江青身体欠佳，工作人员都劝她，工作不要太紧张，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休息。有一次我也这样劝她，她跟我说：“主席也叫我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1967年，江青除了到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场等处开会，会见什么人，其活动范围就是钓鱼台十一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她此前此后那些打扑克、养猴子、弄狗、骑马等消遣爱好，在1967年整整一年里，我确实都没见过。在她身边工作比我长的同事，或了解江青情况的人都说，江青似乎变了个人。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中编造了江青在健身房锻炼的故事（整理者按：第75～76页）说：

“不知是刮的什么风，这天下午，江青又眉开眼笑叫小阎：‘你跟我到健身房里，帮我做点事。’小阎自然知道是帮她做什么事，急忙放下手里的工作，跟着她来到健身房。

这个健身房，可非同一般，它是专门给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国宾使用。足有六七十平方米大，明亮宽敞，设备豪华。双杠、单杠、吊环、台球、乒乓球……应有尽有，简直就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小体育馆。

张春桥早已在健身房里恭候。小阎跟着江青走进去，她打量了一下屋里的现代化设备，忽然向张春桥道：‘打网球去吧！’张春桥顺从地应道：‘一切都听你的。’他们三人来到网球场。穿着红色紧身运动服的江青，手里紧握着网球拍，大显了身手，一蹦一跳的，打得很顺手，不时的发出一阵阵的狂笑。

这可忙坏了小阎，他的任务就是给拣球。不仅给江青拣球，还要给张春桥拣球。他稍微动作慢了一点，江青就大发雷霆：‘你那么年轻，怎么那样无用？连个球都拣不好，你是一个不称职的秘书。’

小阎已经累得满身大汗，咬着牙，用着百米冲刺的速度，给江青拣完了球又要马不停蹄地跑到张春桥那头拣球，这等于江青和张春桥两个人，‘赛’他一个人了。

幸好！张春桥‘救’了小阎，江青要显出女人胜过男人的威风，她步步紧逼，主动地发起攻势。枯干瘦小的张春桥，开始时，还能勉强应付。渐渐地就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后来，连还手之力也没有了。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副败将的狼狈相。他笑着向江青道：‘不行啦！’他举起双手：‘甘拜下风，举手投降。不论是从体力上，还是从技术上，我都不是你的对手！’

他们说着笑着，走进休息室。跟在身后的小阎，从心里感激张春桥这个‘败将’。他和江青，双方如果是棋逢对手，两强相遇，他今天就得晕倒在球场上，这种大煞风景的场面，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张春桥帮了自己的‘忙’，化险为夷了。他急忙跑到休息室，从热水中拿出一块拧过的毛巾，递给江青，接着递给她一杯香茶。

好逞能、又取了胜的江青，特别高兴。她一边擦着手，一边冲着狼狈不堪的张春桥，得意地道：‘看来你这耍笔杆子的秀才动起武来就是不行，连我这个年过半百的女人都打不过，你这身体可要加强锻炼哟！没有好体力，在政治战场上，我们就无法打赢对方了。’

也许是同‘病’相怜吧，张春桥望望汗流浃背的小阎，同情地道：‘今天把你累坏了，一个对手，我已经招架不住了，你是两个对手，真够你呛了。’

小阎笑笑，没有吭声。”

钓鱼台有没有这样的健身房我不知道。江青在1967年1月以前和1968年1月我被她赶走以后，她是否到过健身房，我不知道，我也没了解过。但说1967年江青带着我到健身房，纯粹是造谣。顺便指出，林青山这里编的情节是抄自一本叫作《“二月逆流”》的书（整理者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6～89页），不过那里没有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林青山抄袭时加上去的。

李：江青在1967年除“工作”和开会之外，有些什么业余活动？

阎：你是指她看戏、看电影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个别时候也在天桥工人俱乐部，不断地演出“样板戏”，江青经常去看，也可能就是她叫演的，或专门为她演的。不论在钓鱼台住，还是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晚上只要不开会，她都要看电影，据汪东兴告诉我们说，这是她的“工作需要”。所以，警卫员和护士有个任务，就是挑电影。每天午饭时，要写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再告诉有关部门送片子和放映。在钓鱼台是在十七楼放映厅看，在中南海是在春藕斋看，有时请陈伯达来，有时请康生来，有时请戚本禹来，有时把他们，或更多几个人一起请来，如果没有这些人来，身边工作人员也陪她看。

李：都看些什么片子，有人说常看黄色片子？

阎：没有的事！1967年所看的片子，主要是中国片子，海外，主要是香港的，外国片子除了《红菱艳》外并不多。就内容讲，说实在话，没有什么黄色的。记得看一部外国叫作《广岛之恋》的片子，片子一开始就是男女裸体拥抱的镜头，江青叫了一声：“谁叫我看这样的片子？！”起身就走，我们也跟着离开了。我们很担心，江青是否要耍威风，处罚人；好在这次她并没有追究。至于我离开后，江青是否经常看黄色电影？我问过后来的秘书、护士，他们都说没有。

林青山在《江青沉浮录》（整理者按：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出版）中说我（书中称“小阎”），初看黄色电影时，“脸红心跳”，后来变作“黄色电影迷”，这纯属造谣污蔑。

其实江青倒是常常参加中南海举办的舞会。谁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交谊舞被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取消了，但惟独在中南海为毛泽东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有时还是化装舞会，来陪跳的多是军队文工团的女青年。有时还请京剧演员谭元寿、马长礼等人来清唱。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我不会跳舞，只能坐在那里看，有女青年邀我，我只能推脱，很不好意思，想学又学不会。

1967年，江青反复说她是“政治化了的人”，从她实际的表现看，确确实实像个“政治化了的人”。

李：真难以想象，外面破四旧都闹翻天了，革命都革出人命了，里面还有舞会，甚至是化装舞会！果然是“风景这边独好”。

郑：顺便提个问题，“五·一六通知”下发之前，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影响极大。都说高炬是江青的笔名，也有说是江青写作组的化名。情况是不是这样？

阎：“高炬”是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所署的名字。这是一个笔名，其意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后来也有人解释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火炬”，高举“文化大革命”的“火炬”。

多年来，在党史界，在文艺界，绝大多数人说“高炬”是江青的笔名、化名，或者说和江青有关。如《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68页，说：“《解放军报》8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秘密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

《“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说：“5月8日，《解放军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

《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说：“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

《中国1966——风乍起》，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35页，除了讲到“高炬（江青化名）”，还指出“高炬”的名字并非5月8日第一次出现，它写道：“4月25日，《解放军报》刊登高炬《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株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这是受到江青控制的写作人员组成的高炬——高举斗争火炬——的第一次亮相。”

《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5页，说：“五月八日，江青在《解放军报》发表由她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

郑：那么，“高炬”和江青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阎：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关系。这是真正知情人都毫不含糊地讲过的。

穆欣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何明），何明是关锋的笔名。……高炬的文章则是《解放军报》编辑部写的，临时用了这个笔名，乃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有的书上说这是‘江青的笔名’，或说这篇文章是‘江青主持写的’，都不确实，当时江青还在上海，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整理者按：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96页）

穆欣说出了事实真相。不过，我以为有两点小不确切，需要指出：一是5月8日中央尚未正式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因此“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云云，应改为“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二是所说“临时用了”高炬这个笔名似也不准确，如前所说，4月25日《解放军报》就发表过署名“高炬”的大批判文章。

这件事我还问过关锋，他1966年5月初就住进钓鱼台，非常清楚“高炬”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他也说“高炬”跟江青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就“高炬”文章的内容而言，也不好说和江青毫无关系。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说法，就是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来的，亦即江青提出来的。

毛主席说：“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李：上次和您闲聊，您提到，江青在文革初期见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方便，包括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在内，因为她“回中南海是回家啊”。这使我突然有了一种感性认识：对啊，他们是夫妻，是一家人啊！我怎么老把他们当成不相干的两个人呢？那么说，你们在江青身边工作，见毛主席容易吧？

阎：是的，那是比较容易。因为在江青身边工作，见毛主席，可以说在什么距离都见过，看到过毛主席坐在沙发上的很多姿势，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啦，吸烟啦，那就不是像游行时在天安门下面只能看到毛主席向群众挥手的姿势。但是，要上前和毛主席握手和问他好，还是有顾虑的。记得在当江青秘书以前，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后，再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戚本禹给我一张票，我也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喜不自胜，觉得机会难得，看到毛主席，就抢着到毛主席跟前和他握手、问好。而在当了江青秘书后，不管离毛主席多近，我一次都没这样做过。除了经常能见到毛主席外，我还有机会多次和他一起照过相呢！

郑：当时你觉得很幸福？

阎：确有这种感觉，觉得很幸福。

郑：他对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怎样？

阎：对我们很关心，很爱护。毛主席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最大鼓励，也是我们一定要为江青服务好的最大动力。

李：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对谁说的？

阎：不是对我说的，是我听说的。在“文革”期间，江青主要住钓鱼台，有时也回到中南海丰泽园住几天。在丰泽园住的时候，有位主席的服务人员叫赵鸿安，我们是同乡，年龄也差不多，他告诉我，毛主席跟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讲：“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我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在数亿人口中，有几人能直接为毛主席服务？但当时我没有问他，这话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跟谁讲的。后来，经过进一步了解才搞清楚：

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江青去杭州，毛主席也在那里，江青为一件小事严厉地责骂服务员张素兰：“组织派你来给我服务，你惹我生气，你给我滚！”张素兰同志觉得很委屈，跑到西湖边上痛哭，周围同志怕她想不开，把她找了回来。主席的大女儿李敏把这事报告了主席。主席知道这个情况后，便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值班室来了，亲切和蔼地跟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张素兰和在场的护士许春华，她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向毛主席表示：我们一定听主席的话，好好为江青同志服务。毛主席说：“谢谢你们了！”从此，“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不仅成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动力，而且也成了化解为江青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郁闷和不快的宽心丸！

李：到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来的吧？

阎：是这样的。应该说，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苦出身，不是农村贫下中农，就是城市贫民或者工人，比如护士许春华就是烈士后代、孤儿。按照当时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没有这个条件，连考虑都不会被考虑的。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论当秘书、当护士、当警卫员、当其他服务人员，人人都会为有这样的机会而有一种神圣感和使命感！人人都是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不能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江青说谁不给她好好服务，那完全是昧着良心瞎说。

李：你们工作人员相互关系好吗？

阎：非常好！情如兄弟姐妹，平时有说有笑，亲密无间。更可贵的是，在工作中，我们能够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相依为命。一个人受到江青的批评、斥责、处罚，大家都不好过。诚如古人所说：“一人向隅，举座不欢。”给毛泽东做过十三年卫士的李家骥说，“我们工作人员之间真是‘互相帮助’”，“有如兄弟姐妹一样的感情”（整理者按：《我做毛泽东卫士十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0～451页）。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嘱咐我：“有件事，你要注意一下，凡是听到你周围的人，有谁议论我什么，你都要立刻向我汇报。这也是你的一项‘重要任务’。”（整理者按：该书第29页）这纯属瞎编，江青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布置过这样的任务。据说，后来有极个别工作人员向江青打小报告，其他工作人员对他很反感，直到今天谈起他，大家都还深恶痛绝。

我们说，江青难侍候，喜怒无常，对工作人员态度恶劣，也不是说她整天板着面孔。我们工作人员都知道，她很讲究礼数，逢年过节，她见了你，要问你好，你也要注意问她好。她有时也跟工作人员聊聊天，谈谈家常，开开玩笑。前面我已谈过。

李：您能具体说几件你们工作人员相互关照爱护的事情吗？

阎：当然可以。

先讲讲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师傅的故事。程师傅在我们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山东莱州人，从青年时期开始学习烹饪，后在铁道部专列上任厨师，技艺精湛。从1954年起，毛主席乘专列外出时，就给毛主席做过饭。毛主席1956年在《游泳》词中说“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这“武昌鱼”就是程师傅做的。1956年借调任毛主席厨师。他做的饭菜很合江青口味，从1961年起，专任江青厨师，一直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共16年。程师傅对我们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爱护，大家对他都很尊敬。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吃，并很爱吃；而老母鸡的肉她不吃，只喝汤。江青有时让程师傅把鸡肉卖给大食堂；有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多次吃过，这在生活水平很低的六十年代是很不错的享受。像对待老大哥，我们心里有什么话也愿意和程师傅说。有一次江青正在准备午睡，我收到一份急件，就马上送给她看，希望她能在午睡前看一下，以便急速下传。当我走进她卧室，看到护士正帮她脱衣准备睡觉，我说：“江青同志，有份急件请您看看。”她张口就厉声斥责我：“我正要睡觉，你进来干什么？”我不敢辩解，也不敢立即退出，过了一会儿，她又生气地说：“你放下吧！”我放下文件马上走开，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程师傅，程师傅跟我说：“老太婆了，别管她！”那年，江青53岁，比我母亲的年龄还大呢。像这样的心里话，不论他还是我，如果反映到江青那里，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但是我们都能相互倾诉，表明了我们之间信任的程度。

李：程师傅后来怎么样？

阎：程师傅是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唯一“善始善终”的人，从总体上说，江青没找过他的茬；我离开江青那里以后，70年代周恩来还点名让他担任过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支部书记。我看，这也反映了江青的实用主义，大概她觉得，不论秘书、护士，都可以换，惟独适合她口味的厨师不好找到合适的人替换。江青被抓后，程师傅又长期在中央书记处做饭。他是“国宝”级的烹饪大师。现在北京南长街有个泽园餐馆，就是程师傅的徒弟办的，墙上挂着一幅放大的程师傅和毛主席的合影。

李：除了程师傅，其他人呢？

阎：关系都很好。

1967年夏天，我爱人来北京看病，住在钓鱼台北门外面警卫连的家属宿舍。我们一起工作的同志，都很关心她，结伴去看她，连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也去了。三位警卫战士刘真、王振荣、李仁庆，除了替我陪她到医院看病，还不断地给她送些蔬菜，豆角啦、茄子啦、西红柿啦，等等，这些菜都是他们在江青所住的十一楼门前种的。按照当时毛主席的指示，钓鱼台的许多空地，不是像现在种的供观赏的花草，而是蔬菜和庄稼，毛主席住的中南海丰泽园也是这样。现在这些同志也都退休了。特别可贵的是，现在我们仍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毛主席的理发员周福明，也经常给我们工作人员理发。毛主席的医生李志绥也给我们工作人员看病。

我要特别感谢江青的护士许春华，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许春华人既漂亮，又聪明，曾得江青的喜欢。因为随侍在江青身边，和江青接触时间最多，因而对江青的脾气和性格了解得也最透。她不止一次地悄悄跟我说：“你注意点，江青疑心很大！”后来，她还跟我说了江青对我的看法。她说：“江青说你是书呆子，有时呆得好笑，有时呆得可爱。”江青具体指什么，她没说，我也不好问。说实在话，当时我对江青是很敬重的，没有丝毫的“设防”；受陈伯达、戚本禹等人吹捧江青的影响，以及江青本人也跟我谈过她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当时我把江青是看作革命前辈的。直到前几年，我问起许春华，她说：说你是“书呆子”有印象，但具体指什么也说不清楚了。她还告诉我，1968年1月我被关押后，她还受到我的牵连，被江青赶走了；好在得到汪东兴同志和毛主席的保护，未被关押，而被安排去支左，后来，又到大学读书去了。（未完待续）

（相关简介：郑仲兵、李宇锋，历史研究者。）

转自《领导者》2014年第3期

Gowest

江青在

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政”

李：您前面说，江青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有超乎陈伯达、康生的特殊地位，请具体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阎：可以。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叫作“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政’”。咱们先听听“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是怎么说的。

陈伯达回忆说：“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她“在小组中横行跋扈”，“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数）”，“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实行“独裁”，“胡作非为”。（整理者按：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9、81、87页）

“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是听江青的，陈伯达是常委、文革小组组长，地位很重要，但在常委会上陈伯达就讲：‘我不过是刘盆子。’”。（整理者按：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712页）

“曾任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对陈伯达自称“刘盆子”，做了明确的解释：“陈伯达之所以这样讲，无非是让人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江青当家，他这个组长不过是个傀儡而已。”（整理者按：《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259页）

穆欣还进一步解释说：“陈伯达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是江青眼中的‘刘盆子’，是其他成员心目中的傀儡。凡事他都得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江青这个女人，她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假传‘圣旨’。……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就得耐着性子等候；开会时，经常由江青包场，‘哇啦哇啦’地说个没完，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了分歧，江青就叫大家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原地‘休息’，直等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江青心胸狭窄，喜怒无常。得意时，胡侃神聊，一不如意，怫然大怒。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得把空调关掉；她讲话发言时，不怕别人震耳欲聋，可是，她却不许别人出大声……在小组里江青俨然就是凌驾全组之上的‘女皇’。”（整理者按：同上书第368～369页）

郑：你们工作人员看到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阎：也是这样的。但就我所知，中央文革小组刚成立的时候，陈伯达说话还管事，江青和其他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也比较尊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时间界线，就是1966年8月陈伯达生病住院前后的变化。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之后，陈伯达便大权旁落，江青便大权独揽，尤其是陈伯达回到文革小组后，更是每况愈下，我们清楚地看到：小组成员对组长陈伯达的话似可听可不听，指示可执行可不执行，而对江青的话和指示那可是说一不二，一点折扣都不能打，江青对小组成员颐指气使，小组成员对她毕恭毕敬。

郑：您能具体说说江青在文革小组中的“专政”吗？

阎：我还是先说说主要当事人的反映吧。陶铸在文革中曾对他夫人曾志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整理者按：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

王力在他回忆录中曾记述江青逼陈伯达和她打倒陶铸以及她骂陈伯达的事：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1月8日毛泽东予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他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吓得陈伯达要自杀，他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陈伯达说，那一天，我都吃了安眠药了，是江青硬拉着我去的。康生也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康生在王力、关锋“顾全大局”的劝说下主持开会，江青借口身体不好不参加，会议只批评了陈伯达，没有一个人批评江青，而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轻描淡写——因为陈伯达都要自杀了，谁也不好再说很硬的话。后来江青知道陈伯达要自杀的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整理者按：《王力反思录》第976～977页）

郑：您本人见过江青训斥陈伯达吗？

阎：见过。一次，在十一楼的会议室，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或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劈头盖脸地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长叹一声：“唉……”

“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

1967年1月的一天，我到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值班室去，看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着陈伯达说：“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听到江青这样说，我心头一震，赶忙退了出来，我不知道江青为什么对陈伯达用“熊样”这样的语言。后来知道是这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造反派立即行动，要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抄了家。毛泽东说肖华还要保，陈伯达吓坏了。江青这次教训他，是给他打气、鼓劲。

李：除了江青，其他文革小组成员对陈伯达尊重吗？

阎：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这样，不能不影响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我看到，王力、关锋、戚本禹对陈伯达也不尊重。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的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说他接受陶铸的礼物；陈伯达不说什么，竟冒出这样一句：“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听到陈伯达向戚本禹这样求情的话，我感到很惊讶！这“求情”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主席、江青的关系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诫或者说请求戚本禹不要在毛主席、江青面前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小报告。关于陈伯达收受陶铸礼物的事，后来我问了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他们说，是陈伯达托陶铸从香港买的一个收音机，根本不是陶铸送的什么礼物。

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刘叔晏的态度。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一天，陈伯达夫人刘叔晏给我打电话，对我的文章夸了一番。我说：“叔晏同志，您有什么事啊？”她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

我有点犯难，但还是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有一天晚上，江青看完电影从十七楼走回十一楼。她走一段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趁她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我向她报告了刘叔晏请她安排工作的事。江青气狠狠地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他的工作应该由汪东兴安排。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但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在一段时间里我真怕碰到刘叔晏……

毛泽东给江青改文章

李：您前面说，作为秘书，您从来没有帮江青起草过文章和讲话。那么，都是她自己写么？这方面，主席会给她什么帮助么？

阎：写都是她自己，主席帮她改过。据我所知，在“文革”中，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最突出的有三次：一是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编者注）；二是1966年11月江青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编者注）；三是1967年4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简称《立新功》——编者注）。江青这些讲话和文章经过毛泽东的修改，不仅规范了文字，提升了思想政治内容，更主要的是扩大了影响，大大提高了江青的声誉。

李：毛泽东是怎样修改的，请具体说说。

阎：我看到他对这么一些方面做了修改：

一是，凡江青说到“毛主席领导”的地方，都加上“党中央”；凡江青说“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

《纪要》讲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纪要》讲到“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泽东改为“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纪要》讲到近三年来出现了许多“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毛泽东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

《讲话》讲“对于我们党内的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改为“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立新功》讲“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毛泽东改为“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

郑：看来毛并不希望人们把他和共产党割裂，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割裂。

阎：是这样的，但这里也包含着毛主席不同意对他过分的宣扬。所以下面我要介绍第二方面：

凡是江青宣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过分的地方，毛泽东都改得低一些或者删掉。

《纪要》说，《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上的讲话》“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毛泽东将最后一句改为“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纪要》还说，“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峰”。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

在《立新功》中，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这应是事实，不知毛泽东为什么要删去。

第三方面是：江青讲事情和问题不准确或分寸不当的地方，毛泽东均做了适当的修改。

《立新功》原稿中讲到广州市文化革命“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毛泽东将其中“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改为“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

《立新功》原稿上讲“文革”前十七年，文艺创作“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是”改为“大量的是”，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是”。

还有，原稿上讲到“文革”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都是”改为“大量的是”。

李：毛泽东把江青极端的言辞，改得富于分寸感，但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实质并未改变；就像文革初期，毛还是赞扬推崇江青，但他绝不用溢美之词，还要求江青懂得自敛。

阎：正是这样。所以下面我要讲第四方面：

凡是吹捧江青过火，或江青自吹自擂的地方，毛泽东也都做了必要的纠正。

《纪要》讲到在座谈过程中，江青“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就把后面一句删去了；《纪要》发表时又把删去的这句改为“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讲话》讲到“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这是你们团里一些革命的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和我一块努力的结果”。毛泽东删去了“我提出的”四个字，改为“北京京剧一团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在“和我一块努力的结果”后面，又加上了“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十四个字。

《讲话》讲到“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文学艺术”，毛泽东改为“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

《立新功》中，江青讲到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这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李：您刚才讲的四方面，都属于毛对江的文章和讲话不当之处的删改，有没有属于发挥和增补方面的？

阎：有。我举一个例子：

江青的《立新功》，是1967年4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5日，江青写了一封信，请毛主席为其讲话批改，信上说：

“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

毛主席完全满足了江青的要求，两次给她批改。对江青说的“缺引证，不够典”，毛主席特别地加了一段理论性十分强的话。这就是《为人民立新功》中那些排黑体的将近200字的话。这段话加在江青讲完《触说赵太后》故事的后面，全文为：

“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毛主席这些话，大大提升了江青这篇讲话的理论性和历史感，使它成了标志着文革一个阶段的一篇重要讲话。

郑：刚才我们议论了毛泽东对三篇重要著述的修改。《纪要》不好说就是江青个人的著述，应该说是一个集体的著述，最多也只能说是江青主持下编写出来的。我还听说毛泽东对《纪要》修改过三遍，原来的标题是《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修改时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

阎：是这样的。添加这六个字，非同小可，是借林彪的权威来提升江青的影响力。虽然有人说林彪并不情愿。可以说，《纪要》是江青崛起和走上政治舞台的界碑。同时，《纪要》又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纪要》的构思、整理和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的步骤。所以突显林彪的大名，把他和江青绑在一起，是毛主席的用心，表明毛泽东要倚重林彪，拉他一起来发动文化大革命。

李：在毛泽东修改江青的文章中，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

阎：就是毛泽东为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一处的修改。在《为人民立新功》原稿中，有一个地方说道“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

毛泽东把“我的话也不听AvPNWQi5/O59zo94JLnnOA==”中的“也”字改成“更”字，当时（1967年4月）看到这里我被震惊了，心里长时间暗暗发笑，心想毛主席真厉害，真细心，也是对江青的真爱护，把“也”字改成“更”字，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了。按照原来的说法，“主席的话不听”，可以理解为“尚可”，“我的话也不听”，那还行，那还了得——这不是把自己摆在主席之上，或至少是平起平坐了吗？！

毛泽东和江青是

“政治夫妻”

郑：在我的印象中，您很早就提出毛江“政治夫妻”的概念，您是怎么想的？

阎：其实，江青早就自我表白过，说她和毛主席是“政治夫妻”。这一点，现在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了。但是，应该如何理解“政治夫妻”的内涵，还是有很大歧义的。有一些纪实作品，强调说江青找毛泽东，是看重他的地位，是要靠着毛泽东向上爬，“夫贵妻荣”；或者说毛泽东和江青夫妻感情冷漠，由于江青身体的原因，他们早就没有夫妻生活，等等，以此来理解“政治夫妻”关系。当然理解允许见仁见智，但我个人认为，所谓毛泽东和江青是“政治夫妻”，特别就其晚年，其主要和基本含义，应该是他们在政治上相依为命。

郑：江青是否有虚荣心？不好说否。但当年对“革命领袖”的爱慕乃至崇拜的，恐怕也不乏其人；至于江毛男女之好，究竟二人谁更主动，或是一见钟情，似也可稽考。江青好像说是毛主动追求她的。不过，这些和“政治夫妻”有多大关系呢？我认为，您用“政治上相依为命”来诠释“政治夫妻”是很贴切的。

阎：文革前，江青在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以及对俞平伯等学者《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都与毛心心相印，说明他们在政治上，在政治思想、政治情感上，颇多一致。陶铸夫人曾志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战友，她在回忆录中有一段很生动、很细腻的叙述：“江青在生活上很忽视主席，但主席对江青却是关怀备至。江青患子宫原位癌，在苏联做了放射治疗，主席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主席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他还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他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所以江青虽然只是一个秘书，但无论到哪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整理者按：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2000年1月第二次印刷，第320页）

李：所以以往一些文章或文学作品显然夸大了毛江之间的距离，甚至把他们描写得水火不容，“背道而驰”。您说的这些，说明毛泽东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江青，而且在政治上培养提携江青。

阎：可以说是这样的。我翻阅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从1949年到1976年，共13册。我看到，建国后毛泽东经常批一些文件、一些国内外材料，让江青看，让江青研究；而江青也不断送一些材料给毛泽东看；不论毛泽东批给江青看和研究的，还是江青送给毛泽东看的，其内容都是富有政治性的。可以看出，毛泽东十分注意在政治思想上指导和培养江青。我还看到，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颇为自得地谈到，她“多年来都是给主席做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江青在这里说到她是主席的“哨兵”，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他们“政治夫妻”的关系。

李：恐怕在文革中江青的表现，更能说明她和毛泽东的“政治夫妻”的关系。她是深受信任、倚赖、重用的，举国无出其右者。

阎：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只经历了“文革”初期，我看到，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被授予重要职务，并奉毛泽东之命，斩关夺隘，冲锋陷阵。这里我试举几件事情。

—、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第一把火，是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出面组织的。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直言不讳地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李：从毛泽东这段叙述中，是否可以这样推断：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有他和江青两个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以及总书记邓小平都蒙在鼓里？

阎：大概是这样吧。

二、1966年7月8日，毛泽东亲自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还讲了几乎跟任何人都不便说的一些“黑话”，包括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非议。

三、1967年“七·二○武汉事件”后，毛泽东认为军队支持“右派”，于是8月4日他以“润之”署名致信江青，提出要“武装左派”，要求发枪100万支。这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战略思想和部署，当然也是产生了严重后果的战略思想和部署。毛泽东也是首先把它告诉江青，通过江青向全党、全国贯彻。

李：在您与江青近距离接触中，您看到江青和毛泽东个人关系怎么样？

阎：在文革中，毛泽东住中南海游泳池，江青从1966年7月20日从外地回到北京后，主要住钓鱼台十一楼。那时，只要下午不开会，或没有什么活动，江青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泽东，而我从没听说过毛泽东拒绝她去。至于毛泽东对江青有所厌恶，不让江青去见他，甚至还有警卫人员敢于挡驾，江青也无可奈何，那是1970年代以后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而江青则不折不扣地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样，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刻有江青的痕迹和印记。

李：后来毛泽东确实也表现出对江青的不满，甚至不让江青去看他，前后这种变化，您是怎么看？

阎：我觉得这是恨铁不成钢，绝不意味着毛泽东对江青的放弃。据我看，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后，特别是想发动文革的时候，包括文革初期，很可能有让江青接他班的打算，也就是想让江青成为“武则天”，但时间不久发现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大概在1973年，李讷和她妈妈江青吵架，李讷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那个本事！”这是不是反映和传达了毛泽东的意思？试想，这话除了毛泽东和李讷，其他人，包括毛远新，谁敢说出口？！所以，在九一三事件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摔死了，其后，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让江青当接班人，但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要打倒过江青的意思。可能照他看来，江青做接班人未必合适，但无疑还是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坚决的人。毛泽东和江青都把文化大革命视为命根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文革中，毛泽东自己可以和江青怄气，可以让她难看；但别人，包括林彪、邓小平在内，谁胆敢与江青作对，毛泽东都不会容忍，都会视为是冲着他来的。

一九六七年江青和林彪、

叶群的关系

李：阎老师，您能不能谈谈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

阎：我可以谈谈从文革开始到1967年的情况。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树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的唯一副主席。

林彪上任不久，就以他的名义，送给江青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1966年8月18日，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头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穿军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军队支持。毛泽东穿军装，主要的意思应在于显示他的军队统帅身份。建国后毛泽东就没有穿过军装，由于他身材高大，他要穿军装，就要穿特制的，一时上哪里找？正好8341部队有个警卫干部身高体胖，把他的一套新军装拿来，虽然有些紧，总算凑合了。以后有好多人写信，说为什么不给领袖准备一套合体的军装？！毛泽东穿军装反响非常，穿军装在文革中成为时尚。有军籍的人，没有军籍的人，从总理起，许多人都穿起了军装；当时不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不论做记者的，还是外出办事的，都穿军装，人人以穿军装为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彪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

李：送给江青和你们军装究竟是林彪的主意，还是叶群的主意？

阎：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叶群打着林彪的旗号做的事情。叶群用意很明显，就是讨好江青，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我1967年到江青身边，还有人领我到军需处的仓库根据我身体尺寸补发了一套军装。我没有当过兵，不懂军队礼节，穿上军装既觉得光荣又感到别扭，走过中南海、钓鱼台的门口，站岗的战士两腿一并举手敬礼，吓我一跳，不知道怎么应付。

文革后我曾问过汪东兴：“林彪是否也送军装给了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汪断然说：“没，只送给你们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不仅送了陆军军装，后来还送了空军军装和海军军装。”

郑：我看当时江青出头露面时，也总是穿着军装。

阎：江青表现得很有军队“情结”，她不仅煞有介事地穿着军装出头露面，而且把她视为体己的“样板戏团”北京京剧团也纳入军队编制，演员都穿上了军装。这样一来，弄得很多剧团纷纷要求参军，也想穿上军装。江青在1967年11月9日和12日召集的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说：“关于参军的问题，你们不要着急。”当时全国人民有多少人穿军装，我没有统计过，但它也像佩戴毛主席像章一样，成了文革中的一道重要风景线。

郑：请接着说您所见的林彪、叶群和江青的关系。

阎：1967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翻印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个横排本的《毛泽东选集》。书刚出来，叶群就急急忙忙拿来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并说：“这是林副主席送的！”林彪在送给江青的那一套上签了名，送给工作人员的没签名。当着江青的面，我代表工作人员真诚地向叶群表示：请叶群同志转达我们对林副主席的感谢，我们一定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认真学好林副主席送给我们的毛主席的书，努力做好为江青同志服务的工作。叶群说：林副主席送给你们毛主席的书也是这个意思。并亲热地和我握了握手。当时接到林彪送的书，的确很高兴，觉得很光荣。我恭恭敬敬地在这套《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写道：这是林副主席惠赠的书，一定要好好学习。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我想，这次送书虽然也用了林彪的名义，恐怕也是叶群的主意。

李：这套书现在还在吗？

阎：书还在，但是，1968年1月，我遭江青诬陷被投入秦城监狱时，狱卒一定要我把这扉页撕掉，我还很心疼呢。

李：林彪和叶群到钓鱼台十一楼看过江青吗？

阎：看过，还可能不止一次，我说的是1967年这一年。但我印象深的，是1967年春天的那一次。林彪来了坐在会议室里，板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来了不用上水，因为他一般不喝水。江青拿着毛泽东写的几幅字下楼来，转送林彪（毛泽东用大大小小的宣纸给江青写过好多字）。江青说：“这几幅送林副主席，还有几幅送老夫子（指陈伯达）。”林彪不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叶群说“我们是一介武夫……”，表示很感谢江青。至于这次他们究竟还谈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曾跟秘书们说：“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我觉得，在文革初期，叶群是这样做的，确实处处学江青、跟江青，对这一点我有亲历和感受。

李：您能举些例子吗？

阎：江青在大会上讲话或接见红卫兵以及其他群众时，几乎没有一次不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或者说：“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叶群在接见红卫兵和群众时也鹦鹉学舌说：“我代表林副主席来看望大家！”“林副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云云。在许多群众场合，叶群经常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文革中接见红卫兵的会议很多，还不断有“样板戏”的演出。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某某会议（或演出）江青同志去不去？我就反问她：“您去不去？”叶群总是回答：“江青同志去我就去！”我都会如实地把情况告诉她。如果我不知道情况，我会问过江青后，再打电话告诉她。这可以看出叶群对江青的讨好。

我还记得一件事，1967年国庆节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去首都机场迎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叶群早早去了，客人都要来了，叶群看江青没来非要走，周总理不让她走，她还是设法悄悄离开了。叶群回到毛家湾，洋洋得意地跟工作人员说：“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青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显示，这对她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哪！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地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我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地溜了！”这件事情很典型，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叶群对江青态度的心理。

李：林彪和叶群除上面说的送军服、送《毛选》外，还送别的东西给江青吗？

阎：送的，主要是叶群。当时毛主席像章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叶群搞到新品种，就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送来。1967年初夏，在北京还不到吃西瓜季节，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送来几个南方西瓜。那一次我对林立果印象很好。他二十多岁，小我七八岁，坐在我办公室里，显得很老实。话不多，问他一句，说一句。后来，即九一三事件后，我在秦城监狱里，看到批林彪的文章，说林立果是什么“超天才”，干了这样或那样的坏事，我很感慨，觉得：“人真是不可貌相！”还有一次江青让我到毛家湾给林彪送一个什么文件，在我坐在会议室里等候回音时，叶群拿出五六支圆珠笔交给我，嘱我给江青两支，其余的留给我和工作人员用。在当时，圆珠笔在中国还是比较稀罕的东西，市面上很难买到。上面几件事情看来都很小，却也反映了叶群的良苦用心。

李：您觉得林彪、叶群和江青关系究竟如何？叶、江她们作为女人，有那种比较亲密的个人关系吗？还是说，这一切不过都属于“周旋”？

阎：我看，从总的来说，他们谈不上有真诚的情感，主要是在相互利用，做姿态，做表面文章。林彪应该是对江青不会有什么好感，主要在于不敢也不愿得罪毛泽东；至于叶群，在文革的初期，不排除她有结交修好江青的愿望。而江青未必看得上叶群，主要也是要实施毛泽东的战略，要拉住和利用林彪的势力。因此，在叶群方面，要做出很关心江青生活的样子。比如，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想吃点什么东西？你们那里搞不到的话，我们这里有办法。”我对这样的电话很反感，私下不满意。我心想，江青想吃什么东西还搞不到？她有专门的生活管理员嘛。不过，对这种电话我都“贪污”了，没向江青报告过，我觉得这太俗了，江青知道了也不一定满意。这大概反映了我这个小知识分子的清高心理。

说到江青的生活，她在一次散步时跟我说：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她让我告诉汪东兴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说实话，就吃饭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她在吃饭问题上，比较难侍候也是出名的。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需就餐时，一般她都要带着厨师程汝明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的话，那里的厨师也要就江青的口味打电话询问程师傅，也正因为这样程师傅得了一个他当时还不解其意的雅号：“遥控”。

李：叶群对你们这些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是什么态度？

阎：这应该特别提一下，她对我们不仅很热情，而且很关心，还经常嘱咐我们“好好为江青同志服务”。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我因为什么事情耽误，江青已经走了，我没车回钓鱼台。叶群知道了，热情地对我说：“没关系，用我的车送你回去。”我坐叶群的车回到钓鱼台。这使我对叶群的好感顿增。

不过，当时在我脑子里，江青还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江青比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才看到她工于心计，有些事或有些情况下甚至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但当时我对此一点也不了解。同时，我对叶群伙同江青干的一些坏事，如抄上海赵丹、郑君里等文艺工作者的家，迫害孙维世致死，也丝毫不知道。应该说，1967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还处于“蜜月时期”，虽有分歧和矛盾，但还没有激化和公开暴露出来。所以，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1967年，我没听到江青说林彪、叶群的坏话，她也没告诉我和叶群以及林彪接触，包括打电话，要注意什么。

李：李讷在《解放军报》造反，林彪、叶群是什么态度？

阎：这个问题我知道。李讷是1966年底调入《解放军报》的，用的名字是“肖力”。她在1967年1月和军报几个青年一起造反，打倒了《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到夏天，又打倒了党委书记赵易亚，她成为了《解放军报》的负责人。有一天，李讷很高兴地跟我说，她去见了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很鼓励她，支持她。

她说：“我跟林副主席讲，我对办好《解放军报》没信心。林副主席十分认真地跟我说：‘你现在都27岁了，一个军报的担子还担不起来？你知道不，我25岁在中央苏区就是军团长了，到延安，27岁当了军政大学的校长，干事情要有信心，我相信你能搞好！’”

李讷对林彪这次接见很满意。我听到她的介绍，也很高兴，我跟她说：“林副主席说得对，你要有信心，一定能搞好！”

一九六七年江青

和周恩来的关系

郑：许多有关文革历史的书和文章，在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时，都强调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甚至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把周恩来打倒，或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您认为这种说法怎么样？

阎：我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实际。不错，江青在总理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总理；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当然，这是戚本禹一个人的说法，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汪东兴，他也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郑：怕江青还不是怕主席！

阎：当然，但这是另一个问题。就1967年我所看到的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实实在在得不出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和要打倒总理的结论。至于1967年之后，我就不清楚了。后来的变化，应和毛泽东的态度有关。

郑：当时总理常到江青那里去吗？

阎：总理经常到江青这里来，我遇到多次都是总理亲自先给我打电话，问我：“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所谓休息，是指江青睡觉，总理自然不会来；所谓工作，是指看文件和处理文件，总理就会来。总理打电话来了，我就去报告江青。有时总理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在一年的时间里，我遇到多次这种情况，当我每一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高兴兴痛痛快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郑：“二月逆流”事件以后，江青是不是对总理的态度有所改变？

阎：看不出来。在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到一份有关总理的什么材料，内容现在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贴总理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我当时自然理解为江青是维护和热爱总理的。

江青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中央财经学院的一位年轻教员，是我大学的同学，给我来信说：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总理讲话的记录稿；其意思是想就总理的这次接见写总理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李：您听到过江青私下赞扬总理吗？

阎：有。有一次看电影《怒潮》，反映大革命失败后武装斗争故事的。看完后，在从钓鱼台十七楼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跟我们说，总理和刘少奇不同，在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贯彻执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叫工人赤卫队缴枪，总理是主张武装斗争的，他组织和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搞得好。这是我听到的江青赞扬总理历史功绩的一次谈话。

李：文革是那样一个复杂而激烈到严酷的政治环境，设身处地替总理想想，也真是作难！总理要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对很多大事要处理解决，而江青又是那样的身份、态度、脾气，他是不是要常和江青交流甚至屈从她的意见？

阎：是的。记得我给江青当秘书时，还代理过半个月的警卫员。1967年4月份检查身体，发现警卫员孙立志有肝炎，按照规定，孙立志不能做警卫员了，中央警卫局就挑了一位姓杨的同志代替，只一天时间，江青跟我说：“姓杨的不行，我怕见生人，你代理一段警卫员吧。”我说：“不行，我一点警卫知识也没有。”江青有些生气地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出去吗！”我没法推托。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看到一个情况，这就是：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总理有时坐江青的车。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我认为，主要就是总理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经过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层面上出现了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叫作“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碰头会由总理主持，参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谢富治、杨成武、叶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江青，她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总理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这个情况。所以总理有时要坐江青的车一起去开会。至于他们究竟讨论过什么问题，我当时没怎么注意去听，现在一个完整的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有一次总理跟江青说：“现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把握方向，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江青怎样回答的，我也不记得了。

李：您见过江青对总理“耍态度”吗？

阎：见过。1967年国庆节前后（1967年9月26日～10月14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国对外文委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招待谢胡一行，以对外文委的名义发了请柬。这是中国招待国宾的惯例。江青拿到这个请柬后，在人民大会堂，冲着总理大发脾气。她怒气冲冲地说：“搞京剧改革的时候，他们反对，现在他们贪天之功，拿别人的成果，以他们的名义招待外宾。这像什么话！”类似的话，江青接连嚷了几次。总理则和气地连连对江青说：“不要生气，可以改嘛，可以改嘛！”总理说改，还不容易！通知一下有关部门就改了。新改的请柬落款是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听到反馈：同一个招待会，谢胡一行收到了落款不同的两份请柬，他们不知底里，还以为招待他们的规格提高了。谢胡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要把这两份请柬一同带回阿尔巴尼亚，放在历史博物馆里，让阿尔巴尼亚人民都知道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多么深厚！”

李：您说的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大概很多人也不知道。您把它讲出来，很有价值。

阎：“总理，总理，什么事情都得理”，总理确实是中国最忙的人。周恩来自己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整理者按：见周家鼎《周恩来忍辱负重的岁月》，《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日理万机”——作为总理来说，一点不假。江青不管这些，不顾这些。她常常缠着总理，她做的事，她的活动，总是要求总理参与。就是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也要总理和她一起看，演出结束后，她给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也要总理陪着。这样的情况，我是经常看到的。

李：总理自己乐意吗？

阎：不清楚，据我观察，总理从来没有表现出不乐意的样子。我想，总理即便不乐意也得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也包含着大政治家的“远虑”，想到毛主席……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在接总理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后，“‘叭’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整理者按：参见该书第293、297页）

林青山的叙述，还告诉读者，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这样林自以为聪明的胡编，只会给历史制造出混乱，把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单到“小儿科”、“退婴症”。

李：您说他胡编，我同意。但我也觉得他的这种编法符合某种政治图谱，满足了某种历史叙述的“正确性要求”。请您概括地说说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阎：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都是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整理者按：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第89～90页。）总理对江青的态度是总理对毛泽东态度的折射和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总理。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总理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总理。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总理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总理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周总理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主席对总理的态度为转移的。文革前期，毛主席需要周总理支持文革，江青也对总理釆取亲近、依靠和保护的态度；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对总理重生疑忌，江青也认为总理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因此在毛主席接二连三敲打批判总理的时候，江青都要比毛主席走得更远。但是，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就要整总理、打倒总理，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都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江青是打倒陶铸的急先锋

李：说完总理，请您谈谈陶铸。陶铸在文革初期迅速蹿红，又迅速跌落，他只当了四个多月的常委，据说他的失势和江青有关，甚至有人说：“陶铸是受江青等人的陷害被打倒的，毛泽东偏信了江青等对他的诬陷……”（整理者按：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是这样吗？

阎：这不大符合历史事实。毫无疑问，江青是打倒陶铸的急先锋和前台司令，陶铸被打倒，她起过别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说陶铸就是被江青打倒的，显然言过其实。

郑：这是个文革历史的重大案子，把您知道的情况谈谈吧。

阎：在文革前，毛泽东、江青同陶铸、曾志关系是很好的，江青几乎每年都到广东过冬，毛泽东“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江青虽然只是个秘书，但她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毛泽东还曾经叫曾志替江青买一块表，曾志托人到香港买了块金壳劳力士坤表，给了江青。（整理者按：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321页。）

陶铸文革前就已担任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性格率真、豪爽，爱放炮。1966年，毛泽东调他到中央，5月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让陶铸代替彭真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代替陆定一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时，毛泽东钦点陶铸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陶铸连升三级，从中央委员到政治局委员到政治局常委又到常委中的第四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恐怕也是很罕见的事情。然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动员陶铸首先起来批判刘邓，被婉拒。江青对此很不满意，认为陶铸“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加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还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而他不解毛泽东这样安排的深意。毛是希望他把精力主要放在中央文革小组上，而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书记处上，而且让陶铸和江青处在直接互相交往的位置上。但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发号施令，陶铸没有附和她，甚至两个人经常争吵。

李：他们都为什么事情争吵？

阎：我听说，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问题的争论。吴传启是当时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哲学所的一个负责人，是关锋的朋友，1960年代曾与关锋、林聿时以“撒仁兴”笔名发表过不少时评，名噪一时；文革中又是“学部”最早的造反派成员，也是学部造反派群众组织联队的“勤务员”。

关于江青、陶铸争吵的事，王力回忆说：“陶铸抓社会科学院（整理者按：当时不叫社会科学院，而叫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化大革命，那时侧重整黑帮、特务，陶铸在文革小组会上说吴传启是国民党特务（这也不对，吴传启是共产党派去参加国民党的）。陶铸坚持要整吴传启，江青马上反对，说吴传启是革命左派，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发动就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江青说吴传启是左派，陶铸说吴传启是国民党。江青说，你说吴传启是国民党，你陶铸也是国民党！陶铸发火了，说我是什么国民党，我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派我去参加国民党的，吴传启是真国民党。陶铸还大声说，按你这样说，毛主席也是国民党！江青从来没受过这样对待，马上就哭了。……陶铸为吴传启问题同江青争吵，使江青不能容忍陶铸。”（整理者按：参见《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页。）经过这次吵架，江青和陶铸彻底闹翻了。

郑：按常识判断，陶铸也未必怕你江青什么：一是自认为长期紧跟毛，毛对他信任有加；二是林彪曾是他的老上司；三是周恩来对他很好，依靠他；四是负责常务工作，不能使局面失控，包括对刘邓，认为拿下来了，不必搞得太挖苦，认为自己在顾大局；五是江青盛气凌人、唯我独革、搞极端主义，他不能接受，认为问题在江……

阎：但事态的发展，是出乎陶铸所料。江青竭力支持吴传启，也可能是受关锋的影响；但也可能是拿他做“法”。我们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江青和陶铸吵架的情况，但我也感到一些文革小组成员对陶铸态度的变化。我在江青办信组工作时，戚本禹向我布置说，凡是中南地区以及和陶铸所管部门与系统有关的信通通转陶铸。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多让陶铸去表态，看能不能抓到什么把柄。我从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看到，11月27日关锋根据江青的授意给江青写信，指责陶铸。信中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工作以来，就积极支持刘邓路线，并参与了刘邓路线的制定”；“陶铸同志的说法，是直接同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唱对台戏”。信中列出了七条“罪名”，建议中央“密切注视，加以考察”。（整理者按：参见该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又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69页。）

1966年11月28日，在北京举行“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这个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江青发表讲话——这是这次大会最主要的讲话。江青在叙述了京剧革命现代戏取得种种成绩后，接着讲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整理者按：见《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25页）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人和切实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了解这段话所包含的深层含义。为什么在所列中央领导人中缺了陶铸？按规矩，陶铸是中共四号人物，又分工管文化教育，不能不列入。这当然不是疏忽，而是江青和陶铸闹翻了，不承认陶铸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江青这篇讲话，毛泽东改过好几遍的，改得非常认真，为什么没把陶铸的名字加上呢？此时无声胜有声，我认为这就是打倒陶铸的鲜明信号？！

因为江最了解毛，知道毛在想什么，所以她才胆敢对陶发难。没有毛暗里的态度，哪有江青明的态度？

1967年1月4日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接见武汉造反派的会是江青策划和组织的。在这次接见会上，主要是陈伯达讲话，江青插话。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整理者按：指1966年12月30日的接见）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整理者按：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第446～447页。）从此，文革中“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李：陶铸倒台后，都说他一到中央来，就站到了刘邓一边，同意刘邓的理论和策略，恐怕也是言过其实，在那样的情况下，谁敢公然站在刘邓一边？

阎：陶铸没有站在文革前沿积极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应是事实。但是不是站到了刘邓一边，似也缺少证据。而毛泽东也说过：“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而在十一中全会以后仍没有和刘邓划出明显界限，在立场和观点上也就自然和江青、毛泽东不同了。这样，毛泽东不能容忍了。这样，江青也就担当了毛泽东抛弃和打倒陶铸的急先锋。

李：听说中央文革还在中南海组织中南海里的造反派面对面批斗刘、邓、陶，有这么回事吗？

阎：有，我还到了批斗现场。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配发《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说：“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同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举行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出一周年，声讨刘、邓、陶。与大会召开的同时，中南海内要刘、邓、陶出来收听大会实况广播，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的。江青、陈伯达，主要通过戚本禹，组织中南海“革命群众”对刘、邓、陶夫妇在各自的院子里进行批斗。这一天，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南海批斗刘、邓、陶夫妇，你们去看看嘛！”我和几个人去了，李讷也去了，我和李讷一起连续到三个会场，看到了批斗刘、邓、陶夫妇的实况，什么责问、声讨、按头、扭胳膊，甚至用拳打、脚踢，还有呼口号，等等。江青为什么要我们到批斗会现场去看？我认为，这反映了她的阴暗心理。新闻电影制片厂对这天的批斗会还摄制了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当晚在钓鱼台十七楼放了一次，而在这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戚本禹紧急指示办事组告诉新闻电影制片厂将这个纪录片销毁。我想这么大的事，戚本禹不会是自作主张，应该是“奉命”。至于其中的“道理”，我就不得而知了。

江青和子女及其他亲属关系

李：既然您又提到李讷，我希望您能谈谈江青的亲情。江青和子女及其他亲属的关系怎么样？

阎：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的很少，所谈的也只能叫作“拾零”。

大概是在1967年春天，我陪江青坐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江青在车上跟我们说：主席说了，我们家三个孩子（指李敏、李讷和毛远新，远新又叫李实），他们怎么样，是左派，中派，还是右派，也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和表现。她接着说，李讷、远新还可以，李敏就比较糊涂，她同意“炮轰”的观点，就是说对主席也可以“轰”。

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的女儿，江青是她的继母。依我看，李敏和江青的关系不很亲密。我在江青身边一年的时间里，她让我给江青转过信，信放在中南海丰泽园我的办公室或叫人转给我，我没见过她本人，到现在我也不认识她。关于她的情况，我只是听别人说以及从文字材料上看到。据江青的护士许春华等人说，逢年过节，江青和李敏从来不一起去看毛主席，都是分开去，单独去。李讷、远新和李敏的关系还好，记得有一次，李敏带着儿子从上海回来，他们二人还到车站去接。

据我感觉，李讷和江青关系还是好的，毕竟是亲生母女关系嘛。李讷的工作单位是《解放军报》，她所谓回家，就是回到钓鱼台江青所住的楼里，中南海丰泽园也有她的住室。李讷、李敏、毛远新他们一般不和毛主席、江青一起吃饭，都是到大食堂吃饭。在中南海这样，在钓鱼台也这样。偶尔江青叫李讷一起吃顿饭，李讷都高兴得了不得，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妈妈留我吃饭了！”我们也为她高兴。李讷到大食堂吃饭不方便，一般是警卫战士帮她从食堂打回来。江青不止一次嘱咐我们：“给李讷打好饭。”这“好”不是说要给她买好吃的东西，而是做好给她打饭或带饭这件事情。我们和警卫战士也都把这件事情当做重要的任务尽心尽力做好。江青对李讷在《解放军报》造反，对李讷主持《解放军报》，无疑是支持的，具体情况我说不清楚。

在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中，江青跟我说：“你是写文章的，你也可以写一篇嘛！”我说：“太忙，没时间。”江青说：“抽点时间嘛！”——我想江青叫我写这篇文章是要我支持李讷主持的《解放军报》。当然，对江青给我这个任务，我感到是对我的信任，也感到很光荣，下决心写一篇，也在江青面前表现表现；说实话，没有江青这样的交代，我是不能，也不敢写这篇文章的。当我把文章《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写好后，江青叫我送给陈伯达和姚文元帮助修改，说修改后交《解放军报》发表。陈伯达说不看了，姚文元给看了，并做了修改，具体做了怎样的修改记不清了，但他把我文章的题目改为《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即加了“反革命”三个字，其印象是很深的。这篇文章在1967年11月17日《解放军报》发表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还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

当时，江青参加的会很多，什么接见造反的群众组织啦，什么处理哪省或哪个单位的问题啦，这样的会，江青有时让我通知李讷也去听听，看看。

毛主席家有个规矩，其子女，对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称叔叔、阿姨。许春华告诉我，她给江青当护士后，李讷叫她“阿姨”，她感到愕然，就跟李讷说：“你比我还大，怎么能叫我阿姨呢？”李讷说：“这是规矩，你们工作人员是和我父母同辈的。”许春华说：“那也不行！”此后，她才不叫许春华“阿姨”，而直称“小许”。

李：这种规矩，应该不是毛家特有，很多领导人家里都是这样。李讷也叫您“叔叔”？

阎：没有，我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对我是“直呼其名”，大概因为我们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起工作过，很熟，虽然后来我当了她妈妈的秘书。总起来说，当年我对李讷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觉得她朴素、大方，没有架子；不过有不少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她有点霸道，也有人让我劝劝李讷，叫她注意一点，但我没有去做。

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又是一种情形。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生。建国后，他妈妈朱丹华把他送到毛泽东身边，成为毛泽东家庭的一员，在北京的小学、中学读书。高中毕业后被学校推荐去哈军工，毛泽东说：“推荐算什么本事？！”毛远新就参加统考，考上了清华，后来还是转学去了哈军工，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某炮兵营。文革前，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我不清楚，我看到的，只是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文革开始三四个月后，毛远新从云南回到北京，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母校哈军工参加造反，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一个有名气的造反派头头，他还到延边造反，并参加过那里的武斗。他从东北回到北京，也多是住在江青在钓鱼台的住所。

李：毛远新当时和你们有来往吗？江青喜欢他吗？

阎：有。他和我们工作人员相处很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很喜欢他，而江青当时对他似乎不很“感冒”。一次，江青从外边回来，问她的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李讷这两天没来，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不高兴地说：“他在我这里住干什么？”孙占龙没说什么。当孙占龙告诉我们这件事时，我们都不理解为什么江青这样说。

大概是1967年的五六月份，毛主席叫毛远新不要回东北了，留下来做联络员，帮助处理东北两派的联合问题，即宋任穷一派和陈锡联一派的联合问题，因为毛远新和宋任穷、陈锡联都很熟。有一天，毛远新在我办公室正和我谈这个问题时，江青从外边回来，也到我的办公室里，见到毛远新，高兴地说：“你是好孩子，这个联络员一定能当好……”江青也许是刚从毛主席那里来，听到了叫毛远新当联络员的消息。很显然，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也是以毛主席的态度为转移的。

李：一般外面只知道毛远新在文革后期做过毛的联络员，这一次大家还不了解。也可以看出毛对他的信任和栽培，毕竟是一家人。

阎：是啊，是这样的。毛远新2001年退休后，来京时，曾到我家做客。他告诉我：“在1975年做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我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按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她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我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我没答应。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我给她搞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主席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怕江青拿着毛主席画了圈的这封信找我，就去问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郑：殷殷亲情，看来毛泽东对江青还是很体贴的。江青对她娘家人好吗？

阎：江青和她娘家人似乎没什么往来，为什么？我也不清楚。

我经历过一件事。1967年冬天江青的嫂子来北京，给江青写信，要见江青。这是她同父异母哥哥李干卿的妻子，家在济南。我拿着信报告江青，江青没好气地说：“我不见她！”我问：“那怎么办？”江青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管！”我感到无奈，不知怎么办好。我只能请示我的顶头上司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报告了这个情况后，汪东兴笑着说：“她嫂子不用她见，也不用她管；她嫂子来无非是想要点粮票要点钱，由我处理就行了。这件事不用报告江青同志。”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按照汪东兴的嘱咐，我没报告江青——江青后来也没问过这件事情。江青为什么对她嫂子这么冷淡，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郑：江青不重外戚，在这一点上，与武则天大不一样。哈哈！

我被江青诬为

“坐探”，关押八年

李：阎老师，您在文革中被江青关了七八年，受了很多折磨，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里是处理得最严重的，我们都很同情，这方面的报道和文章，我们看到一些，但具体情况还是请您亲口说说。

阎：我万万没想到江青会把我关起来。起因是一封群众来信。

1967年12月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中央文革小组办信组转来给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一位女演员或工作人员写的。信很长，有十几页，上万字。我因工作忙，对这封信，不是一次看完，而是分几次陆续看完的。在这封信中，这位同志讲了她的从艺经历，说她也曾经叫过“江青”这个名字，解放后就改了；又说，她有一些存款，愿意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再就是说到，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还说了赞扬江青的话，等等。她写这封信的目的无疑是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以减轻或免去她正在受到的冲击。我感到这封信很难处理，还误以为这封信的内容和江青有什么关系，便去请示江青。我把这封信附上一张条子送给江青。条子上写的是：“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是说信的内文中有江青的名字，意思是问信上说的事是不是与她有什么关系。这完全是由于我的大意而产生的误解。其实，写信人和信的内容与江青根本没有关系。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误解，竟使得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

第二天，江青派人把我叫到会议室，当着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着面孔，把信往桌子上一摔，严厉责问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一下子，我吓呆了，不知怎么回事。低头一看，是我“请示”她的那封信，我胆怯地问她：“来信人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江青怒气冲冲地说：“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就没动动窝，拿郭沫若的《洪波曲》来看看！”在受到江青严厉斥责后，我确实借了郭沫若的《洪波曲》看。《洪波曲》上讲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的一部分人去了武汉、重庆，一部分人去了延安。但上面并没讲到江青的名字。

尽管江青声色俱厉地斥责，但由于我心中无鬼，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江青对我的态度却变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江青不按铃叫我，也不叫我送文件，发文件。恰巧这个星期和我一同担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回家奔丧了；待杨1968年1月8日晚回来，1月9日上午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后，我领着杨去见江青。杨是1967年国庆节后调来的，还未单独直接见过江青。我向江青报告说：“江青同志，杨银禄同志回来了。”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他回来了，你还上来干什么？！你马上把文件清点给杨银禄同志。”我悻悻地离开了江青的办公室。

就在这一天，我向杨银禄移交了江青的所有文件。晚上八九点钟，陈伯达、汪东兴找我谈话。陈伯达说：“你是搞文字工作的，还是回办事组工作吧。”汪东兴说：“不忙。要例行一下手续，这是工作人员离开首长身边时的规矩。”他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他把我送到钓鱼台警卫连连部。在路上，汪东兴很和蔼地对我说：“你没事，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你是我挑来的。”我也很坦然，认为自己既没历史问题，也没现行问题，表示不怕例行手续。送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的一间屋里，汪东兴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汪东兴；文革后汪东兴告诉我，江青从此不叫他再管我的事了。这时我发现有两个警卫战士看守我。一个在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一夜之间就变成被警卫战士严密看管的“政治要犯”，这天壤之别的变化让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天对我来说终生难忘，因为一年前我随戚本禹来到江青的身边，也是1月9日，屈指数来，与江青为伴的时日不多不少，刚好是一年——365天！也许这是历史的巧合，是鬼使神差吧！

我虽然被看管在钓鱼台警卫连连部所在的楼上，但并不知道还需要“反省”，而开始认真地读《毛选》和历史书，心想不叫当秘书，就回去搞我的历史研究嘛。反正当秘书也不是我要来的。

李：您还想着全身而退，也难怪江青看您作“书呆子”。“无产阶级司令部大本营”，是随便进出的衙门口么？

阎：当时真是一点都没意识到！大概是被隔离的第三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看书。”陈伯达操着浓重的闽南腔严厉地说：“还看什么书啊，要深刻检查自己的问题。”接着慢声慢气地说：“王、关、戚都是坏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把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的姓连在一起并称为“坏人”。姚文元立即指着我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我一听这话脑袋都炸了！怎么也想不通，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都成了“坏人”？我怎么是他们安在江青身边的“钉子”？这样不把我看成“特务”了吗？心想，江青以及陈伯达，你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现在又把和你们一起“战斗”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个一个打倒，这不是自折“股肱”？！……我的心绪乱极了。

稍微冷静后，转念一想，“胳膊拧不过大腿”。在江青身边工作一年，尽管尽心尽力，也不是事事做得妥帖，让江青满意，叫检查就检查吧。于是我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地做起检查。

又过了十天左右的一天晚上（可能是1月23日），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四个人一起找我谈话。一开场，姚文元对我说：“你看今天谁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指陈伯达了，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这是指谢富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这是指杨成武了。姚文元没说自己。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大概是向我表明，就这么一种阵势，对你要采取什么措施了。面对着这样的“阵势”，我瞬间感到泰山压顶，五雷轰顶——我这样一个仅仅22级的小干部究竟犯了什么事，居然惊动党、政、军三方这样重要的负责人？一下子脑袋涨得很大，嗡嗡作响……谢富治装成红脸，面对着我：“江青同志对你不错嘛，你应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什么问题。”我也没怎么听清，模模糊糊地觉得他是劝我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于是我连忙点头，说：“是啊，有什么就谈什么。”接着，陈伯达又让我按着他的口授给我爱人写了一封信……当时我爱人和儿子，刚从山东农村来北京不久，住在钓鱼台北面警卫连战士的家属宿舍。就在这四位“大人物”和我谈话的第二天，我被告知，给换换地方——这一换就换到秦城监狱中去了。

1968年1月24日深夜，我由荷枪实弹的两名战士押着乘一辆吉普车驶离了钓鱼台——这个留下我特殊记忆的地方，在凛冽的寒风中驶往一条通往北京北郊的公路。那里有一座黑森森的监狱——秦城！从此我就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亦即最能创造业绩的八年时光。

郑：那您爱人和孩子怎么办？他们受到牵连了吧？

阎：后来知道，1月24日深夜，就在陈伯达和姚文元秉承江青旨意将我押往秦城的时候，陈伯达等还布置了一次“抄家”活动，到我爱人和孩子临时住的警卫连家属宿舍，翻箱倒柜，搜身检查，等等，实际上，他们一无所得，也不可能有所得。陈伯达为了让此次“抄家”能有所获，前面我已说到，他逼迫我给妻子写的那封信，内容是：“××：我因公出差，我把一些文件忘在家里了，现派来人前去取回；你们住的地方，按照组织的安排搬到……”很可能也是在陈伯达和姚文元的安排下，在抄了我爱人和孩子的临时住处之后，警卫部队又把他们连夜送到北京东郊通县空军机场的招待所软禁起来。5月，即麦收前，根据我妻子再三再四地要求，才把他们送回了山东老家。后来，他们在农村人民公社里成为“反革命家属”。孩子初中没毕业就不叫念了，年龄仅仅13岁勒令参加农业劳动。全家老老少少都受到歧视，哭诉无门。

郑：株连是专制主义的一大特色，不奇怪。请接着说说您在秦城监狱的情况。

阎：我到秦城以后，换了黑色囚衣，代号“6820”，大概我是1968年第20个关进来的“犯人”吧，成了秦城监狱单独幽禁的“要犯”。最让我难以应付的并不是审讯，而是无边的孤寂，自把我投进秦城以后就再也无人过问了。终日坐在牢里无所事事，因为连一张报纸也不给，甚至我带去的还是林彪赠送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都给没收了。我每天只能以喃喃自语，或反反复复数床头前暖气罩上的“孔”来打发漫漫的时光，真是度日如年——不，简直是度时、度分、度秒都如年。

在监狱中我有两点体会最深：一是“人是社会动物”，只要能和人联系、接触，干什么脏和累的活都可以，觉得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因为有与人对话的机会，单身牢房可不是人待的地方；二是“脑子是思维器官”，我这个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怎么也想不通，越想越苦恼，但又没办法不想，真难受死了。

实在难以应付这空寂的时光，无奈，我除了数暖气罩上的孔以外，再就是反复背诵从前熟悉的毛泽东诗词以及唐诗和宋词，同时，自己也学着作诗填词。这种折磨死人的境况一直到1969年九大召开以后才稍有改善。这一年，监狱开始发给一份《人民日报》、一本《红旗》杂志，又把入监时没收的《毛选》发还给了我，这样我就有报纸、杂志可看，有书可读了。我除了“一张报纸看一天”外，就是翻来覆去地读《毛选》。几年下来，《毛选》从头到尾我读了30多遍，有的文章，如《论持久战》甚至读了一百遍以上。刚出监狱时，毛泽东200字以上的语录，只要是《毛选》上的，我大概用一刻钟的时间可以找到——现在老了，不行了。

郑：我在文革中也蹲过监狱，只给看一本毛著，我也反复读了六七遍，还背《实践论》、《矛盾论》。我们的监狱是双重的监狱，肉体的监狱和思想的监狱，把正常的人都关成白痴，残酷之极！

李：您在里面一共多长时间？

阎：关了七年多。七年多，没提审几次。我说，“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这是没蹲过“单身牢房”的人体会不到的。在监狱里的一切活动都是突然的，都是“奇袭”，不给你一点思想准备，连释放也是这样。1975年5月22日，专案组来监狱，突然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释放你，到湖南某农场劳动，等待结论。”这个决定念了两遍。我没想到终于有出狱的日子了；对此，真是盼星星、盼月亮。虽然专案组要我马上离开北京前往陌生的湖南某农场劳动改造，而且摆在我面前的仍将是艰难的环境，可是我格外振奋、激动，因为我又见天日了，可以跨出这牢笼了，可以见到太阳、见到天了。

李：人折磨人，能想出无数的花样。蹲单身牢房，那是很重的刑罚。您蹲了七八年而没得精神病，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出监狱后，您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阎：我走出幽禁七年多的监狱，才知道我儿子已经长大了，如果我在北京有家的话，出狱后本来可以允许我在北京住一个星期。可我的家仍在山东，所以我提出要取当年存放在《红旗》杂志宿舍里的衣物和书籍时，专案组的人告诉我：“东西都让你的儿子取走了，他已经是中学生了。”我听说儿子已是中学生，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滋味。我对儿子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八年前……

郑：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江青说您是“坐探”，她“拿”出什么“根据”了吗？

阎：说实在话，我也不清楚。除了我和关锋是师生关系，以及我曾在戚本禹手下工作，其他别的，连猜都猜不到。直到文革结束很久很久，到了2000年前后，我才找到一个原始根据。江青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即哲学社会科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队代表时讲话，在讲到我时，她说：“（一九）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他们”就是指我和戚本禹等，所谓“被支走”是指杨银禄经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回家奔丧，而这件事戚本禹根本不知道。）“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这就是江青诬我为“坐探”的一些话，完全是编故事编出来的，栽赃陷害，血口喷人！现在人们看到江青这些话会觉得可笑，而江青当时是在大庭广众场合连眼都不眨一下说的，我也因此——确确实实因此，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被关了八年，你说荒诞不荒诞！

郑：什么叫作信口雌黄，这就是信口雌黄！所谓王、关、戚的问题，本来就是江青的问题，江青不只要推脱罪责，还要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还要编绎故事，捏造事实，甚至耍弄诡计阴谋，对王、关、戚，叫杀人灭口；对您，叫坑害无辜。这就是文革政治！您听到看到妖魔化江青的一些说道，还为她辩白，这叫君子之心；您扒心扒肝地为江青服务，她还要栽赃陷害，置您于死地，这是小人之心，不，是歹人之心！

李：人们总是赞美某些政治人物的政治魄力、政治智慧、政治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所谓“大局意识”、“全局意识”，其实，这些往往是以牺牲无辜者、小人物的身家性命为代价的，都可以叫作“勾当”。可怜而可悲的是，赞美者中，大量的都是那些已经和随时可能被牺牲的无辜者、小人物！

阎：我很同意你们的看法。

所谓江青车队轧死人的问题

阎：仲兵、宇锋同志，最后我还想顺便澄清一个事实，就是关于江青车队轧死人的问题。我不来说，也不一定有人说了。

郑、李：好！

阎：1983年5月14日胡乔木在《会见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谈话》中谈江青的“残忍”时，说：“我可以告诉你这样一件事。江青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去天津附近的小靳庄参观。她认为小靳庄是她的一个代表作，他们的汽车在路上撞死了一个人，马科斯夫人要求赶快停车，但江青拒绝停车。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江青的人格。即使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她也是多么残忍！”（整理者按：《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江青确实非常残忍，在文化大革命中她摧残和迫害了数不清的人，很多人被她摧残和迫害致残、致死；但胡乔木把这件事情作为江青残忍的例子和证明却不符合实际。

1974年8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来中国访问时，江青确实陪她去了天津市的小靳庄。关于“撞死人”的事情，我最近向江青当时的汽车司机李子元和护士赵柳恩做了调查和询问，他们说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李子元说：“江青陪马科斯夫人去小靳庄，有一个很大的车队，北京去了很多车，天津也有很多车。关于‘撞死人’的事情，我开的江青的车及其前导车和后卫车绝对没有这个事。至于是否其他车，如地方的车，撞没撞人，我没有什么印象了。”

赵柳恩说：“江青陪马科斯夫人去小靳庄，我去了，在车上就坐在江青旁边，肯定不是江青的车及其前面和后面的车撞死了人，如有这事我印象一定会很深刻。模模糊糊记得（到小靳庄后听人说）前面有车撞了人，江青等人的车也没怎么停就过去了。”她又说，这件事情中央警卫局二处去的人一定清楚，因为他们是专门做警卫和保卫工作的。热心和负责的赵柳恩接着又帮我询问了中央警卫局二处的有关同志，继而告我：中央警卫局二处的同志说，是走在前面的天津的车撞死了一个人，善后工作也是天津的同志做的。

情况就是这样。至于说为这件事，“马科斯夫人要求赶快停车，但江青拒绝停车”，李子元和赵柳恩都说，这是没有的事，也不可能有的事，因为江青和马科斯夫人乘坐的不是一辆车。恐怕江青，更别说马科斯夫人了，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李子元和赵柳恩都说，江青虽然是坏人，但对她也要实事求是。我也觉得应该如此。不知道胡乔木同志根据什么材料告诉外国记者“这样一件事”。既然事实不是这样，尽管出自胡乔木之口，也不要再继续以讹传讹了。

李：也就是说，江青固然残忍，但具体到这件事，即使有，也不能由江青负责，不能作为她残忍的例子。我同意您的意见。江青污蔑了很多人，但我们也不能污蔑江青。

谢谢您接受采访！

转自《领导者》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