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政 张春生 从历史的几个重大关节看彭真和毛泽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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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历史上，彭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他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晋南一个农民家庭，上中学时接触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是中共在北方地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彭真在天津被捕，坐了六年监狱。出狱后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6年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时，彭真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1937年，彭真赴延安，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的一生是同毛泽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视毛泽东为自己唯一的导师，学习毛泽东，追随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成为他一生坚定不移的信条。毛泽东对彭真也非常器重，一直把他放在重要岗位上。在不少人看来，彭真是深得毛泽东信赖和重用之人。然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最先打倒的却是彭真。直到毛泽东去世，这一冤案也没有得到纠正。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批斗达九年之久，遭受了残酷迫害。而他在1979年复出之后，却一如既往地坚信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在党内谁也不能同他相比。“我选择毛泽东为全党领袖，至死不渝。”彭真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谈话中，一再强调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在他看来，只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才能凝聚党心民心。

彭真和毛泽东的这种传奇关系，给人们留下了若干谜团，有过不同的解读。本文试图从历史的几个重大关节上，对他们两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关系进行梳理，从中寻找揭开谜团的线索，并得到某些启示。

彭真初次见到毛泽东就认定他是全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1937年4月，彭真跟刘少奇到延安参加苏区党代表会议（实为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担任白区代表团主席，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前，刘少奇带他去见毛泽东。会上，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等报告，并到白区代表团看望大家，一起讨论问题。这次会后又举行了白区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彭真带李运昌去看望毛泽东，汇报了冀东的情况。在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发言和谈话后，彭真深为毛泽东的思想和威望所折服，认为毛泽东才是全党当之无愧的领袖，从此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拥护者。

参加会议的白区代表按照保密的要求，都不用原来的名字。彭真幼时取名傅懋恭，从事地下工作时使用过许多化名，此时遂改名彭真，以示人生在世，要一辈子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矢志不移。

彭真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便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60年8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大革命时我崇拜陈独秀，后来不信他了。王明、博古、李立三等人我不信。1937年我从白区到解放区开会，听了毛主席、张闻天、彭德怀等人的报告后议论：将来谁是我党的领袖？有人讲是张闻天，有不少人看出是毛主席。对一个人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1990年6月，他在延安精神研究座谈会上讲话说：我是1937年第一次听毛泽东同志系统讲（话）的。那年，我们白区党的代表团请中央同志讲话，毛泽东同志讲，看问题，要客观，不要主观；要全面，不要片面；要看本质，不要只看表面。他说，如果同志们都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党内很多争论是可以不发生的。我看，毛泽东同志这个话还是灵的，还是真理。

毛泽东对彭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革命经历也很欣赏。当时在延安的领导人中，一部分是从法、德留学回国的，一部分是从苏联回来的，其中有的人“言必称希腊”，同毛泽东的意见相左，这对毛泽东来说未免感到有些孤寂。而彭真和他都是“土生土长”的革命家，历史上又从无过节，在思想感情和看问题的角度上较易一致，因而一见如故，引为知己。王明曾不无妒嫉地说：“毛泽东同志同gyJNfSgt3F87xfbT5/QHOObp51drssMe4Jbn/bnhqfk=彭真刚谈了一次话，就宣布彭真是‘天生的毛泽东分子’。” 彭真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多次让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毛泽东之所以看重彭真，也与他倚重刘少奇有关。刘少奇被认为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彭真是坚定地支持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和策略原则的，是在白区领导干部中仅次于刘的第二号人物。此时，党内领导核心开始由毛泽东和张闻天结合向毛泽东和刘少奇结合转变。毛泽东除了要在思想上、政治上驳倒王明路线外，在组织上还必须有一套如臂使指的得力人马，他把搜寻、培养、提拔各色人才作为头等大事。而彭真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走入毛泽东视野的。

毛泽东从两件大事上看到了彭真的才能和忠诚

第一件大事：把晋察冀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彭真以中共北方局的名义常驻晋察冀边区，和聂荣臻等一起发展、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指导这一地区和平汉路东及平津地下党的工作。他坚定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党的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方针，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保障党的政治和组织的独立性，从而避免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的影响。1938年9月至11月，彭真回延安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之前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的指示。彭真热烈拥护共产国际的指示，为肯定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报告，得到全会的肯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给晋察冀边区的致电中说：全会扩大会听取了彭真同志的报告，完全同意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方针。晋察冀边区已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分局（不久改称北方分局），以聂荣臻、彭真、关向应、程子华为委员，彭真任书记。

1939年1月，彭真回到平山县后，主持召开晋察冀地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传达六中全会精神。他在会议结束时作了《关于抗战新阶段的诸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彭真和关向应领头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喊毛泽东万岁。据李雪峰回忆：在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人诬蔑、攻击彭真“反对毛主席”时，“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万岁的”。1966年10月，彭真写的自传中说：“1939年初，在平山传达六中全会的干部会上，提出了毛泽东同志万岁的口号，这是我所参加的干部会上第一次喊这个口号，是关向应倡议的。他这时大力宣传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并提议在会上喊毛泽东同志万岁，我们是赞成的，但那时我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理解还是很差的，工作中有很大的盲目性。”《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三期刊登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生》一文中说：中共历史上，特别是1938年底六届六中全会后，开始对毛泽东喊“万岁”。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演讲完毕后，全场报之以热烈掌声，并高呼：“女大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从时间上看，这次中国女子大学喊“万岁”是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喊“万岁”半年之后。彭真、关向应确实是最先喊“毛泽东同志万岁”的。

彭真对毛泽东的拥戴，不只表现在口头，更是努力落实在行动上。1940年2月，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论》的复写稿“送晋西北转送五台山彭真同志指正”。彭真得此书如获至宝。他以此为指南，提出在根据地“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目标，把党中央总的政策地方化与具体化，制定了一套适合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建设的施政纲领和具体政策，使边区不仅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而且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模范。1941年5月，彭真回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分析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说明了确定边区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的根据和不同时期执行政策的重点。汇报分七次进行，毛泽东每次都听，并作了笔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彭真的汇报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称它“是马列主义的”。根据中央的安排，彭真还向中直、军直、边区机关和学校作了多场报告。这个报告经彭真、王若飞和邓拓整理后，批转各抗日根据地党委学习、参考，后又印成小册子下发。它是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生动发挥，尤其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有指导意义。

第二件大事：主持中共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把党校的整风运动搞得如火如荼。

彭真汇报完晋察冀工作后，被留在延安，列席了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毛泽东为准备进行整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着重检讨了从1931年9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许多领导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中共中央任命彭真为中央党校教育长。当时校长是邓发。彭真经常就党校的工作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起草了《中央党校计划》，并向毛泽东请示：党校是不是应该有个校训？毛泽东说，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彭真据此确定办校方针：（一）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从1941年起，中央党校经过三次改组，成为中央和毛泽东培养、造就党的高中级干部的主要基地；同时又是整风运动的重要发源地。各地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代表也都要到这里来学习。1943年3月，毛泽东兼任校长，彭真和林彪任副校长。

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彭真把党校教学纳入整风运动的轨道。他先是按毛泽东要求撰写了《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一文，经毛泽东审阅后，由《解放日报》以署名代社论的形式发表。接着，又根据干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发表了《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文章，还在中央党校全体人员大会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彭真不负毛泽东所望，不遗余力地贯彻毛泽东的思想意图，使党校的整风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这次整风运动清算了王明的“左”倾错误，基本上摆脱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的控制，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最高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彭真功不可没。但是，在整风运动中也出现了过火斗争的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如在整风后期，对一些同志包括博古、周恩来，“态度很不好”。尤其是在“抢救运动”中大搞逼供信，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中央党校是重灾区之一。虽然后来毛泽东向受伤害的同志赔礼道歉，彭真几次“赔不是”，但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由此留下的隔阂和积怨，一直未完全消除。

如果说毛泽东从前一件事上看到了彭真的领导才能和高效率的工作业绩，那么，从后一件事上则看到了彭真的政治忠诚。他相信彭真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同样会站在自己一边，是值得信赖之人。从此彭真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根据毛泽东提议，彭真取代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部长（后为部长）。这个职务通常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的，而此时的彭真还不是中央委员。当时“不少同志”“都表示不理解”。而毛泽东坚持重用彭真，又让他兼任了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并让他参加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以及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

在党的七大上，彭真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作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还在大会上就敌占区的城市工作问题作了发言。在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彭真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三名政治局委员中，他是少数几位出身于北方且没有参加过长征和之前各著名战役的之一。七大后不久，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提议：如果自己和周恩来遇意外回不来，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常委会）还应保持五人领导核心。为此，将彭真、陈云增补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从此，年仅43岁的彭真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成为中共冉冉上升的一颗政治新星。却不料在主持东北局工作时遇到了挫折和麻烦。

东北问题上的是是非非

纠缠彭真一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战略要地。毛泽东在七大期间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全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派谁去统领东北的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把这一重担放在了彭真肩上。1945年9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彭真等迅即从延安赴东北开展工作。不久，中共中央又相继派林彪、罗荣桓、李富春、高岗、张闻天等老资格的军政要员去东北工作，还派去10万部队和2万多名党政干部。七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派往东北的就有21人（其中政治局委员4名，占政治局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当时，东北处在苏联军事管制下。东北问题牵涉美苏、美蒋、苏蒋关系及苏我关系、国共两党关系等，矛盾重重，形势错综复杂且变化急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改变部署，对东北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如最初提出独占方针，不久改为分散方针；遂后又第二次提出“竭尽全力，霸占东北”，再到第二次提出分散到远离大城市的铁路、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方针。彭真坚决贯彻毛、刘和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在复杂多变的局面下，勉力支撑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为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终因没能形成以他为首的东北局领导核心，而被免去东北局书记的职务，由林彪取而代之。变动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工作上不同意见的争执，又有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即便工作上的失误，也不能把帐都记在彭真头上。实际是林彪、高岗等人对彭真担任东北局第一把手不服气，私下散布许多中伤彭真的话，并联络一些人致电毛泽东，要求替换彭真。在当时紧迫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调整东北局领导班子的决定。此后，林彪、高岗等人不断散布说，他们同彭真在东北问题上有“原则分歧”，彭真“犯了路线错误”。所谓“路线问题”是陈云最先提出的，这是延安整风时动辄使用的提法，一旦说某人路线错了，就一切全错。

194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请派彭真率东北代表回延安出席五四土地会议。”4月，中共中央决定彭真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后留中央工作委员会为常委。1948年5月，彭真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中共中央准备定都北平，毛泽东点将：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这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彭真仍然是信任的。但同彭真一起在东北工作的几个人获得更多的信任和提升。高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又调中央担任有“经济内阁”之称的计划委员会主席，仍兼着东北党政军第一把手的职务；陈云在1950年任弼时去世后，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林彪在1949年后长期养病不出，也在七届五中全会上和邓小平一起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又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彭真回到中央后，毛泽东曾两次问他：东北问题是怎么回事？彭真没有说话。他认为，当时正在解放全中国，林彪带兵打仗还是行的，个人受点委屈又算什么。

东北问题上的是是非非，影响到东北干部的团结，甚至使一些人结怨甚深，延续多年。1953年，高岗发难，攻击刘少奇时牵扯到彭真（认为刘在东北问题上偏袒彭）。毛泽东要彭真作检讨。刘少奇两次同彭真谈话，对他的检讨不满意，并要陈云、李富春帮助他。这给彭真很大的压力。彭真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检讨发言时违心地上纲说：“我在东北工作中的根本错误，是工作方针上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他把检讨稿拿给伍修权看。伍说：上纲这么高，我还没有这个觉悟。林彪看了彭真的检讨后回信说：我们之间的误会从此消除了。却不料在1966年4月的杭州会议和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把东北问题重新提出来，污蔑彭真“在延安整风时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这成为打倒彭真的一大“罪状”。

1985年，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就编写《东北解放战争综述》一文，征求彭真意见。彭真看后认为：“‘综述’回避了当时的许多重要史料”，“无视当时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无视东北局、东北全党全军和东北人民执行这些指示、命令的实践，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为此，彭真根据当年的历史档案文献，于1986年10月写出对“综述”几个问题的说明，报送杨尚昆转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邓小平看后批示：“我同陈云、先念同志商定，这种问题不要再扯了。”1988年11月，彭真写出《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一文，澄清在东北问题上长期的混乱说法，用事实说明他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是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和命令的。该文送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并送邓小平。后经中共中央同意，收录《彭真文选》中。

彭真掌管京都，

毛泽东用北京带动全国

彭真从1948年12月起担任北平（北京）市委书记（1955年改称市委第一书记）。1951年2月又当选北京市市长。他在1956年八大召开前，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市工作上。

彭真、叶剑英被委以接管北平的重任后，毛泽东向他们交代说：这次接管北平，影响中外，你们务必达到像沈阳、济南那样的接受和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济南之后，特别要防止出现一些“左”的做法。彭真有在北方大城市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又有主持一个地区（晋察冀边区和东北解放区）工作的经验，对完成接管的任务是充满信心的。但鉴于东北问题上的教训，他还是非常谨慎小心，对和平接管北平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态度。我们从《彭真年谱》中看到，接管北平的工作每行一步，彭真和叶剑英都及时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请示报告。仅在1949年1月至3月的90天里，这样的请示报告就有71个。整个接管工作很成功。刘少奇赞扬说：“接得很好、很满意。接管工作的同志很努力，表现了艰苦、廉洁的作风，给人民以好的印象。”

在粉碎旧的国家机构后，如何建立新的政权组织？彭真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论述，以及他在晋察冀边区的试验，决定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向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形式。1949年7月21日，北平市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关于召开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举行。毛泽东亲自到会并作简短演讲，庆祝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成功，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进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他在修改审定新华社报道这次演讲的新闻稿时，又加写了一段话：“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以北平的情况来说，大约几个月后就可以这样做了。这样做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们加紧准备。”

彭真和北京市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做了精心准备后，于1949年11月8日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关于召开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毛泽东第二天就批示：“此件值得注意，发给你们参考。”当日，中央办公厅将彭真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电发各中央局和分局。11月20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讨论决定了一些重要事项，选举了市长、副市长和市政府委员。在两名副市长中有一名（吴晗）为党外人士，在13名政府委员中有6名为党外人士。这是在全国第一次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市长和选举党外人士参加地方政权。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有各种议论。诸如“老子打下的江山为什么要让别人坐？”“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等。彭真在事先召开的北京市党代表会议上说：在中央人民政府里有不少民主人士，这是党的七大联合政府路线的具体体现，我们的联合政府有四个阶级的代表在内，这是符合当前革命任务的。针对有的同志认为“政治上不纯”，他回答说：“毛主席说他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中华苏维埃主席，纯倒是很纯，但却弄成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点“杂”，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都统一起来了。

彭真还总结了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大城市的各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请各大城市市委考虑实行。”1951年10月，彭真在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上讲话中着重指出：现在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全国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政权工作走群众路线的最重要形式，也是群众监督行政首长的基本形式。因此，我们把人民代表会议定成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由此看来，彭真是最早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

北平解放前是一个百业凋敝、满目疮痍的消费城市，工业年产值仅一亿多元。针对这种状况，1949年4月16日，彭真亲自起草了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指出：“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的精神，目前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则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在恢复与发展生产中，必须切实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搞好城乡关系与内外关系，即‘四面八方’的政策。”“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措施。三个月后，彭真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恢复与发展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将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参考，并让彭真将此报告抄送天津市市长黄敬，希望他写一关于天津情况的报告。彭真还从进城不久就开始抓首都城市规划和建设，1950年就明确提出，北京城市建设方针是“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政府”。1956年提出“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的指导方针。在首都的革命和建设中，他要求各个工作部门，以至每个党员、青年团员，“站在革命和建设的前线”，“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在彭真主持北京市工作时期，为首都整体面貌的改变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接连发动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彭真和北京市委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创造了许多经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北京市的经验和做法，一次又一次地批转全国，用来指导和推动各地的运动。

如，北京市郊区的土地改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有与一般农村的土地改革不同的特点：只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和多余的房产、粮食，不追地主的浮财；对富农只征收了其出租的土地，对其自耕和雇工耕种的土地没有动；坚决保护工商业，就是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也不动。为了避免老解放区曾经发生过的乱打乱杀现象，北京郊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一般不搞面对面的斗争，人民群众对恶霸的罪行有向法院提起控诉及要求赔偿之权。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时，《北京郊区土地改革总结》作为参阅文件印发会议。政务院公布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也吸收了北京郊区土改的经验。

又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先后批转了北京市委的7个报告，特别是向全国转发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摧毁一贯道的简要情况和经验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北京市的经验，并亲自写了批语：“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再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彭真和北京市委紧跟毛泽东的部署，决心大、行动快，在全国起了带头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12月至1952年6月的半年中，彭真和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三反”“五反”运动情况和经验的报告有18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其中的12件批转各地“仿照执行”。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批转东北局书记高岗的报告，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彭真立即主持北京市委常委会议，部署开展“三反”斗争。他说：毛主席指出，不搞反贪污会亡党。我们进城以来年年检查，但仍有人贪污，要号召党员、团员和市民起来检举。12月4日，彭真签发了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中的贪污现象及今后开展反贪污斗争意见》的报告。当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毛泽东在批示中说：“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处贪污人员。”接着，北京市委在1951年1月5日的报告中列举了一些事实材料，说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相当一批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当日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罪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完成此项任务”。由此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开展了“五反”运动。

在“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的阶段，北京市委召集各重点单位负责干部开会，确定各单位打“大老虎”（指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贪污分子）的具体数字，并以此为目标，发动群众大举进行搜索和围剿。1月27日，彭真核发北京市委《关于打“大老虎”的情况和经验》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次日，毛泽东批转这个报告，要求各地“参酌办理”。并指出：“北京市的办法是：召集各单位首长开会，自报公议，规定老虎数目，责成各首长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现在北京市机关企业暂定大老虎一百只，工商界三百只，共四百只，看来只会多，不会少。请你们参照中央和北京市两处的经验，规定自己的打虎目标。”由于主观地规定“打虎”的数字，相当普遍地发生了逼供信偏差，还有一些单位发生了自杀现象。截止到2月20日，北京市因“三反”运动自杀者247起、252人，死139人。彭真严厉批评了逼供信行为，指出这不是反贪污而是反政策。共产党员这样做，简直是给党员丢人。并在定案处理阶段，本着实事求是原则查证核实，运动初期曾向华北局上报过的七个集体贪污案全部平反；各单位原报出“大老虎”938只，最后定案的只有37只。看来，反腐败靠搞“运动”是不行的，还得靠法治、靠制度。

1953年，毛泽东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北京市委积极贯彻执行，在指导京郊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注意了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和“稳步发展”方针。彭真在1955年1月和2月的两次讲话中强调：搞农业合作化必须充分考虑农民的经济利益，对劳动者的财产不能用任何剥夺的方式去对待。土地不分红，等于贫农和中农又平分了一次土地，怎能巩固地团结中农。所以，不要急躁冒进，不要走得太快，不要在条件不具备时急于建立很多大社和办高级社。这在合作化运动中表现了难能可贵的清醒态度。但在当年7月，毛泽东作了《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后，彭真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紧跟毛泽东，在10月举行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毛泽东对彭真的发言很重视，批示“此件很好”，并在发言稿中批评有些同志曾主张“四大自由”处，加写了：“这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的纲领，这是一条明显的富农路线，这是同我们党的限制资产阶级和限制富农的路线完全不相同的。他们不是限制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自由，而是用法令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可以无限制地剥削，并且加以提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个最后彻底消灭农村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一句后，加写了：“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消灭一切城市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这次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形成了超高速发展的猛烈高潮。彭真和北京市委怕“掉队”、“落后”，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京郊农业合作化发展规划，三个月修改六次。1956年1月，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将京郊5个区的农业合作社由350多个合并为220多个，并全部转为高级社了。

农业合作化的急剧发展，促使北京市迅速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群众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北京市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向毛泽东报喜。彭真在大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说：“庆祝我们已经挖掉了穷根，打下了依靠大家共同劳动、使国家富强、使大家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光荣的首都郊区农民、首都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走在高潮的最前面。”在北京的带动下，各地争先恐后跨入社会主义。原定至少十五年才能实现的三大改造任务，经过短短三年就完成了。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也是延安整风之后，彭真与毛泽东的又一个密切配合期。毛看重彭的忠诚和开拓工作的能力，把北京作为自己推动全国工作的“试验田”，彭则得风气之先，殚精竭虑地先行先试。当毛的思想和路线比较符合实际时，彭真工作得最出色，并留下了历史性的贡献。当毛“左”的思想抬头并急剧发展，彭与毛的思想产生某些差距时，彭就迅速放弃自己的观点，跟着毛的主张走。

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彭真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大对中央的组织和领导体制作了调整，将过去的书记处变为常委会，新的中央书记处成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10月9日，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了书记处工作范围和分工，明确彭真协助邓小平负总责，并负责联系统战、政法和港澳部门的工作。邓小平说：“以后准备彭真不当北京市市长了，市委书记肯定不当了”，以便集中精力搞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然而直到1966年“文革”前，彭真一直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只是在八大以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央工作上。邓小平在一次会上说：“彭真实际上是党的副总书记，书记处的工作主要靠他来抓呢！”

反右派、反“反冒进”、“大跃进”、大饥荒

毛泽东是顶着“万岁”的名号进的北京。由于仅仅用三年的时间就打败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又在三年时间内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声响彻云霄。在巨大的胜利和成绩面前，毛泽东对个人意志过分自信，更加认为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因而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认为持不同意见者是向他的权力挑战。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更是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由于取得全国政权后，没有认真地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更未建立起一套民主的制度，党和人民不能约束自己的领袖，也无法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最高领导人的这一变化，影响着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并直接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政治走向。

中共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明确提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确定了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方针和“二五”计划建议指标；提出了必须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国家法制，反对个人崇拜。但是，这条正确路线并没有能坚持下去，八大开过不久，毛泽东亲自抓了几件震惊全国的大事：一是反右派，一是批判反冒进，接着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引起了三年大饥荒。这是一个大兴奋与大灾难交替的年代。在这几场运动中，彭真都是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的。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整肃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运动。彭真作为运动第一线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频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每次都让他参加，约他等几个人谈话七八次，并向他单独交代三次。彭真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和授意，在京召开了四次各种类型的会议，动员“鸣放”，并亲赴上海、天津、南京、武汉、郑州等大城市，推动这些地方形成“大鸣大放”的局面。彭真后来说，毛主席和书记处派我到这些地方去“点火”。5月27日，他在参加毛泽东如今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汇报整风情况的会上发言说：整风开始是整党的队伍，现在发现有阶级斗争的问题，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我们进攻，党内也有一些政治上动摇的“起义分子”。因为包括阶级斗争，不大放，牛鬼蛇神不出来。一定要大放，要狂风暴雨、牛鬼蛇神才能出来。对于这场斗争的性质，彭真6月12日在北京市各大学党员干部会上作报告说：“这个斗争是政治化的思想斗争。”事隔两天，他听了毛泽东的谈话，立即改口说：就是“政治斗争嘛！”“人家不是帮助你整风啊，是要你的命啊！”“现在有许多右派分子反共反人民，我们的同志还把他当作人民内部矛盾，这是错误的”。

当然，对反右派运动积极的不光是彭真，党内高层在反右派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至今还没有看到材料说哪位中央领导人当时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八大虽然作出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结论，但党内高层很难放弃长期以来形成的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和斗争方式。同时也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权威，没有人怀疑他决策的正确性。令人不解的是，在二十年后绝大多数“右派”得到改正，实践已证明反右派运动是错误时，彭真还坚持说：“我们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那次，我们的错误不在这里，而是在我们的整风运动被他们冲乱了；在运动的后期，把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些错误思想、言论，甚至是对工作中的某些错误的批评，也当作资产阶级右派来对待，于是反右斗争就扩大化，把人打重了或打错了。错就在这里。”这就把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推给下面，而为这场运动的决策者和前线主要指挥者开脱责任。彭真维护毛泽东也是维护自己。

这次反右派运动，把一大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党内外干部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及其家属长期蒙受委屈和打击。更为影响深远的是，它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在指导思想上迅速向“左”发展。从此开始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58年，反右派运动尚未完全落下帷幕，毛泽东又发动了对“反冒进”的批判。这个批判是针对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首当其冲的是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在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强调继续反对右倾保守，加快建设速度。周恩来等人则比较谨慎，强调稳妥可靠，批评了1956年出现的冒进。刘少奇主持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确认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的，窝了一肚子火，终于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忍不住了，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把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给扫掉了。随后在1958年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上，严厉批判反冒进。毛泽东当众指着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并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犯了政治方向错误，离资产阶级右派只剩50米远了。周恩来等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

长达八个月的批判反冒进，导致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在综合平衡中积极稳妥发展的方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这条总路线的直接产物和主要实践。另一方面，在批判反冒进时，毛泽东高居于中央政治局之上，把别人置于政治上犯错误的地位，肆意批评；同时又鼓励和支持对他个人的崇拜，从而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薄一波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

彭真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未提反冒进问题，但是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和信任，他对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和发动“大跃进”的主张，是由衷拥护和努力贯彻的。1958年2月，毛泽东指示：中央书记处对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来。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毛泽东在“通知”中增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写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这表明，毛泽东对国务院已不那么信任，要由他直接抓经济工作了。中央书记处成为贯彻毛泽东的各项部署、组织“大跃进”的指挥中心和承上启下的枢纽。

“大跃进”的重头戏是大炼钢铁。全国人大批准的1958年的钢产量是624.8万吨，比上年增长17%，已经不低了，可是毛泽东不满意，一再加码。6月19日，他心血来潮，突然决定当年钢产量翻一番，即达到1070万吨，次年达到2500万吨至3000万吨。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称明年就可以超过英国（当时英国年产钢2200万吨）。但从1月到7月统计看，累计才生产了约380万吨钢，只完成了计划的35%。毛泽东急了，提出要有铁的纪律，“马克思要和秦始皇结合起来”，对完不成任务的给予警告、记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处分。为此中央书记处把指挥钢铁生产作为首要任务，彭真担当了重任。

9月8日晚，他主持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他说：毛主席要求9月15日前后钢铁生产要有个大的跃进。请各省、市、自治区把钢铁生产计划，按每一天、每五天、每十天，列个进度表，争取每五天提前一天。

9月16日晚，他再次主持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谈钢铁、机械设备生产问题，直到翌晨二时才结束。

9月23日，他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钢铁生产形势。他提出，今后三个月，需完成570万吨钢，平均月产190万吨。要解决土铁炼钢的技术问题，因为好铁只有260万吨，不用土铁，钢产量就要落空。要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把小、土、群作为钢铁生产的方针。

9月24日，他致函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报告钢铁生产的情势。其中说，从9月份起，各地抓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估计10月初生铁产量将有一个大的跃进，看来全年1100万吨钢的任务是肯定可以完成的。

9月25日，他主持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听取各省、市、自治区汇报钢铁生产情况。会议从下午三时开到深夜十二时。次日零时三十分，他向在杭州的毛泽东电话汇报说：大家信心很足，四川现在每天都有800万至1000万人上阵，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东、山西、四川、江苏等八省，每天都可生产铁一万吨以上。这样，到月底，每天就可出铁10万吨、钢9万吨。

彭真还亲自协调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工作，解决生铁、矿石、煤炭、设备、材料等供应的矛盾，被称为“总调度”。他日夜操劳，是中央领导人中最为忙碌的一个。但他代替了国务院的工作，引起一些人的非议。这年年底宣布，1070万吨钢的任务“胜利完成”（实际上，把不能用的钢剔除，只有800万吨）。然而这个“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许多地方的树木被砍光，矿产资源被破坏，老百姓做饭的锅都被砸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9000万人去办钢铁，使农业遭受很大损失，财政对小高炉大量补贴，伤了国家元气。这恐怕是彭真始料不及的。

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全国迅速掀起大规模的公社化运动。北京市郊区在10天内就全面完成了人民公社化，共建起77个人民公社，顺义县还成立了县联社。绝大多数公社实行了以“吃饭不要钱”为主的“七包”“八包”制度。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各地竞相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1月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感到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上写的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年限快了点，要改。与会的不少人，包括刘少奇、彭真仍然主张快些过渡。彭真说：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合作化，又搞公社，只要每人达到150～200元（指年收入）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农村“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在毛泽东提出“压缩空气”后，彭真也较早察觉到主观主义、高指标、浮夸风带来的危害。他在11月下旬为北京市委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前线》写的发刊词，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庸主义、中游主义和对群众运动吹毛求疵的倾向，另一方面又郑重提出：“既不能右倾保守，也不能单凭主观的热情，盲目地干”。“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不能按照片段的材料和表面现象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

如何准确解读这篇“发刊词”，至今仍然是一个课题。把它的基本思想归结于“纠左”，恐怕过于简单。毫无疑问，它所提出的一些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是很可贵的。同时，它又是“大跃进”和公社化高潮时的产物，不可能跳出“左”的框框，既宣扬“大跃进”又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反映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和局限。

到1958年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暴露出来。毛泽东采取了一些措施，初步遏制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问题是，这种纠“左”，是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作为具体工作的问题进行的，并未触及“左”的指导思想。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大跃进”以来党内矛盾的一次大暴露。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有不同看法，实则是对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存在分歧。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他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这是向他下“战书”，怀疑和否定“三面红旗”。于是，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庐山会议的主题改变，由纠“左”转向反右倾。

庐山会议召开时，彭真因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没有到会。7月16日，毛泽东对会议作了重新安排，要陈云、林彪、彭真等人到庐山参加会议。陈云因病没有赴会，并且劝邓子恢也不要去，因而躲过了一劫。林彪是毛泽东搬来的救兵，上山后成为同彭德怀斗争的急先锋。彭真抵达庐山后，接替周恩来主持会议的分组讨论。他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以插话方式批评了彭德怀。他说：“一九三七年开始，我逐渐信仰毛主席，感到你那套不对。”“毛主席的路线已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总路线正确，也应服从。”据彭真秘书张彭回忆：后来在保护“秀才”过关的事情上，彭真是起了作用的。“记得有一次，薄一波同志送来一个绝密件给彭真同志，他打开一看，吓了一大跳，是反映田家英同志说主席到了‘斯大林晚年’。彭真同志当时没表态。”杨尚昆回忆：“当时，会议除集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火外，那些曾经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彭真就来找我商量，提出要保护‘秀才’。”后来的事情表明，彭真的这个建议，确实对保护党内的几位“秀才”起了作用。

胡乔木还回忆了另一件事：“庐山会议在毛主席讲话以后，少奇同志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他要我起草，我感到不好写。我对他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少奇同志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我请彭真同志找少奇同志谈，决定不写了。”彭真如何使刘少奇放弃了原来的想法，胡乔木没有说。但从这件事上看出，当时党内生活已很不正常，连刘少奇、彭真、胡乔木这样的领导人都不敢或不愿向毛泽东反映意见，哪怕只是提个建议，生怕引起毛的怀疑和恼怒。可见毛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已不是战友之间的同志关系了，而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甚至是君臣关系了。

会议期间，8月2日，在北京的刘澜涛给彭真送来一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材料。彭真在8月15日呈送毛泽东。毛如获至宝，当即写了批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 “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说他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等，表示了极大愤怒。看来，这时毛泽东已经从彭德怀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他担心有人在他生前或死后作“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第二天他又以《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为题，写了一个更长的批语。其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就把他反右派运动后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直接运用到党内，把不同意见的争论视作“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既是对庐山会议的总结，又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不可避免。

庐山会议反右倾，给“左”的势头火上浇油。会后，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受到批判的干部和党员有300多万人，不少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又掀起新一轮的“大跃进”，什么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教育、大办养猪场等等，一拥而上，使国民经济比例进一步失调，农业所受的破坏尤其惨重，粮食连续减产，加上强制办公共食堂，形成普遍饥荒，饿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从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千万计（有人统计高达3750万人），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饥荒死亡的人数。

七千人大会上的分歧：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形势，中央在进行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困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召开的。会上暴露出许多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诸如对当时的形势怎么估计，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谁应对灾难负责，究竟怎么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等。对此，党内意见并不一致，尤其是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已露端倪。

彭真分析发生困难的原因，虽也谈到工作失误和“五风”的影响，但他讲得更多的是天灾。如1961年2月21日，他在全国煤炭系统领导干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形势：现在日子过不去了，关键是连着两年灾荒，老天爷捣乱。”并讲了过去历史上每次大灾荒，成百万以至上千万的人口死亡。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人民政府，没有三面红旗，不知道会怎么样。又说：“三年大跃进，取得了伟大成绩，如果说伟大还不够，那就是伟大而又伟大的成绩。成绩很伟大，但也有一个指头的缺点，有的还不只是一个指头。”他把这个讲话送给毛泽东阅。中央办公厅将这个讲话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中央直属企业党委和中央直属各矿支部以上党委。9月23日，彭真在中央办公厅主办的报告会上传达中央庐山工作会议精神时说：这三年我们向地球开战，打了一个大胜仗，得到了大胜利。但是口开得大了，战线拉得长了。同时，我们又连续遭了三年大灾。很多好同志在这个时候发生这样那样的怀疑：总路线是不是对？大跃进是不是对？人民公社是不是对？这个怀疑有没有道理？有道理。这种怀疑应该允许，各种意见听一听好嘛。但是不管多大的困难，三年还是打了胜仗，不是打了败仗。三年大跃进，三面红旗，三年来的工作，给我们打下了基础。它的意义，时间越久，越远，表现得越明显。讲到这几年发生错误和缺点原因，彭真说：一是我们缺乏经验；二是干部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训练；三是调查研究不够。我们书记处是做具体工作的，书记处是有责任的。小平同志在庐山会议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书记处是两条：第一检讨，第二改。各部、各地方不要检讨，只要你们改。12月初，彭真和夫人张洁清回山西老家。他与当地领导干部进行座谈，仔细听取大家的发言。他说：这几年，我们连年“作战”，教育干部不够，调查研究不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许多东西是中央来的，有些责任要我们负。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就对，错就错，不能说瞎话，不能掩盖错误。

在七千人大会开始的第五天，即1月15日，彭真致信毛泽东，送上清光绪二年至四年间山西南部地区发生灾荒情况的材料《光绪三年年景录》，信中说：“在这三年灾荒中，晋南有些县死人在三分之二以上。”又从有些县志记载和现在发现的碑文看，“当时河南一部分地区的灾情和死人的严重程度也差不多。从此件可以看出，当时对连续三年的大灾荒，是无法对付的。”彭真这时给毛泽东写信和送上这个材料，可谓用心良苦，显然是认为困难主要是天灾造成的。并说明大灾之年饿死人是难以避免的，以此来宽慰自己敬重的领袖。

两天后，即1月18日，在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这几年错误的责任问题时，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同志和中央常委的其他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三五年过渡和办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彭真的这段发言，由于直接指名批评了毛泽东的失当和错误，在当时的语境下，具有相当的直率性和尖锐性。在与会的人员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不但在当时引起了震动，也为后来的论者一再引用。前几年有论者提出，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名批评毛泽东，这是他“文革”中被打倒的重要原因。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彭真的直言，乍看起来同他两天前给毛写信是矛盾的，但仔细揣摩仍是在设身处地维护毛的威信。这是因为：第一，彭真对毛泽东的这些批评，都是毛泽东自己多次承认的，所说“三五年过渡”、“办公共食堂”等，毛在不同场合都曾经“揽过”于己。第二，在彭真发言之前，邓小平在书记处传达毛泽东对报告的意见时就转述：毛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讲我的缺点。彭真的发言正是按照这个意思讲的，比如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等，讲一下不会影响毛的威信。第三，彭真这个发言是许多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从政治层面上考虑，让毛泽东承担一定责任更为主动。据彭真的秘书张彭说：他（彭真）讲完上面那段话后，把我叫到院子里，说他讲了山、水，不影响主席的威信。他对毛主席是忠诚的，佩服至极。钱庠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中说：“事实上，彭真讲这些话的意思，极有可能就来自毛泽东本人，是毛泽东有意让他讲的。”这个推断是有道理的。笔者也听说，彭真这个发言是毛泽东让他讲的。

还有文章把彭真这个发言，同1961年底在畅观楼查看自1958年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发的文件联系起来，说“彭真是有备而来的”，“要从中央文件里找问题”，“批评矛头直指毛泽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也相信这个看法，说“彭真在1962年1月前往参加七千人大会时，曾准备把畅观楼会议后的报告公诸于众”。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七千人大会前，毛泽东提出，要对1958年以来中央下发的文件加以清理，具体研究一下北戴河会议后这三年的文件和指示，看究竟问题在哪里。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的上述指示，并说地方党委更接近实际，市委也可以找一些熟悉情况、头脑清醒的人，把文件从头到尾看一遍。彭真要邓拓来主持这件事，市委副秘书长项子明具体操办。12月12日至18日，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西郊动物园畅观楼对中央下发的文件进行了清理检查，整理了一份《中央文件摘要》的材料，认为存在指标过高、计划过大、任务过重、一些事情要求过头的问题。其中提到毛泽东的只有一处，即1959年4月29日写的《党内通讯》，还是作为正确的政策予以肯定的，根本不存在诋毁毛泽东的问题。“摘要”整理出来后，因听说陈伯达已经完成了对中央文件的检查工作，所以没有上报，一直放在文件柜里。同时，市委也对自己下发的文件进行了清理，搞了一份材料。这都是正常的工作，但1966年5月至6月召开的北京饭店会议上，华北局派往北京市委的工作组竟把此事上纲为：“这同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样，是彭真反党、反毛主席，阴谋篡党篡国的秘密报告。”康生更是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诬称这是“彭真一手策划的反党反毛主席的地下活动”，是为“赫鲁晓夫式秘密报告做了准备”。他向毛泽东等人写了报告，毛等没有表态。

这些都表明，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无论是对彭真的直率批评，还是对所谓“畅观楼事件”，都没有看重和记挂。他予以特别看重和记挂的，是对他提出的“三面红旗”的态度和评价。即如他一向所称：“对于路线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

会议后期，存在于党内高层的分歧浮出水面。

1月27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作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说明。在讲到国内形势问题时，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对“三面红旗”，讲话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在当时起到了部分地打破思想禁锢，正视错误从而改正错误的作用。但是毛泽东对所讲的有些内容是不认可的，从中嗅到了某种“危险”气息。不过他当时什么也没说。会后，整理讲话稿时，刘少奇感情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要总结，一直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受错误的教训。”这年3月，刘少奇同谢富治、罗瑞卿等谈话时说：这四年的经验教训多得很，你们要认真检查、彻底揭露、批判。“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们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这些话传到毛泽东那里，无疑会对毛刺激很大。

1月29日，全体大会继续举行。毛泽东主持，林彪讲话（在刘少奇讲话后，紧接着是林彪讲话，这种安排可能有缘故）。在很多人都议论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时候，林彪却讲了一通成绩如何大，缺点如何小，成绩要归功于“三面红旗”，而困难之所以产生，“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个人几十年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要比别人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这个讲话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却得到毛泽东的称赞。

1月31日下午，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但他只着重于省、地、县三级，而对中央领导核心即政治局和常委会是否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却没有说，丝毫没有说到他自己违反了这个原则。他在讲话中一般地作了自我批评，但避开了“大跃进”的错误和教训。1959年到1961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印证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写的信是正确的，但毛泽东不认错，不给彭德怀平反。他要守住两条底线：一是“三面红旗”正确不能动；二是庐山会议的案不能翻。守住这两条就维护了他这几年领导的正确。1966年2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毛泽东在将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加进去这段话，大有深意。可以认为，在毛泽东看来，七千人大会上的分歧和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都应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纲”串连起来。

七千人大会虽然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高层领导认识上的分歧并没有解决。刘少奇、林彪、毛泽东三人的讲话“各有弦音”。对党来说，真正严重的并不是当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责任问题，而是党中央竞无力对最高领导人“左”的指导思想和非理性的行为加以约束和纠正。因而，这次会后，毛泽东得以继续推行错误方针和不按正常程序办事。

七千人大会后，党内高层的分歧继续发展。毛泽东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离京南下，刘少奇在京主持中央工作。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这次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会议分析了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大等情况，发现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严重。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又说：现在类似非常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在会上提出克服困难的六条对策。5月，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他在讲话中说：如果今年再不采取措施，到明年形势就更坏。目前这个趋势不扭转，发展下去，我看是一个很坏的趋势，国民经济要崩溃。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等人对困难形势的看法，认为是向他“施压”。后来称之为“黑暗风”。

彭真同中央一线其他领导人一样，为了扭转困难局面，实现形势好转，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一方面参与研究部署落实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五月会议精神，制定经济调整工作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按照中央的分工，着重抓了调整政治关系方面的工作。包括在处理党派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归侨关系方面，纠正宁“左”勿右的倾向；检查了这几年政法工作混淆两类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的错误。并协助邓小平紧抓狠抓了过去几年受批判和错误处理的同志的甄别平反工作，到1962年8月，总共甄别平反党员、干部和群众600多万人，其中曾被重点批判和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300多万人。

要否在农村开“包产到户”的口子，是领导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克服农村面临的严重困难，一些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做法。在1962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农民如果愿意可以让他们搞。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都认为可以试行“包产到户”。但是，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的主张，认为这是刮“单干风”，批评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彭真的认识同毛泽东一致，他力主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始终不同意搞“包产到户”，在多次谈话中，把包产到户看作“滑溜坡”、“搞资本主义”而加以批判。

阶级斗争的陷阱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在南方巡视和居住了三个半月。这时他对经济建设兴趣不大，把注意力转移到阶级斗争上，密切关注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对国内形势的估计，令他不快；他认为那是不赞成“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包产到户的主张尤其对毛泽东形成强烈刺激，因为他认为实行“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有彭德怀写了8万言的信，毛泽东认为这是要翻案。在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好转时，他要发动反击了，办法就是重提阶级斗争和反右倾。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但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撇开工作问题，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让大家讨论。这个题目也就成了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包括会前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的主要议题。

彭真参加了上述两个会议。他在八届十中全会闭幕的全体会上最后一个发言，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点，他认为“三面红旗倒不了。没有人民公社，不依靠集体经济，能渡过三年困难吗？能兴修这么多水利吗？工业方面，是不是跃进要‘三比’，钢产量三年内由535万吨，增长到1800万吨，机械设备由4100种增加到9600种，设备自给率由60%增加到80%以上。问题是我们搞过了头，口张得太大。因此，不应把三年困难都推到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总方针是普遍真理，必须结合实际，全面贯彻执行”。第二点，他认为七千人大会后出现了一股“冷空气”。但不要因为现在有右，又出“左”。他不同意国民经济需要有一个三至五年恢复期的看法，并对“恢复论”进行了批评，说“它一是认为大跃进一切都搞坏了，需要倒退。二是‘恢复’以什么为标准？”“恢复给不了我们武器和信心”。第三点，关于阶级斗争和建设工作，他说：“几年来，一条痛苦的经验是，我们的建设工作常常被国内外的阶级斗争所干扰，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和一九六○年的反修斗争，某种程度上掉进了阶级斗争的陷阱，今后绝不能重复。这次全会以相当大的精力对付阶级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全党主要是县以上干部切记不要再重复这种错误。”

彭真这个发言，是七千人大会之后，面对党内分歧，第一次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他是坚决拥护“三面红旗”和维护毛的总路线总方针的。尤其是他主张坚决顶住“单干风”，这同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在八届十中全会后获得毛泽东的充分信赖。至于第三点，彭真所担心的“阶级斗争陷阱”，主要是怕搞运动影响生产。这表现了他立足实际，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但在这个问题上，彭真的认识并没有跟上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主要是为推行自己的主张并战胜政治对手寻找理论依据，以便于变换方式开展各种斗争，直至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大门。毛主导了全党。从此，中国社会一步步掉进了“阶级斗争陷阱”。

八届十中全会后，彭真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阶级斗争上。11月1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当年“三秋”工作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开展一个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运动。由彭真主持代中央起草文件。会后，彭真主持起草了一个稿子，经邓小平核阅后送毛泽东，并报告说：“我们原来拟以反贪污、浪费等为运动的中心，因为怕影响或放松生产，现改为以增产节约为中心。”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等问题。彭真在会上就《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稿）》作了说明：一是三年困难时期，有少数干部对“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发生动摇。有人发国难财，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雇工剥削、收房租等等。根据毛主席新时期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的指示，开展“五反”运动是必要的。二是运动的目的是整风，是加强教育，解决思想问题。三是有没有顾虑。他说：我和小平都有，一怕耽误生产，二怕打击面过宽，事后又得搞甄别平反。为了避免混淆两种矛盾，妨碍生产，一定要以增产节约为中心，自始至终抓紧增产节约。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这个“指示”。

毛泽东更为重视的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1960年10月信阳等地大量饿死人事件东窗事发后，他于11月25日给周恩来的一个批示中提出一种看法：“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翌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这就是说，毛泽东拒不承认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造成特大经济困难和大量饿死人的主要原因，而把它推卸给阶级敌人的破坏。由此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是因为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线领导人忙于经济调整，没有马上贯彻执行，致使毛提出开展农村社教运动的时间推迟了两年。

1963年5月，毛泽东把彭真召到上海，要他帮助起草转发河北省保定地委关于农村“四清”等报告的批语。接着又要他主持起草一个农村社教运动的文件。彭真主持写出文件稿后，毛泽东不满意，指出：稿子不够严肃，不够尖锐，没有抓住要点，没有提到理论高度。社教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彭真表示文件没有写好，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有人谈到，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说：“噢！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就唱一本‘香山记’。”毛所说的“香山记”，就是阶级斗争。在他看来，全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开展阶级斗争。

此后，毛泽东把修改文件的任务交给陈伯达。经毛泽东反复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5月20日下发。这个文件是毛泽东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他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如果不抓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就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发生反革命复辟看成是已经面临的现实危险。毛泽东发出这种警告，使全党首先是党中央，几乎无例外地接受了开展社教运动来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指导思想与部署。

5月15日至6月14日，彭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及陕西等地调查研究。7月4日，他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交《有关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中心是提出要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出现过“左”的偏向。“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党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根据彭真的调查报告和试点中提出的问题，9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从1963年冬到1964年春，全国有一批农村社队进行了“四清”。

1964年下半年，随着国际上反修斗争的白热化，国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向“左”发展。在6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作出这样的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手里。8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并主持对“后十条”进行修改。“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实际的严重估计，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中央连续转发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以及桃园大队社教运动的经验等文件，强调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要批判怕“左”不怕右的思想。

10月，根据党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北京市委在通县地区集中了两万多名工作队员进行“四清”会战。会战前，对工作队员进行培训，学习“前十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听了“桃园经验”的报告录音，并以此作为“样板”。会战一开始，绝大多数工作队就沿用土改时的工作方法，寻找“根子”，扎根串联，撇开党的组织及其他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在工作队的统一领导下，主要解决“基层领导权”的问题，把广大基层干部当成了革命对象，进行粗暴的乱打乱斗。在40个分团中发生打人、体罚、家属陪斗现象的有35个团、178个单位，运动期间发生非正常死亡212起，共死亡141人。体罚的形式有拳打、脚踢、弯腰（即“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等十几种。文化大革命中迫害人的许多方式在这时已经出现。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过火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梁碧辉”的文章，使用索隐的手法，说昆剧《李慧娘》这个戏影射攻击共产党，攻击大跃进，并同时批判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以笔名繁星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可谓是江青得意之作，她后来说：“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我组织人写的。”毛泽东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5月8日，他在有彭真、陈伯达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当时彭真正忙于“四清”工作，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方面上，对《文汇报》的文章涉及北京市委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反对国内修正主义，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除了文学以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都应该抓一下。

12月9日，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刊登了《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江青把它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2日将此件批给北京市委彭真、刘仁。批示中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毛泽东把此件批给彭真、刘仁，显然是在表扬柯庆施和上海市委，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意在用上海促北京，促全国。

彭真对此十分重视，接到批示的当日晚上，就召集市委书记处成员和有关常委开会，商议如何按照批示精神开展文艺革命问题。考虑到在京的文艺单位大多数不归北京市委管，他建议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1964年1月3日，在刘少奇主持下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彭真发言首先作了检讨。他说：“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感到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又说：在文艺这个战线上，我们的革命搞得比较差，可以说比较落后，拿我来讲，对整个文艺我没有注意。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首先是我们领导有责任。他认为，要解决文艺方面的问题，关键是创作。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只要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就好。会后，彭真和北京市委就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批示，作了一系列部署。1月17日和24日，北京市委两次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并华北局报告讨论和贯彻批示的情况。毛泽东收到报告后，没有表态。5月27日，北京市委就贯彻毛泽东文艺批示的情况，第三次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并华北局写报告。报告中说北京市多年来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方针路线的，没有承认北京有一条黑线。毛泽东看了不满意，特别是对邓拓、吴晗、廖沫沙发表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海瑞罢官》等作品没有清理很不满，但就是不明说。

6月5日至7月31日，在周恩来、彭真的指导和关怀下，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没有料到的是，6月27日，毛泽东又写了更为尖锐的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前后两个批示对各个文艺部门的工作基本上采取了否定态度，把文艺界的形势说得十分严重，为发动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来解决文艺问题提供了依据。

江青自称是毛泽东的“哨兵”，到处搜罗文艺界的问题。毛泽东作出两个错误的文艺批示，都与她兴风作浪有关。1963年，毛泽东派江青到北京市搞京剧改革，这是他不久之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事先布下的一颗重要棋子，也是为江青准备登上政治舞台捞取资本的一个重要步骤。彭真和北京市委对她到北京市搞京剧改革是欢迎的，并注意尊重和礼让她，但没有因为她的特殊身份而过分迁就，更无谄媚。起初，市委派邓拓陪她看戏。邓拓只陪了她两场，就因看不惯她的作风，而借口偏头痛不陪了。彭真就让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琪陪她。江青觉得这是怠慢了她，因为在上海都是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陪她。李琪没有想到的是，江青凌驾于市委之上，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而且经常出尔反尔，使下面无所适从。他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给彭真写了一封信，说江青以权贵自居， 横行霸道，把别人当奴隶，使他无法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诬陷李琪是彭真的死党，对他进行残酷迫害，致使李琪自杀身亡。

江青既要把京剧改革的成果作为她自己的政治资本，又采取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手法，污蔑、陷害彭真和北京市委。1963年冬，江青把沪剧《芦荡火种》剧组从上海调到北京来演出，是由文化部负责接待和安排演出的，与北京市没有关系。文化部安排演出了三场，江青不满意，质问北京市委为什么不多安排几场。实际上，彭真是在民族文化宫剧场观看沪剧《芦荡火种》演出后，上台看望演职人员时，才知道这件事的。彭真问剧团负责人丁世娥：明天在哪里演出？丁答：今晚是最后一场。彭真说：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多演几场？丁答：他们说北京剧场紧张，安排不开。当晚，彭真即打电话给万里副市长，提议由北京市委、市政府出面邀请上海沪剧团到工人俱乐部演出，多演一些场次。万里说：此事不是市里管，是文化部主管，我不好从中乱插。彭真当即邀请文化部两位副部长和万里到他家共同商定，改由北京市文化局负责接待，组织演出。商定后，江青来了，彭真告诉她：问题已经解决，以后由市文化局接待，继续演出。事后，江青却造谣说，她调来向北京市京剧团传授“阿庆嫂”的沪剧团，只准在北京演三场，公然诬蔑“北京市委是一霸”。后来。毛泽东批评北京市委是“独立王国”，就是以这件事为由头的。显然，这与江青挑唆有直接关系。

1964年7月7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成立五人小组，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彭真进入这个五人小组并担任组长，就直接置身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风暴中心了。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不断扩大和升温的形势，彭真内心是矛盾的。他既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把这场大批判作为反修防修的大事来抓，又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这YQtSTSqwBZgkeGRPGZneZw==些问题基本上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应该用整风的方法来解决。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也讲，还是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要准许人家革命。9月11日、23日，彭真两次主持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讨论部署文艺界和学术界整风的问题。他提出：第一，先整党内。如果党内没有人搞修正主义，没有人代表资产阶级，党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第二，党内怎么搞法？还是要用整风的办法，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第三，从何入手？从作品搞起。在一篇作品里，问题多得很，着重搞大是大非，就是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条路线、为工农兵还是为资产阶级。要区别敌我性质和人民内部问题，错误是比较系统的、一贯的，还是偶然的、个别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搞大会斗争，还是小会批判，有不同意见，要个别交谈，采取和风细雨整风的方式。但是，这时文艺界掀起了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一大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和领导干部受到批判。这种批判又很快扩大到学术界，从哲学到经济学、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理论观点受到猛烈围攻。随着文艺、学术、教育领域批判的加紧，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再次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这场“文化革命”的对象。

这年底至次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显露出来，并一步一步地公开化。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在谈到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问题时，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毛泽东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大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毛泽东在修改会议文件时加进了批评刘少奇关于“四清与四不清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提法的话，说它“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彭真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11月28日，他和邓小平、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将文件中的十七条扩展为二十三条。两天后，他又和邓小平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讨论文件的修改稿。会议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包含着纠正前一段运动中某些“左”的做法，但它在指导思想上却发展了“左”倾错误理论，片面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特别是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随意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

“二十三条”下发后，1月20日晨，彭真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当面请示社教运动中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当晚即约彭真面谈，谈话后，彭真从1月21日到5月4日六次讲话，对“二十三条”作具体解释和宣传，对前一段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做法进行批评和纠正。但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却很少提及，因为对什么是“走资派”他也没有弄清楚。彭真的这些讲话，对扭转通县“四清”会战中出现的混乱局面起了一定作用，但也引起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的不满。他们向毛泽东告状，诬称北京市委在社教运动中右倾，搞“独立王国”。

彭真花大气力纠正北大社教试点中“左”的偏差，更是埋下了祸根。当时以张磐石为队长的工作队认为北大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属于“夺权”单位，对校系领导干部大肆进行批斗。3月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同志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当作“烂掉了”的单位去搞运动是错误的。但是，张磐石拒不认错，也不贯彻“二十三条”。北大社教运动陷于僵局。6月29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向北大党员干部和社教工作队全体成员作报告。他说：北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学校的问题。如果北大成了资本主义的熔炉，全国还有几个社会主义熔炉？如果北大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全国还有多少无产阶级统治的学校呀？应该肯定北大是在党领导下的学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采取整风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学校存在的问题。他再次强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工作队队员，不管你是校系的领导干部，不管你是一般干部，或者党员，人人平等。”“人人都可以批评人，人人都应该进行自我批评。”“一切人在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还是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这样做比较主动。”讲话之后，北大党员干部开始整风学习。次年5月25日，在康生的策划下，聂元梓等七人写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6月1日，毛泽东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这表明毛泽东对彭真纠正北大社教运动“左”的偏差，从内心是持反对态度的。

针对文化领域不适当地、过火批判斗争，3月2、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文艺界和文化、教育部门社教运动的情况。邓小平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要赶快刹车。彭真发言说：这一时期的文艺批判有很大成绩，但也有些问题，搞得人家不大敢写文章、写剧本了，弄得郭老、吴晗、范老等都很紧张。这些同志基本是好的，政治上同我们一直是一道的。对在全国范围指名批判的，要经中央批准，要保护一批人。学术问题，错了允许讨论。要注意有些人不是研究学问，靠攻别人找岔子出名。还说：不破不能立，不立也破不了。因此，对批判要有个控制。

9月23日，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要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是政治问题的，就不要轻率地把它同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特别是同敌我问题混淆起来，也不要轻率地下结论”。针对当时过火的批判和斗争，他说：“要实事求是，部分对，就是部分对；基本对，就是基本对；部分错，就是部分错；基本错，就是基本错。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党内也好，人民内部也好，不论你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普通老百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地方只能服从真理。”彭真这个界限明确的讲话，试图缓和文艺界、学术界的紧张局势，把批评引上说理的轨道。但这时毛泽东已决定从文化领域的批判发动一场“政治大革命”，彭真的讲话不起作用了。

从1962年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到1965年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研究这中间的一连串事件可以看出，彭真对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和运动部署，一直在紧跟和贯彻，所不同的是，彭真在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时，比较注意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分开，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毛泽东这时对彭真是很信任的，许多重大事情都交给他去办。毛单独找彭的次数比找邓小平还多，比如1964年57次，1965年58次。当时国内外都有人认为彭真的地位正在上升。《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说：“许多迹象表明，毛泽东这一时期后半段的很多时候，曾特意提拔彭真。”当然，毛泽东信任彭真的同时，也在不动声色地观察他、考验他。这种情况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彭真晚年的“毛泽东情结”

1966年4月杭州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彭真再没有见过面。

“文革”发动之初，毛泽东对彭真很恼火，在撤销了彭真一切职务之后，又加给彭真一条新的罪名，说“彭真是国民党的人”，“他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彭真先是被软禁家中，失去自由；接着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个营房中，“造反派”把他押到各种会上批斗二百多次，遭受残酷折磨；随后又被逮FRTZi+BaKmjv/ghfFodD6w==捕，关在秦城监狱六年多，释放后又被流放陕西商洛山区。

从现在披露的档案材料看，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两度提起彭真。一次是1967年7月18日，他在与周恩来谈话时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接着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放出来，许多老同志都当代表，当中央委员，并列举了邓小平、彭真、贺龙的名字。但在当年11月2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通报》中又说：彭真等“绝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不能当选为‘九大’代表”。另一次是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谈到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斗争时，问邓小平：“布加勒斯特会议是不是你去的？”邓说：“不是，是彭真、康老他们。”毛泽东接着问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彭真现在怎么样了？”周回答：“他还有个历史问题要查清。”毛说：“那就算了。”

研究这两件事，似乎可以作出推断：毛对打倒后的彭真，内心是有一定矛盾的。一方面，打倒彭真虽然是毛下的决心，但毕竟构成打倒他的主要理由，即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二月提纲》已被否定，彭真还是可以出来工作的。另一方面，打倒刘少奇、彭真等人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要维护这场运动的“正确性”，就不能改变原来的决定。

长期被关押、审查的彭真，始终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从不说违反事实的话，对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从不乱交代、乱检讨，对共同处理的、涉及其他同志的问题，他都揽下来，不上推下卸。红卫兵一再逼迫他交代反党、反毛主席的核心问题。彭真总是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是知道的”。他相信他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作出公正的结论。彭真后来讲到：“比如中央在通过《五一六通知》时，我是举了手的，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个通知主要是对我来的，我也举了手。由于在过去重大关头，毛主席总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自己可能错了，所以我也举了手。后来，在文革中，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错，所以我开始相信，总有一天毛主席会为我平反的。”

彭真复出后，每谈及毛泽东，必先谈其功绩。回京不久，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没有毛主席，我们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是我们的领袖，对毛泽东同志必须全面看，在我心目中毛泽东同志永远是我们的主席。”

这一年的4月5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彭真参加了这次会议，分在东北组。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分歧较大，议论纷纷。与会的同志都想听听彭真的看法。4月22日，彭真在分组会上发言说：小平同志讲，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现在一个突出问题是，应当怎样看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我们反对林彪的说法，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有些人走到另一个极端，怀疑、否定一切。他认为“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时期来看，毛泽东在革命中的英明领导和伟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不是说他在工作中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但对他也不能一概否定。”“展望将来，我们应该举什么旗帜呢？如果我们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不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我们高举什么旗帜呢？”“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 这是彭真复出后第一次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公开表态。彭真在“文革”中首当其冲，深陷囹圄九年，流放商洛三年半，但他从来没有表露出对毛泽东的个人怨恨。据彭真之女付彦回忆，私下彭真也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严重，但只要谈到毛主席，彭真总是非常肯定地说：“中国革命没有毛主席不行。”“没有毛主席，不可能在1949年就推翻三座大山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个人的事与党、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比，那算不了什么。不管怎么说毛主席还是伟大的领袖。”

彭真的冤案平反后，不少人问他：毛主席为什么要打倒你？彭真对曾担任自己政治秘书的张彭说：“这个问题，我也考虑很长时间。毛主席要重用林彪，就不会容忍我在身边。”彭真与林彪之间有芥蒂，但说毛为了重用林而打倒彭，显然根据不足。1990年代，彭真又一次谈到“文革”，几次说到：“文化大革命很复杂，我心中有数不好讲。”“发动‘文革’，有个接班人的斗争问题，把彭罗陆杨搞下来，不一定是毛主席的本意。”所以他在公开场合总是把打倒他的原因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无独有偶。陆定一在回答毛泽东为何要打倒他时也说：“就是为了我老婆写信揭发叶群。这同毛泽东没有关系，但他听林彪的。”萧象在《陆定一文革遭遇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说：需要回应陆定一何以自认为被林彪而不是毛泽东所打倒，这或许是对前者恨之切而对后者爱之深的缘故。中共第一代高层对毛泽东多有一种无法解释的领袖崇拜情结，因此对诸多关涉毛泽东的问题不能看得真切，苏东坡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此之谓也。这段话用在彭真身上恐怕也是合适的。在彭真身上，有一种“毛泽东情结”。

彭真晚年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就是崇拜毛主席。打个比方，一件事情来了，如果主席与少奇或者总理有不同意见，我很自然地就赞成主席的意见；如果是少奇和总理有不同意见，那就不一定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又说：“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错误。不过，也有好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是毛主席用他犯的错误打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这是一段坦诚的内心剖白，对自己如何形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说得大体合乎实际。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确实创下了党内其他领导人无法同他相比的功绩。他看准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找到了一条马列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的思想在实践中的成功，使得身边聚集了一批英雄豪杰。彭真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十分崇敬毛的才能，始终把自己当作毛泽东的小学生，心悦诚服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深知，没有毛的发现和提拔，他就很难脱颖而出；没有毛的支持和信用，他就很难位居实际上党的副总书记的位子；没有毛提供的舞台，他就很难做出显赫的业绩。这种“知遇之恩”，是人之常情。

不过，从历史过程来看，这种反思是远不到位的。个人崇拜的形成，固然有历史传统的原因，更为根本的，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体制的需要，只要政治体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就不会从根本上的消除。由于对个人崇拜和传统体制反思不彻底，与此相关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系列失误也难以做深层次的系统的清理。就毛泽东个人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由于他的总方略合乎实际和超人才能，终于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其历史作用在党内乃至学界是没有大的分歧的。但是，如何准确评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却不是只用“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所能结论的。历史的过程是，1953年断然宣布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开始以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三大改造”；1956年初，又在生产力无明显提高的形势下，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五四宪法”刚刚颁布八个月，就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继而又发动反右派运动，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敌人；反右派的帷幕未落，就又掀起“大跃进狂潮”，企图趁“一穷二白”抓紧向共产主义“穷过渡”，以致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而在彭真看来，毛泽东只是搞文化大革命才“犯了大错误”，而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时期来看，只是在工作中“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对待历史是非，可以各有各的认识；但是，判断是非的标准，终究要靠实践。

1990年代初期，晚年邓小平曾提醒人们“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那些极严重错误”以启示人们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的话是意味深长的。

从见到的材料来看，晚年彭真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内心也有困惑和不称意的方面。他在原则上是赞同和支持改革开放方针的，这见之于他的多次讲话和他主持制定的一些法律。但是，一涉及改变传统社会主义的某些体制和理念，则表现得难以认同。比如，他一直主张在农村走“集体化道路”，而不赞成“包产到户”，因而对1993年修改宪法删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意见。对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也持有保留态度。只是缘于党性原则，这些意见他从不在公开场合发表（这当然也是可贵品质）。又如，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以共产主义为灵魂和总纲，放弃了这一点要演变，并质疑：“三资企业能产生共产主义吗？万元户能产生共产主义吗？不教育，三资企业、万元户就把你带到资本主义。”在体制转轨期间，作为老一代革命家，产生这类思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原因，与过份推崇毛泽东，奉毛泽东思想为圭臬，甚至在一些事情上以毛泽东的论断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无关系。

庆幸的是，彭真在民主法制问题上超越了毛泽东。他复出后，重新启动立法程序，在较短的时间就使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经过“文革”的一场磨难，彭真对于法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率先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转到同时依法办事、从依靠人治转向依靠法治的观点。他说，社会主义法制早就应该抓紧搞。可是我们建国后长期内没有这个认识，总觉得有党的领导，有方针政策，迟搞几天不要紧，结果贻误了事情。他提出，从革命战争年代主要靠政策办事，到掌权后不仅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管理国家靠人治还是靠法制？一定要靠法制。”“党内、党外、干部、群众，人人都必须守法，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使国家长治久安，比较能经得起各种风险的一项根本保证。”彭真为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相关简介：刘政、张春生，历史研究者，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载《领导者》2013/4总第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