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红、邹蓓蓓 统一与变通：太行根据地农村合理负担征收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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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与变通：太行根据地农村合理负担征收实况


作者： 冯小红、邹蓓蓓
來源： 独立精神



本文第一作者冯小红教授

摘要

1941年秋，太行根据地核心区农村征收合理负担是按照当年7月发布的《晋冀鲁豫边区合理负担征收暂行办法草案》的规定统一进行的。但是，经深入剖析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所见“1941年秋季偏城县西安居村合理负担征收表册”可知，地处太行根据地核心区的偏城县西安居村在征收合理负担的申报、评议、计算等步骤上，既在原则上坚持了《草案》的规定，又根据实际情况在某些环节上有所变通或使其具体化。经过对该村第二闾表册进行统计分析可知，合理负担在各阶级的分配大体形成了地主富农与一般农户（中农和贫农）平分的局面，既实现了“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负担面，对以往平均摊派和“富户捐”产生的偏向均有所纠正。


关键词


太行根据地；合理负担；太行山文书；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变通；合理负担表册



合理负担政策是全面抗战中期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主要赋税政策，对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工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以往，学界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合理负担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和学者介绍了该政策的基本内容和实施效果；第二阶段是最近数年，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关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深入研究了边区政府对该政策的整理经过，甚至开始使用村庄表册来论证该政策所确立的征收秩序。尽管如此，但是以往研究很少触及合理负担政策在农村的具体实施状况，以至于迄今仍不清楚根据地的村级政权在征收合理负担的过程中怎样执行相关政策。有鉴于此，本文拟利用太行山文书所见“1941年秋季偏城县西安居村合理负担表册”，辅以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其他史料，对1941年秋季太行根据地农村合理负担的征收实况予以深入探究。




本文第一作者主编《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系列丛刊：明清文书》


一、《草案》的统一实施及其内容

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撰文总结了该边区合理负担政策的发展历程。根据该文记述，二战区的合理负担政策是由阎锡山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钱多多出，钱少少出”两个原则提出的一种赋税征收办法，最初在山西推行时按村分十一级、产分二十等来分配负担数目。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省三专署依据晋察冀边区村合理负担摊款办法，制定了一个《山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合理负担摊款办法实施条令》，对山西省原来的办法有所改进。冀太联办成立后，1940年7月召开了一次扩大的财政会议，对合理负担政策进行了详细讨论。9月，联办根据会议讨论情况，颁行《修正合理负担征收款项办法实施条令》。1941年6月间召开了太行、太岳财政科长会议，会上总结了一年来推行合理负担政策的成绩和问题，并研究了晋察冀统一累进税税则。随后根据会议研究结果，制定了新的征收合理负担方案，并于1941年7月1日以草案形式公布实施，此即为《晋冀鲁豫边区合理负担征收暂行办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戎伍胜（子和）

由于偏城县西安居村1941年的表册均为农历九月至十月编制，从时间上看，此时该村村公所征收合理负担，依据的政策应为1941年7月公布的《草案》。《草案》第二条规定：“凡属本区（指晋冀鲁豫边区）人民合本办法之规定者，均有负担之义务。”单纯由此条规定推断，似乎《草案》是面向整个晋冀鲁豫边区实施的。但是，由于各专署所处环境有很大差异，其施行的负担政策也有所不同，太行、太岳等山区施行的是合理负担政策，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区施行的是公平负担政策。由此可知，1941年8月之后，太行根据地全区征收合理负担，统一实行的政策便是《草案》。同时，太行根据地在地理上与敌占区犬牙交错。1941年，日军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太行根据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扫荡和多次小规模扫荡，致使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按常理推断，接敌区、游击区和根据地外围地区应难以顺利实施合理负担政策，只有核心区才有条件实施《草案》。偏城县地处太行山腹地，当时隶属五专区，紧邻一二九师司令部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涉县，是太行根据地核心区之一，有条件在全县统一实施《草案》。由此可以断定，1941年秋季偏城全县以及西安居村统一施行的合理负担征收政策就是《草案》。

《草案》共七章四十一条。第一章为“总则”，规定了该办法的实施区域，赋税计算原则，资产、收入的应征和免征项目；第二章为“等级与税率”，规定了资产负担的税率和计算方法、收入负担的等级和累进税率；第三章为“计算与征收”，规定了分数计算与征收的属人属地原则，工商业资产和收入的计算办法，典当、租佃、雇工经营、债务等特殊情况的处理办法；第四章为“免征点扣除及升降”，规定了扣除免征点的办法、不扣除免征点的情况、免征点升降的条件；第五章为“调查评议”，规定了征收合理负担各个环节的做法；第六章为“罚则”，规定了逃避负担的各种情形及处罚办法；第七章为“附则”，主要附列“合理负担收入累进分数表”，以方便计算。综合以上各章内容可知，《草案》规定的征收合理负担的具体过程包括民户申报、村政委员会核实、调查组复查、评议会评议、计算并确定各户负担分数、区政府核定分数和确定负担钱粮数、组织征收、执行罚款等步骤，《草案》对每个步骤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由于下文研究西安居村征收实况时拟分别阐述《草案》对各步骤的具体规定，这里就不再一一展开。


一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布告

二、“1941年秋季偏城县西安居村合理负担表册”概况及其性质

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中有一批偏城县西安居村表册，这批表册共19件，其中有关1941年秋季的合理负担征收表册共3件，兹将其基本信息列如表1。

表1  偏城县西安居村1941年合理负担征收表册基本信息一览表



表1所列1号表册是1941年秋季西安居村第一闾分户表册。每户的表页竖排书写，各行由右向左排列。每页第一行记户主姓名、家庭人口，有牲畜的家庭还记牲畜种类和数量，如文后附图1所示王鉴一户表页第1行记曰“王鉴人七口驴一个牛一个”；接下来每行记土地等级、名称、亩数、单产、价值、总产，如附图1所示王鉴一户表页第2行记曰“七卅亩一亩六六斗五七斗八十五元六斗五七斗”，且其单产和总产多处均有改动痕迹；最后十数行汇总该户收入和财产价值，计算出该户的负担分数，汇总部分随着前面单项财产和收入的改动也有所改动；此外，各户表页字体完全相同，且字迹潦草，证实该表册是村庄合理负担征收组织统一制作的草册。由表册内容可知，首先，该表册是合理负担申报登记表册，登录了农户申报的原始信息；其次，该表册还是合理负担初步计算表册，即根据申报登记的各户财产和地亩，初步计算出各户的负担分数；再次，该表册还是合理负担评议表册，其改动痕迹记录了评议组对农户单项财产和收入的评议结果；最后，该表册还是合理负担改算表册，其汇总部分的改动痕迹记录了评议后农户负担分数的改算结果。因此，该表册是由西安居村合理负担征收组织制作的，集申报登记表册、初步计算表册、评议表册、改算表册于一体的综合性合理负担征收草册。




邯郸学院校徽

邯郸学院校旗

表1所列2号表册是1941年秋季西安居村第二闾分户表册。表册所载各户的内容与1号表册基本相同，唯一的不同之处是2号表册将土地价值置于土地单产之前，如文后附图2所示李发生一户表页第1行记曰“李发生人七口”；第2行记曰“五后河四亩四五百元一石一五一石二四石八”。因此，该表册的性质与1号表册相同，也是西安居村合理负担征收组织制作的，集申报登记表册、初步计算表册、评议表册、改算表册于一体的综合性合理负担征收草册。

表1所列3号表册也是1941年秋季西安居村第二闾的分户表册。每户表页还是竖排书写，各行还是从右向左排列。每页第一行或前两行所记为户主姓名、家庭人口、家有牲畜，有雇工的户还记述其雇工情况，如文后附图3所示李发生一户表页前两行记曰“李发生人七口驴二头/长（工）十个月牛一头”；接下来每行记各等级土地的亩数、总价，资产总价，粮食总产量、折米量和价值，核桃、柿子、花椒等山货的产量和价值，总收入，免征款数和免除长短工食料款数，净收入款数和每口平均收入款数，每口收入分数，总收入分数，总分数。表册书写规整，很少有改动痕迹，且每户表页的字体也完全相同。因此，从内容上看，3号表册是第二闾的汇总表册，是西安居村合理负担征收组织制作的第二闾负担分数的最终表册。

总之，表1所列三册合理负担表册均为1941年秋季的表册，1号和2号表册分别为西安居村合理负担征收组织制作的第一闾和第二闾综合性合理负担征收草册，3号表册为合理负担征收组织制作的第二闾负担分数的汇总表册。这三本表册为深入研究农村合理负担征收过程中申报、评议和计算环节的具体实施状况提供了十分难得的一手资料。结合《草案》相关条款的各项规定，对表册内容进行深入剖析，可以阐释1941年秋季西安居村征收合理负担时，在申报、评议和计算等步骤上是否执行了负担政策，又在哪些具体环节上做了怎样的变通。


《晋冀鲁豫边区全图》


涉县所在的太行五专署

三、表册所见“申报”步骤的操作实况

申报环节是农户向村庄征收组织自行申报财产和收入的环节。《草案》对民户申报环节并未做专章规定，而是将之融合于“调查评议”（第五章）一章。该章第三条规定：“调查民户财产由县政府印发《征收合理负担民户资产与收入调查简表》，每户二张，先由民户自行填报财产，经调查评议确定分数后，村公所始行填缮。民户向村公所自行填报财产，以三日至五日为限。”于是，按照《草案》规定，西安居村第一闾和第二闾的农户应该自行填报《资产和收入调查简表》。但是，据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的整理研究人员对已征集的25万件文书的粗查结果，未发现西安居村农户的此类调查简表；粗查发现的其他村庄有关合理负担的册籍中，也未发现此类调查简表。

有鉴于此，可以推断1941年西安居村征收合理负担时，很可能未从县政府领到并使用《资产和收入调查简表》。首先，1941年正值华北抗日根据地最困难时期的开端，日伪军对根据地扫荡频繁，以涉县为例，1941年春、秋两季，日伪军分别对涉县进行了大扫荡，尤其是秋季扫荡，从9月一直持续到12月。日伪军的扫荡造成了根据地的外部环境十分恶劣，给县政府及时制定和下发《资产收入调查表》造成很大困难。其次，1949年之前，太行山地区农村识字者甚少，文盲半文盲比例非常高。据新编《涉县志》记载，1949年之前涉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90%以上，并且这90%的比例还是包括县城和农村在内的全县平均比例，如果仅统计农村的情况，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应该更高。在这种人口的文化结构之下，农村各户自行填写《调查简表》十分困难。再次，表1所列1号和2号表册的分户表页笔迹完全相同，且书写潦草，应该不是农户《调查简表》的誊录册，而是各户资产和收入的原始登记册。由以上三个方面可以推断：西安居村在农户申报环节上，并未彻底执行《草案》有关农户自行填报《调查简表》的规定，而是采取农户当面口述，村庄征收组织直接登录在册的方式。


涉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旧址

四、表册所见“评议”步骤的操作实况

评议环节是村庄评议组评议农户自报财产和收入信息的环节。晋冀鲁豫边区修正公布的两个合理负担征收办法，都对评议组的构成以及具体的评议过程做出了详细规定。与1940年9月颁行的《修正合理负担征收款项办法实施条令》相比，《草案》更是大大增加了评议员人数。以一个100户的村庄为例，按《草案》规定，农户须推选代表10人，加上村代表会主席1人，村中公正人士1人、村长1人、村副1人、村财政委员1人、农会代表1人，合计16人。而按照1940年颁行的《修正合理负担征收款项办法实施条令》，100户之村共分4闾，属7闾以下之村庄，农户共推选代表2人，加上农救会代表1人、工救会代表1人、村财政委员会4至5人，合计8至9人。两相比较，按《草案》规定，100户之村评议员比执行前项《条令》时增加了7至8人。评议员人数增加，一方面可以加快评议速度，提高评议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增加评议工作的准确性，10户推出1名代表，该代表应该对这10户的财产和收入了如指掌，如此一来，经该代表评议的各户财产数量、土地等级和常年产量当更加准确。评议员人数之增加，也从侧面反映出评议环节在合理负担征收过程中的重要性。从上文所列合理负担征收的实施步骤来看，评议会评议环节是确定各户负担分数进而确定各户实际负担量的决定性环节，是实现合理负担真实性和准确性的保障。

表1所列1号表册和2号表册在农户单项土地、产量和财产方面所做的改动痕迹，就是评议员评议时所留印迹。下面即依据这些印迹，阐释评议环节的实施情况。

将1号表册王瑶一户的表页分行录文如下：

1 王瑶 七口
2 七 偏城地 五亩 收租一石二斗 六斗四 三百二十五元 九斗
3 五 不塔地 三亩半 一石一五 一百二十五元 一百〇五元 五 三百六十七元五 四石〇二五
4 六 瑶嘴 九亩 九斗五（一石） 一百〇五元 五 九百四十五元 八石五五 九石
5 八 东瑶嘴 二亩（王成贵租） 四斗半（五斗） 六十五元 七 一百三十元 四斗半 五斗
6 六 东瑶嘴 五亩 九斗五 五 一百〇五元 五百二十五元 四石七五
7 六 西场 二亩二 一石〇五 五 一百〇五元 二百三十一元 二石三一
8 六 下场 二亩 九斗半 五 一百〇五元 二百一元 一石九
9 五 王加个廊 八亩半（李常春半耕） 一石一五一石二五 四 一百二十五元 一千〇六十二元五 四石八八七五 五石三一二五
10 五 英河 四亩六（张坤半种） 一石二五（一石三） 四 一百二十五元 五百七十五元 二石八七五 二石九九
11 八 下北塔角 一亩半（石碗成半种） 五斗 七 六十五元 九十七元五 三斗七五
12 八 上北塔角 二亩 三斗半（四斗） 八四十五元 九十元 七斗 八斗
13 五 不塔个到 一亩四（李广春半耕） 一石一五 四 一百七十五元 八斗〇五

以第9行为例，“9”是笔者所加行号，“五”是户主自报地等，“王加个廊”是土地名称，“八亩半”是土地面积，“（李常春半耕）”是土地经营方式，“一石一五”是户主自报单产，“一石二五”是评议组评议所得单产，“四”是评议组评议所得地等，“一百二十五元”是土地单价，“一千〇六十二元五”是土地总价，“四石八八七五”是据户主自报单产计算出的总产量，“五石三一二五”是据评议组评议所得单产计算出的总产量。


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涉县志》

由表页内容可知，评议组在评议王瑶一户合理负担表页登录的原始信息时做了如下调整：其一，将“瑶嘴九亩”“东瑶嘴二亩”“东瑶嘴五亩”“西场二亩二”“下场二亩”“王加个廊八亩半”“英河四亩六”“下北塔角一亩半”“不塔个到一亩四”等九块地的地等向上浮动一级。随着地等的向上浮动，评议组将其中4块土地的单产上调，即将“瑶嘴九亩”的单产由九斗五提高到一石，将“东瑶嘴二亩”的单产由四斗半提高到五斗，将“王加个廊八亩半”的单产由一石一五提高到一石二五，将“英河四亩六”的单产由一石二五提高到一石三；并根据单产的提高，将上述四块土地的总产量分别上调为九石、一石、十石六斗二升五合、五石九斗八升。而其余五块土地，只提高了地等，未提高单产。其二，“上北塔角二亩”土地等级未动，单纯将其单产由三斗半提高到四斗。其三，将“偏城地五亩”租额由“一石二斗”下调至“九斗”。其四，将“不塔地三亩半”的单价由125元下调至105元。

按照王瑶一户的分析方法，兹将1号和2号表册所载第一闾和第二闾各户信息经评议员评议后的变化情况列如表2。

表2显示，评议员在评议第一闾和第二闾农户自行填报的信息时，一共做了335处改动，其中最主要的改动集中在调整土地等级和单产之上，占全部改动的97.61%。评议员对土地等级和单产的改动主要包括上调土地等级和单产、只上调土地等级而不上调单产、只上调土地单产而不上调等级三种情况，其中第三种情况较多，第一种情况次之，第二种情况较少。

表2  第一闾和第二闾各户经评议员评议后的变化情况表






五、表册所见“计算”步骤的操作实况

计算环节是村庄征收组织根据《草案》的规定计算农户负担分数的环节。根据前文对1号、2号和3号表册性质的判断，可知西安居村农户负担分数的计算步骤是分三次完成的。第一次是与申报环节紧密相连，随报随算，计算结果为1号和2号表册带有划痕的数字；第二次是与评议环节相连，随评议随改算，计算结果为1号和2号表册不带划痕的数字；第三次是最终的汇总计算环节，计算结果为3号表册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农户最终的负担分数。

首先，剖析农户合理负担分数的计算过程。

纵观西安居村第一、第二两闾农户的土地经营方式，以自耕居多，一些农户在自耕之余，也雇工、半种和租入土地，这些因素在计算合理负担的过程中都要考虑。下面便选择土地经营较为复杂的李发生一户作为代表，剖析合理负担分数的计算过程。

兹将2号表册所载李发生一户的计算表页录文如下：

1 李发生 人七口
2 五 后河 四亩 四 五百元 一石一五 一石二 四石八
3 八 西湾 三亩 六 二百五十五元 五斗半 七斗 一石六五 二石一
4 八 西湾坡 一亩 七 六十五元 三斗五 五斗 三斗五 五斗
5 六 西湾 二亩八 六 二百三十八元 八斗八斗五 二石二四 二石三八
6 九 西湾 半亩 八 二十二元五 三斗 一斗半
7 六 池嘴 二亩半 六 二百〇六元五 八斗半 九斗 二石一三 二石二五
8 六 王河庄 二亩半 六 二百〇五元 七斗五 八斗 一石八七五 二石
9 七 新桥 二亩 七 一百三十元 五斗半 六斗 一石一 一石二
10 七 卅 四亩 六 三百四十元 七斗 七斗五 二石八 三石
11 七 上不塔角 二亩 七 一百三十元 四斗半 五斗 九斗 一石
12 九 又 一亩三（王万金半种） 八 五十八元五 三斗 一斗九半
13 七 下卅亩 四亩半 六 三百六十二元五 六斗五 七斗 二石九二五 三石一五
14 七 虎嘴坡 九分 七 五十八元五 六斗 六斗五 五斗五四 五斗八五
15 七 西大港 三亩（许金成半种） 七 一百九十五元 五斗半 六斗 收租八升二五 九斗
16 七 上湾 六亩半（李茂春半种） 七 四百二十二元五 六斗 六斗五 一石九五 二石一 一二五
17 七 老黄嘴 四亩（李广春半种） 七 二百六十元 五斗半 六斗 一石一 一石二
18 六 卜英河 二亩 三亩 五 三百一十五元 一石 一石〇五 三石 三石一五
19 八 玉坡 五亩（李广春半种） 八 二百二十五元 四斗 一石
20 八 东大港 二亩半（李华春半种） 七 一百五十七元五 四斗半 五斗 五斗六二五 六斗二五
21 八 不塔角 半亩 八 二十二元五 三斗 四斗 一斗半 二斗
22 八 小庙交 一亩（张彦半种） 八 四十五元 三斗 四斗 一斗半 二斗
23 九 不塔沟 一亩（李乃全半种） 九 廿五元 二斗 一斗

以第20行为例，“20”是笔者所加行号，“八”是户主自报地等，“东大港”是土地名称，“二亩半”是土地面积，“（李华春半种）”是土地经营方式，“七”是评议组所评地等，“一百五十七元五”是土地总价值，“四斗半”是户主自报单产，“五斗”是评议组评议所得单产，“五斗六二五”是据户主自报单产计算出的户主所得租额，“六斗二五”是据评议组评议所得单产计算出的户主所得租额。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五卷

将3号表册所列李发生一户的表页录文如下：

1 李发生 人七口 驴二头

2 长（工）十个月 牛一头

3 五等四亩 折洋四百二十元 六等十亩〇八 折价九百一十八元

4 七等 廿九亩九 折价一千九百四十三员五 八等十亩 折价四百五十元

5 九等二亩八 折价七十元 共地五十七亩半 共资洋三千八百〇一元五

6 除免征洋三百五十元 净资洋三千四百五十一元五 共资分六分九

7 共产粮卅二石七斗九七五 共折米卅九石三五七 折洋二千三百六十一元四

8 核桃一万二 柿二万五 椒三斤 共洋三百八十元二

9 共收入洋二千七百四十一元六 除免征洋二百九十四元

10 除长短工食料洋三百五十七元五（内有短工九个半） 共消耗六百五十一元五

11 净收入洋二千〇九十元一 每口平均二百九十八元五

12 每口分九分九 共收入分六十九分三

13 共总分七十六分二

将2号表册所列表页与3号表册所列表页对照，便能看到李发生一户合理负担分数的完整计算过程。2号表册所载李发生一户的表页，计算的是该户每一块土地的价值和产量。在该表页所记内容中，值得注意的是“半种地”的计算方法。半种地在表册中有时记为半耕地，是一种特殊的土地租佃模式。半种地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被称为耙牛地，在武乡县被称为伴种地，在河北磁县被称为帮种或大种。据武乡县和辽县的调查材料，半种地的基本特征为：（一）地主供给佃户必须之农具、肥料、种子、耕牛之全部或一部；（二）地主贷给佃户必须的食粮和金钱；（三）与雇工相比，佃户比较有劳动自由，有剩余的劳力还可以做小买卖，但农忙时要雇短工，劳力不足时还要雇长工；（四）佃户需给地主做些杂役，如挑水、插煤、扫院、切草、推磨、跟牲口、赶集、修房盖屋、走亲戚等事务；（五）收获除出种子外，平分或四六分（佃户得四，地主得六）。2号表册所载李发生一户的表页记有8块半种地，通过计算可知这8块半种地主佃双方在土地收入的分配上均采取平分办法，也就是说李发生以半种方式出租土地的地租率均为50%。《草案》规定：土地以资产计入负担；“土地典当及租佃关系之各方面，须按各种形式及各自所得之比例，分别计算负担。”李发生的8块半种地，其土地总价值1  388.5元计入总资产中计算，其出租土地所得总租额6.332  5石计入总收入中计算。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

3号表册所载李发生一户的表页是将该户资产和收入汇总，计算出该户的合理负担分数。按照《草案》规定，合理负担包括资产负担与收入负担两部分，且两部分的计算方法不同。资产负担在计算时不累进，而是按比例征收。每口资产平均在50元以下者不负担；在50元以上者，其超过部分，每50元作1厘，每500元作1分；不足50元之零数，每5元作1毫，不足5元之零数，3元以上者以5元计，不足3元者不计。李发生一户土地资产总计洋3  801.5元，每口平均资产洋543.07元，除去免征点50元，则每口平均净负担资产洋493.07元，按《草案》办法换算成负担分数0.99分，七口人合计6.9分。

收入负担在计算时则采取累进办法。首先计算总收入，李发生一户的收入包括粮食收入和山货收入两项，其中粮食收入2  361.4元，山货收入380.2元，两项合计总收入为2  741.6元。其次，计算免征收入，李发生一家的免征收入有两项，一项是家庭人口免征收入，总计294元；一项是雇佣长短工消耗（包括工资和工食），总计357.5元，两项合计651.5元。最后计算净收入和收入负担分数，用总收入2  741.6元减去免征收入651.5元，得到净收入2  090.1元，每口平均净收入298.5元。由《草案》所附“合理负担分数表”可知，李发生一家属于“第六等超过免征点251元至300元”的档次，该档次每增加5元加0.25分，“超过295元”一栏负担分数为9.65分，李发生一家每口平均净负担收入为298.5元，比295元多出3.5元，按《草案》规定，这3.5元当按5元计，则李发生一家收入负担分数当在9.65分基础上再增加0.25分，即每口收入负担9.9分，全家7口合计收入负担69.3分。最后将资产负担与收入负担合计，李发生一家负担总分数为76.2分。

总之，由表册所载李发生一户的情况可知，评议组在计算合理负担分数时，将半种、雇工等各种复杂的情况都考虑了进去，较为严格地执行了《草案》的各项规定。


1942年涉县百姓踊跃送郎参军加入抗日队伍

六、表册所见“计算”步骤的土地单产

《草案》只是规定“收入以累进计算征收”“凡土地、商业投资、存款、存粮……悉以本办法负担”，但是并未规定土地收入的具体计算方法。从表1所列1号和2号表册可知，西安居村是先列出各户每块土地的等级，然后确定每块土地的单产，最后计算出每块土地的总产量。在这个环节中，确定土地单产是关键步骤。

西安居村在计算土地单产时，是将土地分成九个等级，每个等级给出的一定的单产值。第一、第二两闾没有三等以上土地，只有四等以下土地。兹将第一、第二两闾的土地等级和每个等级的单产值列如表3。

表3  西安居村第一、第二两闾土地等级和每个等级土地单产表




如表3所示，两个闾各户共有六等土地145块，而其单产只有0.7至0.9之间的5个数值，很显然这5个数值都是估算值，而不是当年每块土地的实际单产值，其余四、五、七、八、九五个等级土地的单产亦然。同时，各等级土地的单产又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而是处在一定数值范围内的几个由低到高的不同数值。甚至村庄征收组织在计算同一户的土地产量时，对于同等级的不同地块也在表3所列数值的范围内使用不同的单产值，如第二闾王世驯一户，村庄征收组织定其“酸枣平二亩五”“场下地一亩八”“东大亩五亩六”“老带叶港三亩半”“卅亩三亩半”“上湾三亩半”“酸枣平八亩”“东路七分”“大言一亩”等9块土地的等级均为六等，而对这9块地的单产却分别使用了八斗五、八斗、九斗、九斗、七斗五、七斗五、七斗五、八斗、九斗等数值，其中有相同者，也有不同者。由此可知，村庄征收组织在估算土地单产时，还是考虑了同等级不同地块在土地质量上的细微差别以及常年收成的差异。

总之，村庄征收组织在计算土地产量时，将土地分成九个等级，对每个等级的单产均采用估算的方式。并且在估算同等级土地单产时，考虑了不同地块之间土地质量的细微差别和常年收成的差异，使用了一定数值范围内的几个由低到高的不同单产值。


汤小铭油画《抗日战歌响彻太行山》

七、表册所见“计算”步骤的免征收入

为保障根据地人民的基本生活，《草案》规定了免征点，“每口人资产以五十元为免征点，收入以七斗小米为免征点”，在计算资产与收入时，“每人均须分别除去一免征点”。上文所录李发生一户7口人，共除免征收入洋294元，每口免征42元；该户粮食总产量折合小米393.57斗，粮食总产值2  361.4元，可计算出评议组按每斗小米6元计价，则可知该户在收入中每口免征小米7斗。按照李发生一户收入免征点的计算方法，兹将当年第二闾各户免征收入折合小米数列如表4。

表4  西安居村第二闾各户免征收入折合小米数量表




《草案》规定每口收入以7斗小米时价为免征点，但可根据负担人口比例升降，惟规定不可降至6斗小米以下。由表4可知，第二闾共41户，其中31户每口都免除小米7斗，可见西安居村在计算合理负担时基本上是按照《草案》规定的办法执行。但是，王世驯、王烈等10户免征点低于7斗，有的甚至低于6斗。下面利用表1所列2号表册和3号表册的相关表页，剖析一下这10户的免征点计算情况。

2号表册第5页王世驯一户的表页记载“除免征点210元”，以5口人记，每口免除42元，折合小米恰为7斗。但到3号表册时，却将该户的收入免征点下调至199.5元，也就是说按人口4.75口计算，压低了王世驯一户的免征收入，从而使该户的负担有所加重。2号表册第6页王烈一户的表页记载免征资产时“除免征点三百五十元”，记载免征收入时“除免征点二百九十四元”，可见该户是按7口人计算免征负担，但是2号表册第5页和3号表册第4页记该户的家庭人口均为8口，这样一来，该户的资产免征点和收入免征点都少算了1口人，故而使该户负担也有所加重。2号表册第15页王克恭一户，家庭人口记为4口人，收入免征点记为157元，以每人免征42元计，评议组对该户免征人口是按3.5人计算的；3号表册第14页对该户汇总时虽然将免征点提高到154元，但仍达不到168元的标准，故而使该户的负担有所加重。2号表册第16页王保成一户，家庭人口一行有所改动，由5口改为6口，但是在计算收入免征点时仍按5口人计算，为210元，3号表册虽然在人口一栏写成6口，但是免征点一栏仍记为210元未改，这样也无形中稍稍加重了该户负担。2号表册第19页王金成一户的表页记载该户有6口人，“除免征点二百五十二元”，本是按照每口免除小米7斗计算，但是3号表册22页却将免征点改为210元，即将该户免征人口由6口改为5口，如此一来也稍稍加重了该户负担。

许玉堂、王钦、李花春、张彦、李寿春等5户，2号表册均未记载其扣除免征收入情况。虽然如此，但是可以单独依据3号表册本身的记载推测其计算过程。3号表册第15页所载许玉堂一户7口人，计算免征收入时却按6口人计，这样便加重了该户负担。3号表册第15页所载王钦一户3口人，其免征资产150元是按3口人计，而其免征收入则记为73.5元，是按1.75口人计算，因此其负担也有所加重。3号表册第27页记载李花春一户7口人，其收入免征点为168元，是按照4口人计算，少算了3口人，故而该户负担也有所加重。李花春一户的收入只有351.7元，如果按7人免除收入负担294元，则该户净负担收入只剩下57.7元，平均每人只有8.24元，按《草案》所附“负担表”计算，每口负担0.2分，全家负担1.4分，负担过少；评议组将李花春一户的免征人口降为4人，这样一来也稍稍加重了该户负担。3号表册第33页至第34页所记张彦一户4口人，但是其免征资产负担为150元，免征收入负担为126元，都是以3口人计，因而该户负担也有所加重。3号表册第36页所载李寿春一户12口人，但是该户的免征资产负担为550元，免征收入负担为462元，均按11口人计，于是也加重了该户负担。

总之，村庄征收组织在计算免征收入时，将一些农户的免征人口数低于其家庭实际人口数，致使这些农户的免征收入有所降低，从而使其负担有所加重。这些农户既有王世驯、王烈等富裕户，又有许玉堂、王钦、李花春等贫穷户。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对其中大多数农户而言，很可能是村庄征收组织故意为之，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加重富裕户负担，另一方面在于增加负担户数，以平衡负担面。当然不排除对个别户在计算和汇总过程中出现失误，如王保成一户。


邯郸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邯郸抗战史略》

八、表册所见合理负担在各阶级的分配情况

表1所列3号表册既记载了第二闾各农户的家庭人口、资产和收入，也记载了各户合理负担分数，同时2号表册记载了第二闾各农户的土地经营方式，恰可依据这些要素剖析1941年第二闾的阶级分布情况，并测算合理负担在第二闾各阶级的分配比例。

兹将1941年第二闾各户家庭财产与合理负担分数列如表5。

表5  1941年第二闾各户家庭财产与合理负担分数表




1933年，毛泽东根据土地经营方式和是否出卖劳动力等标准，将农民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雇农在内）五个阶级。表5土地经营方式栏列出了各户自耕、半种、出租土地的面积以及是否租入土地和是否雇工，可根据土地半种和出租的比例以及雇佣长（短）工的情况区分地主、富农和中农。依据上述标准，表5所列王烈、王世驯、李发生等皆当列名地主、富农，王辅臣、王昌庆因表册中有所标明，二人亦列名地主、富农。在6家农户中，王昌庆一户在2号表册中标明为地主。李发生一户有土地57.5亩，24.3亩半种，出租土地达到42.3%，其土地经营方式半种和雇工自耕兼而有之，且两种方式所占比重相差无几，因而该户既可归入地主之列，亦可归入富农之列，在这里暂将其归入地主之列。余者如王世驯、王烈、王辅臣等3户都较少出租土地或不出租土地，但都雇有长工，并且都在农忙时雇佣短工，因此均属富农之列。在表5所列农户中，值得注意的还有王禄亭一户。该户有土地16.2亩，9.2亩半种，出租土地达到56.8%，仅就其土地经营方式而论，他应被划入地主之列，但是该户既不像王昌庆一户在表页中被注明为地主，也不像李发生、王烈、王世驯等户财产和收入较高，因此，本文暂不将其划入地主之列。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而区分中农和贫农的标准则需依据农户人均耕地的数量是否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亦即农户的人均耕地数量是否能够达到满足当地基本粮食消费的人均耕地临界点。华北平原流行“大口小口一月三斗”之说，李金铮根据这个标准，计算出定县每人每年需粮食51.77市斗，即这51.77市斗是当时定县通行的基本粮食年消费的人均标准。随后，他又计算出定县常年粮食平均亩产量为20.44市斗，进而计算出定县满足基本粮食消费的人均耕地临界点为2.53亩。定县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土地的自然条件较好，农民的生活标准相对较高；而偏城县地处太行山深山区，相比较而言，偏城县农民的生活标准较低，其日常粮食消费当比定县低。1942年，中共晋冀豫区五地委在纠正减租减息运动和雇工增资的偏向时指出：“‘大口小口一月三斗’，这是在平原地区群众生活的标准，在涉县、林县，一般群众的生活是“糠菜半年粮”，半斤小米就要维持一天。”这句话是说太行山深山区一年之中的冬春两季每天每人以半斤小米加糠菜即可度日。如此一来，我们对太行山深山区农户维持基本粮食消耗的年最低标准做如下推断：在夏秋收获季节，与华北平原相同，平均每人每月需消耗小米3市斗；而在冬春季节每人每月消耗小米15斤，合0.5市斗，于是每人全年平均需消耗小米21市斗。按照评议组评议时使用的小米时价6元/市斗计，21市斗小米价值为126元。也就是说，一家农户的年人均收入达到126元以上，才能维持生活。于是，年人均收入126元便是中农和贫农的分界线。依据这个标准，表4所列李义春、张乾元、王维贤、王辅弼、张万有、王毓杰、王禄亭、王金蓉、王克恭、王玉恒、王金、王运、王九毛、王玉凭、张更辛、王换梅、王起等17户为中农。

地主、富农和中农之外的李寿春、王保成、王乃山、王金成、张铎、王钦、王成受、李花春、张水泉、王银贵、张万通、张彦、郭王所、许玉堂、王吉昌、王书堂、王福庆、王维垣等18户为贫农。石登河一户完全靠租种土地为生，属于雇农阶级，不出负担。

总之，1941年西安居村第二闾的阶级分布情况为：地主2户、富农3户、中农17户、贫农18户、佃农1户。

划分阶级之后，即可依据各阶级的分数，计算出1941年第二闾合理负担在各阶级的分配情况。

表6  1941年第二闾各阶级合理负担分配表


李金铮著《底色顽韧：近代冀中定县小农经济的延续与渐变》

由表6可知，1941年西安居第二闾的合理负担半数以上由地富缴纳，但是中农和贫农也负担了其中的47.71%，且在贫农中只有1户不在负担之列。这种状况既体现出“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又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负担面。

据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总结，1940年春以前，晋冀鲁豫边区执行的是二战区“村分十一等，户分十九等”的合理负担摊派办法。在执行该办法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偏向：一种是把负担一般地平均摊派，实际上造成地富负担过轻，贫农负担过重；另一种是把农户截然分成两段，将负担面缩小到20%至30%，形成严重的“富户捐”，使得地富负担过重。由上文对西安居村第二闾的研究可知，边区政府在施行新的合理负担政策并将政策逐步加以完善之后，在农村构建起新的征收秩序。

文后附图4是根据西安居第二闾的情况所绘示意图。图中OD段表示贫农，DB段表示中农，BA段表示地富，CA段表示30%的富户。纵轴的“元”是农户年人均收入，126元是贫农与中农的分界线，200元是中农与地富的分界线，640元是最高年人均收入。图中折线OEFH为平均摊派线，根据涉县一些村庄的做法，平均摊派一般是按地亩和“门头”均摊，因而摊派线呈折线而非直线，图形OED、DEFB和BFHA分别表示贫农、中农和地富的平均摊派数量。曲线CFGH为“富户捐”曲线，图形CFB与BGHA分别表示上中农和地富所纳“富户捐”。曲线OEFH为合理负担曲线，曲面图形OED、DEFB、BFHA分别表示贫农、中农和地富所纳合理负担。由图一可知，与平均摊派相比，合理负担减轻了贫农和中农负担的比例，加重了地富负担的比例。与“富户捐”相比，合理负担减轻了地富的负担，扩大了负担面。因此，与平均摊派和“富户捐”相比，太行根据地实施的新合理负担办法，既体现了“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负担面，对原来的两种偏向均有所纠正。



《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用太行山文书所见偏城县西安居村合理负担征收表册，剖析了该村合理负担征收过程中申报、评议、计算等环节的具体操作实况，把研究的深度推进到具体实施层面。经深入剖析表册内容可知，1941年秋季偏城县西安居村在征收合理负担的过程中，既在原则上坚持了《草案》的规定，又在某些环节上有所变通或使其具体化。虽然本文属于用第一手微观资料开展的个案研究，但是由于太行根据地的合理负担征收有统一的政策依据，且是在中共各级政权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本文个案研究的部分结论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谈到太行、太岳两根据地村庄征收组织评议土地收入时，多次使用了“估计”一词，可知“估算”土地单产是太行根据地各县在征收合理负担时的一般做法，西安居村对土地单产“估算”的做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如果单纯依据资料集和馆藏档案所载的总结性资料，仅可知道土地收入是“估算”而来，仍然无法弄清楚“估算”是怎样具体进行的，本文利用偏城县西安居村表册对“估算”的具体方式予以诠释，恰恰能够对“估算”的具体实施提供一个鲜活的实例。在太行山文书所见边区时期文献中，像偏城县西安居村合理负担征收表册一样的第一手村庄册籍还有很多种，包括统一累进税征收表册、抗勤册、合作社经营册、武委会和民兵册籍、农救会救济账册等。依据这些册籍，对资料所涉及的统一累进税、抗战勤务、村庄合作社、武委会和民兵、农救会等专题，深入开展微观研究，均可将相关专题的研究深入到具体操作的实况层面。




附图1  表1所列1号表册第7页王鉴一户表页


附图2  表1所列2号表册第2页李发生一户表页


附图3  表1所列3号表册第1页李发生一户表页


附图4  第二闾合理负担与摊派、富户捐比较示意图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作者：冯小红、邹蓓蓓，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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