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附编者按）
——忆爸爸李琪同志
李海文　
    《光明日报》1979年6月13日第2版

　　编者按：李琪同志是我党坚强的党员，也是我党优秀的理论战士，在林彪、“四人帮”肆虐的时期，他和叛徒江青以及那个“顾问”进行了威武不屈的斗争，并且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对张春桥的一篇煽动极左思潮鼓吹平均主义的坏文章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批判。李琪同志写的《〈实践论〉解释》、《〈矛盾论〉浅论》，热情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许。但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光明日报》在林彪、“四人帮”的指使下却点名批判李琪同志，诬蔑李琪同志写的这两本书是“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在全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今天特发表李琪同志的女儿李海文同志的这篇文章，对李琪同志表示深切的敬意和怀念。
　　鲁迅先生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我的爸爸李琪同志衔冤含恨离开我们已十三年了。一想起严肃而慈祥的爸爸，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

　　爸爸从一九六○年起担任北京市常委、宣传部长，在以彭真同志为首的市委领导下具体负责理论宣传工作。一九六三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京剧改革的号召，爸爸满腔热情积极响应，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然而，江青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以搞京剧改革为名，到北京市“蹲点”。由于工作关系爸爸多次同江青打交道。起初爸爸对她是尊重的。但是她那种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作风，毫无道理的指责，不伦不类的指示，是任何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都不能接受的。这样就引起爸爸的不满和抵制。江青自己看旧戏，却不准公演受人欢迎的传统戏，她要把张君秋、马连良等老艺术家赶出舞台，让赵燕侠等演员带着手铐脚镣“体验生活”。她只许京戏一花独放，不许别的剧种共存，它宣布话剧是“死了的”，昆曲、曲艺必须停止演出。为了树立自己的样板团，不计工本，挥霍浪费，抽调演员，不惜把别的戏团拆散。在这些问题上，爸爸同江青作了面对面的斗争。叛徒江青气得破口大骂：“这个宣传部长怎么这么厉害，不准我讲话。”爸爸曾经对妈妈说过：“江青如此胡来，我总有坐牢杀头的一天。”妈妈同爸爸是患难夫妻，劝他谨慎小心，不要过于认真固执。爸爸严肃地说，江青这个人身上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没有。这是革命工作，是党的事业，不是儿戏。一九六五年底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广大的知识分子。爸爸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在北京日报发表《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不同意用政治大帽子压人，不同意把吴晗同志一棍子打死，认为学术问题应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江青对爸爸又打又拉，妄想让爸爸给他提供炮弹，打开北京市的缺口。但是，无论江青怎样提醒、暗示和训斥，给他多少次所谓“机会”，爸爸从不向她谈北京市有什么问题。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把爸爸叫到上海，故意不约定见面的时间，想让爸爸主动求见，对她顶礼膜拜。爸爸耿直不阿，嫉恶如仇，偏偏不肯主动上门。江青派张春桥做说客，爸爸听完后冷冷地说；“不知道江青还有别的事没有，如果没有我就回北京了。”爸爸坚持原则不卑不亢的态度使江青大为恼火，江青一见到爸爸就指责谩骂大闹一场。爸爸气得忍无可忍，给领导写信反映“江青比西太后还坏”，希望我们党警惕她。

　　“我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到来的，世界革命一定会成功的。世界是属于共产党，是属于劳动人民，是属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是爸爸的最后遗言。爸爸用毕生的精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从小当学徒，端茶提水倒夜壶，受尽打骂和侮辱。阶级压迫造就了爸爸刚正不阿，宁折勿弯的性格。他没有念过多少书，但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他刻苦地学习文化、学习理论。一九四八年党组织选送他到马列学院深造，爸爸边学习边写作，怀着对毛泽东同志崇敬的心情，开始写《“实践论”解释》、《“矛盾论”浅说》。不管冬天还是盛夏，爸爸总是伏案疾书，节假日从不休息。妈妈以床为桌，坐在小板凳上帮他誊写。这两本书终于在一九五三年、五六年分别出版，多次翻印，日本友人还翻译成日文，并发表文章论述介绍，引起日本友人对研究、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兴趣。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宣传毛泽东思想竟成了打倒他的根据，这两本书竟成了爸爸被迫害致死的“罪证”。

　　爸爸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原则，坚持党性，从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一九五八年有些人头脑发热，刮起浮夸风，爸爸当时就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口号。在日常生活中他不准我们用“最、特”这类绝对化的词语。

　　一九五八年十月张春桥在《人民日报》发表《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全盘否定按劳分配，把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说成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爸爸针锋相对在十二月的《前线》上发表了《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一文，开宗明义指出“按劳分配制度，从它的本质上讲，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法权，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在等价交换形式下实行不等价交换的残酷剥削工人的制度。”他明确指出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全凭人们的愿望搞供给制，“其结果只能出现农民的‘粗鄙’的平均主义”，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爸爸的文章打中了张春桥的要害。事过十八年，一九七五年张春桥重新印发他一九五八年的文章时，还把爸爸的文章作为反面材料公布，再次批判他。

　　爸爸最反对特权思想，他从不允许我们享有任何特权。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把公家的玻璃打碎了。后来爸爸知道了，非常严肃地对我说：“我参加革命就是要打倒高高在上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我不愿看见我的孩子成为少爷小姐被别人打倒。”字字千钧的话给我以巨大的震动，促使我觉醒成长，今天仍然回响在耳边，鞭策我不断前进。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后代的要求，表现了爸爸对劳动人民的忠诚。可是这样的人，竟被诬为“走资派”，要加以打倒，试问，世界上竟有这样的“走资派”吗？！历史的颠倒竟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

　　报上点了爸爸的名后，他受到巨大的冲击。一九六六年五月我最后一次见他，爸爸嘱咐我：在任何情况下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现在是社会主义，我们是共产党，不会搞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我们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鼓励我积极参加运动，接受考验。七月爸爸跟妈妈最后一次通电话，爸爸说：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孩子，你们跟着我受苦了。不过，无论怎么样都应当相信党。

　　爸爸，一个忠诚、正直的共产党员，他以党性原则和善良的愿望来看待当时发生的一切，他甚至以为只要离开我们，就不再牵连我们。他哪里想到他死后，我们全家处境更加悲惨。我们失去生活的主要来源，缺吃少穿，东躲西藏。我们的妈妈在挨斗中求得生存，爸爸的死给她的打击是很大的，悲愤和忧愁使她几乎丧命，但她坚信真理终会胜利，顽强地活下来。

　　爸爸离开我们十三年了，但是爸爸那种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没有死，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对党对社会主义忠心耿耿的精神，至今一直鼓舞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上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