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1966-76年間的文革（註1）美術中，流行三種主題，即頌聖、效忠和暴力，是對當時極左政治的圖像化表達。除了部分遭到冷落和迫害的老藝術家，當時中國藝術家無不圍繞這三個主題進行創作活動，完成了一些至今仍被視為紅色經典的作品。從形式技巧上看，這些作品並非全無價值，但本篇討論範圍只限於主題，因此不能對形式美感有所讚美，而是要對這些作品的思想主題予以堅決的否定。

一、傾情頌聖的作品

美術中的頌聖，是指以多種形式和手段頌揚國家統治者和統治集團。這不是文革特有主題，而是數千年中國美術史中一直存在的主題，只是到文革時期格外發達。文革中的頌聖作品在描繪最高統治者和統治集團時，使用了誇張和戲劇化手法，比如通過逆光手法，將領袖表現為發光體，或誇大身體的高度和面色的紅潤等。從繼承傳承文化的角度上看，這顯然是對中國古代頌聖藝術的直接延續，有明顯的“造神”屬性。造神，當然很無聊，但也可能產生審美效果，就像無神論者也會去欣賞宗教美術一樣，文革頌聖作品至今是內容已死，形式猶存，這也是在社會條件發生變化時，那些原本用於政治宣傳的美術作品仍能在商業社會中被接受的原因之一。

頌聖類作品在領袖形象塑造上有較為固定的套路，常見的有愛民如子，與民同樂，親民向善，號令三軍，引領萬眾，振臂揮手，頂天立地，諄諄教誨，居高臨下，群龍有首，禮賢下士，雍容大度，鶴立雞群，瀟灑風神，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等等。頌聖的目的是使領袖形象更符合黨的宣傳口徑，因此其主題內容都是概念化、模式化和理想化的。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萬歲！1967年，宣傳畫。



中學紅代會和中央美術學院附中反修兵團（集體創作）：東方紅，1966-67年，186x340cm，藏地不詳。以頌聖名曲《東方紅》為題，畫面上有六個國家領導人，其中四個（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在後來被官方認定為壞人，由此可知文革頌聖藝術的荒誕可笑。



侯一民、鄧澍、靳尚誼、詹建俊、袁浩、楊桂林：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1972年，其餘資訊不詳。作品題目來自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共同發佈的社論標題，也是當時最流行的政治口號之一。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毛澤東（以下簡稱“毛”）在北京連續8次接見來自全國的紅衛兵，紀錄片中毛接見紅衛兵是坐在敞篷車上的，但這裡是步行到人群中，可能與實際情況有出入。



唐小禾、程犁：在大風大浪中前進，1971年，布上油畫，172.5×294.5cm，中國建設銀行藏。1966年毛以73高齡去長江中游泳，是通過顯示體力而彰顯權力的政治行為。當時《人民日報》稱，毛在長江中暢遊15公里，耗時1小時05分鐘，據說這個速度已經超出了在倫敦奧運會創下1500米世界紀錄的中國選手孫楊的游泳速度。



劉春華：毛主席去安源，1967年，布上油畫，180x220cm，中國建設銀行藏。這幅畫產生於毛的政敵劉少奇被打倒之時，起因是當時北京要搞一個“毛澤東革命路線勝利萬歲”的大型美展，展覽組織者想通過油畫來表現毛當年發動安源大罷工的情節，以此來遮蓋真正的歷史事實——1922年由劉少奇和李立三策動了安源工人大罷工，所以才有了這幅名噪一時的作品。



陳衍寧：毛主席視察廣東農村，1972年，油畫，172.5×294.5cm，私人收藏。1958 年4 月30 日毛視察廣州郊區棠下大隊，其時還是合作社時期，但發動大躍進的戰略也在該年5 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正式推出，這可能與毛視察廣東農村的歷史背景有關。這幅畫中沒有描繪當時陪同毛視察的廣東省官員，因為這些官員在文革中已經被打到；畫面上有受群眾簇擁的領袖和一條灑滿陽光的大道，但後來的歷史卻宣佈了此路不通。



傅植桂：大字報好，1974年，布上油畫，203x249cm，藏地不詳。描繪1958年2月13日毛到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視察，畫面背景懸掛的條幅上有“總路線”字樣，側景牆上有“大躍進”字樣，說明這是大躍進時期。但實際上總路線和大躍進的口號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才提出來的，所以毛在視察長春一汽時是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條幅的。


二、鼓動效忠的作品

效忠，是指全心全意為統治者和統治集團出力，包含流汗和流血。這雖然不能說是文革獨有題材，但在傳統中國美術史中也並不多見。相比頌聖主題中形象單一、場景有限，有固定模式，畫家們不敢隨意發揮，效忠主題作品有更多的表現空間和形式探索可能，所以這些表達效忠的作品堪稱形式多樣，想像力豐富，在繪畫技巧上也比較突出。但同時此類作品因主題所限而與文革中一切藝術一樣，難以避免概念化、圖解化和矯揉造作的弊端。

與頌聖主題多表現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不同，效忠主題多表現社會底層人物，所以無論人物形象還是背景環境都能較有生活氣息，這也是效忠類作品的美學成就較高的原因。在此類作品中，無論是工農兵還是科技知識份子，無論是少數民族還是海外僑胞，都被表現出對國家最高統治者、執政黨及其執政理論的無限愛戴與擁護。不同類型的社會人物和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在客觀上為藝術家提供了一個較寬廣的取材範圍。


亢佐田：紅太陽光輝暖萬代，1972年，中國畫，109x163cm，中國美術館藏。通過的新（社會主義中國）舊（中華民國）對比，或東（方）西（方）對比，表達對新和東的效忠與愛戴，是當時極左政治宣傳的常用主題。這幅作品表達的是新舊對比。



梁岩：申請入黨，1973年，中國畫，68x138cm，藏地不詳。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領袖即黨，黨即領袖，所以忠於黨與忠於領袖差不多是一個意思。畫面中寫入黨申請書的人，傳達出效忠党和愛戴領袖的資訊。



陳衍寧：長征日記，1973年。畫面是參加串聯的女紅衛兵在旅途短暫休息時撰寫旅行日記，其真實社會背景是紅衛兵的全國大串連活動，即在1966年8月到1967年3月期間，以大中學生紅衛兵組織或個人為主體，在全國範圍內免費乘車、接待（食宿），互相串聯、交流和宣傳造反。



周樹橋：春風楊柳，1974年，布上油畫，122×190cm，中國美術館藏。表現來自大城市的知青剛到農村時的愉悅心情，意在歌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個政治化的就業政策，但歷史真相顯然與此不同。



陳衍寧：漁港新醫，1974年，油畫，138x98.3cm，中國美術館藏。文革中有新事物曰“赤腳醫生”，所指是一般未經正式醫療訓練、仍持農業戶口、在一些情況下“半農半醫”的農村醫療人員，其中一些是下鄉或返鄉知青。文革結束後，作為文革中新興職業之一的“赤腳醫生”也自然消失了。



劉知貴：上黨課，1975年。傳達黨的檔，灌輸黨的思想，一直是各級黨組織的主要工作之一，這樣才能讓所有人都能聽黨的話，跟黨走。

三、宣揚暴力的作品


暴力，是指使用強力去制服反對者，其表現形式包括了從語言、肢體打鬥到肉體消滅的寬廣範圍。具體表現在文革中，就是執政黨權力鬥爭中的某一方動員民眾力量制服和消滅另一方（當時稱為走資派或階級敵人）。況且，通過暴力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本來就是20世紀中國紅色革命的主流精神，也是奪取政權之後繼續堅持的國家維穩手段。因此，暴力主題正是文革美術三大題材中的最硬核，最有代表性，在此前數千年中國美術史中也較少見到。

以視覺形式傳達暴力資訊，要依賴於對人物表情、肢體語言和所持暴力工具的刻畫，以及對身體衝突和武裝鬥爭的頌揚。所以如果要評選最有標誌性的文革美術人物形象，一定是表情憤怒的工農兵或紅衛兵在揮舞巨大的拳頭砸向在最高權力鬥爭中失勢的倒楣人物。而不管是不是軍人都要荷槍實彈或手持用於語言力的武器（如被極度誇大的筆），也是那個時期繪畫中常見形象，軍人和民兵形象在文革美術全部人物形象中所占比例遠高於非文革時期作品，尤其在表現青年女性時更是如此（為什麼會這樣？待考），軍事裝備和各種武器在文革繪畫中出現的頻率也明顯高於非文革時期。其中文革初期的宣傳畫種有較多的揮拳怒吼的紅衛兵形象，顯而易見的，是這些青年學生的怒吼都並非荷爾蒙過剩，而是受到當時國家政治宣傳的誘導和支持所致，只不過後來到了不需要他們怒吼時，國家就把他們打發到邊遠地區去從事農業生產勞動了，並將此舉稱為“再教育”。



佚名：紅色恐怖萬歲，1967年，宣傳畫，其餘資訊不詳。這種風格的宣傳畫是文革早期與大字報同時出現的一種圖像形式，能表達明確的政治目標，有鮮明的紅色暴力特色。



佚名：打碎舊世界，創立新世界，1966-68年，宣傳畫，人民美術出版社。意義同上，內容是驅逐一切傳統文化。



忻秉勇：分秒必爭，1975年，78.7x100cm，上海人民出版社。表現女民兵在軍事訓練中的爭強好勇，女人弄槍舞棒是文革時尚，是毛所提倡的“不愛紅裝愛武裝”的革命意識形態的反映。



佚名：用革命和生產的新勝利迎接七十年代，1970年，宣傳畫。手中的勞動工具說明是工農，但還要背上自動化步槍。



單聯孝：做人要做這樣的人，1971年，畫片，38x32cm，人民美術出版社。一手拿槍，一手拿紅寶書，才是符合紅色革命理想的青年榜樣。事實上這樣的宣傳也確實奏效，如網傳今日中國在境外旅遊或居留者中能丟人現眼者，絕大部分都是在文革中度過他們青春時期的人。

結語：

主題不是藝術作品的全部，也許不能因為主題的偏頗而否認文革美術的一切。但所謂文革美術畢竟是當時錯誤的國家政治的視覺傳聲筒，文革美術的三大主題來自極左政治思潮，有顛倒是非、愚弄百姓和助紂為虐的惡劣作用。因此，我們必須要對上世紀後半葉包括文革美術在內的紅色美術有清醒的認識，絕不能因為這些作品有某種審美效果和一定市場價值而過高估計它們的藝術成就。如果能把眼光放得遠一點，即可知塵歸塵、土歸土，任何藝術都不會在脫離普世價值的前提下成為永恆的經典，任何時代、民族和地區的藝術，最終都要接受人類文明進程的嚴格審讀和終極檢驗。Over


註1：
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簡稱，指1966年5月—1976年10月間在中國大陸境內所發生的政治運動。該運動由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發動和領導，通過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造反的方式，清除了毛在中共高層權力鬥爭中的政敵。在該運動中受到官方鼓勵的批鬥、抄家及告密等社會行為，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徹底淪喪，國家經濟受嚴重影響，受害人數以千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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