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阻止钱理群当博导的人是谁？

boyaozhang

试图阻止钱理群当博导的人是谁？


来源： 现在真的可以说了


最近在朋友圈流传的一篇谈辛德勇先生的文章，提到一件与辛先生不相关的陈年旧事：

话说，1993年北大正拟批准钱当博导时，《南方周末》突然出现一篇“重量级”批评文章，指责钱的“名作”《周作人传》多有“知识性错误”。钱理群读后很愤怒，断言这是有人要阻止他当博导，是招人嫉恨，是要把他搞臭，是人心险恶的证明 （见《书不尽言：钱理群书信集》页27）。

有朋友问我是否知道这件事情，我说我当时才念高中，哪里会知道这个。但忍不住好奇心发作，花了点时间，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了。

简单来说，就是吴小如用笔名“虞莎”，写了一篇八百字的批评文章，发表在1993年5月21日的《南方周末》，指出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中，有两处硬伤，一个是把俞曲园和俞正燮混为一谈，一个是把周作人一首诗中的“石首”写成了“石榴”，其实写书哪有不出错的，吴先生虽然找出了两个硬伤，但语带讥讽，话说得不太客气是真的，而发表的时机，又卡在钱理群的博导资格评审之前，目的是很明显的。钱老师显然很受伤，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好几次提起这件事情，但他没有说批评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只一再指责“小报”企图借助他的名人地位、制造轰动效应，以扩大销路。

其实“虞莎”是北大中文系老教授吴小如先生的笔名。他在1963年的《文史》第二辑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用本名，一篇用笔名，吴、虞通假，吴先生号莎斋，大概就是这个笔名的来历，吴小如素有“学术警察”的外号，所以是不难猜的，何况，在《文史》第二辑上用笔名发表的那篇文章，吴先生1987年已收入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的《文史札丛》一书，应该说，吴先生这个笔名是半透明的。

当年圈内已有传言说“虞莎”就是吴小如，李庆西在1994年写的一篇为钱先生辩护的文章中说：

最后且交代一下，这位批评家署名“虞莎”。笔者无意为之“姑隐其名”，只是闹不清真名还是笔名(这几年写批判文章的人不知为什么多用笔名)。有传言称：其人是一位有“杂家”和“万金油”之称的饱学之士，据说对古典小说和俗文学很有研究且撰写过批判金圣叹的“反动阶级嗅觉”和高鹗的“反动世界观”的文章云云。这种传闻不足为信，而且这种反唇相讥的言辞本身亦有失风度。但愿学界同人以“虞莎”者为戒，毋使大批判之风重开凶衅。（收入《人间书话》页248）

李先生这样写，也有点揭老底的意思，他自己也意识到了，所以才说“有失风度”。吴小如的批评文章，恐怕也谈不上“大批判”，我的理解是，他作为古典文学专家，可能感到年轻一代的旧学底子比较弱，看到这样的错误有点扎眼，不吐不快而已。

一篇八百来字的短文，在报纸上占的位置也就一个烟盒那样大，要说这是重量级文章，只能说，作者是重量级的，只是一般人不知道这是吴小如的文章，但当时北大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们，大概率是知道的，否则，像钱先生所说，这两处错误，《读书》杂志已经分别作过纠正，还有什么必要再拿到会上讨论呢？李庆西不久就知道了作者是谁，说明在学术圈子内，早已不是秘密了。

吴小如先生在北大，强调“治文学宜略通小学”，这可以说是他那一代人的共识，搞不清楚俞曲园和俞理初在他这里之所以过不了关，不单单是有俞曲园-章太炎-周作人-俞平伯-吴小如这样的师承关系，还因为俞正燮（理初）是对周作人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曲园先生是近代朴学大师，但钱先生这一代受教育的时候，这样的路子是遭到批判的。

（感谢骆也舟兄提供《钱理群书信集》，祝淳翔兄提供《南方周末》影印件，龚志伟兄提供《文史》第二辑。）



图片由祝淳翔先生提供。

附一：吴小如文章中与钱著相关的部分

一位新被提升为教授且即将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的“高级”知识分子，据说对周作人很有研究,且撰写过专著。周作人一生谈得最多，也最佩服的人有三位，一位是明朝的李卓吾，一位是清代的俞理初，还有一位是洋人，即《性心理学》的作者蔼里斯。如果对周作人的思想，世界观真正进行深入研究，则上述的三个人也必然是研究者所应当熟悉的。其中的俞理初，名正燮，乃安徽黟县人，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等书。而清朝末年还有一位姓俞的经学大师，此人名樾，字荫甫，号曲园，是浙江德清人，著有《春在堂全书》，其曾孙俞平伯，就是周作人的弟子。而我们的这位研究周作人的专家，竟把俞理初和俞曲园混为一谈，当作了一个人。此之谓“合二而一”。


其实这位研究周作人的专家也懂得"一分为二”的，他曾把石首鱼和黄鱼一分为二，不知"石首”即黄鱼的别名。当他引述周氏的一首七绝时，竟要把"石首”改为“石榴”。周作人的原诗是咏端午节的，绍兴风俗，过端午节要吃“五黄”，黄鱼即“五黄”之一。若改为石榴，则农历五月刚刚开花，花色是红的；而石榴结子，到了能供人食用的时候，至早也要在中秋节前后，且无论石榴的花与实，皆皆与"黄"无关。这位“专家”大约只知“知人论世”，而未能“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将来他指导出来的博士生，究竟会达到多高的水平，是不能不令人关注的。


有了这样“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我看，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遗产恐怕会很快就“辩证”地消亡泯灭了。

附二：钱理群先生书信集中相关内容

我最近情緒頗不好。今年系裏決定上報聘我為博士生導師，引起人們嫉恨。前不久，有人化名在南方某一小報（發行量有九十萬）上不點名的攻擊我，借我在《周作人傳》中的兩處知識性錯誤（《讀書》雜誌早已指出），對我百般辱駡，並直言這樣的人不配當博士生導師，等等。其用意顯然是要阻止校方批准我為博士生導師，並在學術界將我搞臭。此事已為許多人所知，為我打抱不平的自然也不少人，但因此而幸災樂禍的，也大有人在。總之，一夜之間，我成了“新聞人物”， 小報之可怕可恨若此！我從這件事看出了人心人性質惡，感到極其無聊。但又無力，也不願“還擊”——小報正希望我“還擊”，以便再製造出新的“新聞”，擴大它們的銷路。我唯有“沉默”而已。（1993年5月31日致袁本良、邸文俠）


我記不得上封信有沒有告訴你，由於《南方周末》發表了那篇攻擊我的文章，北大校學術委員會居然沒有通過授予我博士生導師資格，系裏一些人也因此幸災樂禍。（1993年9月26日致袁本良、邸文俠）

有人化名在南方周末上寫文章，抓住我的《周作人傳》上的兩處錯誤，攻擊我不配擔任博士生導師文章發出三天後，校學術委員會開會，校學位辦散發了這篇文章，結果校學術委員會否決了系學術委員會的意見，我的博士生專師資格竟未獲通過。而校、系兩級領導既不將此結果正式通知我，也不和我談話，可以說是「置之不理」。——此「事」看似突然，實非偶然。內中原因也非常複雜。既有人事上的關係——自然王瑤先生去世以後，我失去了可依靠的大樹，在校內處境就十分困難，去年我因此提出了「調清華大學中文系」的正式申請。其次，也有學術上的原因一我的學術道路，在北大某些人眼裏，是所謂「六經注我」的野路子，經常被戴上「不嚴謹」的帽子，我當年在「三人談」中曾批評過研究中的「爬行主義」，主張人文學科研究也要有「想像力」，有些人因此一直耿耿於懷，這回抓住我著作中一兩處知識性錯誤，自然要大作文章。我的《周作人傳》裏的一些知識性錯誤，即是我知識結構的一個集中反映，我自己本來已經為這些知識性錯誤感到十分內疚與不安，現在竟然被人利用，公開嘲笑且不說，還要借此全盤否定我的學術成就與學術道路，這真猶如在傷口上撒鹽，使我深深感到人性的残酷與可怕。而文章又發表在《南方周末》這樣的「小報」上，更使我有一種屈辱感。「小報」發表這樣的攻撃性文章，顯然是想利用我的「名人」地位製造一種「轟動效應」。我就成了人們賺錢、營利的工具：我終於懂得了魯迅當年對於小報記者與報攤文人的鄙棄與憤怒，並由此而深深感到了在商業社會裏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文化「名人」的悲哀。如果前幾年我受到了來自當局的政治上的壓力，現在我又受到了商品經済以及來自知識分子內部的傷害。這種傷害，是難於向外人言說的——老實說，既使是對我的「同情」，我也擺脫不了屈辱感。因此，我只能如魯迅所說，獨自躲進草莽中，自己舐淨身上的血。這幾個月，我大概就是在這種心境下度過的，我感到從未有過的疲憊與無聊，幾乎什麼事情也做不成——從意大利回來到現在，我只寫了一篇五千字的文章，此外，就是零零星星讀點書，編《四十年代小說理論資料》，還有應付各種雜事，完全靜不下心來，也無法集中精力寫比較有點份量的文章。儘管我心裏完全明白，在當前的處境下，我唯一的選擇就是閉門讀書，寫 出我心裏想寫的東西。說實在話，我之所以對博士生導師有興趣，多半的原因是想通過帶博士生，使我的學術生命得以延長，對現代文學學科建設多作貢獻。現在看來這是我的「自作多情」，別人並不願意（或者說不放心）讓我多為學科培養人才，那我又何苦多管［閒事」呢。因此，我已下定決心，從此閉門寫作一按我的年齡與身體，大概還可以再寫作十年，那麼，就「十年後學術上見」！我計劃在未來十年中，再寫10-12本書，將我的主要著作「精神史」寫完，加上現在已經寫出的十本書，大約可以有二十幾本，五六百萬字。就以這樣的「量」與「質」來回答那些惡意的攻擊者吧。一我已寫信給北大校長（他是學術委員會主席）表達了我的這一態度（當然，說得比較含蓄）。這件「事」大概就此告一段落。（1993年8月9日致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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