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查看: 302|回复: 1

卞仲耘之死的罪与责,以及宋彬彬是否应该被原谅?

[复制链接]

211

主题

21

回帖

1108

积分

超级版主

积分
1108
发表于 2024-10-6 07:55: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卞仲耘之死的罪与责,以及宋彬彬是否应该被原谅?

作者:王明远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


中秋节前,现代史重要当事人宋彬彬去世,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对卞仲耘之死、红卫兵运动兴起等早期文革诸多重要事件的讨论。笔者这期间也曾经写过一篇澄清卞仲耘土改中是否滥杀无辜的文章,根据所收到的留言,以及在各微信群看到的讨论,大家关注点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1.  宋彬彬是否是杀害卞仲耘的凶手?
2.  除了宋彬彬是凶手说外,坊间还流传L姓和D姓女生说,这种说法是否成立?
3.  凶手迟迟查不出,是不是跟改革之初高层权力包庇有关?
4.  宋彬彬对于红八月和文革民间暴力兴起负有多大责任?
5.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宋彬彬的道歉?

为此,笔者查阅了几乎所有重要亲历者回忆或研究者著作,这些当事人包括王晶垚、胡志涛、张静芬、林莽、刘秀莹、冯敬兰、王友琴、叶维丽、张亦鸣、陶洛诵、刘沂伦等。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当事人的回忆,因为各自持有不同立场,他们提供的很多历史证言是完全相冲突的,需要读者两面兼顾地看,并且要有去伪存真的能力。

七年前,笔者与宋彬彬有一面之缘,后来也曾与她的一位兄弟在纽约一起参加游览活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出于礼节,并没有向他们询问一些关于历史细节的疑惑。好在忘年交黄以平女士组建的“历史研究”聊天群,里面有多位北师大女附中的校友,他们很多人参与了对“八五事件”的调查,该群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他们分享的很多信息,让我受益匪浅。

综合上述资料,笔者对关于卞仲耘之死,以及宋彬彬的若干核心问题做出一个简单梳理,描绘出一个更接近于客观事实的历史脉络,不周到的地方,请当事人以及此领域研究专家批评指正。

1.  文革中死于暴力的高级干部或名人不计其数,为什么“小人物”卞仲耘之死,反而成为历史研究的长盛不衰“显学”话题?

卞仲耘之死真正走入历史研究视野,严格来说是到了21世纪之后。这跟史学界对文革研究的深入有关,过去史学家更从权力斗争角度研究文革,所以就更侧重大人物的命运。进入21世纪后,开始关注文革更基层的思想土壤、社会土壤,所以,思想教育、群众暴力等问题开始被重视,卞仲耘作为北京第一个遇难者,因此她的死具有明显的标本意义。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早年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后来成为历史研究学者。他具有极强的新闻和历史敏感性,在卞仲耘死后,立即到西单商场购买了最先进的摄影器材,记录下当时的场景,并且多年来不间断搜集有关资料,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也极大帮助了卞仲耘之死进入国内国际研究视野。

再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卞仲耘所领导的北师大女附中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对西城区很熟悉的读者都知道,女附中坐落在西单,周边是最高层领导人的密集居住区,几乎全国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家的女孩子都曾经在女附中念书,女附中因此被称为“皇家女校”。并且很多很多高层领导的子女,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女附中的早期文革运动,因此,卞仲耘之死也就很容易被与高层政治联系起来,具有很大的历史想象空间。以上因素促成了,卞仲耘这个普通人物之死,不但没有随着时间流失被淡忘,反而历史冲击效应越来越发酵。

2.  宋彬彬在师大女附中早期文革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她是否是暴力行为的急先锋?

1966 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委书记聂元梓贴出了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受此鼓舞,6月2日,女附中的三名预备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也贴出了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大字报称:“外面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很显然,宋彬彬是揭开女附中文化革命潘多拉魔盒的关键人物之一。

6月3日,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直接领导的工作组开始进驻女附中,并在3天后主持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指定刘进、宋彬彬作为代表会的核心人物,女附中的文化革命逐渐开展起来。

不过无论是胡启立,还是一直在关注女附中文革动态的邓小平(邓对工作组既有领导责任,也因为其女儿邓楠和邓榕都曾经是女附中的学生),都明确表示女附中的文化革命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反对打人。

比如,6月4日,胡启立在西城区工作组会议讲,“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在6月23日第一次批判卞仲耘大会上,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张世栋一再规劝比较激进的老师学生:“不要打他们骂他们,这样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还可能被敌人利用”,6月25日,他又讲:“要贯彻政策,不要大骂人” 。

7 月5日上午,邓小平专门约见张世栋、刘进、宋彬彬等人,对女附中文化革命做了详细指示,他说:“一定要制止在校园出现红卫兵组织,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若有那么多,我们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这时候,宋彬彬、刘进等高干子弟作为工作组的最重要团结对象,在运动路径上跟工作组是一致的,即一方面要揭批老师,另一方面又反对暴力。比如,6月20日师生代表会召集女附中全体师生开会,刘进提出了对文化革命的三点意见: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

所以,尽管宋彬彬、刘进等是女附中的最早文革造反派,不过与8.18后的暴力造反派相比,她们还都是比较温和的。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反工作组的组织,指责工作组和师生代表会压制学生革命行动,屡次不顾劝阻打骂老师。但是在工作组及刘进、宋彬彬为代表的师生代表会努力下,学校文化革命总体没有失序,被点名批判的教师人身安全基本得到保障。

3.  “八五事件”导致了卞仲耘的死亡,凶手是谁?

7月29日,在毛泽东的压力下,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突然撤走,这样女附中真正陷入“无政府”、无约束的状态。早在6月17日,高三学生就开始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随即高一、初二部分学生也贴出大字报,他们在与支持工作组的刘进、宋彬彬等人的辩论中,出现了围攻、谩骂、乱扣帽子行为。

工作组的撤离,无疑为反工作组的激进派的造反革命行动提供了绝好契机,他们开始报复性地揪斗老师,这是“八五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8月5日上午,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已经到北京市委进行“越级上访”,直言学生造反越来越不讲规矩,这样下去老师们的生命安全堪忧,不过当时市委自身都难保,没有人理会她的告状,她的这些担忧在当天下午就成为现实。

8月5日下午,部门学生开始批斗学校的五位校领导。根据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发起卞仲耘批斗的是高一(3)班的学生(而宋彬彬是高三三班学生),部分初二同学也参加了殴打和暴力。众多目击者的回忆表明,几个打人积极分子来自于“城西的军队大院”。

另据8月6日北京市委的《每日快报》,高一(3)班也是主凶,内文说:“8月5日下午,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党组织书记卞仲耘等5名有问题的领导干部,5人被学生殴打,有的学生还用缠铁丝的木棒打,卞仲耘受伤较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已死。”

至于为什么高一年级成为打人主凶,一些参与“八五事件”调查的女附中校友指出,一部分跟他们当时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有关,二来他们觉得之前文化革命主要参与者是高年级学生,他们要拼命表现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和重要性。

大概由于这个班与卞仲耘之死干系最大,文革后这个班级同学极少有人参加校友活动。团中央子弟,作家韦君宜之女杨团恰好是这个班的学生,她回忆说,在学校的校友通讯录上,别的班级基本上是所有同学都有登录,而她们班的56人中,只有5人参加校友登记。

卞.jpg


2007年宋彬彬被评选荣誉校友风波后,刘进、冯敬兰、叶维丽等曾经对八五事件做过一次深度调查,访谈对象达一两百人,基本可以把凶手嫌疑缩小至个位数以内。但是调查组始终没有公布这些嫌疑对象的名字,他们的理由是希望这些人勇敢地自己站出来承认,当然也跟顾忌得罪人有关。笔者也希望,这些调查者能在一定时机公布调查内容,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态度。

4.  那么宋彬彬是否对卞仲耘之死负有责任?

在打人过程中,宋彬彬等师生代表会成员曾经两次前往劝阻,但是用叶维丽的话来讲是:“劝阻无力,反应迟缓”,并没有一直在场监督,而是稍加劝阻即离开;甚至根据陶洛诵回忆,在卞仲耘等人被罚跪的时候,宋彬彬还曾经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当然这是一个孤证。

至于她们为什么这个态度,很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是由于工作组撤走,并受到批判,让宋彬彬这些支持工作组的老造反派突然一下子很尴尬。比如叶维丽等人访谈中,很多同学说不认她们了,认为她们是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宋彬彬等人陷入彷徨、不解。她们当时既内心无法理直气壮,也在实际上很难起到制止作用。

不过,笔者认为也跟当时阶级斗争思维下,青少年对“阶级敌人”的冷血麻木有关。诚如“八五事件”中与卞仲耘一起被殴打的梅树民老师,在晚年对刘进等人的一句反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一直呆在那儿,为什么要走开?如果是你们的父亲,你们能走吗?”

另外,在卞仲耘被打重伤后,宋彬彬虽然反应迟缓,但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为她采取救治。比如,邮电部医院因为卞是“黑帮”拒绝派大夫抢救,宋彬彬说解放军抓了国民党俘虏都还给治病。最后邮电部医院要求校方开证明才给看,宋彬彬等七位师生做了担保,医院才收治了卞仲耘。

总体看,在卞仲耘之死的历史链条上,宋彬彬等人负有间接责任,但是没有直接责任,各种证据很确凿,宋彬彬既没有发动暴力,也没有亲自参与暴力。

5.  最近一些研究文章,对于凶手又有新的指向,认为是L姓和D姓领导人子女,这两个说法成立吗?

根据笔者阅及的所有资料,L姓女生和D姓女生凶手说,虽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否定,但是这些目击证人的回忆有很大问题,是否可信需要划一个大问号。

L姓女生凶手说,来自于北师大女附中老教师林莽。他说:“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脚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这种尖锐的叫唤声,连我立在楼内也听得刺耳,令人寒心”。又据王容芬女士的文章,林莽先生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耘校长的是LTT”。

此外,在卞仲耘丈夫王晶垚的燕京大学同学何燕凌等2009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完整引用了林莽记载的细节,并明确说:“同学们看见,特别使劲猛踢她的头颅的是LTT”。王晶垚还在文前写了一个推荐语,他称,何文是“截至目前最符合历史事实、最真实的报道”。无疑这种说法得到他的认可。

不过,更关键的历史现场见证者张静芬老师(卞校长死后,冒着极大风险给王晶垚写信告诉他遇难真相的人)曾经澄清:殴打卞仲耘校长的人,没有戴红袖章、穿军装,那时还没有成立红卫兵,最显眼的装束是把裤腿挽到膝盖上,根本不穿鞋。联想到当时是8月初的酷暑,学生穿长军靴、大皮鞋的可能性的确很小。

同样在政治高压下,曾经揭发学迫害坏卞仲耘暴行的女附中老师刘秀莹,在2012年接受访谈时,也明显否认了L是殴打卞仲耘女生的说法,她说:“当时L才上初一,个子平常,根本不是个子又高又长”。

而D姓女生为凶手说主要来自于姚监复和王友琴。姚监复说王晶垚亲口告诉他:八月五日卞校长被打死的那天晚上,DN和DR到她家,警告王先生,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高血压因病死亡,不能再讲是被打死的。

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的文章则说:“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DR,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DR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据说王友琴曾经多次采访王晶垚先生,所以,这两个信源都来自于王晶垚。在民间则被进一步演绎为DR是凶手。

这两个说法也明显有纰漏。首先说,DN早在1964年就从女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介入女附中文革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去卞家警告王先生一说显然难以成立;其次,根据李红云的考证,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成立于8月8日,而卞仲耘之死在8月5日,所以 DR既不可能以红卫兵装束见王晶垚,更不是红卫兵首领;再次,即便是王晶垚混淆了红卫兵组织与师生代表会的区别,但是DR此时也并不是师生代表大会成员,显然她对打人事件不负有领导责任,没必要替学校去掩盖真相。

所以,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L姓和D姓女生为凶手说,在证据链上存在问题,不可以全信。笔者近年在阅读一些史料时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亲历者是完全诚实的,很多人不自觉会迎合权力或社会情绪的需要,去提供一些符合他们口味的“证言”,我们作为读者要有鉴别能力,不能被这些亲历者的年龄或身份标签所迷惑。

至于L姓和D姓女生为凶手说为什么在社会上有市场,这个现象也值得琢磨。根本还是,文革结束后,对极左错误反思不彻底,并且反思和清算受到很大压制,导致民间有一股怨气和不信任感。把凶手的家庭权势说的越大,民间就愿意相信,认为迟迟不能惩罚凶手,系她们家庭阻挠的原因。所以,这种谣言流传,罪责也不在老百姓,宏观环境使然。

6.  宋彬彬关于8.18给领袖戴“红卫兵”袖章是什么回事?宋彬彬在红八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还没有被公开批判,天安门城楼上新旧两个阵营并列,气氛尴尬。于是周恩来等人为了缓和气氛,邀请一些中学选派红卫兵上天安门,给领导人献袖章。这时候,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命令宋彬彬选拔40人上城楼,自己在广场留守。

同学们远远看到毛泽东后,心情非常激动,都想给领袖敬献红袖章,但是因为有严密的保卫,大家并没有机会靠近,又因公安部长谢富治认识宋彬彬,所以她有机会来到领袖跟前,并且领袖随口说了一句“要武嘛”这个永载史册的名言,不过这过程中,毛泽东始终不知道她是宋任穷的女儿。

宋.jpg


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领袖献上红袖章,引起了女附中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的愤慨。她们的领袖梁二同找宋彬彬谈话,说你是保工作组、犯了错误的人,怎么有资格能给毛主席戴袖章呢?这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为此宋彬彬又做了检讨,并在 8 月 19 日退出女附中“文革筹委会”,不再参与学校的文革运动。

8月20日,在宋彬彬不知情的情况下,《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署名是“宋要武(宋彬彬)”,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头版转发。我们可以看出,宋彬彬在献袖章和改名事件中,她是偶然参与,并且是被上层文革势力所利用,而非主动参与。

宋彬彬退出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后,开始做逍遥派,更不用说参加“西纠”和红八月暴力。中间只有1966年9月初,她受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之邀,去武汉参与保湖北省委的行动。王任重是宋任穷的老部下,宋彬彬觉得他平时品行端正,不是坏人,所以答应了他的请求。不料,宋彬彬到武汉后再次受到湖北省委的捉弄利用,湖北省委未经宋彬彬同意,就以“宋要武”的名义发表保省委的大字报,不但措辞违背宋彬彬等人的看法,还夹带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

总体看,宋彬彬对文革参与不深,早期的积极主动,更多是受教育宣传的蛊惑,当革命理想与人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她基本选择服从人性。尤其是,在8.18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后,宋彬彬没有选择顺杆爬,主动迎合中央文革派所好,像蒯大富、聂元梓一样当造反英雄,也非常容易,她反而立刻选择退出运动,这一点在当时而言,已经非常难得,有几人能做到?

7.  应该如何看待宋彬彬、陈小鲁、马晓力等老红卫兵的道歉行为?

2014年前后,宋彬彬、陈小鲁和马晓力等知名红卫兵,先后主动为他们的文革所作所为道歉,一时引起社会关注。应该如何看他们的道歉行为呢?

笔者认为,这些“红二代”出身的红卫兵道歉本身就是一个两面不讨好的事情。左派会认为他们这是向自由阵营的投靠,是叛徒,并且是丑化领袖、污蔑文革;右派又认为这是作秀,肤浅的道歉不会洗刷掉他们的原罪。

其实,文革初期的知名造反派,没有道歉,反而在改革、市场阵营里面混的风生水起的多的是,大家也没有追究他们过去的历史。反而道歉会激发大家争议,想必宋彬彬等人在道歉之前会意料到这一点,但是他们明知不讨好也要这么做,体现出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感。

彬.jpg


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声明中,都反复提及法治、民主、宪政的重要性,提及要彻底远离文革思维,他们作为历史当事人的这些呼吁,对社会是有极大说服和警示意义的。所以,对于他们的道歉,我们更应该以积极赞赏的态度去看,如果仍旧挑三拣四,反而会阻挠更多人的反思。

笔者最后想说的是,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与其在卞仲耘之死的细节上喋喋争论,不如更深入地去反思前十七年的教育,反思暴力发生的机制,这些显然远远比谁是凶手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刘沂伦:《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张亦鸣:《从卞仲耘之死说起》
范世涛:《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 》
叶维丽:《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李红云:《工作组与师大女附中文革》
冯敬兰:《校长是怎样死的——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综述》
宋彬彬:《我的反思》
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也谈卞仲耘之死》
林莽:《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  ——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
何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铮:《首当其冲死于红卫兵暴力的"皇家女校"校长》
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林莽:《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
刘秀莹:《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切怀念的好校长——纪念卞仲耘同志殉难40周年》  
陶洛诵:《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 年证词》


https://mp.weixin.qq.com/s/5KCupGUe2lbNkr13AbvAsQ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65

回帖

1327

积分

金牌会员

积分
1327
发表于 2024-10-21 07:06:18 | 显示全部楼层
发动那场运动的人呢, 怪不得宋彬彬就不吭声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

GMT+8, 2024-11-14 09:43 , Processed in 0.280371 second(s), 22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4 Discuz! Team.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