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之死的罪与责，以及宋彬彬是否应该被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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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之死的罪与责，以及宋彬彬是否应该被原谅？

作者：王明远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


中秋节前，现代史重要当事人宋彬彬去世，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对卞仲耘之死、红卫兵运动兴起等早期文革诸多重要事件的讨论。笔者这期间也曾经写过一篇澄清卞仲耘土改中是否滥杀无辜的文章，根据所收到的留言，以及在各微信群看到的讨论，大家关注点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1.  宋彬彬是否是杀害卞仲耘的凶手？
2.  除了宋彬彬是凶手说外，坊间还流传L姓和D姓女生说，这种说法是否成立？
3.  凶手迟迟查不出，是不是跟改革之初高层权力包庇有关？
4.  宋彬彬对于红八月和文革民间暴力兴起负有多大责任？
5.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宋彬彬的道歉？

为此，笔者查阅了几乎所有重要亲历者回忆或研究者著作，这些当事人包括王晶垚、胡志涛、张静芬、林莽、刘秀莹、冯敬兰、王友琴、叶维丽、张亦鸣、陶洛诵、刘沂伦等。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当事人的回忆，因为各自持有不同立场，他们提供的很多历史证言是完全相冲突的，需要读者两面兼顾地看，并且要有去伪存真的能力。

七年前，笔者与宋彬彬有一面之缘，后来也曾与她的一位兄弟在纽约一起参加游览活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出于礼节，并没有向他们询问一些关于历史细节的疑惑。好在忘年交黄以平女士组建的“历史研究”聊天群，里面有多位北师大女附中的校友，他们很多人参与了对“八五事件”的调查，该群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他们分享的很多信息，让我受益匪浅。

综合上述资料，笔者对关于卞仲耘之死，以及宋彬彬的若干核心问题做出一个简单梳理，描绘出一个更接近于客观事实的历史脉络，不周到的地方，请当事人以及此领域研究专家批评指正。

1.  文革中死于暴力的高级干部或名人不计其数，为什么“小人物”卞仲耘之死，反而成为历史研究的长盛不衰“显学”话题？

卞仲耘之死真正走入历史研究视野，严格来说是到了21世纪之后。这跟史学界对文革研究的深入有关，过去史学家更从权力斗争角度研究文革，所以就更侧重大人物的命运。进入21世纪后，开始关注文革更基层的思想土壤、社会土壤，所以，思想教育、群众暴力等问题开始被重视，卞仲耘作为北京第一个遇难者，因此她的死具有明显的标本意义。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早年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后来成为历史研究学者。他具有极强的新闻和历史敏感性，在卞仲耘死后，立即到西单商场购买了最先进的摄影器材，记录下当时的场景，并且多年来不间断搜集有关资料，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也极大帮助了卞仲耘之死进入国内国际研究视野。

再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卞仲耘所领导的北师大女附中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对西城区很熟悉的读者都知道，女附中坐落在西单，周边是最高层领导人的密集居住区，几乎全国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家的女孩子都曾经在女附中念书，女附中因此被称为“皇家女校”。并且很多很多高层领导的子女，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女附中的早期文革运动，因此，卞仲耘之死也就很容易被与高层政治联系起来，具有很大的历史想象空间。以上因素促成了，卞仲耘这个普通人物之死，不但没有随着时间流失被淡忘，反而历史冲击效应越来越发酵。

2.  宋彬彬在师大女附中早期文革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她是否是暴力行为的急先锋？

1966 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委书记聂元梓贴出了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受此鼓舞，6月2日，女附中的三名预备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也贴出了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大字报称：“外面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很显然，宋彬彬是揭开女附中文化革命潘多拉魔盒的关键人物之一。

6月3日，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直接领导的工作组开始进驻女附中，并在3天后主持成立了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指定刘进、宋彬彬作为代表会的核心人物，女附中的文化革命逐渐开展起来。

不过无论是胡启立，还是一直在关注女附中文革动态的邓小平（邓对工作组既有领导责任，也因为其女儿邓楠和邓榕都曾经是女附中的学生），都明确表示女附中的文化革命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反对打人。

比如，6月4日，胡启立在西城区工作组会议讲，“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在6月23日第一次批判卞仲耘大会上，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张世栋一再规劝比较激进的老师学生：“不要打他们骂他们，这样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还可能被敌人利用”，6月25日，他又讲：“要贯彻政策，不要大骂人” 。

7 月5日上午，邓小平专门约见张世栋、刘进、宋彬彬等人，对女附中文化革命做了详细指示，他说：“一定要制止在校园出现红卫兵组织，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若有那么多，我们十七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这时候，宋彬彬、刘进等高干子弟作为工作组的最重要团结对象，在运动路径上跟工作组是一致的，即一方面要揭批老师，另一方面又反对暴力。比如，6月20日师生代表会召集女附中全体师生开会，刘进提出了对文化革命的三点意见：1.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过早下结论；2.反对在学生当中开斗争会3.坚决不打、不骂、不围、不哄，坚决贯彻党的政策。”

所以，尽管宋彬彬、刘进等是女附中的最早文革造反派，不过与8.18后的暴力造反派相比，她们还都是比较温和的。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反工作组的组织，指责工作组和师生代表会压制学生革命行动，屡次不顾劝阻打骂老师。但是在工作组及刘进、宋彬彬为代表的师生代表会努力下，学校文化革命总体没有失序，被点名批判的教师人身安全基本得到保障。

3.  “八五事件”导致了卞仲耘的死亡，凶手是谁？

7月29日，在毛泽东的压力下，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突然撤走，这样女附中真正陷入“无政府”、无约束的状态。早在6月17日，高三学生就开始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随即高一、初二部分学生也贴出大字报，他们在与支持工作组的刘进、宋彬彬等人的辩论中，出现了围攻、谩骂、乱扣帽子行为。

工作组的撤离，无疑为反工作组的激进派的造反革命行动提供了绝好契机，他们开始报复性地揪斗老师，这是“八五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8月5日上午，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已经到北京市委进行“越级上访”，直言学生造反越来越不讲规矩，这样下去老师们的生命安全堪忧，不过当时市委自身都难保，没有人理会她的告状，她的这些担忧在当天下午就成为现实。

8月5日下午，部门学生开始批斗学校的五位校领导。根据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发起卞仲耘批斗的是高一（3）班的学生（而宋彬彬是高三三班学生），部分初二同学也参加了殴打和暴力。众多目击者的回忆表明，几个打人积极分子来自于“城西的军队大院”。

另据8月6日北京市委的《每日快报》，高一（3）班也是主凶，内文说：“8月5日下午，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党组织书记卞仲耘等5名有问题的领导干部，5人被学生殴打，有的学生还用缠铁丝的木棒打，卞仲耘受伤较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已死。”

至于为什么高一年级成为打人主凶，一些参与“八五事件”调查的女附中校友指出，一部分跟他们当时正处于青春叛逆期有关，二来他们觉得之前文化革命主要参与者是高年级学生，他们要拼命表现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和重要性。

大概由于这个班与卞仲耘之死干系最大，文革后这个班级同学极少有人参加校友活动。团中央子弟，作家韦君宜之女杨团恰好是这个班的学生，她回忆说，在学校的校友通讯录上，别的班级基本上是所有同学都有登录，而她们班的56人中，只有5人参加校友登记。




2007年宋彬彬被评选荣誉校友风波后，刘进、冯敬兰、叶维丽等曾经对八五事件做过一次深度调查，访谈对象达一两百人，基本可以把凶手嫌疑缩小至个位数以内。但是调查组始终没有公布这些嫌疑对象的名字，他们的理由是希望这些人勇敢地自己站出来承认，当然也跟顾忌得罪人有关。笔者也希望，这些调查者能在一定时机公布调查内容，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态度。

4.  那么宋彬彬是否对卞仲耘之死负有责任？

在打人过程中，宋彬彬等师生代表会成员曾经两次前往劝阻，但是用叶维丽的话来讲是：“劝阻无力，反应迟缓”，并没有一直在场监督，而是稍加劝阻即离开；甚至根据陶洛诵回忆，在卞仲耘等人被罚跪的时候，宋彬彬还曾经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当然这是一个孤证。

至于她们为什么这个态度，很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是由于工作组撤走，并受到批判，让宋彬彬这些支持工作组的老造反派突然一下子很尴尬。比如叶维丽等人访谈中，很多同学说不认她们了，认为她们是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宋彬彬等人陷入彷徨、不解。她们当时既内心无法理直气壮，也在实际上很难起到制止作用。

不过，笔者认为也跟当时阶级斗争思维下，青少年对“阶级敌人”的冷血麻木有关。诚如“八五事件”中与卞仲耘一起被殴打的梅树民老师，在晚年对刘进等人的一句反问：“为什么你们不能一直呆在那儿，为什么要走开？如果是你们的父亲，你们能走吗？”

另外，在卞仲耘被打重伤后，宋彬彬虽然反应迟缓，但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为她采取救治。比如，邮电部医院因为卞是“黑帮”拒绝派大夫抢救，宋彬彬说解放军抓了国民党俘虏都还给治病。最后邮电部医院要求校方开证明才给看，宋彬彬等七位师生做了担保，医院才收治了卞仲耘。

总体看，在卞仲耘之死的历史链条上，宋彬彬等人负有间接责任，但是没有直接责任，各种证据很确凿，宋彬彬既没有发动暴力，也没有亲自参与暴力。

5.  最近一些研究文章，对于凶手又有新的指向，认为是L姓和D姓领导人子女，这两个说法成立吗？

根据笔者阅及的所有资料，L姓女生和D姓女生凶手说，虽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否定，但是这些目击证人的回忆有很大问题，是否可信需要划一个大问号。

L姓女生凶手说，来自于北师大女附中老教师林莽。他说：“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脚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这种尖锐的叫唤声，连我立在楼内也听得刺耳，令人寒心”。又据王容芬女士的文章，林莽先生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耘校长的是LTT”。

此外，在卞仲耘丈夫王晶垚的燕京大学同学何燕凌等2009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完整引用了林莽记载的细节，并明确说：“同学们看见，特别使劲猛踢她的头颅的是LTT”。王晶垚还在文前写了一个推荐语，他称，何文是“截至目前最符合历史事实、最真实的报道”。无疑这种说法得到他的认可。

不过，更关键的历史现场见证者张静芬老师（卞校长死后，冒着极大风险给王晶垚写信告诉他遇难真相的人）曾经澄清：殴打卞仲耘校长的人，没有戴红袖章、穿军装，那时还没有成立红卫兵，最显眼的装束是把裤腿挽到膝盖上，根本不穿鞋。联想到当时是8月初的酷暑，学生穿长军靴、大皮鞋的可能性的确很小。

同样在政治高压下，曾经揭发学迫害坏卞仲耘暴行的女附中老师刘秀莹，在2012年接受访谈时，也明显否认了L是殴打卞仲耘女生的说法，她说：“当时L才上初一，个子平常，根本不是个子又高又长”。

而D姓女生为凶手说主要来自于姚监复和王友琴。姚监复说王晶垚亲口告诉他：八月五日卞校长被打死的那天晚上，DN和DR到她家，警告王先生，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高血压因病死亡，不能再讲是被打死的。

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的文章则说：“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DR，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DR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据说王友琴曾经多次采访王晶垚先生，所以，这两个信源都来自于王晶垚。在民间则被进一步演绎为DR是凶手。

这两个说法也明显有纰漏。首先说，DN早在1964年就从女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介入女附中文革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去卞家警告王先生一说显然难以成立；其次，根据李红云的考证，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成立于8月8日，而卞仲耘之死在8月5日，所以 DR既不可能以红卫兵装束见王晶垚，更不是红卫兵首领；再次，即便是王晶垚混淆了红卫兵组织与师生代表会的区别，但是DR此时也并不是师生代表大会成员，显然她对打人事件不负有领导责任，没必要替学校去掩盖真相。

所以，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L姓和D姓女生为凶手说，在证据链上存在问题，不可以全信。笔者近年在阅读一些史料时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亲历者是完全诚实的，很多人不自觉会迎合权力或社会情绪的需要，去提供一些符合他们口味的“证言”，我们作为读者要有鉴别能力，不能被这些亲历者的年龄或身份标签所迷惑。

至于L姓和D姓女生为凶手说为什么在社会上有市场，这个现象也值得琢磨。根本还是，文革结束后，对极左错误反思不彻底，并且反思和清算受到很大压制，导致民间有一股怨气和不信任感。把凶手的家庭权势说的越大，民间就愿意相信，认为迟迟不能惩罚凶手，系她们家庭阻挠的原因。所以，这种谣言流传，罪责也不在老百姓，宏观环境使然。

6.  宋彬彬关于8.18给领袖戴“红卫兵”袖章是什么回事？宋彬彬在红八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当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还没有被公开批判，天安门城楼上新旧两个阵营并列，气氛尴尬。于是周恩来等人为了缓和气氛，邀请一些中学选派红卫兵上天安门，给领导人献袖章。这时候，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命令宋彬彬选拔40人上城楼，自己在广场留守。

同学们远远看到毛泽东后，心情非常激动，都想给领袖敬献红袖章，但是因为有严密的保卫，大家并没有机会靠近，又因公安部长谢富治认识宋彬彬，所以她有机会来到领袖跟前，并且领袖随口说了一句“要武嘛”这个永载史册的名言，不过这过程中，毛泽东始终不知道她是宋任穷的女儿。




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领袖献上红袖章，引起了女附中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的愤慨。她们的领袖梁二同找宋彬彬谈话，说你是保工作组、犯了错误的人，怎么有资格能给毛主席戴袖章呢？这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为此宋彬彬又做了检讨，并在 8 月 19 日退出女附中“文革筹委会”，不再参与学校的文革运动。

8月20日，在宋彬彬不知情的情况下，《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署名是“宋要武（宋彬彬）”，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头版转发。我们可以看出，宋彬彬在献袖章和改名事件中，她是偶然参与，并且是被上层文革势力所利用，而非主动参与。

宋彬彬退出女附中文革筹委会后，开始做逍遥派，更不用说参加“西纠”和红八月暴力。中间只有1966年9月初，她受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之邀，去武汉参与保湖北省委的行动。王任重是宋任穷的老部下，宋彬彬觉得他平时品行端正，不是坏人，所以答应了他的请求。不料，宋彬彬到武汉后再次受到湖北省委的捉弄利用，湖北省委未经宋彬彬同意，就以“宋要武”的名义发表保省委的大字报，不但措辞违背宋彬彬等人的看法，还夹带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

总体看，宋彬彬对文革参与不深，早期的积极主动，更多是受教育宣传的蛊惑，当革命理想与人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她基本选择服从人性。尤其是，在8.18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后，宋彬彬没有选择顺杆爬，主动迎合中央文革派所好，像蒯大富、聂元梓一样当造反英雄，也非常容易，她反而立刻选择退出运动，这一点在当时而言，已经非常难得，有几人能做到？

7.  应该如何看待宋彬彬、陈小鲁、马晓力等老红卫兵的道歉行为？

2014年前后，宋彬彬、陈小鲁和马晓力等知名红卫兵，先后主动为他们的文革所作所为道歉，一时引起社会关注。应该如何看他们的道歉行为呢？

笔者认为，这些“红二代”出身的红卫兵道歉本身就是一个两面不讨好的事情。左派会认为他们这是向自由阵营的投靠，是叛徒，并且是丑化领袖、污蔑文革；右派又认为这是作秀，肤浅的道歉不会洗刷掉他们的原罪。

其实，文革初期的知名造反派，没有道歉，反而在改革、市场阵营里面混的风生水起的多的是，大家也没有追究他们过去的历史。反而道歉会激发大家争议，想必宋彬彬等人在道歉之前会意料到这一点，但是他们明知不讨好也要这么做，体现出历史和社会的责任感。




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声明中，都反复提及法治、民主、宪政的重要性，提及要彻底远离文革思维，他们作为历史当事人的这些呼吁，对社会是有极大说服和警示意义的。所以，对于他们的道歉，我们更应该以积极赞赏的态度去看，如果仍旧挑三拣四，反而会阻挠更多人的反思。

笔者最后想说的是，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与其在卞仲耘之死的细节上喋喋争论，不如更深入地去反思前十七年的教育，反思暴力发生的机制，这些显然远远比谁是凶手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刘沂伦：《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张亦鸣：《从卞仲耘之死说起》
范世涛：《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以北师大女附中为例 》
叶维丽：《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李红云：《工作组与师大女附中文革》
冯敬兰：《校长是怎样死的——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综述》
宋彬彬：《我的反思》
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也谈卞仲耘之死》
林莽：《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  ——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
何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铮：《首当其冲死于红卫兵暴力的"皇家女校"校长》
王友琴：《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
林莽：《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
刘秀莹：《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切怀念的好校长——纪念卞仲耘同志殉难40周年》  
陶洛诵：《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 年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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