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我的“五四”研究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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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五四”研究三书


作者：陈平原
来源：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 Forum




《文汇报》第七版读书
2024.8.16（星期五）



我的“五四”研究三书
陈平原

20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称：“‘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这个立场，至今没有改变。不仅我硕士、博士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故注定要与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保持长期对话，更因在我看来，五四时期的很多重要论述需要调整，但作为基本立场的“五四精神”并没有过时——尤其是在当下“传统文化”更受关注的中国学界。我不止一次表白：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因为，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七期）。

基于此立场，40年读书与写作，虽上下求索、左冲右突，但一直没有停止与“五四”先贤的对话。除了与夏晓虹合作主持、邀请诸多学生参与、图文并茂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9年），我关于五四的研究著作，其实只有以下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初刊、日后多次重版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初刊、2023年增订的《“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初刊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年推出增订版，改名《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北大出版社2024年刊行的增订版，采用了香港版书名。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关于五四研究的三书中，用力最深且反响最好的是第一种——《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曾获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以及教育部颁发的第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2009），且2011年便由贺麦晓（Michel Hockx）等翻译、博睿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刊行英译本。考虑到此书影响较大，尤其是其第一章“五月四日那一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第二章“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第三章“叩问大学的意义——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常被人引述或模仿，这里想暂时搁下，转而推荐读者较少的后两种著作。




《“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不管是初刊本还是增订版，《“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均非完整的著述，只能算专题文集——围绕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报刊、书局、大系、讲义、百科辞书、文学史等），展开多姿多彩的论述。全书以《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开篇，以《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收尾，单看题目，都能大致了解其基本面貌。可以说，这是学科内部的“字斟句酌”。如此仔细推敲，对相关话题有所推进，但专业以外的读者很可能不知所云，也不感兴趣。




《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
陈平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相对而言，《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大不相同，那是跳出学院围墙，横刀立马，百无禁忌，挑战各种常识与主流论述。单篇文章，偶有材料丰富、立论谨严的；但整体而言，全书直面当下的社会思潮，带论战性质。初刊本出版后，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曾组织专题讨论会，同人意犹未尽，各自将发言稿整理成文，刊《文艺争鸣》2018年第九期。此专辑共十文，包括我的《为何必须不断与五四对话》，各有长短，但都感慨遥深。

比起初刊本，增订版做了很大调整，除了增加七篇新作，更重要的是吸纳读者及编辑意见，将原先注重作者立场、按写作时间排列，修订为方便读者阅读、按话题归类。不算自述性质的“我的五四之路”及访谈，该书主体部分包括“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多元并存的五四时代”“两代人的合力”“五四的阐释和传播史”等四辑，每辑各收三文。为了使全书眉目更加清晰，香港版甚至在每辑文章前面，加一段提要钩玄的文字——当然是摘自我的文章。

在一个“专著为王”的学术时代，刊行论文/评论/随笔集，其实很不讨好，因论述不够完整，且非一气呵成，不免有断裂或重复。好处则是摆明拾遗补缺，不追求系统性，人家说过的我可以不说。这么一来，作为单篇文章阅读，自由度更大。考虑到五四研究曾经是显学，相关著述甚多，不属于“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相反，在这个领域，当务之急是常识需要辨析，立场需要推敲，视野需要验证，方法需要更新。

《未完的五四》的拟想读者，不仅仅是学界中人，更包括关心现代中国命运、且对当下中国学术及思想状态略有了解的“门外汉”。故本书追求的是：与历史风云对话，也与现实处境对话；另外，让“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处在对立、对峙与对话的状态。这样一来，或许专业性不够，但思想性却因而得以凸显。

表面上，我们每年都在纪念五四，逢五逢十，更是隆重；但作为研究者与观察者，我曾表达四个担忧，其中最重要的是“怕成为纯粹的书斋学问，没能因应时代话题，也无法介入现实生活”（《我的“五四”百年》，《国是咨询》2019年第6期）。

正是基于此信念，我谈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注重细节的描述（方法）、凸显论战的姿态（立场）、兼及古今的事业（晚清及五四两代人的合力）、平衡新旧的努力（主张新文化的光谱尽可能扩大），而最最重要的是基于学术而又超越学术，即希望保持其与当代中国政治以及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密切联系。




陈平原，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24年出版24卷《陈平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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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丨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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