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江 徘徊在生死之间

Gowest

徘徊在生死之间

                            ·叶志江·

    二○○七年十二月初的一天，清华教授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女士突然从美国
打电话给我，询问我在文革时期的一些经历。

    当黄肖路得知我所遭受的磨难后，她问我：“你从来没想过自杀？”

    自杀是文革中人们逃离苦难的现实世界最常见，也是最便捷的一种方式。许多
自杀的事例都发生在文革初期，因为人们难以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经受住个人
命运的突然逆转。

    邓拓、吴晗和老舍，许许多多名人、要人在受辱之后选择了这一条路，自杀了
。当然，文革时自杀的无名之辈更是罄竹难书。

    他们死得干脆，在生死之间徘徊的时间可以小时或天数计算。

    也有很多自杀未遂的，有名的如大将罗长子和邓家大公子，这无疑地延长了这
些人徘徊的时间，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数十年。

    也算是一种报应，江青最后选择了这同一条路离开这个世界。

    当我在生死之间徘徊时，我有过很多离奇的想法，但我倒是从来没有动过自杀
的念头。这大概有点像鲁迅说过的那样：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

    文革初，我被游斗、戴高帽子、泼墨汁，被关在宿舍里供络绎不绝的人前来观
赏。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我极尽挖苦嘲弄之能事，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更使我有口难
辩。一夜之间，我从清华园中最“红”的学生变成最“黑”的人。这一落千丈的变
化将我推到了生与死的悬崖边上。

    要是想自杀，我当时可以找出上百条自杀的理由。但我没有自绝于人民，而是
荒谬地梦想突如其来的一场战争将眼前的一切都化为乌有。说得雅一点，就是来一
个玉石俱焚，和“人民”同归于尽。好在那些批斗我的人纵然可以编造出种种莫须
有的罪名，也万万想不到我会“反动”到希望发生战争。

    我当然软弱和害怕过。

    这种软弱和害怕并非来自肉体上的折磨，也并非来自对今后命运的担忧。对于
不谙世事的我而言，后者仅是一种虚幻的感觉，并不深切。文革初被批斗时我虽挨
过打，但同清华百日大武斗时我在科学馆黑牢中所遭受的七次毒打相比，算是小巫
。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被唾弃、被羞辱后心理上的软弱和害怕。

    这种心理上的软弱和害怕使得对所爱之人情感上的依恋成为许多人生死之间最
后一道心理防线。

    某日晚上，趁看守不在，我从宿舍溜出去寻找女友，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在漆黑的夜幕下，我和她坐在一条小河沟边上交谈。

    河沟边杂树丛生，浅浅的流水将校园分割成东西两区，我住东区她住西区。当
我们坐在这条“界河”边上时，我未曾料到一条无形的鸿沟正在将我们分割成敌我
双方。

    我急切地向她解释那些对我的“揭发”都是不实之词，希望她为我作证，但她
很茫然，淡淡地答我：“我并没有一直在你身边，那些事我也不知道。”

    犹如五雷轰顶，我明白我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正在塌陷，那是我最为恐慌和害
怕的一个晚上。

    当时，我既将女友的信任作为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又极其害怕和担心女友会离
我而去。在我被批斗的最初几天，她的父亲曾以延安整风时被错误批判的战友为例
，要我们“相信党相信群众”，这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不幸的是，当无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
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关系后，不仅是党和群众，就连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再相信我了
。

    所幸的是，当她终于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向我宣布“各走各的路”时，我
没有精神崩溃，走上自杀这条路，而是大彻大悟，微笑着面对这场有点滑稽的悲剧
，玩世不恭起来。

    感谢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写了那本曾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产生过深远影响的
小说：《牛虻》。

    当琼玛误解亚瑟背叛革命而“挣脱了他的手，顺势打了他一个耳光”后，亚瑟
成了牛虻。

    挨了耳光后的亚瑟逃到了南美，在码头和甘蔗田里当苦力谋生。十三年后，当
他回到意大利时，琼玛见到的是全身骨头被打碎后重新“组装”起来的“牛虻”，
那个有点玩世不恭的革命家列瓦雷士先生。

    既然挨了女友的“耳光”，既然幻想中的战争不可能，我也忽发奇想逃到南越
去参加那里的抗美战争。

    当革命群众忙于对我口诛笔伐时，我却沉浸在逃往南越的“伟大”计划中，幻
想着用我在南越战场上流出的鲜血去洗刷那些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幻想着遍体鳞
伤回到中国时，能像列瓦雷士先生一样去挖苦那些坐在沙龙里高谈阔论的假革命。

    当然，要用阿Ｑ式的中国语言：“革命？你们还不配……。”

    我将一切逃亡路上可能有用的东西如小刀、药、钱和地图等都悄悄地藏在我的
棉被中。

    可惜的是毛泽东过早地回到北京，撤走了工作组，我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不翼而
飞。这完全破坏了我的“战略部署”，使我的“援越计划”胎死腹中。

    三十年后，当全班同学在清华园重聚，我再次见到我当时的女友时，她对于三
十年前的那件往事似乎有点伤感。

    我却觉得不必，就像牛虻临刑前给琼玛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你大可不必为
从前那一记耳光的事情伤心。当然，那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比那沉重的打击，我
受过多次了，而且我都熬过来了，……。”

    “不论我活着，或是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三十年中，每当“
生死关头”，我都会想起亚瑟和琼玛两小无猜时一起读过的这首小诗。

    新译《牛虻》已将“快乐的大苍蝇”改译为“快乐的飞虻”。这大概更符合英
文原义，但我喜欢旧译，那更俏皮，而且我从未见过飞虻，快乐的大苍蝇到处都有
。

    大多数自杀的人都不会像我这样“玩世不恭”，而是对人生十分认真。我的同
班同学张怀怡在文革初期自杀而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张怀怡学习刻苦，严于律已，是中共预备党员和清华体操队的骨干。因为对基
层干部在文革初被批斗不满，进而说了一些怀疑林彪的话，他被人告发。一九六七
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清华体育代表队“文革领导小组”准备对张怀怡进行大会批斗
前一小时，他乘人不备跳楼自杀。跳楼前他留下遗书，上面写着：“毛主席我永远
忠于你！！我决不是反革命！！！我死后留下的一切都作为党费。”

    他至死都无法理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了这场将他逼上绝路的“大革命
”。

    他在跳楼前几天中凝重的神情至今还留在代表队学生的记忆中，那是他在生死
之间徘徊，作着最后的抉择。

    我闻讯赶到跳楼现场后，同代表队学生周启博一起用平板三轮车将张怀怡送到
校医院。因伤势严重，校医院用救护车将他转送清华大学附近的北医三院，该院医
生检查后又建议立即转送以脑外科著称的阜外医院。

    据在现场的人说，他在跳下时完成了人生最后一个体操动作，确保脑袋着地。
在我将他送往医院的路上，他或许还有知觉，还试图将医生检查时解开的裤子拉上
。他当时已经七窍流血，救护车上的小护士一边给他擦拭，一边直掉眼泪。

    这最后一个体操动作和拉裤子的动作说明张怀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人生依旧
那么认真。

    在张怀怡被送入阜外医院急救室后不到半小时，参加抢救的医生便走出来宣布
他不治身亡。我很后悔因为缺乏经验，没有将他直接送到阜外医院抢救，但医生安
慰我说，张怀怡的大脑完全撞坏了，即使在跳楼的地方有一座最现代化的医院也救
不了他。

    可见张怀怡自杀时下了多大的决心。

    张怀怡是他父母的爱子。到北京料理后事的张怀怡哥哥担心父母经受不住这一
打击，和我们约定在收到他父母的信后，用同学的名义慌称张怀怡外出串联了。

    两年后，张怀怡的父母终于知道真相，两个老人伤心欲绝。

    林彪机毁人亡，身败名裂后，张怀怡的罪名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同学们都已
离校，似乎不再有人记得他短暂的一生。但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被段祺瑞执政府枪
杀的刘和珍君时所说：“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
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
笑的和蔼的旧影。”

    一九七八年，清华大学党委为张怀怡平反并向其家属发放抚恤金和生活补贴费
三百元。

    呵呵，三百元，人的生命是如此珍贵！

    三十年后，全班同学和从纽约赶来的周启博先生一起举行了一次气氛凝重的追
悼会，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

    当求死不能时，人在绝望时还可能精神错乱。那是以一种生不如死的方式在生
死之间作无限期的徘徊。

    文革初期我无意中遇到两个受到迫害或剌激后精神错乱的女学生。她们的遭遇
也是值得人们同情和发人深省的。

    大约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前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学生王荣芬到清华看
大字报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你不是大字报中讲的那么坏，希望和你
在颐和园十七孔桥铜牛旁见面一谈。”信中还约定了时间和手持报纸的见面暗号，
署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高洛梅”。

    我并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八月二十四日红卫兵血洗请华园后，我已逃离北京
。（见拙著：《亡命天涯》）

    信落到文革期间负责批斗我的两个清华学生手中。在那个“与人奋斗，其乐无
穷”的年代，他们显然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了，因而如获至宝，以为发现了我
的反革命活动线索，决定假扮我去和这个“天涯沦落人”见面。

    但在约定的时间里，神秘的“天涯沦落人”并没有露面，这两个学生以为受到
了我的戏弄。不料，一星期后又来了第二封信。信中说如果我还能相信她的话，请
我在新约定的时间和她见面，地点和暗号照旧。为了掌握我的反革命活动证据，两
人不顾又一次被戏弄的可能，决定再次前去赴约。

    扮演我的是一位矮个学生，另一位高个学生则在远处放哨，以策安全。过了约
定的时间，十七孔桥四周却不见人影。此时天色渐暗，下起了毛毛细雨，两人正想
离开，只见王荣芬手握报纸从远处匆匆赶来。湖边别无他人，她和冒牌的叶志江很
快对上暗号。两人沿着昆明湖边走边聊，王在三个小时的湖边漫步中毫无顾忌地倾
吐了她对文革的批判，并为彭真、蒋南翔等人鸣冤叫屈。王还解释她第一次未能赴
约，是因为红卫兵抄她的家而无法脱身。

    临分手时，矮个学生突然说他不是叶志江，似乎想告以实情。但当王荣芬面露
惊讶，责问他为什么骗她时，他又立即慌称他是叶志江派来的。

    年仅十九岁的王荣芬哪里能想到人世间的险恶，在颐和园门口，她还生怕这个
自称“叶志江派来的人”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特意去买了几个面包让他带回清华
。

    几十年中，我为她的单纯和她的面包惋惜不已。

    这一高一矮两个人回校后将王荣芬的“反动言行”整理成揭发材料，连同那几
个面包一并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该校文革领导立即将王荣芬看管起来，准备批斗
。王乘人不备（又是一个乘人不备，可见文革时期的“群众专政”漏洞百出），怀
揣文革资料逃出学校。在喝了几瓶敌敌畏后，她冲进外国驻华大使馆。在被使馆守
卫拦下时，她已昏迷不醒。当她苏醒后，人们发现她已精神错乱。在攻击文化大革
命的帽子以外，又给她加了一项更加可怕的叛国投敌罪名。好在她对此已经无所谓
了。

    我从外地回校后，看到了这两个学生整理的那份揭发材料。除了记述王荣芬的
大量“反动言论”外，他们对冒名顶替的情节也写得绘声绘色，让我印象深刻，过
目不忘。

    惊讶之余，我深为王荣芬的遭遇惋惜，甚至觉得自己也是这一悲剧的肇事者。
如果我不畏红卫兵们的追杀留在学校的话，王荣芬也就不会有此遭遇。

    在革命的大风浪中，人在生死之间的命运往往会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而发生改
变。当洁白的二校门在红卫兵血洗清华园时轰然倒下后，红色恐怖殃及的不仅仅是
清华大学数百名教授、干部和学生，连远在魏公村的北外学生王荣芬居然也被它的
余波伤及。

    一九六八（一九六七？）年的一天，清华冶金系（？）的一个女同学忽然来找
我，问我是否认识王荣芬。我很惊讶，便告诉了她上面这个故事。她告诉我王是她
的邻居，出事后一直住在公安医院。王的母亲不久前和她说起她女儿口中一直在喊
一个叫叶志江的人的名字，可能王发病和这个人有关。当她告诉王荣芬的母亲叶志
江是清华的学生后，王的母亲便希望我能到医院去见一见她的女儿，或许可以唤醒
她女儿的记忆。

    我答应了。但我后来没有再见到冶金系的这位女同学，自然也没有去医院看过
王荣芬。

    我无法回忆起我未能去医院见她的最终原因，我也不记得冶金系的那个女学生
是如何同我失去联系的。或许是王的母亲改变了主意，也或许是后来我毕业离校了
。我更怀疑当时我是否因为潜意识地认为王荣芬已成为叛国的“反革命分子”而害
怕连累，而却步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王荣芬日后命运的片字只语。但几十年中，我常
为未能主动去寻找她们而内疚。

    当黄肖路在网上追问我的人生经历时，我写下了上面这个故事。而她立即给我
回了信：“我想你说的王荣芬就是我Ｅ－ＭＡＩＬ给你的文章中的王容芬。我简直
不能相信你不知道她后来的下落！”

    从她附寄的文章中，我才得知王荣芬，如果她和王容芬确是同一个人的话，在
服毒自杀前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正气浩然的信，要求尊敬的毛泽东主席“以中国人
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
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王容芬因此被判了无期徒刑。她在狱中渡过了近十年的铁窗生涯和三年劳改岁
月，遭受过非人的折磨。直到一九七九年，她才以反对四人帮的名义被“宣布无罪
，立即释放。”

    出狱后的王容芬“如狼似虎读史书，补功课，一把年纪出国觅师、写论文，求
索人类历史上重大灾难的理论根源……。”终于成为著名的研究韦伯思想的专家，
译介了大量德文社会科学名著，包括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还写出了《
燧人氏》、《庖牺氏》、《有巢氏》等远古史小说系列。

    我十分骇异于黄肖路的回信和王容芬后来的遭遇。多年来萦绕于脑际的疑问和
内疚终于得到了释放。我和黄肖路过去并不相识，但在我第一次接到她的电话时却
感到了冥冥之中一种神秘的力量，让我生出一种倾吐人生的悲欢离合的冲动。王容
芬的出现似乎证实了我的这种预感。

    但我将王容芬写成我记忆中的“王荣芬”，我的两位同学写的揭发材料中用的
便是这个名字。〔王容芬其人其事，请参看本刊ｚｋ０９０７ｂ所载“女政治犯王
容芬”（作者：戴晴、洛恪）一文。——编者按〕

    人对细节的记忆有时是很无奈的，在我的记忆中或许还有其它的不确之处。

    人到晚年重温旧梦时，总是奢望能解开人生旅途中那些不解之谜，能带着无憾
离开这个世界。我十分希望那个冶金系的女学生能见到我的这段回忆，能填补我记
忆中的那些空白。

    攻击文化大革命可以导致一个人精神错乱，而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亦可能在高
度亢奋后导致精神错乱。这就是我的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命运。

    我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文革开始后她改名为吴红兵了。她是北京工业大学的
一个老造反派，但因为内部分裂，被另一部份造反派开除出她所在的红卫兵组织。
她一气之下跑到成都去“立新功”。在一次数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当她代表
自已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发言时，有人给大会主席递条子宣布她已被该组织开除。她
当即昏了过去，醒来后便精神错乱了。成都的一个红卫兵组织将她送到北京精神病
院治疗。而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却认为吴红兵受到了政治迫害，就像苏联的革命者被
赫鲁晓夫送到精神病院一样。我的同班同学沈台平在吴红兵发病时曾守护在她的身
旁，并因此而被扣押在成都。从成都打来的电话说：为了营救沈台平，需要清华能
派人去医院证实吴红兵的确得了精神病。

    我得知此事后自告奋勇骑车去了安定门外的北京精神病医院。

    医院里接待我的是一位年青医生，我向他说明了来意，并要求见吴红兵。

    因为我不认识吴红兵，我要求医生能使我相信我见到的是吴红兵本人并确信她
有精神病。年青医生想了一下后说他可以办到，但要求我坐在旁边不讲话，因为吴
红兵还处于亢奋状态，我的身份可能会刺激病人。

    当我坐定后，护士便去将一个女孩子带了进来。只见她一头乱发，声音撕哑，
一双眼晴红肿得像核桃一般大。年青医生问她喉咙怎么哑了，她告诉医生她指挥同
病房的病人唱了一夜革命歌曲。年青医生朝我看了一眼，我会意地点了一下头，表
示我已确认这是一个精神病人。

    于是，医生又问她：“小吴呀，你叫什么名字？”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小吴回答说她叫“吴敌”。医生一楞，我也紧张起来。好
在医生比较沉着，又不慌不忙地问她：“你怎么改名字了？”小吴回答说：“我要
‘无敌’于天下！”

    可怜的“无敌于天下”的红卫兵！

    有谁能告诉我吴红兵后来的命运？

□　原载《万象》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

附：网络上的回音——

唐金鹤：

    我就是冶金系去找他的那个女生。我记得，当时，我是求他，希望他能够和我
一起去公安医院看看王容芬，救一救王容芬。在我的记忆里，叶志江没有答应和我
一起去公安医院看王容芬。所以，这几十年里，当别人对我提起叶志江的任何事情
的时候，我多装作没有听见，一言不发，就当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一个人。

叶志江：

    我在万象杂志和清华网站上发表《徘徊在生死之间》一文的目的，除了叙述那
个年代青年学子所经历的苦难外，一个或许纯属个人的原因便是寻找那个“冶金系
的女学生”，所以我在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到晚年重温旧梦时，总是奢望
能解开人生旅途中那些不解之谜，能带着无憾离开这个世界。我十分希望那个冶金
系的女学生能见到我的这段回忆，能填补我记忆中的那些空白。”

    我的许多回忆文章都曾将早已失散的校友唤醒，一起重温旧梦，填补细节，不
管它有多么苦涩。我始终相信这位“冶金系的女学生”会看到我的文字，只要她还
在人间。

    让我意外的是唐金鹤学长，这个我在网上早已熟悉的名字，竟然就是我要寻找
的人。我十分高兴并感谢她终于打破沉默，不再对“叶志江的任何事情……，都装
作没听见，一言不发，就当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一个人。”

    年轻时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曾让我在心灵上感受到巨大的震撼。当聂赫留
朵夫去监狱探望玛丝洛娃时，他是为他年轻时所犯的那个浪漫错误而忏悔，因为他
的浪漫错误，玛丝洛娃沦为妓女，受尽苦难。

    或许我当年所犯的错误没有如此罪孽深重，但聂赫留朵夫依旧让我无处遁形。
所以，“几十年中，我常为未能主动去寻找她们而内疚。”

    我在《徘徊在生死之间》一文中又说：“我无法回忆起我未能去医院见她的最
终原因，我也不记得冶金系的那个女学生是如何同我失去联系的。或许是王的母亲
改变了主意，也或许是后来我毕业离校了。我更怀疑当时我是否因为潜意识地认为
王荣芬已成为叛国的‘反革命分子”’而害怕连累，而却步了。”

    读了唐金鹤学长的留言后，当年的一些细节似乎更加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想起我应当和她见过两次面。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我曾答应去医院见王荣芬的。
文革期间，我对于受难的人都有点“同病相怜”，也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并不
太顾及受难者的政治立场。所以我们有了第二次见面，大概是安排具体的探望方式
。但在这次见面时，我一定是退却了，不再愿意去医院。在第二次见面前我找了那
“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详细询问了王荣芬的情况。他们所说的王已成了“叛国的
反革命分子”的话一定吓倒了我。

    虽然我“救过美”，但我从来不是一个“英雄”。我有懦弱的一面，譬如文革
初期被批斗时我曾害怕和软弱过。我对于文革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决非如王荣芬
那样在六六年便有如此深刻的见解。

    我和唐学长见面的时间看来不是在一九六八年，但我认为也不太可能在一九六
六年。“八二四”后我已逃离清华，十一月才回校，很快我又和其它几个同学去了
成都，至十二月底才回来。六七年一月初，我卷入炮打康生的旋涡中。我怀疑唐学
长是六七年早春时来找我的，那时我已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混蛋”，自身
难保，这或许也是我当时不愿意自找麻烦的原因。

    在我的印象中，唐学长是一个典型的邻家女孩，言词十分温和，和如今活跃在
网上的她似乎判若两人。即使我后来表示不能去医院看望王荣芬，她当时也并未因
此而责难我。但她以一个局外人，仅仅是邻居和童年的玩伴，义无反顾地为王荣芬
奔走，这显然让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惭。读了她的留言我才知道，我的懦弱曾使
她对我如此深恶痛绝，这更使我无地自容。

    其实，在拒绝了她后，我的内心也从未安宁过。王荣芬躺在病床上呼喊我的名
字的情景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我猜想她一定是认为我出卖了她，因为去见她的学
生曾宣称他“是叶志江派来的”。

    数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已成了过眼烟云。王容芬甚至难以相信在她昏迷的过程
中有过这段插曲，因为“文革伊始家母就成了专政对象，后来更艰难，单位、街道
、外院的人都去抄家。很难想像她会参与故事。”

    感谢唐学长确认了我的记忆，虽然心灵深处的伤痕将永远提醒自己曾经的懦弱
。

    我从未原谅过自己。

http://museums.cnd.org/CR/ZK11/cr657.gb.htm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