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强伟 新中国成立后的福建农村扫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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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的福建农村扫盲运动
□孟强伟 文/图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农村扫盲所用的课本

新中国成立前，福建大多数劳动人民不仅生活困苦，文化水平也很低，他们由于不识一字而被讥为“睁眼瞎”。新中国成立时，福建人口中的文盲比例超过8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90%，而农村更是文盲遍地，有些山区农村竟无一人识字。

在此情形下，扫除城乡文盲，尤其是农村的文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亟待推进的基础性工作。为此，福建农村广泛持续地开展了扫除文盲运动。这不但使农村大量干部群众提高了文化素质，从而摆脱文盲状态，还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许多人才，有力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发展进步。

1949年，福建开始有重点地举办农村冬学，此后办学面逐渐扩大并陆续开办农民业余学校（民校）。1951年，还创办了提供脱产学习机会的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为了加快扫盲速度，1952年夏到1953年春，福建全省开始大力推行部队文化教员祁建华所创的“速成识字法”。此法的要义在于学好注音字母、多看字形，以及联系生活实际来理解和记忆。

当时农民使用的速成识字阅读课本里的课文就明确指出，“生字都是单个的，生活经验却成套。死记单字的办法笨，串成一套就跑不了。不懂也就不好记，懂了就能记得牢”。在速成法推动下，1952年福建出现扫盲学习高潮。到这一年年底，福州市参加学习的农民、工人、市民和干部的人数，比1950年增加了5倍。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达到高潮，次年秋农村基本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关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扫盲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因为“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而“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实际上，不仅农民想要学习识字，国家也要求他们识字有文化，如此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显然，这些都是农村扫盲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动力。

1956年，在福建省委、省人委的领导和组织下，福建全省再次出现学习热潮。这既体现在为早日脱盲所做的安排上，也体现在扫除文盲的数字中。在扫盲热潮中，为了保证扫盲学习取得实效，必须妥善安排农业生产和学习的时间。档案资料显示，在当时的长乐县东吴乡，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为社员的文化学习时间，农事较忙时则缩短半小时，周六上政治课和生产技术课，周日则是举行党团活动和合作社会议的时间。该乡还特别强调，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占用社员的学习时间。至于扫盲数字，1956年尤溪县“轰轰烈烈高高兴兴搞扫盲”，最终发动3万多人参加学习，扫除4000多个文盲。

实践中，从农民参加学习到实现脱盲的整个过程，都服务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种任务的需要。据档案记载，在当时的永定县古镇乡，民校发动学员投入除虫运动，一共点了200多盏诱蛾灯。秋旱时民校全体学员投入抗旱，共挑3900多担水，抢救了40多亩受灾最严重的稻田。而闽侯县西塘乡的许多民校学员在修水库、统购统销和扩大合作社等工作中都起了带头作用。已经脱盲的农民则进步很快，有的担任合作社社长，有的担任会计员，还有一些当了生产队长、小组长和记工员。由此，农村干部队伍得到充实，集体经济的维持和发展有了切实保障。

1958年以后，伴随着生产跃进的高涨形势，扫盲运动也进入最高潮。在此过程中，许多生动的扫盲故事浮现出来。过去很多山区的偏僻乡村和沿海一带的小岛一直是文化学习的空白之处，此时大部分也办起了扫盲班，并且涌现了“夫妻挑战”“婆媳互助”“父子同学”“三代同堂”等热爱学习的新气象。三明公社团委还发动脱盲青年开展“读百本书，写万个字，天天学读报，周周写诗”的活动。在全省范围内，“白天千军万马闹生产，晚上千家万户读书声”的动人局面开始出现。

1958年3月26日，《福建日报》报道了全省第一个无文盲乡——古田县秀峰乡的先进事迹。此后，1960年3月14日的《人民日报》也对秀峰扫盲给予特别关注：秀峰乡在1957年夺得福建省的扫盲冠军之后继续努力不停歇，到1960年，除极少数青壮年还在读高小以外，大部分已升入业余初中就读。即使是原来一字不识的党支部书记，这时也读初中了。原乡长经过几年认真的业余学习，从文盲升入业余初中，1959年夏考入厦门大学理科预科班学习，成绩达到优良水平。

除了描绘秀峰这一先进典型，《人民日报》还指出，从海防前哨岛屿和渔村，到广大山区、林区和基本建设工地，能够长期坚持学习、四季常青的“铁民校”已经在福建各地农村遍地开花。在“铁民校”带动下，全省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事业不断巩固发展。

由于方言众多，在开展扫盲运动的过程中，福建各地农村还着力推广普通话。在此之中，方言复杂的大田县成为全省第一个普及普通话的县。1952年，全县办起1000余所民校，组织了90%的青壮年参加学习，由小学教师和其他识字的人担任教师。在学习过程中，该县注意把学注音符号、学文化和学普通话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方言地区推广普通话的宝贵经验。经过8年的努力，全县基本普及普通话，甚至有一部分老年人也会听、会讲日常生活所用的普通话。

1958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肯定大田县推广普通话的经验。同月，福建省推广普通话现场会议在大田召开，这给全省推广普通话工作注入新的动力。

1961年以后，运动性扫盲的历史基本结束，福建农村扫盲工作整体上转入常态化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实行，农村儿童入学率显著提高，带动了农村整体识字率的提升，传统扫盲工作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进入21世纪以后，农村文盲比例持续减少。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福建农村扫盲运动的历史，尽管运动中各方面条件都十分有限，相关政策也迭有变更，但这场运动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大量农民从“睁眼瞎”成为“文化人”。这可以说是亘古未见的崭新变化。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扫盲运动并不只为教农民识字、促使农民实现“文化翻身”，还是一个从思想上塑造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农民的过程。例如，一些农民不愿参加学习和认为“学习是好，但就怕学不会”的想法，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引导下，逐渐被积极参加扫盲、早日成为文化人的想法取代，进而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学习行动。

而“以民教民、能者为师”的师资政策，则是发动有文化的当地人担任扫盲教师，从而夯实了国家开展扫盲运动的硬件基础。“政府领导、农民自办”的办学过程，更是成为农民与国家互动、最终体认国家政策的具体场域。

不难看出，这些举措在体现国家意志的同时，也塑造出拥护并实现国家意志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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