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格 生活的经纬：从中国现当代工业史视角重构社会再生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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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一格 妇女研究论丛 2024年08月07日 15:16 北京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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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再生产”理论及相关方法资源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到性别研究相关的各个学科。不同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相关领域开始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探讨“社会再生产问题”，并认为解决社会再生产问题是促进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之一。目前，这一“再兴”的理论逐渐为国内学界关注，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分析中国社会性别结构变迁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视角。但是，对于中国情境下使用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的具体方法和局限，以及基于中国经验拓展和重构该理论的可能，讨论得还不够透彻。《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联合中国社会学会妇女／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共同策划“生育、照料和社会再生产”学术工作坊，特邀5位专家学者基于中国情境的社会再生产的历史和经验研究，与该理论进行对话，探讨“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国内兴起的动因、中西生产-再生产体制的历史变迁及其动力，以及在中国情境下拓展该理论、处理社会再生产问题的可能路径，进而推动中国性别平等事业发展。兹编发如下，以飨读者。



——编辑部


作者简介
董一格，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社会学系与全球性别研究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劳动与劳工、性别与技术、照料工作等。


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是以我目前正在撰写的英文专著《生活的经纬:工业中国的妇女劳作与再生产政治》为例,解释我们如何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工业史的视角来重构(以西方叙事为主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介绍我自己的具体研究之前,我想先花一点时间,分析一下当下颇受关注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国内兴起的动因,从而延伸出对其局限性的讨论。与这一理论对话乃至将其重构,正是我经验研究的目的之一。在本文后半部分,我将结合自己的研究谈中国现当代工业史的经验,以及如何能重构社会再生产理论。
一、社会再生产理论兴起的历史语境
这几年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兴起,可以与另一个概念在国内学界的流行做一组平行对照。十几年前我最初进入性别研究领域的时候,有幸被宋少鹏老师邀请,连续两年参加了讨论性别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会议。其中让我记忆深刻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在讨论为什么当年“社会性别”(gender)这个词进入中国以后对学界冲击很大。简而言之,“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在英语学术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的,在第三波女性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它对西方史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知识生产都有革命性的影响。“社会性别”初次被引进中国,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国内学界一般是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去捕捉、分析今天所讲的一系列与再生产、家庭、亲密关系、性、女性主体有关的经验。但彼时由于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范式式微、新自由主义范式崛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妇女问题,有时候不免背负了一些历史包袱,似乎也不好跟国际“接轨”。于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性别”的出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除了“新”以外,性别分析视角的确是对当时以阶级解放为中心的妇女史研究的很好的修正。它可以捕捉到一些“妇女解放”话语触碰不到的经验,尤其是那些被主流的历史叙事所遮蔽的边缘的、个体的经验。这样的做法,也是把原来大家已经熟悉的社会制度、历史进程陌生化的过程,可以在知识生产上提供很多新的“增长点”,因此给人“好用”的感觉。

在这一对照概念的启发下,我们今天可以问:为什么近几年“社会再生产”一下子变得很“流行”?它又给研究者带来了哪些新鲜感和更有启发性的分析?我认为它在当下可能有以下两个优势。

第一,与“社会性别”相比,社会再生产理论更能回应当下的一些结构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在学界长期强调阶级叙事的大环境下,强调性别以及进而强调“交叉性”理论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这个过程,又和过去三十年作为知识生产大背景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衰是绑定在一起的。时至今日,全球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历史的终结”的虚假胜利之后,再次进入了一个总体性的危机进程中。既有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乃至交叉性框架,已经不太能捕捉和解释当下诸多与性别相关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与全球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同构的问题。比如今天大家经常谈论的“照料危机”,即全球范围内照料服务供不应求的局面。这一危机其实也是资本主义体系整体性危机的表达方式之一,是以底层、少数族裔妇女为主的再生产劳动者对父权制与资本积累长期合谋的一种反抗,揭示了这种合谋的掠夺性和不可持续性。照料危机以及其他案例,提醒很多早年热情拥抱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学者不能忘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条传统。而“社会再生产”的概念及其背后的这套理论,正是沿袭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内部的传统。社会再生产理论背后有很长的知识谱系,它不是新的“发明”,而是某种“再兴”和“进化”。这种复兴在今天西方的知识界发生,恰恰是因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下能够更犀利、更有力地回应西方的现实问题。

第二,“社会再生产”理论可以为那些在经验研究层面关注性别的学者在探讨政治经济学问题时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和合法性。虽然社会性别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时就强调性别作为一个权力关系维度是无处不在的,任何对社会制度、历史过程的研究都不能缺少这个维度——因此“交叉性”视角尤为重要——但我们必须承认,截至目前,从学术分工的角度来看,还是女性和性少数学者从事性别研究的更多;而男性学者则更关注那些表面上看更具有男性气质的议题,如“战争”“革命”“国家”“现代性”等。反过来,很多研究妇女问题、婚姻家庭问题的学者,她们进入这些领域的使命之一,就是去弥补那些有着性别盲点的研究的不足,因此不免要突出和强调妇女的“特殊”经验。这样的“矫枉过正”是必须的,也是重要的,但其副作用就是性别研究学者往往被认为视野狭窄,没有与宏观政治经济学对话的能力或兴趣。新一代关注“社会再生产”的性别研究学者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结合政治经济学和性别研究揭示两种视角的不可分割性——性别维度不是普世经验外的特殊点缀,或者物质基础上的文化表征,而是所有重要命题的构成性元素本身。

二、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局限性
当然,社会再生产理论也有其局限性。我认为,社会再生产理论存在一个颇为吊诡之处,或者说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社会再生产理论承接了马克思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定义,即工人劳动力的自我日常再生产和代际再生产,所以“社会再生产”就包括了一切成就资本积累的社会制度和人类活动。这样一个理论出发点带来的矛盾是:一方面,它致力于强调“生产”以外的、不直接参加市场交换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性别化的、女性的劳动——对资本积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为了证明这种必要性,它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积累在分析层面的核心地位和在经验层面的不可避免性。这种方法论上的功能主义无法真正打破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等级性关系,后者在分析层面仍然从属于前者。比如当我们使用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无偿照料的时候,我们主观上当然不认为这些不直接参与市场交换的劳动的重要性低于那些有偿劳动,但理论的局限性使我们无法超越资本积累的范畴,去对这些隐蔽劳动赋予新的价值——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价值。换句话说,既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没能超越劳动价值论的视阈来讨论价值问题。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使用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一个潜在风险,就是会无意间强化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等级性关系,甚至可能与某种资本积累的目的论合谋,从而无法完整地阐释所谓“再生产”劳动或活动的意义。在本文剩下的部分,我将以我目前正在撰写的专著的部分内容为例,简要说明中国历史经验与现有社会再生产理论之间的张力,并试图提出重新建构理论表述的可能。

三、从中国现当代工业史视角重构社会再生产理论
我的书稿主要以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在读博士八年的时间里,我对河南省省会郑州——曾经的纺织工业基地之一——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并收集了相关口述史和文献材料,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从性别和社会再生产的视角重新阐释了这个城市20世纪20年代至今跨越一个世纪的工业变迁过程。我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之一,是在既有文献中存在一个令人惊讶的空白: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工业化进程如何处理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问题?这个空白之所以让人感到意外,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物质层面,都十分重视社会再生产尤其是工业领域的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事实上,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合法性之一就是对底层人改善生活的许诺,即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新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逐步完善的单位制,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打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私分离,把生产和再生产结合起来安排。当前,虽然对单位制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这些研究的问题意识多从其他角度出发。比如,把单位制理解为国家权威的地方具象化,或者实现工业公民权的制度手段,或者把单位为工人提供的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相关的各种福利保障作为不证自明的事实。尚无研究系统地分析单位制与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政治之间复杂的、动态的关系。

我的研究的主要发现之一,就是不存在一种本质化的、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体制”。事实上,通过考察国营单位制(以纺织工业为代表)的兴衰过程,我们其实可以观测到多种社会再生产体制,其与生产政治的关系也是几经变化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社会再生产体制的更迭,并不依照人们通常以为的线性轨迹发展,而是具有相当的复杂性甚至偶然性。为了更精准地刻画这种变化,我主张使用“生产—生活”这一组概念来进行分析。

我最早注意到“生产—生活”这一对概念是在田野里。我的采访对象之一,是一位计划经济时期国企的副厂长,他向我介绍自己的职位时说:“我是‘生活副厂长’,从幼儿园、食堂、福利分房,到职工大学,都归我管!”他这里提到的“生活”对应着社会再生产的范畴,但是这个词在语意上是独立于“生产”的,而非从属于后者。由于时间和篇幅限制,我下面将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概述我的发现和论点。

(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通过发展生产,改善工人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多数工业企业仍由私营资本家掌控,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地方上的企业工会展开工作,帮助产业工人向企业主争取权益,以提高工资和生活待遇。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最初的几年,国家对“生产—生活”的讨论,强调的是“通过发展生产,改善工人生活”。这里,生活的提高是发展生产的目的,而不是隶属于发展的。这一时期,在国营纺织企业的单位建设方面,工会(尤其是女工部)已经注意到纺织企业由于女工较多,亟须投入资源和经费为女工建立托幼机构,完善产假制度,以解决她们的“后顾之忧”。这些努力,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雏形。

然而,由于总体发展水平所限和“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方针,这些工人生活福利的覆盖范围较为不均,主要限于工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或重点大型企业;而在所有生活福利服务中,母婴服务和儿童保育由于被认为仅仅是女职工的事,又是比较受到工会忽视的。截至1953年,全国的国有企业中共有二百万左右女工,仅占全部城市女性人口的6%。政府尚没有全国统一性要求工业单位必须为员工提供托儿服务的规定。针对这一情况,全国妇联印发了关于如何办托儿站的小册子,提出群众自办的简便托儿组织是“解决劳动妇女参加工作时带孩子的困难的最经济的办法”,默认了托儿服务的第一负责主体是群众自组织,而非企业;而对于多数无法受惠于托儿服务的家庭,则是由家属即那些没有正式工作的中老年家庭妇女承担。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国家在话语层面强调搞好职工生活福利对发展生产的重要性,以及解决托儿、食堂等问题对解放妇女劳动力的重要性。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妇女进入各个新兴工业企业的速度远远大于单位或者街道发展托幼服务的速度。这与我的实地调研也相符——当时有孩子的纺织女工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依靠家里老人、亲戚甚至雇佣保姆来解决上班期间照料孩子的问题。

(二)“大跃进”时期:通过改造生活促进生产
学者普遍认为,在“大跃进”时期,“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方针达到了高潮,绝大多数社会力量包括大量城市家庭妇女都被动员进入生产领域(包括正规工厂以及临时建立的小作坊),生活方面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被挤压。但吊诡的是,正是这一时期发展生产上的激进,为“生活”领域的制度安排带来了长期的变化。1958年9月,胡绳在《红旗》杂志撰文指出:“使家务劳动社会化,这也就是说,人们(包括男人、女人)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的基础上,将逐步地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几千年来随着私有制度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眼光狭小,在人们头脑里培植自私自利的观点。继续照原样地保持这种生活方式,是同社会主义集体大生产相矛盾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但因为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也妨碍人们的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妨碍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建立。现在是到了逐步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了。”

人们所熟悉的“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口号正是在“大跃进”时期第一次提出的。1958年11月12日,一篇名为《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文章报道了南方农业协作会议。会上各省代表讨论认为,必须办好公共食堂、托儿组织和敬老的幸福院,同时结合着办好医药卫生、学校、文化娱乐和其他服务事业,才能保障生产任务的完成。也就是说,在“大跃进”的背景下,生活的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特定语境下被更加重视,但这背后的机制与20世纪50年代初建设社会主义福利制的目标不同。如果说社会主义福利制是把大力发展生产作为手段,实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那么“大跃进”则是反过来:通过重新全方位地改造生活,实现最高效的生产发展。

更进一步,与“大跃进”前企业、街道在为职工、群众提供生活服务上呈现的缓慢、供不应求形成对比,这一时期由于九成以上的家庭妇女都要走出家门从事社会生产,公共食堂和托儿组织成为“刚需”。大多数家庭都要改变从前依靠家庭内部女性成员的习惯,而把吃饭、托儿等问题交给集体。例如,在我研究的纺织厂,入托率从“大跃进”前的不足10%上升到60%左右。在整个郑州市,托幼组织从1957年的133处增加到1960年的356处,而收托儿童数量则从8015人猛增到45900人。即使在1961年精简调整以后,收托孩子依然有17748人。另外,在1957年之前,郑州市全托极为少见,而到了1961年上半年,全托孩子占43%。“大跃进”之后,虽然城市人民公社的实验结束了,但是各个企业在这期间建立的托儿所、幼儿园很多得到保留。最重要的是,托儿服务集体化、去家庭化的观念通过激进方式得到了普及——这样的观念变迁在20世纪80年代企业生活福利发展的“黄金期”得到了进一步落实。

(三)20世纪80年代:职工生活福利发展“黄金期”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企业单位被允许保留更多的利润用于工人的生活福利,这是在工业积累和福利再分配之间的一种再平衡。许多我采访的工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是生活福利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公共住房迅速扩展,食堂的服务质量改善,而在托儿所、幼儿园方面,不仅收费相较工资更低,而且保育员、教师的待遇也更好。例如我调研的郑州某国营纺织厂,1964年其职工福利基金比例仅占总利润的1.3%;到了1985年,福利基金比例上升至8.5%,即122万元;而到了199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4.0%。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个当地国营企业进行了自“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职工住房建设以及食堂和幼儿园的扩建,很多50年代入厂的老职工第一次解决了三代人挤在一间屋子的窘境,职工子女的入托比例达到80%以上。同时,由计划生育政策而兴起的新的保育政策强调质量而非数量,从而促进了保育员职业化,进一步提升了儿童保育服务的质量。

一般认为,这一“黄金期”的结束是以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全国的展开为标志。改革中“企业不能办社会”的宗旨,预示着与职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相关的福利需要与企业进行剥离,也就是说,一个“现代企业”应实现“生产”与“生活”的彻底分离。但我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修正了这一认识:由于长期的制度建设和文化积累,“单位要为工人生活负责”的观点深入人心,企业改革中对“生活福利”的剥离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并没有完全实现。从改革的结果来看,企业职工的养老和医疗统筹并没有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完全私有化,而是由企业移交到了地方政府。企业办的子弟学校也没有私有化,大部分也是移交给了地方政府。企业的住房改革也是逐渐推进的,很多前企业职工在改制后仍然住在福利分房时分的房子里。相比之下,托儿所、幼儿园、食堂——由于被认为是女职工的事或家务事,在改革过程中遭受到的阻力最小——通常要么直接关停,要么彻底转为民营。我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把中国企业改革后的社会再生产体制称为“混合型”,以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全私有型”进行区分。

四、小结
通过分析社会再生产理论出现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基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验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预设了“社会再生产”领域内部是均质的、高度私有化的,以及再生产总是服从于生产的。而我的研究表明,通过考察“生产—生活”关系在中国的长时段变化,可以发现社会再生产理论对再生产领域高度私有化的这一预设无法解释中国的混合型再生产结构的历史成因,亦无法捕捉到“生活福利”这一观念在劳动者中的文化心理基础。因此,我主张引入“生产—生活”这一历史概念,试图更加准确地刻画出中国当代工业化过程中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多样性。

我的研究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国家领导的工业化开始,到2000年初国企改制完成,“生产”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几经变化,存在不少张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雏形初现,工人生活福利在话语层面被放到很重要的地位,在实践上也有显著(但不均衡)的发展,但由于客观物质条件和以生产为先的经济方针逐渐占上风,生活福利没能实现均衡和持续发展。在“大跃进”期间,为了实现生产上更加激进的目标,生活被重新组织,经历了以人民公社为方式的全方位集体化;原先被认为是“女人的事”和“家里的事”的育儿、做饭、缝纫、洗衣等劳动成为集体的责任、有偿的工作;这些劳动虽然随着人民公社的结束而部分回归家庭内部,但也在国营企业得到一部分保留。改革开放之后,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下降,单位福利发展基金增多,工人的住房、托幼、医疗等福利都得到大幅改善,集体化的生活服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这一时期成为社会再生产发展的“黄金期”。育儿、家务、做饭这些传统上主要由家庭内部妇女提供服务的再生产领域进一步地在文化和制度上与家庭分离(虽然并不彻底)。

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的研究,为重构社会再生产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对资本主义内部“生产凌驾于生活之上”逻辑的批判,但历史上,恰恰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他者”的社会主义制度,催生出了对“生产为上”逻辑最严肃、系统性的改造性实验。这些实验虽然很多没能持续,但它们对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延续至今,为思考未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我们应该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野,把更多样性的“生产—再生产”关系囊括其中。而“生产—生活”这一新概念的引入,就可以被认为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初步努力——它在分析层面打破了“生产为上”的目的论和生产凌驾于再生产的预设。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社会再生产逻辑和经验才能被更系统地认知和分析。

最后,经验研究对理论的修正,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拓展我们的思考范畴和分析工具,以超越现有的、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经验的视野,从被遮蔽和边缘化的历史中找寻资源,重新想象什么是“生活”,什么是“工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置,以及性别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这些问题里扮演什么角色、受到什么影响。这样的努力,在当下“打工人”苦苦挣扎、“只有工作、没有生活”的语境下显得尤为迫切。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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