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凌：“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整理、生产与传播——对《共产党人》的知识社会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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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整理、生产与传播——对《共产党人》的知识社会史考察


作者：李福凌
来源：史学月刊




李福凌,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布尔什维克化”源自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关于策略问题(提纲)》的决议,其最初含义是各国支部基于自身实际吸取使用“俄国布尔什维主义里面一切具有国际意义的东西”,主要包括密切党群关系、采取机动灵活策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严格集中统一的组织纪律及有力的宣传组织工作【1】。“布尔什维克化”就是把俄共的革命经验国际化。经验同知识密切关联,而知识恰是人们在实践中所获得的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本身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其内涵容纳了观念、话语、思想,具有深思熟虑的、系统化的特征【2】,同时亦可以超越个体经验,进入社会层面而“注重知识之有集合性”【3】。“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生成与集合,是在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报党刊传播活动中得以实现的。然而,直到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对于“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理解与运用,才逐步克服其消极因素,吸收其积极成分,并回归马克思主义本质。同样,知识的运动和呈现需要依托于媒介,因而知识的物化特征与知识的媒介性成为知识史学的关键词。于是,《共产党人》作为物化媒介构成了支撑“布尔什维克化”知识整理、生产与传播的“知识场域”。



彼得·伯克著，陈志宏、王婉旎译:：《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当前学界对《共产党人》的研究,多聚焦于对经典篇章《〈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分析阐释,已有成果分别从探讨毛泽东党建思想、党建话语、党建思维、版本差异、政党形象的视角切入展开。对《共产党人》的整体研究,则以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为主题,包括对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以及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进行阐释。同时,还有学者对《共产党人》停刊的原因进行考述,提出囿于经济困难、技术落后、保密需要、报刊整顿、延安整风的综合影响,致使《共产党人》最终停刊【4】。综上所述,《共产党人》已经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但对其研究仍然有待深入挖掘和多视角切入。已有成果为当前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现有研究仍有可拓展之处,鲜有学者通过引入史学范式来分析《共产党人》的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尝试以知识社会史作为研究方法,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视为当时背景下的“知识”,依托《共产党人》为研究文本,探究该党内刊物蕴含着对整理、生产、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机制,考察其知识的社会情境性,省思其知识对党的建设的形塑作用。从而有助于深入剖析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知识所承载的独特且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

一
《共产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整理


《共产党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于延安创办的权威性党内理论刊物。该刊是在1939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分裂威胁、党内学习运动全面开展、毛泽东建议开办党内刊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等多重背景下得以创刊【5】。1941年8月停刊,前后共出版19期,发文共计196篇。总编辑为张闻天,李维汉担任编辑主任。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全面且系统地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郑重地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6】的伟大任务。毛泽东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融为一体,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为准确把握和界定“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范畴提供标准。即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模式通过“布尔什维克化”知识,实现了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的知识转向,向着系统化、制度化、科学化的历史进程而演进,以更为具体的形式呈现,从而推动全党对“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理解和获取,并对革命产生积极影响。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共产党人》创刊号（1939年）。

《共产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整理观念及任务追求,切实地体现在“把党建研究与党报时事的研究,及活的党的工作的研究,应密切地、灵活地配合起来,从各种书本与活的材料中去发掘无限的丰富的宝藏,认真地去学习”【7】。可见,“各种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是由思想本身决定,而是受到思想理论之外的社会境况所决定,包括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状况的综合”【8】。因而,对“布尔什维克化”知识进行收集整理前,必须进行知识的甄别筛选工作,对党内既有的诸如“左倾”机会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想和消极知识,及时进行清理过滤。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日趋扩大。大批的新党员和新干部,由于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缺乏对“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投降、分裂和倒退的消极论调弥漫在整个社会。为了实现全党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统一,鼓舞民族斗志,有必要通过《共产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化”知识进行正确且深刻的阐释,“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9】,通过实现对知识内容的规范,能够有效增强和维护党的权威。

作为理性行动者,知识主体在知识采集、分析、传播、应用任一阶段中的知识实践,都是其知识观念的投射。因此,对于“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收集和整理,自然同为其撰稿群体的知识结构、价值立场和角色定位密切关联。为《共产党人》撰稿的群体大致可分为四类,包括以毛泽东、李维汉、张闻天、陈云、杨尚昆、杨英杰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各部门从事具体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党员干部,还有以师哲、田蔚、吴允中为代表的翻译家,以及抗日根据地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其中,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通过宣传党的理论与政策、总结抗战的经验与教训,进而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巩固与扩大,规定“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方向与领域。其余知识主体,则立足实际工作所产生的新鲜经验和信息,不断拓展“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内涵与体量。实践证明,不同的知识主体,对于“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关注点和认识各有侧重,能分别从战略和策略层面对“布尔什维克化”知识进行归纳,并结合实际创造产生新的符合党的建设规律的知识,从而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集中与反哺,以知识武装全体党员的思想。

《共产党人》对于“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整理是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具体情况以把握现实规律。抗日战争时期,党内严重存在着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作风,且“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10】,结果将“布尔什维克化”引入歧途,产生了许多同实际相悖的知识与认知。因而,克服主观主义使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开展调查研究。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11】,调查研究也是系统周密地收集整理“布尔什维克化”知识最为彻底的手段。“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去正确的了解当前的具体情况,是党正确的决定当前任务的出发点,也是党使这些任务能够实行的基础。”【12】同时,还要求“注意各种具体材料(不论是口头的或文字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现在的或过去的、实际经验的或抽象原则的、历史的或论理的正面的或反面的材料)的搜集”,并做到“要到处去访问,要多找人谈话,要多看材料,要多检查工作,多注意实际经验”“但了解具体情况,不就等于许多具体材料的堆积与描写,为了真能了解具体情况,我们还需依靠马列主义的理论去分析与研究这些具体材料,从这些具体材料中去把握到现实的一定的规律,再根据这些规律来定出自己的具体任务”【13】。

彼得·伯克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知识实践就是分类【14】。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信息是“生”的原始材料,而知识是经过烹调的“熟”食。实际上,“‘信息’一词特指相对‘原始的’、特殊的和实际的,而以‘知识’一词表示通过深思‘熟虑的’、处理过的或系统化的”【15】。然而,在对知识的收集整理中,由“生”至“熟”的加工过程已经开始了【16】。由此,编委本身通过有意识地收集“布尔什维克化”知识,将其汇集、分类然后再做编辑。例如,《共产党人》从第2期开始,编委设置“支部工作通讯”专栏,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支部工作起见,特在本刊上经常登载支部工作的通讯。希望同志们给我们寄来这种通讯。通讯的体裁和内容分以下两种一)模范支部的介绍。要是各方面真能做模范的,要是真实的描写。(二)关于支部工作经验的介绍。注重支部工作中实际经验的总结”【17】。随后,还分别设立“干部教育通讯”“边区乡村工作通讯”“学习通讯”。而每期末尾的启示号召则表明,作为收集整理乃至于生产建构“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共产党人》,同党内的广大阅读者保持着良好的互动状态。对于党内的广大阅读者而言,其地位已经由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化为主动的生产知识。



彼得·伯克著，章可译:《什么是知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二
《共产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生产

历史分析就是“基于一种综合的手段,即把信息的片段进行组合,以建构出关于事件或者趋势的解释”【18】。这种将信息加工,乃成知识的趋势,蕴含知识生产的过程。然而,知识生产并非简单的“行动-总结”过程,而是建构、检验以至生产,每个步骤都对应着不同阶段的目标。在《共产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传达、分析与编辑过程中,通过刊发不同知识主体关于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文件与文章,使“布尔什维克化”知识逐步实现在已有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继续形成新知识的生产过程。知识的生产,呈现出从自发积累经验到自觉建构理论的机制特征,促使“布尔什维克化”知识得到有效地提炼和增长。这也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化”知识能够集中力量,同社会外部环境发生关联互动,从而服务抗日战争的革命诉求,帮助党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上建设成为先进、健康和巩固的党,切实提高党员的质量,使党能很好完成所肩负的历史和文化使命。

“布尔什维克化”知识在党的政治建设领域的生产表现为,通过知识引导广大党员和先进分子明确政治方向,以坚定其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对此,“布尔什维克化”知识服务于全党最为紧迫的中心任务,指明了“共产主义者所奋斗努力的事业是非常艰难伟大的。中国的共产党不单只要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彻底实现,而且要努力准备使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19】。抗战的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党的建设,这是当时全党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于是《共产党人》相继刊发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高革命警惕性》等系列文件和文章,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具体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化“布尔什维克化”知识,就是“要把学习政治,研究党报实事,研究党的文件当做各级党部以至每个党员的经常的首要的任务,要使每个党员真正了解:‘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各地党部的任务,就在于把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各地实行起来’”【20】,并且通过“加强部队的政治文化的教育,提高每一个指战员的政治质量,以坚定其革命意志”【21】。此外,知识的生产与再造能够切实地“团结新老干部,提拔和教育新干部,建立新老干部间和谐的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关系,对于巩固党有一等重要的意义”【22】。



艾思奇:“共产党与知识分子”,《共产党人》第3期（1939年）。

“布尔什维克化”知识在党的思想建设领域的生产表现为,通过知识使党员能够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940年,《共产党人》第5期相继刊发《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央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规定了学习的主要课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并保持持久性和经常性。各地党的领导机关也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干部应有计划地、尽可能地送到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学习【23】。这既是锤炼党性的需要,也是提升党员道德与气节的要求。党性“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与阶级意识”【24】,且“共产党员的道德与气节,不是封建的,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而是共产主义的,而是无产阶级的”【25】。因而“布尔什维克化”知识对于推动党员干部“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人生观,清洗头脑中还存在着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真正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思想”【26】,从而切实“锻炼他们的思想意识,不致堕落腐化,与群众脱离”【27】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党员领导干部坚定阶级立场和保持革命精神。同时,“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生产,也能有效地帮助广大党员,积极克服思想中存在着的诸如“党和群众团体——农会的区别,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等”【28】阶级意识模糊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农民党员而言,“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生产,正因立足于其文化知识水平较低的实际情况,通过开展支部训练班、进行会议教育、群众公开集会、成立识字小组和读报组或开办冬学等更为具体和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极大地推动党员思想意识的提升,从而明显地改善党员质量。

“布尔什维克化”知识在党的组织建设领域的生产表现为,通过对党的组织原则的宣传、党员领导干部的审查以及党内铁的纪律的执行,保持党组织肌体的纯洁和健康,切实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借助《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化”知识在“干部队伍建设”“支部建设”“党员队伍建设”“秘密工作”“公开工作”等组织建设领域得到极大拓展。1939年,李维汉在《共产党人》第2期刊发的文章《论党的组织结构与民主集中制》中,对党的基本组织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进行了说明,指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以按照生产原则组织的支部作为党的建设的组织基础,是布尔塞维克党的全部政策在组织上的反映”【29】。同时,要辩证地把握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党内民主的程度与范围,是应当根据客观的环境与党内的情况这两个方面的具体条件来决定的”【30】。在征收党员过程中,则必须遵循“质量重于数量的原则及区别党员同非党员界限的原则”,并且要“严格遵守个别征收的原则”【31】。对于党的领导干部的审查,则要“把坏分子洗刷干净把优秀分子尽量提拔起来”,其目的在于“保证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掌握在经过考验与忠实可靠的干部手里”【32】。为此,必须通过党内铁的纪律予以推进和保障,“铁的纪律永远是我们党的建设的焦点”“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争取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战胜强大的敌人,完成其历史的使命”,其自身就应是“最有组织的,最有严格纪律的队伍”【33】。“纪律的教育并不取消对于‘明知故犯’的破坏党纪行为的处罚”【34】,对此《共产党人》相继刊发《关于陈伯钧同志的决定》《关于牛刚同志的决定》《关于宋世轮同志的决定》《关于停止唐朴农党籍的决定》《关于开除周时源党籍的决定》与《关于开除刘振球党籍的决定》,分别对相关党员的违纪违法行为给予“劝告”“严重警告”“严重的最后的警告”“停止党籍”“开除党籍”的决定,并交由军法处与法庭处理处分和制裁,这对党员干部起到显著的教育警示作用,实现了党组织肌体的新陈代谢。

“布尔什维克化”知识在党的作风建设领域的生产表现为,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使党保持朴素与切实的健康状态。张闻天指出,之所以要提出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是因为党内还存在着吹牛、夸大、粉饰、掩盖、装腔作势、华而不实、形式主义、风头主义等毛病【35】,而朴素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就是“老老实实”,就是“真实”的意思【36】。1940年,师哲在《共产党人》第10期刊载的译文《反对夸张和空喊中》就号召全党要力戒夸张和空喊的现象,因为“夸张和空喊的精神对于布尔塞维主义是异己的,它对于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37】。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边区进入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在经济、文化教育取得成绩的同时,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也产生并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对此,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实事求是,真正建立起经常工作,用细密的组织工作代替粗枝大叶的工作方式”【38】,“应把理论与实践统一当做自己修养应注意的经常基本任务之一”【39】。同时,开展群众运动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历来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隔离群众的共产党可以是一个巩固的党”【40】。故而,党必须改善群众生活,积极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同那种脱离群众、同群众对立的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并从我们的队伍中彻底肃清那种对于群众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41】。同时,经常地进行自我批评,使“党能够经常及时地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就会日新月异,而成为无敌的力量”【42】。



洛甫:“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共产党人》第7 期（1940年）。

三
《共产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传播

传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是对抗“知识分散”问题的解决措施【43】。报刊是知识传播的主要媒介载体,具有特殊的文化属性。《共产党人》虽然只限党内同志阅读,但其发行范围及影响却相当广泛,对于“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传播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据李维汉回忆,《共产党人》“不仅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行,也发行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发行总数在一千份以上。这在当时也算是发行量很大的了”【44】。同时,为了充分发挥党刊对“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传播与满足各地党的需要,《共产党人》在编委启示中明确规定:“凡本刊发行困难的地方,当地党的组织可只将每期中同当地工作有重要关系的文章,采用个别油印或抄写的办法发布下去”【45】。经过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既有的“布尔什维克化”知识进行了充分地收集整理、分析生产后,对已经再生产的“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普及,即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巩固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1940年8月,中央教育宣传部在《关于加强党内策略教育的一些具体规定》中,将《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章,明确定为日常策略教育的材料。并且在策略教育中,保证按期阅读党报,每期的《共产党人》都要讨论或座谈一次以上。通过成千上万的党员在职干部的认真阅读,使“布尔什维克化”知识所造成的影响力持续扩大。

知识的传播不仅只是横向地跨越不同的地理空间,同时还会纵向地,从科学家、学者及其他专家身上传至“外行的”大众当中【46】。这种“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纵向传播,是逐步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各个层级的系统化和组织化的政治教育加以实现的。利用组织改造思想、统一思想,是革命者非常自觉的认知。此种理念层层下推,政治意识便如同空气一般开始向全党蔓延【47】。政治教育分为政治、文化两大类,“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成分的党员之教育,则除了通俗的政治教育外,还应大大注意一般的文化识字教育,因为文化识字教育是政治教育的先决条件”【48】,“没有这点,就不能提高农民党员的政治认识”【49】。从传播的角度看,《共产党人》作为典型的政治刊物,在输送知识的过程中,能够传递价值观念以统一思想,塑造认同。并且能够以清晰的逻辑、通俗的话语、简洁的方式、朴实的文风、经验性内容以及明确的结论,激发党员群众等阅读者的兴趣。“在内容上,克服了过去的空洞虚浮,并且分作党内基本问题和一般教材两种,都是根据问题本身,配合各时期中心工作,支部生活,反倾向斗争和上级文件编制的。在形式上和文字上,确是尽量简短和扼要,采用了通俗的语句,利用了民歌和曲调”【50】。由此,有助于党员克服理论和文化水平较低的问题,有效掌握“布尔什维克化”知识。也为“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系统建构和大众化传播奠定了“理俗兼备”的语料基础,从而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并更好地指导实践。

出版是一种政治活动,其核心功能是政治传播与政治宣传。“传播”从技术角度而言,会被描述成一种“转化”,它强调向着某个方向运动;从更为现实性的角度看来,则同知识的“流通”相关。不论是“转化”还是“流通”,接受的知识和传出去的知识并不相同,无论这是出于误解,还是有意地改造或者文化转译。同样,抗战以来的报刊肩负着时代使命,要发射出它的火力,宣传抗战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战胜强敌提供舆论支持【51】。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而言,接受“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洗礼,仅是知识转化和流通的开始。正如列宁所言:“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52】而《共产党人》对“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传播,是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教育、宣传和动员工作,进而实现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整体的定向、改造和动员,“党只有扩大自己的政治宣传,才能组织广大的工农群众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而且才能影响一切有组织的群众”,毫无疑问,“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党应当善于充分的利用这些武器。办报,办刊物,出书籍应当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53】从而凝聚全党的力量共识,将中国共产党塑造成为思想统一、行动一致,作风优良和纪律严明的布尔什维克化政党。



张闻天:“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共产党人》第19期（1941年）。


四
结  语

编辑出版活动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也正是借助出版编辑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才得以传承,为中华文脉的连续性奠定了厚重的文献基础【54】。对“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整理、生产与传播,是在编辑出版《共产党人》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同样以知识面貌示人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中国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乃至于传承文明的特质兼而有之。对于“布尔什维克化”知识的整理、生产与传播,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肩负起实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的生动例证,是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政治宣传、政治号召乃至纠正作风以严明组织纪律、凝聚组织力量的卓有成效的政治训练活动,同样对于增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认同,动员党员和群众进行政治参与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说明：本文所用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本文注释

【1】贝拉·库恩著,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0页。
【2】彼得·伯克著,陈志宏、王婉旎译:《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3】张东荪:《知识与文化》,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页。
【4】罗玉竹、白清平:《〈共产党人〉杂志停刊原因考述》,《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第100～105页。
【5】吴敏超:《〈共产党人〉与党的建设》,《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2期,第4～14页。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7】杨超:《研究党的建设的认识和方法》,《共产党人》1939年创刊号,第75页。
【8】刘易斯·A.科赛著,石人译:《社会思想名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82页。
【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10】毛泽东:《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共产党人》1941年第19期,第4页。
【11】毛泽东:《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共产党人》1941年第19期,第4页。
【12】洛甫:《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共产党人》1940年第4期,第12页。
【13】洛甫:《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共产党人》1940年第4期,第13页。
【14】彼得·伯克著,章可译:《什么是知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44页。
【15】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第12页。
【16】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第74页。
【17】张鼎丞:《介绍新四军的一个模范支部》,《共产党人》1939年第2期,第55页。
【18】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第89页。
【19】艾思奇:《共产党与知识分子》,《共产党人》1939年第3期,第7页。
【20】李卓然:《论环县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1940年第8期,第39页。
【21】李兆炳:《介绍一个模范连队的支部工作》,《共产党人》1940年第13期,第63页。
【22】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共产党人》1939年创刊号,第12页。
【23】中央书记处:《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共产党人》1940年第5期,第45～46页。
【24】马洪:《怎样在理论学习中考察党性》,《共产党人》1941年第18期,第35页。
【25】杨清:《共产党员被捕时的处理与气节问题》,《共产党人》1939年创刊号,第68页。
【26】王稼祥:《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共产党人》1939年创刊号,第25页。
【27】王刚:《关于华北党支部组织工作的几个问题》,《共产党人》1941年第15期,第43页。
【28】萧林:《晋冀察边区党组织底党内教育是怎样进行的》,《共产党人》1939年第3期,第41页。
【29】罗迈:《论党的组织结构与民主集中制》,《共产党人》1939年第2期,第28页。
【30】罗迈:《论党的组织结构与民主集中制》,《共产党人》1939年第2期,第34页。
【31】罗迈:《怎样执行党组织上的精干政策和隐蔽政策》,《共产党人》1940年第10期,第38页。
【32】罗迈:《怎样执行党组织上的精干政策和隐蔽政策》,《共产党人》1940年第10期,第40页。
【33】罗迈:《论党内铁的纪律》,《共产党人》1940年第4期,第30页。
【34】罗迈:《论党内铁的纪律》,《共产党人》1940年第4期,第30页。
【35】洛甫:《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共产党人》1940年第7期,第3页。
【36】洛甫:《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共产党人》1940年第7期,第2页。
【37】师哲:《反对夸张和空喊》,《共产党人》1940年第10期,第50页。
【38】高岗:《反对官僚主义》,《共产党人》1940年第12期,第51页。
【39】张如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的问题之一》,《共产党人》1941年第19期,第38页。
【40】陈云:《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共产党人》1939年第2期,第5页。
【41】洛甫:《更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问题》,《共产党人》1940年第8期,第23页。
【42】罗迈:《举起自我批评的武器》,《共产党人》1940年第9期,第22页。
【43】彼得·伯克著,汪一帆、赵博囡译:《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7页。
【4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页。
【45】本刊编委会:《本刊编委会启示二则》,《共产党人》第9期,第50页。
【46】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第134页。
【47】任伟:《革命如何教育?——红军的政治课程与政治教材》,《史林》2024年第1期,第191～204页。
【48】王稼祥:《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共产党人》1939年创刊号,第25页。
【49】关烽:《关于大后方农村支部工作的一些意见》,《共产党人》1940年第11期,第23页。
【50】萧林:《晋冀察边区党组织底党内教育是怎样进行的》,《共产党人》1939年第3期,第43页。
【51】参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编:《近现代出版与新知识传播》,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第605、524页。
【52】列宁:《从何着手?》(1901年5月),《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53】张闻天:《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共产党人》1941年第19期,第30页。
【54】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为人梯者”说: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编辑心声之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页。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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