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宗：将“群众”问题化—肖铁《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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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群众”问题化—肖铁《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读后


作者：张耀宗
来源：CCSA学术通讯

编者按：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二十一期，我们请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比较文学系副教授肖铁一同讨论其新著《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7；中译版新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24年）。本文为本期书评之一，作者张耀宗，现任教于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更多书评及作者回应将于日后刊出，敬请关注。



群众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哈佛大学2017年出版的肖铁《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Revolutionary Waves: The Crowd in Modern China）一书，突破了一般的将对于现代中国群众文化的讨论局限于文学文本上的局限，在哲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视野中呈现了一个立体的对于群众概念的探索。

群众、人民和民众等等这些类似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运用起来有不同的内涵。在左翼革命思想的脉络中，“群众”这个词跳出了晚清以来的制度主义话语，获得了一种超越制度和主义的政治哲学意涵。另一方面，以苏区和延安的一系列的制度实践来看，似乎又可以认为这是在晚清以来的以制度而论群众（人民）的延长线上。也有研究者强调，在这个意义上，群众或者革命的主体是要被塑造的，而塑造的手段则是革命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正如汪晖所说：“在‘短促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政党的第一个任务便是通过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为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出阶级主体”。



在书中，肖铁明确地论述到群众产生的文化政治语境，他说：


自二十世纪初开始，群众成为了现代中国政治修辞中不可或缺的成分。群众不再被看作只是一个受动的表面或媒介，而被认为具有可被动员或占有的内在渴望，可被释放或压制的粗蛮力量，可被赞美或畏惧的原始本能。而这一切都与“群众”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类别[a sociopsychological category]的发明密不可分，那么，集体身份的出现究竟导致了个体意识的丧失，还是向个体许诺了一条超越自身界线、臻于更伟大境界的道路？通过造反，群众是否能获得形、体、及内涵，还是依旧作为不稳定的集合、亟待他人的规训和辖制？组成群众的人能否在理性意识的指引下成为自觉自愿的社会政治行动者？还是说，他们不过是受非理性冲动和情感摆布的不负责任的躯体？在整个二十世纪之中，无论位于政治谱系的哪一个位置，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都迫切地要为群众命名、赋予它声音、唤醒它的身心。同时，他们也觉得，有必要先破解谜一样的群众。（中译文引自罗国青、姚云帆的译文，下同。）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前史的晚清思想中，对于“群”的构建同样为群众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在“群”与“个”的概念上，破除了儒家伦理的结构。王汎森在《“群”与伦理结构的破坏》一文中就认为：“清末中国面临的西方挑战达到空前未曾有的高度，爱国志土们纷倡‘群’学——也就是动员全国力量以应付西方的挑战。按照常理：若讲群学就应该尽全力团结全国现有的大小及性质不同的社群。但是因为清末志士所希望的是急速而彻底的动员，故要求全国所有力量急速向最高主体凝聚，并将最高主体的政治主张急速渗透到国民全体。为了有效地完成凝聚与渗透两种过程，则必须将阻隔于国民与国民之间的势力或机构加以排除。”然而，历史的发展永远不可能是单线或者单面的，如果我们打开地方革命史，就会发现宗法制度、人伦关系等传统儒家的伦理联系对于“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形成和动员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肖铁这本书讨论群众形成的方式，在史料运用上比较独特。他似乎有意地避开一些早期共产党人的著述和报刊中的资料，而是挑选了相对“边缘化”一点的材料。例如，他对朱谦之的注意，对于群众的心理学的跨国旅行的重视，还有他对于左翼文学的独特讨论。这让对于一个比较艰深理论话题的解读更加具有可读性，这所带来的甚至是一种史料的魔方不断变化的新鲜感。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或许有一个遗憾，这就是我们仍然很有必要将群众话语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一个部分，考虑其在党的理论意识形态的形成中的意义。这可能就需要注意到中共在与国民党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时，是如何将“群众”变成一个理论性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这个话题不仅仅是在革命的早期存在，也在建国以后诸如人民史观等史学论争中存在。而这些正说明了群众话语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活力。

对朱谦之思想中的跨国性问题，近年来在王远义《宇宙革命论：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张历君《唯情论与新孔教：论朱谦之五四时期的孔教革命论》和彭小妍《唯情与理性的辩证》等著述中都有讨论。肖铁的讨论与其他一般地聚焦情感方面的讨论不一样，他更加注重从群众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肖铁的分析是很精道的：

朱谦之的集体理论触及了如下根本问题：怎样的心理机制才能最有效地让个人融入集体。他强调：本真的情感过程是形成集体的优先要件。在政治生活中，情感过程先于有意识的自觉而发生，比理智和理性更为根本。但是，斯特凡·琼森[Stefan Jonsson]在对赛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的批判中(后者将社会关系看作“激情运动”的产物，这恰恰与朱谦之的理论产生了共鸣)尖锐地指出：“如果一个反抗的集体不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文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流转于我们生命中的激情’所凝结而成的社会现实，那么如何定义这个社会现实？这些热情如何转化为政治形体或声音？”年轻的朱谦之(他刚从监狱释放出来，在狱中曾试图自杀)较少关注这些问题，他更关心他预言的不受约束的“真情”所推动的虚无革命。朱谦之在他的论文中将革命化约为某种自足的、近乎神秘本能力量的运行，他的理论只停留在抽象的、形而上的层面，没有对革命行动的实际形式/内容提供战术层面的具体讨论。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缺失恰是朱谦之激进思想内在逻辑的结果：如果行动的根源在于本能，革命仅仅是一些神秘的内心情感的爆发，那么改变社会关系和经济结构就不是朱谦之宣扬的核心。

他特别抓住了勒庞这个至今仍是大众畅销书作者在中国的反响为起点，讨论了在对于革命情感的主题上朱谦之如何形成了他对于集体理论的研究。当然，在现在的学术语境中，我们不会简单化地认为肖铁没有一个唯物主义的政治立场、并进而对于群众形成的情感本体主义之外的、一系列的反帝和阶级斗争等因素进行讨论。或许后来的研究者更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梳理晚清革命中的一系列有关革命情感的讨论与朱谦之思想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面，我们也许能看到很多思想资源都被调动起来了，这包括了新康德主义、阳明学、也许还有唯识学等。这些错综复杂的理论资源的调动，不仅仅为一系列革命实践进行理论化提供了可以自我言说论证的方法，而且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让中国近现代哲学有了一个特别的革命底色。此外，如果从心理情感的角度去阐释群众的形成问题，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弱化了群众概念的理论深度。肖铁也强调：“朱谦之并不关注政党作为新兴的大众政治团体的出现”。

肖铁注意到最近一系列革命史的情感转向，他说：

最近一系列研究，比如大卫•阿普特（David Apter）和托尼•赛西（Tony Saich）1994年的著作以及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近期的研究，都试图阐释共产党政权力量的“情感根源。”[ David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重访中国革命: 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4 (2001): 97–121。]例如，面对群众宣泄伤痛情绪，即所谓的“诉苦，”成为了“情感工作”的核心环节，在这一刻，听众能看到自己在阶级对抗结构中所处的具体位置，并被共同情感“召唤”成为阶级意识的主体。安•安娜格诺斯特（Ann Anagnost）认为，这种经过精心排演、公开表达、集体呼应的情绪是一种“被批准的情感结构”（an authorized structure of feeling），它成为了“让个人经验社会化的手段，以便生成被定义为阶级的革命主体。“[ Ann Anagnost, National Past-Times: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Modern Ch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2–33.]正如一位河北工作队队长所总结的那样，土改工作的关键在于“感动”农民。另一位参加40年代山东土改的干部表达地更为生动：“光讲理不哭”做不成土改工作，因为“穷人边讲理边哭”[转引自李理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第5期，2007年，第104页。]近二十年后，毛泽东告诉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革命是一场激情戏；我们不是靠说理赢得人民的”。[ 转引自Jean Robinson, “Institutionalizing Charisma: Leadership, Faith and Rationality in Three Societies.” Polity 18.2 (Winter 1984): 188.]提出这种政治动员的“情感范式”的不是像瞿秋白这样的早期共产主义理论家，而是像朱谦之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哲学家。朱谦之坚持认为，不能通过说理使群众成为革命者，而必须通过共同情感“感动”他们。

或许是篇幅的原因，肖铁没有能够对情感的运转机制进行细致的分析。他注意到了朱谦之在政治动员理论中的历史位置。然而，其实是瞿秋白这样的左翼理论家更加注重革命的行动性。朱谦之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特色，使得他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并不奇怪。这里，我不是要去否定朱谦之的作用，而是觉得在梳理革命史中的一系列现实动员史料时，应该关注在根据地和苏区等不同革命时期对于革命动员的运用和实践。这样做可以从研究的角度来有益地补充中国革命情感面向的另一面。前面说过，群众的形成不仅仅是思想概念上的，也涉及到土改等一系列的现实利益重新分配问题和阶级身份的重新划分认同问题。通过关注革命实践，我们就会将人文视阈中有关群众形成的研究拉进一个革命史的视野，或者说就会是对群众问题的一个总体性阐释。



最后，想以最近阅读到的相关论文做一点补充。黄道炫在他的论文《群众组织有什么用——1944年的一场争论》中所阐述的观点似乎正好可以补充肖铁书中缺失的另一面，即现实革命情境中群众概念的实践问题。黄道炫关注的是：“在当年的历史实际运行中，党和群众的关系并不可能像后来逻辑表述中显示的那样清楚，理顺党、群包括党组织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也不是一蹴而就。”毛泽东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表明了一种群众话语的复杂性，他在信中写道：

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日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这封信里面体现了毛泽东对于群众组织的深刻思考。比较遗憾的是，像这样的史料并没有进入作者的讨论视野。

以上讨论一定有责全求备之处。任何一位人文学科的研究者都很难完全在一本书的篇幅中容纳进这么丰富的且学科差异很大的材料和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作为首次从群众的角度重新审视现代革命理论资源的努力，肖铁的这本书是难能可贵的，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他不仅运用了新的方法，为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而且对史料的运用上也常常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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