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品良、付昱：听“歌”识理：红色歌谣的听觉叙事（1927-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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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歌”识理：红色歌谣的听觉叙事（1927-1937）

作者：张品良、付昱
来源：学习与实践杂志

导 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中央苏区的红色歌谣，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经典和艺术奇葩。其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歌谣曲调、内容、唱法共震起舞，谐“音”致“景”，化“景”成“理 ”，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由城市传播转向农村传播的新突破，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容飞进了苏区寻常百姓家，被后人誉为耳朵里的马克思主义和歌声中的苏维埃。

摘 要
通过红色歌谣传播马克思主义，让人民群众听“歌”识理，是中国共产党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创举。红色歌谣以听觉为渠道，以叙事为手段，符合通感特征、场域特征、互文特征及当地固有的民歌传统特征，将马克思主义抽象化理论转化为形象化、故事化、情感化的受众体验话语，使面向苏区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成为可能。红色歌谣的传唱促进了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启蒙了广大革命根据地人民，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先进的思想理论基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永续价值的新境界。

关键词 ：红色歌谣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歌谣叙事 听觉传播

一、引 言

“红色歌谣”是指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传唱在以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为代表的红色苏区，由红军、根据地农民、工人、文化人士创作，吸收当地民歌特质、反映革命斗争生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歌谣。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所创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模式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首个标志性产物。随着新的政治路线的开辟，“以城市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开始转向农村，其传播对象主要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民群体，同时传播又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军事和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文盲之困”和“物质之困”的双重传播困境，充分利用根据地丰富的歌谣资源，把抽象的革命道理、政治主张、政策方针编成易懂、易记、易学、易传的歌谣话语，让农民受众一听就懂，一唱即明，从而顺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由城市的视觉文字传播转变为乡村的听觉歌谣传播，不但破解了当时的传播困境，而且克服了图书报纸、传单标语“喊口号”“党八股”等脱离实际的不足，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有效性。由于苏区军民“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无数苏区民众听着、唱着红色歌谣走向革命战场，为推进土地革命的胜利贡献了巨大力量，也极大地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实践。

当前，学界对红色歌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特征及经验研究。顾楠华认为，红色歌谣以人际和组织传播为主，且受众清晰明确，到达率高，使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功能得以最大化实现[2]；周建华从巴赫金广场传播理论视角切入，分析了中央苏区文艺大众化在政治宣教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3]；王若伊等在分析了中央苏区艺术宣传的信息环境、受传对象、信息干扰等传播语境的基础上，归纳了革命山歌集体化、仪式化、大众化的传播特征，同时也指出了革命山歌对促进土地革命主体的觉醒、推动革命思想启蒙的积极影响及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4]；吴飞认为，在中央苏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向军民宣传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信念等重要内容，要着力调动情感因素，唤起强烈的爱憎情感，实现共情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探索[5]。二是红色歌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容维度和社会效果研究。陈始发认为，中央苏区借鉴当地客家山歌和民歌、民谣、儿歌、童谣等曲调，创作了大量的红色歌谣，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主题的空前大众化，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6]；黄志高等认为，红色歌谣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它以其通俗易懂、便于传唱而在革命根据地广为流行，成为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重要载体[7]；孙弘安认为，中央苏区时期的红色歌谣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引入中国从知识分子这个“小众化”传播对象，转向广大普通民众这个“大众化”传播对象的重要历史节点[8]；刘繁荣从红军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阶级斗争、共产主义思想三个维度，分析阐释了红色歌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和文本特色[9]；余芬霞等探寻了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苏区红色歌谣实践及其意义，认为红色歌谣的因地制宜、技法多样、情感共鸣、贴近实际等策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效果最优化[10]。三是红色歌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建构研究。向德彩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革命歌谣是工农群众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王永华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红色歌谣运动的过程中，运用声音符号叙事方式将革命话语融入到红色歌谣的创作与传播中，通过规约声音与听觉系统达到传播革命意识形态的目的，推动了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在苏区范围内的建构[12]；张品良等认为，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歌谣的传播，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和本土歌谣话语的相互融合，构建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场域[13]；陈维红认为，由于闽西红色歌谣从话语建构的主体上突出了主体性原则，话语建构的内容上突出了重点性原则，话语建构的载体与形式上突出了适切性原则，因而有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大众化发展[14]，等等。

既有研究反映了学界对红色歌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丰富认知，也为本文深入探讨土地革命时期红色歌谣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地位和效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角度和逻辑理路。与此同时，当前研究在红色歌谣的话语方式、听觉传播表征和历史价值启示等多维向度上仍有继续探究的空间。尤其是从听觉传播的叙事维度看，红色歌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历史价值存在一个始于土地革命及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轨迹，只有客观呈现其叙事特色和“说理”表征，才能真正理解红色歌谣的价值所在。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来体现创新旨趣：一是从听觉传播视角来分析红色歌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叙事说理的可行性；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听觉传播的转换逻辑出发，结合听“歌”类形和听“歌”类事的具象叙事景观，总结其叙事特质，印证其创造性和实践性；三是从叙事诉求、叙事风格、叙事禀赋等视角，分析归纳出红色歌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价值。

二、红色歌谣听觉叙事说理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口号，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到“农村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工农武装割据”革命口号作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道路模式的话语概括，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又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开始。“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全局性的；“本土化”则指马克思主义在地方得到大众的认可，是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5]从井冈山的斗争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其间进行的主要是乡村革命动员。要在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发展纸质媒介之外的其他传播手段，还要以本土化的话语来消减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的难度。在这一点上，歌谣文本比标语、文件、报刊、图书等印刷媒介更具优势。一是歌谣尤其是传统民歌主要通过叙事来传递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亦即歌谣同时具有音乐表达的抽象性和文学叙事的具象性特征，为“闻声知情”奠定了重要的感知内容和情感内涵；二是作为歌谣不可分割两元素的歌词与乐曲均以声音为其表现形态，可以通过曲调、歌词、技法等声音层面的处理，创造出与当地文化场景相契合的音乐空间和场域，从而更易获得受众的追随和认同；三是歌谣作为诗歌艺术，其本身即具有跨音乐和文字体裁的二重叙事特质，这一互文性能够予以叙事有效的诠释和渲染，进而强化歌谣的文化亲和力和同构力。

中央苏区乡村素有“上山不离刀，开口不离歌”的传统，山歌在客家人生活中的广泛存在和深厚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不受文化水平限制的有效工具；山歌以唱带文、歌中喻理的模式使其通俗易懂、简单易记；其无论是文本书写还是唱本呈现都扎根于赣闽客家文化土壤的“互文性”特征，使得将马克思主义寓于曲词合一、有旋律有内容的歌谣文本中成为可能，也由此让大众“听歌识理”“闻声知理”变为现实。

（一）感知互通与以歌传理

中国古代文化中存在对听觉感知的高度重视，表现为主要用“听”来指涉更为精微的感知以及经常用听觉来统摄其他感觉方式[16]。依据学者对“听”的繁体字“聽”的分析：“该字除左旁有‘耳’显示信号由耳朵接受之外，其右旁尚有‘目’有‘心’，一个单字内纳入了耳、目、心三种人体重要器官，说明造字者把‘听’作为一种全方位的感知方式。”[17]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对中国人这种听的能力所形成的文化有一个形象评价：“中国文化精致，感知敏锐的程度，西方文化始终无法比拟，中国……是听觉人。”[18]从这一角度而言，音乐理所当然是可以被阅读和理解的。“通过耳朵，音乐进入我们的心扉。……音乐可听，而且可看、可读。”[19]人类认知世界依靠感官，而感官之间可以相互通达；从艺术学角度来看，是为“通感”现象。按照钱锺书的说法，“通感”或“感觉挪移”在视听领域有“以耳代目”和“听声类形”两种表现。前者“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波动，仿佛在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受”[20]；后者则化“声”为“形”，将听觉感知与反应转化为想象中的“看”，在听的过程中调动形象思维、实现情理交流。“在人的内在语言或言语底层有视觉动因的心理反射，也有听觉动因的心理反射，同时，它们还应该能调动起其他诸觉的反射，共同作用，生成信息、产生共情和表达思想。”[21]红色歌谣中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通过歌谣叙事来呈现，就是充分运用了感官之间相互通达的特质。如，“斧头不怕杻丝柴，工农不怕反动派”[22]是典型的“听声类形”，以利器隐喻工农所向披靡的力量；而“饭唔够来粥汤凑，衣衫少来烧火烤，总爱我们再加劲，胜利马上就到来”[23]寓理于生活常事中，告诉民众革命只要坚持就能胜利。可见，红色歌谣的听觉传唱，充分调动了听众的多种感官，形成一种表述概念、传达思想的“声”的符号，使听众能够全方位地感触歌词内涵并进而理解歌谣话语的蕴含之理，达到听“歌”识理的效果。

（二）“音景”建构与“声音下潜”

歌谣在艺术加工和广泛流传的过程中，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声音元素、声音装置和声学特性等，促使曲调、内容和唱法形成共振，从而打造独特的声音“景观”，形成“定调音、信号音、标志音三个层次”[24]的音乐空间和场域。采用“旧瓶装新酒”红色歌谣文本的山歌、小调、劳动号子、儿歌等民歌曲调就是整幅“音景”的调性，它们支撑起或勾勒出了整个音景的基本轮廓；红色歌谣文本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歌词话语被赋予了鲜明的斗争性内容，这是时代的革命信号之音；苏区传统民歌中的“哎呀来”“同志哥”“峨”“你嵯”“唔是”“毛错”“吗格”“歇觉”“牙格”“格只”等大量贴近两个音程的生活用语在红色歌谣中的普遍使用，使其呈现出音域窄、旋律平稳、节奏紧凑、字多腔少的羽调传唱技法，是典型的具有地域色彩的标志音。这些曲调、内容和唱法交融建构了一种充满三音层次旋律的音景，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自然融入音乐空间并发出强烈的信号之声，而且从心理学层面造成一种“声音下潜”的功效，即当听众聆察到熟悉的音景，从心底会感觉它真实的存在，从而引发受众心理层面对文字表述内容的解读与认同。如著名的《十送红军》：“一送（里格）红军，（介子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子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子个）再回山。”这首歌谣采用赣南民众熟悉的民间《长歌》“十送”的结构和调子来构建歌谣的“音景”，即定格了相送亲人挚友依依不舍的情感调性；“介”“里格”“介子个”等衬词的经典运用，不但适应了一字一音节奏的需要，而且强化了独特的地域化情感装饰，抒发了苏区民众对红军战士不舍、牵挂与期盼胜利归来的复杂心情，具有强烈的声音下潜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最重要的是，“音景”中的乡音乡语以及秋风、细雨、梧桐、野鹿等场域符号皆取材于苏区人民日常生活的所见所感，饱含了苏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蕴藉着苏区社会底层失语民众因翻身得解放的感恩强音，由此重构出具有历史深度、地域广度、情感强度和政治向度的大众化话语诉求，使“音景”场域中的主体和受体之间因时、因空、因情而相近、相知和相融，进而递升到人心相通的语境，使话语诉求不但到人而且入心。

可见，通过“音景”的建构，红色歌谣将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论转为易懂符号，化为有形叙述，以歌谣文本中的歌词符号有针对性地同民众交流与共情，同民众的知觉、感觉、情感等发生直接作用——“一个文本就是一组用作符号的实体，这些符号在一定的语境中被作者选择、排列并赋予某种意向，以此向读者传达某种特定的意义”[25]，进而强化了民众对寓理于“音景”中的叙事场景、环境、形象、事件的认可与追随，构建起共通共情的交流心理渠道，保证了传受双方交流的顺利进行。尤其对于本就熟悉地方民歌的苏区民众而言，乐曲感越强烈，形象感就越鲜明，仿佛动听的音曲中可见平面清晰的文字；这种由语言建构起来的声响感使得传唱歌谣如同阅读歌谣，从而实现了听“歌”识理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目的。

（三）互文叙事与长尾效应

红色歌谣除了可借“通感”“音景”等叙事禀赋来实现听“歌”识理的目的，其二重叙事（文字叙事和音乐叙事）文本的互文叙事特征也对苏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有着重要影响。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凭空而来，都是对过去或现在的多种文本言语符号的重新组织，而文本之间也会相互影响与参照，从而促成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交汇叙事场域的出现，不断记录着文本符号的发展与演变。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就把具体的文本放入文本的海洋中，并在众多的互文语境中对个体文本进行建构和阐发；他发现个体文本的意义会不断游移、转换、生成、增值，并据此得出了著名的“文本互文性”理论。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大众“生产式文本”范畴：它不同于传统的“作者式文本，大众文本的意义更主要的产生于互文环境中”[26]。

用红色歌谣来传播抽象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文本和歌谣文本进行互文叙事，非常接近费斯克所谓的“生产式文本”，即通过浅白通俗的当地民歌曲词释解抽象深奥的真理，助其挣脱抽象意义的控制。譬如，“……问：什么东西甜如蜜？什么东西大如天？什么东西硬如铁？什么东西红如血？答：分田胜利甜如蜜，阶级利益大如天，红军纪律硬如铁，苏维埃旗帜红如血”[27]。红色歌谣将“蜜”“天”“铁”“血”等民众生活中常见熟悉的事物融入歌词，让老百姓一听就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苏维埃到底有多美好，党领导的红军性质是什么；用“米粮”“吃饭”“鱼肉”“乐如仙，有谷又分田”[28]等苏区民众熟知的普通日常现象来具体化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使抽象概念变得生活化和形象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大众文本化的有益尝试。其次，红色歌谣的互文性叙事也表现在音乐的互文上，即产生“一乐”多本。如根据《苏武牧羊》曲调填词的《红军纪律歌》《红军中青年工作竞赛歌》《工农暴动歌》《欢送白军兄弟》，根据《无锡景》填词的《白军受苦》《春耕运动歌》《唱起革命歌》，根据《孟姜女》填词的《工人革命歌》《长征歌》等[29]。以民众耳熟能详的曲调配上极具号召力的歌词，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群众对红色歌谣的接受度，也有力地推动了红色歌谣的传唱范围与规模。最后，红色歌谣的互文性叙事还体现在文本的传唱过程中。红色歌谣互文性“生产式文本”的传播不仅推动了歌谣话语的不断阐释，而且也是续领受众追求话语意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听众不是消极地接受，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创造，即歌谣受众集接受者和传播者于一身。由此，红色歌谣传播一改以传播端为起点的“作者式文本”范式，转变为以接受端为起点的“受众式文本”传播范式；同一文本由于不同传唱者的身份、背景、情感差异，每一传唱都是文本的互文迭变并产生新的文本，从而达到“唱起歌子走天下，一人唱过万人传”[30]的长尾传播效应。如红军“三大纪律”歌谣文本的流变过程中，歌谣的内容由井冈山时期的六项注意增加到赣南闽西时的八项注意；文本也经由《红军纪律歌》（军歌）—《红军三大纪律歌》（南丰县小调）—《红军纪律歌》（宜黄县小调）[31]的文字互文流变不断增加。这种长尾效应不断扩大流变区域，不断添加新的内容和注入新的情感，显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苏区的大众化传播。总之，红色歌谣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互文传播基本实现了从“精英”到“大众”话语认同的转换，广大苏区民众则实现了从受者到传者的角色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得以真正实现。

三、红色歌谣听觉叙事说理的表征呈现

红色歌谣通过“音景”设定与马克思主义话语进行文本互释，这就使得非叙事、抽象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化抽象为有形的叙事。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红色歌谣的叙事说理表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听“歌”类形，标识形象印记寓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听“歌”类事，建构大众化故事的迷思魅力；听“歌”抒情，情动于中而形于声。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形象化的歌谣表征

在苏区民众普遍文化水平偏低的环境中，报刊、书籍、标语、传单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手段在短时期内收效较为有限。相比而言，红色歌谣的独特优势在于更能使受众产生听觉想象力——“我所说的听觉想象力是对音乐和节奏的感觉。这种感觉往往会凝聚有形意识，使每一个词语充满活力”[32]。这种听觉想象力就是“听声类形”的功效，即通过歌声唤起受众的想象与认知，促使其产生对歌者身份和歌曲内容的认同。听众通过听觉化“声”为“形”，将听觉反应转化为想象中的“看”，通过声音要素想象出某些事物或现象，使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容易被感知的物态化与情感化的音声。音声的“形貌”通过歌词语言符号被型塑为苦难者（农民）、革命者（红军）、解放者（苏区人民）等代表性革命形象，听者依靠听感想象和联想以了解不同符号类型所蕴含的话语意义，从而实现以实形隐喻话语、以所指诠释意义的效果。

例如，从苦难者型塑维度看，红色歌谣通过对当地民歌进行改编，植入马克思阶级斗争观念，深刻揭示了旧社会地主对农民的不平等剥削关系。红色歌谣中大量出现“苦”“穷”“没米煮”“逼债”等字眼来描述劳苦大众的生活境遇，譬如，“地主阶级黑心肝，日想鱼肉夜想钱，虎口喝干穷人血，磨盘底下榨黄连”、“穷人三餐冇米煮，地主酒肉撑破肚”[33]、“猪胆苦汁浇黄连，从头苦到脚底板”[34]。这些对农民社会身份进行形塑的红色歌谣汇融了“阶级”“专政”“土豪劣绅”“剥削”“斗争”“压迫”等马克思主义阶级话语语，从而建构出大众化的阶级音景；苏区民众则“听声类形”，从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自然了解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从而获得了阶级觉悟的启蒙和提高。

再如，从革命者（红军）的型塑维度看，红色歌谣主要通过描绘革命者（红军战士）为实现理想不惜生命的英勇行为，来赞扬其舍生忘死、革命到底的牺牲精神。“不怕死来不贪生，不怕敌人踩后跟；踩掉脚跟有脚趾，为了革命还要行。”[35]“有胆革命有胆当，不怕颈上架刀枪；杀去头颅还有颈，挖去心肝还有肠。”[36]这些歌谣反映了反“围剿”战斗的残酷以及红军战士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保卫苏区民众而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战斗意志，充分展现出共产主义思想形塑下无产阶级战士舍小家为大家，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甘愿付出生命代价的奉献精神。红色歌谣以身体能指话语型塑出红军战士坚定英勇、无惧牺牲的革命者形象，并通过宣传队员在红军战士中广泛教唱，强化了其自我身份塑造，并以身份认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认同。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故事化的歌谣表征

赋是歌谣最基本且最重要的表现手法。“铺叙其事曰赋。”（《辞源》）不少红色歌谣都带有强烈的叙述成分，具有内在叙事时间与空间的向度，并通过时序排列推动叙事发展，保证了叙事起承转合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从这一点而言，红色歌谣可以被纳入广义的叙述文本之中。如《十二月革命歌》以四季时节为叙事线索从正月数到十二月，以一月新年、二月花朝、三月清明、四月日初长、五月端阳、六月三伏、七月割禾、八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立冬、冬月雪花、腊月梅花开头作兴，通过十二月季节变换，农事轮替，来表现中央苏区人民盼望革命胜利的真切之情[37]。又如《十送朱毛剿匪歌》以十个地点串联十段，各段由结构相同、意义相关的四句组成，通过十个连缀不同空间地点的剿匪故事赞颂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英勇剿匪所向无敌的事迹。这种用时序串联空间达到时空两个向度排列的模式在红色歌谣中可谓比比皆是，《十字歌》《十劝妹》《十劝郎》《十劝工农歌》《十骂反革命》《十送红军》等均属此类。这种时间或空间叙事向度的处理，不仅有助于歌谣话语的叙事呈现，更重要的是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和根据地民众与生俱来的生活空间自然融通以消弥域外文化的陌生感，同时又把土地革命战争沉淀为苏区人民具有强烈时空观的生活记忆，进而深化了苏区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的历史自觉。

红色歌谣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叙事化表达，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英雄叙事。“人永存，则英雄崇拜永存”［38］。民众始终保持着英雄崇拜情怀，英雄叙事也就成为文艺创作的永恒命题。由于“英雄是一个共同体精神信仰的肉身化”，“讲述或者聆听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则是对一个共同体的历史、现在、未来进行自觉判断和响亮召唤的仪式性过程”［39］。这也是红色歌谣超越传统意义生活叙事的表现。当时的赣闽乡村具有浓重的对原始文化的迷信特征，“兴国的迷信鬼神，可说应有尽有，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不是在迷信鬼神中”［40］。民众的鬼神信仰对当地民歌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歌谣中对山神（土地公公）、树神（沙公庙）、河神、灶神等超自然力量崇拜符号的展现。随着土地革命的不断深入，受益于土地革命的苏区人民开始将对于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心理转而投射于革命战争中的领袖人物、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英雄和苏维埃政权之上，由是构成了红色歌谣中的英雄叙事篇章。

红色歌谣往往直接以日月星辰作为隐喻以赞颂革命领袖，凸显一种崇高美的象征性英雄叙事。如“日头一出红彤彤，来了朱德毛泽东，千年铁树开鲜花，工农做了主人翁”（《日头一出红彤彤》）、“日头一出红又亮，幸福山歌大家唱。歌颂恩人毛泽东，歌颂救星共产党”（《日头一出红又亮》）、“三湾降了北斗星，满山遍野通通明。……红旗飘飘进三湾，九陇山沟闹革命”（《三湾降了北斗星》）等均以起兴开头，用“日头”“星辰”等光明之物隐喻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自然而然引申出对其的歌颂和崇敬。红色歌谣有关红军的英雄叙事则多采用直白明快的叙事架构。如，“白天不见人，晚上不见影。土炮一声响，白匪求饶命”（《神兵》），用寥寥数语对红军的英雄特质进行了最浪漫、最客观、最真挚的总括。具体而言，红色歌谣中大体呈现了红军的三道英雄光环：一是通过《打土豪》《打山寮》《打赣州》《打吉安》《打上饶》《打鹰潭》《活捉张辉赞》《红军越打越多》《红军一至五次反围剿》等战争“打”类歌谣呈现了红军天下无敌的英勇光环；二是通过“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茅草过火不断根,春风一吹万万千”“为了革命出头天，个人生死放一边；砍头好比风吹帽，坐牢好比逛花园”[41]等歌谣呈现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人民利益不怕牺牲的大无畏光环;三是通过《想红军》《找红军》《当红军》《送红军》《盼红军》《红军一到世道平》等呈现了苏区人民无比热爱想念红军的顶礼光环。这些红色歌谣隐喻着红军是英雄之师、奋斗之师、人民之师等多层精神内涵，打破了湘赣闽民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消弥了老百姓心中“兵匪一家”的心理隔阂，真切传达了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情感，充分发挥了红色歌谣政治话语的引领作用。

红色歌谣中有关苏维埃政权的叙事，则突出体现在对苏区妇女解放的歌咏之中。中央苏区的妇女解放可被视为土地革命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不仅关涉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而且也触及文化革命；这就意味着妇女解放是一场比单纯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经济革命更深刻的革命。如《放脚歌》“辰时早饭边，女子叫可怜，脚小鞋又尖，走路要人牵……卯时大天光，女子翻转身，大家一起来革命，男女才公平”是赞颂革命的英雄叙事代表，即不同于对革命领袖或红军战士较为个人化或具体英雄行为的描绘，而是将妇女解放这一前无古人的英雄事件作为苏区人民翻身解放的集中隐喻，从而让苏区民众深刻领会到了“此回革命不比先，目的首先夺政权，夺得政权由我管，工农专政是神仙”［42］的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伟大意义。

红色歌谣新的英雄叙事以多种隐喻充当文本的“刺点”（衬托最能表达意义的部分）［43］，是一种具有标示性的叙事表意方式，能艺术性地建构起解释与作为解释对象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关联并让听众视为自然；它创造性地用红军领袖、战士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出席替代了当地传统民间信仰中的神灵地位，在苏区行使了英雄传说的文化职能，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土地革命的需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明证。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情感化的歌谣表征

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梦的消失等等形式——在逻辑上有着惊人的一致”[44]。因此，音乐术语中常有“惊惶地”“激动地”“愉快地”“热情地”“感动地”“有感情地”“悲伤地”“雄伟地”等明显带有情感色彩的词语。诗是最具抒情性的文学类型，而歌谣正是音乐与诗的结合。歌谣是抒情的艺术，它与人的情感活动具有“同构关系”。无论传者或受者，传唱歌谣都是一种情感体验过程；所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没有抒情就不会有歌谣的存在。

歌谣既然是抒情艺术，在革命中就能充分发挥其情感动员的作用，情感动员是革命年代突出的宣传特质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借用歌谣情感调动的特点，在根据地展开了广泛的红色歌谣宣传运动，实现了苏维埃革命文化与苏区民众需求的有机融合。红色歌谣大都以山歌、民歌曲调填入革命话语，唱起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简朴直白、声情并茂，非常契合苏区民众的情感需要。如当时苏区广泛流传的《穷人叹》《黄连树上结苦瓜》《年关穷人苦债歌》《农民苦》《可怜的农夫》《饿着肚子去种田》等歌谣，反映了地主残酷压迫下艰难求生农民的凄苦之情：“日无休息夜无眠”“辛辛苦苦累到死”“农民没米下厨房”“可怜农民喝米汤”，等等。1929年春，毛泽东到兴国举办土地革命训练班时，还特意教学员学唱《工农革命歌》：“我本一农民，数千年痛苦都受尽。今天想起来，怎么不痛心。地主剥削，豪绅压迫到如今……”[45]红色歌谣借歌谣叙事强化阶级话语传播，在“听”中引发心境情绪，抒发百姓心声，以激发阶级情感，点燃革命斗争激情。《共产党来分田地》《分田牌》《我村田牌毛委员写》等歌谣则反映了农民分得土地后的喜悦之情。如“米粿有方又有圆，欢迎分田众委员，米粿香来又有甜，分田分土万万年”[46]，“耕田证啊放哪边？放在铁盒怕锈斑，收到梳奁怕老鼠，装在米瓮怕虫钻！耕田证啊贴胸前，它比金银还值钱，油纸包了几多层，放在枕下最安全。睡前仔细看一遍，三更半夜捻着边，做梦也在大声喊，万岁万岁毛委员”[47]。中国共产党把红色歌谣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载体和阶级斗争武器，通过情感化语境联想积极调动农民受众的阶级情感和革命情感，充分借用符合民众文化认知的红色歌谣叙事方式与精神符号进行情感动员和革命启蒙，取得了巨大的传播成效。

四、红色歌谣听“歌”识理的永续价值

苏区红色歌谣创作清晰地显现出歌谣作为新的文本书写方式的显著特征——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政治解读和理论传播，而是强调客观地搜集呈现和自下而上的大众化改写。红色歌谣的创作和改编在中国社会底层的文化基础中植入了“红色”印记，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实践的政治宣传。红色歌谣的听觉叙事传播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本土化的播撒，使苏区人民通过听“歌”识文识理，不断接受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肯定了歌谣在农村进行宣传鼓动的作用：“‘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48]据苏区山歌队队员徐光友、徐兴华回忆：“以麻城革命斗争的发动情况来看，革命文件不如革命口号，革命口号不如革命歌谣。”[49]在1933年的扩红运动中，中央苏区所在地兴国地区的县城鸡心岭、筲箕窝等地的民众搭起歌台连唱三天三夜红歌，地方赤卫队、少先队整营整连加入红军，三天之内就组建起兴国模范师、工人师和少共国际师，从而留下了“一首山歌三个师”的佳话，成为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巨大成功的典型案例。红色歌谣不仅开拓了一个以歌谣为文本的新诗歌语境，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编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诗性听觉叙事，既满足了以农村为中心的土地革命理论启蒙的需要，又唱响了蕴含集体、原真、淳朴情感意象的农民之歌，为破解农民文盲瓶颈、使根据地人民听“歌”识理顺利解码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可行性。红色歌谣的“寓理于歌”，以其强劲的号角之音，呈现出永续不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价值：

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必须同时契合时间的时代性、现实的实践性和本土的民族性这三个基本维度来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进程。红色歌谣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扎根于根据地土壤，真实反映了苏区人民的生存状态，将马克思主义话语建构与民众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反映了民声，体现了民意，满足了民生，彰显了民本，使之成为引导苏区人民认识新情况、分析新矛盾、揭示新规律、解决新问题的实践引擎。同时，红色歌谣把马克思主义话语和深厚的本土民众情感和价值认知相融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话语鲜明的民族特色，使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契合了本土的传统文化和接受方式，为苏区民众喜闻乐见，极大地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习近平说：“当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短短几年里创建一支相当规模的人民军队和一系列革命根据地，并推动根据地建设取得重要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注重调查研究，根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50]这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高政治肯定。

二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必须嵌入通俗易懂的生活事实之中，才能有效启蒙社会大众。红色歌谣创作者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革命观、斗争观和信仰观嵌入苏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进行通俗化描述，成功地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话语转化为根据地民众凭借人生经验就可理解接受的大众化表达，让马克思主义飞进了根据地千家万户寻常百姓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有效启蒙社会大众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51]的历史品质和理论风格。

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必须从话语主体和话语方式上强化叙事禀赋，才能讲好每一个时代的中国故事。肇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歌谣，其话语主体的建构者大都来自革命斗争实践中的农民、红军战士和文化工作者，他们深知如何通过生活事实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斗争实践进行描述。在话语方式上，红色歌谣改变了灌输式的非叙事传播模式，增厚叙事禀赋，寓“理”于事，寓“道”于形，引人入胜地将抽象理论融会贯通于故事和人物，循循善诱地使人悟“道”懂“理”。苏区的红色歌谣创作与传播实践，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破除了以往从书本到书本、从文件到文件、从理论到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惯性，自觉增强符号建构与话语叙事能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叙事方式和传播策略。

注释：


[1][15][4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1,534,34.
[2]顾楠华.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传播与影响[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6):145.
[3]周建华.文艺娱乐、意识形态与文化心理融合的成功范例——中央苏区文艺大众化新论[J].红色文化学刊,2017(03):40-46+110.
[4]王若伊,刘云舟.中央苏区艺术宣传的传播形式探析[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106-122.
[5]吴飞.共情传播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探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05):57-76.
[6]陈始发.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举措与启示[J].理论学刊，2012(07):14-19.
[7]黄志高,王琦.红色歌谣与中央苏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湘潮(下半月),2014(10):7-11.
[8]孙弘安.中央苏区历史大讲坛[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75.
[9]刘繁荣.略论红色歌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多重维度[J].法制与社会(中),2018(12):186-187.

作者简介
张品良，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付   昱，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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