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书社读书会 读《一九八四》

Gowest

女儿盲目举报父亲，父亲却引以为豪，这是一个怎样的异化社会？


著名文学史家夏济安曾对他的学生刘绍铭说：

书是一辈子也看不完的，但是像卡夫卡的《审判》、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及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类作品，读书人有责任阅读和传播。

后来，刘绍铭先生谨遵师命，不仅阅读，还翻译了《一九八四》这本书，且是版本众多的台湾译本中最好的一版。

那么，本期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当然，不是台湾译本。可能许多朋友都听过或读过这本书。那么，接下来我想先分享下我初次接触这本书时候的经历。

我记得，在大学的一门现当代文学课上，当我听得昏昏欲睡之时，讲台上的老师突然激动起来，说：你们不知道，我看了《一九八四》之后有多兴奋，图书馆竟然有这样的书，搞得我几天几夜睡不好觉。我听了之后，也是睡意顿消，有这么解困的书么？一定得找来，以后课上看。

下课后，我赶紧骑上自行车去图书馆借。不得不说，那个时候，大家的阅读积极性还是挺高的，老师上课提及的好书，不抓紧去借，铁定就没了。我印象中，当年第一次看完《一九八四》，心里确实有点震撼，觉得有“禁书”的潜质。

《一九八四》英文首版封面

后来几年，我又把这本书看过一两遍；但由于看的东西多了，视野宽阔了，对它的观感就发生了变化。我了解到，这本书在数十年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反反复复地误读过，成为一个阵营攻击另一个阵营的工具；包括我当年第一次读，也存在一定的误读。当然，不是所有的误读都是没有价值的，能自圆其说的误读，也有其存在的理由。

这种误读，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海峡两岸对这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

1949年，《一九八四》的英文版出版；仅在次年，《一九八四》的中文节译版就在台湾出现。如此高效率的出版速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西方社会及台湾当局，将这本书视为反苏反共的宣传材料。

后来，在1953年，台湾又出了个全译本。有意思的是，这个版本最初是为广播而翻译的。早在1952年初，台湾的广播电台就开始面向大陆播送这本书。在当时，海峡两岸所有的交流渠道都被封锁，唯有电波可以跨过。

我不知道当时的大陆有多少人会收听到这样的电台，但估计是极少的，以致可以忽略。事实上，在二战期间，奥威尔本人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当年，他就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东方部制作节目，目的在于说服印度的知识分子帮助英国，支持反法西斯。但后来有人调查发现，这个节目的信号很弱，听众其实很难收听到或者难以听清节目的内容。在二战临近尾声时，奥威尔觉得无需再做无用功，也撂挑子不干了。


18岁时的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是笔名）

那么，现在回到这本书上，《一九八四》是否真的是一本“反苏反共”的小说呢？我认为，这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

说《一九八四》“反苏”，迹象似乎很明显。小说中的“老大哥”与“戈斯坦因”纷争，完全是斯大林与托洛斯基分歧的再现；小说中的“蒸发”、“失踪”等恐怖的清除异己的行为，近似于斯大林在1930年代后期的大清洗，小说中的内党，能令人联想起前苏联的一批官僚特权阶层。好了，既然都“反苏”了，“反共”还用得着说吗？

上面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貌似有点道理；《一九八四》之所以在五六十年代无法在大陆出版，也是这样的考虑：苏联这面大旗不能倒，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但是，斯大林能代表苏联全部吗？须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深恶痛绝；而苏联的共产主义能代表所有的共产主义吗？显然也不可能。同一个主义之下，其实还有着各自的理解。

如此一来，《一九八四》的“反苏反共”的意味就非常局限，仅适用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不能任意用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一九八四》的意义绝对不局限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不局限于“反苏反共”。

《一九八四》最终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就在于对意识形态的去蔽，发现小说中更为根本的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伊顿公学铜版画，奥威尔曾就读于此

这里，我们就要来聊聊《一九八四》在中国的出版情况。早在五六十年代，钱钟书、杨绛就听说过这部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但当时的社会环境显然不适合翻译出版这部书。

这一延宕，就到了70年代末。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盛行的时候，以“盗火”、“传道”为己任的翻译家董乐山，在一份仅供内部阅览的期刊上连载了自己翻译的《一九八四》。但当时，编辑对于这部小说，还是抱着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立场，在编者按中说，奥威尔是个右翼作家，刊登这部小说是为了“知己知彼”。

从现在来看，这位编辑的话当然不太正确，但情有可原，不必苛责。直到1985年，董乐山的《一九八四》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但当时也仍是内部发行，据说只印了400来册。

在这一版中，董乐山写了一份重要的译者序言，认为奥威尔不是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反共反苏”的小说，而是一部反极权主义的预言。董乐山的这一论断，为《一九八四》日后更为鼎盛的翻译与出版贴上了护身符。至于大陆最具影响力的译本，自然非董乐山译本莫属。

当然，董乐山在序言中画下的这个护身符，在我看来，不是遮盖了某些东西，而是抹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争议。

首先，我们来了解下奥威尔这个人。奥威尔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生平的大部分时间都比较落魄。少年时，奥威尔曾就读于鼎鼎有名的英国伊顿公学。要知道，伊顿公学的毕业生，百分之七十都会进入牛津、剑桥这样的国际名校。

但特立独行的奥威尔却拒绝上大学，去英属殖民地当警察。正是在当警察的几年里，让他对帝国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促成了他后来的社会主义转向。不当警察回国之后，奥威尔便开始写作，靠微博的稿费度日。这种贫穷的生活，让他对底层大众，有了更深的情感共鸣和经验共通。


在缅甸当警察时的乔治·奥威尔

虽然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大行其道，奥威尔也是这一主义的支持者；但是不同团体或个人对它的认识仍有不小的差别，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派别。

1936年，为了支援西班牙的社会主义事业，奥威尔参与了西班牙的内战；与之正面对抗的是西班牙的法西斯力量。但没料到，奥威尔在前线打仗，后面却同室操戈，被斯大林指使的一派政党发起武装夺权，消灭了奥威尔所在的一派。奥威尔经过九死一生，才逃回了英国。当然，元气大伤之后，西班牙内战最终以社会主义政党的失败告终。

正是这一经历，让他在1946年所写的《我为何写作》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文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


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街道

奥威尔所说的极权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现代的专制主义，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专制主义。但是，借助现代的科学发展，现代的专制主义的统治技术比中世纪的专制主义更为精密，也更为可怕；譬如小说中几乎无所不在的“电屏”，主人公的大部分行为都处在被监视中，几乎没有隐私可言。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其中的“新话”。

现在的中译本，一般末尾都会附录奥威尔所写的《新话的原则》一文。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新话是大洋国的官方语言，是为了满足“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供日常交流写作用的语言。

大洋国之所以要发明“新话”，是建立在语言决定思维这一假设之上。要知道，我们的日常思想，不论是说出的还是没有说出的，都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譬如，你现在能试着不用语言来思考“明天早上吃什么”这样的问题吗？应该不能。

那么，当你的语言被控制之后，你的思想也就被间接地控制了。大洋国的统治阶层，尝试着将那些对自身的统治不利的语言全都剔除掉，让“异类”的思想没有存在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对当前的统治有情绪上的不满，也无从进行思考，更不必说表达。


为BBC工作期间的乔治·奥威尔

不过，这种语言统治主要是针对党员，尤其是外党来说的。在大洋国的金字塔结构中，外党恰好处于中间阶层，大概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左右。我们知道，历史上绝大多数的革命，其实都是由中间阶层领导的革命。仅仅是大字不识的农民，无论如何都掀不起革命，无法推翻统治阶层，至多能引起局部的暴动而已。

因而，大洋国的统治阶层并不在意下层群众，甚至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但主人公温斯特预感到，能打破这种统治枷锁的，恰恰是群众，群众是人，群众是希望。因此，在小说中，当党员的语言不断被新话过滤改造之时，群众那里却还有着既古老又清新的歌谣。

之前我们说，《一九八四》的某些情节取材于苏联；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与奥威尔所在的英国息息相关的。譬如主人公就生活于1984年的伦敦，小说中“真理部”对各种信息的筛选与杜撰，与奥威尔在二战时供职于英国广播电台的经历有关，而真理部的食堂，也是照着英国广播电台的员工食堂描画出来的。

从事新闻行业的人都知道，许多的新闻不是你想报道就能报道的，考虑到整体的社会影响，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干预。在英国广播电台期间，奥威尔见识了不少这种迫于环境压力而不得不删去的敏感信息，比如对苏联的负面报道，在同盟期间是要尽量避免的，包括奥威尔的另一部影射苏联的小说《动物庄园》，当时大部分英国出版社都考虑到同盟国关系而拒绝出版。

之所以要说《一九八四》中的英国元素，是因为在小说中，这种极权主义不是单纯地从斯大林那里衍生过来的。世界上的诸多国家，都曾有专制统治的历史，也都有着极权主义的可能。就像小说中所最终展示的，大洋国、欧亚国、东亚国这三个大的国家，覆盖了地球上大部分的土地。


工作中的乔治·奥威尔（1945）

这些国家之间虽然战争频发，但其实不存在对外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存在这种主义与那种主义之间的真正对抗，战争只是为了消耗多余生产力，仅让金字塔尖的人活得富足，剩下的至多温饱甚至处于饥饿之中，以此显示出等级差异。

在小说中，国家之所以存在，完全是为了豢养一批拥有特权的官僚阶层，也就是那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二的内党成员。所谓的老大哥，可能曾经真实存在过，但最终会蜕变为这个统治阶层的象征符号。老大哥在看着你，也就是整个统治阶层在监视着你。

那么，大家认为像奥布兰这样的内党成员幸福吗？我认为，幸福对他而言是不存在，即便他是个高高在上的内党成员。在《一九八四》所描绘的世界，党员是不允许有私人情感的，他们的爱情、亲情、友情等种种人类的本能情感，都被视为威胁政治统治的情感元素。

于是，老大哥们借助自小展开的洗脑教育，尽可能地抹除了他们的亲情、爱情观念，或者说，塑造一种符合党的意志的情感观念。譬如，主人公温斯特的前妻，将男女之事称为“做宝宝”或“为党尽义务”，每天晚上像木头人一样躺在那里；而温斯特的邻居帕森斯，因说错了话被自己七岁的小女儿给举报了，但即便如此，帕森斯还为女儿大义灭亲的行为感到自豪。


乔治·奥威尔的记者证

虽然，《一九八四》中的世界，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世界；但除了统治技术之外，它还与历史上以往的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有个不同点。

以往的专制统治者，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统治目的，就在于满足自己的饕餮之欲，让自己的权力能够顺着血缘一代代延续下去。但是在《一九八四》中，传统的家庭已经被消解，更不必说代代延续的血脉之亲。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延续“英社”的统治。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与其说是人掌握着权力，不如说权力掌握着人。

在《一九八四》中，只有被异化的人，没有可自恃的赢家。


说明：本文为燃灯书社读书会讲稿

文/未名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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