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任 | “干部”：一个新名词进入中共革命语境的历史

boyaozhang · 发表于 2024-3-17 04: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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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一个新名词进入中共革命语境的历史

作者：谢任
来源：南京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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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摘  要
20世纪前期“干部”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法、德、俄、日、中五国之间复杂的跨语际传播和语义变迁。法文cadre经德国（cadre）到俄国（кадры）的传播过程中，其含义逐渐扩展为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骨干人员；经日本（幹部）传入中国以后，则引申出党派团体首脑机构的含义。1920年代初，中共曾以“干部”作为地方支部的代名词，意指比“组”高一级的组织机构，但这种制度设计不久即发生变化。在国民革命与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共同作用下，中共实现了对“干部”概念的再造。这一较少为人注意的曲折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早期关于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构想、实践与转变。

关键词
干部；日本；俄国；国民革命；共产国际

  基  金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日本馆藏涉中共沦陷区工作的史料整理与研究”（23CDJ027）的阶段性成果。

  来  源
《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5期

一般认为，“干部”概念源出法文cadre，传入日本后被翻译为“幹部”（かんぶ），遂沿用至今。此种单线递进的叙事遮蔽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事实。如所周知，在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先后五次出现“干部”一词。尚未引起注意的是，次年中共三大修正党章时，就将“干部”一词全部删除。其中有何深意？到了1937年，毛泽东借用斯大林的说法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次年又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那么，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之后，“干部”一词才在中共革命语境和组织体系中“扎根”？这些问题，学界目前还缺乏详实的考察。鉴于此，本文将重新审视“干部”这个新名词进入中共革命语境并发展成为一个概念的历史过程。具体将探讨：一、在中共将“干部”写入党章之前，法文cadre经历了怎样的传播和演变过程，不同的传播路径给中共带来了怎样的可能？二、中共二大党章使用的“干部”一词有何深意，后来又如何变化？三、“干部”被从党章中删除之后，其在中共革命语境中的含义和地位又如何得以重新确立？最后，新含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含义的消失，二者的共存与竞争关系同样有必要稍加检讨。

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

一、cadre、кадры、幹部：跨语际传播与语义变迁

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数百年间，cadre始终指绘画、浮雕等的边框。到了1798年，cadre有了新的解释，即文字作品中各部分的计划和安排。进入19世纪，cadre成为军队中军官和士官的形象说法。在后来的跨语际传播过程中，这种含义作为基础词义一直沿用下来，但也发生了重要的语义变迁，尤其是在俄国和日本。

（一）从法国到德国、俄国

cadre在欧洲诸国传播的过程中，词形没有大的变化——德文和英文均为cadre，俄文为кадр，复数形式分别为cadres和кадры。鉴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演进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且时间上先后连贯，因而以下将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和《列宁全集》第五版为基础，梳理cadre、кадр在德文和俄文语境中的语义变迁。

通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adre最早出现在1845年恩格斯关于《英联邦历史》一书的笔记中。该书第一卷第二章大段列举了参与组建20个步兵团和75个骑兵队的骨干成员的名字和爵位，英文原文并未使用cadre(s)一词，恩格斯以德文写就的笔记则以cadres统称这些人员。此后多数情况下，恩格斯使用的cadres一词都是军中骨干之义。某些时候，恩格斯会更具体地指出，没有军衔的士官是任何军队的骨干。

马克思同样使用cadre一词指称军中骨干，但相较于恩格斯，马克思更倾向于拓展cadre的使用场景，创造性地运用该词。具体而言，就是取cadre作为“框架”的词义，以之指称其他或实或虚的事物与群体。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属无产阶级的cadre。1855年2月，马克思以德文写下《不列颠宪法》（Diebritische Konstitution）一文，其中提到：“近六年来，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沉寂状态，只保存下来一些进行新的鼓动的骨干。一旦工人阶级普遍感觉到危机的影响，政治运动就会重新开始。正是在资产阶级同贵族的冲突达到顶点的时候，工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冲突必将重新开始。”此为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其中的“骨干”一词就是对cadres的翻译。

在cadre词义演变的过程中，马克思的这段话颇具转折意义。就所指对象而言，他所说的cadre是指工人阶级中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就行动方式而言，工人阶级的cadre通过“鼓动”的方式来发动“政治运动”；就目标指向而言，工人阶级的cadre将带领工业无产阶级应对“同资产阶级的冲突”。换言之，工人阶级的cadre承担着重塑社会结构、重建政治秩序的使命。所有这些都是在19世纪欧洲的工人运动中被赋予的内涵，而与cadre一词原有的军中骨干之义明显不同。相较而言，这种新的内涵与俄国革命和中共革命语境中的кадры和“干部”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可以说，从工人阶级的cadre到革命队伍的“干部”以及革命政党的“干部”，几乎只是一步之遥。

到1870年代的俄国，以кадры指称某一阶级的骨干已属寻常。例如，1879年发表的《人民园地上的新苗》一文就提出：“出身于有教养的人，出身于商人，出身于那些经不住1861年的危机而没落或顺应时代精神的贵族”构成了“第三阶级的骨干”（кадрытретьегосословия）。直到19世纪末，这种用法仍在持续。

进入20世纪后，伴随着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对立不断加深的情况下，кадры问题迅速变得重要起来。1904年7月，列宁在《告全党书》中写道：党内斗争已超出党性的范围，组织纪律已彻底松弛，这是小组习气与党性的冲突，“一切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离开了严格的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分子”都是小组习气的维护者，而“成为反对派骨干的都是我们党的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党员”。在此，列宁使用кадрамиоппозиции这一词组来指称“反对派骨干”，并将由此产生的党的统一问题视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如果说这里的кадрами还是一个指称负面对象的词汇，那么列宁在1905年1月的《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一文中使用的кадры一词，则开始与党的组织、群众斗争等革命的关键要素绑定起来。该文发表于日俄战争的结局日渐明朗之时，文中指出，变动的形势要求无产阶级以及“作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工党承担责任，激发群众，集结力量，“以便在政府最绝望的时刻，在人民最激愤的时刻发动起义”。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现在无比重要的事情，是扩充我们的干部队伍（кадры），组织力量，准备进行更直接更公开的群众斗争”。至此，后来被斯大林和毛泽东视为革命成败决定性因素的“干部”已呼之欲出——只需等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在制度上确立干部政策，“干部”概念便正式定型。

cadre经德国到俄国的语义迁移，直到中共创立之际也没有传播到中国，但它为后来中共关于“干部”构想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二）从法国到日本、中国

Cadre传入东亚世界，是从日本陆军向法国学习开始的。Cadre最早被翻译为“軀員”，指称将校、下士，以及会计、军医、马医、军乐各部。该词存在了一段时间后被淘汰，成为留在19世纪的“死名词”。

“幹部”与“軀員”几乎同时出现，但它并非专为对译cadre而创造的词汇。起初，它是指动物器官与植物躯体的主干部位。此种含义是表示“主干”“骨干”的汉字“幹”与表示“部分”“部位”的汉字“部”的直接结合，简单明了。因此，“幹部”一词很快便被引入军事领域。1878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翻译出版了法国著名军校圣希尔军校兵学教授巴尔铁尔密（Hippolyte Barthélemy）的著作Coursd'artmilitaire，名曰《兵学教程读本》。书中论及cadre问题：“干部是由所有高级军事人员组成的，他们以指导士兵为目标,并被赋予由军事等级规则决定的指挥权；原则上，他们必须是固定的、坚实的和众多的；可以说，好干部造就好军队。”日文版直接使用“幹部”对译cadres。这种对译关系逐渐稳定，并在1887年出版的《佛和对译兵语字类》中进一步确定下来，最终成为通行译法。

当“幹部”被用于军队以外的其他团体组织时，其含义便再生变化。概言之，军队中的“幹部”等同于法文cadre，是指各级军官和基层士官，有时专指基层士官；而党派团体的“幹部”则专指上层领导者及其组成的首脑机构。后来，哲学家服部宇之吉将“幹部”解释为：“团体等的负责人群体、头领、主脑部（与支部相对）。”在此，党派团体的“幹部”已与cadre无关，而是“幹”“部”二字字面含义的结合。

甲午以后，尤其是20世纪后，两种含义的“幹部”与诸多日本新名词一道，共同涌入中文世界。就笔者所见，“干部”最早出现于1897年的《申报》：当时，日军已占领台湾，并开始“募集土民练习兵事”，其练兵机构即名为“台湾土民兵干部练习所”。这一名称，是从日文“土民兵幹部練習所”直接挪用而来。如果说该报道尚不足以使“干部”一词流行开来，那么清末新政时期日本军事知识的引入，则使“干部”真正进入中文世界。1904年，直隶师范学堂将全体学生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其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分队长以及号兵就被视为“干部”。而在“改练新军”中，“干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1909年，广西巡抚邀请蔡锷等留日学生创办了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广西陆军干部学堂”（初名“广西混成协干部学堂”）。次年该校爆发驱赶蔡锷的学潮，使“干部”进一步为社会各界所知晓。

申报

大致在指称军中骨干的“干部”进入中文世界的同时，指称团体首脑的“干部”也开始传入。1902年，“出洋学生编辑所”编写了一部介绍日本明治时期政党状况的著作，其中多次使用“干部”一词。例如，在介绍“自由党”时，该书写道：“至其干部之组织，则设总理及副总理各一名，常议员若干名，干事五名。”

民初以后，两种含义的“干部”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与接受。甚至，生活在匪患横行的皖北灵璧县中北乡的“绅商士民”，都可以熟练运用军事语境中的“干部”。至于指称政治和社会团体上层领导群体、首脑机构的“干部”，则更为频繁地出现在报刊和书籍中。1921年，时在欧洲的周恩来撰写了几篇关于英国矿工大罢工的连续通讯，其中提到“煤矿工人同盟干部，开会议于会所，预定次日大会干部应持之态度”，“各地代表会议⋯⋯对于干部之赞助，仍不改旧观”。周恩来此处所言“干部”，就是指煤矿工人同盟的领导机构。而孙中山及国民党所设置的“中央干部”之“干部”，亦是相对于“支部”而言的首脑机构。

综上，虽然cadre在欧洲诸国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语义迁移的现象，但在传入东亚之时，cadre只具备军队骨干人员的含义。另外，对译cadre的日文“幹部”一词还从汉字本身引申出党派团体上层领导者及首脑机构的含义。可见，清末民初中文语境里的“干部”虽与后来中共革命语境中的“干部”词形相同，但含义有别。此种差异是中共成立以后革命形势不断演进的结果，因此，对中共创立之初的“干部”构想，实有考察的必要。

二、“干部”：中共早期的组织设计与制度变迁

就目前所见，中共文献中的“干部”首次出现于1921年。当年4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杂志刊载一则域外消息：“各省区干部及各村落支部皆派代表列席。全俄工人、农人、学生、共产党派员与会者有十一团体。”此处所言“干部”，仍然属于清末民初以来用法的延续，意指与下级组织（分支）相对而言的上级组织（主干）。它和“支部”并列，都是组织机构；同时，因“省区”和“村落”有相互间的等级关系，“干部”和“支部”也自然体现出上下级关系。尽管此处的“干部”并不是指称最高首脑的“幹部”，但其意思很清楚，上级组织为主干、下级组织为分支。

关于中共早期使用“干部”一词的情况，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这部党章的原件中，“干部”一词分别出现在第二章“组织”的第四、第五、第八条，以及第三章“会议”的第十一条（在本条中出现两次）。其中，第五条和第十一条第一处的“干部”，党史学界认为就是“支部”，因而现行版本中已将这两处“干”字校正为“支”字。其余三处“干部”，则未加校正。那么，这三处“干部”具体何指？第八条和第十一条第二处“干部”，意思很清楚，就是隶属于地执委的组织机构，即“支部”。第四条提及“各组之干部”，则容易让人误以为是指各组内部的领导者（组长），有必要稍加辨析。条文具体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每一个机关或两个机关联合有二组织以上，即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该机关各组之干部。”结合上下语境，细审文本意思可以发现，“各组之干部”并不是指各组的组长，而是指各组之上一个层级的领导机构，也就是“地方支部”。由此看来，在中共早期的组织体系设计中，“干部”曾是一个较低的组织层级——“支部”——的代名词。

1922年党章中的“干部”一词所指代的“支部”，与当代中共组织层级中党支部的定位明显不同。根据最新的党章，“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而在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章中，“组”才是层级最低、与普通党员和广大群众联系最为直接的组织机构：“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组”的上一级领导机构是“地方”层级的“干部”（支部），再往上依次是“地方”“区”和“中央”层级的执行委员会。

用“干部”指称组织机构中较低的一个独立层级，这种情况在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青年团的史料中也可见到。1922年11月，青年团衡州地委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当时该地有团员75人，“共分三干部，二十五组”。这里的“干部”与同年党章中“两个干〔支〕部”“各干〔支〕部”的用法类似，是指介于地委和组之间的组织层级。1923年8月，青年团香港特别支部发布一则通告：“本团干部于八月二十二号下午七句钟开全体团员选举会，选出干事三人成立干事会”，“干部主任”为林君蔚，两名“干事”分别为梁鹏万和梁九。通告的落款为“香港干部书记君蔚。“干部主任”“干部书记”等表述可以证明，“干部”是指特定层级的组织机构，在这份通告中就是指该特别支部，“干事会”则是该特别支部的领导机构。甚至到了1925年，青年团仍然存在以“干部”指称支部一级组织机构，并使用“干部书记”之称谓的现象。此外，国民革命时期接受中共黄埔军校支部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其组织系统也有类似的规定：“本会以小组为基本组织，小组以上为干部，干部以上为地方，地方以上为中央。

1922年党章中关于“干部”的规定，反映了中共早期在组织制度设计方面的自主探索。尤其是与1919年12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章相比，1922年的中共党章既有所借鉴，也有所不同。俄共（布）党章将支部设定为党的基层组织，中共二大党章则以“组”为基层组织，各“组”隶属于地方支部（“干部”）。在俄共（布）党章中，所有层级的领导机构均以选举方式产生，且有明确任期。而根据1922年的中共党章，“干部”的领导人员通过“指定”方式产生，“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随时任免”，在任期上则与组长一样没有限制。由此可见，在中共二大的组织制度设计中，“干部”（即支部）不仅是连接基层组织与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一个独立层级和重要枢纽，而且具有高度灵活的特点。这种独特性，反映了党章制定者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思考与应对。从上文关于青年团及其他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组织来看，这种自主探索也为青年团及其他团体的组织制度建设提供了较为直接的参考。

上述情况与中共二大在中共早期历史上的特殊性有关。中共自创立之始，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既密切又紧张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参与了中共建党和建党后的各项工作；另一方面，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以马林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干涉乃至“命令”中共的做法极为不满。据李达回忆，1921年下半年，陈独秀曾“大发牛性，要对马林等闹独立。他说，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包惠僧后来也有类似的回忆：“陈独秀同马林反复交谈了三、四次，还是谈不拢。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对此，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方面的报告中也并不讳言。在此背景下，马林离开中国，二大则成为中共早期历史上少有的没有国际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大会。相应地，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章也成为中共早期自主探索的集中体现之一。

然而，1922年党章中关于组和“干部”的制度设计不久即发生变化。1923年6月，中共三大对党章进行第一次修正。原章程中关于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各组之干部”，“干部人员”之任期，以及干部召集会议的相关表述，全被删除；“一地方有两个干部以上”的内容，也被修改为“一地方有十人以上”。由此，“干部”一词完全退出党章，亦即退出中共组织体系。相应地，“干部人员”是否由上级指定、是否存在任期等问题，亦均消失。不仅如此，原先由“干部”一词所指称的支部在组织系统中的地位也有变化。此时，基层组织改名为“小组”，它在名义上仍“隶属于地方支部”，但地方支部的产生程序、组织结构和职权、与上级组织的关系，这些问题在修正后的党章中均未提及。由此，支部不再是介于基层小组和地方执行委员会之间的一个独立层级和重要枢纽，其在党的组织体系中的定位也变得十分模糊。

到了1925年1月，中共四大对党章进行第二次修正，支部在组织系统中的定位又发生了变化。与1922年党章第四条对应的内容被修改为第五条：“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三人之处，设一通信员，属于附近之地方或直接属于中央。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支部干事会指定之。如各支部所在地尚无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本次修正章程对支部的规定更为明确，也有所调整。首先，支部在中共组织体系中的位置与职能由模糊而逐渐清晰。根据1922年和1923年党章的规定，党的基层组织为“组”或“小组”，隶属于“地方支部”。而到了1925年的党章，党的基层组织则成了“支部”，或者说有意让“支部”由地方组织下沉转换为基层组织（即原先的“组”或“小组”）。或许考虑到制度转换的适应性与接受度问题，1925年党章仍然为“小组”留下了灵活处置的空间，规定“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但显而易见的是，“小组”并非必须设置的基层组织，“支部”取代“小组”成为中共基层组织的态势已十分明显。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该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支部（工厂，矿山，作坊，商店，街道，农村，军队等），所有在该地工作之党员应一律加入支部。”至此，支部正式成为中共的基层组织，在其之上的各级领导机构依次为城乡区委—县市委—特别区委（包括几县或省之一部分）—省委—中央委员会。而以支部为组织系统的基础，则是俄共（布）自1919年的八大之后就确立的制度安排。

其次，支部的领导群体和领导机构得以明确，即通过“公推”的方式产生一名“书记”或由三人组成的“干事会”，支部不满三人则设通讯员。另外，1925年党章的第九条也明确了支部干事或书记的任期为三个月。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干部”一词所反映的中共早期关于基层组织制度的探索性设计完全退场，取而代之的则是越来越趋近于俄共（布）的组织模式。

三、“干部”：国民革命、共产国际与概念再造

以上梳理表明，无论是经日本传入中国的“干部”的两种含义，还是中共早期对“干部”的创造性运用（尽管很快就消失了），都与后来中共革命语境中的“干部”有所区别。于是需要继续追索：20世纪20年代之后，“干部”概念又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在此过程中，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是否参与了“干部”概念的再造？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国民革命之前，来自日本的“干部”一词的两种含义仍在各自领域（军队、党派团体）中各行其道，几乎没有发生直接的关联。国共合作发起国民革命之后，尤其是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的创办为标志，党派与军队开始建立起直接的、深度的组织关系，两种含义的“干部”遂不可避免地“相遇”了。在“干部”“最高干部”被用于指称国民党的高层领导及首脑机构的同时，军队的领导和指挥人才，尤其是与士兵关系密切的下级军事人才，则常被概称为“下级干部”或“下级干部军官”。毕业于黄埔军校、时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的中共党员蒋先云就特别强调“下级干部”的重要性：“普通军队的优劣，必须要看他的下级干部及士兵之训练程度如何。连为战斗单位。下级干部在战场上，比上中级官事实上更为重要。因为营即为战术单位，上中级官不过是筹谋设计、发号施令；实际要与敌人肉搏的，即靠下级干部与士兵。⋯⋯下级干部如真能具有杀敌致果的决心，身先士卒，士卒无往不勇往先登的。”

黄埔军校

国民革命是一场动员了诸多社会阶级和阶层，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均有剧烈震动的变革。在这场革命中，除了军队需要“下级干部”，党务工作、政治工作、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等，无不需要扩充组织规模，发展“下级干部”。为此，专门培养此类人才的“干部学校”被提上日程。在此方面，中共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必须使我们的党，不但是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指导者，而且是工人最初觉悟时取得自己的政治训练的惟一组织。（中略）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次年10月，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

此时，中共一方面接触到指称军中骨干的“下级干部”，另一方面面临着基层组织人才匮乏的处境。在革命实践与语言变迁的交互作用下，1922年党章中昙花一现的“干部”带着新的含义再次进入中共的话语体系。据笔者所见，最迟到1926年，“干部”一词即已再度出现于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中。当年7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职工运动议决案》强调：“现在职工运动的人才极为缺乏，尤其是下级干部人才。在最近期内，应于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处，设立职工运动训练班，训练下级干部人才。并须设立一高级训练班——在上海或广州——养成全国高级指导人才。”这里两次出现的“下级干部人才”既与军队中的“下级干部”具有相近的含义，又超出军事领域而扩大到其他群体中。此时的“干部”不再侧重于组织机构的含义，但仍隐约保留着与1922年党章中“干部”一词的某种联系。1922年党章有“干部人员”的表述，而从1926到1927年上半年，中共文件在指称各类骨干人员时也是将“干部”与“人才”（有时也写作“人材”）连用，而非单独使用“干部”一词。这意味着，单独使用的“干部”一词此时尚不具备各类骨干和领导人员的含义。

直到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作为独立概念而指称各类骨干和领导人员的“干部”才趋于定型。例如，1927年9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去信指示南方局暨广东省委，广州起义如果成功，临时革命政府中应设立常务委员会，且“应选进仲甫、兆征、恩来等为主要干部”，“以保证本党绝对领导权为原则”。如果说此处的“干部”还有高层领导群体的含义，次月制定的《中共中央对于长江局任务的决议案》则表述得更加清楚：“在党的内部工作须特别注意党内干部之培养与从党员群众中提拔负责同志工作。为增加各级党部的指导与党中干部之培养，长江局须不断的刊发政治通讯。”在此，单独使用的“干部”显然是指组织内部的领导和骨干人员。此后，“干部”作为党、团及相关组织内部的各级骨干和领导者的统称，便逐渐在中共党内流通开来，并伴随着革命历史的进程沿用至今。

“干部”概念的定型既是国内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结果，也与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有直接关系。如前所述，列宁早在20世纪初就以法文cadres的俄文写法кадры指称党派团体中的骨干和领导人员。国民革命时期，随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参与，这种对“干部”的重视也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烙印。早在1921年6月，张太雷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提到，中共“已经拥有一大批共产主义组织和训练有素的工作干部”。1923年下半年，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广州政府代表，以及孙中山任命的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鲍罗廷向国民党建议“开始改组整个军队，为此成立军官学校和造就一些政工干部”。到了1925年1月，针对当时华南地区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立足不稳的状况，苏联顾问加伦分析了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中“干部不足”就被认定为主要的客观原因之一。为此，中共决定“将得力干部派往最强大的工会和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并且已经指示干部要同基层工人取得更密切、更直接的联系”；接下来，还将“采取措施提高工会干部的数量与质量”。同月，中共四大制定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再次强调，在工人中发展组织、吸收党员“已成为刻不可缓的工作”。虽然这些表述多非俄文原文而是中文译文，但其中“干部”概念的使用与革命政党和革命运动的语境紧密相连，显然受到了苏俄和共产国际因素的影响。

具体到语言层面，中共创立之初，培养俄语人才就是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当时苏俄来华人员几乎无人会汉语，书面与口头的交流沟通都必须靠翻译。1920年9月成立的外国语学社，俄文教员就有杨明斋、王元龄，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正是在外国语学社初步学习了俄语之后，才赴俄留学。对俄语的重视为中共革命储备了人才，使得中共有条件翻译相关的俄文著作、文件，大体可以在语言文字层面理解其主张和意志，从而接受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

可以说，“干部”概念的再造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国内因素而言，国民革命不仅重构了政党与军队的关系，而且对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提出了更高要求。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党的组织网络能否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从而“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将决定“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于是，沟通党与群众的“干部”，特别是“下级干部”就具有空前重要的地位。就外部因素而言，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在帮助中共和整个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其对干部问题的理解与重视改变了中共对“干部”一词的理解与使用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党一方。1920年代中后期，“干部”一词的语义演变逐渐完成，并发展为中共革命语境中的一个稳定概念。

“干部”在中共革命语境中扎下根后，该词此前已经存在的其他含义并不会迅速、完全地消失不见。1927至1949年间，“干部”一词的具体运用情况仍然相当复杂。统而观之，“干部”在清末民初即已存在的两种含义有渐趋减少之势，但仍然存在。例如，1931年一则关于英国政局的报道，就以“英国保守党邱吉尔退出党干部”为题，介绍了邱吉尔不再“参加保守党事务委员会之会议”的消息，此处“干部”显然是指高层领导机构。1937年出版的《军事通信》一书，也有“从事通信勤务的干部与士兵”等表述。至于中共革命语境中的“干部”概念，则在1930年代以后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1932年1月，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务的覃振，有感于国民党“分崩离析、松懈散漫”的状况，提出《整理党务实施办法》。他特别强调“树立党的干部以建党的重心”，“根本整理，在树立重心干部，向上督促中央，向下指导同志，使中央与党员之关系，成一整个的紧密之连锁。”他所言“党的干部”，主要是指居于中央和党员之间的中坚分子。全面抗战时期，最大程度地动员和领导各界民众成为坚持全民族持久抗战的迫切需要，“干部”问题成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心：“现在在我国抗战日益扩大的形势之下，工作范围日加展开，干部问题的重要性是与今日全面抗战之巩固和争取最后胜利简直有密切关系。”此后，“干部”已然成为极常见的词语。1948年，由黎锦熙和钱玄同主编的《国语辞典》为该词给出的唯一解释就是：“政党或团体内之中坚份子。”

中国共产党主要干部

结语

从cadre到“干部”的概念传播和变迁看似寻常，但其过程之复杂实超出一般认知中的单线叙事。概言之，从一个新名词到一个稳固的概念，它经历了复线并进、多方竞逐的过程，以及内外多重因素和社会政治运动之间的往复互动。

近代法文词汇cadre原指军中骨干人员，经由德国到俄国的传播过程中，其含义逐渐扩展为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骨干人员，传入日本以后则引申出党派团体首脑机构的含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学习东邻进行改革的潮流中，日文“幹部”的两种含义随之进入中国。在此基础上，1920年代初中共对“干部”的理解与使用，则包含着对“支部”这一组织层级的构想与实践，体现了中共早期在组织制度设计方面的自主探索。

中文“干部”概念的词形虽来自日文“幹部”，但其含义的最终确立，则是在国民革命的实践与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随着国民革命的开展，苏俄／苏联和共产国际使用的“干部”（кадры）概念，特别是关于“干部”在革命运动和革命政党中的重要性的见解，开始影响中共的相关认知和实践。来自日本的两种含义逐渐消退，来自苏俄／苏联的含义则日益普及，并随着中共革命的演进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在此意义上，中共革命语境中“干部”概念的形成过程，正是一部近代中国从学习日本转而效法苏俄，进而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宏阔历史的微观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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