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篇压全唐，一赋动江关——谈陈朗悼文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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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流亾𠩄主人 孤篇压全唐，一赋动江关

周四以来，一篇《请君重作醉歌行》的文字在海内外喧传，从中国到美国、欧洲，凡有华文读书人的地方就有人在讨论这篇文章。对于社会学，一直以来我既不懂、也完全没有兴趣。当上海书评给我推送张扬的悼文时，我即发现其中提到的在徐晓宏病榻前照料的一位人类学学者是我的故交，的确，全世界做人文社科的华人圈子其实不大，就那么一些人。尽管我对文中讲到的社会学知识全无兴味，也不由得为这文章的自恋、自矜、自伐、自夸、自我感动而蹙眉。实话说，我对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种种宏大理论从来都没有任何信任，我总觉得人在面对这个茫茫然的世界时，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只能契入、不能理解的，只有宗教、文学、艺术能够对人与世界的困境予以观照，而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的宏大叙事，归根结底，都是虚妄的虚妄。

当我读到陈朗先生的文章时，第一遍我只记得一些金句，如喜欢精神的人最好找一个喜欢煮饭、报税和养孩子的人结婚，但随着对文章的讨论越来越多、已近于爆炸之势，我再回头看了第二遍，才不禁感叹真正的好文章第一遍是看不出来好的，往往要读到第二遍、第三遍才渐渐咂摸出好处。有朋友对我说，她一天读了这文章十遍，第二天再读……有人说读原文时看不懂，看了评论后才慢慢读懂了。对于这篇文章的评论与转发估计已经是原文篇幅的万倍、十万倍了吧。

一篇伟大的文学作品正是这样，能以有限的篇幅折射出宇宙和人世间的一切万有。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学作品极为有限，而「伟大」的理论在所多有，甲从这一面说而成一本书，乙只需要翻过来一面说即可以成另一本书，由此成为话语无尽延异的游戏，成为无尽的名校、清北、藤校、博士、教授、资深教授、顶刊、顶会、引用率、论文集、基金、申请书、论资排辈、学界泰斗、学术权威……层层叠叠、无穷无尽。古今中外，多少小镇做题家、多少英雄豪杰，绞尽脑汁、费劲一生的心血与智力，肝脑涂地，而将自己的生命耗费在这没有意义的、如同利维坦一般的庞大城堡中？渐而与最亲近的人成为陌路，渐而迷失了生命的本味？

这学术机器的异化力量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让人到死亡将近之时，仍然揽镜而不能得其本来面目？幸而我们作为生命，人人皆须面对死亡。这死亡如同冬日的大雪，茫茫无际地降落下来，轻易地掩盖了一切无意义的话语孳生。管你是历史社会学，还是经济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第三波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定量社会学、耶鲁社会学、哈佛社会学、结构社会学、解构社会学……都如同话语孳生的泥潭，霎时掩盖在这茫茫雪中。在大雪一般的死亡降临之时，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停止奔流、毛发停止生长，徒留一片无声的寂静。所有的声音都再也发不出了，所有的论文与专著都不再有意义。死亡，昭示着社会学话语孳生的无意义性。但又有多少迷途的游子，至死不悔、至死不悟？

在陈朗先生的文章末尾，附了她亡夫文章的链接，是发表在《上海书评》的《「政治中国」的文化再造与「文化中国」的政治再造》。正如这个篇名所昭示的那样，这是一篇空洞的、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文章，仅仅是「政治」、「文化」、「中国」、「再造」这些词语的滚动组合，就如同汪晖的「学术」一般，无论取得了多大的名声、多高的教职，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任何一个有基本文字品味的人，对比陈朗先生与徐晓宏的文字，都不难感受到二者在语言上的霄壤之别。这种语言质感的差异，其根源正在与有没有生命的「实感」。而当今之世，有多少所谓的「学者」，尽管日日以语言文字在输出自己的思想与理论，但实际上对语言文字的本味已然形同陌路。他们忘记了，人类在面对语言文字时，就是面对自己的本心本性。一个人只有见天地、见众生、见自性，并不由自主地将其所知所见记录下来，其写出的语言文字才会有实际的意味，否则就只是从话语到话语的无聊游戏罢了。

所谓的「孤篇压全唐」，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了。「孤篇」，就是茫茫宇宙中，一个孤独的人面对自己的生命发出的微弱喟叹；「全唐」，就是在庞大的帝国与巨型的体制中那些不断孳乳的话语，那些与「曰若稽古」相关的繁复诠释。因为文学接通了生命的本体、宇宙的灵性，在这终极灵慧的天平上，「孤篇」可以压过「全唐」。

陈朗先生的文章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篇幅内压缩如此复杂的信息，亦在于其中所使用复杂的文字技巧，然而这些技巧是静水流深的，你根本看不出来。就如王菲的歌唱一般，表面上风淡云清，实际上蕴含着无限丰富的层次。横塘退士评价杜甫的一联诗说：「十四字十层」。肉体凡胎，而何以能掌握此种功力？只从技巧上学是学不会的，这是由层层叠叠的生命经验渐次凝结、沉淀，而形成的对生命意识的体认，进而显化在文字上，这就是「气回丹自结」的境界了。「词至南唐，眼界始大，境界始深」，「境界」，就是生命意识。这一句中最重要的字就是这个「至」字。这个「至」字就是「夜半钟声到客船」中所讲的「冥契」的境界。「至」，就是「到」，「普庵到此，百无禁忌」，只有到了这个地方，才能自然理解其中况味，否则是不足与外人道的。

具体说来，陈朗先生文章中所用的技巧，即是中国的晚期古典文学中所多见的「双重写作」，即利用文字的多义性，将大量的意义压缩在有限的篇幅中。鲁迅的《伤逝》就是这种写法，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亦然。而陈朗先生文章的好处在于，这些技巧用到了「羚羊挂角无踪迹」的地步。这样的文章，让我想到了中国古代的文章传统。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于其中一个人只需要写一篇作文就可以拿到通向最高政坛的入场券的。我想也正是因为中国文明对文章之学的病态崇拜，导致了今日令人触目惊心的衰败，至今也不能走出来。但那古时候的诗酒风流，终究是过去了。古时候的那种文章学，须是最好的家学，家里头最聪明的头脑，花费最漫长的工夫，往往还要经历最惨痛的乱离，才能写得出来的。一个如此庞大的文明，竞将所有最聪明的头脑浪费在这些「之乎者也」的吟哦上了，这又是多么的可笑！如今时代变了，最聪明的中国头脑，从北大清华毕业后，是一定要去美国硅谷闯荡的。只要还有一点点本事和清醒，也都不会愿意留下来。于是那些诗词歌赋变成了电脑屏上的代码，变成了莎士比亚的英文，那才是真正的硬通货。那中国古时候的文章风流，终究是烟消云散了。但为什么我在陈朗先生的文章中，却看到了这一传统的回光返照？

柏林的朋友告知我，陈朗先生的父亲乃是陈建功，是1977年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并曾做过中国作协副主席。则不知道这个「朗」字，是否与朗润园有关？如同许多「文二代」一般，陈朗先生15岁就出版了长篇小说《灵魂出窍》。这是1997年，陈朗先生的作者简介简直一语成谶：「以学习为生，以考试为命，命中注定为此奔波至今，是好孩子。从没对文学狂热过，但常为情绪所触动，于是写作。」在父亲的家书中，陈朗先生作为才女一生坎坷的命运也仿佛有了定数了。陈朗先生亦是北大「我们文学社」最重要的五位前社长之一。然而，命运就是如此吊诡，那些为文学疯狂、以文学为毕生最高追求的人，往往写不出什么好东西；而原本无意于文学的人，却往往在造次颠沛、艰难困苦中，写出最能传之久远的诗篇。这世上珍贵的东西，原本就不可能是免费、轻易、唾手可得的呀！

了解了这一层背景，我才看懂为何文章开头，陈朗先生想在父母面前证明，「凤凰男」不是他们想的样子。徐晓宏作为浙江衢州农村出身的男生，只因为北大同学的关系，就要迎娶中国文坛大佬的千金，可想其岳父母会是什么态度。更何况陈朗先生需要放弃的，是北师大一附中-北大中文系本科-哈佛硕士-耶鲁博士-港理工终身教职这样一个钻石级的学历与履历，只身奔赴美国密西根，投身一个茫茫不可知的未来。但追寻爱情是需要勇气的，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为了得到一个人，世界完全遗弃，也不会觉得罪过。那时陈朗先生已经年近四十，为了一个相爱的男人，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陈朗先生牺牲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但这样酷烈的牺牲，又会给丈夫带来多大的心理压力？这一切都为婚姻蒙上了不祥的阴影，但自古文章憎命达，才女总薄命。世间才华横溢的女子，哪能随便将就？但能与这样的女子相匹配的男子，亦注定是罕有的。只恨自己不是那世间俯拾皆是、毫无特点的凡俗女子，反而更易与另一个毫无特点的男子相守到老。一颗敏感的心，总在漂泊中成形。而那颗在漂泊中成形的敏感的心，却总是如磁石般期待一个恒定如大地般的肩膀。由此，漂泊四方变成了漂泊八方。为此，陈朗先生果断地斩断了自己的事业，纵身一跃。最终的结果，心疼的人是不愿提及了。但向使当初不勇敢一试，谁又知道后面的世界线会如何展开呢？最终是尘满面，元知这尘世间的一点点幸福，竟是求不到、也根本不可求的呵！

读罢陈朗先生的文章，我不禁喟叹，这人世间的命运，究竟是有定数的么？抑或是没有定数的呢？想来应该是有的罢。但就算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这命运，元是预先注定的，英文中所谓的pre-programmed。15岁时在北师大一附中创作自己第一本长篇小说的陈朗先生，可会想到自己日后在美国、新加坡、香港流落一圈后，竟在不惑之年孤身带着女儿，将钻石般闪耀的家世与学历抛在脑后，在美国密歇根艰难地开始新的职业？但想来，陈朗先生早年选择以神学、宗教学、佛学这样不食人间烟火的专业，并研究明末天台学与史铁生，想来亦是想一探命运之谜的究竟的吧？命运兜兜转转，转到此处，这一种况味，究竟难言。此时此刻，我亦在西方多国辗转流落，渺渺然没有归途。总有人说，这么好的学历，最终竟去做了一个心理咨询师，是可惜了。但这实在是浮泛皮浅之论，二百年后，我们都会变成宇宙间飘荡的粒子，幸与不幸，都不会再有意义。

忆及我早年游学拉萨，在鲁固有一个萨满神人，在居委会隔壁的阁楼上居住，每日天微亮的六七点钟，给人算命一小时，奇准无比，此后即闭户不见人。藏人日日摸黑在阁楼外排队等候。当时我亦想去算一下我的命运，但一位藏族朋友劝说我：这算命少有只算一次的，大多会越算越准，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依赖，总是不好的。再去求见上师尊容，上师指点，只管发愿，不必在乎命运，佛菩萨自会护佑。

去年盛夏六月，我旅行至瑞士日内瓦，公交车行过湖中的大喷泉至于东岸，山上有一条路，法文云Grand Rue，大作家博尔赫斯即在这里逝世。博尔赫斯出身于阿根廷的豪富人家，自少年即游学欧洲各国，只知读书，不问世事，生活亦不能自理。故而没有婚姻，常年依靠母亲料理生活。博尔赫斯到了76岁时母亲才逝世，此后才与日本人儿玉（Kotama）结婚，此后依赖儿玉的照顾。直至死前不久，博尔赫斯叫儿玉在日内瓦城找来一个阿拉伯人上门为他讲授阿拉伯语。博尔赫斯的性格不食人间烟火，只知探索宇宙、精神、知识的拓扑结构，终而倾向于右派，因而替皮诺切特站台，而错失了诺贝尔奖。

智利的另一位流亡作家波拉尼奥也是博尔赫斯的传人，但一生贫病交加、英年早逝，故而倾向左派。波拉尼奥的《2666》探索的是这个世界不可理解的拓扑结构。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文学批评家养尊处优，无法面对世界的真相，故而无法进入Benno von Archimboldi的境界。而Benno von Archimboldi经历了东欧战场的九死一生，最终去墨西哥调查人权灾难，进入了文学的最高境界。最好的文学，一定是关于人权的。那些生命经验中颠沛坎坷的体察与反刍，永远比书本上的事情更加珍贵。在我看来，波拉尼奥是比博尔赫斯更伟大的作家，虽然同样关心拓扑的结构，但博尔赫斯探讨的是宇宙、精神与知识，而波拉尼奥探讨的是现实世界、历史与人权。那生活不能自理的男性人文大师的时代，已经远去了。接受别人照顾的人，往往视为理所应当，故而有恃无恐。而那些照顾别人的人，却能在每一个此时此刻体会到自己的点滴心意。能够心甘情愿地照顾别人的人，是有福气的。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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