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映口述刘兴育整理我的右派生涯

Gowest · 发表于 2023-12-11 16:03:48

我的右派生涯
发布时间：2013-09-22 作者：陈红映口述刘兴育整理
提起我被划为右派的生涯，就非常伤心。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它是一道难以治愈的精神伤痛。1988年我第一次返回劳动改造二十一年的农场，看见曾住过的那间破旧空荡的房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潸然泪下。那里让我失去了青春的年华，使我的报国志向化为乌有。

我出生在湖北沙市，两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母亲为逃避被夫家拐卖，四处流浪，被当地天主教堂收留。1946年我进了天主教在当地办的新沙中学读书，1950年考入北师大附中，1952年被保送进入北师大中文系，1956年我们年级有70多人毕业，我和另外四人考上综合性大学的研究生，其中一人到南开，两人到武大，我被分配到云大。我是湖北人，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曾问过我的辅导员，为什么不把我分到武大，辅导员说：因为你的先秦文学基础比他们好，云大刘尧民是先秦文学的专家，你可以去跟他学。若你要坚持去武大，可以向教育部申请。但我转而一想，我在分配志愿中填写的是支援边疆，当时想的边疆就是新疆，根本没想过到云南，对云大也是一无所知，云南也是边疆，如果我提出改派不就违背了自己当时的诺言。于是我就坦然地到了云大，成为云大中文系第一个研究生。当时的云大中文系人才聚集，有著名的散文学家李广田，先秦专家刘尧民，庄子专家刘文典，诗经专家江逢僧，魏晋唐文学专家傅懋勉，宋词专家王兰馨等一批德行高尚、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知名教授。学校对我也非常关照，一进校就给我安排了一间住房，享受助教的经济待遇，还协助刘尧民辅导本科学生。我以为到云大是我在学业取得成就的新起点，就更加勤奋学习，恨不得一年就把所有课程学完，成天关在宿舍里看书、写文章，人都瘦了一大圈，来的时候体重是63公斤，不到两年就减到了57公斤。这是我非常愉快、自由读书的一年。但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我这平静而又有长进的学习生活，一下从天堂跌入了地狱。

一、用参加北师大肃反的体会认识鸣放

我自幼就喜欢读书，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在我读初中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很受老师赏识，我也有了将来做作家，到英国剑桥、牛津大学学习，以此来改变家庭贫苦的命运。进入大学后，更坚定了我这一信念。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在系上组织了古典文学研究小组，大家在小组里畅谈自己的读书心得，探讨古典文学的奥秘。我对先秦文化感兴趣，看先秦两汉的书较多，经常在小组会上谈论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在一些教师眼中认为我在先秦研究方面有所作为，这为我学习先秦文化埋下了伏笔。我不仅勤奋学习，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我是个文艺活跃分子，喜欢音乐，组织了北师大学生合唱团，合唱团在北师大还小有名气。1949年后我看过不少苏联的文学作品，印象最深刻、影响最大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电影《卓娅》、《刘胡兰》，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我也从他们的成长中认识到作为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应有的政治态度，因此进入北师大就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团组织安排一个同乡团员做我的入团介绍人，经常通过他的帮助来提高我对共青团的认识。我对入团也抱有很强烈的愿望，曾经有过不达入团目的决不罢休的想法。为了使组织了解我，曾多次向组织书面或者口头介绍自己的历史和思想情况，也经常主动和我的入团介绍人谈心。团组织和同学都认为我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就是迟迟不能发展我成为团员，也不说是什么原因。我也有过猜测，但一直在追求、等待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1955年暑假，北师大开始进入“肃反”。肃反就是肃清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这对国家乃至个人安危都是件好事。我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但在我读教会学校时曾替反革命组织圣母军做过记录、收过账，这却不是好的事情。入团时，我也曾经主动向组织上做过交代。因此在肃反的一开始就抱着站稳立场、经受锻炼、自我检查的态度投入到运动中去。我们班有十多人被列到斗争的对象中，白天挨批斗，晚上关起写交代，这还算好的。同住一栋楼另一个年级的同学被整的更惨，有一天晚上传来喊叫声。第二天听说有一个同学要跳楼自杀。我虽然没有被批斗，但我一直被监视。肃反运动结束后，校团委书记阙雄飞在全班会上说：“这次肃反在北师大没有发现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向遭批斗的同学道歉。学校肃反领导小组专门说：经过缜密调查，跟美帝国主义没有政治上的联系。”虽然历史问题使我受到影响，但组织上对我悬而未决的历史搞清楚了，并且作出了结论，我也感到很高兴。这也使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就是在于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我认为一个政党敢于承认自己错误并设法改正，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肃反运动后，我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做党的好儿女的决心。

肃反运动结束后，我感觉党组织更加信任我。我的学习工作劲头更大，但当时我已经26岁了，已经超过入团年龄，不能入团了。团组织和同学都鼓励我说：“不能入团，还可以争取入党，这才是奋斗的最后目标。”我当时对入党抱有很大的信心，我想一定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党对我的教育培养。在我离开北师大到云大读研究生时，特意给北师大党委书记写信表示自己的这个决心。

1956年11月党中央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党以当时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为借鉴，教育党员干部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强调在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

1957年2月，李广田校长传达了毛泽东在有一千八百多人出席的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

1957年3月中央宣传部召开有党内外思想工作者八百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以毛泽东主席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讲话为指导，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11日，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如何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立即在省、市两级机关开始整风。根据上级指示，云大党委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由李书成、李广田、刘绍文、程明轩、周玺等五人组成。李书成任组长、并制定了云南大学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各系分别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中文系的整风小组由系主任刘尧民等四人组成，我也是其中一员。针对全校师生在学习毛泽东主席的两个讲话中，存在的顾虑，怕“放”之后会受批评，怕报复，或在“放”了之后不发生作用等问题，学校召开大小各种会议，进一步深入动员鼓励大家紧密结合本校的具体情况，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用和风细雨的办法，大胆地“放”，揭发云大党组织及各级领导所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找出存在的各种矛盾，分清是非，采取边学、边检查、边改进的方法，进行整风，以达到密切领导与被领导、党和群众的关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于5月25日来云大，邀请70多位教授、副教授座谈，听取意见。并在会上发言说：党历来是重视知识分子的。许多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来的，党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正确的。但从目前实际情况看，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够正常，有的同志谈到“墙”与“沟”的问题，这是事实。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较突出的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对党外人士不信任，不敢放手让人家工作，实际上党内同志去办不一定就办得好。所以说，宗派主义是愚蠢的。宗派主义突出，与党的历史有关，党对农民比较熟悉，对知识分子不熟悉，如何贯彻“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也不熟悉，领导学校没有经验。思想作风也有毛病，老干部背包袱，以功臣自居；有些新党员不知创业艰难，一入党就是执政地位，有优越感。这些都使党外人士不舒服。所以我们党要整风。在谈到肃反问题时，他说：“肃反运动有偏差，应该承认。肃反中斗错的或受伤害的，发牢骚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允许发牢骚；第二、问题搞清楚了，是搞错了的，应在原单位宣布恢复名誉。我首先代表省委向斗错了的人道歉。”他接着鼓励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积极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云大党委也多次召开本校党内外教师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党委领导的意见和建议。

经过各级组织的宣传教育，一场轰轰烈烈的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在云大迅速升温，大字报是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大字报及校广播站播送的内容大多集中在给学校领导及党员提意见，对1949年后几次运动的反思等。有的意见十分尖锐甚至出现了谩骂、人身攻击，学校一度停课。我也走出书斋，参加到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中去了。

整风运动初期，组织一再号召大家给党委提意见。但大家还是有顾虑的，不敢畅所欲言。我那时年轻气盛，又是系整风小组成员，就想自己要带头给党提意见，即便是说错，党组织也会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来处理，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我来云大仅一年多，对云大情况不熟悉，但北师大的肃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认为给党提意见就是给党挑毛病，以达到帮助党治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害的目的。我就在一次整风小组学习会上谈了北师大肃反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我在北师大肃反的经历，本着帮助党整风、克服三害的认识，我大胆的发表一些言论。我说：“我对肃反运动是这样估计的：成绩很大，但有严重的错误。在肃反第一阶段从党中央起以至各级党组织都搬用了斯大林的错误公式（即阶段斗争越来越尖锐，反革命越来越多了）作为指导思想。肃反打击过宽，不掌握材料，而是一味逼供、普遍怀疑。肃反第一阶段用群众斗群众的方式是错误的，群众滥检举材料，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全国范围来说，肃反的成绩是第二阶段才取得的，第一阶段错误多于成绩。我对毛主席、党中央没有掌握材料、准备不够就仓促开始肃反表示遗憾。”这些言论如今看来仅是认识问题，却在反右当中被认为是否定肃反成绩，对党的肃反运动进行恶毒地污蔑。有人在校刊写文章说我“不是为了反对肃反而反对肃反的，反对肃反不过是他向党进攻的一个缺口，他的目的是要从这个缺口来攻击党的心脏，彻底摧毁党组织。”等等。我以北师大肃反中存在问题来帮助党整风的意见成为我被划为右派的重要“罪证”。

二、执笔写大字报被定为组织反党小集团

1957年5、6月间，云大师生给党提意见的大字报逐渐多起来，写大字报的有学生也有教师，有署化名的也有署真名的。我想写大字报是帮助党整风，所以我写大字报都是署真名。我曾针对中文系出现的“学衔高，薪水低”、“教师的晋级提职的标准问题”等写过大字报，最要命的是由我执笔，与本系黄謇、李治康、朱明基、王运智联名写的《我们的意见》这篇大字报，成为我另一宗“罪证”。黄謇、李治康、朱明基、王运智都是与我同年来中文系的，平常爱聚在一起谈论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整风运动中，我们自然也常谈论整风的事，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形成了《我们的意见》这篇大字报。根据大家谈的意见，由我执笔写稿。

这篇大字报写道：以往任何运动中，党团员总是走在前面的，难道这次要批评自己，就应当避嫌吗？一切工作都需要有党领导，群众拥护党的领导，我们要求党委及时表示明白的态度，掌握起运动的脉搏来。

学生会开放民主墙，揭露出很多问题，这是个好现象，可是不同的反应也就跟着而来，听说除了个别班的党员同志主动接受意见，领导群众，与群众一道来揭露和解决矛盾外，较为普遍的是观望和沉默，也还有平日作风恶劣的党团员，经受不住批评，在背后指手画脚、嘲讽群众，甚至唱“对台戏”。这种现象如不立刻改变，实在也不能令人心悦诚服。墙报上的确有不尊重教师和向党团员进行人身攻击的偏向，或者仍然以不实事求是来反对过去党团员的不实事求是，这不过说明青年同学缺乏经验，容易冲动，领导应当向群众解释清楚，指示正确方向。更应当充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能够明辨是非，应当看到整个趋势是健康的，从而鼓励大家毫无顾虑的鸣放。事实表明基层党组织不能大胆贯彻中央的政策精神。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还有话未说，这不能单纯责备他们不坦率，如果领导有方，客观条件具备，问题摆出来的就会更多更真实。我系教职工在四周学习中有人还根本不敢谈，有人只枝枝节节谈了一点。不趁这次谈清楚，问题仍然存在，貌合神离，肯定会影响工作积极性的。

我们认为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党委和校级领导既要领导群众前进，教导群众，又要老老实实承认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尤其要教育所有党员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群众一道来揭发和解决内部矛盾。党员同志绝大多数品质都很好，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然而他们普遍有骄傲情绪，自以为高人一等，不相信群众，有时盛气凌人，主观武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三害在每个党员身上几乎都有反映，他们平时光批评别人，很少批评自己，现在要整风，思想一时转不过弯，老是背着“我先进，你们落后”的包袱，听不进群众的尖锐意见，群众无论如何不会满意，对今后的工作没有好处。少数品质恶劣，作威作福，违法乱纪的党员，尤其应当下决心割掉身上的毒疮。党员同志在这次学习中一般都担任领导，对上报喜不报忧，把政策精神打了折扣，达到掩饰自己缺点错误的目的。

《我们的意见》这篇大字报是针对学校党委及党员在整风运动中的消极表现写的，目的是使党教育党员和群众一道来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当我们写好这篇大字报准备贴到校园时，来看大字报的李广田校长看过我们写的这篇大字报后，建议我们把这篇大字报送到校刊发表。这篇稿件登载在校刊《教师争鸣版》第二期上。1957年6月25~27日，在中文历史两系讲师助教座谈会上，把这篇大字报说成“暴露了错误立场观点，散布错误言论”。把我写评薪问题说成“借评薪之名，来挑拨老师之间的关系，挑起老师对评委会和对学校的不满”。针对我在《我们的意见》中写的“三害在每一个党员身上几乎都有反映”，有人在批判我的文章中写到：“这就是说一千二百万党员都有三害。请问陈红映：党中央毛主席有没有三害？倘若党中央毛主席有三害，还会号召整风吗？”

他们把联名写这篇大字报的其他人说成是我分配到云大后就拉拢他们，形成了反动小集团，我是小集团的组织者，常聚集在一起发牢骚，说二话。整风开始，我便指使小集团成员到学生中了解“鸣放”情况，支持右派分子学生胡永文的《控诉》，煽动搞“大民主”，并联名写反动大字报。我们一下就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五人中有三人被划为右派，我们这五人的命运也因此而彻底改变。

被划为右派的朱明基1950年加入共青团，1952年从四川考入云大中文系，1955年加入共产党，1956年留校做进修教师，后改为研究生，他抱着当作家而投考中文系，认为可以著书成名。然而被化为右派后没过几天，在准备批判他的那天早上不见他来，殊不知他已经投滇池自杀，时在1957年7月18号。黄謇1952年考入云大中文系，1956年毕业后留在中文系做助教，划为右派后，被送到怒江劳改农场劳教，后来失踪，仅在怒江江边发现他的一双鞋。中文系助教李治康虽未戴“右派”的帽子，但在运动结束后，与我一起到弥勒东风农场劳动改造，大跃进时，跳井自杀。王运智也是云大中文系毕业留校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大学工作，他去新疆大学报到时，校方以档案中记录他是中右分子而要他下放到农村。他不服从安排，回到老家贵州遵义。回家后因没有户口，长期靠给人打工做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错划右派分子结论改正后，被安排到一所中学任教。

我被划为右派后，学校对我进行了多次批判斗争，将我由学校决定进入系整风领导小组说成是我混进系整风领导小组，他们将我在整风中说的或写在大字报上的话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让我有口难辩、精神崩溃。有一次被批斗后，我痛苦极了，饭也没吃，从批斗会场直接走到八大河，望着滚滚淌过的河水，我准备投河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河堤上我就是想不通，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有什么错？越想越难过。就在这时突然想到了千里之外的老母亲，是她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我死后她怎么办？为了母亲，我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我被划为右派后，停止了我的研究生学习和助教工作，将我与其他划为右派的秦瓒教授等集中到学校劳动。1958年2月6日，送到弥勒东风农场“监督劳动”，从此开始了长达21年的痛苦历程。

三、监督劳动带给我的身心痛苦

被划为右派的师生处理方式各有不同。有的被开除公职或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也有的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学校对我的处理是“监督劳动，保留学籍。”

国营弥勒东风农场坐落在弥勒县黄家庄，此地原为一个县办的小型劳改农场，为接受各地下放人员和划为右派的人员，1958年改建为国营农场。建场初期，农场十分荒凉。

1958年1月28日，农场接收了第一批600余人，2月6日又有400余人前往弥勒农场。我是第二批去弥勒农场的，同去的还有云大师生100人，他们不少是没有戴右派帽子的中右分子。送我们到农场的两辆卡车开到了弥勒的甸溪河畔停下来，要我们下车涉水过去。河面不宽，河水也浅，但没有桥。过河后，我们这一百人当晚在一个寺庙里住宿。第二天将我们这100人与其他单位来的混合编队分成若干小组。每个组有10多人，我所在的这个组有七个人是云大师生，被安排到场部，刚到场部就住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地上铺了厚厚一层稻草，这就是我们的“床”。同我分在一个组的学生没有蚊帐，我们俩人就挤在一床蚊帐下。后来有了床，我们清除铺在地上的稻草，见到稻草湿漉漉的，抱起来还在滴水。

农场人多但用于农作的大牲畜少，更没有拖拉机之类的机械设备。但每天的劳动任务是有指标的，要完成耕作任务，没有牛，我们就用人拉。我过去从没有做过农活，而在农场成了掌犁人。20世纪90年代初，在农场树立了一座反映当年拓荒者艰苦创业的浮雕，其中就有我们用人拉犁的画面。

20世纪50年代，弥勒东风农场大片土地杂草丛生，是个拉屎不生蛆的贫瘠地方。我所在的生产队60来人，肩挑背抗，硬是把坡地改造成梯田。挖沟筑坝，从几里外的水库引水灌溉，使过去只能种包谷的旱地改造成可以种水稻的良田。我负责过稻谷的晾晒和入库管理工作，了解每年收成情况。记得1963年全队粮食收成达到24万公斤，平均每人为国家生产4000公斤粮食。现在我们当年开垦的良田改种葡萄，产量、经济收入都是很可观的，这是我们当年为他们奠定的基础。

1958年，农场决定修水库，要求各生产队抽调一批人参加。为了大干快上，经常工作到深夜。我们这些右派是最好使唤的劳动力，被派去干又累又危险的活儿。当时我们住在一座寺庙里，晚上很晚回到寺庙，实在太累顾不上洗漱倒下就睡。第二天，天不见亮又被叫起出工，在那座寺庙住了几个月还不清楚寺庙大殿内供奉的什么菩萨。四、五月，骄阳似火，在工地上劳动的人个个挥汗如淋。在筑水库坝埂时，为了把土夯实，要在新土上浇水。水是从远处用大粪桶装运来的，口干舌燥的修水库的人，见到水运来也顾不上考虑这水干不干净，大家扑上去，用嘴对着粪桶大口大口喝起来。

我们刚到农场，虽然肉类很少，但饭尽可吃饱。到了1959年5月1日，实行定量供应。我们每人的口粮是18公斤，还要扣3公斤。每天劳动强度大、油水少、蔬菜品种少，长期吃清汤寡水的饭菜，让不少人患上了“水肿病”，有的已经患病死亡。1960年的元旦清晨，我在水库上推土，遇到担任副大队长的原云大附中副校长，操着武汉口音说：“陈红映呀，你怎么长胖了？”。原来他是发现我患上水肿病，只是没有直说。在他关照下，我当天被调回生产队，接着安排到生产队办的糖厂上班。糖厂每次熬完一锅红糖都要清洗熬糖的大锅，清洗的水会残留一些红糖渣，我凭着喝这些红糖水和吃花生米来增加营养，治好了我的水肿病。我见洗锅水很有营养，就偷偷地用水桶装上洗锅水，放在蔽处，让难友带着口缸来喝糖水，以此延缓生命。

我们这些受监督劳动的右派，下地劳动是没有休息时间的，我们从早到晚在大田耕种，人很疲乏。监督我们劳动的生产队长见着我们出工不出力，坐在田间地头休息，就会过来大声斥责，乱骂一气。为了让队长不干涉我们休息，见队长喜欢抽烟，就买些烟带到田头，累了时候大家争着给队长发烟，与他一起抽烟说笑，堵住队长的嘴，我们可以多休息一会儿。时间长，我从买烟应付队长变成了烟瘾大的烟民。

1960年3月，我接到我母亲单位发来的电报，告知我母亲病危，要我速回。我拿着电报去找生产队长请假。队长说下放干部家里人死了都不准回家，你能回去？我再三向他解释，队长就是不同意。就这样拖下来，到了6月接到我堂弟寄来的信，说我母亲已经去世。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双手捏着信，嚎啕大哭起来。队里人见我这么伤心，生怕我想不开，派人陪着我住了几昼夜，直到我的情绪平静下来。

超强的体力劳动，伤害的只是我的身体，而精神上的折磨则伤害了我的心。劳作一天的右派分子晚上回到宿舍就要开会检讨自己。每月要进行一次查评，作自我评价。无论你有无错，首先要认错，这是态度端正与否的问题。然后检讨哪些地方做得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把自己痛骂一顿，这是检查你改造好与不好的标准。互评就是互相揭发，谁揭发的多，揭发出来的问题严重，谁的功劳大，谁的阶级斗争觉悟就高。

1961年摘掉我的右派帽子，按当时对我的处分结论，是保留学籍。现在改造好了，可以回校了。于是我写信给我的指导教师，中文系主任刘尧民，请求回校完成学业。不久收到刘尧民的回信，说收到信后，他向党委做过汇报，党委的答复是不能回校。我心里一下凉了，当年政府公开宣布的“监督劳动，保留学籍”怎么不算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农场按上级指示，把摘帽右派集中在一个生产队学习，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十中全会后，农场传达上级指示，根据十中全会精神，摘帽右派重新分配要再等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八年，我一下完全失望了。1958年到农场劳动改造，我还抱着很大希望。我曾对同组的右派讲：“天生我材必有用”，以此来激励自己，鼓励大家好好改造，等待时机，重新工作。五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不能回去工作，怀着这样悲观的情绪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些悲观失望的诗词来化解心中的苦闷。记得有一首中写道“愁今愁后、愁不尽，忍把青春换白头。”表示我对自己前途的失望。不料写这些诗词的笔记本被同宿舍的一个右派偷去交给党委，认为这些诗词是反党言论，不仅把诗词抄录登在生产队食堂门口，还对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批斗，这下我完全绝望了。

1965年，农场老职工见我不能调走就再三劝我在当地安家，我想自己也35岁了，重新分工已经无望，就同农场的一个农村姑娘结了婚。1973年下半年我调到农场中学教书，工资从24元升到34元，经济收入增加了，但我这个摘帽右派仍受到歧视。别的教师家属可以安排到学校做勤杂工，我的妻子就调不进去。有一年学校分房子，已经有房的教师可以再分一间，却不解决我的住房问题，仍让我同另一个教师合住一间宿舍。当时，我的两个孩子已经上小学，中午都要到我住的宿舍吃饭休息。我就去找学校领导理论，结果房子没有分到，还招来一场批斗。

在农场身心受到伤害的事举无胜举，但我要生存下去，也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劳动之余我最喜欢的就是看书，在书桌摆上几本书，领导来了就拿出《毛泽东选集》来看，领导一走就读《鲁迅文集》以及《文选》和《诸子集成》等。“文革”正酣之际，农场放松了对我们的管制，稍有自己支配的时间。一天一个难友拿来林语堂英汉对照的陶渊明的《闲情赋》，叮嘱我译成白话。在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我在耕牛组矮小狭窄的工具棚里，点着油灯，掀开垫褥，在床板上译了这首《<闲情赋>今译》，自得其乐，以期在苦难中创造美获得生存的力量，就像《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安德烈临死前躺在乌克兰的大草原上仰望星空颖悟出了生存的希望一样。这首诗的最后译文是：“我迎着清风跑啊，让它吹走我心头的苦难，流水啊，请你带去我小小的心愿；责备《蔓草》的男女相和，一同歌唱《召南》没有唱完的情歌；荡尽胸中一切顾忌，我保有一片真心，让宇宙充满我对你的无限深情。”

我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闲情赋》译成白话，是因为这首诗表达了我内心深处的感受，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1979年学校对所划右派全面复查，除3人因有犯罪行为已被专政部门判刑者外，其余均定为错划。在云大党委给我改正错划右派的决定中写道：“经复查，我们认为陈红映同志在整风中提过一些意见，但不是右派言论，属于错划，应予纠正，撤销原处分决定，恢复政治名誉，分配适当工作。”组织安排我归队，回到云大任教，继续从事我的教学研究工作。从而结束了我的右派生涯。

最后我想说，在东风农场改造的二十一年里，成百上千的“右派”们付出了他们的青春、鲜血，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不禁为之扼腕磋叹。正是这些知识分子才是东风农场的拓荒者，南乡坝的文化传播者。拖洛山巍巍耸立，甸溪河溪水长流。我已年过八旬，大去之期不远矣，但愿我们国家不要在发生我所遭遇的悲剧。

[1]陈红映，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http://www.archives.ynu.edu.cn/info/1051/15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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