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西文史资料——青海农建师的“劳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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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政协文史和法制委员会       
发布时间： 2015-08-11 16:35:17       
编辑： 雒婷（实习）
　　“山东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以下简称“劳大”)是国民经济受到严重重创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产物，也是教育双轨制试验甫始的胚胎式“实践”。学校创建于1962年春天，山东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张竹生任校长，在寿光县(一分校)、文登县(二分校)、泰安市(三分校)的国营农场和林场成立了三座分校。于1962年春季招生，主要是吸收城市的失学、失业知识青年，经过“象征性”的考试，分别进入大专班、中专班。学制最初定为半工半读五年制，后来改为四年制毕业。

　　据说，这是山东省学习“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经验做出的决定。

　　一分校创办一年即告撤消，生源分别转入二分校、三分校。我所在的二分校则前后招收了三批学生，即第一批的我们(62级)，第二批仍以城市知青为主(63级)，以及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招收的所谓“社来社去”不包分配的农村知青(65级)。我们(62级)也是惟一一批完成了半工半读教学任务的学生，其他两批(63级、65级)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了他们的半工半读半闹革命的“学业”了。

　　1965年，山东开始大量地向甘肃、青海输送知识青年，参加大西北的农垦事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拍摄的电影《军垦之歌》，诗人贺敬之的《在西去列车的窗口》，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在一代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召唤力。许多青年人对大西北、对军垦生活心向往之，梦荥绕之，情期待之。山东省首先是向甘肃农建第11师输送了大量城市知青，紧接着在1965年11月向青海农建第12师也输送了大量城市知青。同年11月，农建第十一师“捷足先登”，从我们的二分校要走了一个班(中专一班)42位学生，分配在河西走廊的各个团级农场做农业技术员。这给尚未分配的两个班(大专班、中专二班)的学生们以巨大的鼓舞与期待！在那个时代，这种学校毕了业，能够分配工作，当干部，就是最大的幸福啊！……

　　转过年来，“文革”风声渐紧，各级党委心事惶惶，“劳大”的分配沓无消息。学已上完，业已毕过，但何去何从，谁也不知道。春天里再返校，63级、65级已经上课，我们这些62级的或是被组织参加劳动，或是留在教室、宿舍里独自读书，人人也是心事惶惶。一座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一片琢磨不定的政治风雨，一种不可预知的前途分配，大趋势里的小无奈，我们这些青年人，能有什么办法呢？……等待，服从，就是一切。那时候正流行一首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4月上旬，突然青海农建12师来了干部，校方召开了“毕业分配”会议，宣布只要自己愿意，都可以参加青海农建12师，第一年作为实习期，当战士，吃穿全管，一月6块钱津贴，和其他去青海的山东知青完全一样；第二年，则按干部待遇，发工资，当技术员。若因身体和家庭原因不能去青海的，一律返回原籍，工作自行解决，不管分配了。我们这些等待分配的近百名“劳大”学生得到这么一个“分配方案”，近乎于狂喜！……四年的书没有白读，毕业的出路终于明确，而且是到大家心向往之的大西北去开拓“崭新”的事业。焉能不欢呼鹊跃之？……

　　于是，照合影，写留念，吃饺子，领军装……大家欢欢喜喜地忙碌着，准备远行。

　　“劳大”的学生基本由两部分组成，绝大多数是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高考、中考失学，很少一部分出身好的，如工人、城市贫民，则是因为家中教育或是经济条件窘困，自己仍想求学。这一次能够分配，大家都很珍惜，因为只有此一条路可走。而极个别的同学因为身体有病或家庭尚可支撑，则选择了回原籍“听天由命”了。“原籍”都在城市，这就不容易了。那时候的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差得太大了呢。能回原籍，仍然让大多数同学钦羡；但大家也知道，在那个时代，那种环境，我们只有一条路：去青海农建师拓荒，誓把高原大漠变江南。

　　4月底同学们回家，6月初在省城济南集结。6月6日由济南出发，北京转车，我们于6月8日抵达青海省会西宁，打开自己的行李，住进了青海省粮食厅招待所的大礼堂里，一溜儿地铺，一色的黄军装，倒也好看。于是，“山东社会主义劳动大学”一行82人的军垦生活自今日开始。记得刚刚住定，行李未展，西北的沙尘暴骤然造访。西宁城里，沙尘满天，遮天蔽日，撼楼摇树，沙沙轰响。给了我们这批山东学生一个不折不扣的“下马威”！……

　　1966年6月6日，于我们这一批“劳大”学生，是个奇异的日子。多顺畅的一个数字啊——196666？却是我们最不顺畅的青春生涯的起点。

　　青海，不是边疆，而是经济欠发达的真正内地；青岛，正是边陲，不过是经济较发达的边海城市。从青岛去青海，叫作“支边”？这真是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悖论呢？

　　据史料记载，1965年，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来青海调研考察后，认为青海的自然条件十分严峻，特别是以柴达木、玉树、果洛划线的高山牧场、高原荒漠、平均海拔在三千公尺以上的地域，临近了人类生存的“红线”，不适合内地支边者长期工作与生活。小平同志曾拟定“轮换工作制”并想提请第四届全国人大会研究表决。却不想，随着“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刘邓路线”的揭出，党内大批高级领导人的纷纷倒台，这一议案胎死腹中，再也不曾提到共和国的议事会议上来。

　　青海是中国三大河流的发源地，俗称“江河源”，但青海省内的水系很少。大西北的特点是只要有水的地方，就一定有绿洲；绿洲的大小，决定于水源的多少。我们82个学生兵兵分两路，一路赴格尔木，一个连队分两人；一路去马海，全部集中于实验站，其中五人去了机务连。我是五人之一。

　　赴柴达木途中，风光迥异。日月山东的浅山地区，油菜花黄，青稞苗绿，黄一块，绿一片，美妙至极；青海湖一碧万顷，绿草环绕，红马白羊，让人记忆深刻；但一翻过了橡皮山，进入柴达木盆地，则满目灰黄，基本只剩了戈壁滩了。烈日下，遥远的地气一片迷朦，闪闪烁烁，让你以为到处是“海市蜃楼”，其实，除了荒漠，还是荒漠，愈向远处望去，愈是荒漠。惟一让人感到亲切的是海西州府德令哈，绿树初栽，红瓦成排，虽没有高楼大厦，但有一条蓝色的巴音河穿城而过，给这座高原小城平添了许多旖旎色彩。夜宿此城，饭后散步，黄昏里同学们都聚在巴音河的木桥上看水流间的彩色鹅卵石。水流波动，鹅卵石便熠熠生彩，好看极了。我们这批学生，不同于城市青年，在极左的“劳动大学”里经受过四年的风雨锤炼，深知阶级斗争之严峻；“虽满怀理想兮却无奈命运，想前程迷茫兮而心思沉郁”，这一路走过来，看过了自然环境，人人心知肚明了。大家出言谨慎，杂七杂八地闲聊，却都对支边军垦心怀忐忑，甚至绝望。只是不说罢了。

　　车近马海(农建12师2团)，却又是另一番景象，比我们早来两个月的知识青年们热火朝天地在戈壁滩上造河。“造河”，即是从戈壁滩上修一道水泥长渠，让源自鱼卡山的雪水河，一点不滴地全部流入可以开垦“良田”的马海滩里，准备去浇灌“万亩青苗”。戈壁滩上劳动着的青年们看见又有战友来了，兴奋异常，许多人跟着大轿车奔跑，甚至有人把成束的红柳花儿扔进了车窗，让人心里颤颤地感动……我们这一批“劳大”学生，也是最后的一批“山东支边知青”。

　　第一天，我们全部宿在马海一站，地铺。在麦秸草上把行李卷儿打开就行了。因为我们是一群特殊的新兵，全部来自于“山东社会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军垦的青年们很自然地称呼我们为“劳大兵”，他们也很自然地和我们拉开了一道无形的界限，而“劳大兵”这个称呼则一直叫到我们离开农建十二师。

　　农学的专业知识，让我们这些“劳大兵”很快地明白了这是一次“乌托邦”式地农业开发。关键的关键，是水源不够；不是不够，是根本不足。我在散文《戈壁》中对这次的开发有过详细地描述。兹摘录如下——

　　“……然而，真进了柴达木，却觉得不对了。看着一万多名知识青年在戈壁上“造河”、“拓荒”、“整地”……我这学过“农学专业”的人有点儿狐疑了：水在哪儿？开荒种地？这戈壁滩上，哪儿能有这么充沛的水资源呀？……没有水，能种地吗？没有水，能压碱吗？若是这盐碱压不住，苗能长吗？若是苗儿不长，能收粮食吗？……疑问一团团，全在心里憋着，并不敢说。柴达木盆地里那个叫马海的地儿，是千年红柳固住了一点儿沙尘浮土，才酿成的绿洲。现在，推土机、平地机把红柳的老根儿都拔干净了，那土，还留得住吗？……再说这绿洲，靠着平均0.5立方米／秒流量的一条内陆河惨淡滋润着，尚可维持；现在，开进来四千人，吃喝都不算，却准备开荒一万亩，这点水，能滋润得过来吗？……”

　　没有几天，我们便知道了，这是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三次人类进驻马海。第一次是1955年，来的是劳改犯人，开荒一年多，不行，撤了。第二次是1959年，河南青年来了，再开荒仍不成，人都跑了；青海省再派干部去河南动员，河南也是连劝带逼，让青年们再返马海，恰逢“三年自然灾害”，吃国家配给粮的干部全跑了，吃自己种粮的青年们生生地饿死在这里。2团团长傅凤岐先生文革被批斗得过于激烈，这了避难，躲在我们戈壁滩“造河”的小帐篷里，他亲口对我们几个人说：1965年冬，为了迎接山东知青再进马海，他带领先遣小队考察马海，发现到处都是河南知青的饿殍。他连夜发电报给省委，派300公里外的德令哈农场“小三”(劳改释放者)赶来清查处理，马海总部加五个分站，共找出并深埋了167具河南青年的干尸。此时，距山东知识青年第三次进驻马海，仅差5个月了。

　　我在散文《戈壁》中有关于此事与傅团长的对话——

　　“……酒喝的多了，胆子也就大了，我问他：“团长，您也是学农业机械化的，恁大的一片戈壁，恁小的一点儿流量，没有水你造得出来良田吗？”团长借着酒劲儿骂一句：“把他的！俄(他是陕西人)咋不知道？……”我又问：“这千年的红柳，长起一片绿洲，多不容易。咱把它们拔了，废了，地又种不成，这绿洲，不就黄了？成了新的戈壁了？”团长再骂一句：“把他的！这俄知道！……”停了半晌，他才又说：“俄来以前，是省委书记找俄谈过话的。是下了死命令的。俄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而且要干好！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都得这么干！……”我哑笑，悄悄地问：“团长，你觉得……你能干好？这里……没有水呀。”团长一仰脖子把一大杯酒都干了，吁一口气，想了想，才答非所问地说：“这不……刘少奇都打倒了呢……”

　　这时候帐篷外的戈壁滩上，落日正红得似血，满天亮着旖旎云锦。”

　　马海的农业建设与开发，维持到1966年的“十一”。此前，内地的“文革”大火已轰轰烈烈四处燃烧，碍于日月、橡皮两座大山过于高峻，柴达木盆地仍然安静。“十一”之后，大火终于烧过来了，农场形势骤变！与其他的“大火”规律一致，先是揪坏分子，打反革命，再接着就是斗当权派，查黑后台了。油煎，火烧，打倒，枪毙，红X，黑X，揪斗，批判……小小的马海二团，四五千人的地儿也乱成了一锅粥！……逃跑的，打架的，装病的，怠工的，机构瘫痪，纪律无序，连队的领导也明白，最主要的任务是抓食堂，食堂搞不好，青年们闹起来是连打带砸，会要命的。而最可怜是那些开垦了出来的“良田”，碱没压住，出苗不齐，浇水施肥被战士们简化为一道手续：田埂上掘一道口子，整整一袋化肥倒在缺口上，任水冲流；战士们则就地用皮大衣蒙头呼呼大睡，偶有负责的领导查夜，见此情况也只能摇头慨叹，悄然离去……当年，马海第一批“良田”里，收获的粮食，没有播下的种子多。

　　也正是在这个当口，我们“劳大兵”得到确切消息：因为山东没有完成支援青海农垦建设的人员指标，我们是被当做“知识青年”顶替到青海来的。至于一年后转干，恢复干部待遇，全是一纸空谈。农建师的领导们都知道这个“内幕”，山东负责安排我们赴青海的干部也了解内情，被蒙蔽的只有我们这一批“劳大兵”。尽管在“劳大”就经历了严峻的政治锻炼，知道如何明哲保身，不触规犯纪，但涉及到我们的生存命运，迷茫前途，同学们还是很快地通了信息，集中在格尔木师部开了会，决定“造反”。“造反”的目的十分明确，查清事实，找回应有的待遇。“造反”代表找到了师部，师级的领导很快认可了这件事情的实质，并表示，他们无能为力，但同意我们全体“杀”回山东去，把分配问题弄清楚。于是，支边青海半年之后，1967年2月，我们全体同学(极个别的除外)全部由青海省委出具免票证明，乘乱糟糟的火车回到济南，找山东省查询我们究竟是为什么？怎么样？成了山东知识青年去青海当农垦兵的？……这一“造反”过程需要另文详述，此文暂略。经过一年半的艰苦“斗争”，留在山东的所有“劳大”毕业生都按国家制定的原则分配了，我们青海的这些“劳大兵”才由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江霖的批示，照山东省的原则给于了甄别、纠正，成了正式的国家干部。

　　我因为母亲在“文革”初期就自戕而悲愤难抑，双目失明。由青海农建师批准回青岛养病，所以，同学们的“造反”全过程都没参加。俟“造反”成功，我的眼睛略好，便再返青海，由机务连调入工程连，开赴格尔木修“格尔木机场”，历时一年。1969年冬，忽然一纸调令，让所有在农建师的“劳大兵”调至西宁，重新分配。同学们再一次惶然！以为“造反”成功可能又得罪了某处领导？现在要给我们“穿小鞋”了，是否会发配我们到青海农村去呀？……大家再开会讨论，服从调动，还是抵制调动？……一番大辨论后，服从调动、愿意去西宁的的占了多数，于是，这一批“不离不弃”的“劳大”同学，再一次集结，一起到了西宁，转入青海省五七干校，做了毛主席的“五七战士”。

　　我们离开农建师的时候，许多同学已和山东、青海的知识青年确定了恋爱关系，个别的业已成婚。于是，再一次演出了“生离死别”的凄艳悲剧。哭哭啼啼、恩恩怨怨、卿卿我我……也有极个别的同学，放弃调动，下决心与爱人在农建师扎下深根，厮守终生。但那时候的青海农建师，格尔木地区因为自然条件和原来的劳改农场的基础，尚可以打点儿粮食；其他的团队，马海，大格勒等地儿，基本是完全亏损。所以留下的几个同学，都是格尔木的。而知青们闹事儿，一直闹到1979年返城大潮开始。十几年间，支边青海的山东知青，一直成了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话又说回来了，那种环境，那种情况，能安定吗？

　　1989年，我在青海工作23年后，因为身体与家庭的原因，调回故乡。第一次去黄岛开发区采访。看到黄岛的荒凉、贫困，心中一恸！心想，若是1966年就决定，青岛的四千知青来开发黄岛，再投入那在青海农垦建设所投入的17个亿的十分之四：8.8亿。今天的黄岛，难道还需要建立新开发区吗？……

　　于是，想起了诗人公刘1963年写的一句我一直没读懂的诗句：

　　夜未央，冬天忽然打了一个反巴掌。……

　　不知道这公刘先生，是从何处，是何原因，得了这样一个奇句？

　　(作者系海西州文联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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