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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4 21: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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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N" @! _3 Y5 \塘格木农场,现在是渐为人知了。一是1990年那场大地震,如果没有举国震惊,肯定是举省震惊了。二是文革后,魏京生、蒯大富、许建军等等当代政治生活的敏感人物都在那里服刑。这三么… 莫不是因为《我从雪山走来》一文中的“我”成长于斯?(博君一笑!)至少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小说写塘格木了(丁晓禾,《算账》, 新华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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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M* V, T" q1961年,我家从都秀分场,东哲分场,辗转最后到塘格木场部的时候,住在北山的草窑洞里。就是把麦草扎成小桶粗的长长的草把子,拱形地搭在依山挖出的坑洼之上,抹上泥土,形成的连排住宅。这几排窑洞的顶上,就是长长深深的壕沟,连接着三四座碉堡。这是建场之初,看押犯人警戒用的。那时一片荒漠,只有划地为牢。可见创业条件之艰苦。等我们到场部的时候,农场已经颇具规模了,试验队这边连树林都种活了。后边的“战壕”,往往让我们当厕所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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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 b3 V$ V2 G/ b- S山后是病号队的大院子。我们在那个大下坡玩“咕噜车”。是用四个什么农具的辅助小轮子绑在一起做成的小车子,从山顶自由地遛下去。其实挺危险的,摔过好多次。病号队门口,总有三四个没腿的犯人在那里晒太阳。屁股底下一块方方的木台,手里也是木块,撑起上半身移动。这些都是逃跑时,冻僵在野地里,万幸没被狼吃掉,救回来截肢保住命的。“君不见, 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青海省劳改局的老人里,有从延安时期就管犯人的。海南、海西这些劳改农场的选址,直是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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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从北山草窑洞,搬到老场部之后,有一天,院子里卸下来一车私人物品,有呢子大衣,皮鞋,钢笔,笔记本,皮箱,锅,… 还有三大本非常漂亮精美的集邮簿。大约是死亡劳教人员的财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集邮簿。管教科很快把东西清理走了。院子里落下几本《知识就是力量》的杂志,落在我手里。认认真真似懂非懂地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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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网,“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逮捕、拘留的人大量增加,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在大西北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北京、上海、内地一些省将大批劳改、劳教人员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为例,三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万5千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场(厂)。塘格木劳改农场,先后送来600名劳教分子,其中455人是因右派问题被劳教的。把他们和已决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 2014年第4期)。 我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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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的角落里,住着两个年轻人。房间不大,土炕中间是个大木箱,两人铺盖各占一边。他们就爬在木箱上画图。年长的姓沈,年轻的叫朱儒春。如果没记错得话,他是四川水利学校送来的劳教。屋里有一些唐诗。他俩在交流赏析“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的诗句。朱用两个茶缸倒着冻冰的茶水,问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来回倒,冰就会融化的道理。老沈突然仰面朝天,长吁一声“老婆啊-----”。我们笑了。后来,爸妈不许我过去玩。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消失的。是回内地了,还是去了水库工地。. ?) _! t" y0 c/ x2 H* @9 T8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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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0年,全国的劳改农场对服刑期满的犯人,都是采取“多留少放”的政策。青海更是如此。刑满就业人员,仍然是在另册里,只是没有了武装押送。所以,竟有一些就业人员,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后来我二弟,子承父业,也当司法干警做管教工作时,居然还管着当年父亲从内地带上来的人。他对这些人很有些优待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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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有在塘格木农场小学上过学的,就没有不知道老牛和老马的。老牛(牛炳田)判刑前在河南家乡当过校长,写一手好毛笔字。现在负责食堂拉水和烧火,还有按时给上下课打铃。老马要炒菜了就吆喝:“老牛, 烧大火!” 老牛身上总是一股好象不刷牙的葱臭味。没事就翻来覆去地读《三国演义》和《水浒》。老马山东人,当过保长。觉得挺委屈,说“我这个保长给八路干了多少事啊!” 听说他们很上了年纪后,才回到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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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H8 C' q2 N4 g5 S) \/ T) _印象深刻的还有几个当干部的叔叔,后来自己也变成犯人,而后刑满就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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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8 b6 p, \0 U- a年青的史叔叔,在都秀分场时受我父母委托,带我去西宁看病。我还把他的一个塑料杯子弄丢了。那时塑料产品刚出现,那种软软的塑料杯子,捏着跟橡皮一样的。他很心疼。后来不知怎么就给弄劳教去了。3 j* ~7 E4 P+ _
+ z6 n. k6 u" M2 e5 b严大鼻子叔叔,海军下来的。在东哲分场是父母的同事。后来干了比强奸妇女还恶心的事,给劳教了。后来,我做追逃工作时,似乎看到过他的材料(因为小时候不知道大人名字),反映他跑回东海舰队司令部去上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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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6 F. N* _2 U/ P1 d, t& `场部招待所的容耀良,广东人,是父亲在都秀分场的同事。据说是用赶大车的马鞭两鞭子,把一个劳教给抽死了, 判了刑。后来,在招待所干活,扫地生火发被子。慢条斯理,温温绵绵地,很难想象原先还是那么火爆。大队干部来场部办事住店,他送来暖水瓶,接过原来同事的烟,点着,简短几句寒暄,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继续干活。8 F: O. j% \' k _$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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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小学中学同学好朋友的父亲也摊上大事了。犯人每年冬训,干部要下监房指导。他在热炕上舒舒服服地听收音机睡着了,外面牢头狱霸率众把帮教对象给打死了。正是赶上政策检查,加上死者家属很有背景,所以张叔叔在劫难逃,给判了不少年,送曲沟农场服刑。好在大家都是干部,就是服刑也不会受太大的罪。后来我在西宁还碰到过,穿得干干净净地在一个劳改工厂看大门。好的结局是,最后最后,还是洗脱了干系,住进南滩干休所养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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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我家从都秀分场,东哲分场,辗转最后到塘格木场部的时候,住在北山的草窑洞里。就是把麦草扎成小桶粗的长长的草把子,拱形地搭在依山挖出的坑洼之上,抹上泥土,形成的连排住宅。这几排窑洞的顶上,就是长长深深的壕沟,连接着三四座碉堡。这是建场之初,看押犯人警戒用的。那时一片荒漠,只有划地为牢。可见创业条件之艰苦。等我们到场部的时候,农场已经颇具规模了,试验队这边连树林都种活了。后边的“战壕”,往往让我们当厕所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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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后是病号队的大院子。我们在那个大下坡玩“咕噜车”。是用四个什么农具的辅助小轮子绑在一起做成的小车子,从山顶自由地遛下去。其实挺危险的,摔过好多次。病号队门口,总有三四个没腿的犯人在那里晒太阳。屁股底下一块方方的木台,手里也是木块,撑起上半身移动。这些都是逃跑时,冻僵在野地里,万幸没被狼吃掉,救回来截肢保住命的。“君不见, 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青海省劳改局的老人里,有从延安时期就管犯人的。海南、海西这些劳改农场的选址,直是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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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8 f: _# h: l家从北山草窑洞,搬到老场部之后,有一天,院子里卸下来一车私人物品,有呢子大衣,皮鞋,钢笔,笔记本,皮箱,锅,… 还有三大本非常漂亮精美的集邮簿。大约是死亡劳教人员的财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集邮簿。管教科很快把东西清理走了。院子里落下几本《知识就是力量》的杂志,落在我手里。认认真真似懂非懂地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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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8 X0 @$ U k' q- ~0 t! P0 B0 K读网,“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逮捕、拘留的人大量增加,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在大西北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北京、上海、内地一些省将大批劳改、劳教人员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为例,三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万5千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场(厂)。塘格木劳改农场,先后送来600名劳教分子,其中455人是因右派问题被劳教的。把他们和已决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炎黄春秋, 2014年第4期)。 我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了。2 K: S3 g: u5 d: j) w" U1 s8 U& D(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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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G' A5 Z! O& m直到1980年,全国的劳改农场对服刑期满的犯人,都是采取“多留少放”的政策。青海更是如此。刑满就业人员,仍然是在另册里,只是没有了武装押送。所以,竟有一些就业人员,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后来我二弟,子承父业,也当司法干警做管教工作时,居然还管着当年父亲从内地带上来的人。他对这些人很有些优待了,这是后话。) Q9 Y, {2 ^( F; |/ Y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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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大鼻子叔叔,海军下来的。在东哲分场是父母的同事。后来干了比强奸妇女还恶心的事,给劳教了。后来,我做追逃工作时,似乎看到过他的材料(因为小时候不知道大人名字),反映他跑回东海舰队司令部去上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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