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泽（绿洲遗老）：我在劳改农场的二十年

Gowest · 发表于 2023-12-4 20:48:13

劳改局
西农分配到青海的共11人。园艺系3个，农学系有宋泉光、刘仲玉、刘文厚、颜其俊、陈本善5个，蚕桑系杨开荣等。我和刘仲玉分在劳改局，进而分配在德令哈农场。陈本善分在贵南马场。杨开荣受不了青海生活，60年自动离职，回老家重新找了工作。宋泉光、颜其俊、刘文厚在农牧厅，俞纯清在省农林科学研究院，宋明高在农牧学院。
西宁11月初的气候，已经十分地冷了，我们这些从四川来的人很不适应。住在招待所里，火也生不燃，只能和寒冷硬抗，别人衣服多还可以，我把所有厚点的衣裳全部穿上还是冷。可怜的我，只想尽快地走到工作的单位。
去劳改局（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报到，说是还要分到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农场，我的心凉了半截。想到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也只能接受，艰苦也好，到艰苦地方锻炼和改造，在工作中好好努力，处境总会慢慢地改善吧。再看看和我一齐分到德令哈农场的刘仲玉，她的爱人赖先齐在西宁的青海农牧学院当老师，她就是冲他才来青海的，可是组织部、劳改局全都不管，冷血地把她也分到柴达木。他们都是学校出色的运动员，赖先齐是排球队队长，刘仲玉是女子兰球队队长，是在运动中结下的情谊。刘仲玉在学校很出名，她们女兰是重庆高校冠军，我们班的李效静、宋琪和农学的杨水蓉都是她的队员。李效静和她还是高中同学，她常到我们班玩，所以我早就认识她。有她一齐到德令哈农场，我的心里觉得稍稍宽慰，想到总还有一个人可以说说话。

劳改局是公安系统的，在公安部叫11局。主要是管理劳改犯人劳动改造的“专政”单位。工业方面有十几个，全集中在西宁的南滩。有皮毛被服厂、青沪机床厂（上海犯人）、皮革厂、皮鞋厂、砖瓦厂、劳改局医院、仓库等。农业则有盆地的德令哈农场、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海北的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海南的巴仓农场、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吴堡湾农场。甘都农场是搞果树的关押重刑犯的省监狱。
1957年，青海省监狱系统的农业耕地面积占全省国营农场总面积的98%；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2%。而当时劳改农场总数只有xx个，耕地面积仅为30万亩。

随后，青海的劳改农场曾经增加到xx个，耕地382万亩；创建劳改工矿企业xx个！有资料统计，全省农业耕地面积的23%为监狱农场开垦。部分监狱农场曾被称为青海省的“粮仓”和“粮油生产基地”。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20余年时间里，监狱系统每年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仅德令哈农场都要交1000到2000万斤。
青海原来的可称“著名”的地方，能让一些人记住的话，那就是 “偏僻和荒凉”，是“犯人流放的地方”。在一个时期里，青海的在押犯人数曾占当时全国在押犯总数的25%。人们在一个时期的影视剧描写中可以看到，凡主人公曾经劳改、劳教过的，几乎无例外地都有曾在青海服刑的经历，青海，几乎就成了“监狱”的代名词。提起青海，真让人不寒而慄，感慨万千！人们的印象应当说没错。青海，确实有过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至今的上海，一提到青海，老上海人马上就会换来关注的眼光，眼光里透着一丝惊异和亲密，眼光之中渗着复杂的人类情感。有一个笑话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用：“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这也许就是历史给予青海的重责吧。虽然这些监狱随着历史的进程，慢慢地消失了，但那些曾经生活战斗过的人，甚至被“改造好”了的人，也留下了他们的自豪和感慨：“……在青海的岁月，让他们感到了生命和生存的可贵，在那里，人们一同与自然进行搏斗，一同品尝收获的喜悦。对于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在这里被丰富、被延伸了。即使我们早已离开，我们又开始了新的生命旅程……我们仍然热爱这片土地，也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也曾因被称为青海人而深感自豪！”在这里我应当补充一点的是，我也在历史的要求下，在西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顽强地和更深地领悟了责任和成熟

在劳改局报到后给我们开了个条子，叫我们上南滩去领装备，说是只有进盆地的人才有。劳改局在南大街，门口的南北饭店在当时还是很气派，我们向南翻过破城墙的豁口，又走了好久好久才走到装备科领了装备。拿到一看，发的装备实在可怜，数量少，质量差。仅老羊皮大衣一件、毡靴一双（黑毛，很薄）、单人薄毛毡一床。不过，大衣很实惠，拿到我们就穿在身上了，很暖和，解决了我挨冷受冻的问题。到德令哈农场驻西宁办事处报到时，有人笑我们说：“臭烘烘的，你们四川人也不怕？”我们没办法，只好将就。德令哈农场驻西宁办事处在南关街口上，对面就是长途客运站，进城上街都很方便。办事处是一个平房小院，有很大的院坝，可以同时停放10多辆大卡车。住宿在临街的平房里，大开间，一个屋耍驻6----8人。办事处主任苏鸿俊，会计顾乃斌、张连钰都是好人，对人还算可以。苏主任安排我们住下时说：“过两天就有车回农场，你们就跟车到总场去。这两天就休息逛街。”那时西宁很小、很破烂，城门虽然没有了，四周都还有城墙的残垣断墙。象南门就是城门变成的豁豁。大街都是平房，屈指可数的楼房也就只有省委、省府、几个厅局、湟光、南北饭店、西宁宾馆几处，也不过三层而已。
青藏公路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嗽。”（唐•杜甫）青藏公路是以年轻战士的生命做里程碑而向西藏延伸的。青藏公路二千多公里，那么为修这条公路就有二千名年轻战士为之付出了生命。
西宁做为青藏公路的起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有谁能说清西宁从二千多年前走到今天每前行一“步”又有多少生命作“里程碑”呢？我进盆地，就要走青藏公路，到茶卡后再转茶茫（茫崖）公路到德令哈。

从西宁到德令哈512公里，当时还只有公路。我进盆地，就要走青藏公路，到茶卡后再转茶茫（茫崖）公路到德令哈。要经过湟源、日月山、倒淌河、青海湖、橡皮山、荼卡、茶汉诺、希里沟、和德生、野马滩这些地方。在农场的廿一年中，我进出几十次，所以对这些地方是十分地熟悉，只不过每一次的心境不同而已。第一次去德令哈，是包运输公司的轿子车，反正跑不起来，一走走了三天，放在现在，一天就可以跑到，还两头不见黑。更不要说还有火车了。
日月山南北朝至唐代时叫做赤岭，是北魏和吐谷浑、唐和吐蕃的界山，因山顶砂土赤红而得名。它属于拉脊山脉西端，北起青海湖东部的耳海，南接湟中群加，绵延数十里。日月山是青海东部外流河与内陆河的分水岭，也是青海东部农业区和牧业区的自然分界线。这里山峦起伏，峰岭高耸，气候寒冷，雨水充沛，水草丰美。山麓两边景色迥然不同：山麓西边是广袤苍茫，牧草丰茂，牛羊成群的大草原；山麓东边是村落点点，梯田阡陌，麦浪滚滚的农区。每年六至九月，山坡之上绿草如茵，野花灿烂，帐篷点点，景色十分可人。我第一次经过这里，时值初冬，又近傍晚。我的心境凄凉，离乡别境的情怀，发配充军的苦涩使人悲从中来，让人产生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感慨“！
日月山口的南北各有1个乳峰，其形状似太阳和月亮。藏语叫日月山为“尼玛达哇”，蒙古语称“纳喇萨喇”，都是太阳和月亮的意思。

日月山，地处要塞，形势险峻，战略位置重要。很早以来，它就是祖国内地通往西南边陲的交通要道，也是汉藏人民友好往来，互市贸易的纽带。早在汉代，日月山已成为我国“丝绸辅道”的一大驿站。唐代时，日月山更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路。
公元641年正月，文成公主远赴西藏联姻，沿途留下了很多美好的传说和史迹，千古流传，至今藏族人民仍然称公主为“阿姐甲莎”，意思是汉族姐姐。当公主登上日月山山顶，举目环顾时，但见山麓两边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边是雨打芳草萋萋，一边是雪压枯草凄凄；一边是烟雨飘摇枝新，一边是玉鳞纷飞草叶枯，甚至连这里的日月，也没有家乡那样明亮、温暖，不禁心潮起伏，愁思万缕，潸然泪下。唐太宗听说公主怀乡思亲，不肯西进，为了替女儿解愁，特意铸造了一面日月如意宝镜送上此山，说是如果公主想家，打开宝镜，可以从中看到家乡父母、故里山河。护送的吐蕃大相怕公主见到亲人，思故不进，便暗中将日月宝镜换成了石刻日月镜。公主拿起镜子来看，怎么也看不到长安城里的父母，以为是父皇薄情而在有意欺骗她。公主潸然泪下，泪水流成了倒淌河，由东向西汇人碧波万顷的青海湖。一气之下，将石刻日月镜抛在一边，毅然西进。后来人们便把赤岭改名为日月山。
倒淌河发源于日月山西麓的察汗草原，自西向东流经40多公里后注入青海湖的耳海。倒淌河是注入青海湖水量最小的一支，倒淌河由于河水向西流淌以及文成公主的传说而名扬四海。倒淌河镇是青藏公路和青康公路的交汇处，是西宁通往海西、西藏、玉树、果洛、海南等的必经之地，属共和县。进盆地的第一夜我们就住在国营倒淌河旅社，十几个人的大通间，一个不死不活不热不冷的土火炉，只发给二个煤饼。被褥是绝对的不干净，还有虱子什么的，大家都是把被褥拿开，和衣而卧地或坐或睡在光炕上。不到半夜，煤饼就烧完了。几个长走这条路的人叫上我一起去拿煤饼，服务员发现吼起来，大吵一阵后悻悻地回到房里。青海湖边的冬夜好冷呵，但也只能在寒夜里挨到天明。
离开倒淌河不久，就看见青海湖了。青海湖，是我国第一大内陆湖泊，也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它浩瀚缥缈，波澜壮阔，是大自然赐与青海高原的一面巨大的宝镜。

青海湖，古代称为“西海”，又称“鲜水”或“鲜海”。藏语叫做“错温波”，意思是“青色的湖”；蒙古语称它为“库库诺尔”，即“蓝色的海洋”。由于青海湖一带早先属于卑禾族的牧地，所以又叫“卑禾羌海”，汉代也有人称它为“仙海”。从北魏起才更名为“青海”。
青海湖面积达4456平方公里，环湖周长360多公里，比著名的太湖大一倍还要多。湖面东西长，南北窄，略呈椭圆形。乍看上去，象一片肥大的白杨树叶。青海湖水平均深约19米多，最大水深为28米，蓄水量达1050亿立方米，湖面海拔为3260米。由于这里地势高，气候十分凉爽。即使是烈日炎炎的盛夏，日平均气温也只有15℃左右，是理想的避暑消夏的胜地。
青海湖地处青海高原的东北部，这里地域辽阔，草原广袤，河流众多，水草丰美，环境幽静。湖的四周被四座巍巍高山所环抱：北面是崇宏壮丽的大通山，东面是巍峨雄伟的日月山，南面是逶迤绵绵的青海南山，西面是峥嵘嵯峨的橡皮山。这四座大山海拔都在3600米至5000米之间。举目环顾，犹如四幅高高的天然屏障，将青海湖紧紧环抱其中。从山下到湖畔，则是广袤平坦、苍茫无际的千里草原，而烟波浩淼、碧波连天的青海湖，就象是一盏巨大的翡翠玉盘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间，构成了一幅山、湖、草原相映成趣的壮美风光和绮丽景色。
青海湖的不同的季节里，景色迥然不同。夏秋季节，当四周巍巍的群山和西岸辽阔的草原披上绿装的时候，青海湖畔山青水秀，天高气爽，景色十分绮丽。辽阔起伏的千里草原就象是铺上一层厚厚的绿色的绒毯，那五彩缤纷的野花，把绿色的绒毯点缀的如锦似缎，数不尽的牛羊和膘肥体壮的驄马犹如五彩斑驳的珍珠洒满草原；湖畔大片整齐如画的农田麦浪翻滚，菜花泛金，芳香四溢；那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青海湖，好似一泓玻璃琼浆在轻轻荡漾。而寒冷的冬季，当寒流到来的时候，四周群山和草原变得一片枯黄，有时还要披上一层厚厚的银装。每年11月份，青海湖便开始结冰，浩瀚碧澄的湖面，冰封玉砌，银装素裹，就象一面巨大的宝镜，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终日放射着夺目的光辉。

青海湖以盛产湟鱼而闻名，鱼类资源十分丰富。很值得提及的是，这里产的冰鱼较为著名。每到冰季，青海湖冰封后，人们在冰面钻孔捕鱼，水下的鱼儿，在阳光或灯光的诱惑下便自动跳出冰孔，捕而烹食味道鲜美。
青海湖中的海心山和鸟岛都是游览胜地。海心山又称龙驹岛，面积约1平方公里。岛上岩石嶙峋，景色旖旎，自古以产龙驹而闻名。著名的鸟岛位于青海湖西部，在流注湖内的第一大河布哈河附近，它的面积只有0。5平方公里，春夏季节却栖息着10万多只候鸟。
青海湖岸边有辽阔的天然牧场，有肥沃的大片良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里冬季多雪，夏秋多雨，水源充足，雨量充沛，对发展畜牧业和农业有着良好的条件。早在遥远的古代，这里就是马、牛、羊等牲畜的重要产地。青海湖一带所产的马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出名，当时被称为“秦马”。古代名著《诗经》曾描写过“秦马”的雄壮和善驰。以后，隋唐时代，这里产的马经过与“乌孙马”、“血汗马”交配改良，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良马。它不仅以神骏善驰而驰名，而且以能征惯战而著称。

中国古代的两大神话体系，一是蓬莱神话(如八仙过海等)体系，诞生在山东所对的东海；一是昆仑山神话体系，这个神话体系中，主神是西王母，辅神众多。像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神话，甚至像白蛇传、西游记中的神话也无不属于昆仑这个神话体系，这是东方能够和西方古希腊神话媲美的神话体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唐人李商隐诗曰：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中的阿母就是西王母，说她就住在海心山上。
然而这一切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天当我从西宁出发沿着湟水奔向德令哈时，我看到湟水静静地流淌，羊群在缓缓地移动，有人开着手扶拖拉机在耙地，这一切似乎平常得很，然而这平常的景象却是历史上这块土地上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翻过4451公尺的橡皮山，第二日下午经过茶卡。茶卡，蒙古语，意为“盐海”，茶卡盐池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东北隅，为一典型的氯化物型盐湖。该盐湖为天然结晶盐，晶大质纯，盐味醇香，是理想的食用盐。因其盐晶中含有矿物质，使盐晶呈青黑色，故称“青盐”。初步探明的储量达4亿4千万吨以上。茶卡盐极易开采，人们只消揭开十几厘米的盐盖，就可以从下面捞取天然的结晶盐。开采过的卤水，几年之后又重新结晶成盐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开发最早的一个，较大规模开采已有230多年的开采历史，最早可推到秦汉时期，如果从清乾隆二十八年颁布盐律由政府开采算起，迄今也有200多年历史。行销全国近20个省（区）市及香港、台湾等地区，出口日本、尼泊尔、中东等地区。
第二天住希里沟，还是一样的旅社，一样的大通间，一样的挨冻。第三天晚上半夜，又冷又累又饿的我在迷迷糊糊中听见人说：到巴音河了。500多公里走了近30小时，平均速度不过20来公里，可见当时要进盆地是多么艰难，车走的是何等的慢。一来是路况不好，全是碎石路面，而且坑洼多，槎板路多；二是车不好，当时国家不出产轿车，都是用货车改，所以力量小跑不快。当晚住在巴音河电厂，是农场（当时叫公司）的下属单位，对我们很好，做了热汤面，睡的客房也十分热和，三天了，终于美美地睡了一觉。

柴达木盆地
青海的西北干旱区就是指柴达木盆地。广义的柴达木盆地应该包括盆地西北部的阿尔金山和青海北部的祁连山西部，还应该包括青海湖南部的茶卡盆地和共和县所在的共和盆地。之所以把这些地方划到柴达木盆地中，主要是因为它们都处于干旱区，降雨稀少，因而呈现出一派荒漠景观。
柴达木（海西）古为西羌地，东晋后期、隋和唐时，先后为吐谷浑和吐蕃政权所控制。明初东蒙古诸部进入，明末为西蒙古和硕特部所统治。作为“丝绸之路”辅道，这里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国家重点文化保护单位都兰热水吐蕃古墓群和诺木洪塔里他里哈文化遗址，就是海西悠久历史和先民优秀文化的见证，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比柴达木更鲜活的例子了。在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上曾有两个王国随着漫漫西风飘逝而过，狼烟和鼓角声只在过往历史中留下那血红色的记忆。经历过千万年的风华，柴达木踏着驼铃而来，还带来那远古西域的歌声。吐谷浑的刺绣似乎还在流传，鄯善人似乎还在蓬房中张望。回望历史，我没有理由不被柴达木吸引。柴达木是往古之海，在喜玛拉雅崛起之后，柴达木就再也不在是海了，它将有如眼泪一样的水，一滴滴升华在这天地之间，给人类留下了这个浩瀚的“聚宝盆”。称柴达木是“聚宝盆”，这主要指的是盆地中有许多盐湖，盐湖除了能生产食用盐—氯化钠外,还蕴藏了大量的农业生产所需的化肥—氯化钾。盐湖中还有一些稀有的金属,如能生产电池的锂等。柴达木盆地中还蕴藏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早在唐代史书中就有了柴达木盆地中生活的古人使用石油的记载。柴达木石油的开采在20世纪50年代已轰轰烈烈地展开。但由于找油的理论和技术没有突破，一些已开发的油田逐渐资源枯竭，在冷湖一带，你就能看到一些废弃的城镇，那就是早期的石油开发者建立的。如今柴达木的石油开发又出现了转机，随着石油勘探理论和技术的进步，人们在柴达木不断找到新的石油资源。柴达木石油开发的“第二春”已经来临。在柴达木盆地，不仅有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更有着湖泊、河流、湿地。还有着丰富的生命形式和状态。即使是在茫茫戈壁滩上，各种顽强的植物、动物在这里享受着这大自然的赐予。在大大小小的湖泊里，鱼儿在游，鸟儿在飞，一派宁静的田园景象。
如果说，盐、钾肥是白色的财富、石油是黑色的财富，那么黄色是指什么呢？黄色是指风沙、是指柴达木无边无际的荒漠和荒漠中的风蚀地貌和风积地貌。这里的风吹出了规模巨大的雅丹地貌群，它们千姿百态，在旷野中沉默，给人以强烈的美的震撼。这里的雅丹群无疑将成为珍贵的旅游资源，吸引探秘者前来体会柴达木盆地中风的魅力。
柴达木平静在自然给予她的苍桑中，苍桑中透着淡淡的清香，清香是来自于高原牧草的味道，兰天里百灵子的歌声伴着那清香又在苍穹中回旋。在任何一个柴达木人的心里，柴达木像是一位老人，端着一碗清粥，坐在冰山上眺望，永远都不会微笑。沉思着我不明白的生命和精神。从他的表情里即看不出希望也看不出绝望，身后只有茫茫大漠和连绵的雪山。柴达木没有空虚，没有迷茫。若是空虚，就不会将羌笛远送千里之外，让杨柳枝垂，将军落泪；若是迷茫，就不会在那一片风蚀残丘中显得那么清幽，从容淡定；在柴达木，谁都不会觉得的自己伟大，相反只会觉得自己像尘埃中的一颗微尘一样渺小。在这荒凉的瀚海里，偶尔也能看见连片的沙棘、白刺，站在那片沙棘林里，你抬头看天空，天是那么的蓝，云又是那么的白。在这片荒原上，还有成群的牦牛、骆驼，骑在牦牛上远眺雪山，雪山又是那么洁白。这里没有春天，四季风沙雪飘摇，令人折服这自然的神力。
空气太清爽了，能见度之好，上百公里远的山都看得清清楚楚，像近在面前。我们常常看到湖岸就在眼前了，却总是跑不近它。看到山，似乎近在眼前，走走也要不了十几分钟，开车却要开上几个小时。这片空间是离奇怪异的，其距离也常常生长出幻觉来迷惑你，常在你的面前幻变出沙海唇景。近的你以为远，远的又以为近，真真假假，让人失去了对距离的把握，你不得不放弃对空间的感受和认识，不再去理睬什么远和近。这里缺少的人啸马嘶，更没有浮躁烦闷脸庞。有的是一种恬静、是一种从容，是一种优雅。你可以放慢脚步，怡然自得地欣赏眼前的一切，将每一个细节真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你可以淡定从容地面对即将要发生的一切，用一种闲看云卷云舒的大度，将烦闷和浮躁托付给随身萦绕的微风，闭目静听，那渐渐远去的风声。柴达木博大的土地收容了千万个来自四方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这里生活成长。
回味故乡，我的恼海里闪过一些灵动的诗句：“龙山万里无多远，留待行人二月归。”“明日秋水应看涨，扬帆一笑下江南。“面对瀚海，我默默地吟着唐诗：“疾风卷溟海，万里扬砂砌。仰望不见天，昏昏竟朝夕。”“青海城头空有月，黄砂碛里本无春。”

德令哈
德令哈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部忍边缘，德令哈是一片古老神奇的土地。“德令哈”是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辖区总面积3.2万平方公里，海拔2980米。近10万人口，共有蒙古、藏、回、撒拉、土、汉等19个民族，蒙古族为当地主体少数民族。十三世纪，蒙古族兴起，灭金亡宋，建立了元帝国，德令哈亦被置于元朝统治之下，为宣政院所属“吐蕃等处宣慰司”辖区。之后，明正德五年（公元1512年）和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蒙古族两度进入柴达木地区。现居住在德令哈地区的蒙古族为厄鲁特蒙古禾硕特部（西蒙古）首领顾始汗之后裔。现在的德令哈，多民族聚居。德令哈还有多处奇特的旅游景点，神秘的“外星人遗址”、古柏蓊翳的柏树山，碧波粼粼的黑石山水库，一咸一淡、生态各异、遥相连接、神韵悠长的“褡裢湖”—托素湖和柯鲁克湖。　　德令哈盆地主要河流有巴音河和巴勒更河。巴音河纵贯全市区，是境内最大的河流，源出祁连山系哈尔拜山南坡，流经泽令沟、尕海、戈壁等地，最后注入克鲁克湖，全程200余公里。这里先摘记下诗人海子的诗一首。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在柴达木，有水才有地，有水才有粮。没有巴音河，也就没有德令哈农场。巴音河是柴达木盆地第四大内陆河，发源于祁连山支脉却荀力安木吉勒（野牛脊山），源头海拔5000m左右，源地河流穿宗务隆山进入泽令沟谷地，上游段由东向西经蓄集峡、泽令沟至黑石山水库，中游段河流由北向南穿过德令哈市市区，下游段由东向西经郭里木、戈壁乡最终汇入德令哈市西南50km左右的克鲁可湖～托索湖湖区，
自德令哈农场建设以来，德令哈得到飞跃的发展，由乡而镇，由县而市，现在已是海西州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八十年代还有哈萨克族，后全迁新疆）首府，海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研中心。德令哈的发展完全应归功于德令哈农场的建设，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08-31 15:12
德令哈农场
德令哈农场总场场部离此18公里。1958年成立了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公司在巴音河办公。总场场长郝登阁兼公司总经理，还兼任青海省农垦厅付厅长，付总经理有陈复生。公司下有德令哈农场、泽令沟农场、赛什克农场、戈壁农场、巴音河油面电厂、旺尕秀煤矿、沙柳泉矿等等，是一个劳改总队的建制，当时叫青海省第一劳改总队，约管儿万犯人，光看守管押犯人的就有一个团—青海警卫二团（我们搞不清其编制，只管它叫老二团。那个团长难姓何？左的要命。）
我去的德令哈农场建于1954年，开荒3333.3公顷，投资710万元。海拔2885公尺，离德令哈市不远。德令哈农场是以一批从陕北来的劳改队的老班底为基础组建而成，1952年先从陕北到青海民和修东垣渠，1953年起从茶卡接着青藏公路往西修建到德令哈的公路。所以他们建了柴达木开发的第一功。1954年修到德令哈后，在巴音河边搭起帐篷开始了艰苦的垦荒战斗。解放前的德令哈只有巴音河、戈壁、宗务隆几个居民点，40多户人家，300多人，到处都是茫茫的亘古荒原。
1954年春天，农场人按照“边设计、边开荒、边建设、边生产、边发展”的五边方针，在巴音河西南部的荒原上撒下了第一把种子，边开荒、边建设的德令哈农场从此就在茫茫戈壁滩上开始茁壮成长。我到农场时，农场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宏大，建设规范，各业俱全，百业兴旺的小社会，新兴的瀚海绿洲。说规模，仅德令哈农场当时的耕地面积就有5.40万亩（如包括各分场共有15万多亩），完全按苏联方式编建，场部下有六个作业站，一、五、六站在离站远的地方均另设有耕作队，站下为队（耕作区）。每个作业站有土地8000----12000亩，分三个农业队，一个畜牧队，有的站还有付业队，管押约1000----2000犯人。农场建设非常规范，农田全部按照最先进的标准设计规划，农田条田化，田地林网化、耕作机械化。耕作区内都是条田，每条条田长1000----1500米，宽度依地形而论，10.8----28.8米不等（要符合播种机的播幅）。有完备配套成网的灌排系统，干渠—支渠—斗渠—毛渠，完全依靠依靠巴音河雪水灌溉。说百业，农场自己有面粉厂、电厂、付食加工厂、商品站、邮局、银行、机械修配厂、汔车运输队、机耕大队、基建队。附属机构还有子弟学校、农业试验站、戏剧团、医院等等，什么都可以自给自足，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社会。为了鼓励犯人安心生产，劳改释放后允许在农场安家，所以在场部后面还修有十个小院安置就业人员家属，叫新人村。
农场的条田
青海是全国最大的劳改之地，解放初期的犯人究竟有多少被押送到青海劳改，不得而知。仅1958——1960三年就有20多万犯人和2万5千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到青海的58个劳改场（厂）。可以说青海的发展，实在是和青海的“劳改事业”发展分不开，劳改犯们功不可没。劳改农场就有两类人，一类管人的，叫干部、工人；一类被人管，是犯人，劳教分子和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统称三类人员。当时有一个政策，叫“四留四不留”。说四留是好听一点，说白了就是家中无依靠者没法回去；北京、上海、西安、成都、郑州等大城市不准回去；沿海地区和放回去后有可能危害社会的不放回去；即必须要有老家直系亲属的同意接收，同意了，可以走，不同意，不能走，没人同意，没地方走。刑满了还不准回家，还不准返回社会，还得当“老就业”，留在农场继续改造。固然这是种地需要人，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强化统治，这是多么的不人道，又是何等的践踏人权，不守法纪。
德令哈农场是青海最大的劳改农场，五十年代对内叫第一劳改总队，，对外叫德令哈农场或德令哈201信箱。总场（公司）场长郝登阁（原国民党陕北旬邑县县长、保安大队长，1948年起义），付场长陈复生是个老红军。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德令哈分场场长郝丰堂，付场长李卜克。一站站长赵茂官、二站站长汤美、三站站长徐克俭、四站站长由郝丰堂兼任、五站站长开始时是陈复生、后为庞庆元。干部科长宋月英、管教科长童子诚、生产科祝光和。戈壁分场是陈浩中、齐汉第；泽令沟分场是谭元培、张效英。农场总场有八个科室，院子东面的政工系统有干部科、菅教科（管犯人）、就业科（管理刑满就业人员），他们好象总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西边的有生产科、财务科和计划统计科。另外还有行政科、供应科。作业站（大队）站部有站长、下有财务、管教、生产、供应几个组。当时农场的干部主要有部队转业、各地押送犯人到青海来的公安、干部和1955年、1956年招来的学生。干部们以四川、山东、河南、上海、北京、陕甘青人为多。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很有特点。一是资格老，付总经理陈复生是老红军，曾任中央苏区保卫局局长，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就做过他的手下。在陕北还想打康生的耳光，可见其资格之老。五大队畜牧队队长王小必是三八式的老红军，大家叫赶马车的老红军。二是有来头。听说的不算，我认识的就有周恩来的翻译李淑芝，叶剑英的井卫员白印三、聂荣臻的卫士高清生、李先念的电台台长杜唐禄、井卫张培吉，许世友的井卫员李廷志。抗日名将黄宇宙就在德令哈农场和戈壁农场呆过。三是人才济济。还有一批干部是从中央下放下来的，公安部的最多，有时克、廉英、李英枫、王翔、石毓成、缴济东，铁道部保密局的李君毅、光明日报的胡衡、商业部的栾孟馥、财政部的姜宣猷、詹善後等等。工人则大多为1958年自流到青海的年青人，当时叫“盲流”，他们的成分较复杂，但仍以农村青年居多，到农场后大多从事拖拉机手、修理工、护士工作。工人则以河南、江苏、陕西、四川、山东人占多数。农场百分之九十是外地人，同是天涯流落人呀！这些来自上海、北京、山东、四川、河南等省的人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种遥远的空灵的气息，带着流浪者、背运者独有的沧桑。这些五湖四海的人碰在一起，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向命运挑战的悲壮，有如那荒原上向天的芨芨草。那芨芨草长时总也是这样一大垛一大垛的，每一垛总也是朽草、枯草、绿草参差不齐，使人想起“怒发冲冠凭栏外，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诗句。
德令哈农场海拔近三千米，地处柴达木盆地北部，，是一片荒原中难见的绿洲，地势平坦，视野广阔，四周人烟稀少，好像是天造地设的办劳改农场的地方。只有一条茶茫公路通往外面的世界，守住这条道，犯人是跑不出这个荒原的，不是累死，就是饿死，有直升飞机或外星人接应，自可另当别论。选中德令哈、香日德、诺木洪、查查香卡、哇玉香卡、塘格木、吴堡湾这些地方办劳改农场的人，至少是地理专家，对中国西部地理有深刻的造诣。但放眼农场的荒原，虽然那令人绝望的干旱似乎能吸尽人体内所有水分，然而再恶劣的环境也会有生命存活，骆驼刺、碱蓬，卡巴柴这些植物就是以人们意想不到的姿态出现在荒漠中的。尽管长得稀稀拉拉的，也算是荒漠中的点点生机呵。远山光秃秃的似没有丝毫的生机，但路旁的沙丘上总会有一簇簇野生的不知名的小草稀疏地散落在广阔的土地上。只是有一群群的山羊啃咬着这仅有的一些生灵，在这几乎快要被荒漠吞噬的地方，这一点点绿意却还要遭受人为的破坏，这真让人心痛得不得了。刚进农场的我想，生活在如此荒谅的地方，没有点坚强怕是不行的呵！放眼满荒滩的碱蓬，更让人深感生活的残酷和艰辛。碱蓬又叫风卷蓬，一遇大风，干枯的碱蓬被风吹得在荒原上滚动着到处跑。实际上，它是利用风力，在滚动中传播种子，够聪明的吧！李商隐诗中的：“嗟余五鼓听更去，走马兰台类转蓬“中的转蓬就说的是它，用它来訾喻官场的动荡和风云莫测。我们这些人又何尝不是碱蓬，滚着滚着就滚到说起来都令人生畏的青海，滚到柴达木，滚到农场来了。
“若说良田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德令哈农场是一个人工绿洲，是极干旱地区有土有水的地方，是一个土地肥沃，光热资源充足，作物长势良好的绿洲。绿洲的英文名“Ｏａｓｉｓ来源于拉丁语，指沙漠中有住有饮地方。是一片物产丰富，老百姓有富足的生活，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以荒原为背景的绿洲，对水资源的依赖性很强，主要依赖灌溉来维持生产和生态。在干旱地区，一条河流就是一位母亲，她以自己的甘泉哺育着自己的儿女，没有巴音河也就没有德令哈农场。但是，巴音河古已有之，并没有农场。半个世纪，德令哈农场从一片戈壁荒滩演变成葱葱绿洲，这种演变不是天公造化，而完全应归功于一代代农场人，顺应自然规律的艰辛创业。我们这几代人都参与了进这些演变，也亲历了这种变化。
在多数人的心目中，中国的西北荒漠是沙尘肆虐、大漠如雪的地方，与撒哈拉大沙漠、澳大利亚大荒漠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从中国的文人墨客所撰写的诗文中，从现在西北大规模的开发中，我们却感受到了一个别样的荒漠，一个被雪峰、冰川环绕着的盆地型荒漠。由于接纳了冰雪融水和从山上冲积下来的土壤，中国西北的荒漠周边普遍出现了绿洲。于是，江南景象奇迹般地在西北荒漠里诞生了！中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富饶的荒漠地带。
农场纯净湛蓝的天空里，天兰云白，天是兰得那么地无所顾忌，云是洁白的纯净天真，阳光强烈的能把人的心晒透。有时天光云影又杂乱地印在宗务隆山（北山）上，使整座山和荒滩变得斑驳温柔，山也彷佛活了，还真有那么一点“铁马、秋风、塞北“的味道。我更喜爱农场的星空，无论冬夏，这里的星空都是那么的璀灿、明亮。那闪闪眨眼的星星好象就在你的头顶微笑。南天的猎户座面对气势汹汹的金牛，雄姿英武；天后座脉脉含情，颌首无语；大熊座的北斗七星总在中天旋转，每当年末，看见东指的斗柄，总会使人想到“老残游记”中说的“岁月如流，斗柄又要东指”这句话，令人倍感时不待我，催人奋进。
只可惜那时的农场，年年都有沙尘暴，听说现在好多了，不怎么起大风了。每年的3----5月是沙尘暴肆虐的时候，它十分准时，十二点来，十七、八点走，天天如此。沙尘暴又给农场增添了几许凄凉。沙尘暴一来经常刮得昏天黑地的，要是走在路上，沙暴来了，跑是绝对不敢跑的，我们就蹲在地上，抱住头抵在膝盖上，任那石沙在身上击打。天总是在瞬间黑了。就这样与风“对峙”。只有在这样忽长忽短的风中你才会明白何为鬼啸，什么叫飞砂走石。等到风稍微小点，就得赶快跑回家去。所以，在农场出门办事大多在上午，春天的午后还是少出门为好。每当大风来时，我那么真切地感到这干风在拔我身上的水份把我变成一个木乃伊。每在这时我站起来听那风尘。碎石簌簌地附落声，我感到自己恍惚已变成一个几千年前的木乃伊。沙暴来了若人在家中，快关窗拉帘，缩在黑暗中等沙暴过去。等沙暴终于过去，桌子上总也是矽寸厚沙尘，房子更是如同是一个尘封了千年万年的石窟。所以每看到小土墩子我就怀疑我是不是一个木乃伊，看见大土墩子我就怀疑下面会不会有一个干打垒式土房子。进农场沿途看到那些巨大的红柳，使这种感受更加真切。现在农场由于绿化的好，已很少刮这种沙暴了。再想到那风如同一个黑色的梦让人心悸。我刚到农场时，还听说二大队有犯人在沙尘暴中被风吹失踪的事，真有点像听天方夜谭。
德令哈是块富饶的土地，这里有丰富的野生资源和矿物资源。在当时，那里有豹、熊、鹿、羚羊、野牛、野驴、野羊、狼、狐狸、雪鸡、天鹅等多种野生动物。地下有金、铜、铅、铁、煤、盐、硼砂、硅、硫磺、云母、石棉、玉石、水晶、绿柱石、白云石、冰洲石、石油等许多矿藏。辽阔的草原不仅可以放牧，而且可以开辟虽不太肥沃但面积很大的农田，在这里可以种植小麦、土豆、白菜等农作物。德令哈农场总场创建于1954年，全场400多名干部，管理四五万犯人。场部下设3个分场，5个站。犯人则大多来自河南、四川、山东、上海和青海，到了七十年代才有广东犯。到1959年西藏平叛结束之后，藏族犯人也比较多。劳教人员则以上海、青海为多，还有女的。杨尚泽就在巴音河管过上海来的女劳教。八、九十个女犯、女劳教在1961年都调整集中到香日德农场去了。犯人形形色色，藏龙卧虎，所以说改朝换代时监狱中的官多将广能人多。有前国民党的大官小官（特赦时释放的将级以上就有十余人，县团级以上上百人），如原南京中央气象台台长。也有专家、工程师、教师，如上海华东工大教授戴云龙，现南京农业大学名教授魏雯中，青海农科院蔬菜专家方旅人、果树专家雷贵同等。还有不少能工巧匠，特殊人才，如曾给汪精卫做饭的高鸿逵、杨立业，能打开任何锁的神偷苗**。农场的犯人人员繁多，成分复杂，五湖四海，三山五岳。他们的知识、技能、专长、爱好方面的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可以说，这中间什么样的人才都有，精通外文的，擅长文艺的，搞设计、绘图、建筑的，懂电工学的、搞机械的，简直是应有尽有。犯人分为政治犯和刑事犯，政治犯主要是反革命、地主富农、国民党军政宪特人员和一部分右派、平叛抓的藏民。刑事犯则是形形色色都有，但以小偷、强奸之类为多，大多为鸡鸣狗盗之辈。不管什么地方人，在劳改农场的日子模式都一样，种地、喂猪、牧马、赶车、制坯、烧窑，修渠。不同于内地的是，农场的生产是秋耕春种，收一秋打一冬。经过开荒后几年来的研究，农场有自成系统的耕作制度，秋天机耕，做畦，冬灌；春天待地皮刚刚化冻时，耙耱平整后用大型的24行或48行联合播种机播种。秋天人功收割（因横向小田埂太多，联合收割机排不上用场恬），再把庄稼运到场上堆垛起来，利用冬天慢慢打场。
劳改方针说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而事实还是生产第一。所以一年中总是在搞生产，只有冬天的12月——1月，利用冬闲的夜晚搞冬训。冬训教育，是通过各种方式向犯人宣传党的劳改政策，向他们指明前途和出路，使他们相信政府，依靠政府，打消顾虑，端正态度，立志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好人、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冬训年年搞，方法千遍一律，学文件，做检查，人人过关，做鉴定结论。至于说劳动改造，犯人都知道这一套理论，劳动最光荣，不劳而获最可耻，不劳动是万恶之源。对犯人来说，劳动改造说不上光荣，但可以“赎罪”，可以脱胎换骨，可以重新做人，这些都是劳改犯最基本的一课，最基本的常识。没有基本意识，就没有基本生存，你就离死不远了。其实，劳动也最现实，不劳动者不得食。在大饥荒的年代，完不成任务，是要扣你的饭的，那可是生死问题。我们求生的本能很强，我们对劳改的认识很深刻，由表及里，从内到外，表里统一，内外和谐，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活着就是劳动，劳动就是日子，日子就是明天，明天就是活着。
在农场，由于大抵都是外地人，外来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影响，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的程度，神秘莫测，又有谁能分清这里面复杂的内含。外来文化渗入的程度，还有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就是青海的三个市，西宁市、格尔木与德令哈市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人说“青普话”。他们就说的是典型的“青普话”。后来我几乎跑遍了中国，这才发现除了北京、深圳、海口，如我们青海这样百分之七十说“普通话”的地方在全国真的不多见。尤其是我到了上海、天津、苏卅、徐州、邢台……等城市，发现整个的城市都说方言。在北方城市还好一点，而在南方城市江苏、广东……那些方言我真的听不懂。那些方言充满了生活气息，土得掉着渣子。可见，说什么话真的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气场，一种博大的气场，一种文化的气场，那个气场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阵势格式改变着我们的发音方式，那是一个人与这片土地全放松沟通的最好形式。我在青海时并没有感到这一点有什么特别，离开青海后才感到“青普话”的亲切和它深厚的内涵与无奈。
犯人入监后不准穿日常的衣服，不淮用不合规定的东西，衣服财产等都要交到监狱里统一保管，因此狱中也偶有贪污犯人财物之事。囚服是一身黑衣黑裤，上有编号，由劳改局的被服厂统一生产。单衣、内衣一年一套，棉衣三年一套。由于长年干活，很费衣服，所以大多数的犯人总是穿得破破一烂烂。刚建场时，干部不仅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和具体问题，而且在贯彻党的劳改政策方面自觉性不高，水平也低，违法乱纪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同志对党的“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理解不深，贯彻不力；有的同志不注意对犯人的教育工作，一味地惩罚，犯人犯了新的错误就加刑，甚至轻易杀人。有一次，五大队有6个犯人逃跑，管教干事去追，回来时，居然一条麻袋里装了6颗人头，把6个犯人全杀了。而且，这位管教干事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什么不对的。犯人也有工资，叫假定工资，每月大约是36.28元。钱是不发给犯人的，用于支付犯人的伙食、零花、香烟等，用不完的就记存在他本人名下，刑满时一次发给。就业人员的工资分三级，叫农工级，大约是48----52元。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在农场的工资是93.60元。由此可见，就业农工的工资并不高，但在当年，好多携家带口的就业人员还是能生活下去。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09-01 17:53
劳改单位劳改犯
如果说青海原来还有可称“著名”的地方，能让一些人记住的话，那就是 “偏僻和荒凉”，是“犯人流放的地方”。这是自古使然，“君不见，青海头，自古白骨无人收。天阴雨愁声愀愀。”人们在一个时期的影视剧描写中可以看到，凡主人公曾经劳改、劳教过的，几乎无例外地都有曾在青海服刑的经历，青海，几乎就成了“监狱”的代名词，真让人感慨万千！据说很多上海人很怕青海的，吓小孩子就常说：“再*，再*就把你送到青海去”……。
在五六十年代的西宁，劳改单位可是大有名气，一出南门整个南滩都是劳改单位。还真有“西宁十分明月夜，三分无赖在南滩”的味道。在西宁的劳改单位除劳改工作管理局及其直接经营的南北饭店外。主要的的劳改厂有青沪机床厂、皮毛被服厂、青海皮革厂、青诲皮鞋厂、南滩砖瓦厂、南滩电影院、老省二建、政法二干校和多巴劳教所。
青海的劳改农场曾经增加到xx个，耕地382万亩；占到青海省农垦的95%以上。海西有德令哈农场（包含赛什克农场、泽令沟农场、怀头他拉农场、戈壁农场、尕海农场）、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专门关押劳教、右派的八宝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着名的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就关押在这里）、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则有对外叫甘都农场的省监狱。
在大跃进开始后，安部原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其间（1958—1960年），逐步分批调15万至20万名犯人支援青海经济建设。而事实上在1958—1960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四川、广东、上海等省市调犯95万余人（其中由上海调来女犯650人）。（摘自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以致有一段时间，青海的在押犯人数曾占当时全国在押犯总数的25%。在德令哈农场的犯人主要是从山东、河南、浙江、江苏、陕西、四川、上海等省市调入。随同犯人的调入，一批劳改工作干部和转业军人也从内地来到青海。关于青海劳改队的情况，举例以明之。

比如青沪机床厂前身为上海第一劳改支队，对外称上海市劳动机床厂或叫上海市劳动机械工具厂。是一个劳改企业，主要生产活络扳手， 1965年6月组建成立上海市西宁劳动改造管教支队(简称西宁劳改支队)。7月上旬和11月下旬，先后两批把干部、罪犯及设备等从上海调迁到青海西宁。前称青海劳动机床厂，后又改称为青沪机床厂。开始建制属于上海，由上海劳改局党委和当地地方党委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1969年12月26日，西宁劳改支队移交青海省劳改局领导。
象这样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全依仗着其所垄断丰富优质的人力资源。历次的政治运动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精尖人材，从生产技术到生产管理全由专业人员打理。干部只是拿着「牧羊鞭」圈管这些羊群。长期来廉价的劳动力换来丰厚利润，劳改企业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随着时代变迁，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断了高质量的人材资源。新补充的人力资源中，充斥的是一批社会碴滓不是流氓恶棍，便是貪官污吏，不仅没有任何技能和本领，而且好逸恶劳。而原有的技术人材，不是老的老、死的死，便是因落实政策时走的走、跑的跑（不辞而别）。因此注定技术型的劳改企业，他的生存和发展已走到了尽头。
劳改队里生旦净末丑各色人等一应俱全。青海的劳改犯主要是反革命犯，因为解放后曾经多次大规模地逮捕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是一个没边没界的大罗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对粮食定量不满的，坚持自已的宗教信仰的，有不正当两性关系的等等都可以照此办理。由于这等罪名太过荒谬，所以在后来修定的“刑法”中取消了这个罪名。反革命又分为老反革命（特务、国民党军政井宪、地富土匪之类）、55年肃反抓的历史反（以解放前的留用人员）革命和58年新捕的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刑事犯在劳改队里并不多，以年轻一点的小偷、强奸犯为主。
比如以八宝农场为例，它是关右派和‘劳教’们的主要场所。这个地方，打半个世纪以前，由于它的闭塞而成了“右派”“脱胎换骨”的炼狱，他们“净化”或日“改造”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二十多年，这是一个人从婴儿长到娶媳妇年龄所用的时间，而对“老右”们来说却是他们人生中最有活力的生命阶段。在以“八宝农场”为代表的祁连改造“右派”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关于他们的回忆，他们那时候只能拼命干活，不敢说话，以表示他们“改造”的决心。他们全部的生活，建立在人性和人权的荒芜之上。他们之所以当“右派”，不是他们需要有多大的“问题”，而是因于当时大的政治“环境”。如今，祁连县的发展成果当中，“右派分子们为祁连县的发展筑铸了相当丰厚的发展基础。当他们得到“平反”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心力交瘁，老之将至，唯有对往事的“不堪回首”。祁连，还能记得他们吗?
再以著名诗人王昌耀的人生说来说说劳改犯。王昌跃这个自幼投军，差点死在朝鲜战场的军人，自愿转业到青海。1957年，却因在《青海湖》第8期上发表《林中试笛》等两首小诗成为“右派”，22岁的他从此做了22年青藏高原劳改营中的囚徒。昌耀万万没有料到，他满腔热血地奔向大西北，却因歌唱大西北建设的诗歌而罹祸，他爱诗如命，即因诗而受难。
三个月后，昌耀因为对自己的处理不公喊冤，写下近万言的《辩护书》被罚罪加一等，成为镣铐加身的监狱囚犯。囚犯干的都是最重最累的活。他修水利，挖土方，完不成定额就被戴上脚镣干活，脚脖子被磨出血来。他还被派到西宁新生铸件厂带着手铐学习炼铁技术。
1962年，昌耀终于熬过那饥饿的年代，从同伴饿毙的尸骨中侥幸活了过来。经过三年管制劳教，他被从狱中释放，安排在祁连县八宝劳改农场就业。极度紧张的苦役压抑了他的亲情和爱情。现在他可以相对自由了，可是亲人在哪里？家在哪里？身在边荒，他无法沟通后来他又转到新哲，继续当三类人员。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09-04 21:15
三类人员及其它
劳改单位里可以大别为两种人。一类是管人的，是干部；另一类是被管的，就是三类人员。三类人员指犯人、劳教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但要真正细分起来，好象差别还是满大的。先说干部，我们都知道要分为政工干部、管教干部、生产干部和是干部又不是干部的干部（如下放到劳改单位的右派之类，内部使用之类。）当然政工、管教干部的身份是要高那么一等的。三类人员也得细分。犯人中以历史反革命最多，刑事犯比较少。刑事犯比较年轻，在生产中用得上，所以这些人常常是监狱中的霸道人物和干部的打手。劳改刑满释放后一般都是就地安置。名日就业职工。就业职工又叫“小三子”，即所谓“三类人员”，属于“三类人员”中的最后一类。“刑满释放人员”问题的源头实际上是出于毛泽东的屯边政策。是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二十多年中，劳改队执行“只进不出（四留四不留）“政策的结果。上世纪五一年的镇反和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以及五八年的第二次肃反，除了被杀的以外，没有被杀的都被判了重刑，发配到内蒙、新疆、青海、云南等边疆地区，利用这些无偿的劳动力去开荒种地。这些人刑满后也不准回家，强迫留场就业，这就是最早的一批“刑满释放人员”。五五年后，刑事犯逐渐多起来，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因此“刑满释放人员”中又多了不少新生的刑事犯刑满就业的人员。五七年反右运动有相当一批象我这样的由右派升级为“现行反革命”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被发配到边疆劳改，刑满后也加入到“刑满释放人员”的队伍。
就业人员与犯人有什么不同呢？归纳起来大约有这么几点：

第一，就业人员每月在青海有三十多元的假定工资（不叫工资，因为只有工人和干部才有工资，劳改就业人员大都带着五类分子的帽子，当然不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和干部），个别就业时间比较长，能干活的，也有每月拿到四十多五十元的，不过这样的就业人员为数极少，多半都是就业人员中的“大组长”之类的人物。内地可能要低一些。
第二，因为有了收入，吃饭要自己掏钱买饭票，不象劳改队那样吃“皇粮”。
第三，每到大礼拜（一般是两个礼拜休息一天，叫大礼拜，春播、秋收大忙季节没有大礼拜），就业人员可以自己到总场的商店里去买点东西，而且要向队部请假，要准时回来消假。
第四，不带家属的就业人员，如果老家还有父母、妻子等直系亲属，按规定每两年可以享受一次探亲假。有的可以把家属接到青海来。

第五，出工干活时没有解放军看押。
按规定干部是不允许打人的，也不可以给犯人戴刑具。但他可以把你绑起来，吊起来，这些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他如果想收拾你，往往是让其他的“二劳改”动手，干部们一般不亲自动手，如果他要亲自动手收拾你，一般都是把你叫到队部或把你弄到一间空屋子里去，这样不管怎么收拾你都没有人看见，因此你想告也告不赢。在格尔木、戈壁有的干部把犯人绑起来，扔到白刺包里喂蚊子，哪可真有点…….。
劳教人员又叫“二劳改”，他们都等于是判的无期。首先，劳教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是没有正规的法律程序的，不需经过政法部门审判，单位申请，区（县）一级政法部门批准即可。所以单位领导就有权将你送去劳动教养。凡在单位上调皮倒蛋的，爱提意见的，或胆敢跟头头“对”着干的，你可小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罪名，诸如对**不满、无正当职业、不服从分配之类的落到你的头上，把你送去劳教；第二，劳改有期，劳教无期。劳改犯按刑期说话，到期放入，即使出来当“小三子”。劳教说是一至三年，说是谁改造好了谁解教走人，可那个会轻下这个结论让你走人，基本上没有按期解教之说。只好无期了。第三，虽说劳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剥夺公民权，劳动有报酬，归民政和公安部门共同管理。可你那里知道“劳门一入深如海，从此公民变贱民。”一入劳教之门，一切都由公安、劳改系统包办，劳教也就变成类似劳，甚至有的地方还不如劳改。
在德令哈农场我还看到过三类之外的另类。从法律意义上讲“教育释放“，”无罪释放“都是应该放了的。可我就遇上过河南镇平的无罪释放的安金山、张经选和唐河教育释放的刘立轩，三位可不一样，五八年宣判后，一样被送到青海。管你什么释放，农场就是不放，先在队上干活再说。一干就干到六二年，才分到大柴旦交通局当工人，修公路。反正青海缺人，想回去，门都没有。
常言道：那个庙没冤死鬼！管你是那个庙的呢？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09-08 18:42
德令哈农场的人才
农场干部主要来自这几个方面。一是各地劳改单位解送犯人来青海的，他们也自然留了下来；二是部队转业；三是历小次运动给整下来的；四是从上海、四川招来的青年学生，
我刚到农场时的德令哈，可真是人才济济，群贤毕集。青海的精英有的是一些满腔热血自愿来青海奋斗的，有的是在解放后一次次政治浪潮冲击下，一批批的知识人才、专家教授都被专政的飓風给掃到青海，掃到劳改队，掃到德令哈农场来了。所以有人曾说：“如果把在青海的人才、精英、专家、教授们集中起来办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将不会比北大、清华、复旦、南开这些名牌大学差。以师资条件而论，这将是在全国超一流的大学。”就我个人的认识，事实确是如此。也有人说，青海的劳改为国家雪藏了一批人才，这实在令人嘘唏。
在五、六十年代，由于郝登阁、李汝泌两任场长都重视人才的收罗、使用和培养，所以仅在干部中，农场的专业攻技术人才就有近百人。
其中，从事农、林、水、畜牧兽医的就有：黃宇宙、王维钦、周翠华、彭积明、段万芳、吕敬贤、李华英、王成斌、陈彦昭、宋坚、黃海源、史海珊、宋德怀、袁劍霓、陈福祥、安景荣、钱菊芬、王家寿、王权才、王兰光、王立国、陈参根、杨建中、林惠玲、杨华、唐惠林、陈瑞昌、黄龙章、白彦纯、刘发江、邱家振、刘素英、程森高、乔瑞华、张智贤、李德迅、向怀烈、贾玉章、齐越、多结吉、姚旭光、李宝珊、刘仲玉；
总场机关有：朱惠明、姜宣猶、吴元珍、胡衡、詹善后、刘忠、付秀珍、程绍先；
工业口的有林跃泉、房增春、张明发、杨甄、趙淑芹、陈春德、方庆修、张文龙、杨浩、朱自中；
医疗方面有宁平、郝生栋、田玉丰、黄兴文、郑钧英、徐宁、周志诚、屈明灿、庐云卿；
教师则有廉英、李英楓、王翔、李淑芝、石毓成、熊则坤、吴夫作、牛遇芹、卫公简、缴济东、黃定高、邵山、刘惠蓉等；
至于犯人和职工中的专家、教授级的人才则有方旅人、雷贵同、魏變中、陈才芬、戴玉龙、李培清、沙奇、李自发、庞渔光、姚士彦、段霖、冯士吾等。而我不知道的则可能更多。如我认识的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魏**，1956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当年的南京农学院，1957划为右派，不服送劳教，跑出来后恐想去缅甸，被抓回后判二十年。先在格尔木，后在德令哈劳改。他也真能干，在劳改队学会了行医，学会了打家俱，更没有忘记他的专业与外语
在这些人中有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如宋坚、吴中恩。哈军工的張文龙；有以后成为专家教授的史海珊、李华英、戴云龙、魏變中：有成长为领导、精英的石毓成、缴济东、刘忠、王家寿、程森离等等，好强的一代人呵，可惜而今早已风流云散。
这里介绍两位杰出的：
宋坚同志1937年8月出生于江苏南通，抗战爆发后随父母来到上海。
1955年宋坚同志以优异成绩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在5年的大学生活中，他刻苦学习专业知识，政治上积极进取。
1961年大学毕业后，宋坚同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大西北去，在青海省公安厅劳改局德令哈农场工作，任技术员；1963年调入青海省公安厅劳改局设计室工作，直至1979年6月。在青海省18年的艰苦生活中，宋坚同志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祖国的大西北建设，工作认真负责，取得了瞩目的工作成绩。
1979年7月宋坚同志调入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轻工分校，任教师；1982年6月-1983年7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大学分校，任教师；1983年8月调入上海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任讲师、力学教研室主任；1984年宋坚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10月晋升副教授；1997年初上海大学力学系成立，调入力学系工作直至1997年8月退休。

王家寿 1937年生于河南省温县农村。1954年陕西武功农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省工作。现任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高级农艺师。1958年在青海省德令哈农场组织实施“春小麦万亩千斤丰产”项目，获省委、省政府科技成果一等奖；1989年主持完成国家级低芥酸油菜大面积丰产技术推广，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等奖。lb94年主持完成国家级蔬菜综合增产技术项目，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1981年以来先后发表论文40余篇。1992年参加《1987-1991年全国农作物优良品种》的薯类、牧草、小杂粮、茶叶等部分审稿和1993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细则》定稿。1983年获省科协建设青海辛勤劳动25年和农业部坚持长期农技推广荣誉证书。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09-14 08:12
万亩千斤
1958年“大跃进”在农业生产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各地争先恐后大放各种高产“卫星”。
到了1959年德令哈农场则以万亩千斤春小麦而闻名全国，场长郝丰堂也当上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当时正式公布的是13000亩，亩产1057斤，其中514亩，亩产1346.2斤。万亩千斤的名气之大，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注意，中国农垦发表了“盛开在草原上的红花—记全面大丰收的德令哈农场”。农垦部号召全国各地农场到德令哈参观取经。农业部也发出同样的号召，1959年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就曾率人前来考察，并决定派人到德令哈农场来研究春小麦的高产生理，总结高产经验。我为能够分到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农场而高兴。1959年11月6日，我和刘仲玉在农场报到后，她留在生产科，我被分在试验站。说是不远，叫我在招待所等着，试验站会派人来接。下午试验站果然派人拉着一个架架车来接，拉上我那点点少得可怜的行李，我跟着架架车走上了我的第一次工作岗位—德令哈农场试验站。
试验站离场部有三公里多，海拔高度约2915公尺。试验站有三个院子，最前面的是办公院、中间是大院和犯人院。办公院是办公室、干部家属院；大院住就业人员，因为当时青海衣农垦厅正在试验站办培训河南青年农场技术人员的训练班，所以在大院里还有教室、图书室和宿舍。办公室后面还另有一排就业人员家属宿舍。当时住有16户就业。犯人院是个小三合院，住有十几个搞技术的犯人，没人看押，他们主要从事育种和小麦、豌豆生产技术研究。
当时试验站干部、工人人不多，主任李放（陕西兰田）、会计贾凤梧（青海西宁）、出纳俞炳泉（江苏无锡）、生产队长王兰光（河南，内乡农校）、王权才（陕西扶风，武功农校）、管教员李太庚（河南光山）、生产队长郑永泰（上海）、技术员周翠华（四川资中，西农）和我、通信员刘佳如（贵州赫章）十来个人。我刚到时，说是没有地方安排我的住处，就把我安在大院和几个准就业人员住在一起。这种歧视性的安排，对我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后来经有人抱不平，才让我住到干部院，和郑永泰住在一起。在大院和我住在一起的是安金山，李自发和刘立轩，三个人三种情况。安金山是唐河农民，为人仗义，以土匪罪判5年，后无罪释放。刘立轩本是河南唐河一小学教员，以反革命罪判3年，改判教育释放。李自发是以敌伪人员罪判2年，刚满。还有一个张经选，是南阳人，也是无罪释放。在大院管过图书室的段霖，本是陕北一县长，也是无罪释放。所以我称他们为准就业人员。
由此可见，不管有罪无罪，是不是改判了，劳改队的大门是进得来出不去的。
我最初的任务是教省农垦厅农业技术训练班的植物保护。农训班的学员来自全省各国营农场和河南青年农场，男女生都有，年龄都不大。教员都是试验站的，有干部，有就业，还有犯人，能者为师，教员不论出处。当时没有人讲究，更不像后来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放在几年之后，用犯人、有问题的人当教员，怕是脱不倒手的，至少也得给你一顶敌我不分，重用坏人的帽子。周翠华教土壤，王权才讲林业，李自发（西宁人、国民党时省农业厅技正、就业）教育种，沙琪（上海人、金陵大学农学院1946年蔬菜专业，就业）教蔬菜栽培，陈才芬（江苏句容、金陵大学农学院作物系1948年毕业，当时还未满刑）教作物栽培学。植物保护没人教，就让我去充数，年轻的我也只有硬着头皮上。原计划农训班要办一年，但1960年开春之后，粮食问题日益严峻，训练班就提前结束。在训练班里有一个果洛大武青年农场的河南妹子叫刘富兰，人长相一般。嫌大武太艰苦，不想回去，就托刘立轩他们给我说：“说她愿意跟我，让我想法把她留下来。”她想的太简单了，当时的我哪有那种能耐？何况我并不想找外地人成家，只好惋言拒绝。她无可耐何的回果洛去了。后来听说饿死不少河南青年，在果洛那种近4000米高寒的荒原上，幸存的机会更少，她怕也是在劫难逃呵。有时想起这件事，总觉得自已当时应该做点什么，可惜这绝不是个人能有所作为的事。应该对死者负责任的应该是毛泽东，一是他的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二是盲目垦荒，乱办农场的后果。罪过呵，那些决定在果洛大武办农场的当权者，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
1958年德令哈农场约14----15万亩耕地，总产4000多万斤，为国家建设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58年是大跃进之年，浮侉吹牛比比皆是，号称的万亩千斤实产不过亩产400----500斤，但在大面积上有如此的产量也实属不易，在当时还是先进的，是农场人努力的成果。和赛什克农场的吹牛卫星亩产春小麦8585斤相比，应该汔算是比较实在的。所以，当时李放在总结德令哈农场的发展和成绩时曾写到：
巴音河畔亿顷荒，转瞬五载异沧桑。
昔日熊狼聚居地，今成万吨米粮仓。
时至今日，还有一位叫雪连天的人记的郝登阁的功劳和劳改们的苦绩。他写道：2002年，德令哈农场撤并，有部分干工调入我西川监狱，念及先辈创业之艰，心有所感，遂赋以歌之，以表达对创业者的缅怀及原德令吟人的敬意。
念奴娇 .忆劳改辉煌岁月雪连天（高泊2008-04-12 23:23）
大漠深处，白云渡，雪神拱卫净土。风雷激荡，血与火，多少创业典故。割肌裂肤，冰透骨髓，炼狱天然成。生命禁区，谁敢擅越独步？有陕北郝登阁，奉命建农场，开垦拓荒。战天斗地，鞭指处五谷丰登景象。劳改事业，从此大发展，继以辉煌。岁月是歌，今朝更奏华章。
为了总结研究德令哈农场的丰产经验，1960年试验站是十分繁忙和热闹。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了青海高原工作站，站部在当时的德令哈农场场部（场部在四作业站，后称四大队。原来的场部是德令哈联合公司），场长是李卜克、赵茂官，研究工作则放在试验站和一大队。高原工作站站长是作物所研究员王恒立先生，是中国农科院的权威级研究员，他刚从美国回来。付站长是畜牧所的蒲高发。研究人员有气象所的刘明孝、信乃铨（九十年代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作物所的卢老先生。还有一批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贵州农学院的吕敬贤、张振南、牟俊、张书娅；广西农学院的黄居茂、罗宗亲；山东农学院的李祝山、储可敏。1963年高原工作站撒销时，这批年轻人除个别去新疆外，绝大多数都留在青海农林科学院了。他们主要研究品种、肥料、密度和气象因子与农场高产的关系。为配合高原站工作，西北水土所派了二名西北农学院刚毕业的刘玉瑞和董慕新参加。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付所长董留卿先生带着唐文华、王长瑞也来试验站配合工作。千里姻缘一线牵，信乃铨和董慕新好上了，后来结了婚。吕敬贤也莫明其妙地嫁给四川荣军强显平，留在农场，成了我的同事。强显平是队长，大好人一个，退休后回了四川。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则派黄庆榴、王祝华和董卓辉四个人来研究春小麦的高产生理。他们的研究方法是选用同一个品种“南大2419”，在上海、青海和河南新乡同时种植，研究它们的生长发育的表现和差异，待别是在灌浆强度、成熟和千粒重方面的差异，来进行分析对比。结果发现高原地区日照时间长，光强度大，昼夜温差大。春小麦则表现为白日光合作用强积累多，晚上呼吸作用小少消耗，灌浆强度大，千粒重可达42克以上，较之上海、新乡高10多克。
1960——1962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各科研院所的工作，给他们打杂、带路和收集资料。正因为这二年多的工作和交往，一是让我认识了一批朋友。二是学会了许许多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研究方法、技术。比如说如何布置试验，如何测量、收集数据，如何统计总结等等。特别是王恒立先生开讲的试验研究与数理统计和上海植生所的研究技术方法让我收获很多，终身受益。
试验站本身也在搞一些为生产直接服务的试验，以摸清在冷凉的荒漠地区的生产栽培方法，为初创业的终农场生产提供依据。搞小麦育种的是李自发、董安铭，主要搞引种观察、杂交和选育。搞栽培试验的是陈才芬、刑怀孝、李培清，试验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生产的需要进行，如小麦、豌豆的播种时间、播种量、施肥数量、播深等。蔬菜方面则主要是引种及其适应性观察，如当时就从中国农科院引入过丹麦作系列的黄豆，荷兰大荚豌豆，上海小青菜、大白豌豆等。分析化验是周翠华、温业濂。当时省上要求总结出高产经验，所以都是白天工作，晚上集中在站部总结。站长李放的办公室是平房，一间可以挤上十来个人的小房间，一个土炕，一个土砌的“沙发”（我们戏称牛鞍子），一张办公桌和几张橙子，十分简陋。但一个大土炉烧得房间热热的，比起我的冷冰冰的宿舍舒服的多。我到试验站时“春小麦万亩千斤的栽培技术总结”已由陈才芬写出初稿，厚厚的两大本，全部手写，也真难为他了。陈才芬念，大家一段段地听，一段段地改，效率不高，但十分地有意思。有时生产上、工作上的事也就一齐讨论决定。参加讨论总结的有李放、郑永泰、王权才、我，犯人则只有陈才芬一个。往往要搞到深夜十一、二点才散。原说写成后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书，我也曾见过大样，由于后来的种种原因没有出成。，我只看见由场长郝登阁在“中国农垦”（1960.9期）上发表了“德令哈农场万亩千斤春小麦栽培技术”。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09-17 18:30
气象站和农场的气候
德令哈深居内陆腹地，气候受高压西风控制和蒙古一西伯利亚反气旋影响，气候极为干燥，表现出典型干旱大陆性气候特征，终年偏西风强劲。年平均气温2.3℃，最高月均温(七月)14.4℃，年较差26.9～28.2℃，最低月均温(一月)－12.4℃，极端最高气温33℃，极端最低气温－28.7℃。无霜期90～97天，最大冻土深度166厘米。气温年较差和日较差都大，分别为16.4℃和27.2℃。，年平均气压在650 mm以上，含氧量为海平面的2/3左右。
出场部往北走，靠东有两排平房，就是为农场服务而建立的气象站。气象站是１９５６年建立的，是全国气象网点的一个，也为农场服务。刚建站时，从成都气象毕业的王莲银（湖南怀化）、郑炎才（广东恩平）夫妇，吴瑞长（广州人）和冯家合（湖南**）就来了，算是气象站的老人。１９５８年又分到气象站的是马俊卿（辽宁新民）、高淑敏（北京人）和陈林标（广东恩平）。由于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所以我和他们都相当说得来，都是交换夫籍，交流看书心得的好朋友。那时农场的生活单一，不要说电视，连个收音机也没有，主要靠看书来打发日子。我们那时都是刭处找书看，用看书来渡过那农场的寒冬和漫漫长夜。我那时主要看小说，看过的书很多，托尔斯泰、肖霍洛夫、大仲马、莫泊桑、普希金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唐璜“、”红与黑“等等。国内的则有”创业史“、”红旗谱”、”红楼梦”等。
气象站络续调来的有马俊卿（辽宁）、王方寿(四川仁寿)、万**(湖南)、刘秦明(陕西)、施时飞(湖南)、姚旭光等。马俊卿和我特好，施时飞、刘秦明和我一起研究”春小麦的霜冻指标”，还取得了令人比较满意的结果，在省气象局拿了奖。气象站的人都愿意呆在农场，生活安定，蔬菜充足，水质也不错。如果和大队搞好关系，买点肉，抓只鸡更是平常。气象站的临时负责人是湖南妹子王连银，她和郑炎才是同学，后来给了婚。沾华侨的光，他们全家都去了英国。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他们最怕上唐古拉，那里的气象站谁都不愿意去，去了十之八九会得高原性肺心病，如不急时送下来救治，则必死无疑。重赏之下必有愚夫，我认识的四川仁寿人王方寿，就是在领导许诺：上去三个月就邦他解决老婆的户口的诱惑下上去了，不到三个月就下来了，可人已成为废人。有了户口又如何呵。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09-19 16:12
劳改队中的几件人和事
你别小看了这些劳改犯人，大多都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其中不乏团、旅、营、连级的军官和县级文官；还有共产党的干部和各界的知识分子。也有马步芳的军官，还有数以千计的藏民。人常说朝代更替时期的阶下囚多能人就是这个道理。此外劳改队里怪事多多，罪名倒也不少，先说说有的人是如何进来的吧！
北京的马海是偷自行车，可惜没偷着。没偷着也不行，为了首善之区的纯洁与平安，公安们思虑之后，毫无法律根据的判了他半年。要按现在的刑法，违法不一定犯罪。偷自行车不是大错，但是会给失主带来生活上和心理上造成很坏的影响。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就到顶了；五八年送犯人到青海时，连他老婆葛淑英和一岁不到的儿子马来红一齐发配到德令哈。马海聪明好学肯吃苦，很快成为一名好钳工，可惜他八三年病死在青海。改革开放之后，葛淑英拖儿带女的回到北京投靠旅家兄弟。兄弟也难，听说她以捡拾破烂为生。
上海的徐**(姑隐其名)是以有伤风化罪判一年后遣送来青海的。有伤风化罪你可能听说过，但他这个有伤风化罪可真冤。新婚小夫妻在自己家里敦伦，被一个寡妇看在眼里，想在心里。欲火难耐地去勾搭小裁缝，不成而自寻短见。这怪得谁？要怪就怪上海住房太紧张，家家几无私密可言；要嘛就怪守寡经年的寡妇，不该妄动春心。可这事却弄到徐的头上，说是白昼宣淫，办你们个有伤风化之罪，说来好恼。这种正当地个人行为怎么会成有伤风化, 上海公安真会办案，乖乖弄的咚。
四川郫县的赵开智说了几句对高产卫星不满的话，以反对公社之罪判二年送青海。
上海顾杰年少无知，48年在高二时曾加入一组织，解放后也登记了。不意到五五年肃反，以特务罪名抓起来再说，十年。像他这种情况的实实在在的大有人在。
上海王馨谷是个神通广大、三教九流都有来往的人。他当过师爷，算过命，做过小生意。写一手好字，两手会打算盘，看得来风水。就这样一个并无劣绩在上海滩上混的人，也没名其糊涂的成了反革命，弄了个十五年发配青海。
河南安金山被土匪抓去做饭，五五年逮捕，五八年改判无罪释放，但还是一直呆到1962年才离开农场。
农场还有几个没有挡案的犯人，是原本就没有挡案，还是谁把人家的挡案给弄丢了，不知道，但这些人的嘛烦可就大了。放吧，没有依据，所以他们只好把牢底坐穿。我就听说过六大队有一个犯人一直不服，闹着出去。他说是1958年在宝鸡车站，看见犯人发馒头，他为领几个馒头也去排在队里，馒头是领到手了，可是他也出不来了。队长也承认多了一个人，承认归承认，放人却没有根据，谁叫你想吃馒头？劳改队的饭可不太好吃。
接着要说的是农场的几个人。
黄宇宙(1905-1998)。电影《兵变.1938》关振宇的原型说的就是黄宇宙。黄将军1905出生，原名光汉，又名黄毅，河南省新野县校场村人。1905出生，原名光汉，又名黄毅，河南省新野县校场村人。黄将军就曾在德令哈呆过。
1923年从军，“九•一八”事变后，携张学良将军手谕赴东北组建“辽东抗日义勇军”，任副总司令，人称“儒将”。1932年留学日本，1936年回国，执教华北大学。
1938年8月7日，在河南省安阳水冶驻地，乘敌检阅防务之机，当场击毙日本天皇代表长川少将等日本将校军官16人，俘虏日本军官32人，汉奸李福和及其随从官兵也同时被歼，遂率部回到八路军怀抱。抗战主席评价“八•七”起义：黄宇宙一个人顶十万大军，十万大军也不一定能消灭这么多日伪高级将领。1938年9月，受抗日中央军委任命为“抗日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但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八路军收编这支起义队伍。为了不影响国共合作，为了坚持联合抗日，他的队伍被收编为冀察战区第一游击司令，中将军衔，成为国共两党同时授命的中将。
1946年太行军区整风运动中被诬陷为军统特务关押了8年。1954年刑满之后，黄宇宙來到天苍苍野茫茫的青海，开始在青海省德令哈农场务农，而后调到戈壁分场任技术员。他同农场工人一道深入农田，化验土壤，进行土壤改良。1962年因病来到哈尔滨养老院，1976春任黑龙江文史馆研究馆名誉馆长，先后担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省政协常委。1998年病逝，享年93岁。

神偷苗**（可惜名字不记得了），上海人，是出了名的开锁匠、惯偷。据传，没有他打不开的锁，没有他上不去的楼。七十年代后期他还关押在四大队。有一天，心血来潮，他决定跑。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不知怎么跑了出未，一口气跑了廿多里，跑到巴音河（现在的德令哈市）百货大楼。半夜他把商场的门弄开，进去先找衣服换上，来了个里外三新。再找一个大提包，捡用得住的装，什么糖果、罐头、零钞都要。收拾打扮一番是后，他骑上商场暂暂新的自行车，趁着夜色顺公路往东而去。这个人十分精，他知道天明以后，沿公路和公路边的县镇都是公安追逃犯的口子，他跑不过汔车，快不过电话，他才不往政府的口袋里钻。于是，他把自行车往山垭口的路边一扔，又立马赶回四大队大队部。回到大队部，他知道白干事回内地探亲去了，他迅即把生产干事白**的房间弄开，在里面大睡起来。外面在紧紧张张地抓他，他可就在大队部睡觉，晚上还到干部食堂去搞点馒头之类的吃喝。几天下来，炊事员发现老丢吃的，便把熟食收捡起来。他看几天已过，政府的追捕可能松懈了，加之本队又不好弄吃的，他又溜出来到了巴音河。在河西旅社，他装作是旅社服务员。快半夜时来了一辆货车，师付先去登记，叫徒弟放水防冻。师付前足走，他就拎了一柄热水走过去说：“你们累了，快把水给你师付送去，下佘的事我来做。”小徒弟信以为真，也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就提上水进房去找师付。师付必竞是久走江湖，一听一想，觉得不对，出来一看车不见了。
原来苗**一看，时不可失，机不再来，把车子开上一路向东而去。快到茶汉诺时天已微明，他怕茶卡设有卡子，又改道向西奔都兰。可是好运并不可能永远跟着他，在离都兰只二、三里的地方车没油了。没办法，他只好步行进城城，旋即给抓住送了回来。
卫精卫的厨子高洪奎和另一名人的厨子杨立业。人说三代富贵方知饮食，此话不假。纵观袁枚、李渔、张岱，这些称得上美食家的人，都是多少有文化的。其次，也可能是更重要的，他们都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厨子。比如在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中，蒋介石喜欢楼外楼的西湖醋鱼、汪精卫爱吃马祥兴的“美人肝”、张学良独钟红烧肉；鲁迅、林语堂、郁达夫、胡适等，都是吃家，而徐悲鸿更是语出惊人，他说：“鱼是我的命，螃蟹是我的冤家，见了冤家就不要命！”正因为民国时期有林林总总的美食，就有众多的笑傲食林的美食家和各色各样的故事。“色戒”中汪精卫的部下易守添坐下来品尝新来的厨子做的醺鸭，他就曾告诉王佳芝这是他最爱吃的一道菜。可见卫精卫家有名厨。
用同样的原料，厨子炒出来的菜和你我做出来的菜，味道是不一样的。我就曾在总场、七大队吃过杨立业做的菜，在油面电厂见识过高洪奎的绝技，什么拔丝苹果、合肥空心炸肉圆子、火腿萝卜丝酥饼等。尽管在农场条件差，佐料不全，可他们做的菜绝对好吃。所以有人说好厨子做的芹菜也比差的厨子做的鲍鱼好吃。
说明：鸭胗干更是南京一绝。有的南京姑娘嘴馋，甚至把切成薄片的鸭胗干当零食吃———比话梅更有回味。清真老店马祥兴，还善烹饪鸭胰，起了个诱人的名字：“美人肝”。据说汪精卫在南京时最爱这道菜。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09-22 08:33
劳改系统的婚姻与*
由于劳改队的性质及其独特而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劳改系统是一个男人世界，是光头和尚们的天下。在劳改队里，男女囚犯从来都是分别关押的。德令哈农场原来还有从上海来的女劳教，尔后怕出问题也全部集中到香日德农场去了。农场又大多是在亘古荒原上垦殖，四周渺无人烟。没有村庄，没有人家，想有如张贤亮的“绿化树”中那样来一点韵事艳情的条件都不存在。
人说“当兵三年，老母猪赛貂蝉”。当兵、三年都十分难耐。劳改犯们是决不止三年，何况即便刑满，你还是小三子，还得留在农场，留在劳改队。所以，劳改系统的婚姻和性绝对不是个小问题。即使你是劳改单位的干部、工人要想解决婚姻问题，要想找到愿意在荒凉的戈壁滩生活的对象，实话困难。为解决新疆军垦战士的婚姻，王震曾来过一个“三千湘妹子上天山”。青海劳改系统为解决老干部的婚姻，1955年曾经在四川的温江、眉山、新津、江津、万县等地招聘好几百高中毕业生到青海工作。先放在公安二干校学财会，学管理。劳改局局长张贵德的夫人**荣，就是从四川绵竹招去的。有关的热心人先把女学生们的照片送给张初选，再看人，*绍荣人才十分，相当漂亮，就被张选上了。拍板之后，则是组织谈话，“奉旨”成婚。我知道的这种情况的就有好几位，新津中学的***就是这样嫁给一个场长的。当然，坚守青梅竹马的誓言，仍与原来男友结婚或坚决找年岁相当的一般干部的还是大有人在。我认识的就有叶**、陈**、吴**、刘**、唐**多人、
1956年劳改系统又从上海招了一大批中学生，高初中生都有。解放前着名笑星韩兰根的儿子韩亦康、韩亦琦就是那年来青海的。上海这些学生乡土地域观念极重，囿于生活习惯，上海圈圈抱得紧，后来大多是互爱互恋的结为伉俪，在场部就有十儿对。
到了1958年，好多年青人为了闯生活，漂流到了青海，这就是后来叫做‘盲流’的那一批青年。德令哈农场也接受了好几百，经过筛选之后，有的去当管教员，生产员，有的当拖拉机手、农具手、修理工。女的大多去了医院，总有好几十吧。老巢找的红牡丹、老郑的小芹，太庚的东北妹等都是这批小同志。他们都是幸运的，找了自带饭票，有工作的人。其它同志的婚姻无非只有两条路，一是在老家找，绝大多数干部工人都是这样；二是你托我，我托你的找人介绍。可地们大多是家属了，因为农场从来没有安排过工作。
至于就业人员的婚配更是好一个难字了得。在当年政治高压的环境下，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动轧讲成份，讲政治的年代。不要说三类人员，那怕你成分高一点的找对象都难。成分好的，生活还过得去的女孩谁都不愿意找他们，不能自贬一等的来当小三子家属。他们也只能回家乡去找，找那种成份不好的，二婚的。有时也能找到称心的对象，这也算’门当户对’吧。那时候在农场还有一封信就找来一个姑娘的事。就业人员先找到相处较好的就业家属，请她邦忙在老家介绍。如果有合适的人，她就去信把人叫来。来人一看所谈之人年龄往往偏大，人又被高原强烈的紫外线晒了个黑不溜湫，往往心里犹豫。但架不住劝。再看这里环境虽然不好，但人家有工资，一个月40多块（四川大学毕业定22级也才48块），吃穿不愁，还不干活。比起在老家累死累活的一天才挣毛八分钱的工分，春二三月还吃不饱的情况好多了。就又答应下来结婚成家。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四川川东北和河南姑娘身上。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四川姑娘便宜，划得着，八分钱一个”。
至于性，劳改队是不谈性的，也无从谈起，只能压抑。”食色性也”，这是人之天性，压抑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年老犯人、有文化的人和官吏，他们的理性可以压抑。但对刑事犯和年轻的犯人，可就难得多，所以他们大多通过精神性的、手淫的或同志的方法来解决。至于就业人员，他们自由得多，常常去找就业家属中的暗门子。当然，奇奇怪怪的事也就在农场处处发生。还是讲几件具体的吧。
八大队的裁缝：在劳改队中，还是有几种人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出犯人院的，比如往大院食堂送水的犯人或往干部家属院的犯人，他们的进出是方便的。还有一些有点技术的，如医兰、裁缝，也能进出。八大队有一犯人会裁，常在各家做衣服。他在一中队长家干活时，队长夫人要他。开始他那敢，……，最后事发他被加刑三年。也还有家属和送水的有染。
医院职工张**有一个女儿叫燕子，他老婆走后，他就把自己的女儿给遭踏了，那时孩子才十四，才读初一。
二大队看押连队指导员的婆娘从陕西来农场探亲，她看上了一个小战士。小战士是甘南人，中等身材，浓眉直鼻，英俊可人。一天小战士生病在连队休息，她便做好一碗鸡蛋面条送去，待小战士千谢万谢的吃完面条，她就直奔主题的要那个。小战士不干，她的欲念已无法压下，更是不知羞耻地纠缠，但是小战士还是不答应。这个女人突然扯开上衣咸协地说再不干就要告他调戏。可小战士还是不干，可能也是不敢，她只能悻悻地离去。她一走，这个小战士可越想越怕，在无可耐何，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他取出一个手榴弹，压在自己身下引爆，结束了才廿十来岁的生命，淫欲害人呵。
羊队长是*大队的事，中队长贺**，青海人，壮年未聚，其情可知。举目荒原竞无可发泄的对象，万分难耐之时，他便和母羊来了个亲密接触。后来，大家知道了，也只能嗤之以鼻。只觉得其人品太低下了。干部尚且如此，何况三类。也是这位队长，还闹过赶大火车的笑话。1958年以前青海不通火车，他也没有坐过火车旅行，只听人讲火车上有座位，有厕所，有饭卖，有东西吃，非常不错。所以五八年国庆一过，他就兴匆匆去坐火车。坐了回来他在单位上大呼上当，说火车糟透了，什么都没有。东西没有人卖，厕所没有，连橙子也没得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原来他坐的是试运行汐的闷罐车。
那还是六八年的冬天，我在尕海邦王全才创建九大队。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房子没有一间，还要赶快平地造田，赶在十一月中封冻前把土地浇上水，以便来春能顺利地播上种子。当时不论干部还是就业，都是住在沿着一个洼地四周挖的土坑（地窝子）里。顶上放上抬杠、树枝，铺上一层麦草，上撒干土就是房顶。没有门，在进口处挂上一片麻袋就是门，只能略略抵御初冬的寒风，那些夜晚可真冷呵。恰逢其时，有一就业人员时妻子从河南来农场探亲，没地方住，也只能住地窝子。她大约快五十了，那有什么人才呵。可她也是这三十多号就业中唯一的女人。王权才知道就业的毛病，也曾提醒他要注意安全。果不其然，还是出事了。有一天半夜，她男人上夜班浇水，半夜时分进来一个人，睡得迷迷糊糊的她，以万是男人提前下班回来，怕他冷，叫他赶快来，她邦助暖和暖和。来人既不吭声、也不客气，麻利的钻进被窝，只是行动。刚开始那女的还笑说：”今晚咋哩？恁猴急。”后来感觉怎么不同平常？她才知有异的大喊起来…..。
暗门子是无家就业人员需要的重要途径，这些人大多是就业家属，各个单位都有，公开半公开的，干部们心知肚明地懒得管。试验站听说也有几家。
切齿咬舌是发生在七八年。工程大队一就业人员经人介绍，从四川大邑找了个女子。廾来岁，身材高挑、面目姣好。此人一见，高兴的不得了。几经讲谈，女的还拿不定主意，可男的急的不行，只苦于那女子住在介绍人家，无法下手。于是就约女的到巴音河买东西。巴音河就是现在的德令哈市。那人早已拿定主意，今天一定要把生米煮成熟饭，以免夜长梦多。到了巴音河，那男子把女的领到原来体育场后面的山上。一到山上他便抱着女子又亲又摸的轻狂起来。那个年代的农村女孩哪见过这种阵仗，一急之下张嘴便咬，把正在意急情迷的男子的舌尖咬了一点下来，直疼得那人呜鸣乱叫。那女子也吓得不轻，急急忙忙地跑到派出所报素。……，此事只有不了了之，那男的后来医好了，只不过说话要多费点力气吧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09-26 08:29
张、郝“反革命集团”
1962年的冬天是一个多事之冬。
试验站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是在小院对面又修了一排六间的平房，还用红砖铺地，显得气派。郝登阁把家搬到试验站住下，这让我们都十分地纳闷，为什么不住在场部，要住到试验站来。后来才知道，他不想当场长，想到试验站种种地算了；二是试验站大发展，新调进来的技术员就有王维钦（周翠华爱人，王仲宁、王昆宁他们的父亲）、彭积明、段万芳夫妇（彭沙、彭朋的父母），吕敬贤和王成斌（西农园艺56级）。从马海农场调进了40多个就业职工，以后成为技术拐棍的顾杰、蔡茂轩、屠文华都是那个时间来的。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青海劳改系统又搞开运动。一夜之间青海劳改局局长张贵德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并于1962年9月12日被捕入狱；于是从1962下半年开始，在全省劳改系统全面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德令哈农场则是反张、郝反革命集团。作为基层的一个小技术员，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很不了解，他们犯的什么事也不知道，只看见运动在试验站进行的表象，也知道他们今天都已经平反。但人生几伺，谁又能几经风雨？共产党整人害人呵。
德令哈农场的“夺权”斗争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1962年10月，第二次是12月，我只参加了第二次。两次都是由省上派工作组，组长叫李猛，工作队员有公安部下放到农场的时克，我和时克就是那时认识。我们只参加试验站的运动，主要是“整”李放的问题，因为我们对场部的情况什么都不了解。说句心里话，李放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聪明有才，对人热情，工作认真。李放靠边之后，将医院的付院长李信恭调来当站长。此人不过是解放军的一个赶马车的车夫，其水平可想而知，但他的心黑，爱整人，爱贪小便宜。我只是有一次他老婆东玉兰要洋芋，我问她要票，就把他给惹下了，总是找我的槎。在试验站带头整人最凶的是李信恭和王权才，要人人都要揭发，我开初只是说了丰产材料实不实在的问题。后来，要我揭发李放在60年种蔓青时整我，是迫害。我自己工作上的问题，领导批评指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在当时，非要说成迫害，我只能按照李信恭、王权才之流定下的调子做了违心的揭发。今日忆及，我深感内疚，我自己怕被整，反而成了整人者的邦凶。
这场“夺权”斗争给青海省劳改系统造成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其涉及面之广，伤害人之多，斗争手段之残酷，是我除文革之外所罕见的。德令哈农场就挖出了以场长郝登阁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迫害了一大堆好干部。场长郝登阁被迫自杀在试验站的家里，他们还让我去照的相。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个工作竞竞业业，勤勤恳恳，待人和善，没日没夜工作的人。他习惯熬夜，抽烟凶。他整天在下面转，深入基层、深入生产，有时就拳在吉普车上睡觉。可就这样一个忘我工作的人，也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在试验站修了几间平房，原本打算不当场长了，就到试验站来搞搞试验，以了终生。不意ｇｃｔ连这点方便也不给，被活活逼死。全场500多干部，受处分的就多达123名，全场90%以上的科长、站长、厂长、经理都被整肃，我听说的就有郝丰堂、宋月英(郝登阁爱人、干部科科长)、童子诚、祝光和、徐克俭、陈浩中、李放、米元祥、谢志诚、苏鸿俊等等，党委书记霍仲昆，付场长陈复生也都受到牵连。劳改的劳改，下放的下放，李放就被遣送回陕西兰田老家。
这场风波的起因是什么，张贵德同志为什么成了“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后来才听说，张郝也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从习仲勋到薛克明、张贵德、郝登阁是被定为一条线的人来整的。
薛克明，1910年生，陕西吴堡人。建国后，历任青海省公安厅厅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青海军区副政委，中共青海省委常委，青海省副省长。1963年被开除党籍。因病于1965年4月28日逝世，终年55岁。省劳改局长张贵德同志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并于1962年9月20日被捕入狱；当年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张贵德同志于1980年4月3日被释放,1981年11月31日中纪委批示恢复了张贵德同志的党籍、工职、级别,1986年12月13日,青海省委补选张贵德同志为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了省劳改局顾问。同时恢复工作的还有公安部劳改局局长王明迪（原在香日德农场）、劳教局长葛光荣（原在德令哈农场任副场长）、德令哈农场场长郝登阁及其集团等。
德令哈的场长郝登阁原是国民党陕北旬邑县县长、兼保安大队长，1948年起义。自从跟党走之后，一直从事劳改管理。他为人耿直，工作竞竞业业，刻苦认真务实，在农场的人都知道他成天朴在工作上，整天都在地理转，累了就在吉普车上打丁盹。他也虚心好学，柴达木垦荒是亘古未有之事，是他在1954年创建了青海最大的国营劳改农场，是他和大家一起共同学，共同努力地总结出了一套适合盒地农业生产的生产栽培技术，一直沿用至今天。郝登阁和老一辈德令哈人克服了干旱苦寒的环境，物资匮乏的生活，阻挡着狂暴无情的风沙，从实践中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地完善了在盆地的开发。征服了一块又一块沙丘，改造了一片又一片的盐碱地。他们开荒、种地、造林、改造犯人，把青春献给了荒漠，把绿洲留给了后代。就这样，农田拓展了，绿洲扩大了，荒漠在德令哈人的面前变成了丰饶的绿洲，成为一个麦浪飘香，牛羊满圈，果菜香飘的绿洲农业宝地。所以老一辈德农人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无愧于时代的。
就是这样一个一心跟着党，热心建没设新中国的人，却成了反革命。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09-26 08:51
沙尘暴
当年农场的大风沙天气实在励害，大有谈风色变之况，我们都叫它是黑风。风沙一是多，春天的三、四、五月差不多是天天有；二是风力大，至少也在八级以上，有时可以达到十二级。风沙一来，漫卷沙尘如泰山压顶，遮天盖地，倾刻间伸手不见五指，在野外使你不辨东西南北，收工时找不到住处，在这样的风里人是没有办法站稳的，更不要说逆风而行了。大家只好手拉手摸索而行，有的人在地上爬行，有的人掉在渠里成了“落汤鸡”。1955年二大队就曾有二个犯人在大风沙中失踪，估计十之八九是凶多吉少。此后风太大时都要歇工。十分恶劣的盆地气候，干旱少雨，一年有6、7个月的风季。犯风乍起，刮得天昏地暗，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刚建场时大风把帐篷都吹倒掀跑，大家一个个成了“土行孙”。
1967年春的一个中午，我和钦榜、德林、老常几个人正在食堂吃饭。突然狂风骤起，昏天黑地，飞沙走石，呼呼之声不绝于耳。风是越刮越猛，有近半个小时竞然是伸手不见五指。这饭是吃不成了，只有等风过去，可等这风一过，面条里已飘满沙子。我想起在“薛丁山征西”中就曾经这样描述过盆地的大风暴，说是妖人做法。看来该作者可能到过盆地，领教过大风沙的暴虐。三是淮时，准时地在中午十二时开始，下午六时停止，有如上班下班。刚到农场的人一见风起，总是找个地方躲，想等风过之后再说，慢慢才知道，这风沙可不是一下子能过得去的。该走还待得走，该干麻还得干麻。63年春天，我和吕**去巴音河就碰上大风，离农场三十多里，不回来怎么办，万般无奈之下只有顶着风，推着自行车往回走。风大约就是十来级吧，可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我们二人推呵推，一直推了七个多小时。把她送回分场场部已是晚上十点多了。近年来才听说这种大风沙叫沙尘暴，但在我的印象里，农场的大风沙比起内地的沙尘暴可凶多了。风沙是威胁农场生存发展的最大障碍。每当风沙起来时，大片的沙丘会流动起来，流沙掩埋畜圈，堵塞渠道，满屋满床全盖的是厚厚的浮尘。风沙逼迫人畜搬家，农场人是真真实实地体验了“沙进人退”这一大自然严酷的惨象。所以我曾经在甲申大暑写道：“时光如水年复年，一枕秋声夜听泉。红心献策成另类，青春发配上高原。风舞黄尘十万里，霜压青苗一夜寒。南望乡云关山隔，谁言往事尽如烟。”
下面是一些记载。
1969秋收时，怀头他拉农场大风成灾，风沙掩埋农田6666.67公顷
1972年5月16日13时－200时，农场连刮7小时9－10级在风，部分高压线和树木被刮断，局部地区积沙厚度20厘米－30厘米。
1973 5月17日0时－8时，农场最低气温降至－7.4℃，地面最低气温－11.7℃。已出苗的油菜、豌豆、白菜全部冻死，其余农作物严重减产。
1977年5月尕海刮大风16小时，已播种农作物的种籽被吹飞，部分农田刮去表土6厘米以上，个别地区积沙厚度达100厘米。
1979年3月，一场大风沙将怀头他拉公社上百公顷农田覆盖300毫米-500毫米，已播农田种了被埋或者被吹飞。
最严重的是由于风沙和盐碱戈壁分场不得不在八十年代全部弃耕。
要在新垦地上生存下去，必须要战胜肆无忌惮的风沙袭击，否则，最后的结局就只有溃败荒漠。战胜沙漠化、改善小气候的最好办法就是营造防护林带，所以，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农场人就开始进行的大规模营造防护林带工作。
植树时，发动干部、工人、家属、小孩、职工等全体动员。挖坑的挖坑、种树的种树、浇水的浇水，轰轰烈烈的场面，好热闹、好感人啊！经过几年奋战终于在风沙中生存下来，一步步发展壮大，终至成为青海最大的国营农场，成为海西的绿色粮油基地。
这里还要说说蚊子。由于农场四周有沼泽地以及大片的柽柳、芨芨草、沙包，蚊子特别多。盛夏的黄昏，蚊子在空中象团团烟雾，围着人上下飞舞，它凭着灵敏的嗅觉，追随人体的汗味，使你防不胜防，咬得人手脸红肿，奇痒难熬。所以那时出工，都要带白色的防蚊帽，手持牦牛尾巴做的尘拂，并不停挥舞以驱赶蚊子。乍一看好似神仙下凡，还真有点仙风道骨。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09-28 07:49
生产科
“夺权”斗争之后，农场干部来了个大换班，1963年2月，继王权才之后，我也被调入生产科。
换班后的书记是李再中（陕北人，13级），总经理、场长李汝泌（山东人、14级，在陕北就搞劳改工作），付总经理杜唐禄（山西孝义、15级，曾任李先念电台台长），杨凤鸣（河北人、16级、中医世家）。干部科科长王洪福，就业科科长王文奎，管教科科长解佩文、焦聚成、吕子荣，财务科科长朱惠明，计划统计科科长姜宣尤，生产科科长赵跃宗，行政科科长李珍，后为徐远明。
各分场及大队的领导大多是从部队转业而来的营团级干部，都是非常能吃苦，能力很不错的人，他们是：泽尔沟分场张效英、谭元培；戈壁分场齐汉弟；怀头他拉分场是申士荣、许振洪；一大队先后是赵茂官、孔祥友；二大队是赵志新、郑国良；三大队是刘籍田、岳彩明、曹殿祥；四大队是庞庆元、韩通；五大队是刘先；六大队是李虎生、李增祥（原二大队付大队长）；七大队是陈俊荣。各大队的生产干事依大队次序是白彦纯、戚均俊、时克、吴樟忠、叶企杰、郭力行等。试验站先后是李信恭、王金贵、于文杰、张培吉。修配厂、汔车队先后是何德兴、朱云，技术人员有吉旭、林跃泉、张明发、杨甄。基建工程大队是杨跃彬、任景全。加工厂是李珍、养猪场是陶加。油面电厂是原兰芳、旺尕秀煤矿是甄旭。
生产科分为农业组、水利组和畜牧兽医组，是一个有40多人的大科，行业齐备，人才济济一堂。农业组组长王家寿（陕西武功人、武功农校农学专业1956级，曾任德令哈分场场长），组里有王权才、杨尚泽（湖北建始、转业军人，分管工付业）和我；兽医组组长王立国（解放前夕毕业于兰州大学，青海西宁人，是老科长下来的），组员有陈参根（台湾花莲、47年加入解放军，属于解放战争挎过枪，抗美授朝过过江的老资格），杨建中、林惠玲夫妇，一个湖北，一个汕头，都是解放军兽医大学毕业的，还有何才喜（匡光复爱人、后调劳改局）搞财务；水利组是最大的一个组，因为还要搞勘探规划和修水库。组长是陈彦昭，是西北农学院1954年毕业的老水利，陕西周至人。组里有华东工大的史海山（江苏人）和他爱人安景荣（北京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黄开源、黄龙章都毕业于华中水利工程学院。清华大学水利系1960年毕业的宋坚，上海人，后调回上海大学，2006年去世。宋德怀和钱菊芬夫妇（老宋是河南工大的，钱是安景荣的同学）。袁劍霓，湖南人，解放军测绘学院。陈福祥，北京人，也是北京来的。唐惠林，江苏人，无锡水校毕业的。杨华（四川高县人，西北农学院水利61级）。组里还管着一个20多人的勘探队，有沙成珍、荆自中，这些人只是名义上归科里管，但他们另有地方办公。
在生产科时，和我相处比较好的有杨尚泽、陈参根、杨建中、林惠玲，还有计划科的汪荣富、廖德修。当年场部的工作人员还有周*、李*昌、张*昆、陈*荣、张*德、肖*金、張*友、陈*萍、张*莲、田*雨、武*荣、任*旭、刘*江、汪*富、刘*、程*先、郑*兴、时*武、黄*中、刘*华、黃*喜等等。司机陈*发给场长开那唯一一辆北京吉普，技术好，也爱车如命。先后的通讯员大卞、王*荣、王*林（后放电影）、苏海。那时的电话全靠人接转，所以有电活室，电活室是朱桂兰、王贵兰。放电影的先后有卢*强、王*林、汤*月、小郭。
昔日的德令哈是到处黄沙滚滚、满目荒凉、野狼出没的地方。1954年一批拓荒者走进了这片荒原，一大批骨干不远千里来到巴音河边开荒造田，发展劳改农业。他们睡帐篷、住地窝子，土炕睡人，土台当桌，他们与自己的爱人、子女同舟共济，艰苦创业，战苦寒、斗风沙，为农场的生产建设吃苦受累，把青春年华献给了柴达木，有的还为这片土地献出了终身，他们真正是时代的好儿女。艰苦的岁月就这样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过去了，一排排、一行行抵御风沙的防护林带奇迹般地
出现在这片沙荒地上，一片片整齐的条田建成了，治服了狂风沙暴的侵袭和肆虐，将一个干旱脆弱的生态环境改造成良性循环的绿洲农业系统。他们带领犯人开垦出近20万亩可耕农田，完成了生产和改造犯人的任务，建成了青海最大的农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衣场人的幸苦换来了粮油的丰收。从54年建场以来，农场年年都要为国家贡献不少粮良，农场人的确为国家做了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德令哈农场在青海劳改系统中是较有名气的一个单位。全国劳改单位连续两次在农场召开现场会，交流经验。在郝登阁时期，从1956到1959年农场处于稳步发展，蒸蒸日上，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1959年全年粮食总产近5000万斤，油料自给有余。郝场长曾打算再用四、五年，争取1963年让粮食总产超过一亿斤。可惜，从五九年起因大跃进失败带来的大调整，加之夺权斗争的影响，农场的粮食产量不进反退，到他被害死的1962年全场总产只有3000来万斤了。总收入一直年年亏损到最高年800多万元，差点把这个农场搞垮了。面对我们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家业被毁，谁能不心疼，谁能不痛恨！所以新任场长李汝泌就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必须让干部从‘夺权斗争’中转过来，尽快恢复生产，把粮食产量抓上去。在这种形势面前，生产科的任务也相当繁重。

我是1962年被摘了帽子的，57年被戴上帽子叫“右派”，62年摘了帽子还是右派，叫“摘帽右派”。摘帽后给我定的是23级，连技术员也不是，还是助理技术员，比同学低一级。在德令哈拿81.08元，这个工资一直到1978年。我从中寄20元给母亲：寄20元给爱人，下余的就是吃饭12---15元，抽烟10元，零花5---8元，每月还得存上点，凑做回家的路费。
我很快就适应了科里的工作，科里写文件搞材料大多数时候有我，李汝泌经理下去基本上都是要我跟着去。李经理对生产抓的很紧，要求也严，一有空闲时间就到地里去看，去检查。农场只有一辆吉普车，郝登阁时郝坐，现在就是他坐的多。还是陈金发师傅开车，陈师傅东北人，当时40多岁，人好技术好，爱车，一有空就保养，所以他的车很少故障。没有车的时候，他也叫上我骑自行车在附近的几个大队转转。他爱叫我跟着下地，我想得到的理由可能是，我能发现生产上出现的问题，也能提出适宜的解决办法。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会招人忌恨，所以王**之流会老找我的麻烦。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1 08:23
农场子弟学校
1963----1964年，经场部批淮，我还在子弟学校带过一年半的语文课。由此我和公安部下来的廉英、李英枫夫妇，王翔、李淑芝夫妇，石毓成、熊则坤夫妇，吴夫作、贾正国、牛玉芹这些老师有了交往，他们成了我的朋友。学生还记得两个四川女子，一个是汪*富的小姨子，王明秀的妹子王**，因为有时到王*秀家吃饭，所以早就认识。她考上财校，留在西宁工作了。还有一个是付食加工厂胥*凡的堂妹胥**，四川射洪人，大家都是四川人，也早有往来。这个女子人才好，还在读书就有人追，后来与医院的一个医生结婚。
学校规模看上去寒酸，其实大谬不然。我很快就搞清楚，子弟校内部人才的不同凡响，千万不能小看中国西部劳改农场的师资水平。德令哈子弟中学当年只有初中，该校当时一共十几个教工，却是个个大学生，个个有来头。学校真是人才荟萃，群贤毕至，玄机暗藏。他们是右派的右派，反革命派的反革命派，反动派的反动派，一网打尽到青海，真可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他们来教书倒也做到了人尽其才，书倒是教得好，教出了好多好多有水平的学生，在海西地区也是大大有名。以后办起了高中，但仍遗风不改，人才济济一堂。又新增加了缴济东、邵山、黄定高及孔军、李中佑、常桂梅、马孝喜这些新生力量，教学质量更是不同凡响。所以有人曾说：如果把青海各场劳改中的相关人员组织起来

下面我想引用一些文章来讲讲子弟学校的几位老师：
石毓城：“足临天下”撰文对石毓城做了这样的解绍（从行文看足临天下大致也曾是德农人，也在子弟校教过书）。
石毓城，当年42岁，1.75米的个头，一口北京话，颇具风趣幽默感。22岁他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被划成“右派”，“流放”到青海一个农场（德令哈农场）“改造”。他那时对“政治”三缄其口，可是聊起天来，往往让四座皆静，他说话慢斯条理，总是若有所思的神情，极富语言的魅力。他博学多才、敬业精神令人钦慕。数、理、化，文、史、地，书法、美术，哪一门课，他都能轻松自如，轻车熟路。当年我初涉教坛，在一所中学里与他共事三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他经验丰富，有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的影响很深。他练就了一手绝活儿，上几何课他从不用圆规直尺，信手就能画出标准的几何图形，十分娴熟，而且他站在黑板左边就用右手写字，站在右边就用左手写字，为的是不因身体档着的学生的视线。在抽象的数学例题一步步地板演中，时而念道“山穷水尽疑无路”，时而惊呼“柳暗花明又一村”，他能创造出良好的课堂情境，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中学习。他的历史课俨然一段评书，有说不完的名人轶事，史实经过，现实评说，学术争议都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充满情趣；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培养，他的复习课和作文指导课，简直就是献身说法，令人顿开茅塞，受益匪浅。闲暇时，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那时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骑上自行车，后面夹上球鞋，一行人就去别的单位比赛，几乎天天如此，他老打中峰，球场上的组织者，或是做场外教导；有时去山里游玩，当然更多的是傍晚，一杯清茶，一付围棋，每每边聊边下到深夜……他平易近人，给人的感觉就象师长，有次他看见我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叉，就笑着对我说批改作业也要体现老师对学生爱护，对勾可以大点，叉要小点，那种对角线的叉极伤学生的自尊，也有失老师的涵养，虽说是小事却影响了我一生。79年他的右派问题得以平反，他象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逢人便说“我平反昭雪了，祝贺我吧！”，是呀他从20多岁被错划“右派”流落到青海，内心的辛酸、怨压抑是难以诉说的。遗憾的是他离开时，我正在西安上大学，没能为他饯行，他平反后回到了原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年后担任教务处处长，我们仍不断书信来往，现在他已年近七旬了，每次电话中还念念不忘青海的那段生活。
注：不幸他已于2007年5月15日下午16时在北京复兴医院不幸逝世，享年75岁。
缴济东，江苏人，1952年毕业后分在公安部管战犯，五五年南京大学要他，他也想回故乡江苏，就要求调动。为此颇令领导者不满，所以1957年这个迂先生也难逃恶运地挨了。但二十年右派生涯并没有让他气馁，更没有让他的性格扭曲，反而越挫越勇、敢批评、仗义执言。在农场多年，他仍然是名士风流，整天与围棋、诗歌、沙士比亚为伴，淡白人生。笑傲人生。科里宋德怀就是他的棋友。平反回公安部后在一研究所工作，一年部里一个代表团访英，成员中有他。一个叫大伟的是这样提及他的：成员中有我最熟悉的缴济东先生，６０多岁，可头发挺好，一副深度数的眼镜架在鼻梁上。最叫人拍案叫绝的是他一刻也不离手的大烟袋，一次能装２５克关东烟。他总是先把大烟袋从嘴中拿出来，再紧接着说一两句英文译的孔子或孟子的语录。老缴是新中国成立前北大英语系的高材生，专攻莎士比亚的戏剧。又加上小时候上过私塾，能背《四书》、《五经》。真是中西合璧，语出惊人。在访英时，一次比尔开车送我们去莎士比亚的故乡，当走到盘山公路尽头，忽然大海展现在面前，红日高挂，海天一色。老缴猛地将大烟袋从嘴里拨出来，低声地吟道：

“Break，break，oh seａ.（浪花破碎，啊大海）”

这不知是英国的李白还是英国的杜甫的警句，反正惊得开车的比尔口称死罪，纳头便拜。说中国人中藏龙卧虎，真有高人。对代表团越加佩服。
当然，十个指头怎么都会是一般长呢？良莠不齐才是世物的常态。农场内部也有很差的学校和老师。*大队小学就有一位老师，是从家属中请的，她实在是误人子弟。教算数的四则运算时，她一反先乘除后加减的运算规则，教学生从前面往后做。当学生算不下去时，她反而说：“笨蛋，不会大的减小门的嘛。”不久她就被下了，该下。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2 19:38
看电影
我们农场电影院，又称“礼堂”，现在都还在，房顶上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几个字也还在大放光芒，建造于上世纪1965年的它，算起来也有四十多年历史的‘文物’了。电影院从前面看外表是个假二层的，看上去既土又老，可它历史悠久，宽敞适用，是农场人心中的最爱。
近六十年来，虽然没了穿龙袍的皇帝，但皇帝的思维模式依然存在，只是被包裹上了现代理论的外衣罢了，这种新形的专政体制，在理论上就是众所周知的对阶级敌人的“舆论一律”。中国晚近发生过的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在“舆论一律”的思想控制之下发生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们基本上没有自主的娱乐机会，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也不普及，短波收音机更难买到，如果你敢听听外面世界的声音，很有可能会被以偷听敌台罪给抓起来。因为在当时，凡是非我党的声音，非*式的理念，都是反动的东西，是统统不能看，不可以听的，一律打倒。能看上一场电影，就算是一项重大活动了。所以在那个农场职工精神生活十分单调的年代，电影院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无论是放电影、文艺演出或是开会，那里总是十分热闹，聚满了人气。电影院就在总场场部正对门，它与商品站、加工厂、招待所毗邻，平时也是十分闹热的地方。有时就在礼堂门口放露天电影，场场都是暴满，连银慕背后都是人。每每开场时，电影院大门前的人可真多，连场部附近的大队和直属单位的人都要来。我在试验站时也常常跑去看电影，一听说有电影，骑上自行车就跑。电影院门前的场地到处都是塞的满满的自行车，散场时人群更是摩肩接踵，拥挤不堪。
文革时是中国人娱乐活动的饥荒年代。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没有政治问题的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如《地雷战》、《地道战》和“八个样版戏”，还有一部由浩然的小说《艳阳天》改编成的电影。所以后来人们讥评说：当时的中国只有八部电影和两个演员----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就那么几个“样板电影”一统天下，这一统，就是十年。文革后期，才偶尔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也只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老影片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即使以当时的标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实在不怎么样，同这个国家的香烟味道差不多（当时中国唯一的进口烟，阿尔巴尼亚还债的）。但对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那种文化生活枯燥的人来说，来者不拒，从没有厌倦之感。可还是会去看，看了一遍又一遍，到最后几乎是连台词都能背下来了。又为啥无数次去看《列宁在1918》；而其中的有些人，只是为了看这部苏联旧片中十几秒长的芭蕾舞《天鹅湖》片断。
犯人看电影就在大院里，大致要一个月才轮到一场电影看，看的电影和社会上差不多，社会上能放的犯人院里也能放。放电影了，犯人们自带小橙按队坐好，也是规规矩矩的看。在寒冬看电影实话难受，手脚冻麻了，搓搓手、跺跺脚，但没有人肯提前离去。所以犯人看电影都要把能穿的衣服全穿上，以抵御严寒；夏天又要受蚊子骚扰，即便如此，大家仍对看电影大有兴致，毕竞是文化生活呵。多年过去了，但看电影时的疯狂却还深深留在脑海里。那时候因为形势的需要，电影院也担负着宣传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任务，电影放正片前一般都要放一些最新的纪录片，称之为“新闻简报”，人们通俗为“加演”，有时候会放好几段。
在林彪出事后，由于在林立果他们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提到了“山本五十六”这部日本电影里的 “联合舰队”、“江田岛精神”等等。不知是为了有利于批判，还是另有什么更深层的用意和玄机？倒是随着邓公复入中枢(1974年)，突然在正规影院放了军“军阀“、”山本五十六“等供内部参考和批判的三部日本电影。反正那真是一次“文革”中难得的“眼福”：超宽的银幕、多彩的画面、大海、战舰、飞机、缀了勋表的笔挺的洁白海军制服。关于二战的海空立体的宏大场面。那场面，那内涵，一下子就把那呕心沥血的那八个戏比下去了，以致于小孩子们也成天"虎、虎、虎"。后来，我也在西宁的内部场过了眼福，电影散场，我心中感慨地想到：“这才真叫电影呵。”
我讲的这些，在八0后九0后听来，有如天方夜谭。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4 08:02
作者：我的理想是发财　回复日期：2009-09-03　13:03:10
惊见西农前辈,是八级的夫人送你们去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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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学友的关注。请问八级夫人是不是指李楠？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7 10:40
罪与罚
现在而今，疑犯如果对法院的判决不服或有异议，可以提出上诉，也会有律师来为你打理，为你辩护，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放在解放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老人家可是大开了一番杀戒，是杀了一些“不杀不足以平民喷的阶级敌人”的，那时可以由几个人就组成“临时法庭”来实行“审判”或“公判”，区上的一个小公安员（连级）就可以小笔一挥，判人生死。1955年那人曾说：“不要轻易杀人，脑壳不是艽莱，割了是长不出来的。”所以稍有松动。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对反革命手软。代表着人民，代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检法自是恶性澎胀，唯我独大，唯我最最正确。只要你犯在我手里，只要国家需要或形势需要。我们搞的“有罪推断“就是战无不胜的法宝，你就跳不出如耒佛的手心了，判你有罪是何等容易
积多年被改造之经验，受耳濡目染之教化，犯人们也得出了几条深切的教训，统称之为三个不要。
一是不要心存侥幸，只要是捉进了公安局大门人都是要判刑的。你可以不知道谁要抓你，为什么抓你？不会有人向你解释，但必须知道捉你是革命需要。你必须写书面‘交代’。交代什么呢？当然是‘罪行’，交待了，判刑的过程才走得完，他们才会功德园满。你若是申辩自己无罪，却没人会听。因为“有罪推定”的观念，在办案人员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一个人一旦被指控有罪，就被想当然地认定为罪犯。你看很多司法办案人员，他们在办案中经常对犯罪嫌疑人发出这样的问话：“你要不是犯了罪，怎么会抓你来？”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认为，有罪口供是证据之王，无罪的证据，不足以推翻有罪的证据，从而可以认定一个人有罪；重视有罪证据的合理性，轻视其不合理性；重视无罪辩解、疑点证据的不合理性，轻视其合理性，导致审查方向和重点出现偏差。这就是现在的司法环境，60年未一直如此，只不过在号召”无罪推是“的今天，好了一点而已。
二是坚决不要上诉，不要翻案，连想都不要去想。你上诉就是反抗，就是与人民为敌，就是不认罪服法。与人民为敌，决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尽管法有明文，说你可以上诉，但那也是名文，有名无实之文，那是陷井，你相信它是会吃亏上当的。就有如今日之大法说你有言论自由，你试试，你的帖子就可能发不成。要么不够ＨＳ，要么有不当言论、商业语言。你想啊，你一上诉，公、捡、法若干人等的辛苦努力岂不白忙活了，那他们的奖金福利、仕途前程呢？这些都和获刑人员挂靠在一起的，你要上诉，想翻案，岂不有损办案人员的咸望和形象。所以不要自讨苦吃，不要上诉，上诉必加刑，学聪明点。
三是不要希望获得同情。监狱里也不公平，也有牢头狱霸。监狱里也有斗争，也是你死我活地在斗。天天斗，其乐无穷。你也要学会生存，学会斗争，学会保护自己。
至于惩罚，监狱里也是花样多多。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有明文的，一类则是无法无据可依的思型。罚有明文的在以下几种：一个是罚站；另一个是加戴戒具，再严重的就是关小号、关禁闭。罚站是不需要手续的，管教们随时都可实行。时间长短也没法说得清的，要看狱警心情和你的表现。二是加戴戒具，就是手铐脚镣什么的，戴戒具是要经过大队批准。按你犯事惹事的大小，用不同型号的给你戴，总要让你服服帖帖。关禁闭又有大号和小号之分，顾名思义，大号大点，你可以在里面睡觉和走动；小号小点，我在三大队看见的是一个1----2平方的玩意儿，房子不房子，笼子不笼子的，进去绝对不会舒服。听说现在还有电警棍，那是科学昌明的产物，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不过关禁闭得经过场部管教科批准。那还不好批，一报准批。
至于第二大类的惩罚手段，那是各不相同，花样繁多的。比如说打，监狱里明文规定不准打人，是的，可以不打，因为有比打你几下更好的办法。更何况真要开打，也用不着队长们辛苦，自有同类人员代劳。而被打之人也只能在心里念叼；“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了。狱警确实“不打人”，但有比打人更厉害的招“治”你！当然，也有打出事的时候，三大队四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就因打出问题而被开除，被判一年。
就我所见所闻的常见，略说几种：
罚跪、顶碗、冬天淋冷水、夏天喂蚊子、喷气式之类。至于更另类的，不说也罢。因为有人不会相信。我就见过一位，*先生撰文说：“我国监狱坚持依法对罪犯进行惩罚、教育、改造“；“眼见为实。因为工作关系，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组织犯人脱盲考试开始，我多次到过监狱。我感觉，无论是管理还是伙食，总体都不差。特别是很多警示教育强调的所谓伙食问题，应该说绝对没问题。“而我要说的是，我说的是八十年代以前，尔后当有所改善吧。再者，当你真正失去自由的时候，监狱的可怕之处和威力才会尽显无疑。
狱警是管理犯人的人，而犯人是接受惩罚和改造的人。在这样两个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地方，矛盾是绝对的。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以及监管干警的本身素质是否能把一个犯人改造好，实话没把握？所以有人说：监狱是个坏人进来会更坏，好人进来会变坏的地方。可能有过激之嫌，但现实如此呵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7 12:56
至于更另类的，不说也罢。因为有人不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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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啊！还是有人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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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更另类的惩戒有：
灌尿、喂大便、强制手*之类。最恼火的还是只穿单衣，放在沙包里让蚊子咬。当然，这都是当年之事，过往矣，监狱也在变，应该在往好里变。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8 09:14
农场1958年的丰产田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8 12:53
复我的理想是发财：
西师张明清、西农季楠一对左得不得了的人，两校被他们害死了不少人，典型的当数西师吴谧老师和西农院长何文俊，往事岂能如烟，历史虽已过去，但我总想：前事不忘，厉事之师。有识之士日多，他们总会多想想的。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8 20:32
大礼堂电影院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8 22:31

https://zhikanlouzhu.com/post/ti ... 8F%B2/130290/1.html

Gowest · 发表于 2023-12-4 20:50:13

盐碱地改良工作组
1965年春天，农场的“四清”还没有结束，我还被卦在那里下不来。“四清”开始不久，王权才就断章取义地歪曲我在平时业务会上说的话，说我说“资本主比社会主义实事求是“，”资本主义要比社会主义好“。当时科里研究种子工作，我在谈及国外的经验时曾说过；”资本主义国家在培育品种时是实事求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种子制度比我们的先进“。他这一改动，当然就有问题了。试问，如此反动的话，以我的身份我敢说吗？说了怕当时就脱不倒手。明眼人是一看就清楚的事，当时却让我下不来。一是科里就王家寿、陈参根和王权才三个党员，他的话谁公开去反对；二是”四清“工作组本来就是来整人的，他们正好拿我作对象。
我记得是三月中旬吧，李汝泌经理叫我去他那里。我去后，他要我和王维钦去省上的盐碱地改良工作组配合工作。我就把科里“四清“的情况说了，李经理说：”那些事你不要管，我给他们说就是了。下午，你就参加见见省上来的人，听他们介绍。“我一听李经理的安排，有如天降纶音，终于从‘四不清’中解脱了。
青海省盐碱地改良工作组是由省科委牵头的跨单位工作组，组长李钦榜，他是省农林科学院土肥所的，西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1956年毕业的，和王维钦先后同学，比较熟。四川绵竹人。组员有省农林科学院的陈德林（四川乐山人，省农科院土肥所，青海农牧学院土化62级）；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张伟成（北京农大娄隆後的研究生，57年挨了后来青海，上海人，平反后调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陶诗清（湖北人，武汉大学生物系，1962级）、黄国宝（不到二个月就调走了）；省水利厅水利科学研究所的陈发义（陕西人，西安交大60级）、杨学良（湖南省人，水校）；海西洲农科所的魏纯武（湖南，水校）；农场是王维钦（贵州贵阳人，西南农学院土化55级）和我。

盐改组的工作范围是一、二、三大队之间的盐碱地，以硫酸盐盐碱地为主，地下水流向南山，有较好的排水出路。面积约4000亩。任务是研究出一整套改良技术和栽培技术。张伟成、陶诗清分工研究小麦的盐碱生理，陈发义、杨学良、魏纯武做排水系统设计，陈德林、李祝山研究水、盐动态，我和王维钦搞盐碱地上春小麦的丰产栽培技术研究，李钦榜全面负责。李钦榜、陈德林、王维钦住二大队。我、张伟成、陶诗清、陈发义、魏纯武住一大队耕作队。
我在盐碱地改良工作组共四年，从1965年春到1968年秋。在这四年里，盐改组的同人相处的十分愉快。我们分工合作，个个都十分认真负责，任务完成的好。由于来自不同的单位，既无历史恩怨，又无利害冲突，更不必像在单位时你防我、我防你的不敢说心里话。在盐改组里大家都心情愉快，说说笑笑的工作。特别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各地方、各系统、各单位的运动都搞得很历害，人斗人，人整人，武斗频繁，人人自危。盐改组则超脱于运动之外，只参加住在单位学文件，具体到运动则采取壁上观，尽可能回避，以免得罪人而不利工作。

场部附近的盐改搞了三年，顺利完成任务后，于1968年起工作转移到尕海。尕海的盐碱地既有硫酸盐盐土，又有氯化物盐土和碳酸盐盐土，地下水排水不畅，改良难度大大增加。所以改良方案也从无排水灌压改为竖井排灌。打井抽出地下水由排水渠排走，水质矿化度低于1克升的还可以直接用于灌溉。工程量增加了，工程技术人员也大量增加。原来的张伟成、陶诗清、王维钦退出了，我也只参加了一年就去了尕海“五七干校”。先后参与尕海盐改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水利厅的周继昌、李恒茂、王玉生、农场的陈彦昭、陈福祥、程森离，农科院的刘华玉。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竖井排灌”也获成功，这个项目还获得1972年全国科技大会二等科技奖，可是领奖人却是程森离他们，而作工作最多的李钦榜、杨学良、陈德林他们却都与此无缘，那有什么公平。

1965年夏天，因母亲生病，我就请假回了一趟四川看望母亲和碧仙母子。待母亲病情好转后，我和碧仙、良儿一同回到德令哈。不料这次见面却是我和母亲的永诀，1966年5月母亲因病故世，享年56岁。她的一生是苦难、磨难和灾难的一生，没有过过好日子，没有享过福。幼年丧父，青年连丧兄弟三人，三十丧夫，中老年又备受共产党高压政策、运动斗争的残酷折磨，在病疼中去世。我是一个不孝之人，五七年的“右派”对老人家的打击实在沉重，我实愧对母亲。人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八十年代以来，我的处境好了，条件好了，可惜老人家早已离我们而去。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9 09:46
补充说明：
电影院的照片，引用自李澳同志2006年回农场所摄照片。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9 10:23
作者：胖子没有女孩爱　回复日期：2009-10-09　11:01:44
做为多次踏勘青藏铁路沿线的技术人员，我能不能给楼主提一点常识性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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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我对青藏公路的了解不多，谬误自是多多，盼各位多指正。
*另也感谢ｅｄｄｉｓｈ的支持，是呵，人生苦短，来日无多。我写下这些，既非发泄，更非忆苦思甜。只是想把过往之事留下来。一方面看看当年的劳改单位，另一方面也看着从事农场开发者的艰辛。内中的得失，自有可思考之处。至于劳改政策之得失，决策者也在反醒，先知先觉者多，何用我来饶舌。我想写的只是我的经历而已。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9 12:13
复野马滩：
我曾在尕海五七干校呆了近一年，下面将有专门的章节谈到干校的人和事，请等待。若能明示所需了解的内容和建议，我将尽力回忆和介绍。
另感谢lixuesun，如果方便，请发到412349741@qq.com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9 19:37
承蒙各位对鄙人回忆的抬爱和支持，这是我写下去的动力和压力，本人不胜惶恐，实怕难孚重望。更况，我只能使用手写版，以致多有错别字，见笑了，还望海涵。
至于各类异议，不过是认识上的见仁见智。若真有别有用心的中伤，一笑而过。道不同，不相为谋。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09 19:50
复清激：
我的摘录引自2009-2-21 11:35 |风林火山雅昌艺术网。请查阅。

复dingdingdddd：
青海确是高原性心藏病和先天性心藏病的多发区和重灾区。对先天性心脏病宜早治小时治，北京安贞医院和青海高原性心脏病研究所都可以，你的同事可试试。至于先到兰州、昆明之说，是有近道理的，因为冶疗高山反应的基本原则："低转、低转、再低转。"也适用于高心病。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0 08:46
dingdingdddd
呵，忘了一事。我一友人魏燮中也是从青海到南京农大的，不知认识否？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0 08:54
作者：胖子没有女孩爱　回复日期：2009-10-09　11:01:44
根据我手头掌握的材料，从慕生忠将军进驻格尔木承担向西藏输送物资任务开始到青藏公路修筑完成。慕生忠所部和募集的民工（主要用于输送物资和修筑青藏公路）死亡人数一共是367人，这其中还包括因病和自然衰老死亡的。
因此，作者在开篇中提到的青藏公路死亡人数应该为川藏公路死亡人数的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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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有助于弄清楚事实，交流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我本已不像再说什么，但考虑到还是要将事情的真实一面交待清楚。特引用《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7月号196页文：为了修青藏公路到底有多少人献身？这在格尔木烈士陵园的墓碑上，写着青藏兵站部有680人，旁边还有一块墓碑，写着另一单位有200多人。确凿的数字还未解密。“你数一数从西宁到拉萨有多少电线杆，就知道死了多少人。”.....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0 18:34
地窝子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1 10:01
初上泽令沟
泽令沟分场是1958年开建的，建成后有四个大队，近6万亩土地。可惜泽令沟分场地处野马滩，海拔在3200----3300公尺，气候条件极差，远不如总场这边好，只能生产青禾。还不能够年年保熟，是一个十年四不收的地方。产量也不高，条件好的丰收之年，总产也就是个五、六百万斤，和一、三大队差不多。我记得1968羊8月5日，德令哈地区遭霜冻灾害，重灾区泽令沟粮食减产4至6成。还有一年的8月18日-26日,德令哈低温霜冻成灾,戈壁乡147.8公顷小麦减产50%,饲料减产23%-24%,77.67公顷豌豆颗粒无收.17.33公顷油菜受重灾,泽令沟的豌豆、油菜、洋芋(马铃薯)、麦类亦受重灾. 但是，在当年大开荒的思想的要求下，不要说泽令沟了，就是基本没有农业生产条件的果洛，盐碱滩上也在办农场，谁又能说什么。这种与天斗，盲目垦荒破坏草原、不顺应自然的做法，自不会久长，所以到七十年代还是撤场还牧，返建为草场了。
为了解决泽令沟的种植技术，试验站早就派王兰光去那里去建了个分站，专门研究那里可以种什么，什么时候种，栽种技术和耕作制度。并已取得实效，提出了整套生产技术。我到生产科后，场里又派我去泽令沟，进一步总结完善泽令沟的种植技术。
我先到王兰光那里，抓紧时间把总结搞了个初稿。
第二天一早就到分场去找王*钦，要把周*华托我带的信交给他。谁知我沿着水渠往南走，怎么也看不见一点点房子的影子，更不用说应该有一片房屋的场部，而且连一个人也没看见。后来才知道，泽令沟分场要到十点半才上班，所以没有人。分场住的是地窝子，所以在地面上是看不见房子的。一直要走到跟前才看见有房顶。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地窝子，才知道他们都住在地下。泽令沟农场太冷了，所以分场的人（包括犯人、职工）都是在地窝子里办公、住宿。
地窝子是一种在高原地区较简陋的居住方式，挖的方式比较简单：就是在地上挖个二米深，二十平方左右的长方形大坑。在上面横着担几根碗口粗的树干，再用芦苇把子并排码放整齐。上面铺上一层麦草，然后糊上厚厚的草泥，四周墙面也会抹一层草泥，风干后再刷一层白灰就成了。宿舍要小点，挖上十个平方也就可以了。从门到地面是一米多宽，四、五米长的斜上坡走道，有的还会在房顶中央开个小天窗，白天就可以不用开灯。屋顶还要用旧报纸糊一层顶棚，以防从房顶上面往下掉土。有时半夜醒来朝上一望，竟然从屋顶露缝中能清楚地看到天上闪闪烁烁的星星。好在那时盆地非常干旱，从来不怕漏雨，但几乎天天刮风，所以每天早晨，大家的脸上嘴里都是沙土。地窝子尽管简陋，但却是我们农场人初来乍到时的藏身之地，泽令沟人想起在地窝子度过的岁月，至今依然感觉那么亲切，仿佛昨天刚刚才搬出来。”

地窝子，冬暖夏凉，有很强的抗击恶劣的自然条件的能力，特别是抵御寒冷和风沙，但通风较差，生活在地窝子里虽然说不上舒服但也还凑合。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农场、生活条件差，物资十分匮乏，没有建房条件的时候。地窝子，在这个高寒，风沙大的盆地简直就是一个天才的发明。也是农场人给自己建造的家，更是他们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杰作。

地窝子的顶部与地面在一个水平面上，或仅略高于地面，覆盖在地窝子上面的泥土与大地一色，你若不是走到地窝子的跟前，你是很难发现这地下还有房屋。遇上下雪天，天地一色，四野茫茫，更是如此，外来人更是不好找。泽令沟的地窝子，相隔两、三米又会盖一间，一间一间、一排一排地不断延伸，分为场部办公区、宿舍区和家属区三大片。外来的人夜间很容易走上人家的房顶，被软乎乎的房顶今吓你一跳。老乡们放牧的牛、马、羊偶尔也会跑到地窝子顶上，泥土与芦苇把子承受不了他们的重量，踩穿房顶的事就时有发生。一个漆黑的深夜，一群来自老乡的“野牛”不知不觉的走上了一家地窝子的房顶，一条牛腿陷进房顶里。主人一看，从天而降的一条牛腿，真想一刀割下来享用一番。
那时，虽然住的是地窝子，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苦咸水，还很少有新鲜蔬菜，但老农场人没退却!没气馁!没埋怨!他们领着犯人战天斗地，艰苦奋斗。从地窝子，到干打垒，又到土坯房，最后农场职工又住上了红砖房。谁敢说德令哈今天的繁荣没有我们付出的一份辛劳。当然，犯人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为盆地建设尽了力。社会在前进，时代在进步，祖国在昌盛，边疆在繁荣。但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每到酷夏严冬，住过地窝子的人还是难免会想起那冬暖夏凉的地窝子。每当我想起地窝子，回忆起泽令沟人生活在地窝子里的情景，心中都会对那些他们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无私的情怀油然而生敬意。
可惜泽令沟农场早就没有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1 10:03
1965年德令哈市中心，巴音河大桥下还是野骆驼游玩的地方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1 10:05
复野马滩：
十分遗憾，在农场五七干校劳动的都为系统内的人，我不但认识和比较熟，可实在记不得陈先生。是否陈先生是海西州上的人？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1 10:23
复野马滩：
就你所讲，陈先生应是海西州的人，不属于劳改系统，可在海西州或工行系统找。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1 19:09
就业人员
人犯了事，犯了罪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这是正理，一个人必须为他所犯下的罪过付出代价。一分罪过，一分惩戒。十分罪过，十分惩戒。这就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最最简单的和正确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服刑期满就应该放人。翻开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可以看见有刑满释放这一条，刑满了就让他回归社会，在社会的邦助和监督下完成真正的回归。可在我们国家则不然，从1949年到1983年的卅多年中，我们实行的却是让刑满了的犯人，继续留在劳改单位，作为继续被控制、被利用的留场就业人员使用。
纵观我国留场法规的演变，从1954年的不放（要求罪犯刑满释放后多留一些在劳改单位就业、少放一些到社会就业的原则。）到1981年的刑满人员一律释放回捕前所在地。从这个法规本身的变化，也就是它从违法、违反人性的状况向合理合法的途径变化。也可以看出这个规定的荒诞和无理。

至于1964年开始执行 “四留”、“四不留”的留放政策：（“四留”是：改造不好的；无家可归又无业可就的；家在边境口岸以及靠近沿海沿边的县和大城市的尽量留； “四不留”是：改造好了的；家在农村（包括大城市郊区）；家中有特殊需要（如独生子女）和本人坚决不愿留场的；）事实上并未怎么执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正常的就业安置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甚至对不符合条件的刑满人员实行强制留场，同时还在就业人员中实行划分“四种人”的政策（即“四类分子”，按家庭成分、原判罪行、现实表现等分别戴地、富、反、坏分子帽），统统划入了“牛鬼蛇神”系列。依旧是专政对象，政策规定一律由原劳改管教部门管理，规定凡被划分为地、富、反、坏分子的就业人员属于专政对象，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更有甚者，个别的是连工资也停了。
说劳改犯刑满留场是计划经济时代为解决刑满人员就业困难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和政策，实在是一种托词。有的人家在农村，哪需就业。有的人垂垂老矣，他只想叶落归根，回到老家等死。一不要就业，二不会再犯事了，为什么要留下来呢。如试验站当时的赵宪绎就是六十多的老汉，哮喘吁吁，也是不准回山东的。至于说改造好了的就可
回去，这实实在在是一个没有标准的事。改造好了的标准是什么？改造好了的标准由谁说了算？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刑满就好了，就可以回归社会了。不是的，虽然你是服满了刑期，但政府并没有说你就改造好了，就可以放心的让你回到社会上去。因为政府知道监狱不一定会把人改造好，劳动只不过是改造的手段，效果如何，那可是因人而异的事。你的有期徒刑满了，但你的就业人员生涯可才刚刚开始。就业单位没有人看押，但还有队长，还有管教，还有年终总结，还有冬训，还是一群被管着的人，你和犯人一样的住大屋睡通坑（帶有家属的除外）。为了‘杀鸡骇猴’，让就业人员好好干活，冬训总结会经常同‘公审大会’连在一起开。找出几个典型，历数他们的反动言论罪、反动思想罪、‘不认罪’罪，或者反革命小集团罪、破坏生产罪后，判上个三年五载的刑期，来个二进宫。你还有什么可说，你只能在这苦寒荒凉的地方呆下去。你人生的意义也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劳动，劳动就等着收工。熬过了今天的收工，再熬明天的收工，如此而已。
农场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有社会分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现在的社会里，最吃得开的是官员，是有钱的老总，是有能力、有技术、有知识的‘白骨精’

。而在劳改队里，在职工中，你最好是有一技之长，木工、泥瓦匠、养牛、赶车、医生……都行，没有技术，但年轻，有体力、能干活也可以。千万不要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知识人。你干不动活，干不好活，那就只有受欺侮的份。在试验站我就见过一个姓韩的职工，是江苏人，有点小文化，老实又不会干活，所以经常受人欺，偷他的东西，干活给他分不好干的，比如说割麦子，就把石子或马剌（一种有刺的野草）多的地分给他割。他遭人整怕了，偷怕了，所以出工时他总会带上他的全部家当。胸前挂着马蹄闹钟，肩上斜挎两个装衣物的大包包，还有一个可以装一斤多东西的大塘瓷缸。衣服是襟襟吊吊，全身披挂。走起来‘手舞足蹈’。走在这支破衣烂衫的饥饿队伍里，他是更显突兀。不知者觉得滑稽，知情者则倍感心酸。
吃饭用大缸缸，还是从当犯人时养成的习惯，为的是能装得下尽可能多的菜汤或稀粥。因为在六零年前后，在国人的心中，有饭吃就能活命，所以大家是将饭具看得如同生命般重要的。一个尽可能大的缸缸不仅实用，而且在精神上对于长期饥饿的肠胃实话是个慰藉。走在出工的路上，听吊在腰间的饭具叮当作响，可是美妙的很的交响曲。
在农场，优先考虑的还是生产，还是劳动力。所以每当犯人刑满释放时，中队、大队上报的意见都是留下来。《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记载，青海省仅1978年留场就业的有48877人，为同年在押劳改人数的3.9倍。有这样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所以当年的劳改产业是十分地兴旺发达。另一面，大多数刑满后的人倒还愿意留在劳改单位。说来也是，犯人刑满后首先想到的是回家看看，回家一看之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回来了。道理很简单，也很直接。因为当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他们回去无异于自讨苦吃，有管制的要受管制，没有管制的要受歧视。何况民以食为天，回去后的生活来源在哪里？去挣那每天毛八分钱的工分，生产队还不要你。远不如回劳改单位，老鸦不说猪黑，彼此彼此，都是二劳改。何况在青海还有40多元钱的工资，回老家农村摆谈起来，羡慕的人还大有人在。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2 08:19
荒漠上的沙尘暴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2 13:12
复cuiym2002：
泽令沟1965年前是地窝子，李汝泌时代的64年才开始修平房。我去的时候是1963年春天，特此说明。谢谢关注。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2 18:04
2006年12月公安部慰问老红军陈复生，时年95岁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2 18:54
打康生耳光的老红军陈复生
在德令哈农场，陈复生经理确实是个传奇人物，都听说过他三次不死的传说。
1959年冬，我到德令哈农场就是由他爱人沈桂明带领，坐了三天的汔车才到达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的所在地巴音河（现在德令哈市的河西）。到达时已是下半夜，只见他来接家里人，但并无印象。后来在场部见到他，又听大家传颂他的故事，才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当时是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付总经理，德令哈农场付场长，分管工付业，年产值很高的沙柳泉矿厂就是在他的手上建起来的。可惜我是搞农业的，无缘和他交往，只在大会上和他下来时见过。
陈复生。他是为新中国建立立下大功的我军高级将领，但却因为给了顶头上司康生一个大嘴巴，使得自己一生三次被开除党籍和投入监牢，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平反昭雪。如果没有这些坎坷，陈复生应该至少是个高级将领。

陈复生经理原名陈湖生，生于1911年，1926年参加革命，1931年2月入党，曾任工人纠察队员，县独立营连长，红军排长、连长、营长。1932年党中央决定在红军中建立专门从事防奸保卫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保卫局和特派员。红三军团保卫局第一任局长由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纯清同志兼任。建立之初，保卫局还没有公开，工作人员也很少。陈复生是张纯清局长选调的第一名干部，任侦察科长，但对外的名义是管理科长。
1934年1月，陈被调到五师 13团任特派员，3个月后任五师特派员。红军队伍中保卫系统的干部和战士，戴红布镶边、绿布作底的领章。所以叫戴绿领章的红军，特派员的权利非常大，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逮捕同级军政领导。陈湖生就曾逮捕枪毙了一个逃跑的师参谋长。
陈曾因直接参加战斗三次负伤。第一次是1931年5月间与敌28师公秉藩部队作战时一颗子弹打入了他的右肩，至今子弹仍嵌在骨头里没有取出来。第二次是第三次反围剿时，一颗子弹又打进了他的右腿……
1938年3月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周兴任处长，陈湖生担任保卫处侦察部部长，后任执行部部长时。在一次审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晋军高级军官、特务张醒时，张醒交待，康生是他们的人。康生是他1930年在上海让国民党给逮住了，捕后他就参加了托派。张醒的话使陈愕然，但还是半信半疑。按组织原则，他立即向他的顶头上司西北保卫局局长周兴做了汇报，不想周兴却全盘告诉了康生本人。突然，张醒就被秘密处决了，至于什么时间，由谁处决的，别说陈不知道，别人也一无所知。后来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安处要张醒这个人，复电是：延安无此人。不想从此恶运缠身，多次被整，而且差点被康生杀掉。
1938年7月28日，审完张醒案件一个月后，康生突然来到保安处，亲自找陈湖生、黄赤坡、汪孝忠，要他们向他汇报工作。这是陈湖生第一次见到康生。叫他交待小集团和贩卖大煙问题。贩大煙的事确实有，那是保卫局为搞经费而叫下面的人幹的，周兴也知道。本来就和陈没有关系，是康生为整他而栽给他的。他当然不服，就和康生顶撞起来。……，陈湖生到底年轻，控制不住怒火，身不由己地把胳膊抬起来，去扇他的嘴巴，康生往后一躲没打着，险些把桌子掀翻。
陈被关押一个月后，康生就决定暗杀陈湖生，这事被同情他的人透露出来。
陈向彭德怀、腾代远和罗瑞卿递交了3封申诉和求救信。罗瑞卿（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马上回信，在几个老首长的直接干预下，陈湖生的性命保住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康生和亲信××又把陈湖生从延安公安局提出来，送到清凉山高等法院寄押，吩咐不许任何人接见，不许任何人找他谈话、取证，他是“叛党罪人”，任何语言都不可信，这是康生为了有意封住他的口，以掩盖自己的罪恶历史。
直到1944年6月4日，在陈被捕6年11个月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同志实在气不过，终于找陈谈话，这时陈已在监狱关押了七年，第一次有人代表组织找他谈话
1945年6月5日，他将自己名字陈湖生改成陈复生，意味这是他死里逃生。第二次的事和农场无关，我就不说了。
1957年，陈复生被任命为德令哈农场总场第一副场长。1958年，德令哈地区成立联合企业公司（包括农场在内），陈任副经理。1959年陈复生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农场时，陈经理还兼过五大队大队长，让五大队在1958年获得粮食大丰收，从亏损变为盈利，成为全省劳改系统的先进单位。
听说61年他到上海出差，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还车前车后的接待他，因为在苏区时黄曾是他讥的手下。
1962年秋天，陈复生又被卷入张贵德反革命集团的政治旋涡中，因为一具鹿茸被诬为贪污而被撤职和开除了党籍，63年53岁的陈复生又被强迫退休。其实这具鹿茸已经上缴到农场医院并打了收条。直到文革之后，经胡跃邦亲自写信才得以完全平反。平反后，人虽老，但老人仍继续在北京街道办邦邦忙
残酷的真实表明：生活不是乌托邦，这都是命运捉弄，造化不由人。是非功过让后人借鉴吧。
注：部份资料引自陈复生，一个老红军的传奇故事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3 07:49
李汝泌和6300万斤

李汝泌山东金乡人，在延安时就从事劳改管理，也是隨犯人调动来到青海的。1963年来农场当场长，行政14級。他原来不搞农业，但决心在农场扎下根来干。所以在同时从西宁来的三个场級领导中，只有他是举家来到农场。而书记李再中和付场长杨凤鸣则都把家留在西宁。他工作勤勤恳恳，成天都朴在生产上，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无星期日的慨念，天天都在干。他爱深入基层，深入田间地头，还善于思考。推广新品种，推广油枯拌种，钢板轱辘圧场等都是他倡导支持的。他讲究工作方法，善于听取意见，尕海灌渠的瓷砖输水就是在他的关切和指挥下才搞成功的。瓷砖输水流得快，不渗漏，是解决荒漠地上水渠渗漏大的重大突破。他的努力，他的苦干实干精神是无声的感召，影响着全场人，大家都团结一心的抓生产。生产工作得以迅速的发展。
1966年是农场的大丰收之年，全场当年总产粮食6300万斤，是建场12年来产量最高的一年，比起大跃进的1958年的4000多万斤也高出了许多。平均产量近400斤，大面积如此，在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产量。能获得如此高产，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得益于平静的政治环境，这几年没有搞运动，没有干扰，大家可以一心一意的搞生产。二是农场班子稳定，“夺权”之后形成了一个相对精干，能力强的分场、大队班子。戈壁分场是齐汉弟；泽令沟分场是谭元佩、张效英；怀头他拉分场是申世荣、许振洪；一大队大队长是孔祥友，生产干事是白彦纯；二大队大队长是汤美，郑囯良生产干事戚均俊；三大队大队长是刘籍田，生产干事是时克，刘风林；四大队大队长是庞庆元，生产干事是吴樟中；五大队大队长是刘先，生产干事是叶企杰；六大队大队长是李虎生，生产干事是郭立行；七大队（后扩建为尕海分场）大队长是陈俊荣，生产干事孟瑞荣。电厂是原兰芳，机务队是何德兴，加工厂是李珍，基建工程大队是杨跃彬，煤矿是曾旭等等。这些人都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是搞生产的好手。在这几年抓生产的工作中，生产科和各单位的关系都特别好，我和各大队的生产干事，都成了好朋友。
第三是充分发挥和利用了农业技术人员、生产人员的作用。从1963年起，农场掀起了一场深耕，增施有机肥料，改良平整土地的建设基本农田运动，为丰收、为高产奠定了坚实的土地条件。同时还推广了新品种阿勃，狠抓积肥、化学除草，化肥拌种等等。在此基礎之上，生产科还在总结建场十来年的生产经验的基礎上，认真推广了一整套高产栽培技术措施。其中包括：细緻平整土地，适时灌冬水；早春浅耙顶凌播种；适当密植，确保全苗；蹲苗技术；水肥齐上保株保穗，保粒数，攻灌浆保粒重等高产技术措施。实践证明，只要严格按自然规律办事，充分利用柴达木地区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灌浆强度高的优势，在保全苗之后，水肥齐功，盆地的春小麦是可以获得大面积高产的。当然，1966年的丈丰收是李汝泌经理带领全场人（也有三类人员）艰苦实干、努力工作的成果。至于生产科的我们，功劳虽然谈不上，但苦劳总是有的。
农场是一个规划得很好的国营农场，大面积的麦田平平整整，东方红拖拉拉机可以方便地进行翻耕耙耱和播种。条田有利于机器耕作，条田也方便了田间管哩。条田也给人以美，笔直的农田伴着道路和灌渠在田野上伸展，拖垃机在田野上奔忙，渠内水波清粼，田里麦苗青青。这片锦绣之地，似乎是在向人展示着一种现代化农业的生产经营之道，机械化的劳改农场就是一个先进样板。这是农户或农村目前还不能达到的。劳改犯们成年累月地在这里劳动，似乎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将劳动力当作工具来管理，是好的经验。你想啊，劳改犯的劳动成本当然最低，效率是当然的最高。所以说，农場的大丰收，也有他们的汗水，也是他们的改造成果。
6300万斤是农场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此后，由于文革的冲击，总经理李汝泌和杜唐禄相继靠边，牛司令，赵子汉等各路英雄的粉墨登场，农场开始走下坡路。总产量是一降再降，从6300万斤降到4000多，3000多万斤而再也没有上去。事在人为，人不为或无法可为时，事也就不可为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5 09:26
德令哈农场总经理李汝泌在怀头他拉看丰产小麦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5 16:03

Gowest · 发表于 2023-12-4 21:12:51

海水兰天2009
很敬佩您的记忆，怎么多人、怎么多年，您还记得那么清楚，可见，您是一个有心人，奇才是也。周翠花的爱人是王维钦，我爱人说不是，我俩还争执了半天，最终在您文章里得到证实，她才回忆起来，更佩服您的是您竟然还能记起周两个儿子的名字，周还有一个姑娘。提起石毓成老师，那是真正的楷模，平反回北京后我曾到访过他，可惜，我不知道他辞世的事，您还在追踪着这些人的故事。您提到的“足行天下”，现在河南作协，他曾在"德"上学，父母在这。胡恒会计是个好人，很能干。等等.....久久的回忆。郝登阁案涉及了那么多人，想想都
==========================================================
回复:看见你的来信，令人激动万分，在这茫茫人海中，终于见到一个德农的人了，怎能不高兴。有人说我偏激，我不敢苟同。想想为德令哈农场的开发流的汗，吃的苦。想想那些冤假错案，能不令人反省？农场的老人想已不多了，所以，我以绿洲遗老自命，亦含怀念故人之意。胡恒会计是好人，她从商业部下到德农供应科多年，也吃苦不少。她爱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编发者之一，是有功于改革开放的人，令人敬佩。王维钦有三个姑娘，三个儿子。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6 17:36
百草风茂　回复日期：2009-10-15　10:40:53

不过，如果前辈有兴趣，我的小说《阳光依然灿烂-北美宵小教授流氓学官混世录》可以读一下，描写的是美国大学里的教授和官员们是怎么胡作非为的，跟您的农场不同，但人性不变。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 ... ===================

复:又看了几章，深感吾辈老矣。后生可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6 18:23
终南月明　回复日期：2009-10-16　18:12:13
老先生，请问青海劳改系统有个叫“宋万春”的老人你认识不？
===========================================================回复:听说过，但不熟。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6 18:25
杜唐禄经理
近来看“解放”，发现影片对林彪和江青都做了正确的厉史评价，功是功，过是过，该肯定旳就肯定。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实在值得欢迎。
这让我想到了农场付总经理杜唐禄，他从1963年到七十年代初一直是主管工付业的付总经理丌。工作能力很强的他，把农场的工付业搞得有声有色，他作風朴实，平易近人，我们的关系一直可以。可
他是一个不是叛徒的叛徒，一生都在冤案的阴下生活。
他是山西孝义人，三十年代参军，本是中原军区李先念电台台长，1946年中原突围前夕，他们七对夫妇按照中原局、中原军区的突围部署，根据各人的年龄、口音、肤色、长相、文化素养、本人气质、原任职务等特点确定装扮的身分。或装扮成回乡的夫妻、贩运的商人，或化装国民党军官、国际救济总署的官员、新闻记者、医生分散突围。经过设在罗山县定远店以西的转移站长塘埂村。由交通保卫组的人员负责护送转移。转移的路线：通常是经罗山县、新蔡县、再走界首集，毫县、涡县，或经新蔡走临泉县、太和县到豫皖苏。或经秘密路线，从宣化店、杨万店、涩港店到柳林上火车，或大摇大摆地走公开路线，由汉（口）罗（山）公路到信阳火车站上车。不意他们在途中被俘、开始他们是什么也不承认，只说是回信阳探亲的。后来由于叛徒的指认。他的身份暴露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承认自己是李先念的电台台长。国民党以为逮了一条大渔，敌人又逼要电台密码。为应付，他交出了转移前早已作废的电码。在敌人半疑半信之时，他的老岳父从逃出去的人那里知道了他们的情况。他岳父是大地主，在信阳一带很有影响，便通过关系把他夫妇二人保释出来。他旋即赶回部队，并向组织做了说明和交待，承认身份是不得已，电码是作废了的，部队也无任何损失。事情也就没有人再提。
解放后他先在重庆，后在西安军事通讯学院工作。1952年，1955年只要运动一耒，他就跑不掉，都要他交待叛变投敌的事。仼你如何解释，组织上都有不变之规，只要认定伱是叛徒，伱可是百口没辩。三查五审地审来斗去，仍然下不了定论。没有定论也不怕，你就是有叛徒嫌疑的人，档案袋里记上。从此，杜就此被归入叛嫌之列，从部队转业，不得重用，连降二级（13级降到15级），降格使用。于是，便从西安来到青海，先在诺木洪农场，62年到德令哈农场。

从杜経理的事情联想开来，我总觉得在过去那个年代，总是把人往坏里想，往死里整。这样的做法的确是太过份了，应该有所改进吧。进而我还联想到那些被俘后迁送回囯的志愿军。
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有两万多人被俘。被俘最多的是在第五次战役，有1.7万多人被俘，其中仅第60军180师就有5000多人被俘，为此，军长韦杰被撤职。1953年双方交換战俘时，他们中只有6673人愿意返回大陆，有1．4万多人到台湾去了。到台湾去的人的是是非非先不去说。令人痛心的是，在那个人们思想狂热激进的特殊年代里，许多人认为当俘虏就是不坚定，有叛变投敌之嫌。在他们看来，“战俘”这个词与“叛徒”、“特务”之类的名词没有太大区别的。这些九死一生才回到祖国的志愿军战俘受到长达20多年的不公正的对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的境遇才有所好转。可青春呢？他们的青春已像小鸟儿一样飞走，再也回不来了。他们的苦难得不到补偿，为他们受到的整肃不会有人负责？这20多年的逆境，难道是对他们当年为了回国，在战俘营坚苦斗争的回报？难道不是在他们对祖国的赤子之心上挿刀。我见过一位归国战俘在1979年写的《露水》的小诗：汇不成江河，流不进大海，但我也是水，在太阳下同样闪光。他们是多么喝望理解，多么喝望回到人民的怀抱。

被俘实在说不上是什么事。战争必然要流血和死人，也必然会有人被俘。战争一完结，各自领回自已的人，不就結了，但又有哪个国家会把他们当叛国者来整泥？好像只有中国。志愿军战俘中职务最高的当是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他本是可以突围出来的，但他丟舍不下那100多亇伤病员，他主动留下来才被俘。这种心怀实在值得表张。在战俘营他做了坚决斗争，受尽折磨，好不客易才回到祖国。可惜迎接他的不是鲜花，不是信任，只有怀疑和审查，只有无情的打击和处分。像吴成德这样“交代”一再通不过的人，自然是不可能继续留在部队的。他被开除党籍和军职，安排去了有“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进行思想改造。在宁左勿右思想的情况下，和吴成德一样被整的是大有人在，在这些人中，他们有的人屈辱地活着，有的人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这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剧。

这种做法是多么让人寒心呵。而那些到了台湾的人，当他们以台胞的身份再回大陆来时，受到的是尊敬和欢迎。对比之下，坚贞不屈，心怀故国的忠贞之士反而倍受打击，这是一种多么不公平，不公正和令人心碎的事呵。话又说回来，人生岂能无过，孔子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即或有人真的成了你说的“叛徒” ，只要他认识错误，认真改悔，也应该给人有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呵。
組织上既然下不了结论，杜经理却被做为叛徒三十多年。杜经理爱农场，热爱德令哈，他一直在想把德令哈农场建成亿斤场。八十年代初，他还壮心未已，约刘忠和我搭班子回农场大干一场，干出点名堂。我劝他，农场已非昔日农场，条件日差，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即使有心，怕也无能为力。他才无奈地作罢。想干事的时侯不让你干，让你靠边站，把你当敌人整。再回首时，已是“华鬓星星，壮心空万里，人谁许？”老矣，真令人怅然。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7 08:46
1963年南干渠上的水磨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7 10:41
发自青海德令哈农场的邮票和邮戳（海水蓝天2009提供）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7 10:46
致海水兰天:
谢谢你提供的照片和网址----德令哈201信箱吧。我平日也去看看，确实从中获益不少。也感谢德农朋友们的支持。德农是我们生活和战斗过的热土，终生难忘，让我们永远地怀念她。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7 22:52
回复正牌丑霸王:
我们这一代人，经过的事确实多，这远非生长在改革后的年轻人可以想象。我确实不曾反党，也不想反党。
一是为什么我们这些不反党的人会承认“反党”，没有错误的人会承认错误。我们在会上检讨认错，自己往自己的心上扎刀子。那是环境的逼迫，那是囿于人性的懦弱，那是为求生存而不得已的屈服。其次，令人可悲的是人性。1957年鸣放时，大家的心是一致的，愿望是好的，何错之有？而压力一来，便纷纷反戈一击，为了保护自己，便把矛头指向自已的同学、朋友、甚至亲人。相互攻击，落井下石。像黄**、李**之流，早己丧失了做人的良知，沦为打手，沦为卑劣小人，乱咬人的疯狗就是如此。
我也曾无罪而绝坠。但人总是隨世道行走的，想过河而没有桥，没有船，你能怎么办？只好顺河而行呵。但在我，还是相信命运，"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拿毛主席在六千人大会上引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所以，刚刚龙驭上殡，皇帝娘娘就被抓起来了。怎么说呢，......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可以治好一切伤痕;时间总在前进，水过石头总是会露出来的，历史毕竞是历史，可蒙蔽一时，又怎能永远。
我从没有想过报复。良心上的不安，才是对人的惩罸。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8 18:59
作者：百草风茂　回复日期：2009-10-19　06:46:20
【良心上的不安，才是对人的惩罸。】--------如果这个人还是人的话。
----------------------------------------------------------- 佩服得很，此言精准，而且一矢中的。人之初，性本善。至于尓后的善或恶，要受环境左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不论是善人还是恶人，总还是人嘛！百草先生且谅之，恶人也要做恶梦的。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19 17:49
多谢了，多谢网上众先生。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0 08:24
怀头他拉分场的演变
一、青年农场
怀头他拉农场是1958年交给河南青年的，并改名为怀头他拉青年农场。1958年全省农垦会议决定，要求5年内开荒1000万亩，办农场300个。1958年冬，经省委书记乔峰亲赴河南，经与河南省协商，动员大批男女青年来青海参加移民垦荒工作，在格尔木、马海、小柴旦、果洛达武、冷湖花海子等地办了32个青年农场。盲目大量移民垦荒，结果开了荒地，丢了熟地。比如冷湖的花海子农场没有水源，寸草不生，土地又多沙砾，种什么都长不好，而且积温也不夠，却硬要在这里办农场，搞农业。加之这里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生活条件极差。管理还十分混乱，到六零年就大批死人了。
1958年12月到1960年从河南省共移入青年12万人， 1960年播种面积70.96万亩，粮食产量1798.8万斤，亩产只有25.34斤，连下的种籽也收不回来，全部职工口粮和牲畜饲料要国家调运粮食供应，可当年还说这是伟大的胜利。
百年中国，苦难重重。五十多年前，十二万河南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满怀激情和理想，高高兴兴地远离家人，远离故乡的来到青海高原办农场。不意造化弄人，理想不仅没有实现，而且许多人把生命永远留在了那片高原上。1958年靠谎言和欺骗，大量年青人从河南来到柴达木，来时讲得天花乱坠，可到了地方，农场还在草创之中，还得自己动手开荒，盖房。上面给下达的生产任务根本完不成，收的粮食还不够下的种子。一场史无前例殃及全国的大灾荒又汹汹而至，没有粮食，也不拨，说是要自给自足。1960年就开始饿死人，可上面还是不管。想逃跑，想回老家。可怀头他拉实在是太荒凉，就只有一条公路。党和政府还给司机下了死命令，谁敢带河南青年就处分谁。为了活命，为了逃出来，有的女青年跪求司机：“你带我走，我就是你的人”。“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因此，才有部分女青年得以活下来。还有的女青年则赶快找对象结婚。在我认识的人中，就有这种情况。如我高中学長代*荣找的就是河南女知青，他那时就正好在怀头他拉青年农场当会计；还有西宁汔车二场的四川师傅陈晓的女的也是河南青年，是不是在路边拾的，不敢忘下断语。再如六零年就有人给我介绍过河南青年刘*兰，我没应承，如果我应承了，她的命运也会改变吧？
在死亡线上挣扎青年农场的青年人，有不少人就冤死在柴达木的荒滩上。为了掩盖真像，为了逃脱罪责，政府只是文过饰非，至今也没有正式向外公布过河南青年农场倒底死了多少人，和餓死人的真相。可我们知道的就是人无隔夜之粮，路有饿死之人。在怀农，一个不到二两的饅头，要卖5元、7元。拿自行车、拿手表和当地老乡換吃的，为了半袋洋竽，一个女孩就可以献出贞操，一个有点权力的保管就可以胡作非为。有的青年为了生存，为了想回老家，就往外逃亡。大路有人卡住，就往南跑，却常常迷失在那茫茫的黄沙之中。怀农在后来的开荒中，拖拉机春耕秋翻时就不时地发现半風乾的河南年轻人的尸骨，每每还会从地里翻出大一些木箱子来。这种大木箱是河南青年从农村老家带来，存放自己的衣物细软的，没想到当他们的灵魂离去后，又会成为肉身的归宿。人死了，农场就会把尸体放在他的箱子里，入土为安。不过，因为草率，埋得太浅，拖拉机一犁，就会翻出来；尸骨暴露、遗物出土。造孽呵。1965年我都看见过这种木乃依，怀农都重新深埋了。据说，河南来青海的青年几乎全军覆没，饿死、冻死、病死、自杀、逃跑的而不知所终，等等。青年们的家里人不干了。河南省知道后，跟青海打官司，活着要人，死了的要尸。结果河南赢了，青海赔钱撤场放人。1962年，青海不得不宣佈全部撤消河南青年农场，河南青年都送回原籍，其中还包含已被招干，保送在二干校学习的人。直至今天，河南省内黄县、濮阳县、原阳县等208名从青海省被精减回河南原籍务农的干部，他们中的几十个还在告劳改局，要求解决工龄，赔偿损失…..。马海农场、柴旦农场撤消后，职工全部调回德农。怀头他拉农场也在62年底移交给德令哈农场，成了总场的一个分场。这就是未经论证，大量移民，盲目开荒的严重结果。

那个时代的主流政策和革命行动变成这么荒诞凄惨的结局，可对这靠谎言的移民史，当局至今讳莫如深，民间亦少有亿及，怕是实在不愿回忆那些伤心的往事。但是，当权者实在是该对当年的政策反思呵。
二、分场回归
青年农场初建时，为邦助他们熟悉农业，搞好生产，老场还留下一部份领导和技术人员支援青年农场的建设，如许振洪、胡国清、戴福荣就是那樣留在青年农场的。戴福荣是我在眉山中学的同窗，高我一级，1955年到的青海，留在青年农场当会计，还和一个河南女子结婚。许振洪是领导，他可就不顺了。河南青年要夺权，找些莫须有的事，就把他往死里整，还不给饭吃。安金山、张经选都是从老怀农到试验站的。1960年春天，有一天他们找着我，说他们在怀农的老领导被青年整的吃不住，想到站里住几天，我请示李放同意后，安排他们一家三口在大院住了廿十来天。所以，许振洪和我一直都有往来。
怀农交回德令哈后，场长是申士荣，老许当付场长，许*田是政委。几个队的队长分别是胡国清、郝晓岚、朱普生、牛庭玉、芮**。政治科长姓张，河北人。生产科科长是王永学，张智贤是技术员。医生是胡丽君，会计是唐绍琪。有一万多亩地，产量最高的时候达到过近600万斤，可见当年的班子还是很有能耐的。
怀农刚刚交回来时，百废待兴，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李汝泌总经理非常重视，经常到怀头他拉分场去。怀头他拉荒地很多，有老劳改农场开的，也有青年农场开的，可是缺水，因为在荒漠中，有水才有地，有地才有人。水到哪里，地到哪里，人才到哪里。所以首先就是抓水。李汝泌带着我，由申士荣、王永学带路，骑着马到山里去找水源，看荒地。还要了修水库的经费，在茶茫公路对面的北山口修水库。为缓解缺水，年年都要派几十个职工到山里去清理河道，扩水归流。所以怀农的生产恢复得很快，迅即成为农场的粮食主产单位。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有汤**的造反团，周秀珍的八一八和劳改局水利支队王庆喜的造反派把怀农闹了个鸡飞狗跳，乌烟瘴气。但申场长、许振洪的日子还是好过，只是苦了被他们叫做许大马棒的许政委。怀农的武斗在农场是比较出名的，尽管由于劳改单位的特殊性，只在干部工人中进行。可是在水利支队人的搅和下，许*田还是经常挨斗，被打的头青脸肿，苦不堪言。
1978年吧，怀农还出了一件至今也未弄清楚的事，那就是一个干部家属的自杀。怀农场部的一个干部是江苏人，爱人没有工作，在家属队当队长，长相说不上好，只是一般罢了，但事情恰恰发生在她身上。他们有一个男孩。我和他因为工作上的往来，是相当熟的。他是基幹民兵，有一枝步槍，出事时妻子就是用他的步槍自杀的，她坐在床边，用足趾扣动板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是实在不想走的，因为此前的一个夜里，她曾想在场部前的水塘里自杀。都在水里走了一段，可能是不舍得丈夫和小孩，她又回到家里。浑身发冷的她把熟睡的丈夫给冰醒了，可这个粗心的人却未警醒，更未深究，就把这一个警告给忽略了。她真是不舍得走的，临走那天是星期天，她还洗完家里的衣服。
是谁，是什么事逼她走上绝赂，肯定是事出有因。事后议论颇多，最多最有可能的就是场里有权有势的人侮辱了她。案子报了，最后仍然没个结果，老天爷呵，你为什么就不惩治那个坏蛋。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1 07:55
几张照片

总场场部大院

青海一眼望不到头的笔直公路

昔日场部门口繁华的大街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1 08:07
补充说明：
以上照片作者，李澳。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1 08:12
回复：正牌丑霸王　回复日期：2009-10-22　01:14:58

谢谢老先生的回答。从老先生的回答，俺感受到了老先生无比宽广的胸怀。俺还想向老先生请教下面几个问题：
1、你认为这个悲剧的根源是什么？
2、你认为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悲剧再次发生？
3、怎样的预防措施才是最有效的？
4、即使不能避免，你能给阅读这篇文章的人一点忠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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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先生的这些问题，在今天，就我而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我也怕被和诣，我也常发不出东西，说是不能有不当言论和广告语言，而所谓的不当言论和广告语言，范围宽宽，既不好定界，也不知谁才有资格定界？对此，我实在搞不清，怕是版主们有时也会伤脑筋。

但面对先生的问题，也总得说上几句。我先说说当年实行过的票证，这是现在的年轻朋友不知道或不胜了了的事。在十多、二十多年前我国曾实行普遍的票证制度。粮食、布票定量供应。吃饭要粮票（1953---1993年，人均25至32斤，最低时仅17、8斤），穿衣买布要布票（1953年开始到1983年，一年每人八尺至一丈二）。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买到粮食，买到衣裳。何况你还不那么有钱。那年代，用来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有粮、布、油、煤票等；用来购买日用品的有肥皂、卫生纸、火柴票等；用来购买副食品及其它物品的有鱼、肉、蛋、豆制品票、香烟票、糕点票、烟囱票、白菜票、鞋票、饼干票、糖票、大豆票、盐票、酱油票、手帕票、醋票等上百种；用来购买大件的有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票等。还有一些物资，货源时多时少，有季节性，无法固定时间与数量，便采用一种从1到100连号小票，随时公布，如一些水果等。无论何种票证，都有一条硬性规定，即过期作废，没有商量余地。甚至还有结婚票卷，有了它你才能买得到结婚用品，否则你连喜糖也弄不到。
官方说是计划经济，我则说是失败经济。反观現而今，市面上什么东西买不上。天还是这一片天，地还是这一块地。经济发达了，物资充沛了，哪里还需要票证。究其原因，制度完善了，政策变了。所以话说回来，问题的根源是政策。政策由人制定，人听人指挥；政策制度也要靠人执行，当家人、决策人就十分十分地重要了，否则都是空事。文革中有宪法，可空有宪法又有何用，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想回家种二亩田而不得，不是被活活整死？前一段时间是六十年大庆，总结了好多好多的人和事。该肯定的肯定了，该歌颂的歌颂了，那是十分地应该。可是，热闹之后还是要想想，今后的路要如何才能走好，还是应该反省和总结呵。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有的问题至今仍不能解决，不能不说及当年的指导思想。处理文革问题，历史问题时说什么：“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不能正视，只盼船过水无痕，那就淡忘了过去。……。解放后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最大的问题，就是让人不敢说真话，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某种软弱性吧。要说还有什么忠告，我的愿望是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2 14:31
复：狼狈为歼
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既补充了余之不足，又道出了吾未尽之言。谢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2 17:43
八分饯一个姑娘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四川农村条件差，所以有很多姑娘往外跑，跑到青海嫁给职工的也有。而且只要有一个女子先结婚到德令哈，她就会把家乡适合的人也介绍过来，介绍给其它的人。当时这样的事在农场太多了，一封信就可以从四川这些人多地少生活困难的地方叫来一个媳妇，农场人戏称这些女孩是“八分邮票”。所以当时大家开玩笑说：“四川大姑娘只值八分饯”。因为当年的平信邮资就是八分钱，大约是1967年夏天，有人从四川潼南带一个姑娘到怀农二队，介绍给一个看打麦场的人。那女子大约有一米六几，身才高佻，面容姣好。她一到怀农，见那人年龄大，条件并不是信中说的那么好，房子也没有，就坚决不幹，要回老家。
可是又没有回老家的路费，那个人又不愿意再出返乡的饯，便在那里扯皮。二队来了个四川小姑娘的消息迅速传开了，唐绍琪她们见那女子可怜，非常同情她，并告诫她要有阶级斗争观念，像这样留场的就业职工仍然是敌我矛盾，要为自己的今后和孩子着想，不能为此毁了自己的一生。女孩听得似懂非懂，却又不知怎样是好。这天正好吴炳林到二队有事，唐绍琪几个人便热心地要把这个四川女子说给吴炳林做媳妇。吴炳林是北京人，虽然还是干部，卻不知是有什么原因，从北京被下到青海，不受重用，只在供应科当办事员。她虽和弄不清农场的事，但是有一点她听明白了，那个女干部说的老吴是干部，条件也还将就，只是年龄大了二十多。思来想去，只好勉强地答应嫁给吴炳林了。而吴炳林在这远离亲友的荒原上孤独地生活着，早已习惯了。本来嘛，他对婚姻已经没有什么奢望。过去的爱情和婚姻早已从他心中消逝，因此，在老吴习惯的服从之下，姑娘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就业人员家属变成了干部家属。

因为是唐绍琪、李改霞她们做的媒，加上吴炳林人缘不错，婚礼定在场部的小会议室进行。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按照时髦的做法，场里给他们送了全套的毛泽东选集。那时大家都收入有限，平时同吴炳林有交往的人，都是花个块儿八毛的在场部唯一的小卖部里买些玻璃茶杯、搪瓷面盆、暖壶之类的生活用品送给他。场部还叫几个人给房子裱糊了墙壁、顶棚，还贴上了大红喜字，让那间老吴蜗居多年的小破屋终于有了喜气。那天，吴炳林也被家属们收拾得格外光鲜。脸上的胡子刮干净后，大家惊奇的发现，老吴原来并不老，而且长得还挺富态萧洒呢！加上胸前戴着用皱纹纸做的大红花，拂去历史的沧桑，更显出读书人应有的儒雅和风度，竟然看不出比姑娘大出二十多岁！四川女子被热烈的场面感动着，由着大家安排，当大红花戴到她胸前时，好看的脸上泛出阵阵红晕。她就这样被人摆布着、簇拥着来到了会议室，这里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高原封闭的环境里，除了搞运动，没有任何活动，更不要说娱乐活动了。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类似这样的结婚也难得有几回，每个人都不会错过看热闹的。
那时我正在怀农驻点，也正好赶上这次热闹。八十年代，老吴退休在西宁南川西路买房定居，我还见过他们，他们的男孩子也十多岁了。
还有一件是工程大队的事，也是有人从四川介绍一个姑娘到工程队，淮备和一个职工结婚。谁知在德令哈镇民政局（当时巴音河属乌兰叫德令哈镇）办理结婚登记时被卡住了，不同意办。民政助理问这个女子：“你知不知道他是职工？”“知道。”“知道你还是愿意和他结婚？”“愿意。“”你是一个团员，那你知道他的情况后，还要决定结婚吗？“姑娘也生气地说”我是团员不错，但有那条法令不准和他结婚？“助理只好換一个话题说：”你这是立场问题。“姑娘寸步不让地顶了回去：”是立场，我是站在邦他改造的立场，难道这也有错？“”你怎么知道他就能改造好。“姑娘尖刻地反问”他如不能改造，还要劳改队做什么？他如果改造不好，政府为什么要还要改造他。“在这个小女子的坚持下，他们终于领到了结婚证。这个政策也真是怪，人谁不会犯错误？即使是犯罪，他被判刑，被监禁，被劳改，也就受到惩罚了。刑满了，就应让他们回归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可在那时代却不行，刑满了也还得让你留在劳改单位，叫职工。长此以往，形成一种不好的风气，让你有家归不得，回去社会也不容你，岐视你。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3 07:59
近日见有报道说：武汉一大学女生愿嫁黄世仁为妻，在网上带来一番争议。在我看来，倒也不值得太奇怪。想嫁黃世仁也好，长大要做一个贪官也罢，这只不过是时代价值取向的反应。在我们那个时代，女同志爱解放军，要找有工作的，这是为主。但也有为生活计，愿意嫁到边荒之地，嫁给就业人员。这并不是四川、河南女青年的觉悟、立场有什么问题。活下去，活得好才是她们首先要考虑的。
今日之社会，孔方兄第一，金钱万能。所以才会有三鹿奶粉、钓鱼执法、新楼倒塌、贪官污吏横行。深究开来，而今社会之道德沦失，怪事多多，ｍ大人也不无干系。他一贯主張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破倒是破了，忠孝仁爱破了，礼义廉耻破了。旧的是统统的破了个光，可新的又没有建立起来。想象中的乌托邦只能想，又遥不可及。所以才成就了今天的财神爷当道。长此以往，”新鲜事物”必将推陈出新，你就拭目以待吧。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5 07:46
复海水蓝天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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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心，帖子将会往下发，只不过是以谈农场的人和事的为多，怕只有农场人来关注了。农场人关注农场事，自是应当的。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5 09:09
建尕海分场
在农场建场之初，只有总场附近的六个大队。1958年在尕海大炼钢铁时，才建了七大队。我到农场时，七大队的大队长是陈俊荣，江苏人，也是从部队转业的。初时，尕海地区有钢铁厂，人多也热闹。到1961年以后，只剰下大队上的人，冷清多了。由于交通不便，就是生产科的我们也很少去七大队。
1966年的大丰收，增加了李汝泌场长加紧荒地开发的信心，决心再开垦几万亩，让农场的总产量突破一亿斤。经过反复讨论和准备，在怀头他拉场部南边原来青年农场的撩荒地上新开了约一万亩，在二大队的西干渠北试开了几十亩。与此同时，开发尕海，建一个包括七、八、九大队（后命名为尕海一、二、三、四大队），面积约4万亩的分场。这个工作也在1967年正式启动。后来又在尕海五七干校的地方增建了十大队（尕海四大队）。
在柴达木荒原上，土壤的形成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规律。通常是在风化作用、重力作用、流水作用和风力作用等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荒漠带的地貌。越靠近山，沙砾越粗；越接近盐湖边，土粒越细、盐碱越重。大多数呈现从雪山----大山----砾石滩----洪积扇（则大多是可以垦殖的沙土和沙壤土。）----盐碱滩----盐湖的分布。有经验的人一看土上的植物就知道那片土地的价值。大凡只生长卡巴柴、骆驼刺和碱蓬的，大多是荒漠，是沙石，没有开垦价值。只长点灰条，泛起白花花的盐斑的大抵都是硫酸盐盐土，可以在有水，地下水有出路的前提下开垦。什么多不长，泛起的盐斑黃黑黃黑的，则多为碳酸盐盐土或混合盐土，这种土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只有那些长着芨芨草、苦豆子什么的荒原才是可以垦殖的土地。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开发尕海，先得有水。，在盆地没有水就不会有农业，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要垦殖尕海，首先就要解决水源。所以尕海分场的开荒实际上是从瓷砖水渠的修建开始的。巴音河年平均流量为9.91亿方水（立方米/秒），平均流量大约10多个水，仅能勉勉强强地够总场附近的大队用。要分个几寸（零点几方）水给尕海尚属勉强，但要让这点点水从巴音河渠首经过近30公里的荒滩流到尕海，水早就被土吸干了，哪里还有水来种庄稼。经过场长和水利组陈彦昭、陈福祥，生产科武元西和七大队同志的反復研究和测量，决定从巴音河渠首对面修一条防渗渠引水到尕海，因为只有做好渠道的防渗透，才能够把水以最小的损失输送到尕海。至于用什么材料来防渗，也是反復地讨论和试验，考虑过水泥板、粘土、沙浆水泥护坡和陶瓷板。水泥当时既没有敞开供应，而且要从五百公里以外的西宁运来。运力和成本都不是农场能承受得起的，而其它材料的效果也不理想，只有陶瓷才是合适的。农场自己的旺尕秀煤矿有煤，还有适于烧制陶瓷砖的粘土，所以场部就要煤矿的甄旭场长负责烧瓷砖。由于缺少修窑、制砖技术，也是折腾了好几个月才把合格的砖烧出来。于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陶瓷砖防渗渠道在1967年建成输水，尕海的开发就正式上马了。防渗渠的设计流量并不大，但因陶瓷砖既防渗又没有什么磨擦，那个水可流得真快呵。建渠之初，就曾有过老乡的牛、骆驼掉进去，因为水流快和在瓷上无法站起来，而被冲走和冲死的事。羊儿更不在话下。这樣的事就发生过好几次。
在尕海开发垦殖工作中，我也有幸参与。那是1968年秋，我从盐改组回到生产科后，一时没有什么事。当时王权才负责筹建九大队，就拉我给他邦忙。开始是负责从总场这边找麦草、楊树杆。从供销科拉化肥、竹簾和粮食，从戈壁拉芦苇等等。拉这些材料去是建地窝子。建大队之初，王权才共带领了3个干部，60几个职工，任务是造田。可没有房子，没有帳篷，大家都只有挖地窝子住。我们找了一个大漥地，在大漥地的周围挖出一个个约3*3米的无顶洞，在顶上横着搭上杨树干、在铺上芦苇或竹，在其上撒上麦草、撒上干土，就可以在洞里住人。我和王权才就住在一个洞里，一住就是几个月。直到工程大队把房子修好，王权才他们才得以住上房子，我就回场部了。

住在地洞子时，还出过这樣一件事。地洞都没有门，我们和职工都是在洞口挂上一幅布或者麻袋片就算作门了。一圈几十个洞，白天还好找，晚上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串门，走到人家的地方去了。那年冬天，有一位河南的职工家属来九大队探亲，也住在这樣的窝子洞里。你说怎么办，现实条件就那樣，谁又能有什么办法？实在是无奈呵。那时正值冬灌，职工有时还要加夜班。有一天的后半夜，一个职工趁她男人在浇水，就溜到她住的洞子，意图不轨。好在刚来时，王权才就提醒过，说条件差，而职工里又渔龙混杂，良莠不齐。要她白天不要走的太远，晚上睡觉要警觉。她一发现不对就大声呼救，才把那个人给吓跑了。
尕海十大队是原来的耕作队，队长是孟瑞荣，后改建五七干校，一年后再扩建为十大队，它和八大队的土比较好，以灰漠土、棕漠土为主，但土地肥力均不高。它们紧邻到旺尕秀的公路，出入还算方便。九大队在最东南边，地近尕海，土质粘，盐碱重，搞生产的难度最大。所以盐改组看上它，在这里进行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的试验，取得了令全国瞩目的好成绩，这些经验至今还不时见诸报刊，被业内应用。王权才先在九大队任大队长，后又当过尕海的场长。
这里，我摘录了一个人的记述：八大队是德令哈农场的一个小分队，父亲生前曾在这里呆了30多年。确切地说父亲生前是个劳改犯，历史不容避讳，对于慈祥的父亲来说，这段经历完全是命运对他的捉弄。因为家庭地主成分，大学毕业的父亲在土改那年成了时代的悲剧角色，还好，他到青海劳改后，很快就适应了严酷的气候。当我懂得“劳改犯”这三个字包含着多少屈辱和辛酸时，父亲已经在德令哈度过了30个年头。这30年中，只有10年才属于父亲的刑期。父亲新生出了监狱的大门，就一直没在离开过德令哈。你绝对无法想像，一个25岁的年轻人在戈壁滩上，倍受煎熬了30年的痛苦。这些都是我从父亲的那张判决书里了解到的。那张手刻的油印判决书因时间太久，边缘折叠或者打开的次数太多，破损不堪。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5 18:46
建尕海分场
在农场建场之初，只有总场附近的六个大队。1958年在尕海大炼钢铁时，才建了七大队。我到农场时，七大队的大队长是陈俊荣，江苏人，也是从部队转业的。初时，尕海地区有钢铁厂，人多也热闹。到1961年以后，只剰下大队上的人，冷清多了。由于交通不便，就是生产科的我们也很少去七大队。
1966年的大丰收，增加了李汝泌场长加紧荒地开发的信心，决心再开垦几万亩，让农场的总产量突破一亿斤。经过反复讨论和准备，在怀头他拉场部南边原来青年农场的撩荒地上新开了约一万亩，在二大队的西干渠北试开了几十亩。与此同时，开发尕海，建一个包括七、八、九大队（后命名为尕海一、二、三、四大队），面积约4万亩的分场。这个工作也在1967年正式启动。后来又在尕海五七干校的地方增建了十大队（尕海四大队）。
在柴达木荒原上，土壤的形成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规律。通常是在风化作用、重力作用、流水作用和风力作用等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荒漠带的地貌。越靠近山，沙砾越粗；越接近盐湖边，土粒越细、盐碱越重。大多数呈现从雪山----大山----砾石滩----洪积扇（则大多是可以垦殖的沙土和沙壤土。）----盐碱滩----盐湖的分布。有经验的人一看土上的植物就知道那片土地的价值。大凡只生长卡巴柴、骆驼刺和碱蓬的，大多是荒漠，是沙石，没有开垦价值。只长点灰条，泛起白花花的盐斑的大抵都是硫酸盐盐土，可以在有水，地下水有出路的前提下开垦。什么多不长，泛起的盐斑黃黑黃黑的，则多为碳酸盐盐土或混合盐土，这种土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只有那些长着芨芨草、苦豆子什么的荒原才是可以垦殖的土地。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开发尕海，先得有水。，在盆地没有水就不会有农业，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要垦殖尕海，首先就要解决水源。所以尕海分场的开荒实际上是从瓷砖水渠的修建开始的。巴音河年平均流量为9.91亿方水（立方米/秒），平均流量大约10多个水，仅能勉勉强强地够总场附近的大队用。要分个几寸（零点几方）水给尕海尚属勉强，但要让这点点水从巴音河渠首经过近30公里的荒滩流到尕海，水早就被土吸干了，哪里还有水来种庄稼。经过场长和水利组陈彦昭、陈福祥，生产科武元西和七大队同志的反復研究和测量，决定从巴音河渠首对面修一条防渗渠引水到尕海，因为只有做好渠道的防渗透，才能够把水以最小的损失输送到尕海。至于用什么材料来防渗，也是反復地讨论和试验，考虑过水泥板、粘土、沙浆水泥护坡和陶瓷板。水泥当时既没有敞开供应，而且要从五百公里以外的西宁运来。运力和成本都不是农场能承受得起的，而其它材料的效果也不理想，只有陶瓷才是合适的。农场自己的旺尕秀煤矿有煤，还有适于烧制陶瓷砖的粘土，所以场部就要煤矿的甄旭场长负责烧瓷砖。由于缺少修窑、制砖技术，也是折腾了好几个月才把合格的砖烧出来。于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陶瓷砖防渗渠道在1967年建成输水，尕海的开发就正式上马了。防渗渠的设计流量并不大，但因陶瓷砖既防渗又没有什么磨擦，那个水可流得真快呵。建渠之初，就曾有过老乡的牛、骆驼掉进去，因为水流快和在瓷上无法站起来，而被冲走和冲死的事。羊儿更不在话下。这樣的事就发生过好几次。
在尕海开发垦殖工作中，我也有幸参与。那是1968年秋，我从盐改组回到生产科后，一时没有什么事。当时王权才负责筹建九大队，就拉我给他邦忙。开始是负责从总场这边找麦草、楊树杆。从供销科拉化肥、竹簾和粮食，从戈壁拉芦苇等等。拉这些材料去是建地窝子。建大队之初，王权才共带领了3个干部，60几个职工，任务是造田。可没有房子，没有帳篷，大家都只有挖地窝子住。我们找了一个大漥地，在大漥地的周围挖出一个个约3*3米的无顶洞，在顶上横着搭上杨树干、在铺上芦苇或竹，在其上撒上麦草、撒上干土，就可以在洞里住人。我和王权才就住在一个洞里，一住就是几个月。直到工程大队把房子修好，王权才他们才得以住上房子，我就回场部了。

住在地洞子时，还出过这樣一件事。地洞都没有门，我们和职工都是在洞口挂上一幅布或者麻袋片就算作门了。一圈几十个洞，白天还好找，晚上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串门，走到人家的地方去了。那年冬天，有一位河南的职工家属来九大队探亲，也住在这樣的窝子洞里。你说怎么办，现实条件就那樣，谁又能有什么办法？实在是无奈呵。那时正值冬灌，职工有时还要加夜班。有一天的后半夜，一个职工趁她男人在浇水，就溜到她住的洞子，意图不轨。好在刚来时，王权才就提醒过，说条件差，而职工里又渔龙混杂，良莠不齐。要她白天不要走的太远，晚上睡觉要警觉。她一发现不对就大声呼救，才把那个人给吓跑了。
尕海十大队是原来的耕作队，队长是孟瑞荣，后改建五七干校，一年后再扩建为十大队，它和八大队的土比较好，以灰漠土、棕漠土为主，但土地肥力均不高。它们紧邻到旺尕秀的公路，出入还算方便。九大队在最东南边，地近尕海，土质粘，盐碱重，搞生产的难度最大。所以盐改组看上它，在这里进行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的试验，取得了令全国瞩目的好成绩，这些经验至今还不时见诸报刊，被业内应用。王权才先在九大队任大队长，后又当过尕海的场长。
这里，我摘录了一个人的记述：八大队是德令哈农场的一个小分队，父亲生前曾在这里呆了30多年。确切地说父亲生前是个劳改犯，历史不容避讳，对于慈祥的父亲来说，这段经历完全是命运对他的捉弄。因为家庭地主成分，大学毕业的父亲在土改那年成了时代的悲剧角色，还好，他到青海劳改后，很快就适应了严酷的气候。当我懂得“劳改犯”这三个字包含着多少屈辱和辛酸时，父亲已经在德令哈度过了30个年头。这30年中，只有10年才属于父亲的刑期。父亲新生出了监狱的大门，就一直没在离开过德令哈。你绝对无法想像，一个25岁的年轻人在戈壁滩上，倍受煎熬了30年的痛苦。这些都是我从父亲的那张判决书里了解到的。那张手刻的油印判决书因时间太久，边缘折叠或者打开的次数太多，破损不堪。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5 18:48

Gowest · 发表于 2023-12-4 21:14:19

大连海
距农场不远的戈壁分场下面草原上，有两座美丽而神奇的湖泊—托素湖和可鲁克湖。两湖相距不远，且有一条7千米的水道将两湖连在一起。
托素湖
柯鲁克湖
然而，让人倍感惊奇的是，一脉相承的两座湖泊却一咸一淡。北面是淡水湖柯鲁克湖，面积57平方公里，湖水清澈透明，湖底水草如画，芦苇丛生、鱼类众多。南面是面积180多平方公里的咸水湖托素湖，却寸草不生、鲜有活物。湖心小岛是仅次于青海湖鸟岛的第二大鸟岛。连在一起的两个湖形似褡裢，故称褡裢湖，也称姐妹湖、情人湖。相传很久以前，一对相依为命的蒙古族姐妹的恋人被头人抓去服苦役，两个年轻的小伙子受尽磨难，饿倒在雅沙图山上，托高飞的大雁给心爱的姑娘捎信。姐妹俩得到消息，背着干粮、盐包急匆匆去寻找亲人。但是，当找到亲人时，他们已经倒毙多时了。姐妹俩悲痛欲绝，泪水汩汩流淌不止，姐姐的眼泪浸湿了盐包而成了咸水湖，妹妹的眼泪汇成淡水湖。从此，风光旖旎的托素湖和克鲁克湖便静静地躺卧在了怀头他拉草原上。今天的褡裢湖己是一个集观光、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生态旅游景区。更有趣的是，青藏铁路从两湖中间穿过，乘客可以同时饱览两湖的美景，还建有一个火车站叫联湖车站。两湖水面浩淼，克鲁克湖水面绿如翡翠，湖边芦苇茂盛。入春之际，环湖一层金黄，一重嫩绿，天空宝蓝，水鸟翻飞，鱼儿泼刺跳跃，水草长满湖底，花草探出水面，彰显出勃勃生机。
淡水的可鲁克湖原本不产鲤鱼，是海西洲科委的应百才在七十年代试验放养，成功后才发展起来的，这个人的实干精神很是令我佩服。柯鲁克湖现已是柴达木最佳养殖基地。鲤、鲫、鲢、鳙、青鱼、团头鲂和后引进的虾、蟹、北京鸭、池沼公鱼，长势良好。在这离天很近的地方钓鱼、野餐、品尝淡水鱼宴，饱享高原风光，是人生一大享受。

我没有去过大连海，但是试验站好几个人都去过。农场修房子是以土坯为墙，架木为樑、芦苇把上糊稀泥为顶，房顶是不用瓦的，所以芦苇就是非常好的建筑材料。大连海就盛产芦苇，试验站就曾经几次派职工去大连海打芦苇回来修房子。带上帐蓬，要露宿湖边，这是一个既浪漫又新奇的苦差事。听说还有哈熊，袁永钦他们曾远远地看见过，吓得个半死。
与寄予了人们美好愿望的神话传说和湖光潋滟、风姿绰约的姊妹湖相比，托素湖畔白公山上被称为“外星人遗址”的神秘管管则更为奇特。近年来，海西“外星人遗址”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白公山迅速走红，关于“外星人遗址”的各种消息纷纷见诸报端。
2002年6月16日，一家颇有影响的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青海“外星人遗址”将迎来首批专家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部分媒体也刊出了此次研究由“国家气象局、航天部、科技部、国家天文局共同参与”，“由《人民日报》和北京UFO研究会共同主办”的消息。一时间，“外星人遗址”被吵得沸沸扬扬。这是一片方圆不过1公里的荒凉之地，无草无树，遍地是造型奇特的石头。远处看，周边水源丰沛，植被发育很好，惟独这片地方寸草不生，荒凉之极。抬头看，荒漠的大地上耸起一座小山，当地人称白公山，山的地形地貌与月球惊人相似。

白公山洞内除清一色的砂岩外，不见任何杂质。洞内一根直径40厘米的大铁管从顶上通到洞内，足有百余米长。在洞口处还有10余根金属管子穿入山体，这些金属管子与岩石完全吻合，像是直接将管子插入坚硬的岩石中，谁有此神力？此地空气稀薄，交通极为不便，即使是当今仍然罕见人烟，造铁是天方夜谭，金属管从何而来?众说纷纭，争论激烈，好象至今也无明确结论。
据说这个遗址在大连海的连接部分的山上。我在农场时还没有这个消息，也没有去过那个山上，戈壁邱家振倒是去玩过，他说上面有许多贝类化石，两个湖的风光确是美丽。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7 08:26

作者：cuiym2002　回复日期：2009-10-27　13:39:49
七大队的谭元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文革中也是想打谁就打谁的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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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元佩后来是泽令沟分场书记，也成了挨整对象，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八十年代初和爱人王怀亚调回上海了。人事无常，谁又能看得清楚。俗话说：沉舟侧畔千帆过，我辈毕竟已过时，未来还是年青同志的，祝前程广阔。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7 17:44
作者：雅利安汉人　回复日期：2009-10-27　10:57:01
八级夫妇真害了不少人，活该其子女遭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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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级夫妇子女遭报应之情况，我倒也不知道。
这也应该是老天有眼。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8 09:03
摘今日华西都市报：“千名服刑人员社会帮教日”活动---
现实中，一堵有形的墙将监狱和社会隔离开，另外还有一堵无形的墙将监狱的服刑人员和社会隔离开。
但是服刑人员刑满出狱后面对的始终是社会，要让他们能够在社会上生存，首先就要让社会接纳他们，让他们不再成为社会的不和谐因素。长期在监狱服刑的人，由于缺乏和外界的交流，他们会有暴躁、偏激、焦虑等心理问题，对社会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恐惧。此次开展活动，其实是我们在探索建立一种社会包容、政府帮扶、部门联动、家庭接纳，监狱与社会共同参与帮教的长效机制的实践，目的是冲破这堵无形的墙。
==================================================
看到这条消息，实在让人感慨，可见社会在进步，人与人之间也更加和谐了。我在劳改单位多年，见到的，听到的都是斗争。拿那个人的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文化大革命隔几年就要来一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人斗、家家斗，整个社会都在斗，把一个国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在那个年代你是千万犯不得错误的，更不要说有罪了，那可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牢门一入深过海，从此社会不容君。"社会分成三六九等，另类之人比比皆是，何况是犯了事的三类乎。我们常常看到的往往是一些数字，比如说在1958—1960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四川、广东、上海等省市调犯95万余人到青海，德令哈最多时管过5、6万人。罗列数字是最枯燥无味的，然而，当我们想到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个活生生的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都有一串悲欢离合的故事时，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吗？还是多讲点仁、恕之道吧，老天。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8 13:02
戈壁的红枸杞
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能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唐. 刘禹锡
枸杞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用于虚劳精亏、腰膝酸痛、眩晕耳鸣、内热消渴、血虚萎黄、目昏不明。补血壮阳、身轻气旺、延缓衰老的药效，可提高免疫力。是一种常用的中药。
枸杞子是枸杞的果。枸杞全身都是宝：根皮又名“地骨皮”，可药用；枸杞茎称“仙人杖”，枸杞叶又名“仙苗”、“天精草”、“甜菜”、“枸杞尖”……可入馔；枸杞还有很多别名——“甘枸杞”、“天精”、“地骨”、“羊乳”、“明目子”、“明眼草子”、“红玛瑙”……但我觉得最贴切的，便是因它形小态娇，红艳欲滴如泪，看来又似耳坠，惹人喜爱——有人称它作“红耳坠”。

关于它的传说有好几个，其中最神的，是一件“少打老”的趣事：北宋年间，有一位官员出差，经过山边，见到一名少妇，用鞭子抽打一个老太婆，那老太婆不但不反抗，还点头称是，领受教训。官员一见，以为是少妇不孝，目无尊长，愤怒地用力拉开。细问情由，始知少妇是老太婆的母亲，因女儿不听家教，不肯随她服用长生不老药，才责打之。官员很惊诧，少妇道：“我已200多岁了，每日吃枸杞。春天吃苗，夏天吃茎，秋天吃果，冬天吃根皮。尤其枸杞子，日服十余颗，故青春常驻，健步如飞。女儿不肯吃，才如常人般老态龙钟，身弱体衰。”官员听得瞠目结舌。
当然这只是“神话”，不过对枸杞子的推崇，却是显而易见的。

柴达木枸杞主要分布在海西州诺木洪、德令哈、都兰、乌兰等地。柴达木枸杞又叫青海枸杞，以优良的品质走俏国内外市场。由于柴达木盆地光照时间长达10小时，昼夜温差12℃，拥有丰富而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孕育形成的特色产品柴杞及其叶（天精草），含有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多种维生素、还原糖，钙、磷、铁含量丰富，并含锗、硒、铜等微量元素。因粒大、色正、肉多、籽少、皮薄、味甘甜，具有补肝益肾，添精补髓，益精明目之药效，畅销海内外。
柴达木种植出的枸杞所含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具有调节生理功能的生物活性成分高。优质大果可占70%以上。柴达木枸杞的多糖含量相比其它产区而言含量居中，较适宜晾晒干果和制造浓缩汁，黄酮含量较其它产区高30%左右，是国内最优质的枸杞之一。同时，由于枸杞产区海拔2800米左右，气候干旱，空气相对湿度低，枸杞等植物的病虫害相对较少。没有工业污染，人口密度小，生态环境洁净，水源、土壤无污染、无农药和重金属残留，生产的有机枸杞达到国际同行业最高标准。经过技术分析，同一品种的枸杞在柴达木地区栽培，品质便会变为上乘。采用先进的喷雾干燥技术，在符合GMP标准的10万级洁净车间生产的枸杞粉，能最大程度地保留枸杞的营养成分、色泽及风味，是保健食品、药品、化妆品的理想添加剂。1983年获国家外经部“优质产品”荣誉证书，被誉为“柴杞”；1994年10月获国家林业部全国林业名特优新产品博览会银奖，同年再获国家农业部农产品博览会金奖。柴达木枸杞在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还给柴达木盆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建立起了绿色屏障。上万亩枸杞与梭梭林一起在防止沙化和水土保持方面发挥出巨大的环保作用。据有关部门保守估计，3万亩枸杞生产基地在德令哈市建成后，将有2万多人从枸杞产业中受益。

说起枸杞在德令哈的发展，戈壁农场功不可没。七十年代中期，戈壁分场陈海清、邱家振他们首先在医疗队试种。试种的效果不错，又亲自去宁夏中宁考察，并开始自行培育种苗大量生产。医疗队地处巴音河边的沙窝窝里，水好土好，所以枸杞子的品质卻属上乘。那年头总场还拿戈壁枸杞送人送礼，名曰戈壁枸杞。这就应该是柴杞的前生吧。邱家振他们在戈壁试种的枸杞，现已发展到6000亩，采果面积2000亩，年产枸杞干果16万公斤。成了农场的一个风景点。高原的夏季凉爽宜人，绿绿的麦田，金黄的油菜花，在远处雪山的辉映下，分外美丽。这是草原上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大片的春小麦正是扬花的季节，风和日丽，无蚊虫叮咬，白天气温再高到晚上却凉快得很，是那种典型的“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沙漠气候。这个时候，枸杞也红了，风光实实好看。夏日的枸杞园，好似一条绿色长廊，一墩墩枸杞树巨伞般撑开，细长的枝条八方延伸，粉红色的枸杞花星星点点，素馨风雅，清风徐来，馨香入怀。秋天，殷红鲜艳的果粒玛瑙般缀满枝条，果红叶绿相互映衬，好似红绿宝石，美不胜收。
戈壁摘枸杞全靠人力，有一次一个技术员还闹过洋相。他爱人在枸杞园打零工采摘枸杞，他则每天中午送饭，利用送饭的机会，他用饭盒要装走一盒枸杞子，悄悄地拿回家。大家看在眼里，气在心头，可又不知如何是好。搜吧，抹不开面子；不管吧，总是不见待这种爱占小便宜的人。几个人想来想去，決定放狗吓吓他。于是便找了一条不咬人的狗，趁他拿上枸杞往外走时，他们突然把狗放开。看见冲出来的大狗，把我们这位先生吓得摔下自行车，一饭盒枸杞也撤了一地。大家朝他哈哈大笑，有人说：“技术员不错嘛，送饭还有外快。”他无奈地笑笑，说：“都说咱戈壁的枸杞好，拿点尝尝。”
附：
枸杞酒：我国历代的医学界的老寿星都很喜欢喝枸杞酒。我国民间也有泡饮枸杞酒的习俗，并把它叫做“却老子”，意思是能防老。
枸杞子茶
熬夜、长时间看电脑、戴隐形眼镜都容易使眼睛里布满血丝。连续三天用热水冲饮枸杞子茶，红血丝问题便会逐渐好转。
枸杞菊花茶
枸杞菊花茶是用菊花和枸杞同泡而成的。每次将杭白菊、枸杞各10克放入大茶壶内，加热开水，10分钟后便可饮用。菊花具有疏风清热、解毒明目的作用。大剂量菊花还能降低血压，并对胸闷、心悸、气急、头晕、头痛、四肢麻木等有明显效果。
枸杞红茶包
将材料放入已经预热的杯中，加入沸水泡10分钟即可饮用。基本上，茶包浸泡可随个人喜好而提早取出，甚至不加茶包也可。效能：枸杞子有明目、养肝、益血、降血糖血压、抗衰老、防皱纹、固精气等功效，适合工作繁重、长期要对着计算机工作的人。
固肾润燥粥
将芡实、枸杞、花生、红枣、糯米以文火煲成粥。芡实乃滋补脾胃良药，有止渴固肾之效，枸杞滋肾最好，糯米为滋养谷气的妙品，能起到健胃固肾、清润除燥的作用，适宜肾虚气亏者。
枸杞蒸蛋
每周吃一次枸杞蒸鸡蛋，能够治疗眼睛近视、老花眼、眼疲劳。枸杞味甘，性平，现代研究发现，枸杞能抗衰老、增强免疫力、调节血脂、降血糖、保护肝脏。枸杞常被用来治疗肝肾阴虚、阴不制阳而出现的腰膝酸软、头晕眼花等症状。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8 15:51
枸杞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9 08:09
回复：百草风茂：
老先生一生坎坷在农场，心中却善心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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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我倒也不是我在宣传仁恕之道，我也知道坐而论道也实在没有什么作用。只是觉得要社会向善，还是得在传统道德中去找，把前些年破掉的找回来才行。历史总是在重复，恩怨总是一报还一报。干了坏事，老天爷总要报复的，还是要多做好事。拿ｍ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有个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我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纲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 这是他的动情之言吗？有可能是即兴之作。今天的腐败横行，难道不是对50年前始作俑者的一种讥讽。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9 17:37
回复：巴山夜夜雨
我到blog.sina.com.cn/yhm看了看。看见那美丽的油菜花和荒原上的残垣，不禁让人感叹，物变人非事事休，欲语淚先流。农场群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物是变了，但精神不变，思念永存。你的文章博而有专，眷恋之情跃然纸上，真是白云蓝天，思情只在荒漠处。
查查香卡农场本是德令哈农场的分场，你父亲姚化龙，我听说过，他和杨炯茂是朋友。郝丰堂本来是德令哈农场的场长，62年受迫害回老家了，平反后去的查农，我们早就认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29 18:36
作者：巴山夜夜雨
.....不知老人家现居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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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都江堰。
再说查查香卞，它孤处于赛什克农场和香日德农场之间，无国道也无省道经过。是1958年德令哈农场派李*克、杨炯茂等去垦殖开发的，有好多干部都是从德令哈过去的。
我一个小孩也是卅卫校的，也在天峻呆过。又及。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30 08:45
是白刺果。白刺的适应性极强，耐旱、喜盐碱、抗寒、抗风、耐高温、耐瘠薄，为荒漠地区及荒漠平原典型植物，是我国寒温、温和气候区的盐渍土指示植物。农场附近较多。刚才忘了说明，谢谢你的补充，这也是海水蓝天2009拍的。
我刚从你的慱客回来，拜读之后感触颇多，一代新人在成长，我辈老矣。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30 10:53
三个春节
农场的春节是十分单调的，除了食堂改善改善生活之外，并没有什么文艺生活。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电影也很少。大家只有坎大山、吹牛谈天，看看书，日子过的很枯燥。1965年春节前，场部的廖德修、杨尚泽、胡可国和我几个既不能回老家又无家属的人商量，何不来个自娱自乐，自己排炼个小节目在机关演，让大家也高兴高兴，大家也应声说好。于是就找了个叫“三月三”的小歌剧来演。这是一个表现苏区游击队的交通员给红军送情报的故事，女主角由任家旭来演，廖德修演匪军廷连长，胡可国演游击队队长，我演吴宝才，是个叛徒，老杨负责音乐、黃其中管打雷、下雨、刮風等音响效果。正月初二晚上起，在场部连演了三个晚上，捧场的人还真不少，反正晚上也没事可干嘛。我们虽然找不到什么好本子，大家也反正是闲呆着也没事，就来凑凑热闹。说是小歌剧，我们当秧歌调唱还行，伴看两把二胡，一个个还唱得满起劲。
受到演“三月三”的刺激，几个人演戏的劲头是越来越大了。几经蕴酿，决定演一场大剧“红岩”，给场长李汝密汇报后，他也很支持，还给批了300元的经费。于是，动员了全机关四、五十号人的大戏“红岩”就开始排演了。演出负责人兼导演是廖德修，我们叫他廖导，私下开玩笑叫他是廖导演（尿道炎）。财务科科长朱惠明饰演许云峰（仪表端庄、人材一流、上海人）、照相馆黄康（北京人、长的气宇不凡，一口道地的京腔）飾特务头子徐鹏飞、老廖演颅叛徒蒲志高、任家旭演江姐、程绍先演李敬原、我演华子良、胡可国演成岗、张惠莲演孙明霞、石恒演猩猩。付秀珍、武艳荣、苏海、何才喜、杨建中等，饰演其它被捕的党员和进步青年。还有不少人演匪兵、打手和其它的茶客、过客。黄其中仍管音效、杨尚泽管画布景、音乐。灯光还是由修配厂请吉旭、杨浩来负责。还有好多参与的人，可惜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为演出这个戏，光为了服装就费了老鼻子的劲。你想想看，那个时代，要在农场找西服、找旗袍、长衫和国民党军装是何等地困难。好在人心齐，大家想办法，困难还是一个个地解决了。再有就是冷，在近零下30度的寒夜演出，机关礼堂条件又差，只在台下生了两个汽油桶做的烧煤的炉子。而演员要穿旗袍，着长衫在台上一站就是十多分钟、半个小时的，很多人都冻感冒了。这年春节的演出规模空前、效果不错，反正在场部就演了好几场，把大家高兴的不得了。
在话剧演出过程中，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演出中，无论是英雄的革命前辈，还是丑恶的特务、叛徒，都在演员们的表演中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一幕幕场景让观众们沉浸其中，当看到江姐的英勇无畏时，大家为之鼓舞。当看到敌人的邪恶嘴脸时，又激起一阵强烈的愤怒。当话剧落下了帷幕，热情的掌声久久不息。
文化革命开始后的1967年春节，农场搞了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四大队教导员韩通来当队长。成员有廖德修、胡可国、杨尚泽、我、王青林、刘玉玲、武艳荣、顾凤琴、陈晏萍、王桂兰、张惠莲、于成水这邦人。光表演形式就有快板，三句半，独唱、合唱，相声，独幕话剧，舞蹈，表演唱等等。只是那个节目的内容太崇高了，归根到底只有毛主席。最受欢迎的节目是王青林、刘玉玲的“逛新城”和男、女声独唱，怀头他拉小王的杂技，女同胞的新疆午等等。我只不过是滥竽充数，演个“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的大头兵，跑个龙套什么的。在各分场大队演了多次，那个时代嘛，顺逆一句话,祸福一层纸，谁又不积极呢。
在一次去怀头他拉演出的路上我们还抓着一个逃犯。原来是头一天晚上四大队在犯人大院放电影，值班的两个管教员把值班室的门一拉，也进去看起电影来了。一个犯人见有机可乘，便走进监狱大门值班室，将值班人的大衣一披，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值勤的哨兵以为是管教干部，便没有管。待到电影散场，才发现跑了犯人。这可不得了，便开始四处追捕。这个逃出来的犯人不敢走荒原，又不敢往东走，便顺着茶茫公路往西逃。走了一个晚上，才走了20多公里，在大连海边上正好遇上我们往怀农演出的大蓬车，便沼招手要搭车。真是无巧不成书，坐在驾驶室的韩通一看，这不是昨晚上越獄逃跑的那个犯人吗，便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只到怀头他拉”。到了怀头他拉分场，立马派人派车去将他抓了回来。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30 18:46
作者：巴山夜夜雨　回复日期：2009-10-30　15:42:55
知道了前辈现居四川都江堰，让我又是一阵心惊，去年的地震没给前辈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吧？有机会到四川一定去看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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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山夜夜雨　回复日期：2009-10-30　22:58:40
请问前辈在州卫校上学，而后在天峻县医院上班的女儿是不是叫龙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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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在5.12大地震中受惊不小，幸无大损失，家人也都平安，谢谢你的关切。我在天峻的孩子是一个男孩子，现在青医附院，很容易打听到的，就不再赘述了。
关于你的建议，我甚感高兴。但我已是驽马重荷，力不足继了。真要做，只有仰仗你这位编辑先生之大力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31 08:39
复巴山夜夜雨百草风茂
所议之事，令余万分感谢。但我之素材不多，改起来定会有一定难度，效果恐不理想。故建议三思、慎行。诸君若认为可以一试，余自当竭尽全力。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0-31 17:34
作者：求是去非　回复日期：2009-10-31　07:54:17
作者：klssykc 提交日期：2009-10-31 20:50:00
作者：江上苇　回复日期：2009-10-31　20:55:55
作者：百草风茂　回复日期：2009-10-31　23:19:01
作者：巴山夜夜雨　回复日期：2009-11-01　00: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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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各位了。
近来我常以公交车代步，每逢上车，总有年轻人给我让座，使我倍感欣慰，觉的传统自在人心。石在火种不灭。只要大家努力，传统美德还是有望恢复。
胡大人提倡八荣八耻。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更应该在反腐方面多做榜样，效果将会更好。
另外，关于镇反问题我还想啰嗦两句。

也说镇反

一、镇反杀了多少人
一九五零年，根据Ｍ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Ｍ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方法之一。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多万人，其中87.36万人被判死刑。这与当时公安部部长徐子荣的报告略有出入，徐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万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0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万多人。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万余人。这个数字，比Ｍ当初设想的，高出了许多。以被处决人数71．2万人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1.42的水平了。以87.36万人计则为0.1747%。加上被抓被管制的249万，比例高达0.672%。96年的数据说明，杀五个人就隐瞒一个，只统计了四个多一点。总人数六百多万，即使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标准，镇反运动无疑也已经发生扩大化了。这实在令人惊叹！
另还有被歼土匪248.4万人，以及自杀人数可能就有50万。
二、镇反的理由：全国解放后，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獗。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突出，土匪暴乱，电厂和电话线被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1950年3月16日，党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场大规模的清剿运动开始了。　清剿的对象通称“敌特党团分子”，包括国民党的军队与地方干部、特务、三青团及会道门的头头。这五种为数不少的人被认为是破坏新政权建设的主要势力。
三、各种评说
1、镇反并不是如有的人所说是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镇压反革命是新建政后早就决定必须要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它不是突然的举动，唯一的考虑是适当的时机。
其实，Ｍ的指示已经道破天机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在《毛xx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中还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两相对照，不难明白，镇反就是借镇反之名，行立威之实，并不完全是基于情况危急，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

2、在那个时候，既没有吓人的政治气氛，没有人人自危的压力，也不搞“唯成份论”，经济状况一天天地改善，社会风气一天天好转。除了少数人确实对新政权怀着刻骨仇恨之外，大多数人成天喜气洋洋。可以说，刚刚解放的头几年，确实让老百姓体会到了“解放”的滋味。。
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门破获的“刑事案件”共20.4万余件，并不多。可被杀关管的人却有三百多万，岂不多了，这些人中又有多少现行犯？
3、对“历史反革命”的处置就值得商榷。〈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如何定义，则只能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没有标准，没有程序，这是为尔后的镇压予埋下的伏笔。
解放初，凡在国民党政府部门就职过的军、警、特等人员，绝大多数已按要求到各地基层派岀所登记自首。按常理，放下武器属投降，自首即声明再不为敌。对待放下武器的俘虏是应当宽大处理的！这不排除对其首恶及身负血债人员的罪责追究！也不会不追究隐匿者。
“镇反”运动中，被镇压的绝大多数是这些投降了的历史反革命”，这是不是有背于日内瓦公约的“优待俘虏”规定！？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4、虽然Ｍ**等中共领导人曾发出多次指示要求将镇压对象“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
但由于镇反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在1951年4月以前，区上的一个公安员就有生杀大权。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造成镇反运动不可避免地扩大化，草菅人命的现象，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难免会出现大量冤假错案。但是后来镇反扩大化了。不但是敌特，就连那些曾在敌伪机关任文职、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早就有了结论，甚至都在人民政府部门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来枪毙。其中一些被错杀、冤杀的人后来虽然“纠正”了，但是死人是不会再复活了；而另外一些，则被人遗忘，成为改朝换代的可怜的牺牲品。

5、“镇反”运动过去了近六十年，少有人评说对与错，近年从媒体常看到有些名人或名人亲属得到平反昭雪！如朱自清之子，金庸之父。据不完整的统计，镇反中杀掉的国民党将领即达100多人，其中不乏抗日将领。被错杀的有多少？后来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就有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和夏之时、尹作干三十八名国民党将官（凤凰网报道）。
平民百姓就沒有这么幸运了，谁来替他平反昭雪？但是，历史还是会永远地记住他们。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1 08:48
大连海风光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1 08:55
复作者：巴山夜夜雨　回复日期：2009-11-01　00:31:15
前辈，我去年底写过一篇没有结尾的小说《西部之魂》http://blog.sina.com.cn/s/blog_3ccc5b220100bx8a.html
为方便联络，我在天涯也开通了一个博客http://basyyy.blog.tianya.cn/
并把文章转录了过来。
文章反映的就是青海劳改农场开始筹建最早的一幕，但是因为没有素材，没有写下去，请前辈指点一下，如果可行，我就开始着手进行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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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了，让我拜读新作。
 文彩生动，语言精准，几个干部的性格鲜明的跃然纸上，可读。建议：
 1、注意开垦前的准备工作，不说全部齐备，但基本生活条件是必不可少的，绝不可能是空手。1954年建德农时，有帐篷、有卧具、可以埋锅造饭。食品类以干菜，如粉条、黄花菜、木耳、罐头之类，应有尽有。犯人也是。没有鲜菜。
 2、要有季节交待与环境描述。语言可否多来点具体工作、生活安顿.....
 3、家属们一开始就上？怕是要晚一点。
 4、高心病的反应，不会立刻发生，要有两个前提条件：劳累与感冒。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1 12:44
复yjyok111：是呵，青海的问题确实只是全国问题的一小部分，但这小小的一部分已经涉及成千上万的人了，全国呢？我在基层，虽然从头到尾的经厉了运动的始终，但终究不了解它的全貌。谢谢你的介绍。我写下这些，只想为农场的过去留下一点忆念，缅怀农场人，缅怀他们的生活和斗争。客观地说，农场建设的成功，也有三类人员的一份，他们在"改造"自已的同时，也为大西北的开发出了力。
今天再无人喊万岁了，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可就是为这点巨大而微小的进步，我们也曾付出过多么沉重的代价啊！
顺祝yjyok111、百草风茂、烂鼓、祁连月照巴山夜、巴山夜夜雨先生们好。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2 08:48
巴山夜夜雨先生：你在博文中曾谈及淮安市河下古镇淮菜文化展示厅旁的一幅楹联：“小大姐、上河下、坐北朝南吃东西”。然而左看右看，始终找不到下联。这副楹联的妙处就在于把大小上下，东南西北巧妙组合在一起，无论从字面意义上还是从结构上来讲都是一幅难得的楹联，之所以没有下联，我想是因为千古之下无人能对出对仗工整的下联，便只能留下一幅孤联在调侃世人。
我不揣冒昧，试作一联，以抛砖引玉。
老童生，后山前，从冬到夏读春秋。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2 10:33
台胞陈参根
科里有个台湾人，叫陈参根，是一个兽医。他是台湾花莲人，1946年，为了应付内战的需要，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大举募兵，谎称高薪支付入伍人员，并保证只保卫台湾不去大陆打仗。陈叁根与几个同乡也报名参军，动机只是谋一份工作。事后他们才发现真相与宣传完全是两码事，部队每个月所发工资只够买几包劣质香烟。而且，他们完全处于被监管的状况。随着中国大陆战局紧绷，大致在1946年9月，陈叁根所属部队以演习名义被送往大陆打内战，他们登上了秦皇岛，隶属国民党第62军。从此，从南洋到台湾、从台湾到大陆、甚至从大陆到朝鲜，都有台籍老兵的踪影。时事无常，造化弄人。本来是很快就可以解放台湾的，可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迫使杜鲁门改变了战略，派出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从而挽救了国民党，使台湾至今不得回归。这和西安事变挽救了共产党一样的事发偶然，可效果却完全不同，厉史还真有一种因果循环，一报还一报的味道。从此，这一群个台湾籍的国民党军队的老兵群体，就此滞留在大陆六十多年，他们总共有几千人。命乎，运乎。
陈叁根到大陆后旋即参加解放军。1950年又过江参加抗美援朝。后于五五年转业到德令哈。在朝鲜时，他是志愿军兽医队一个兽医所的所长。在他所在的兽医所被美军轰炸时，他一急之下抱起机枪就冲天上开火，这下他可闯下大禍事。他并不知道近傍有一志愿军的指挥机关，美军飞机也正愁找不着目标。他这一打，可把美国人引过来，一阵狂轰烂炸把那个机关炸了个稀里哗拉。事后一追查，给了他一个处分。
他为人耿直、妒惡如仇，敢于说真话，爱打抱不平。这在那个假话套话盛行的年代，实属不简单。凡是场部机关的人都知道他，也都知道他的脾气。所以，怀念那个年代、怀念农场故人，不得不想到他。他从不媚上，对领导有意见、有看法敢于当面提出来。他接电话从来都是“我是陈老台，你是谁？”，大声武气的，让有的领导不那么舒服。所以他到老都是科员，虽然他曾经的部下都当团长了，他还是上不去。他又同情弱小，对我非常同情，对我这个单身汉的生活也很关切。逢年过节，他和他爱人赵香兰总把我叫到他家，吃上一顿饺子或拉条子什么的。作为兽医，有事时忙得不得了，没有事时又很闲。他爱下象棋，中午或周末，他敢公然地和公司理发室的就业在大街上下象棋，从不回避。事虽细小，但若让人一上纲，那就是“立场”了。但是在他看来，不就是下盘象棋，哪有那么多事情。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文化革命开始的那一年秋天，上面通知要收缴民兵武器，他是一个基干民兵，配有一支冲锋枪和五十发子弹。收枪令他很不安逸，但也无可奈何。他有一天便背上枪上六大队，在耕作队旁的荒滩上看见一群麻雀，他端起枪一阵猛掃，一口气把五十发子弹打了个精光。回到场部他才将空枪往政治科一交。李荫昌问他子弹呢，他说打麻雀了，拿他也没办法，只有不了了之。
文化革命以后，出于统战的需要，他成了海西州的知名人士，是台籍人员，入了台联。我们常和他开玩笑，说将来台湾解放了，你可以弄个畜牧厅厅长干于。
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整人的年代，任谁都可怀疑人，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是被怀疑的对象。当时兴告黑状，八分钱一封匿名信就可以搅得天下大乱，如果不查或不认真查，就可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陈叁根也就曾中过暗箭，受过中伤。那是1979年，海西卅准备让老陈的大女儿以台胞的资格出席全运会。名也报了，训练也参加了，就在即将赴京之时，州上突然取消了小玲的参赛资格。过后才得知是有人写信告状，说老陈有历史问题，正在农场受审查。这一审可好，等你搞清真象时，连黄瓜菜都凉了，运动会早已开完。我离开农场不久，他也离休到了西宁。开始住在黄河路的鸡鸭林，后住在民院旁的康乐新村，我们都时有来往。
改革开放后，两岸有了交往，不少台胞都回大陆来探亲。而由台湾到大陆的“真正的台胞”要回台湾手续就比较复杂了。想回去的台胞，要有台湾方面直系亲属所开的证明信和邀请书，然后寄过来，再经公安局、台办等相关部门的审核才能通行。当时，陈叁根就被这些规定给卡住了。好不容易才经人辗转联系上了在台湾的妹妹，叁根也等来了邀请信。握着这封得来不易的信，他欣喜若狂，一个劲地对我们说：“我可以回家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据他摆谈，在办理书信和回乡探亲的手续过程中，他的内心也有矛盾，一方面想回魂牵梦萦的家乡，一方面因为子女都在青海，实在不想离开。大约是在八十年代末，他回台湾去看了一次，不久就回青海了，怕还是不适应了，在青海呆了几十年，根也早已留下。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2 18:59
农科所门前的南干渠（李澳摄）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2 19:31

Gowest · 发表于 2023-12-4 21:14:54

农科所门前的南干渠（李澳摄）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2 19:32
回复作者：paosu2009　作者：巴山夜夜雨作者：paosu2009　作者：红色索尔莫沃作者：糊涂490 作者：百草风茂
作者：sjlz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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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何所似，琴声白发多。我的回忆能得众君支持，令余不甚感谢，我只能在这里向诸位致谢了。
sjlz583先生想必也是德农人，盼多关切并指正。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3 12:18
作者：烂鼓　回复日期：2009-11-03　13:13:20
小大姐、上河下、坐北朝南吃东西
老童生，后山前，从冬到夏读春秋
寓意没问题，惜出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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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笑了，我不知高低的对出下联，原意说是抛砖引玉，实乃贻笑大方。认赌服输，老朽试后而知不足矣。留下它，供大家一笑。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3 17:46
作者：sjlz583　回复日期：2009-11-04　10:13:21
回复：绿洲遗老老先生
晚辈我也是德农人，我从小在那里生活至高中毕业回到内地。我父亲就是58年前后因家庭成分不好而从河南跑到德农参加的工作盲流，后来当了一名拖拉机手到退休。我记得我们家最早在新民村住，后来我父亲调到二大队我们也都跟去了。您写的二大队的人我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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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sjlz583先生：你好！1958年到农场的人中间，有我不少朋友，我在二大队也曾住点，说不定我还有认得另尊的可能。在拖拉机队我认识张子少、黎昌河、饶文贵、罗兰洲、付明海、黄平、杨浩、杨德让、翦秀兰等好多人。你在二大队，应该知道吕二、李增祥、唐前元、戚均俊、葛增裕、周志诚、季振术他们。也一定听说过战士用手榴弹自杀，....之类的事。
你说我们家最早曾在新民村住，新民村应为新人村。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4 11:57
作者：正牌丑霸王　回复日期：2009-11-03　18:10:33
作者：我喜欢邓丽君　回复日期：2009-11-04　10:45:17　作者：浩悟子　回复日期：2009-11-04　19:28:34
作者：sjlz583　回复日期：2009-11-04　21:20:29
作者：烂鼓　回复日期：2009-11-04　21: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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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劳各位支持，一并谢过。
sjlz583先生，跟帖和来信均已阅读，令人遗憾的是我在70年回试验站，与令尊失之交臂，可惜。若有再来四川之机会，定当欢迎。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5 08:42
作者：江津哈儿　回复日期：2009-11-05　08:25:03
作者：江津哈儿　回复日期：2009-11-05　1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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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厉史总归是历史，早晚都会大白于天下的，隐瞒、文饰只可以得逞于一时，又岂能永久。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比如毛主席，十一届三中全会下了个三七开，说是功劳为主。功过是非，现时确是说不清。立场不同，出发点各异，自会见仁见智。所以还是等历史来说历史为好。"

但是，以史为鉴还是大有必要。今天的中国，不正是从前三十年的谬误中走出来，才有今天的和谐局面。毛一走，邓大人就放出了猫，他说"不论白猫、黑猫，抓老鼠就是好猫"。三十年后这么一回顾，那猫论还是有点用的。这就叫顺应历史潮流，把m倡导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也要讲的东东不讲了，把m的系统政策抛弃了，社会不照样在进步，在发展。这就叫"青山遮不着，毕竟东流去"。
至于先生的一些观点，恕在下不敢苟同。当然厉史不容假设，而我这里只是以假设来问：1.假如不批马寅初，中国人是几亿？2、假如47年国共合作，共建宪政，今日之中国应是怎样。3、假如实实在在的政治协商，共建民主共和。会不会有一个人当政28年的怪事。4、先生认为民主，在现阶段不一定是好东西。在大多数人来讲，民主还是一个好东西，有比没有好，没有今天的民主，你我就不可能在这里饶舌。5、朝战的爆发，M也是一箭几顾。说得真好，m确是最大的赢家。但是，这是一场由谁发动的战争，是老美要打过来了？如果我们不参打呢，少牺牲**万，少欠多少债，早一统中华多少年，毛*英不牺牲，也不绝后了。6、至于民智论，岂不在和国歌唱反调，国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从来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人民至上呵，哪来的弱智。少杀点人，少搞点运动，我们早就超英赶美了，何必等到现在。

我，和我们那几代人，谁不怕他老人家。他老人家那个时代还真是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无法无天是他自己给自己下的结论。他对斯诺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斯诺搞不懂，所以才弄出了一个打着伞的老和尚孤独地行走的笑话。他老人家的日常生活，对我们黎民百姓都是生死攸关的。我们看历史，对此怎能不加注意呢。说是政策杀人,也是恰当的！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皇帝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那几年的百姓,是猪狗都不如的！
在他有生之年全中国只有两部法律(宪法和婚姻法)。就这两部法，他又何曾尊重。刘少奇手拿宪法而申告无门，想回老家种二亩田而不可以。这哪里还是在为国为民。除此之外，他老人家平时的一言一笑，便是我们全国老百姓的法律，所以我们怎能不注意他日常生活中喜怒哀乐的情绪呢。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是毛自己的活，与我无关。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5 13:49
武元西与许大姑子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武阶段，生产计划科的重点成了武元西和王**，这里只说说武元西。
武元西是河北张家口人，原来是格尔木农场加工厂厂长，1965年格尔木农场的犯人合到德令哈农场的时候，他也到了德农。刚来时他任计划科科长，文革时将生产科和计划科合并，赵科长调赛什克了，他就成了生产计划科长。他见多识广，性格恢谐，平易近人，工作能力很强，很受大家的尊重和喜欢。文化大革命进入早请示晚汇报阶段，他也弄个红布套带上，自称为毛主席的红小兵。他每天早晚都要站在科里毛主席像前，嘴里念念有词地说：“毛主席呵毛主席，永远忠于你的红小兵武元西向老人家汇报……。”四十多岁的人自称红小兵已属荒唐，更难得一见的是他那作古正经的表情，常令全科人想笑又不敢笑。我在忆文革中写道：老武想当红小兵，请示汇报特认真。白发满头喃喃语，笑杀年轻黑发人。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头戏。据说仅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3月到1968年11月）阶段，被批斗关押的达3000万人，整死、自杀的超过50万人，远高于1966年7、8月红卫兵们的“红色恐怖”。进入这个阶段，那阶级斗争可就白热化了。揪这个斗那个,香这个臭那个,天天都有重大胜利；要暴力有暴力,要赌博有赌博,要秘闻有秘闻,要隐私有隐私,要高调有高调,要低级有低级,到处都有新闻；真真假假,哭哭笑笑,打打闹闹,疯疯癫癫,好不闹热。顺逆一句话,祸福一层纸。在军代表的领导下，生产财务这一摊，先斗老反革命，右派、臭老九，但对这类早已专政者也实在搞不出什么新名堂，便突然整起那些有历史的人来,科里老王、老袁被整了好久。谁也没有想到突然把武元西科长给揪了出来。他是党员科长，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不料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却让他交待历史问题，是偶然,还是误会,真让人大感意外。后来听他说，1945年在张北县一个日本人的专收羊毛皮革的洋行工作时，认识了一个女工叫许大姑子，为争风吃醋，打死一个警察就跑了，警察姓吴，不知名字。解放后从1952年三反五反审查开始查，每逢运动必查，查他在52年交待的这条吴警察的人命问题。近20年了，他也被作为内部控制使用对象卦着。1964年四清，在格尔木也把他整的够呛。所以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让他谈时，他就给自己扣了个“五毒俱全”的大帽孑。他说的五毒是家庭出身地主，所以是大地主；二是在日本洋行干过是大汉奸；三是解放初在部队当司务长时多吃多占是大贪污犯；四是在格尔木四清时给我定的大流氓；五是杀死吴警察的杀人犯。拿他自己下的结论就是五毒俱全，罪大恶极，罪该万死。他态度好，也老实交待，弄来弄去就是些老问题，军代表和造反派拿他也无可奈何，只好又把他卦起来。

归根结底，武元西的问题还是出在1952年的五反运动。三反和五反是分别在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分别同时进行而略有先后的两场政治运动。五反时他在解放军的一个连当司务长，说他有贪污。他说，要说多吃多占，开个小灶什么的实话有，但哪敢贪污。可有谁听，更没人相信。大凡政治运动搞的总是逼供信，打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实行大胆怀疑，有罪推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精神到人格到身体对人百般羞辱，使你尊严丧尽，精神崩溃。在假设求证的五反中，对武元西进行了小会挤，大会压，个人谈的残酷斗争。他被迫承认有贪污，贪污了战士伙食津贴，可还是无法过关。非要要他交待在张北的“汉奸”问题，说没有就打。不承认就往死里整，打得他几次想自杀而不能。他被关在部队礼堂的空台台上，想找个自杀用的东西也没有。他曾异想天开地吃演节目的化妆油彩自杀。不知吃了多少，搞的来满脸红红绿绿，恰似阎王殿出来的鬼王。死当然没有死成，倒把一早送饭的战士吓得够呛，以为出了鬼，把饭一丢就跑。自杀不成，他反而想开了。自杀还会留下个“畏罪”的恶名，死了以后会立即宣布你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使你死也死得卑污，跳进黄河洗不清。况且上自父母，旁及妻子兄弟姐妹，下及儿孙，都要受到株连。这就是在那个年代，许多自杀者临别之际还要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的根本原因。他们不是贪图生的留恋，而是害怕死后的卑污，害怕死了以后被羞辱。想以此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在ＺＧ奉行了几十年的这一套整人哲学的淫威之下，不要说老百姓了，连周恩来躺在手术床上，被推进手术室前也要大喊“我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这种世态好不令人可怕。打到后来，他一通百通地便来个大包大揽，来者不拒地一概应承。还胡说乱编地编出了许大姑子、吴警察的故事来，这难道不让人倍感心酸。就这样，一个洋行的打工仔成了杀人犯、大汉奸。十五、六岁就参军的人也成了大地主。……，可是到张北一查，又茫无头绪，便只好把他挂起来，在挡案里留下伏笔，这一笔就害了他大半生。

待到68年8月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传达后的一天晚上学习时，武元西要求发言。军代表允许后，他说：“学了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语录之后，我提高了认识。我要向毛主席请罪，我欺骗了他老人家，我过去交待的都是假的，我没有人命，没有许大姑子，没有吴警察。也不是贪污犯、大流氓。”此言一出，会场一派哗然。大家说他不老实，要翻案，而他则是笃定泰山，坦然处之。只说这件事压了他近20年，再不说就只有背到棺材里去了，为了子孙后代要说。尽管军代表声嘶力竭地努斥，积极分子们齐声协力的声讨，会场气氛紧张万分，因为何曾见过要翻案，还是翻杀人大案呵。在他是豁出去了，随便你们怎么样整，反正没有。军代表一看不行，只好宣布散会，说等查了再说。事后虽然又斗了几次，但面对铁了心的武科长，大家也实在斗不下去。
又过了一个多月，军代表突然在大会上宣布：武元西相信党的政策，敢于向组织说实话，他的确没有人命，他的问题业已澄清，……。我们事后问他，他才实话对我们说：“打出来的，屈打成招” ，“我是求死不得！我只想死！”。好可怕的运动，好可怕的现实。是谁把他屈打成招，是谁让他无中生有，是谁让他的冤枉背负了十六年，你想想看？
中国人讲轮回报应，六十年一个轮回。今年刚好六十年，对我们来说，需要回味的太多、太多！历史似乎总是一报还一报。这不是宿命论，而是一种自然。六十年前的政治虚假和政治作弊，延伸、祸及到今天。物极必反，这便是今天的腐败横行，今天的政力欺榨，今天的拜金主义，这难道不是对以前的始作俑者的一种讥讽。当然，代价仍然要老百姓来承担。

近来翻看资料，才知道在1952年2月8日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59岁的卢作孚自杀了，这位在抗战之初为政府、企业内迁重庆有过赫赫功劳，不知挽救了多少人命的民族资本家，却死在那个可怕的岁月。有人说卢作孚之死是对毛**发动五反运动的“死谏”，不亦悲乎。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5 17:50
作者：djuidjui　回复日期：2009-11-05　15:50:55
作者：cuiym2002　回复日期：2009-11-05　15:56:07
作者：江津哈儿　回复日期：2009-11-06　09:30:30
作者：百草风茂　回复日期：2009-11-05　22:38:13
作者：烂鼓　回复日期：2009-11-06　12: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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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诸位的关心，才有交流，才有前进。观点，大可不必强求一统，求同存异，留给历史。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6 18:26
作者：EFamer2007　回复日期：2009-11-06　20: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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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时间，请看看董时进1949年向m的进言："江南无地主"。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6 21:14
尕海五七干校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学校。
《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个基层单位开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也表现出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不信任态度。到了1968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也等待安置的让人挠头的问题。正在此时，黑龙江为安排精简干部和待审查不结论的人，在柳河搞了了”五七干校”。正个正合孤意的取动，被毛主席看上了，如获至宝般的下了一条“最高指示”，这个“新生事物”就被这条“最高指示”推广到了全国。

从全国看，干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又比牛棚的火药味略淡一些。与文革初期的群众性批斗相比，到干校相对是一种解脱，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虽然仍有批斗等进行，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数不再是急风骤雨式的了。能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已经属于候补被解放者或准被解放者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对那些转到干校来的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还有所改善 ──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甚至劳动强度也略小些。
1968年秋天，为了响应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德令哈农场也在尕海办了个“五七干校”。孕海“五七干校”是建在原七大队耕作队队部南一点那个地方，修了两排宿舍，一个食堂，一个伙房，划给了200亩地就开张。
去尕海“五七干校”的大多是总场机关的人，也有少数附近单位的。真是各色人等，门类齐全。但仍可大别为两类人：一是“文革”中被揪出来的“走资派”、靠边的小领导，如泽令沟的书记谭元培、供销科科长詹善后、李君毅、计划科科长姜宣猶、行政科科长徐远明、生产科长武元西；二是总有些说不明、道不白问题的一般干部、教师、科技人员。我也有辛添列其中。如时圣武、安国钧、黄其中、廖德修、杨华、陈彦昭、陈福祥、袁剑霓、刘惠英、王怀亚、吴元珍、郭开运、王立国、杨建中、李宝珊、程绍先等。五七干校是仿军队编制，我们_100多号人编了一个连三个排，指导员是李遂珍，连长是隋万福。为了加强领导，也有一些人是去管人的，如杨德润是排长，班长党金*等。
我们是十一月去的干校，在干校打过场、种过菜、放过水、浇过园，倒也没受过气，挨过整，平平淡谈地过着。可是，如果说你有历史，就不好过了。幸亏那时我们年纪还轻,随遇而安的能力强,很快就适应了干校的环境,。这时候“文革”似乎告一个段落，干校的人,来自各个单位,彼此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在田间劳动时，大家有说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个人的直觉来衡量另一个人的好坏，革命的警觉性没有了，政治身份意识也慢慢地淡薄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团和气，这哪像个专政国家的样子！看未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来一次”还真有必要，不然，这个国家就没有敌人了。我们在干校时，劳动时或劳动之余的消遣颇多。有时打赌吃糖，行政科科长徐远明(江苏人)说他能吃一斤上海产的花生牛奶糖，大家就和他打赌，以两个小时为限，他能吃完一斤花生糖(计72个)，钱由王怀亚和我们几个出，还再买一斤糖给他。如果吃不完，糖款自付之外，罚买二斤糖请大家。最终是徐科长只吃了50多个认输。大家玩得最多的画鸡爪爪。拿出白纸一张，在上面划出ｎ条交借之线条，一头写上数字和白吃、跑腿之类，折起来只露出另一头，任由参与者各选一线签名。打开后选1者出1元，2者出2元......余类推。跑腿者去买糖果之类。人数不论，有几人参与，画几条线即可。花钱不多，倒也其乐融融。

有一个人我还想数落几句。此公也是大学生，也毕业于五十年代。但业务水平实在是马尾串豆腐，提不起来。你让他来个实际的操作，他说眼不行。写点材料也不行。在干校和我在一个排，分在一起去给洋芋浇水，白天分不到水叫晚上去。他可好，傍黑出工他把田口一开，待水一进地，他就溜回宿舍大睡起来。待到我们发现，要灌水的地没有灌上，倒有好几块地都遭冲坏了。连里追究，拿他也无可奈何。他的事还真多，算了，不说也罢。
夏天吃渠里的水, 冬天我们只能吃坑里的冰水,也就是在院子里挖个大大的坑,把水渠里的水引进去,冬天就全冻成冰，我们都去坑里打冰化水吃。那冰水也真够脏，但大家还是得吃。
也正是在此时，许多人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自古以来，治人有多种多样的办法，管理干部也有多种多样的手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的“牛棚”现象，便是其中的一招。“牛棚”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非法律程序、非拘传形式，剥夺干部和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及人生自由的处所。“牛棚”经历使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身心伤痕累累，痛楚不已。因为是革命的名义，故中国的“五七干校”被喻为“红色牛棚”。我们在干校的日子一年多点，只经历了一个冬春夏秋。荒原上的晨昏寒暑，泥泞湿滑的田间小路，脸上的沙尘，衣上的汗渍，繁重的劳动，半军营式管理，交织着人们的忧与喜，苦与乐，彷徨与沉沦，荒唐与抗争，探索与期盼。多年后，有人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五七干校，这实在是个奇妙的地方。有的人想起它就感到无限温暖，有的人却提到它就气忿填膺。你说它不好，那时大家写了多少真心歌颂它的诗。你说它好，最后这些写诗的人却又竭力想办法要离开这里。不止今天出现这些矛盾思想，就在当时，又何尝不如此？”这话也许称得上是一种反思后的反思。1970年初春，干校解散，我被赶出总场，离开了八年，又回到试验站。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7 18:24
天蓝蓝的德农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7 21:59
防护林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7 22:27
通往总场场部路口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7 22:28
遥望场部后面的群山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7 22:30
作者：原本狮子　回复日期：2009-11-07　20:22:02
请教大家，我怎么把照片贴上来。有一些4年前去德农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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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你发了几张，青海的天真蓝。。。。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7 22:32
蚕豆田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8 09:07
这才是蚕豆田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8 09:11
狗日的户口
“狗日的户口”是借用2001年10月29日《新周刊》的一句话。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8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户口登记条例》。这部新立法建立了全面的户口管理制度，并且通过户口迁移许可、征兵和上学证明等一系列体制授予国家机构控制人口流动的更大权力。户籍制度设计不仅是为了进行人口统计和鉴别个人身份，而且是为了直接决定人口分布和为国家的其他重要目标服务。实际上，户口制度是国家用以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其职能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控制人口流动。所以有人说，没有户口制度，就没有工业化。时至今日，尽管经历了几次重大修改，但这一制度至今仍然保持了它原来的面目。尽管“新周刊”骂狗日的户口，己整整过了八年，可是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依然还在硬挺?利益需要它，政冶也需要它。看来，撼山易，撼户口难。
户口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愚昧、最野蛮的制度之一，。户口登记的二元体制强化了国家对城乡迁移的控制，由于要求任何人在进行城乡迁移时需要获得官方批准。它便使得人一生下来就被分为两等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如果你生为一个乡下人，就是个二等公民，将遭受种种的不公正待遇，是吧，就是这样。所以有人说：中国有两堵墙，一堵是万里长城，中国人为之感到骄傲、自豪。还有一堵墙就是“户口之墙”，相信大部分中国人都为之感到苦恼。
凡事只要一发生，就会被历史学家说成是必然的；凡事只要一存在，就会被社会学家说成是合理的。比如就有学者站出来，为户口存在的合理性陈列了一大堆理由，什么历史遗留啦，什么社会控制啦，什么盲流乱世啦，等等。本来嘛，人生天地间，谁也不比谁少点儿什么，凭什么就被你硬性地划分出城市的、乡村的，本地的、外地的? 凭你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怎么说。但对那些饱受户口问题煎熬的普通人来说，没什么事是必然的，更没什么事是合理的。本来只要乐意，我们本可以去到国内任何一座城市工作、生活，依法纳税，谈情说爱，生儿育女，可是却不行，因为要看户口。
我也曾经是户口制度的受害者。我是1962年和老伴结的婚，由于她家在新津农村，所以婚后她也没有办法迁到农场来。哪怕你是想从繁华的天府之国到荒凉的高寒之地，从内地到边疆也不行。你还是只有两地分居。结婚之后不行，即使是有了两个孩子也不行，你还是得享受分居之苦。你还得让她继续领着孩子在农村当向阳花，在公社那根长春藤上挣取一天只有两毛大钱的工分。
谁叫你出身在农村，出身为农民呢？西谚说，贵族一出生嘴里就含着一把银匙子。红楼梦里，贵人之流贾如宝玉一出生嘴里就含一块玉。那么北京人、上海人一出生就含着一张小纸片，那上边写着“北京户口、上海户口，附加城市增容费10万元”。这种小张片现在越弄越贵，有钱人都设法弄张国外的小纸片，所以大款和大腕儿们流行把孩子生到外国去。而农民一出生嘴里就含的是把锄头，天生锄地的料。中国的户口政策就是身份歧视，是世界上所有‘民主’的国家都不会采用的政策。毛老人家用户口作樊篱，划地为牢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圈在里面。卅年前，农民从一出生起就只能在这一、二十里范围内打转转，只能在大队的集体土地上讨生活。温饱由人，死生听命。你想在附近走亲访友，可以；逢场赶集，也可以。但你千万不能走远了，走远了，走出那生你养你的那一亩二分地，事儿就来了。要吃饭，拿粮票来；要住店，拿证明来；要坐车，拿路条来。你是农民，对不起了，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规规矩矩地呆在你那归根之地为好。要跑，跑出去你还是黑人，是盲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你跑到哪里，你又何曾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天可怜见的，老天也有开眼的一天。到了1970年夏天，农场突然大发慈悲，允许解决一部分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的家属户口。我有幸添列技术骨干之列，农场派出所给了我准迁证一张，同意我将爱人和娃娃们的户口迁到农场来。我如获至宝地赶紧将它挂了号寄回去，让家里赶快办妥拿来上户。这一赶快又近半年，才将户口之事办妥。从此，她们才一步登天，农转非地成了乡下的城里人。乖乖咙地咚，大饼大酱就大葱，团圆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09 15:48
回复：西南一隅
毛主席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
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必须要占有各种不同的资料，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然后才能比较、分析、鉴别。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就没有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比较是鉴别的基础，而占有各种不同的资料，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又是比较的基础；失去这个基础，就不会有正确的思想认识，也就永远不知真理为何物。
作为一个过来人，作为一个经历过两个朝代(民国和共和国)四代领导人的我，自然是往事历历在目，今昔冷暖人人自知。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这就是我的认识。今天的中国远非昔日，经济发展了，人民的主活改善了。要说有意见，那也是要求更完善，更美好而已。希望在今后政治更民主，分配更公平。
你问我那几年刘邓在干什么，我还真说不出多少，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们的一系列措施挽汪澜于未倒，把共和国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什么是三自一包，什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对邓大人我是佩服，他敢于承认执政党的过失，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纠枉而不过正，猫论等不是可以肯定的吗。邓小平的另一项重大历史功绩，便是彻底革除了基于家庭成分的“政治种姓”，由此而出现的人才解放，已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10 12:19
家，我在农场的家
1969年到1970年农场搞了一个尕海五七干校，机关大精简，我也被发配到干校一年。70年夏天农场给一批人的家属发了准迁证，我也幸列其中，这才赶紧把家属和两个儿子的户口从双河场转到农场，结婚八年了，在农场才有自己真正的家。
这两年爱人在双河场可受了不少苦，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还要去出工，其困难可想而知。农活她又干不好，重活又没力气，成分又不好，在双河场就只有受气受罪的份。我早就想把她娘仨接到农场来，但一直苦于拿不到准迁证。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户籍管理是实施专政的重要手段，农民只有劳动，只有为国家提供粮食，为工业积累资金的任务。农民是不允许不可能随随便便地离开自己的出生之地的。出门要证明，没有证明你就住不上旅店，买不上火车票；没有粮票你就吃不上饭；没有户口就是黑户，没有粮油，没有付食，没有布票，你就无法生活下去。小孩子无法读书，大了也找不到工作。即使是在农场，短时间尚可，长期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一拿到准迁证我们都很高兴，赶紧办好，好把她们接出来。为了表示自己决不回头，绝不再回农村的决心，我把双河场的房子也卖了，二间房300元，可怜呵。我在双河场的唯一的祖业，也被我这不肖子孙断送了。
我的家安在试验站，因为干校结束之后，大家又各奔西东。我是在外面转了八年，又回到试验站。试验站已经大变了，人也大多换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呵。技术人员也只剩下吕敬贤和我。王维钦、周翠华调赛什克，彭积明、段万芳调总场生产科和子弟中学，王成彬去了林业队。站领导也换成岳彩明、张培吉、王临堂、张海亮这些新人，教导员张培吉是江苏人，为人正直，让我的处境是有了明显的改善。
后棑右的门为我的家
但那时的家却实在可怜，环境不好，条件有限，只能将就。首先是住，开始住在小院子，一间半，小间只有一坑大。第二年搬到前院，两间房，土坑土台台，土灶加风箱；哪有什么家俱，有权的会捣的家里还有个箱箱柜柜，我家开始是什么也没有。吃饭的小桌还是大邑老乡付明海送的，一个小马扎就是我的“宝坐”，你说那时的条件有多差。好容易才拼凑点包装箱板板，让木匠马十二布打了个装面粉的箱箱，还有一块木板是坏的。到了文革后期的1973、1974年，老百姓也看穿了“革命”是怎么回事，逍遥了，国内开始刮起做家俱的风。风从北京、省城开始刮，渐渐地也刮到农场。场部的干部们先开始，那时时兴的是做个五斗橱，写字台。用钢管弄个床，弯个沙发。屁大个家，又能做什么？做了也无处可放，更何况又哪里去找木料。我这个小技术员还是没什么办法，见人家弄，也想弄，但又搞不来木料。直到风过了，大家都不做了，我也才做了沙发和床，还是钢管的。五斗柜都是离开农场以后才做成。其次是水，盆地吃水困难，农场夏天大渠是宗务隆山的融雪水，水质可以，水也还干净。冬春可就难了，冬天只能吃冰，干不干净岂不说，屋子里放上一堆冰，要提高室内温度就成了难事，所以外屋通常都此较冷。用水时还先要把冰化成水，又得费一番周折。到了春天，冰没有了，只能吃春天的融雪水，那个水非常不干净，枯枝烂叶，牛屎马粪，羊屎旦旦什么都有，又脏又浑，吃前必须要用白矾处理，沉淀掉脏东西后才能吃。春天通水几天之后，还得检修渠道，所以春三、四月常常断水。冰吃完了，渠水又下不来，只好到场部去拉井水来吃。用马车拉，也用手扶拖拉机拉过。第三是生炉子，那时过冬全靠烧煤炉取暖，如何把炉子烧旺就是一门生活的学问。我就烧不好炉子，烧不旺，家属从南方刚刚来更是不行，所以我们家老是不热和，晚上只有早早地砧被窝。农场通常都是烧旺尕秀的散煤，不先做成煤饼、煤砖就甭想烧，每到秋天家家都要操心着买煤和打煤砖。买的煤好不好烧，那是过碰的，碰运气。但打煤砖可就有讲究，加土的多少就有区别，加多了烧不旺，加少了也烧不好，一捅火，煤砖就会哗哗地淌下来。好在当时打煤砖的活，站上都派就业邦做打，也省了我的事，否则一无气力二无技术的我就犯难了。四是爱人刚到西北不会做饭，我是长期吃食堂没有做过，她是做不来面食。当时一个月一个人只供应3斤米，煮稀饭吃都不够，何况干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她只好学做馒头。发面老不过关，所以我和孩子就经常吃试验品，酸的、硬的、涩的都要吃，还不能扔了，因为是粮食，粮食是有定量的。好在时间不是太长，她也就学会了。再有就是面粉的质量不好，国家定的标准粉应该是七五粉，但我们经常都是吃农场自产的八五粉（100斤小麦出85斤面粉）。加之春小麦本身蛋白质的含量就比冬麦低2----3个百分点，如遇霜灾，那就只有吃粘牙，黢黑的面粉。这还是干部、工人和家属，犯人有时就搭配供应连肤面。
凡此种种，都为难了爱人，没出息的我也把她给拖累了，让她跟着我受罪。

家，我在农场的家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11 16:01

Gowest · 发表于 2023-12-4 21:15:56

我在劳改农场的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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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了。真的感谢！
cuiym2002朋支：段老师退休在陕西富平县养老，老二彭朋在中冶陕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工作。你还可以到百度贴吧；德令哈农场吧走走，里面绝大多数是你的同龄人，说不定还可以遇到同学。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12 17:46
农场生活点滴
我在农场是个准技术员，连个技术员也不是，技术14级(行政23级)，工资81.08元。本来大学毕业应该是13级，92元多，我因为右派问题被下一级。在当时，试验站的领导张培吉18级，岳彩明、王临堂、张海亮19级，我有时想，大家有时也议论，十多廿年不提级，怕我到退休也到不了20级呵。81元可是盆地的标准，在四川也就是40元多点。
一家五口（包括小三），八十多元钱，生活过的十分窘迫。农场当时的面粉是0.132元一斤，五个人的定量大约是110多斤，米10多斤，约需16----17元。猪肉0.72元一斤，每个月约10斤，要7元。如果轮到分给猪头、下水，需要3----5元钱，加上油盐煤电、蔬菜，每月至少得30好几。我一个月抽三条烟，海河、黄金叶之类的低挡烟，大约三角多钱一包，每月也得十三、四元。杂古七八的其它开支又要近20元，还不包括学费书费，看病吃药，人情往来。为了生活，家属还到处去打零工。最初是71年到尕海钢铁厂去给小高炉上料，几个家属一齐住在废厂房里，也挣不了什么钱，只干了二个月。后来又为公路道班房筛沙子，论方，就是太累。道班房还从试验站的家属里挑了几个邦助修路，从试验站背后到二大队后面的到大柴旦的茶茫公路。活苦、时间长、风沙大。碧仙那时刚三十多，成天穿个旧衣裤，头上围条咖啡色的围巾，看去比现在五、六十的老太太们还老、还土，真正是遭踏了青春年少。但为了生活，也只有这样。直到后来试验站成立了家属队，站上给划了一个条田，有十多亩地，家属们种上蔬菜、蚕豆、洋芋和小麦，蚕豆、蔬菜卖点，分点自家吃。每年还能分上200----300元钱和一点粮食和蔬菜，家里这才宽松多了。

穿，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也是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生活物资匮乏，纺织品供求矛盾突出。为了保证人民群众对纺织品的基本需要，1954年9月，国家开始对主要纺织品实行凭票供应制度。当时，根据南北气候不同、城镇大小差别，制定了不同的布票定量标准。比如北京市每人每年发放17尺3寸布票，刚够成人做一套制服；严寒的哈尔滨市，每人每年24尺布票，可做一套棉衣；而南方地区城镇每人每年只有7尺4寸布票。农村则更少。布票是购物的凭证，本身不含价值，不许买卖流通。直到 1983年12月１日起，全国范围内免收布票，次年仃止发布票，布票才退出人民的生活。布票制度的取消（布票的取消比粮票提前９年），标志着从禁锢到自由，揭开了一段新的历史。　从此老百姓不再为穿衣发愁了。80后、90后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布票”为何物。说起来，布票退出我们的生活已经近25年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关于刻板而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记忆，要凭布票和粮票来唤起了。

一年一个人只有８尺布是说什么也不够的，何况小孩子穿衣服特费，而且农场长冬短夏，冬衣又多，当然需要更多的衣布。布票是肯定不够，于是乎想什么办法的都有。周**把老羊皮做成光板皮衣给永宁、仲宁穿。农场当时用的化肥大多是泊来品，有美国的磷酸二铵、日本的尿素。日本尿素的外包装是白色尼龙布，很结实也很软，所以农场的干部都用它来做衣服(内衣)穿。但就是这种化肥包装袋也要过分，我记得分过两年，干部每家七、八个，就业家二、三个。可是尿素袋上面印的字却怎么也弄不掉。没办法，也只好将就。内地的农技干部也将日本尿素袋子做衣服穿，所以社会上流传说：”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甭打听，一定是农技站的干部”。这种衣服，本人实话穿过。如今改革开放30周年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布票已彻底消失。看着布票的悄然变化，和现在市场各式各样的时装，心里深深感受到时代的变化，感受到改革开放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

农场缺柴烧，弄柴的事更是难。那个年代哪有烧电烧气之说，烧天然气是听多没有听说过，电是试验站自己发，维持每天的照明都困难。冬天做饭可以在炉子上做，为了省钱，夏天就得另打主意。回忆起来，我们在农场烧过的“柴”可多了，有真正的柴，如卡巴柴、北山柏木、树枝丫，也烧过牛粪、骆驼粪。有的事还真不环保，破坏了柴达木脆弱的生态。祁连山园柏只生长在祁连山的3300—3800一线，高了低了都不长，长的十分十分慢，一人合围的要长几百年。柴达木荒漠上本来就缺少生命，唯有非常耐旱耐瘠的碱蓬、卡巴柴才能勉强生存，生长的就更慢更慢。上山打卡巴柴、捡骆驼粪都是很累很苦的事，早上五、六点上山，要到晚上六、七点才回得来。我十分羡慕老杨、老柴他们，能干、有气力，出去一天总能满载而归。我们就不行，累一天也只能弄不满一车。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全家总动员，上山捡骆驼粪，两个大孩子也一起去了。老大也有点力气，还可以邦助拉车、捡粪。老二只有十来岁，不得行，到了山上就喊累得很，只能留下他看车子。你想想，打柴拾粪的地方近4000米，空手走着都累，更何况干活。一家人累了一天还捡不满一车，但还是高兴。这就是当年的生活，有苦有乐，把苦当乐。全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就是快乐。真不知那十来年是怎么样过出来的。现在生活好了，可一家人分居异地，团聚一次都很困难，幸福又在哪里。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13 19:08
搞试验
七十年代，试验站改名叫农科所，工作还是两大摊：小麦育种和小麦栽培。吕敬贤主持春小麦育种，我搞栽培试验兼管蔬菜、林木。1976年，为照顾家庭，吕敬贤也调到生产科了，试验站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成了什么试验都要搞的“大拿“。”旁观者清“，人呵，总是自视太高。不在其位时总觉得自己如何如何，应该怎样怎样就可以把工作搞好，立马就能出成绩，见成效。一旦你真正地把担子挑起来，才知道远不是那回事，才知道自己的无知和幼稚。我大约主持试验站的技术工作五年，参加了省上的小麦育种和小麦丰产栽培协作组。在育种上还是一无所成，丰产栽培方面也无大的突破，春小麦高产田也就是怀头他拉的1400多斤，远低于香日德农场的2000多斤。我才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得行，只不过是年复一年的重复着大家都会做的琐碎事，诸如杂交、选择、春种秋收。
试验工作并不用我亲自动手，大量的工作都是由职工中的技术员“拐棍“完成，他们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又十分的负责任，所以各项试验任务才可能顺利进行。搞育种的阙吉显（浙江诸暨）、屠文华（江苏南通）、蔡茂轩（四川长寿）、顾杰（上海青浦）都是十年以上的育种技术人员，都可以独立主持工作，是试验站里较强的一批人。搞栽培试验的很弱，自从陈才芬刑满到怀头他拉后，栽培方面基本无人。我从二大队找来了刘思淼（安徽定远）才勉为其难的有一个搞栽培试验的人，其余的几个小青年，如李郿祥、迟秀珍、李修和、屈应东，大多有始无终，没有一个修成”正果”。王馨谷（江苏如皋）是个能人，打得一手好算盘，写一手好字。解放前在上海干过帐房、教过书、算过命，和三教九流都有往来，也参加过三青团，1955年以反革命罪判15年，后减为12年。原来在泽令沟，后来在硫磺矿。文革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之后，上海来了不少外调人员找他，了解一些人和一些事。可他远在千里之外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疏勒河边，找他可不方便。所以场部就把他调回来，安排在试验站，以备革命不时之需。只不过70年以后，外调的人不来了，他就留在试验站搞起了试验。屠文华、顾杰、阙吉显、刘思淼都是以反革命的罪名入狱的，共产党的”反革命”罪实在是一个罗织罪名的大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装。你是国民党的军政宪特人员，当然是”反革命”。你是抗日的青年军，那怕1946年退伍，你还是反革命。你参加过什么外围，你说过什么让领导们不高兴的话，做过领导们不顺眼的事，你也就可能当上”反革命”。拿上海的顾杰来说，解放前念高中，全班参加了个外围的外围，55年也挨起。刘思淼过去是个铁路巡警，从不干坏事，共产党过路他装没看见，国民党来了他也支持。解放后一直留在交通局，躲过了三灾八难，但到了58年还是成了”反革命”。在言谈中听他说起，全国人大的**大官他都送他过过路，这可是功劳。我们在78年就鼓励他上书，要求解决。也算他时来运转，申诉经一个亲戚上达后，给他平了反，又回到定远交通局。离开青海时，他曾到学校来看我，我们相谈甚欢。以后只听说他又结了婚，还听说他已故世。我和他们处的都不错，从不把他们看作反革命。记得是1978年我们还曾写打油诗唱和。
我写的是：运交华盖走天涯，荒原深处暂安家。
长夏无聊闲度日，也傍榆荫学种瓜。
王馨谷：有幸识君在天涯，九洲处处可安家。
情高志洁人共识，柳榆树下好品茶。
刘思淼：同种麦菽过生涯，农场虽好不是家。
有日还我清与白，迎君六安奉新茶。
阙吉显：有命无运到荒涯，漂泊流离难归家。
天怜吾辈同共事，何时还乡品越茶。
80年从后，试验工作由叶企杰管，人也风流云散。王馨谷、阙吉显、蔡茂轩回了老家，屠文华、顾杰在巴音河安家，而今除顾杰外，其它人均已作古，但在我的心里，却还不时的想起他们，忆及大家在一起共同工作的美好时光。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16 17:58
回复作者：江津哈儿　回复日期：2009-11-17　21: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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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你好，本已不打算再说什么，但有感于你的执着和诚意，只好再耒唠叨几句。
1、历史问题，还是让时间去说话吧。当一切都还不明不白的时候，又如何说得清楚。
2、辩论问题，定要心平气和。这一点，你就做得不错。尊重别人，才是尊重自己。
3、你的关于知识分子骨气问题的立论，是何等的好呵，你是知道其中的因果的。
话明人散。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18 08:37
打架
到了七十年代，犯人是一天一天的少了，就业人员是一天天的老了。为了解决劳力不足，先后又从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调了不少犯人来青海。德令哈农场也接受了一千多人，都放在直属的几个大队。与此同时，由于犯人减少，管教干部便相对地富余起来，所以也调了部分干部回内地。
可是这些新调来的犯人的绝大多数是刑事犯，年轻又好逸恶劳，还讲吃讲穿，远没有当年的反革命犯好管。所以这些犯人一来就闹出了好多事情，而有的事还非常地不好。。

首先是不好好劳动，出工不干活或干活就胡来。你安排平地，他可以不分高低的在一个地方乱挖一气，地不但越平越不平，还弄出许多大坑小坑；你安排除杂草，一开始不认识，他便草苗不分地乱扯。后来又偷懒，总干不好。这就辛苦了管生产的队长和生产员，你总是要跟在这些年轻犯的后面，检查纠正。
二是赌博。坐牢监嘛，当然难过，度日如年。为了消磨那冬天的漫漫长夜，新犯人便赌，有时午休时在工地上也悄悄地赌。用卜克牌赌苏哈、推牌九。从输烟输糖开始，发展到输衣服、输日用品等，什么都输，没有就打。把一个监狱弄得乌烟瘴气。队上虽查得严，但赌博还是时有发生。
在三、四大队还出过这样的事。几个北京犯勾在一起，装病不出工，在监里大打出手，凡不听他们的话，不跟着他们闹腾的都要挨打。号子里的食堂本来都是以中队为单位分开的，他们不管，看那个灶的饭好就去那个灶吃。有一次，他们嫌生活差，还在监狱里闹事，敲着洗脸盆、吃饭缸子大闹，还把做饭的给打了。做饭的惹不起，只有向干部汇报。干部急了，便弄起几个来整。不想几个刚刚当干部的小娃娃（都是本场子弟）不知轻重，整过头了。把一个给弄残了，……。结果、小Ｃ四个都遭了，被判了一年到一年半。这四个人中，我就认识两个，ＣＨ还在试验站学习过。
还有就是犯人打架。收工之后的监里，就是犯人自己管犯人。除冬训之外，管教们很少进去。1978年就发生过一起打群架的事情。这是一起北京犯人和上海犯人之间发生的大规模群殴事件。大约有几十名犯人卷入了这次打群架。起因还是缘于赌博。在平时的赌博中，北方的老输，心里气不过，就想找机会报复上海犯人。要真打，北京犯人少，还是得吃亏。所以这邦北京人先将铁铣把弄短，然后放在棉衣内带进监狱。而且事先明确分工，三个人为一“战斗”小组，两个人抓着对方一个人，第三个人就用短木棍敲小腿。果然，初一开打，上海方人多还占有优势。不久，对方的敲腿术便显出优势来了，敲倒一个往边上一丢，再去对付第二个。很快就把上海犯人打得鬼哭狼号，抱头鼠窜。其它犯人也在一旁敲起脸盆起哄。事发后，大队进去了十多个人，才控制住事态，将打架的犯人驱散开。事后检查，伤了十多个，最严重的两个是被打坏了小腿骨。肇事者自然跑不掉，加刑的加刑，禁闭的禁闭。
但从此之后，加之政策变化，内地人犯就很少往青海调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18 21:11
复诸位先生：
1、姚士彦是杭州人，不叫姚诗燕。后回了老家。1990年我和爱人曾到梅陇路去看过他。
2、吴鹏知道，但无交往。
3、samuelxiang先生，请告诉我，你贵姓。让我想想，看看想得起令尊不。
4、谢过各位对本贴的关心。我行将外出，告假。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1-19 08:45
作者：沙洲小草　回复日期：2009-12-01　19:45:34
朋友．你在＂盐碱地改良工作组＂一节中有部分内容与是事实不符．请你核实．给于更改

何处不符？请批评指正，以便更正。并先致谢。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2-27 12:19
各位朋友，久违了，特此致歉。
海南一行，对余身心颇有益处。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2-27 12:22
子弟学校、小孩读书

农场的子弟中学办得不错，学习抓得紧，孩子们的成绩都还过得去。在荒凉的柴达木能有这祥一所较好的学校，还是要得益于一批北京来的“右派“，这实在是他们不幸中的万幸。在命运播弄下，1958年他们从北京被发配到青海，进入人生低谷。但他们都不向命运低头，在农场子弟学校，在培养娃娃的新的工作岗位上，照祥发出自己的光和热。廉英、李英枫夫妇是校长，老师有王翔、李淑芝夫妇，石毓成、熊则坤夫妇。她们都是男的当了右派，女的也受株连，一齐被赶出北京到了德令哈。此外从北京来的还有缴济东、时克，吴夫作、牛玉芹、李君毅、邵山、黄定高等，尔后又有庞渔光、姚士彦等。他们都是功底甚好，学识渊博，悔人不倦的好老师，所以农场子弟中学在社会上小有名气。拿孩子们自己的话说，他们的学校是盆地第一。比如1977年恢复高考时，缴济东辅导了三个农场子弟的英语，这三个人就有两个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1978年廉英他们都平反回了北京。后来的变化是，廉英是公安部劳改工作干部学校校长，石毓成是公安大学教务处处长，王翔夫妇和熊则坤都在公安大学，时克是公安部办公厅主任。缴济东是公安部**研究所研究员，他结婚晚，夫人也是江苏人，1975年才有一个女儿。1982年我在保定参加果树栽培学教材讨论会后，曾在北京见过他和时克。李君毅回了铁道部，姚士彦回杭州、吴夫作回上海，以后都失去了联系。邵*是高干子弟，69年因父亲被打倒而到场教书。他的到来，也为学校带来一股新的年气息。我们曾有过接触，从他那里也看到了一些资料和禁书，比如当时有一些不公开发行的”黃皮书”如”落角”、”多雪的冬天”、”州委书记”、”我们还要什么？”、”古格拉群岛”等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的。
我的大的孩子都在子弟学校读书，由小学而初中，直到我们离开农场。他们名字中的“良“，均取意于吴良给我写信时的匿称。当时他们读书还是很苦很累的。试验站到学校约4公里多，每天有一趟马车接送，车小娃娃多，小孩常为坐车受人欺侮。老子无能，娃娃受罪。王家孩子多，张家孩子霸，领导的孩子没人敢欺侮，只有我家孩子小而又无势，所以常受大孩子欺压。好在他妈妈不怕事，常领着孩子找上门去理论一番，几次下来我们的娃娃也就少受气了。再有就是冬天坐马车，把孩子们冻的够呛，特别是冬天的早上，在零下30度的马车上受冻，那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可实在难熬。人家三大队、一大队有条件，给马车安装了车棚，娃娃们说人家坐的是轿车，羡慕的不得了，可惜试验站没有条件，还是让孩子们受冻。在这件事上倒也公平，干部子女，领导子女和就业子女都是享受同一待遇，同样受冻。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决定志向。在农场我是真切的体会到孟母三迁的内涵和深意。孩子们生活在农场，农场的环境，农场的生活无不时时刻刻的影响着他们，在他们的思想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由于小孩上学天天都要坐马车，所以马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最最理想的交通工具。三大队的马车有车蓬，坐着要暖和的多，更令学生们羡慕。我曾问过一个小学的孩子，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他说：“赶马车”。我吃惊的再问：“赶马车又干什么？”“拉**红”。我实在无话可说了，农场孩子的理想呵，好不叫人凄惶。孟母三迁。我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呢？由此我有了离开农场的打算。
学校离家远，孩子们读书时的吃饭又是一个问题。早上走得早，天还不亮，我们又怕冷贪睡，基本上都是叫志良两兄弟泡个馒头，就点咸菜过早。偶尔也会大发慈悲，让兄弟俩到食堂去叫唐永寿下两碗面，兄弟俩一听可以去吃面，常常会高兴的大叫吃面了。一碗面0.12元，都不舍得给娃娃吃，都要算，可见当年大家的日子过得多么艰难。中午饭也是从家里带去的馒头和菜，冬天教室里有火炉，还可以把馒头烤热了吃，夏天则就只有白开水啃冷馒头。所以，孩子们都知道生活的艰辛，都还知道用功读书。
说起烤馍馍，有一次老二烤馍馍时一个碳渣跪进棉裤了，上第三节课才发现棉裤里有火，又不敢说，疼得只是哭。老师发现后叫他哥把他送到职工医院，腿上都烧起了泡，说来也是造孽。
1979年老大初中毕业，他想上高中，也读得起走。可是家庭困难，我还是逼他去考中专。他不愿意也不行，还是只有上中专。他在巴音河读书时，家里条件也不行，学校管饭，一个月也只有几元钱零花。周末回来，才能改善一下生活，走时我们就炒点雪里红让他带去，他也高兴得很。那时家家都要腌上一些咸菜过冬，雪里红和盐白菜就是主要的品种。过冬的主菜是洋芋、白菜，在农场的好处是家里用不着挖菜窖，大白莱、洋芋和大葱、冻菠菜之类的，都是由站上派人统一保管，定期供应。试验站的两个温室都是由我管，冬天加温后还可以生产韭菜、小青菜、芹菜之类的。管种菜和菜窖的是王仁智，管温室的王效顺，都是山东人，种菜都有一手。苗圃还有十多亩菜地，管菜地的曾达是四川潼南人，人老实，菜也种得好。苗圃有一两间小土房，里屋睡人，曾达也还爱干净，我一个人常常到苗圃去，清清净净的看书想事。有时季振术、叶企杰也来，大家就天南海北的摆摆龙门阵，也就过了一天。青春就这样消磨在这荒原上。在劳改农场，干部的日子好过，早上动动嘴把工作一安排就没有事了，想去就到地里转转，不想下地就爱干啥干啥去了。我这个技术员也逍遥，手下还有几个拐棍，我只管大的试验设计安排、生产计划。具体实施操作，自有顾杰、刘思淼、王仁智他们去完成。当然资料的记载与分析，工作总结必须自家去做。一有空闲，我要么到苗圃逍遥，要么干脆到场部找陈参根将上一军。人同命运却异，说来也真惭愧，光阴虚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2-27 13:18
姚士彦
1975年是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释放在押战犯，当时周恩来指示，清理全国的监狱，把国民党县团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释放。要求将准备释放人员就地集中，组织学习，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总结个人改造收获，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宣布给予公民权，发给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和省、市、自治区公安局的释放证；……给释放人员每人发一套布棉衣、一套内衣、一套被褥和帽子、鞋袜、一百元零用费，并发还为他们保管的财物； 1978年冬天，中央又有了政策，在押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县团级以上的一律释放。能工作的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按现职正科级干部退休安置。姚士彦就是在1975年特赦的。姚士彦是在1955年的肃反中抓起来的，当时在华东财经学院教书，以反革命罪判**年，1958年到青海。曾在一大反队服刑并就业，直到七五年特赦。
我在德令哈农场曾见过不少低级（县团级）的特赦人员，如庞渔光、姚士彦、阎华、段霖、郭养元等，多少了解一点他们的生活状态。至于将级的，农场只有一个，是原中央气象台的台长，听说还是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总统严家淦的同学。

庞渔光就安排在试验站，他是杭州人，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头，身材偏瘦，一脸忠厚像，文绉绉的，行动倒还利落。他告诉我，他曾经是杭州**经济报的主编，按国民党县团级特赦，在试验站管管报刊资料和阅览室。后来还找了个四川盐亭的女人结婚。当时那些县团级人员年龄多在五六十岁开外，经过二十多年的劳动改造和就业生涯，都已老态龙钟，憔悴不堪。那时的姚士彦虽已过六十，但他却是个例外。我认识姚士彦就是通过他和王馨谷的介绍。那时的他已调到农场子弟中学当老师，确有一付尊者的气派。他中等身材，面貌清庾，说话不快不慢，清楚而富有感染力。给人以高洁儒雅，精明干练的印象。他写得一手好字，本打算求他一幅字，只因当时的条件实在太差，好笔好墨不说，连可以挥毫的好纸也难找，更不要说宣纸了，所以到分手也未能如愿。
在劳改队里，臭老九经常处于弱势的被岐视地位，常被定为批斗的靶子。因为老九都有点酸臭迂腐，书呆子气十足，不会搞阴谋诡计，自然“君子可欺之以方”！知识分子门前，也总是是非多多。姚士彦虽累受折磨，但仍不失其文人的本色。我不知道如何给“文化人”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我只是认识了姚士彦之后，才有一个印象，才明白文化人应该具有怎样的气质和格调。文化是人世间的一条涓涓清流，从古而今，源远流长，总是源源不绝地不息的流淌着。一个诗人，如果骨子里缺少真纯的气韵，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诗人。一个学者，如果缺少内在的品格，也难以成为文化名流，徒具虚名而已。而他即使到了囚犯中，仍然有着一种鹤立鸡群的姿态。
姚士彦年轻时，也是颇有见地和能力的。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2-30 08:40
。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鲁迅先生在上海溘然长逝。到出丧前一天（１０月２１日）下午四时，沈钧儒发现覆盖灵柩用的绸幛和出丧的乐队还没有准备好，便嘱咐当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的姚士彦马上去办理，务必于第二天上午九时前办好。沈钧儒对他说：“绸幛应该怎样，乐队应该怎样，原都应由治丧委员会决定，现在来不及了，你一定去办好。”
２３岁的青年干事姚士彦，劲头十足，虑事却并不周到。领命之后，倒有些为难了，鲁迅先生这样伟大的人物，该用怎样的绸幛覆盖灵枢呢？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显然不是鲁迅先生所乐意的；用斧头镰刀的标志，也觉不妥；用蓝绸嵌上一个金色大奠字，太一般化了……反复思考，决定用大幅白绸，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黑色大字。于是，他立马就去汉口路申报馆隔壁一家礼品局赶制。那一带是当时上海礼品局集中之处。这一家是“职救”理事周肇基先生的亲戚开设的，周在店内有一小写字间，老板、伙计都同情抗日救国运动，与姚士彦较熟。姚士彦说明来意后，这家礼品局连夜做成由黑丝绒绣制的４０厘米见方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缀在大幅白绸上，庄严得体而有新意。绸幛送去，沈钧儒看了“民族魂”三字，认为非常恰当，其他治丧委员们也都认为很合适。出丧时，就覆盖在鲁迅先生的灵柩上。是日下午，参加鲁迅先生葬仪的送葬队伍，从徐家汇一直排到万国公墓。到墓地时，已经是人山人海。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等先生立在高台上。蔡元培、宋庆龄先生致悼辞后，沈钧儒先生讲话。
这时，巴金等１２位文化界名人抬了鲁迅先生的灵柩放入墓穴，“民族魂”绸幛的白底黑字庄严肃穆，在灰淡的云彩下显出一种特殊的悲壮气氛。当时，上海各界不顾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有两万多人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葬礼，人们为失去这样一位“民族魂”而悲痛。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2-30 08:42
抗战时王造时自己作《前方日报》社长，先后聘请过姚士彦、王泅原、陈楚、冯英子、唐戌中、熊剑英等做总编辑。
1947他是民治新专教授，同事中有盛叙功，笪移今、姚士彦、姚蓬子、詹文浒等等。说起姚蓬子可能知之者不多，但一提到姚文元，凡经历过文革之人都知道他，而他正是姚蓬子的儿子。
1950起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是1951年上海财经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之一。
退休后他回到老家杭州，1990年我和爱人曾到梅陇路看过他。
我知道他最后的情况是： 1999年5月中旬，有人在杭州拜访了曹聚仁的另一位生前友好姚士彦先生。姚老年近九旬，曾任《前线日报》总编辑，现为浙江文史研究馆馆员，正重病卧床，见到笔者为研究曹聚仁去访问他，很感欣慰。姚老满怀深情地对笔者说：“我于1938年在江西吉安与曹聚仁先生结识，1945-1949年又在江西、上海《前线日报》共事，我始终把曹先生尊为师辈，十分敬重。但曹先生平易近人，从不以师长自恃。他在上海诚明文学院，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讲过课，都是我硬拉他来助任的。台湾马树礼先生，与曹聚仁先生也相交甚厚，但也认为曹是一个‘思想复杂’的谜样人物。上海解放前夕，马曾设想将《前线日报》从上海迁台北或香港出版，安排曹与我在那里任总编辑及总经理，由‘军统理论家’胡秋原、钱纳水等人组成‘评论委员会’。曹与我都留在大陆，没有去台湾，马树礼的设想未能实现。”
说来令人嘘希，王馨谷、庞渔光均已作古矣。
附1：姚士彦部分著作
报业生涯散记；陷京三月记；怀念“三毛之父”张乐平；姚士彦; 王造时在江西办《前方日报》；联合国一年；中美贷款及其他》，
革命（红色）文献；祝贺《世纪》杂志创刊二周年等。
附2： 1951年上海财经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孙冶方、姚耐、褚葆一、褚凤仪、许本怡、雍文远、郭景涛、孙怀仁、邹依仁、关可贵、罗虔英、王作求、袁孟超、姚士彦、张有年、凌舒谟、顾七赋、刘继章、罗仲书、陈继平、龚维新。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2-30 08:54
发贴难，难发贴。所以才一段段地发，以便剔除不和谐的字、词。
抱歉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09-12-30 08:58
一生的朋友
那么多清风，那么多明月，
我们都拥有过；
那么多辛酸，那么多快乐，
我们都经历过。
少年的轻狂，是彼此的承诺；
残年的相知，是真情的延续；
……
时光的足步是如此匆匆，转眼间，我们熟悉的生活便已消失。我们只能扪心自问，健康的身体是几时开始衰老？我的朋友她又为何离我而去？想想过去，生活中有甜蜜，也有苦涩，这里让我记下一些片段的回忆。
刘良是我一生的朋友吗？我不敢说是，也不愿意说不。因为在近半个世纪的断断续续交往中，若即若离，时远时近，只有她的心才真正知道她对我的态度。而她在我的心里，却是我永远的朋友。

我和她相识于1957年初春的小雨之中。北碚的三月，乍暖还寒，桃花含苞待开放，柳丝在雨中似摇没晃地垂着，有气无力，就连那常见的小麻雀也躲在屋檐下，吱喳声也少了。那似有若无的春雨，把一切变得那么迷茫。看山间林密处墨绿，林疏处碧绿，错错落落，分不清是细雨还是浓雾。这雨把这一层层一片片的绿色断开，她就身穿淡绿小衫在这春雨中慢慢走来。
我们在去北碚的路上相遇，她单薄瘦弱的身姿，她那凄美迷离的眼神让我心动。她那犹如水做的身姿，纤细苗条，有一种令男人着迷的骨感美。她的肌肤似乎格外地细腻白晰，似有万般风情。携着一缕缕的清香在雨里飘逸，在我的主动下，我们相好了。刘的肤白肌美，容貌秀丽端庄。她的美，得益于湿润的气候和水气的滋润，自然有一种纯净之气，看上去特别的灵慧，秀丽。更由于她的温婉，痴情、可人和知情达理，真正地把我的心掳去了。正当我们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晨昏午后，相伴携手之时。没有想到的是反右斗争，惊醒了我们的好梦。她在疼苦地思虑之后，终于屈从于父母亲的安排，回到梓潼嫁给***。寒假临别前，她只是依偎着我，默然地无语哽噎。她深情的眼眸，充满淡淡地清愁。我的处境让她十分难处，而我也实在不愿她为我受累，只有黯然地劝她远我而去。她离校时我们没有再见上面，我只收到她的一个纸条：“梓潼**路10号”。
分手以后，我没有她的一点消息，她也再没有回到学校。只是对她的深深地思念折磨着我。我曾写过：“我是一个无才的人，她不过是望着那随流水飘泊的落花而怜惜阳春的消逝吧了，怎么能对她有更多期求呢？……，烦恼又有什么用，我如果这么落魄下去，沉沦下去，在这个尘世里怕是没有再见到她的机会了。把她忘掉吗？我的一点相思将象行云似的消失在空中，这又怎么才能做到。……“。1961年处境略有好转，我才鼓起勇气给她写了一封信。信寄出之后，有如石沉大海，久久没有回音。正当我早已绝望，不再有任何幻想之时，实然接到她发到正通顺街的电报：“北河乘车，梓等。”我立即动身北上，但在绵阳北河（涪江）边我却傻了眼，因为北河边根本无车可搭。要去梓潼只有车站每天才有两班车，可还得走几里地赶回城里，票有没有还是一个问号。好在我搭上了一个军用货车，那怕只能在车厢里。11月站在货车的车厢里赶路，寒风朴面，好一个冷字了得。但为了早点看见刘良，也是顾不得了。
命运捉弄人，当我赶到她家时，她母亲说：“等了几天，她刚刚才回**去了。”我听说走的时间不长，而且还是走路，就决定赶紧去追。她妈妈给找了辆自行车，问清方向我就出北门向那个方向追去。好在她走的不快，追出北门不到五里就把她追上了。她听见我的喊叫声，回头看见是我，也转身向我跑来，我把自行车往路边一丢，迎上去把她抱在怀里，正是”执手相看泪眼，唯无语哽噎。”看到相爱过的人含泪的双眸，我也不禁潜然泪下。可惜‘云英’已嫁，故人已非故人了。
回到城里，找了个小的旅馆住下。我在梓潼住了三天，三天里我们叙说着分开后的前情往事，介绍了各自的现况和婚姻。她19**年春节和***结婚，后考入**专科，三年，今年毕业后分回梓潼。由于*在区上工作，为照顾家庭关系，她的家安在下面，工作也就在区上。他对她好，但在她却是一般般，因为共同的语言太少，所以她过的并不愉快。她也想要改变，但在我们那一代人又谈何容易，囿于礼教，囿于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和对父母亲的孝，她还是违心地和他继续相处下去。只在临别前，她失态了，朴在我怀里放声大哭，不舍得我离去。“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隆冬时节。”
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发乎情，止于礼，毫无越轨之处。我们决心以兄妹相处，想把我们的友情长此地维持下去。所以她给大儿子取名健华，健华者见华也，文革才改为**松”。我见事已无可挽回，这才结婚。
从1961年到1971年，我们虽然相隔万里关山，但音书不断，整整地交往了十年。在这期间，我们也曾见过儿次，70年我举家迁徙到青海时，她本拟到成都送送我，可是实在不好请假，我们一家子也曾到梓潼话别。此后的书信才慢慢地稀少，可也一直有联系。
生活对她也太不公平了。几年来的经历和变化，让她身心疲备，容颜憔悴。只在她的信里她才谈及一些心里话：“十年相会在绵阳，更增加了我对你的爱。……。十年前我曾经爱过你，后来由于家里的安排离开了你。”“我的身体给了他，我的心给了你。你活在我的心里，直到永远永远。”在信里我们甚么多说，说文革运动，说生活，说家里的人的事。各自都有自己的家庭、子女和责任，都认命了。我们都知道各自都在感情的漩涡挣扎，但是理智和道德还是占了上风，我们不愿在生活中沉沦，我们决心还是以同学、朋友的关系相处。至于今后，我们都不知道。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在对她的感情上，我只能为她作想，我爱她但又绝不能伤害她，影响她的家庭。我也知道她并不爱他，家庭生活也不幸福，但我又能怎样，所以我常常感到绝望和无助。生活对她也太不公平了。“为了我们能永久的好下学，我们这样纯洁的相处是对的。虽然我的心里说不出来的爱你，但我们今生今世命定只能以兄妹的关系相处下去了，…….。”永久，什么是永久呢？不知道。只是怀着难言的思念，处理好生活。1970年她说：“我早已向你定了，永远爱你，心早交给你了。……。我们今后都有各自的家，但心里都互相爱着，就这样过完我们的一生，好吧”。这就是她的心，她对我的真情表白，我们的爱是那么的干净真诚。她是一个温婉而且十分孝顺的人，因为孝顺，她屈从于父母亲的安排嫁给了***，过着并不如意的生活；我在五七年成“右派”后，善良的她并没有弃我而去，对我一直很好。迫于社会的压力，囿于政治的桎梏，不能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婚，这该是多么疼苦的事情。嫁给了*，心里却是另有一人，在她又该是何等地难受。我爱她，就是爱她对我的宽恕，爱她对我的关怀和体谅。在世人都弃我而去，甚至给我以歧视、打击、中伤的时候，只有她还视我为知己。理解我的处境，给我以真心的爱，让我在绝望中得到一点点安慰。我怎能不爱她？我爱她的善良，我爱她的万种柔情，我爱她的太多美好，
相恋一场，最后只能把一切藏在心底最深的角落，我只能默默的伤感，带着诸多的无奈为她祝福。所以我写：
十年十年未听红颜语，只闻清风石上弦。
梧桐叶展初相识，桔子红时惊变天。
天欲断情人不断，书柬连连二十年。
孤灯照雨人难寐，夜来旧梦见家山
七十：七十检点生平事，老来唯觉酒多情。
泉忆曾游数帆处，桥怜再度北归人。
风浪惊弦频破梦，时运欺人雨打萍。
且喜秀娘怜汉士，鱼书频频出剑门。
古稀：年近古稀人己老，痴心不改华年情。
栀子楼前花解语，红石村头石可人。
落叶涪江人何在，寒云秋山树几层。
刘良怜才来有信，一生还忆翠云城。
梦：十年病身等闲过，秀娘含笑入梦来。
薄臂轻纱华年在，素面微嗔笑靥开。
把手轻言眼欲泪，并肩细语声亦哀。
新雨惊眠醒宿鸟，小窗轩外旧池台。
此后虽仍偶有书信往还，却是淡了。人生无常啊，男女之间，有多少欢娱，就会有多少残酷。过去的日子，蒲公英一样飞逝了，我的生命己被我浪费得所剩无几。我知道岁岁年年，还会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黄花少女终将变老，而所有的山盟海誓和浪漫倜傥，亦终必成空。世间的种种呵，原本可遇而不可求。有多少欢笑? 有多少泪水? 有多少心酸? 有多少回忆?。遥远的潼河，我已经永失我爱，再不会停泊着从前的爱情之船了。我的灵魂在长夜中哭泣，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一知己，往事最难回味。真的，好梦难寻、愁人断肠，云烟渺渺路茫茫呵。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01 09:47
多谢各位！新年好啊！
给红细胞的肚脐送上祝福！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01 20:33
魏燮中
有些人相处多年，未见得一定给人留下很深印象，有些人接触并不很多，却又难以忘却。魏燮中于我，便属后一类人。人与人的缘分很难说清楚。你一生中会遇见谁，会结交谁，你并不知道，当你走过你的人生之路回头望时，你会感觉都是命运决定好的，所以古人说“百年修得同船渡”。
说起魏燮中，真让人感到感受历史的不公，历史的无奈。魏燮中，南京人，受其在南京农学院（前身是金陵农业大学）任校的伯父影响，从小就热爱农学，于1953年考入南京农学院。1957年即将毕业之时，适逢大鸣大放。出于热忱，出于爱党，他也鸣而放之，提了几条小小不然的意见。没想到，就那几条小小不然的意见，竟然惹下滔天大祸，被划为‘右派’，廿多年不得翻身。当了老右，自免不了挨批斗。但对于铁骨铮铮的他，他可不吃这一套。
他一不承认自已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不承认是‘右派’；二不接受批判，来而有往，常弄得会也开不下去。‘左派’对他恨之入骨，可他也实在无严重得不得了的大问题。学校便宣布对他实行劳动教养。他还是一不服气；二不认输。凭着年青人的血性，他决定跑。离开南京后，他取到云南，准备到缅甸到国外去。他人生地不熟地只凭心气往外闯，又如何能够出得去呵？还没到边界线就给抓了回来。这下可倒大霉了，两罪并发，依反革命罪和叛国罪并处二十年。于1958年底随大批人犯调动到了青海，先是在诺木洪农场，1975年才调整到德令哈农场来。劳教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是没有正规的法律程序的，不需经过政法部门审判，单位申请，区（县）一级政法部门批准即可。所以单位领导就有权将你送去劳动教养。凡在单位上调皮倒蛋的，爱提意见的，或胆敢跟头头“对”着干的，你可小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罪名，诸如对**不满、无正当职业、不服从分配之类的落到你的头上，把你送去劳教；第二，劳改有期，劳教无期。这就是我们的劳教政策。
我认识魏燮中是在1975年。当时，试验站急需技术人员，我已经记不起来是谁向我推介的他。我便到工程大队去找他，想让他到试验站来搞农业试验。在我想来，到试验站来，一算归队，回来搞自己的专业；二不用干体力活，总归是好事。没想到他却一口回绝了我。他告诉我，他确实想到试验站来，但试验站离总场三、四公里，小孩上学太不方便，等再过两年，小孩子大一点再说。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多么好的父亲。
那时候，他在工程大队干细木活，专打家具。他让我看了他打的五斗橱，活细而有型，确实不错。后来我才知道，魏燮中真是一个聪明能干，悟性高而动手能力极强的人。是一个知识面宽，基本功底扎实的人才。他虽历尽坎坷而从不气馁，反而是干一行，精一行，爱一行。乍一到青海诺木洪，就历经了三年（1959----1961）饿死人的大灾难。那几年犯人是成批量的生病和死亡，监狱中的犯医实在不足。出于同情，出于同病相怜，他自告奋勇地去当护理，成天跟着医生，和病人、死人打交道。医生有感于他的吃苦和勤奋，又见他肯学，便教他处理一些小病小疼的事，他可好，一学便会，确实是给政府邦了忙。1962年大队上把他的表现总结上报，给减了三年刑期。尔后，他又给大队提交了不少改进生产技术的合理化建议，所以他的刑期是一减再减，先后三次减去八年人，只剩下十二年。
文革，那是人类史上最可怕的疯狂时代！大家走火入魔似的进入了某种疯狂的政治信仰。上帝制造人类时同时赋予了人类以自我约束，即道德良心，可是，文化大革命，人们普遍丧失了理智，善与美在那个时代，早已破去。待到时过境迁，叱咤风云的一代社会宠儿在变幻没定的政冶斗争中失去了利用价值，失宠了。他们由此而产生了深重的幻灭感和挫折感，从造反派变为逍遥派。1971年九. 一三事变之后，理智的人更加清醒，大多不再理会革命而关心自己，关心生活。于是一股做家具的风也渐行渐旺，由北京上海而省诚城，由城里也刮到了农场。沙发替代硬板凳，立柜代替箱式柜，写字台代替两屉桌......，家中有多少多少条腿，逐步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魏燮中也跟风而动，学木匠，当木工了。到德令哈时，他已成为细木工，而且是制作捷克式家具的顶尖高手。他的手艺比一些老木工还漂亮，线条简洁，轮廓分明。
右派改正之后，他回到南京农大。可为了回到教学岗位，他也曾冲破不小的阻力。先是有人拿英语卡他，要他在办公室立马勫译一篇专业文献，文虽不长，但对久疏的人来说，难度还是有的。好在他外文功底扎实，冷静下来慢慢对付，还算过了关。接下來，还是没上成课，而是去给全囯赫赫有名的小麦育种家吴兆苏当助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跟着吴老先生，他可得益不少，既增长了学识，也提高了业务水平，出了不少成果。这才顺顺利利地走上教学一线。职称也由讲师而付教授，而教授。
由此可见，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故尔他是让我十分钦佩的人。
附：魏燮中著述
选择育种
三个生态区小麦株型的比较分析
小麦株型结构分析与产量育种咨询系统（吴兆苏魏燮中）
长江下游小麦品种产量潜力的遗传分析和新品种的选育（吴兆苏俞世蓉谢福祥魏燮中）
我国古农书关于禾谷类作物株型及其生态表现的记载
（吴兆苏，魏燮中）
长江下游地区小麦品种更替中产量及有关性状的演变与发展方向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04 09:39
南凡、加代一
七十年代中期起，青海的春小麦育种工作兴起了加代热。开始时往海南岛，但海南台风多，就又改往云南元谋。我们是1977年开始的，也是到元谋，省农科院在元谋棉作站，我们在沙地村。从1977年到1980年去了四年，我调走之后也就中止了，不了了之，连好多没备也都留那里。
南凡加代的意图是想利用南方的气候条件，在冬天再种一季，把一年当两年用，以加快育种进程，提前选出新品种。这个方法用在杂交育种上看是可行，因为杂交育种从第二代分离开始，要经过五、六代的选择培育才有可能育成一个性状稳定的新品种。但是，加代的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是无法控制的，所以选择的效果必然会打折扣。
那几年，我们参加青海春小麦育种协作组，省上给有4、5万元的经费，除完成小麦区域试验，品种比较和品种鍳定花点钱外，搞南凡的钱还是有的。南凡对我的好处是可以回老家，可以到昆明玩玩。我在参加南凡的三年里都去了元谋，也都去了昆明，两年回了老家。1979年元月我还干脆约张自栋、刘长瑞一齐到重庆西南农学院找学校平反。因为当时公安部已开始给右派平反。
农场的南凡是和海西州农科所合作进行，他们由陈宝是负责，秦书广长往；农场的南凡工作的实际操作人是顾杰，他每年都长往沙地，负责种和管理，我要到春节麦收前才去“把关”选择。跟他去过的小青年有李郿祥、屈应东、张爱蓉。李郿祥后回老家湖南，屈应东改行会计，也回河南了。可惜的是张爱蓉在八十年代就死于心脏病，太可惜了。
南凡期间的几件事，倒是可以在这里记下来。
先说元谋，这实在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元谋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在攀枝花之南，属亚热带气候，夏天最高35.5度，冬季最低11.4度。旱季雨季分明，每年10月到次年4月为旱季，产双季稻，冬季也能生产甘蔗、西红柿、辣椒，是祖国的一座天然大温室。可惜囿于当时的政策和国家状况，长期的以农养工，以粮为纲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限制和束缚着经济发展。到了文革，更是“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民不聊生，温保尚岂不保，又哪里还想到发展其它作物。只有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元谋的天然气候资源才得到充分利用，才成为冬季鲜菜的主要供应基地。春节前后，西红柿、辣椒、豆角、茄子、青豌豆等新鲜细菜就源源不断的运往全国各地，供应市场。这就歨是政策的威力。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07 08:55

南凡之二
元谋当时的经济十分落后，但纯朴的民风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元谋县城很小、没有漂亮的大街，没有高大的楼房，只有一个小小的广场和五、六条街，元谋宾馆的二馆小楼就算是最好的。平时县城街上的人不多，居民家散养的猪就可以随意的在县的大街上闲晃，大家也都觅见怪不怪了。所以街道上很赃。只有赶街的日子，才满街都是人，连山上的瑶族山民也都盛妆下山，银饰满头，别是一种风光。莱是不多，自产自销。甘蔗论斤卖，这和四川论根是不一样的。鸡蛋用稻草捆成一串，论串卖。具体多少钱一串是不记得了，反正不贵。全是小饭馆，土碗、筷子用竹筒劈开，稍刮一刮，两头是一般的粗。没有酱油、醋之类的调料，桌子上放上点盐管调味。菜蔬多为应时鲜菜，鸡蛋，不逢场连肉也没得吃。电影院就在小广场，平时只晚上放一场，节假日才有午场电影。
由于气候炎热，医疗卫生条件不好，农村人的寿命不高。在沙地村就很有几个眼睛瞎了的老大娘，但她们的年龄并不大，也就是40----50岁。超过50岁的男子基本没有，据说解放前男人连40都难活过，原因就是气候太热和医疗条件太差，解放后好了一点，但也就多活十年、八年。女人的寿命要高一些，可是眼睛又不好。改革开放30年了，现在应该好一点了吧。由于气候和习惯，农民是一日两餐，早上早早下地，要10点才回家吃早饭，饭后就不下地了，要在家休息到4、5点，吃了晚饭才又出去干活。他们平常是吃不上肉的，每年春节前家家才杀猪过年。吃年猪肉也和其它地方不一样，是集中大吃几天，都是炒，用大盆盛上吃。79年春节，我正好在沙地过年，村长杀年猪请客，我有幸被邀参加，真有点梁山好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架势。
元谋的旱季，灰尘很大，到处都是灰蒙蒙的，太阳照的人发懒，什么都不想干。元谋到处都是仙人掌、桉树，还有一些在四川基本上看不见的树，如酸角、木瓜。特别是到了春天，高大的木棉树开满了红花，很是好看。离城10公里，离火车站2公里有一个温泉，村子就叫温泉汤村。村里有一个温泉，含硫化物，可以治皮肤病。我们在那里时，村里已将温泉修成一个的5---6个平方的露天水塘，可以同时容纳十来个人洗浴。埋一根大碗口粗的铸铁管下去，温泉水就泊泊地从管中流出来，可以冒约1公尺高，日以继夜地流淌着。来这里洗温泉的主要是本村本地的，外来人不多，也不要钱。但对外面去的人最大的不方便就是没有地方换衣服，男的还可以找个树后，竹林就换了。女的可就不方便了，那年陈宝是也要去凑热闹，去了为了换衣服可费了老鼻子劲。还有一个吴**（想不起名字了），湟源人，他去了，却怎么也不脱衣服，只围着池子转。当地民风纯朴、本地人可不再乎，中年妇女往往上身赤裸，年轻的穿一个大背心就在温汤里泡，有的还干脆在池子里洗衣裳。各行其是，各得其乐。元谋冬天不冷，春节也可以去泡温泉，南凡那几年，我是年年春节去，年年都要去泡温泉。
1978年春节去元谋，还遇到小偷，这事倒也有意思，也说明了山区，少数民族的行窃人也是笨。那次是我和海西洲农科所的王咸福一路去元谋，他是山东人，计划在元谋呆上一个星期，就要赶回老家去过春节。我们是下午快六点到县招待所住下的，只有4人间，我们两人就要了个4人间，还叮嘱服务员不要再安排其它人。在街上吃了晚饭，又看一场电影。九点过回到房间一看，我们都傻眼了，我们的两个大提包都不见了。原来，新上班的服务员又向我们的房间里安了一个人，那人到房里一看，见有两个包，就来了个拎包走人。我的包里倒不值钱，几件换洗衣服，几包红芙蓉香烟和一些资料，钱也不多。王咸福可就惨了，包里有800元现金，一块上海表，两件新毛衣和其它衣服。当时工资只有几十元，800块可不是个小数。我们赶紧找服务员反映，她也说不清，只说看名字像一个彝胞，黑黑的。唯一有印象的是，足上穿的一双解放鞋，锈红色。找派出所报案吧，人家早已下班，叫明天早上再来。那时的公安，人少事繁，也不大负责任的。
一夜难眠，想来想去，招待所不管，公安不作为，看来只有靠自己了。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赶到沙地，找顾杰他们一齐商量。我把我的分析和想法提出来供大家商量，我认为晚上没有火车、汔车班车，他不可能坐车走掉，这个彝胞如果连夜走路离开元谋，那就没有找到的希望。但要离开元谋最方便，可能性最大的还是火车，我们就到火车站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人。元谋火车站又是重点，我们把人分成三个组，我和顾杰去火车站，王咸福和秦书广分头去元谋两头的小站，赶在八点过发车前把他找出来。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到了火车站，我们循例还是先到派出所，可人家还是没起床。我和顾杰只好自己在候车室内外瞎转游，找穿铁锈红解放鞋的人，因为这是唯一可以确定的线索。但人家走了呢？人家换鞋了呢？这有如大海捞针，实在没什么把握。8时38分的车，快8点了，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忽然，我看见一个穿铁锈红解放鞋的黑瘦汉子坐在售票窗口的长橙上，我靠上去看了看，可不见提包。我干脆靠上去也坐在长橙上，我把他提的一个布包一捏，只有几个西红柿什么的，我正失望地准备离开，我却发现他抽的烟是红芙蓉，这种烟只在成都有卖的，云南可没有，我一想有门。再仔仔细细一打量，我才发现这个家伙身上的衬衣和袜子都是我的，这可把我高兴坏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连忙把顾杰叫过来，他看后也认为是的，我们让人盯着，便去派出所找警察。去时，车站派出所的指导员才起床洗漱。他听我们讲了情况后，就去把这个人叫进派出所审问。一审再审，他才老实交待，果然两个包包都是他拿的。他是四川德昌的彝族，叫德木什么的。把他提的布包包当场打开，里面是剩下的几包红芙蓉，我的皮手套、像机和几个西红柿。从他身上只搜出800元钱，其它衣物均不见踪影。问他，他交待说提包扔在元谋的河里了，衣服埋在火车站后的山坡上，他领着警察去找回了衣物，但就是不见手表，他也死不承认。反复搜身也不见，后来还是一个警察老到，叫他把抓着汗衫的手放开，才在汗衫的袖口找到表，不用说他也美美地埃挨了一顿饱打。王咸福的东西除提包之外是全部找回，我则是提包没有了，30多元的零钱他今早花了，穿上他身的衣服也只好送他，反而是我的损失最重。好在派出所抓了贼，立了功。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10 09:31
回复作者：愚笨1　回复日期：2010-01-14　14: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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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単位打人，滥用刑罚的问题十分普遍，我所在的德令哈农场也不例外，所以我在拙文中曾写过:按规定干部是不允许打人的，也不可以给犯人戴刑具。但他可以把你绑起来，吊起来，这些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他如果想收拾你，往往是让其他的“二劳改”动手，干部们一般不亲自动手，如果他要亲自动手收拾你，一般都是把你叫到队部或把你弄到一间空屋子里去，这样不管怎么收拾你都没有人看见，因此你想告也告不赢。在格尔木、戈壁有的干部把犯人绑起来，扔到白刺包里喂蚊子，哪可真有点…….。
打人的亊是经常有的，犯人就业人员中的大小组长，大多数也确是獄霸，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用绳子綑绑，花样也多，什么五花大绑，苏秦佩劍，鸭儿浮水，四足朝天等也都有过，但未听说过綑綁致死之亊。三大队管教怂恿年轻人，拷打犯人致死之事倒也发生过，滥刑之人也都受到处罚。
农场管教人员良莠不齐，坏的不多，好的也不少。打骂犯人之亊也就不少，我不多写，一是亲见不多，二是详知者少。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15 12:40
1978年谭启龙为考察青藏线施工准备，曾到贪盆地做过视察，在农场来过。个子不高，白胖胖的......。可惜怕*，吃的水却是从西宁带下来的。大家好反感。农场的水就不能喝？那农场人就真该死？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16 21:52

Gowest · 发表于 2023-12-4 21:16:23

农场干部的流失
1966年是农场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总产6300万斤，也是农场百业兴旺，事业发达的一年。尔后，就走上了下坡路。待到李汝泌一走，齐汉弟当书记的七十年代，粮食产量由1970年以前的4000多万斤，渐渐地下降到3600万斤。仔细想来，这应该与人有关。文化革命一来，地利虽然还在，但天世不在了，人气散了，工作又如何能搞得上去。更重要的是缺人，缺劳力。劳攺犯－天天少了，就业人员老了，1979年就业人员的平圴年龄已近六十，地是有，可靠谁来种呵！干部们不安心了，看看自己的－生，己在荒原上消磨殆尽，下－代呢？不由发出劳改有期，干劳改工作无期的叹息，感慨地说:” 献了青春献子孙” 。
农场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原因，也和干部、人才的流失有关。对企业而言，一个优秀员工离职所带来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正视优秀人才离职所造成的损失是发展企业的前提。可在人心思走的农场，又能有什么办法把人留下来，只好任凭孔雀东南飞。在我的回忆里，文革以来，农场干部有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1970年，农场的一批得力干部调往吴堡湾农场了。我认识的就有王家寿、武艳荣夫妇，王家寿是后来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站长；郑永泰、赵锡芹夫妇，郑以后是省皮毛被服厂厂长和彭英杰、孫*珍夫妇。第二次是1978年的干部调动。1978年公安部为照顾支青干部，同意一批干部内调。农场这一次走了很多人，仅场部回上海、南京的就有谭元培、王怀亚夫妇；袁剑霓、刘惠英夫妇；王国平、顾金娣夫妇；张振铎、李宝萍夫妇；汪荣富、王明秀夫妇；郭开运、徐宁夫妇；马文福、李银妹夫妇；张巨成、刘淑蓉回重庆；高清生、栾孟馥夫妇，孟宪章、龚维芸夫妇回北京。还有周美玲、戚均俊、王文奎、韩一康（解放前名演员韩兰根的三儿）、白彦纯等好几十个。第三次是1978----1979年右派平反后，平反后回內地原单位的一大批干部。同病相怜，同气相投，这一批人和我大多相熟。这一次调走的有廉英、李英楓夫妇；王翔、李淑芝夫妇；石毓成、熊则坤夫妇；时克、张秀芬夫妇。还有李君毅、缴济东、邵山、胡恒、栾孟复、吴夫竹、杨颐、孫作人、吴炳林一丈批人。人易得，人才难得，农场就此是元气大伤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17 09:29
回复作者：80后的怀农孩子
顾杰是和我很熟的，我们在一起十多年，他现在仍住在巴音河河西，我们至今仍有往还。
我欢迎你在qq联系，只是我上qq的时间不多。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17 09:37
回复：沙洲小草
请看该项目出的书:
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试验初步总结-
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试验初步总结【作　者】：青海省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等著
【丛编项】：无
【装帧项】：26cm / 12页
【出版项】：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 1972
【ISBN号】：无
【原书定价】：　稀缺/绝版书代复印
出书只署尕海分场等，对省水利局水科所，农科院土肥所和德农其它人来说是不公的，为什么不能写这些単位？这是文革中的通例，是贬低科研人员的，难道不该说！！！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0 09:33
"民族魂"一段引自上海政协:鑫木:魯迅與“民族魂”。特补充说明。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0 11:42
多谢了，zhuyouming77
欢迎联系，我的qq1324987891
二大队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你可能还知道季振术，戚钧俊，唐前元，易来喜，田德，赵志新这些人。何才喜原是农场生产科的。仼老师原来也在机关，在计划科，和姜宣猷，廖德修，胡可国，汪荣富他们在一起。她和于文杰回了上海，真不知近况如何？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2 11:34
回复作者：zhuyouming77
好，欢迎加入，只不过我的回忆已不多了，可能只好请你多写。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2 16:00
呵，二大队还有几个人:张继恆，楊培良（原农场管工付的付场长)，常端翼、吕二等。
宋泉光、胡可国退休后都在西宁，宋泉光几年前还来过都江堰，我们关系一直比较好。
劳改局还有邱家振、陈福祥、刘忠，潘国樑等农场的老人。
郑国良大队长是东北人，革命一生，只因没文化，在农场勤勃恳恳抓生产，孑然一身地病死在农场。才五十来岁，走的太早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3 09:08
候学煜先生来考察
候学煜先生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是我国植物生态学奠基人之一，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植物生态研究所，从回国伊始，担任植物生态研究所主任达33年。
候学煜通过长期研究农业生态，大力提倡保持生态平稳，全面发展大农业。他对生态系统平衡有自己的独特看法：首先从类型观点看，他赞同森林、草原、农田、水域等应分别视为生态系统；同时还要从地区观点出发，主张一个地区的山、水、林、田、路、村是相互联系的，即农、林、牧、副、渔也是一个生态系统。这就是他提出“大农业”的理论基础。其次，他认为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静态平衡。他主张一个生态系统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只有在保持动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认为保持生态平衡就是人类应用生态学原理来维护、管理、调节和控制生态系统中的结构和功能；总之，候学煜先生根据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原理以及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提出了大农业生态原理，是对生态农林业全面深入发展理论的阐明与优化的模式。这不仅为我国生态大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与实施方案，对农业生产的稳定、持续发展和改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是对现代生态学的重要贡献。

为了解柴达木盆地植被分布的概况和生态问题, 先生于1980年7月,侯学煜先生对柴达木盆地植被进行进行概查,所经路线海拔2700-3700米,除沿着盆地东半部绕行之外,还三次穿过盆底的东、中、西三个部位,历时11天,行程3000余公里。其中在农场三天，看了尕海，戈坒分场和总场。在考察中对戈坒垦殖提出了批评。他明确指出：在地下水位高，盐碱重，风沙大的地方开荒种田，是破坏生态，是得不偿失。建议青海应从泽令沟，戈坒这类地区退出来，退耕还牧。果不其然，尔后不久农场就奉上面指示撤消了泽令沟分场，戈坒分场乜开始收缩。所经路线海拔2700一3700米,除沿着盆地东半部绕行之外,还三次穿过盆底的东、中、西三个部位,历时11天,行程3000余公里。我有幸陪同了三天。
青海高寒缺氧、气候干旱、土壤贫瘠，生物自育繁殖能力极低，全省都属于生态脆弱区。而人类往往忽视自身的行为对土壤条件造成的严重破坏，而把这一切看作战胜自然的辉煌成就。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的确，自然法则是无情的。中国是荒漠化危害较重的国家之一。

青海海西地区的荒漠化是非常严重的。由于风沙和盐渍化，土质退化，耕种功能减退，植被和农作物减产。荒漠化严重的地区，土地耕种功能完全丧失，以致庄稼绝收。
是呵，候先生的建议是正确的。荒漠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气候干旱是形成荒漠化的必要因素，但仅仅由于气候变异的影响，形成荒漠化的过程是缓慢的。而人类活动却大大加速了荒漠化的进程，因为人口的迅速增长，为满足需要，就迫使人们在干旱土地上盲目垦荒、过度放牧、过度砍伐森林、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这都会导致荒漠化日趋严重。所以，风侵、冻蚀、曝晒等自然因素可以导致荒漠化，但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以及由此引起的气候变化等因素才是荒漠化的主要成因。荒漠化对人类的生存、生活环境造成严重灾难，是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但直至今天，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应有的和足夠的重视。长此以往，人呵,终将一次又一次地受刭大自然无情的惩罚。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4 10:05
回复作者：zhuyouming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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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祡，捡糞当柴烧，我在文中也曾提及。打卡巴柴，实在是对生态的严重破坏。可那都是生活所逼，不打柴拾粪又能烧什么呢？人总得生火做饭。
杨培良个子高大,为人和蔼可亲，他爱人瘦小,但很能干。他的几个小姑娘我也还有点印象。想不到，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呵！
就这様聊聊农场，谈谈往亊,也是十分不错的亊。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5 10:32
回复：沙洲小草
请再看该项目出的书:
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试验初步总结-
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试验初步总结【作　者】：青海省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等著
【丛编项】：无
【装帧项】：26cm / 12页
【出版项】：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 1972
【ISBN号】：无
【原书定价】：　稀缺/绝版书代复印
1，不论该书是公开发行.内部发行.还是内部资料，它总是发行了。我说的是当时的署名不应只讲尕海分场，因为盐改组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集体成果。
附尕海盐改组详况:尕海盐改试验工程是由省科委主持搞的，还有省水科所、省农科院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让陈彦昭科长负责协调组建盐改组。按照上级的安排意见，陈彦昭先与省上有关单位电话联系，待省上人员确定后，让这些人员于9月15日到德令哈农场报到开会。会上，宣布尕海盐改组正式成立，由陈彦昭任组长，省水科所的周季昌任副组长，成员有省农科院李钦榜，省水科所杨学良、魏文化、薛学诚、王成福和我。

陈彦昭是陕西户县人，1954年从西北农学院农田水利系毕业后就进入柴达木开发绿洲农业，是一位水利专家。李钦榜1956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土肥系，是一位土壤专家。周季昌和杨学良均是1957年西安交大水利系毕业生，也是水利专家。薛学诚、王成福和我，都是水利中专毕业。薛学诚1959年陕西水校毕业后专门搞水利工程施工，我当时年龄最小，才23岁，资历也最浅。从盐改组的阵容来看，实力雄厚，以此也可看出省上对尕海盐改试验工程的重视和必定成功的决心。(引自张学义回忆)。
2 ，文革时的成果，习惯是不署个人，所以我才说对从亊科学研宄的人不公，这也是不爭的事吧。
3，省科技大会是1976年，省委、省政府给尕海盐改组颁发了尕海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试验工程成果奖。是集体的。而据我所想，科技人员，工程人员才应该是成果的主人。如陈彥昭，陈福祥，张学义，唐惠林，周继昌，杨学良，李恒荗，薛学诚，王玉章，李欦榜，陈德林，程森离，金仙，王咸福等等。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6 15:02
更正:"这个项目还获得1972年全国科技大会二等科技奖，......"，系本人记错时间，把省的成全国的，特予更正，致歉。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6 15:15
那是1962年春天的事。整郝场长的运动开始之后，运动呈一边倒，中层干部人人自危，但求自保。在上面要求掲批郝的问题时，只有什么也不参与的供销科科长詹善后还不知水的深浅，还在会上大谈场长的成绩。他发言说:"郝场长的成绩是大大的，谁说没百有成绩？农场这些地不是成绩，旺尕秀不是成绩？"他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被批了个不亦乐乎。只是他实在是个老实人，工作组找不出他和郝有什么往来，才逃过一刼。
场长郝登阁被批斗之后，被关在试验站家里。由试验站的干部工人轮流看守。岀亊那天夜里，我记得是蔡流华值夜，天刚亮就听说出事了，是他岳母发现的。场长被迫自杀在试验站的家里，他们还让我去照的相，真让人心寒。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个工作竞竞业业，勤勤恳恳，待人和善，没日没夜工作的人。他习惯熬夜，抽烟凶。他整天在下面转，深入基层、深入生产，有时就拳在吉普车上睡觉。可就这样一个忘我工作的人，连不干场长也不行，想种地也不行，最后还是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7 12:28
德令哈劳改农场之终结
1954至1956年,国家在柴达木的德令哈、格尔木、乌兰、都兰等水土条件较好的地区,建立了德令哈、格尔木、诺木洪、香日德、赛什克等国营劳改农场。引进劳改，劳教人员开垦务农，对他们实行劳动改造。这些农场的建立开垦了大量的农耕土地,同时农林并举,建成了一片片瀚海绿洲,给国家困难时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当时柴达木的粮食不仅解决了盆地内的粮食供应问题,而且还可调运到省上,解决了其他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过去的老柴达木人，一谈起这些往事, 都会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往往发出豪情的感慨:“柴达木是一个好地方,是祖国的聚宝盆啊。”
青海的农场（监狱）建立，是出于巩固新中国政权的需要，是一种重要的专政手段。对开发西部、维护社会稳定和在经济建设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监狱的布局，把监狱放在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应当说有一定的道理。历史证明，这些监狱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事物往往都存在有两面性，作为监狱的地方，荒凉确实不错。但人们也同时发现，当初没有考虑到或者考虑不周的方方面面，终久会一个一个地暴露出来，有些弊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累积、膨胀，到后来几乎无法收拾。
一是监狱工作者，他们的工作岗位就在那里，一辈子要在那里工作，他们称自己是“无期”，不安心也得安心。为解决干部的后顾之忧，使之心甘情愿地工作，有关方面也是千方百计地为他们想办法，比如解决家属户口，等等。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人们的看病、孩子的上学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怎么办；加之根据政策，陆续留在当地就业的刑满释放人员及他们的家属也越来越多，相应的生活问题也越来越难解决。而监狱周围多是无人区，几乎与世隔绝，每样都需要他们自己解决，于是，监狱就“办社会”，办医院；办学校；办等等公益事业……。就以学校为例。据资料记载，青海省的监狱系统，曾拥有子弟中小学100余所，在校学生1.9万余人。但由于受各种条件所制约，教学质量很难和国家公办学校相比，不可避免地给一批又一批后代人的成长带来重大影响，给监狱工作者心中留下永久的痛。那是一代人啊！有病看不了；刑满后的安置也困难重重；监狱企业亏损严重，其中有三分之二资不抵债。工资发不出，养老金拖欠……等等问题越来越多，包袱越背越重。
二是犯人，就业人员年龄一日大于一日，一天天变老，劳力日益不足。空有万亩土地，靠谁来种？
三是政策变化，1、1981年底以前的留场(厂)就业人员符合公安部、劳动人事部(83)公发(劳)字51号文件规定转工条件的，不再办理转工手续。在岗期间享受正式工人待遇，达到退休年龄时，由劳改单位按照固定工退休办法退休。
2、1982年1月1日至1988年7月底以前留场(厂)的就业人员，经市劳动局批准，已办理转工手续的予以确认。
3、留场(厂)就业人员中私自离场(厂)一年以上至今未归的，由各单位报市劳改工作管理局批准，按除名处理。
4、1982年1月1日以后的留场(厂)就业人员，符合转工条件，未办理转工手续的，以及今后刑满释放人员中的主要技术骨干、劳改生产确实需要的，报劳改工作管理局审核后，由劳改单位所在区、县劳动部门批准录用为合同制工人。
从此，劳改农场也就难以为继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青海的监狱曾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调整、收缩。但由于受固有的思想观念制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调整不到位、不够彻底，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沉重的历史包袱不仅没有得到减轻和解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大更多的问题还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一个接连一个摆在人们面前，不容回避。
改革开放后,随着劳改犯人的逐年减少和原有犯人，就业人员年龄越来越大,柴达木地区的劳改农场也相继撤销,大片的土地逐渐被荒芜。一部分农场开始引劳来解决种植粮食的问题。这就为东部地区长期缺少土地的农民提供了新的机遇。为了充分利用柴达木地区丰富的农业资源,青海省开始实施“以海西之富,济海东之贫”的异地扶贫战略,由国家投资在各个农场实施了大规模的农业综合开发,极大地改善了各国有农场的农业生产条件,也为异地扶贫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八十年代开始，将监狱系统的X个农场40多万亩土地，整体转让给地方政府，用于接纳安罝海东化隆，循化，湟源，湟中，互助，民和，大通的移民。十多年来，共安置了7300多户、35000多个农牧民。仅德令哈农场就安置了436户。地图上再也没有德令哈农场的名了，现已改叫尕海镇、怀头他拉镇、柯鲁柯镇。
劳改农场结束了自己的历史史命，农场没有了。我也离开了，离开那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走向新的工作。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8 10:55
关于郝场长，我再引一点:
场长郝登阁在我的印象里，也是和您一样的感觉，他是一个工作竞竞业业，勤勤恳恳，待人和善，没日没夜工作的人。他习惯熬夜，抽烟凶。另外他老人家抽烟从不点火，总是一只接一支的抽，记得当年有些人跑到他的办公室蹭烟抽，哈哈！他有个毛病凡是到他办公室的人他都给烟抽。您写的非常真实感人，催人泪下。您所提到的李放同志我家和他并不熟，但是我家一家人永远不会忘记在那困难的年代是他派人给我家送来的两个大洋芋，那是人间的真情。永远无法用现在的金钱来衡量，我的视线模糊了。我赞成1429楼的朋友所说：“往事不堪回首啊，那段历史不光给一个小小的德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和永远挥之不去的心痛，那是历史的重复，那时的德农人只不过是这个历史阶段的牺牲品。”劳改农场最方便的是劳改啊！如果真有上帝，那愿我的主原谅那些当年成心整人的家伙吧！也愿他们的灵魂能够早日升入天堂！不要总是呆在人吃人，狗咬狗的地狱里！我的祝愿是善良的！
(引自百度德令哈农场吧。作者：123.150.251.* )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8 11:29
也没有德令哈农场的名子了,德令哈农场及各分场已改叫尕海镇、怀头他拉镇、柯鲁柯镇及12个农场改制的新建村了,一大队叫花土村,三大队叫连湖村,四大队叫希望村,六大队叫民乐村。共安置返青哈萨克族群众400百多人安置贫困移民3.17万人。二大队我还不知吀叫什么村。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9 15:56
再发几张海水兰天2009的照片
四大队监獄狱墙及岗亭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9 17:15
修造厂大院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9 17:16
场部大街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9 17:17
**班毕业照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9 17:23
呵呵,又弄错了,是李澳照的.向李澳致歉,原谅原谅.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29 22:06

Gowest · 发表于 2023-12-4 21:19:22

转贴:原作者海水兰天2009
最近读到几篇关于劳改农场犯人死亡的埋葬问题的文章（小说、报道），其中有一篇不乏现任浙江某乡镇党委书记的人，为了却老母的心愿去吴堡湾寻父遗骨的报道，是一位随行记者写的，其一片孝心着实令人感动。但由于年久无法确认具体地点，经过几天的奔波最终是面向吴堡湾的方向仰天跪地磕头告慰父亲的亡魂，并带了那里的“土”回故里，圆老母亲的心愿，可偏又在火车站安检时出现意外，安检员搞不明白这人为什么带“土”，有些迟疑，终经解释还是带进站了，看到这我也松了口气。读着叫人心酸、感动和遗憾。读完后真有一种前往青海帮他的冲动。
据我所知犯人的埋葬还是规范的，1、有固定的埋葬场地；2、有埋葬地的档案；3、有一口棺材（青海山里不缺木材，做个棺材还是没问题的）；4、埋葬时在棺材头处放置一个玻璃小药瓶（里面一张纸条注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案情、刑期、死因）。我亲历了八十年代初一些犯属去凭悼并迁移遗骨的，当时根据档案所注方位（有的墓牌还在，但没字了，只能是定定位，说明这有一坟，特别是用砖刻的那是一准没问题）找到后挖开，核对棺前的小瓶子里装的纸条就确认了身份。由于小瓶子是密封的，不透水、不见阳光、没有氧化，所以里面的字没有一点受损，当时的管教干部想到这个法子应该还是符合实际的、是人性化的。

现在虽然大部农场（监狱）都相继合并或撤销，但档案应该是齐全的。如果犯属想找遗骨，到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史称：改造处、管教处）查找犯人卡片，确定了他在押的监狱，再到这个农场（监狱）去查，如遇合并或撤销的，到接受它的那个监狱查档，来确定要找的遗骨的埋葬地及方位。如果没有档案的指导，单凭自己满天价找肯定是一无所获的。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从时间概念上说，毕竟过去了半个世纪的光阴，当时的青海押犯之多，范围之大，死亡人数自然也不会少，特别是自然灾害时期更是如此，全国各地哪不死人？
半个世纪的风浊雨淋，本来就简单的棺木早已塌腐，难免露出遗骨，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按档案规定地位置掩埋后，也就不会有人再去培土，时间长了就疑似平地了，塌陷后的坟茔难以辨认位置也是很自然地事，不足奇怪。过后，监狱当局也不可能投入去维修和迁移这些坟茔。毕竟是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呀。不要再有埋怨和咒骂，历史的东西就让它过去吧，成为历史。

青海的押犯，就当时的国家形势来说，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和稳定社会治安都是必要的措施，这是特殊时期做出的特殊事件，也就是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做出贡献的。有些作品诋毁当时在青海押犯的政策为犯人鸣不平。那管教干部呐，他们是贡献了青春、献子孙。把美好的理想、青春都献给了祖国的大西北的开发，献给了党的劳改事业。他们又跟谁去述说，继而，把第三代人也搁在了高原上。看了“德农吧”，为他们的后代感慨，他们是被贡献的呀。时代创造的德农，德农又造就了两代或称三代德农人。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30 14:00
关于盐改再说几点;
1.德农一.二.三大队是无排水改良,尕海灌区是竖井排灌改良。
2.尕海试验从1968年秋季开始，1975年基本结束。其主要试验：单井，群井抽水试验，水盐动态分析研究，冲洗改良试验等都是在70至72年完成的。70年前主要工作是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72年后主要工作是试验后效观测分析研究，试验资料整理总结，扩大试验改良范围等。
3.楼主26日所谓的《不公》与原文所说《不公》是不是一回事，请说明。
4.尕海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试验78年获青海省科技大会奖。青海省水利局水科所，青海省农科院，青海省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三单位分获集体奖，无个人获奖。请不要张冠李戴，制造矛盾，创造不公。
5.尕海试验各参与单位协作很好。主要参与人员各负其责，努力工作，和睦相处，都为试验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6.尕海试验总结资料是由组内成员分别起草，经有关人员传看讨论定稿。
上述有关问题参阅：青海科技志，1975年后青海水利水电等。

关于尕海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试验
本不想再说什么了，但是沙洲小草先生却再三提及此事，看来还得说说。
1，究竞谁在挑事？先生说“三单位分获集体奖，无个人获奖。请不要张冠李戴，制造矛盾，创造不公。”谁说有个人获奖了？我只说去领奖的是***。又说“经了解七二年全国没有召开过科技大会，假如有陈，程，他们代表农场领奖也是应该的，不存在公平与否！！！”，谁说过陈彥昭不该去？陈彥昭才实实在在的该去。而不是代表**単位去。

2，我在回忆中对尕海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试验是这样说的：“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竖井排灌”也获成功，这个项目还获得1972年全国科技大会二等科技奖，可是领奖人却是程森离他们，而作工作最多的李钦榜、杨学良、陈德林他们却都与此无缘，那有什么公平。“这里面我－是记错了时间和会议，应于改正。二说的公平问题，是针对当时的政策，成绩是单位的，科研人员辛辛苦苦出来的研究成果却只能是**単位。获奖的只能是青海省水利局水科所，青海省农科院，青海省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这对于成果的研究者是不公平的。今天的科技成果奖，早已改变了这种了这种做法。否则，袁隆平也拿不上国家奖。我并不是个人不能代表农场。
2，这里还应说说科学研究和施工的关系。我之所以认为尕海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试验初步总结以尕海分场等的署名不夠妥当，就是认为把研究设计和实施的关系搞颠倒了。
首先，尕海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是科研成果而不是单纯的打丼。
其次，尕海竖井排灌改良盐碱地课题的立项始于1966年春考察新彊兵团之后，它是省盐改组工作仼务的－个部分，是继德农一.二.三大队无排水改良之后的新仼务。竖井排浂是改良盐碱地的一种手段，如何运用才是研究的重中之重，尕海的研究就是要解决如何应用。
第三，仼务初始工作仍应从1968年春算起。因为尕海地区的盐碱地分布，盐碱地性质，地下水流向，水质，矿化度，水盐动态观察，竖井井管的大小、材料、滤水部分的长短、孔隙度及制作方法，模具和试打井等研究，都是从1968年春天由陈彦昭，陈福祥，李钦榜，杨学良，陈德林等同志开始进行研究和试制的。冲洗攺良效果及其观察调研，则是在布井之后才能研究出来的。

笫四，尕海试验确是各参与单位主要参与人员各负其责，努力工作，和睦相处，共同完成的协作成果，都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有了这些研究成果，才谈得上改良盐碱地的竖井怎様分布，疏密间隔，深浅大小；所以说研究是笫一位的，按研究结果施工打井，提浂改良是笫二位的。
最后，出书（或资料）署名尕海分场等，而参与研究的主要人员却来自水科所，土肥所和总场（陈彥昭，陈福祥，张学义哪个是分场的）。尕海分场的同志主要从亊打井，安装等实施工方面。怎么能这样署名。
3，看了沙洲小草先生1月31日的质询，我是大大不解了。为真正的研究人员说点看法，究竞怎么了？即使时间，用辞有不当之处，也罪不致此呵。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1-31 13:45
结束语
中国倒底有多少监狱？不知道，因为国家从来就没有正式地公布过。我只见过一则信息，说是有1000----1200个，我想有。就是我所在的青海，仅我所知道的劳改农场就有二十多个啊。劳改农场的兴衷总也离不开政治。解放后，由于大规模逮捕反革命分子，加上历次运动的“百分之五”，再大的监狱也人满为患，于是除了每个城市设立一个正规的监狱供外国人参观之外，又在边荒不毛之地成立了若干个劳改队，对外则称地方国营某某农场或某某工厂。劳改农场是为犯人提供劳动改造的场所。连同监狱，都归公安局所属的劳改工作处管辖。改革开放之后，犯人少多了，落实政策的走了，人老的干不动退了，劳改农场也就完成了历史任务。有人没落，有人兴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就是历史。

我在农场生活了21年，对她有着深深的感情。生死之间，岂非命也运也当年所受的折磨阴影，也晃如一梦，烟消而云散。这里留下来的，仅仅是我个人的认识和体念，难免有疏漏，失误或认识上的偏差，挂一漏万，还请原谅。再见。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2-01 10:54
回复作者：雅客6678
可以写写你的所想所忆，发上来，多多交流。
农场没有了，全成为移民新村，这也是农场人的贡献吧。
现在总场巳已是柯鲁柯镇，尕海分场叫宗务隆乡，怀农叫怀头他拉乡，泽令沟分场叫蓄吉乡。原农场子弟中学已更名为德令哈市第五中学。原德令哈农场一大队小学叫田野希望小学，原德令哈农场二大队小学连湖小学，原德令哈农场四大队小学叫育才小学。原尕海农场学校叫福和希望小学。农场各大队也分别改为柯鲁柯镇安康村，新秀村，民乐村，希望村，……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3-07 08:04
说起采,我应该认识先严.如是李经理,则应为萍,延,安或小妹.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3-08 12:55
回复作者：daozidaozi
你们好，真高兴呵，二十多年以后,终于又知道经理的消息，真令人感慨。而且知遒经理以九十高龄，邵大姐安享八五，都是有福之人呞。我昨天在电话里和小妹也曾说过。世间还是好人多，而且好人总有好报。经理是好人，为工作劳累终生，是该有幸福的晚年。加之，又有你们的孝顺，他们当然是福寿安康。

在农场，在众多的场领导人当中，创业的郝场长和发展开坧的令尊都是最受农场人拥戴的，在他们的手里，农场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达到历史性的高度，这都是在他们领导下，农场人奋进、恲博、努力的成绩。
在我这一生里，我忘不了农场，也永远忘不了令尊，顾他们在天堂里安好。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3-09 12:07
daozidaozi:惭愧,我实在没有做什么。你和小妹都太客气了，我也十分想念他们，遗憾的是自你们返济南后，就再也没有见到经理了。下面，再写一些。

李汝泌经理二、三亊（一）
李经理刭农场之后，他唸唸不忘的亊情就是发展生产。要发展生产，首先就得有地，所以在开恳荒地，扩大农田方面做了不少亊。花的功夫，下的力气也最多。先说怀头他拉，1963年春天，怀头他拉分场从青年农场手里移交过来时，只有4个中队的架子，五六千亩地。粮食产量也只有几十万斤，入不敷出，亏损严重。为扭转局面，一是总场给怀头他拉配了一个好班子，申士荣，许振洪，讦*田三个人配合得很杍好。二是找水，怀头他拉的水源只有一条小河，水量不大，还有一段是潜流。1964年春天，李经理在申场长，王永学科长的陪同下骑马上山查看水源。我也一起上的山，年轻的我也累，但他却毫不在乎。踏看后，旋即派人上山挖潜扩流，增加了春灌用水。后来，决定在山上修水库，山下复耕丟棄的荒地。不到三年，怀农扩充到五个队，一万多亩地，产量最高时，曾超过500万斤。
其次是开发尕海，尕海原来只有一个七大队和一个耕作队，大队长是陈俊荣，耕作队长是孟瑞荣。但尕海还有一大片可垦荒地，却没有水。要开荒，就得解决水源。尕海需要的水只能从巴音河引，圧缩总场片区的用水，分一部分给尕海用。可是，农場进水口的流量也不过5---6个水，一个水要管万多亩地，本身并不充裕，要分也只能挪出个把水。而且这是远水，“远水不觧近渴” ，进水口离尕海二十多公里，在干旱蒸发量大的荒原上引水，渗漏和蒸发不解决，水的损耗将无法佂估量，往往亊与愿违，得不偿失。所以，要引水就光先得解决防渗问题。只有做好渠道的防渗透，才能够把水以最小的损失输送到尕海。至于用什么材料来防渗，李经理和生产科武元西，水利组陈彦昭、陈福祥及七大队同志的反復研究和测量，反復地讨论和试验，才决定用陶瓷防渗修一条陶瓷渠。防渗问题，考虑过水泥板、粘土、沙浆水泥护坡和陶瓷板。水泥当时还是国家统配物资，既没有敞开供应，而且要从五百公里以外的西宁运来。运力和成本都不是农场能承受得起的。而其它材料的防渗效果也不理想，只有陶瓷才是合适的。农场自己的旺尕秀煤矿有煤，还有适于烧制陶瓷板的粘土，所以场部就要煤矿的甄旭场长负责烧瓷砖。由于缺少修窑、制砖技术，也是折腾了好几个月才把合格的砖烧出来。于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陶瓷砖防渗渠道在1967年建成输水，尕海的开发就正式上马了。防渗渠的设计流量并不大，但因陶瓷砖既防渗又没有什么磨擦，那个水可流得真快真欢呵。建渠之初，就曾有过老乡的牛、骆驼掉进去，因为水流快和在瓷板上无法站起来，而被冲走和冲死的事。羊儿更不在话下。这樣的事就发生过好多次。为了烧瓷砖，李经理也多次跑旺尕秀，为这个渠道，他花的心見恩可真不少。
有了渠，有了水，才在尕海建成了有四个大队，近5万亩地，产粮几百万斤的尕海分场。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3-10 11:43
李汝泌经理二三亊（三）
李经理是一个为人正直，生活简朴的人。我们下去检查工作，他都要求只安棑简单的生活餐。当然，在有的分场为了照顾，也曾多弄几样，但都会挨说。有一次在怀农，行政科的老张向我打听经理爱吃什么，说是下次来了好安排生活。我开玩笑地说：爱呓你们食堂做的咸菜。没想到，他当真去弄了一包来交给我。临走时给他看见了，莱不要不说，老张和我都遭说了。

但他对下面的人却照顾得多。那时候，每年五月麦苗出来之后，都要组织各分場大队的头头们互相检查评比，一辆大解放拉上大家跑上三天才完。这时的生活，各分场和大队上弄好点，他是不会计较的，他知道大家累。
他对工作能力強，有干劲，负责仼的干部十分喜爱，放胆使用。他对怀农申士荣，大队的郑国良，刘藉田，孔祥友，科里的陈彥昭就很尝识。他对工作要求严，常常会对工作不负责仼或有疏漏的人，做严励的批评。他在地里发现问题，就要大队长，中队长们都到现场来，共同决定解决的办法。五大队大队长刘先最怕他，因为他就遭开过几次“现场会” 。过个几天，他还会去，去看看问题解决没有。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3-12 09:03
李汝泌经理二三亊（四）
现在而今，不要说县上了，就是一个局，少则也有个来八辆汽车，正局付局那是人人都要有小车的，那是身分位的象征，马虎不得。时代进步了，真令人羨慕。报上还说有一局座，一年要愌50个轮胎，啧啧，一周一个，好气派。
可是在农场，全场也就一辆北京吉普。四个领导，书记李再中（厅级）；经理李汝泌，杜唐禄，杨凤鸣县级，四个人一辆车，说什么也是不夠用的，更何况书记和杨经理家还在省城西宁，三月，两月的总得回西宁去看看。去省城开会也得用车，所以李经理下基层经常是没有车用。李经理他又是一个闲不住，爱深入基层的人，一年三百六十天，大多时他都在下面转。没有车也没关系，他就骑上自行车带上我们在附近的几个大队转转。一，三，四大队近，他经常去。把自行车往田边一放，他就下地去看，边看边走，趆走越远，有时，半天才看两个条田。他还说比坐车看得好，能深入，也方便。有时他发现的问题，连大队和中队都还不知道。如果要骑车到二大队，那就得早去，赶在上午检查完，下午回来顺风，跑起来也轻快。因为农场春天的下午，常常会从西边刮来沙尘暴。
更有意思的是，去五六大队远，骑自行车去累不说，上午去了下午又常常有沙尘暴，去了就不好回来。经理他会想办法，跑到修配厂找了一辆老得没牙的三轮摩托车，修好后，就上六大队。他来开车，我不会开，坐在斗斗里。一路上，走走停停，下田看看，可把人给巅坏了，整到过午才到。车也坏了，风也来了，只好让汽车队来个大卡车，把我们和车拉回场部。后来，说起这次下队，不芶言笑的经理自己也笑了。
开小车的陈金发师付那可真是爱车模范，他的车随时都是锃亮的，你要随便摸摸他都会不高兴。可车就此一辆，仼务多时也实在顾不上保养。有一次李经理和我从泽令沟回总场，差一点就出了大亊故。冬天的天迷纾背悼斓降铝钸啵底诱刈虐鸵艉颖呒背凼保档淖笄奥滞蝗槐┨ィ狄煌幔龅缴奖叩耐炼巡磐Ｏ吕础Ｒ皇浅率Ω渡驳每欤潜┑氖亲筇ィ裨蛭颐蔷鸵龃笫铝耍偾嵋驳玫桨鸵艉永锢炊尽Ｍ芯淼母＃蠹叶计桨参奘隆

Gowest · 发表于 2023-12-4 21:21:18

可是可以，但很难有什么效果。因为绝大多数农场早已撒消，很难。
心到孝到。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5-21 08:06
欢迎冯宇恒先生来聊天。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6-02 07:49
回复作者：冯宇恒:
他叫李廷志，最早在农场二大队当政治干争事，后曾在农场知青队当队长。为人较左，工作于干浄利落，但脾气暴，性子急。文化大革命中，是二大队的造反派头头，和刘改香，李森楼在一起整汤美，杨培良，常端异他们。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6-03 07:23
郝场长是1962年春被逼死在农场的。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6-05 13:59
作者：zhaohuiying1119
看来，您也应是农场故人，请多来聊聊。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6-09 07:44
五毛？是你吧。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6-16 07:44
回复作者：淋雨的伞2009
你好！不急，慢慢聊。
你父亲我不认识，真不能对你的事有所邦助，抱歉。囿于历史原因，劳改局政治处的失误真令人心寒。可，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你到过的地方，我大多去过。你谈及的人和事，有的也知道。估计你在四大队和公司时还小，所以记事不多。我是1963---1969都在公司，那时你家应该在五大队了。
五大队的大队长确是刘先他们几个，生产幹亊圾好像还不是叶企杰，会计是程德怀(四川人)？......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6-29 08:01
聂玉明是工程大队的，个子不高，带个眼镜。
你可以到百度贴吧:德令哈农场上去联络，那上面全是农场人，也以年轻人为主。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6-30 07:54
欢迎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7-01 07:06
遥远的马兰花
代问家人好！谢谢你的关切。
德令哈的"知青"(子女们)分到哇玉的不少，请看本文p5，p6。徳令哈接受的则有诺木洪、浩门、香日德、曲沟.....的。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7-01 11:50
淋雨的伞2009
您认识原赛什克农场管教科的李福芳前辈吗？他是南充人。
不认识。韩通、刘先、赵希刚、彭传福倒是都认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7-01 11:55
谢谢朋友们关切。
我们那个年代，那里还敢写什么日记，活着而已。遇事只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心情，感慨什么的，也皁麻木，但是非也还清楚。
至于记忆力，我还行，多年前的人和事，又怎能轻易忘却。而今只能感叹"昔日故友半凋零"呵。
我只写到80年，尔后我已离开，所以只能写到那一年。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7-08 17:03
到百度贴吧;德令哈农场吧去，那里可能有你认识的人。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7-21 11:46
回复作者：德农怀农回复日期：2010-08-01　04:43:50
遗老：
首先谢谢您的大作。
对姚士彦老师的记述部分过了。至少在我们那届85届作为一毕业班的老师来看，客观讲也不够称职
----------------------------
不过分，记述是以当年为主。姚先生是学问中人，性情中人，也毕竟是老人了。当班主仼时偶有不足，应可理解。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8-02 07:58
7月18日，是徳令哈农场泵原付总老红军陈复生的百岁寿辰，公安部为他举办了欢厌宴会。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8-08 07:42
作者：Albert_w
呵，想了想，令尊应是我在生产科的老同事呵，请代问令尊、令堂好。你也应该是大牛、二虎、三龙、小马兄弟之一呵。你谈及在尕海五七干校那个袁姓的女孩子是袁劍霓和刘惠英的蓓蓓。他们早在七八年回上海去了。时光匆匆，转眼已是四十多年，说来真令人感慨万分。
我九四年退休回四川老家，住都江堰，请来玩。和向怀烈偶有联系。令尊、令堂年龄也大了，昐多保重。

、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8-11 17:33
呵，想起来了，你应该是WW。
回复作者：笑忘我2009 :
人总是本能地趋利，这在仼何社会都是这样的。在今日之中国也是如此而已，ZF如此，个人如此，既得利益者更是如此。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他们当然要为那个年代招魂，为那个领袖招魂的。他们也会为此而控制誉论，隐瞒真相。以曲舟泥石流为例，曲舟是昔日的小江南，今天的泥石流是天灾？还是人禍？这在报导中是諱莫如深敀的。M的问题，既要认识，也有受蒙蔽的问题。要给出一个符合真实的评价，一需要真相，二需要时间。等待吧，时间会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8-12 07:52
回复作者：Albert_w
代问老科长好！我写的回忆，尚不齐备，毕竟所知有限，遗漏失误当是不少。还望德农的老朋友们补充，更正。
时亊变迁，物是人非。农场老人已谢世的定当不少。我知道的就有強显平，汪道兴，张海亮......多位。实令人叹息！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8-14 09:13
你是五毛吧！greatquester。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8-21 07:39
你是在说梦话，还是五毛，greatquester。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8-21 07:41

谢谢了！代问双亲好。你的QQ是多少？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8-24 07:44
请作者：Albert_w 转老科长:
58年以前和70年以后，总场的情况，还请多加指点。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8-27 07:43
知道了，谢谢！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8-28 07:46
谢谢诸位关切。拙文已完，正做修改和补充。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9-08 09:46
谢谢关心和支恃。拙文已完，正做修改和补充。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9-08 09:49
承蒙诸位关切，老朽谢谢，恭祝大家好运。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09-26 07:48
农场人自有农场人的怀念和历史,此心常存,往亊自当永存.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11-20 08:01
回复作者：psg611169
赛什克农场的事我实在知之不多，不能为你多介绍，请谅觧。赛什克农场是1956年3月筹建的，首仼场长是杨培良，赛什克农场于1958年2月派李卜克，杨烱荗等建查查香卡农场。1962年秋赛什克农场移交德令哈农场，先后担仼过场领导的有赵荗官，张效英等人。
1958年大跃进时，春小麦亩产8585斤，就是在赛什克农场放的卫星。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12-02 08:08
满意草民
你好，令尊好！能告我贵姓，在哪个单位，让我想想您是谁？农场八0年后之事，由于了解不多，所以谈的少。我正在修正补充，....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12-26 08:12
劳改不是好事。一入劳门深似海，从此先生成鬼神。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12-29 10:51
劳改不是好事。一入劳门深似海，从此先生成鬼神。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12-29 10:52
psg611169先生
可以去试看找找，总场附近可到学校东南方去找，其佘的地方难。如在风沙大的地方，更难。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0-12-30 11:03
祝大家新年好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1-01 13:32
可以通过司法厅劳改局查询。也可与德令哈农场联系。最好有更多的线索，更要防止受骗上当。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1-22 12:02
我实在不知，见谅。是谁？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2-28 20:15
先生也是徳农人吧！加工厂厂长高清生确是担任过叶剑英的警卫员。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3-02 13:17
回复高原老人2011
我知道他，他不一定知道我，我那时只是试验站的小尕兵。
关于文章，只有烦请先生下下来给老人看。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3-09 11:39
韩通曾是打猎队的，打猎队1960年功德无量，救命不少。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6-25 07:48
人太多，也实在不知道。不能给你邦上忙，鉴谅。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7-05 07:47

谢青史尽成灰的支持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7-08 17:13

顶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7-08 18:49
DDD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7-08 20:53
感谢金沙江南先生提供的史料，感谢金沙江南的先生支持。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7-11 06:57
谁之罪,前事不忘,后亊之师.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7-12 07:46
赛什克农场还在，可联系。也可找青海司法厅劳改局打听。只怕时间太长，不好办。还得小心上当。转发一文，仅供寻亲的先生们参考。
大约是六年之前，中华民国的一位资深报人带着他的女公子路过北京，邀我见面一叙。我是赴台北探亲时结识他的，彼时一见如故，相识恨晚。我在一家小饭庄订下雅座，请他父女俩吃顿便饭。这位资深报人告诉我，此次领女儿来大陆，是要远赴青海省一个叫德令哈的地方，去取回他父亲大人的骨灰盒。据说在青海省会西宁市下了飞机之后，还要搭乘三天两晚的长途汽车，才能到达。我说青海德令哈？这地名倒是听说过，那么遥远的地方，好像是在柴达木盆地大漠的边缘，你父亲大人的骨灰盒，怎么会在那里？

5月9日，宋楚瑜及老婆陈万水祭拜的不知是谁！
资深报人在他爱女的监护下，两小杯牛栏山二锅头下肚，动了谈兴：他老家安徽铜陵县，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春十七岁时随败退的国军去了台湾，父母则留在了大陆老家。后海峡隔绝，断了音信。直青海饿死被集体坑埋
比起我们祖国大陆这个六亲不认，见人就宰的社会主义社会来，人家台湾那个资本主义社会倒较完整地传承着中华民族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把忠、孝二字尤其看得重，所以人家不辞万里奔波辛劳以及花上一万元人民币，也要把父亲的骨灰从青海柴达木盆地大漠中迎回台北家中供奉。我不是个地理学者，又是怎么知道青海省德令哈那个陌生地名的？

说来凑巧，大约半年之前，我江西南昌老家的一个远房侄儿如今成了个体户大腕的，打长途电话来说起他那反革命分子父亲当年死在了青海德令哈劳改农场，现在人家农场寄信给他可以去取回父亲的骨灰盒，只要交上七千元人民币（大陆同胞比台湾同胞节省三千元人民币）。远房侄儿给我这老叔挂电话的意思，是要求替他去国务院司法部劳改司打听一下，到底有不有这回事？因为他听南昌的朋友说，青海劳改农场有个鬼的犯人骨灰盒哟，一九六O、六一年大饥荒时候，人口不足三百万的青海省，饿死了近百万人！国家在青海的荒原上办有十多座万人以上的大型劳改农场，关押被判十五年以上的重刑犯人。那些农场饿死的人更多，都是刨下一个个大沙坑！几百具几百具尸体集体坑埋了事……。
(待续)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7-21 06:55
注意:"一九六O、六一年大饥荒时候，人口不足三百万的青海省，饿死了近百万人！国家在青海的荒原上办有十多座万人以上的大型劳改农场，关押被判十五年以上的重刑犯人。那些农场饿死的人更多，都是刨下一个个大沙坑！几百具几百具尸体集体坑埋了事……。 "此段言过其实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7-21 07:02
是劳改系统的赛什克农场合并到诺木洪去了，原赛什克农场变为移民场。所以还得找青海司法厅劳改局打听。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7-21 16:42
我这才在分省地图上找到青海柴达木盆地，找到德令哈，真是个地老天荒遥远之地。受远房侄儿之托，我只得找了一位在司法部工作的熟人去打听这事。几天后司法部的熟人了解相关情况，告诉了以下内幕：现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司法厅劳改局以及属下的监狱，都在大搞创收活动，其中一项活动是他们的脑筋动到了那些劳改致死的犯人身上，把花名册上犯人们的原籍地址及亲属姓名，均输入电脑。骨灰么，好办，弄些动物骨灰作代用品，分装进一个个或陶或塑料的罐盒里，贴上那人的名姓籍贯，生卒年月即成。基本价格为：港台海外人士，每份一万元人民币；国内人士，每份四至七千元人民币不等。
我听到此事，当时差点气晕过去。可我作为一名退休干部，能向台湾同胞说出这项司法内幕吗？能去毁了人家的忠孝赤子之心？这不就给祖国大陆政府抹黑了吗？当年把人家的父辈关押劳改至死，刨个大沙坑几百几百尸体集体坑埋，只怕比瘟疫死亡的马羊们的待遇也好不到哪儿去；今天却弄上些什么粉末再向死者们的后人狠敲上一笔，有这样「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保先」、「执政为民」的吗？

我可以告诉我南昌的侄子，你有钱捐给希望小学，舍给街边的小化子吧！不要上他娘的这个司法黑幕的当，受这种伤天害理的骗！可我能打电话到台北去，告诉那位资深报人朋友，你父女俩万里迢迢从青海大漠里奉迎回去、天天供奉着的是膺品？积点阴德吧，影响祖国大陆的光辉形象哪。
到十年后他赴美留学，才辗转打听到消息，父亲自民国三十九年即被共产党这边判了无期徒刑，押送青海劳改去了，此后再无消息……。
又过了三十年，先总统经国先生逝世之后开放党禁报禁及大陆探亲，他才回了趟安徽铜陵老家，得知母亲大人在父亲被捕不久就死掉了，官僚地主的婆娘啊，连座土堆都没给留下。父亲去了青海劳改，更是死活不知。他托亲友到安徽省司法厅劳改局去打听，直到三个月前才得到通知：说他父亲已于一九六O年死于青海省柴达木德令哈劳改农场医院，那农场还保存有他父亲的骨灰盒，欢迎他的家人前去领取，只须付给农场三十二年的骨灰盒保管费一万元人民币即可。

……后资深报人去了青海取骨灰盒，返回台北后还给我来过电话，说在大陆政府的帮助下，他算了却一件大事。（连战）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7-23 14:29
回复bingying1234：应是石毓城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09-28 11:06
谢诸住支持，为方便计，补充劳改单位代号：
第一劳改支队：青沪机床厂；第二劳改支队：皮毛被服厂；第三劳改支队：青诲制革厂；第四劳改支队：青海砖瓦厂；第五劳改支队：青海水电设备制造厂；
海西：第六劳改支队：诺木洪农场；第七劳改支队：香日德农场；第八劳改支队：德令哈农场；第九劳改支队：赛什克农场；第十劳改支队：查査香卡农场
海南：第十一劳改支队：哇玉香卡农场；第十二劳改支队：新哲农场；第十三劳改支队：塘格木农农场；第十四劳改支队：曲沟农场；第十五劳改支队：巴仓农场；第十六劳改支队：吴堡湾农场
海北：第十七劳改支队：浩门农场；第十八劳改支队：青海湖农场
第十九劳改支队：青海笫五建筑工程公司（西宁）
还有多巴劳教所，劳改局医院
3，八十年代后仅保留的监獄：
诺木洪农场；浩门农场；塘格木农农场；多巴劳教所等。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11-20 07:47
我在劳改农场的二十年(补充)正在煮酒论史发出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1-12-12 08:10
谢谢理解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2-01-11 11:15
谢谢大家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2-01-16 19:06
给网友拜大年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2-02-06 11:05
作者：星际孤旅：请告诉我令尊大名，看我认识否。代问好。怀农诸君，诸友中健在的应不在少数，只是亊过多年，难以联络了。
吴炳林不知回北京没有？栾孟馥确是漂亮，秀冠农场。她和她先生高振环早回北京了，若还在，应有八十多多的人了。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2-04-01 08:26
认识，印象不深。1967--68年我曽在怀农驻点搞小麦丰产，当时水库造反派的王进俢等和农场造反队的汤司令，周秀珍等人正闹腾的凶，申仕荣场长，徐由田政委和付场长许振洪都在埃斗。政治股那个矮个张股长，广东人跳的也欢。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2-04-09 07:31
对了，李攺霞上海人，小学老师，她爱人赵光榮是会计，四川人。许振洪夫婦已故世，申场长在西宁。你一定像令尊，很漂亮的。有机会一定到山东。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2-04-09 11:19
谢谢，有机会一定到山东看你们。怀农的人早已星散，农场也成移民之地，真让人感叹。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2-04-10 07:17
谢常先生光临敝帖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2-04-15 07:22
不是。是政府组织的移民，结果很惨！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2-09-17 08:30

曾清千古
又是一笔血债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4-04-24 10:21
谢谢大家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4-04-24 10:53
谢谢，只会转贴678的跟帖和支持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4-05-02 17:54
原德令哈联合企业公司（德令哈农场）付总经理老红军陈复生于去年12月去世，亨年103岁。作为农场人，我仅以此致哀。
楼主绿洲遗老  发布于 2014-05-08 15:19

Gowest · 发表于 2023-12-4 21:23:48

我在劳改农场二十年[连载]（修正补充版）

一，青海省的劳改监狱“偏僻和荒凉”的青海能出名，能让人知道，能让一些人记住的原因，那就是劳改，是流放犯人的地方。这是自古使然，杜工部说：“君不见，青海头，自古白骨无人收。天阴雨愁声愀愀。” 还有人说青海省城西宁是：“西宁城头空有月，黄沙渍里本无春” ，这是在叙说它的荒凉，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地方。人们在一个时期的影视中常常可以看到，凡剧中的主人公曾经劳改、劳教过的，大坻都有曾在青海服刑的经历。青海，似乎就成了“监狱”的代名词，真让人感慨万千！据说很多上海人是很怕青海的，吓小孩子就常说：“再哭，再哭就把你送到青海去”…… ，因为解放后就曾有不少上海犯人被流配到青海。
1952年的“全国第一次劳改工作会议”做出了“关于稳步地、分期分批地向地广人稀地区转移” 人犯的决定。于是乎青海省的监狱事业便迅猛发展的发展起来了。
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载：“序论”：“截止1994年，青海累计收押、改造罪犯24万余人”， “1959年末青海的新老劳改（劳教）单位有：德令哈、格尔木…巴洛滩（巴仓）…等等32个劳改劳教农场…”。“从1958年起，将西宁地区劳改单位的和各大劳改农场相继改组为10个联合企业公司，下属上百个场，厂、司、矿。各类人员猛增至20万人（不包括家属和支边青年），耕地扩大到270万亩（加上青年农场共382万亩）”。

但在《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调犯”条记载：“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公安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其间，逐步分批调15万至20万名犯人支援青海经济建设。1958—1960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四川、广东、上海等省市调犯95万余人（其中由上海调来女犯650人）…(下略)”。仅1958年到1960年就调入犯人95万余人，可见前述“截止1994年，青海累计收押、改造罪犯24万余人”是不足为据的。为什么？数字里总是在掩饰……。
再看看劳教人员。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逮捕判刑和批准劳动教养的人员大量增加,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在大西北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以青海省为例,3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5万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劳教场(厂)。塘格木劳改农场,先后送来600名劳教分子,其中455人是因右派问题被劳教的。把他们和已决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青海省地处高寒地区,严重缺氧,加上饥饿,还要进行重体力劳动,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虐待致死。3年中死亡劳教人员4159人,占劳教人员数的26.5%,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他们没有能活到被“改正”的那一天。
在送往青海的2万多名劳教人员中,有5000多人是女劳教人员;在死亡的4000多人中,有1000多是女劳教人员。没有死亡的女劳教人员所受到的屈辱、苦难,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一些幸存者不愿意去回忆那一段非人的生活。因为那太恐怖、太没有人道,回忆起来无异于在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炎黄春秋，2010，4）
青海省委书记张国声，1957年在省的一个重要会议上曾说：青海的劳改，在青海省的经济总量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分天下有其一”。1957年，青海省监狱系统的农业耕地面积占全省国营农场总面积的20%；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2%。而当时劳改农场总数约20个，耕地面积仅为30万亩。
随后，青海的劳改农场曾经猛增加到32个，耕地382万亩；创建劳改工矿企业十多个！有资料统计，全省农业耕地面积的23%为监狱农场开垦。部分监狱农场曾被称为青海省的“粮仓”和“粮油生产基地”。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20余年时间里，监狱系统每年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在一个时期里，青海的押犯人数曾占当时全国押犯总数的25%。青海的监狱，曾经把大批‘罪犯’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巩固共和国的政权和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的青海监狱机构和工作人员，已从最初青海省公安厅的一个科、一个处，只有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发展到，管理着两位数县级单位的副厅级局。目前在职人数比当年已减少了很多，但仅现有干休所就有5个，离退休人员12000余人（最多曾达到14000余人），1985年时，其中的2000多名离休干部，占当时全青海省离休干部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青海的劳改亊业当年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监狱管理人员的来源是从部队转业；从社会上招收；从其它单位调动；从内地18个省与服刑人员一起成建制地迁移……。犯人则来自全国各地，也包括青海本地的犯人和藏民。犯人曾和监狱管理人员开玩笑说：我是有期，你们可是无期呵。
这些监狱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全依仗着其所垄断丰富而优质的人力资源。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为其源源不断的提供高精尖人材和无偿的劳动，从生产技术到生产管理全由专业人员打理。干部只是拿着「牧羊鞭」圈管这些羊群。所以能得到很快的发展，亷价也才能有相对高的效益。

楼主绿洲遗老发布于 2011-09-19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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