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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萧超然:毛泽东和北京大学

发布者: reading | 发布时间: 2023-11-15 04:23| 查看数: 549| 评论数: 0|帖子模式



萧超然,1929年生,湖南临澧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主任、教授,蔡元培研究会总干事、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国政党与政治、北京大学校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合著有《国民革命的兴起》、《北京大学校史》。主编了《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等。

萧教授的家在北京大学,到处堆满了书,显得有些拥挤。他笑笑说,这大概是北大的特色。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有关毛泽东和北京大学的谈话。

访问人:北京大学是我国历史最久的一所名牌大学,荟萃着不少风云人物,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栋梁之材。1919年这里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和它发生了密切关系。我们想,北京大学一定对毛泽东也发生了一些影响。

萧超然:如果谈到影响,这是一个还有点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充其量只是一个图书馆助理员,地位很低下,谈不上什么。我想,地位低,那倒也是。假如毛泽东后来没有成为伟人,我们也就不会知道他的名字。问题是毛泽东成了伟人,他又刚好是五四时期在北大工作过一段时间,北大呢,又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处在新旧转折的阶段,那里又出现了一批群星,这与毛泽东在北大很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现象就值得研究了,虽然时间很短。

访问人:影响是一定有的,那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萧超然:影响有大有小,这个影响有多大,大家看法也不相同。我认为,毛泽东从韶山到长沙应该说迈出了一小步,然后从长沙到北京是比较大的一步。如果没有两次北京、上海之行,他可能不会走向全中国,甚至走向全世界,换句话说,就不会有后来的伟人毛泽东。

访问人:请您具体谈谈。

萧超然:这个影响主要表现在他早期思想的转变,表现在他人生道路的选择方向,具体说来,就是对他选择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北京大学的文化现象使毛泽东眼界大开。毛泽东在来北京之前,从没有出过湖南省界。但他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在湖南求学的几年中,他读书,看报,脑子不停地思考,一门心思地要探讨救国拯民的“大本大源”。1918年的北京大学,由于蔡元培校长采取广揽人才的政策,正处在人才荟萃,思想上、学术上异常活跃的时期,各种新思想在这里争奇斗艳。像毛泽东这样渴望知识,追求真理的年轻人,一来到这种地方,受到这种文化现象的感染,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兴奋与刺激,并且眼界大开。同时,他又是一个有极强参与意识的人,所以一到北大,他就参加了北大的新闻学会和哲学会。此后还参加了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不是北大的,但初期会员多数是北大的)。这些学会在当时都是针砭时弊,研讨救国救民道路的学术团体。无疑对毛泽东一定会发生不小的影响。

访问人: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的之前与之后,思想有很大不同。这之前,他强调立志,强调探求“大本大源”。这之后就接受了很多新思想,强调民主和科学,反对儒家的独霸思想等等。

萧超然:下面我谈的第二个影响,也就是对他选择信仰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接触工人啦、社会啦,都有关系。我主要谈谈他从北大读过的书所受的影响。因为毛泽东信仰的确定,是从各种主义、学说比较中逐渐形成的。要比较各种主义、学说,首先要了解这些学说,不了解这些学说就谈不上选择。毛泽东自己说过:他在北京期间,读了许多东西。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拥有全国大学图书馆中最大的藏书量,毛泽东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在这样的地方,他一定读了不少过去从未读过的书。具体读了哪些书,现在还找不到直接的材料,起码《每周评论》、《新青年》他读了。像《国民杂志》、《新潮》等北大的一些刊物也会读的。李大钊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文章,也正是毛泽东在北大时发表的。这些都会对毛泽东产生相当的影响。拿《共产党宣言》来讲,毛自己说1920年夏就读了,有些学者提出《宣言》还没有出版。我觉得毛自己说的话,不要轻易否定。他没有读到陈望道译的《宣言》,但他可以读到其他人翻译的《宣言》。1919年4月,《每周评论》就介绍过《共产党宣言》其中的一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翻译者是成舍我,他当时是北大的学生,后来是世界日报的总编辑,很有名的报人。还有1919年11月出版的《国民杂志》也刊登了《宣言》的一章,是北大经济系学生李泽彰翻译的,是《宣言》的纲领。像这些材料,毛泽东是不是可能看到,我想完全可能。另外罗章龙的回忆,也有一定的可靠性,因为他是德文班的学生。北大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早的文献,关于德文版的有8本。罗章龙说曾和他的同学翻译过《宣言》,或打印或油印,是比较可信的。还有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看到毛泽东的桌上摆着《共产党宣言》,如果和罗章龙的打印本或油印本联系起来就不奇怪了。总之,当时的北大介绍各种主义、学说,介绍俄国革命的书刊很多,这在毛泽东确定信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他选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向是很关键的。

访问人:北京大学的各种人物也一定对毛泽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萧超然: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各种人物对毛泽东的综合影响。

访问人:早年的毛泽东东说过这样的话:“友不博,则见不广”只要“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凭着毛泽东这样一种访贤问道的精神,在北大一定拜访了不少名人。

萧超然:大体说来有三种:第一种,是大的名流学者。如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邵飘萍、周作人,还有新闻学系的教授徐宝璜等,这些人对毛泽东说来,可谓神交已久。通过杨昌济的介绍也好,还是自己登门上访,或去听课也好,毛泽东两次在北京期间,都或多或少的和他们有些接触。虽然没有过多过深的交往,但给毛泽东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就一再提及这些人,并引以为自豪。从受的直接影响来看,曾受到胡适实验主义的影响,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在他选择主义的过程中都逐渐被否掉了。邵飘萍自由主义的倾向,也使他非常佩服。可见那些名流学者们新颖的思想,深邃的学问和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魅力,曾使青年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吸引力和精神满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日后的修养和领袖品格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二种是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论影响恐怕他们两人最大,主要反映在毛泽东世界观的形成上。毛泽东在没有见到李、陈以前,还谈不上对主义的选择,第一次在北京期间见了,当然也还不存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陈独秀本人也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抱有好感,这就为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当毛泽东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对各种主义的分析、比较中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第二次见了陈独秀,很快就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这一方面,毛泽东自己也有回忆,他说: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两人在毛泽东选定人生目标与信仰中起了导向作用。

第三种是在北大的湘籍教授和一些学生。湘籍教授主要是杨昌济和黎锦熙。毛泽东在湖南求学的时候,他们就是毛的老师,而且师生关系很好,到了北京毛泽东和他们更是来往密切,有问题、有困难总是找他们解决。黎锦熙国学根底雄厚,在治学、研究方面对毛的影响大一些。杨昌济在修身立世方面对毛的影响大一些。1920年杨昌济逝世以前,还向上海的章士钊写信道:“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和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可见杨对毛是十分看重的。在北大学生中毛泽东和朱谦之一起讨论对无政府主义,和康白情一起议论新诗,还接触了傅斯年、罗家伦等等,当然一段时间之后,毛就对他们表示失望。影响最大的还是湖南籍学生邓中夏,他们后来来往密切,通过邓中夏,毛泽东认识了许多别的朋友,还参加了邓中夏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五四运动中,邓中夏曾专程到湖南向毛泽东介绍北京的情况。邓中夏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将毛泽东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公布于众,使青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在当时的北大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访问人:一个人的成长,要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从毛泽东来看,他和北京大学的这段因缘,是他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所在。那么请您谈谈毛泽东和北京大学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有搞不清的问题吗?

萧超然:大的问题基本上都可搞清楚了。比如他在北大做什么,有些什么活动,结交了哪些人,思想受了哪些影响等等。具体问题有的也说不太清楚。比如,他来北京前,从他的通信来看,杨昌济希望他进北大读书,但为什么没有进,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没有看到材料。

访问人:当时的北大要考试,是否他外语或者是数学不行?

萧超然:这是一种可能。文史专业一定要考数学。吴晗当年考北大,中文、历史都是100分,数学零分,结果北大没有录取,清华录取了。

访问人:现在人们比较强调他的经济困难,是否也有关系?

萧超然:也有可能。他自己讲,开销很紧张。不过毛泽东东不太喜欢学校,喜欢自由研究。北大的环境他肯定欣赏,但让他进正规的班听课,他不一定欣赏,他一直讨厌正规的教育,喜欢不受拘束。

访问人:其实门捷列夫在普鲁士留学时和他有相似情况,那里的教授请他读博士学位,他不肯。毛泽东也很有主见,求真理不一定非进学校才行。

访问人:如果强调他的经济困难,我也不太赞成。以毛泽东当时的家境,说服父亲不一定不准他进大学读书。还有毛泽东没有出国,也有人把它归结为家庭经济困难,我认为也不一定正确。当时经济困难的罗学瓒,就是毛泽东等为他借钱出国的,还有陈绍周也是这样。以毛泽东当时在学生中的地位,以及向章士钊借款三万元的情况,他出国是无问题的。关键还是想立足国内,这也符合他本人的性格。

萧超然:显然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进北大读书,各种因素都有可能。还可以探讨。

访问人:最后请教一个问题,建国后毛泽东与北大有哪些来往?

萧超然:总的说,毛泽东对北大是比较关注的。《毛泽东书信选》还收了他给北大的一封信。那是1949年北大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请他参加,毛泽东回信表示,感谢邀请。他说:“因为工作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第二节,五四运动31周年时,他又给北大写了信,并应全体师生的请求,给新制的校徽题写了“北京大学”四个字。

访问人:“文革”期间毛泽东和北大也有不少联系。

萧超然:那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要说清楚,还需要再找时间,详细研究。

1992年5月17日于北京大学

(摘自《说不尽的毛泽东》 名人学者访谈录 访问人: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


https://news.pku.edu.cn/2012zt/2012-03/20/content_2328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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