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扒火车到桂林，找老外练口语（衡师三年忆旧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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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大学时代的作者



萧象，湖南永州人，历史研究者；1977年入读衡阳师院外语系，1991年湖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先后供职于地方教育机构、省直机关和国有企业。重点文章：《从分歧走向分裂——毛泽东倒刘史迹考察》《毛泽东发动文革新探》《罗瑞卿悲剧的历史原因》《陆定一文革遭遇的历史教训》《刘少奇文革命运的悲剧性》《我观胡乔木晚年的两面性》《蝶变：蒋经国的晚年政治岁月》等。



原题

衡师三年忆旧痕





  所谓衡师，在今天乃衡阳师范学院之简称，而当年为衡阳师范专科学校之缩写。40年前有幸成为77级之一员，却“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而忝列末席，故此，校徽是一天也没戴过。每被问起学校，恨不能问者是位老外，如此，则可英语大大方方地正经回答：I am from Hengyang Teacher´s Collage。心之虚荣，可见一斑。衡师三载，相较本科名校，讲堂缺少教授升座，校园不见名师身影，记忆所及，多是课后学余的“细枝末节”。


登南岳，嬉水溪边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读书人追求的一种境界，也是我们读书期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三年时间，同学们青灯孤影凳板冷坐，努力于书读万卷之余，不忘喜出望外游山玩水，路行万里。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便是我们第一次校外活动的首选。



1979年仲夏。当时十年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方始起步，社会经济水平十分低下，人们大多还没形成观光休闲的旅游意识，即便名山大川，亦游客寥寥。不像今日，随便一景区，无论节假日，都游人如织，人满为患。所以，偌大的南岳景区，蜿蜒逶迤的登山道上，除偶遇几位当地居民，只有我们这群欢天喜地的青年学生。这倒让我们真正体验了一回入无人之地而随心所欲、纵情山水的机会。



同学们来自三湘大地，多为工人、知青出身，奇山异水没少见过，但登南岳，且男女联袂，还是头一回，表现出的新奇乃至兴奋劲儿，与初出茅庐的中学生并无二致。仅看装备，草帽、水壶、相机必需品之外，还携带了手风琴和猎枪，堪称文武齐全，既潮又酷。



上山不久，遇一山涧溪潭，乱石峋嶙，涧水清冽，同学们情不自禁，纷纷涉足其中，玩水嬉戏，流连不已。在此留下一张抓拍的摄影，记录了同学们戏水溪边而物我两忘的瞬间，那种欢欣浪漫而得意忘形的表情展现得一览无余。



南岳以佛、道两教圣山而著称，汉唐以降，千百年间，建有不少有关佛、道文化的建筑物景点，这些建筑及其文物在文革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损毁，但遗址尚在，景点犹存，麻姑仙境、磨镜台、藏经殿等有名景点，均留下同学们的脚印与身影。不过，以我们当时的知识贮备与文化水平，很难说能从文化层面体味、领会到多少佛、道两教之神奥，而所以流连其间，乐而不疲，多是出于慕名与好奇。

南岳忠烈寺前。左起作者、肖锡龄、刘庆衡、邹雨民老师、旷建和



倒是山中忠烈寺，它的没有“历史”的直观存在，意外地给我上了一课。抗战初期南岳曾为军事重镇，国民政府在此几度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国共两党在此联合举办过游击干部训练班，并顺应山势修建了这座规模宏大的忠烈祠，用以纪念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



当时因两岸对峙，忠烈寺处于封存状态，没有对外开放，也不见文字图像说明，惟寺前赫然挺立的数枚硕大的水泥炸弹，触目惊心，让人过目难忘，同时也让我好生纳闷。



本市的王家衡同学知道底细，他告诉我说，这里供奉的是国民党抗战将士。经此一说，在返回的路上我就不免多看了一眼。忠烈寺似乎让我第一次感到历史存在的复杂与多样，开始发觉关于抗战的另一种叙事。



爬过半山亭，已是午餐时间。经过一番游玩与攀登，大家始觉饥肠辘辘。于是，几张塑料布随地一铺，三五一群席地而坐，女同学摆上预先买好的食品——包子、馒头、饼干、糕点与水果，一顿琳琅满目的野外午餐，在智力竞猜游戏助兴下，伴着笑语与喧哗，让大家吃得特别开心，格外有味。



上封寺为南岳古刹之一，始建于隋唐，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关部门将其改建为招待所，接待游客，文革一度关闭，后限为内部使用，班上同学通过关系得以让我们这群大学生享受一次“例外”，当晚我们便投宿于此。此去最高峰祝融峰百十米之遥。祝融峰建有一座长波台，为士兵把守，乃军事禁区，我们只能望而却步。



虽不能抵达最高点，但立于次高点，回望来路，见天空低垂，云海苍茫，群山万壑，直奔眼底，山高人为峰的浩壮感觉同样油然而生。这种感觉回想起来不输于“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孔子，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的想象也更真实。



招待所有一台黑白电视，当晚中央电视台正好播放英国电影《简爱》。晚饭后同学们围坐一起饶有兴趣地观看电视，随剧中简爱与罗彻斯特的曲折的爱情与命运而心情跌宕起伏，由此度过一个难忘之夜。我们夜宿南岳的目的之一是观看日出。只可惜，翌日早晨云雾笼罩，天不作美，南岳观日未能遂愿，留下遗憾。



一年后的1980年深秋，我们来到南岳镇上的衡山一中实习，趁机我再次登顶南岳。与上次有所不同，这回属于个别行为，且专为观日而为。已记不清和哪位同学一道，只记得是十一前夕，三更动身，星夜登山。山道已有零星游客，其中一位操北方口音的青年人，与我有简单的交谈，当他从我身边越过，对着黑黝黝的山影，突然发出惊叹：“啊，好大的一座山！”那一声来自平原的兴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天亮之前，我们爬上山顶，与数十位游客一道，守候静待观日台，最终如愿以偿，目睹壮丽日出全过程，而弥补前憾。


登南岳，一览众山小。后排左起彭青、朱征宇、陈玮、唐振华、 聂炳林、肖锡龄、邹东旗、曾祥舒、张小康、王家衡、邹雨民老师、刘庆衡、罗选民；前排左起旷建和、作者、李朝阳、周健；正中间邓志刚



2



1980年代初有一部《女大学生宿舍》的电影，以反映几位同舍女大学生的故事而风行一时。其实，说起来，当时的高校，即我们所谓的“新三届”，学生来源职业广泛，社会经历丰富多样，每一间学生宿舍，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都能讲述一大堆有趣的故事。



恢复高考后的衡阳师专规模不大，学生不过千人，男生宿舍只一栋，我们77级外语班学生住在二楼，第一单元上楼左拐第三间，便是我们——周健、李晓南、蒋冬生、肖锡龄、邓志刚、刘庆衡、韩京安以及笔者——八人（大三时周健考取研究生提前离去，赵湘趁虚而入补其位）所住宿舍。宿舍紧邻盥洗间，门前人来人往有时难免噪杂，但有一大好处，盥洗间是专线电源，二十四小时不停电。



我们近水楼台，专门搭了一根线接入宿舍。这样，晚上十点半学校统一拉闸熄灯后，同舍的几位夜猫子可以不受影响，继续伏案，挑灯夜战。不仅于此，因此专线，使用电炉不影响其他宿舍，可以躲过学校检查，为宿舍“煮食”带来更为安全和方便的条件。



不像后来，大学生就餐随心所欲，个人购买，我们那时实行“供给制”，八人一桌，定人定量，可以吃饱，够不上吃好。而男女同桌，女生食量较少，故常有剩余。于是，同舍几人就把晚餐本桌（偶尔邻桌）的剩饭、剩菜（主要是蔬菜）全部打包，带回宿舍。



到了下晚自习后，就支出电炉，架上铝锅，倒入饭菜，添加点油盐与味精，再加入开水，来它一个一锅烩，不出几分钟，饭菜煮沸，菜香入鼻，大家纷纷拿出碗和调羹，各分一份，吧砸吧砸，吃得津津有味，因是再加工，多油水，味道自是胜过食堂。偶有哪位市内同学从家中带来肉鱼佳肴，那就更像过节打牙祭。



最有趣的是“夜宴”之后的收拾残局——洗碗。刷锅洗碗不是一件好差事，何况又是寒冬冷水，而雷锋只是印在书本里。当然，自家碗自己洗，各人自扫门前雪，没说的，但剩下的锅由谁洗？周健提出一个偷懒而又不无游戏色彩的建议办法——所有的碗一起洗，通过翻字典比大小来决定谁洗碗，得到大家一致响应与附和。



此法实质等于抓阄，简单、公平、易行，同时不乏挑战与刺激性。宿舍八人，每次参与“夜宴”也就是“游戏”的五六人，以字典页码最后一个数字的大小比输赢，但凡翻到大数的无不喜形于色，哈哈大笑，而翻到最小数字的则垂头丧气，自认倒霉，只得乖乖地把一堆碗锅洗了。



其间也出现过悬念，有一次刘庆衡还是谁，第一个翻，一翻就是一个小数，大家一阵欢呼，认为胜负已定，刘死定了，不料最后轮到肖锡龄，也翻出一个同样数，这样，他俩就得再进行一场附加赛，结果，刘反败为胜，死里逃生。当然，上天是公平的，比大小有点像掷钱币，正反胜率在统计学上基本是一样的，所以一个学期下来每人洗碗的次数可能也差不了多少。



“背诗打赌”是另有一件值得一提的趣事。先介绍一下背景。学长周健与李晓南，乃1966年高中毕业的老三届，且均为重点中学出身，尤其周健，才学兼具，毕业于有名的北京四中，1977年高考衡阳市理科第一名，在我们这般1970年代才进中学而学识浅薄的小老弟眼中，可十分了得，是大家学习与追慕的标杆。



大二时周健准备报考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而我多少也有点“文青”倾向，在爱好和志趣上与其颇为投合，受其影响，我的兴趣也相当一部分转到了文学上来。



于是，本舍就呈现出这样一种景象：一方面是VOA 和NEW CONCEPT ENGLISH的学习，一方面是“之乎者也”古汉语和唐诗宋词古典文学的研读，中西合璧，交相辉映，可谓独具一格。这样的环境氛围下，同舍的其他几位也时不时地跟着吟上几句唐诗宋词。



一天晚自习时，肖锡龄坐在桌前拿着一本《唐诗三百首》，对着白居易 《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低头吟哦，念得起劲。周健觉得有趣，可能也想考考其记忆力，就问能否背下？肖答可以。又问多久可以背下，肖想了一下，说一个小时。



周健不信。于是两人打赌，换白居易另一首差不多长度的《琵琶行》，一小时内把它背出。赌资是，输者请吃牛奶冰棒（在当时算是一种比较时尚的享受）。两人击掌，一言为定。



周健随后就到教室自习去了。肖则正襟危坐，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开始背诵。“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在此之前，肖好像并没有接触或者说并不熟悉这首诗。我作为见证和裁判，坐在肖旁，在其背诵过程中，出现卡壳时给个提示。



很快一小时过去，周健准时归来。背诵开始。“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肖锡龄摇头晃脑，居然从头至尾硬是一字不落把四十四行的《琵琶行》给背了出来。第二天周健买来三根雪白的牛奶冰棒，呵呵，我也得以美味了一回。



改革开放反映在器物层面，卡式收录机的出现，可以说是早期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象征物。这不无现代化元素的洋玩意儿，集收音、录音和播放磁带于一体，产于日本，来自香港，时尚而贵气，颇得年轻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外语学子的青睐。



韩京安为广州军区部队子弟，得风气之先，在同学中最先拥有便携式日本卡式收录机。当他第一次从家里带来宿舍时，大家都好奇地围着瞧个不停，尤其那录音功能，很是稀罕，每个人都不无兴奋地对着收录机说上一两句话，即刻被播放出来，第一次听见自己讲话的声音，那感觉，真是新鲜。



正因有此录音功能，也不知哪位仁兄想出一个点子，当下几位学弟便编排了一幕合谋“算计”学长的“恶作剧”。剧情是：邓志刚变声装扮周健的一位朋友，作为信使来到宿舍找周，说他家中有急事要他马上回去一趟。我则告诉信使，周健有事出去了，等他回来一定把情况转告他。



我们录播了几遍，直到听不出明显破绽。待周健一回到宿舍，我们即转告他这一消息，韩京安则亮出收录机，放出录音。周健一听，信以为真，面露急色，转身就往外走。我们在其身后则挤眉弄眼，互做鬼脸。



不过，大家到底“心虚”（心善？），对学长也于心不忍，也就没敢表演到底，没等他下到一楼，就赶紧把他追了回来。“计谋”得逞，宿舍嘻嘻哈哈，笑成一堆。



玩而不劣，谑而不虐。一想起这些，我就忍俊不禁，独自发笑。晃眼就四十年了，青春往事，宿舍旧影，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快乐而美好的大学时光，纯洁而有趣的同学情谊。



3



《春风沉醉的晚上》，是郁达夫的一篇小说，几十年前读的，现在居然一点也记不起它的内容，但这题目却一直铭记于心，除了诗意的语言美让人过目不忘，总让我联想起一个同样曾经让人沉醉的晚夜。



1970年代末，社会解冻，文艺解禁，一大批文革中被视为封资修的文艺作品获得重新出版和上演，让我等刚从文化沙漠中走出的青年学子如见绿荫，如饮甘泉，其中一批由西方文学名著改编的外国电影，尤让我等眼界大开，每有上放映或电视播出都趋之若鹜，一睹为快。



当时重要电视节目登报提前预告，人们通过报纸预先得知某日某时播出某某节目。由于学校没有公共电视，惟少数老师家里才有电视，每遇播放外国电影，拥有电视的老师家便成了一班影迷同学的观影场所。好在老师们开明而通达，对学生们晚自习时间来看电视不以为怪，而持同情理解，所以总是开门迎纳，这同时说明优秀的外国电影不独为青年人所钟爱，也受到老师们的喜欢。



只是场地空间有限，而观者甚众，为占据有利位置，需提前守候，后来者只能挤在门口，翘首围观。一段时间里，我们常溜达于老师家门与教室之间，以能观看到一部播出的外国名片为快事。



一天晚饭过后，周健招呼我，说带我去个地方。他骑上自行车，我跳上后座，一吱溜我们就出了校门，驶向市内。周健没说去哪、干嘛，我也没问，但我知道，绝对是好事。我们穿过大街小巷，在一个院子的楼房前停了下来，锁上单车，上了二楼。周健敲开其中一间房门，里面走出一位年轻人，是他朋友。



这位朋友把我们引到过道对面的另一间房屋，看上去像是会客室，进门左手靠墙立着一张书桌，桌上摆放着一台电视。我一看，心中一喜，今晚有戏。果然，待招呼我们坐下，这位朋友打开电视，调好频道，不一会，音乐响起，荧屏现出字幕：《巴黎圣母院》。



在我过去的经验世界，国产电影，以《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青松岭》《火红的年代》以及样板戏影片为构成；外国电影，来自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等少数国家，《第八个是铜像》《蓝色多瑙河》《摘苹果的时候》为其代表。



无论国产还是进口，这些电影的主题内容无一不是革命叙事或社会主义建设，且十年之间，翻来复去，看到的就这么有限的一部分，不仅数量上屈指可数，观感上也让人感到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平庸。



《巴黎圣母院》大不一样，开场就让人眼前一亮。它是一部爱情悲剧片，改编于法国文豪雨果的同名小说，带着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来自陌生的另一个世界。仅此就刷新了我的经验世界。



影片以15世纪的巴黎为背景，讲述的是吉普赛姑娘艾斯米拉达的爱情悲剧。艾斯米拉达年轻美貌，能歌善舞，热情奔放，爱上英俊却花心的国王卫队长，晚上约会时遭心怀妒忌的神父陷害，被宗教法庭判处绞刑，貌丑心善的卡西莫多将其救至圣母院，最后国王卫队攻打圣母院，乱箭射死艾斯米拉达。影片以女主角的不幸遭遇和爱情悲剧为主线，揭露了教会神父的阴险卑鄙，宗教法庭的野蛮残忍，同时赞扬了底层人民的正义勇敢。



影片故事情节曲折复杂，人物形象典型鲜明，画面镜头绚丽浪漫，悲剧结局出人意表，在近两个小时的播出时间里，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就好像原来一向看的是秧歌，突然看见了芭蕾；一贯喝的是米酒，突然喝到茅台，不由你不生惊奇和陶醉。



当然，不仅仅是艺术表现手法的视觉冲击，在思想价值层面，电影通过对艾斯米拉达、敲钟人卡西莫多和神父克洛德的褒贬扬抑，所传递出的对人性真善美的讴歌和对社会假恶丑鞭笞的价值观念，同样引起我们的共鸣，尤其是在刚走出文革不久，人们对极左假大空一套虚伪作法极其厌恶这一文革批判与反思背景下，它昭示出坚持真、保守善、追求美之于普遍人生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巴黎圣母院》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这么好看的电影，让我感受到艺术的魅力与价值。不仅是我，周健及其朋友，也是感同身受，和我一样。看完周健感言：一个月、一个季度能看上这么一场电影，也算不负人生！



数年前，读赵越胜《燃灯者》，书中提到，1970年代初、中期，北京上层就在流行观看内部电影，不仅有苏联的《战舰波将金号》《第四十一个》，更有纯西方的《迷惘的一代》《去年在马里扬巴德》等。中国社会的等级森严确具特色，上流社会除了医食行住享受特权，读书览报看电影也有特供。一般平民百姓，莫说物质生活吃香喝辣，娱乐生活耳闻目睹也被限制在规定的范围。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昔日王谢堂前燕，何曾会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我等有此机会观赏世界名片《巴黎圣母院》而大饱眼福？就此而言，我们也应感谢改革开放，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至少在文化娱乐方面拉平了社会上、下之间的鸿沟，做到了可以让所有人在看电影面前的一律平等。



看完电视，夜已深沉。周健载着我，沿湘江骑行，返回学校。江波粼粼，衬映出城市静谧的夜影，江风习习，吹拂着我们敞开的外裳，我们一路无言，沉浸在电影之美带来的兴奋和愉悦中。

教室一隅。前排左起：李晓南、聂炳林、罗选民、邹雨民老师、李朝阳、作者、魏志成；二排左起：邓志刚、朱征宇、唐振华、霍榕、周颐、陈玮、彭青；三排左起：旷建和、肖锡龄、周健、刘庆衡、王家衡、曾祥舒、邹东旗



4



1980年暑假前夕，罗选民、旷建和、张小康（78级）和我，四条汉子凑在一起，商量假期结伴外出一游。



我们决定选择桂林作为出游地，因为桂林作为风景名胜城市距衡阳不算太远，交通费用不会太高，另一原因则是桂林是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不仅山水甲天下，外国游客也多，可以让我们有机会找老外对话，检验自己英语的听说能力。



外语学生有一大忌，就是担心“哑巴英语”，学了数年英语，最后开不了口。这一现象在各高校普遍聘有外教，英语学习环境大为改善的今天，已不大成其为问题。而当年却是困扰我们的一主要问题。说也惭愧，学了两年英语，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哑巴”状态，英语说来说去，都是在咱们中国人自己之间相互操练，没有和外国人有过接触对话，也就不知道自己这把刷子到底有几下，水平几何。



当然，说没有和外国人有过接触，此话也不完全准确。教我们文学欣赏课的就有一位叫沙梅的外国老师，来自菲律宾，据说还是菲共的中央委员。1970年代末我国调整对外战略，停止输出革命，受援的菲共一部分撤退到中国，其中一些人安置在湖南。



当时高校英语教师奇缺，菲律宾说英语，沙梅因缘际会来到师专，教授我们英美文学。他的课上得不错，很受欢迎，惟非正宗的菲律宾英语，让我们有些微遗憾。



我们想接触见识一下说地道英语的欧美人。所以我们选择去桂林。



衡阳到桂林300多公里。当时火车票价大约6~7元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当时一斤肉，七毛八分，一斤米一毛三分八厘，一本《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3.55元，近1700页的《新英汉词典》6元。就是说，这张车票可以换八斤肉，或近50斤大米；买两本《现代英语惯用法词典》或一本《新英汉词典》。（看到这里，一些年轻读者可能会发出呼声，哇，那时物价好便宜呀！不过且慢高兴，那时物价是便宜，但人力资本也廉价，大学毕业本科每月工资54元，专科48元，一般工人更低，才30多元。）对我们这些还依靠父母的穷学生而言，票价不菲，不能不需加掂量。



为节省费用，我们决定爬车去桂林。当然是爬货车，不是客车，客车要查票，货车无人管。衡阳火车站是京广线和湘桂线的分叉点，每天有大量的车辆在此南下北上。放假的第二天，我们每人挎一黄色书包，里面兜着简单的日用品，无人注意地溜进火车站货运场，顺利爬上一辆开往桂林方向的煤车。



几个小时后，火车行驶到冷水滩（今永州）站，停下不走了。此距桂林差不多一半路程。我们跳下车来，相互一打量，不由哈然大笑——每人都成了大花脸。原来煤车行驶，一路风吹，扬起煤尘，使得脸上和身上沾满了细屑，看上去宛如从矿井走出的煤工。



尽管一身煤屑，省却了将近一半的路费，我们觉得也值得。魏志成家住冷水滩，离车站不远，我们找到他家，简单地洗理了一番。然后，购票从冷水滩坐到桂林。



很多年过后，罗选民以清华教授回母校讲学，谈起当年在校经历，这段爬煤车去桂林的轶事，在年轻一代学子中作为乐话流传开来。



桂林和衡阳，是同处湘桂线上的两座地级市，同在各自省里排名第二（如今衡阳是否还排名湖南第二，已不能确定），抗战中都有过一段光荣历史。桂林因其独特的山水形胜更享盛名，也因此成为国家首批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



在桂林我们没住旅馆，而是投宿于郊区的桂林步兵学校（现桂林陆军学院）。这是旷建和的中学同学——一位广州军区部队子弟通过其父母介绍的，因此又节约了我们一大笔费用。每天我们早出晚归，观象鼻山，探七星岩，登独秀峰，攀叠彩山，游漓江，逛阳朔，几天功夫，把桂林奇山异水风景名胜看了个遍，同时感受到了对外开放给这座城市带来的蓬勃生机和崭新气象。



当然，满城高鼻深目的欧美游客为我们锻炼口语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只要场合合适我们就大着胆子趋前与老外们搭讪，在并无障碍的自由交谈中，自信心不觉然间得到了提高。其中，与两位欧洲姑娘的交流给我留下印象。



我们邂逅于叠彩山，谈话得知，她们来自瑞士，是小学教师，趁暑假来中国旅游。我暗自惊讶，小学教师竟然能出国旅游，这在我们实不敢想象。一番交谈之后，我们分手告别。



不意第二天在桂林新华书店又碰到了她们。我们几个马上说了一句：“O,it’s a small world！”她们很高兴，也回上一句：“ye,it ‘s a small world！”离开书店时，罗选民与旷建和先走了一步，她们一时不见了他俩身影，高个姑娘问我，他们去哪了？我回答说：“They ‘ve gone.”她笑着纠正我：“They went ahead. ”我感到汗颜，也因此记忆不忘。



近四十年过后，如今在我国出国旅游不再稀罕，包括中小学教师在内的普通国民的出国旅游，已是家常便饭寻常事，今昔之变，令人感慨。



2017年12月~2018年1月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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