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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金洲 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时间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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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23 19:35: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共党史研究》 2015年第11期 P116-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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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g! {1 ?0 J$ i“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势迅速扩展,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相继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是中央层面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中的大事件。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的时间,长期以来党史界的认识并不一致:一说是1966年8月①;一说是 1967年初②;一说是 1967年 2月③。“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曾两次谈及此事。一次是1967年2月6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讨论夺权问题。谈到中央文革小组时,毛泽东说:“你们代替了书记处。”④这句话说明,在此之前,中央文革已经代替了书记处。不久,2月12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谈话,进一步说:去年6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⑤。这就又增加了一种说法,即1966年6月。作为当事人和事件的决策者,毛泽东的话无疑最具权威性。但是,他的说法并没有解决中央文革取代书记处时间的争议,反而给研究者带来困惑。近年出版的权威党史、国史著作都没有明确给出这一变化的具体时间。一件事的发生总有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中央文革小组到底何时代替了中央书记处?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出考订。/ w+ L7 w0 z6 U6 W6 |6 l8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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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 |9 c( [5 _没有证据表明从1966年6月起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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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或候补书记的职务,同时调陶铸和叶剑英参加中央书记处,并增设了书记处常务书记一职,由陶铸担任。这说明,中央书记处的机构没有因为处理了一批人而瘫痪,而是得到了补充。依照规定,书记处的人员变动还须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追认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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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中央书记处并没有停止活动。6月6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陶铸到北京任职后书记处内部的分工,拟定由邓小平分工管理中央调查部,陶铸分管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分管共青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和中央统战部,康生分管中央联络部、中央党校,谭震林分管中央监察委员会。李先念、叶剑英、李雪峰三人主管专门工作,故未分工管理中央部门。次日,毛泽东批准了上述分工安排。6月10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改革学校招生办法。⑥此后,邓小平再没有主持召开过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但是,书记处并没有停止工作,其成员仍然各按分工负责管理相应部门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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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Y$ h: s, w- i1 P$ y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确认了5月政治局会议对中央书记处的改组,并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康生、叶剑英还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陶铸、康生、李富春当选政治局常务委员①。可见,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泽东尚无取消或削弱中央书记处的想法,中央书记处仍然是完整的。而且,比起过去,改组后的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中的分量有了明显提高。这说明,毛泽东所说的从1966年6月开始书记处被取代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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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中央书记处在一个时期内仍然发挥作用。' @+ Y6 o, N) M! q5 a, d& G& m

  C8 `! Z: {; }9 w  m1966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讲话。当谈到会议的决定 (即“十六条”)能否得到实行时,他说: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②。而且,康生和陶铸此时均为中央文革顾问 (后者系8月2日增加③),表明毛泽东希望中央书记处能给中央文革小组以支持,进而共同协力搞好“文化大革命”。应该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泽东对中央书记处仍然寄予期望,希望其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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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至23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受到批评。会后,邓小平把书记处内分工管理的中央调查部的工作移交给了康生。④此后,中央书记处在陶铸领导下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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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3 o5 m/ n8 q/ s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最初的一两个月,毛泽东对陶铸和中央书记处比较信任。陶铸经常向毛泽东报送有关“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工作的文件、报刊社论稿等。如8月下旬报送的《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9月上旬报送的《用文斗,不用武斗》,以及9月中旬报送的《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等重要社论稿,都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毛泽东也经常将有关文件批送给陶铸和中央书记处办理。如8月28日,毛泽东分别将两份文件批转中央书记处和其他中央机构研究处理;9月8日,毛泽东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⑤讨论提出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批送中央书记处等机关开会讨论。⑥
! ]6 X( W' f+ r; F8 N毛泽东与中央书记处的互动在10月份以后就比较少了。但是,直到12月,中央书记处仍然存在。如12月初,林彪召集有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人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如12月13日,周恩来向毛泽东送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草案)》,请示是否仍由林彪“主持召集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一议”。15日,毛泽东批准。当天,林彪即主持召开会议并通过了相关文件。⑦这说明,到1966年1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仍然存在并有活动。) |& ?' F# s- T8 e* N" h9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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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6 D, ~2 Y4 [2 K1966年末,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日益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排挤,中央书记处的作用也逐渐被削弱。12月底,陶铸在中央受到批判,中央书记处也随之停止活动。' F* E- P! L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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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陶铸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虽然他也在努力贯彻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但是,在对待红卫兵运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及受冲击的中央领导人等问题上,陶铸不仅与中央文革小组形成了严重的对立,而且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跟不上毛泽东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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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W  e  p: O6 E& e* P/ N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在贯彻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思想和指导全国工作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1966年9月10日,陶铸将关于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标语、口号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认为他们提出的100条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当陶铸遵照指示减少到30条后再次报送毛泽东时,毛泽东批示:“不知送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如未,请送他们议一下。”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后,标语、口号减少到23条,陶铸又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很满意,同时又批评了陶铸等人。他批示道:“凡事要思索,不宜仓猝作出决定。凡大事要征求较多同志的意见。请陶、周、任重注意。标语、口号由一百条改为二十三条,较好,是一教训。”①11月,在制定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政策的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主张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实际上等于让工交企业与文教部门一样搞运动;而陶铸与国务院各部门及各地的负责人都表示反对,认为工交企业的运动必须和文教部门有区别,不能停产,必须由党委领导,不能建立群众组织,不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双方发生激烈争论。12月初,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主张,批评了限制在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观点。陶铸等在会上作了检讨,承担了“堵”“压”群众运动的责任。②之后,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 (草案)》,于12月9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③。接着,中央文革小组又起草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草案)》,经毛泽东批准于12月15日发出④。由此,“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全国工交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这些事件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开始获得指导全国各领域工作的政治地位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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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经过几个月的观察,毛泽东对陶铸和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出的“问题”承担责任,说: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⑤毛泽东的讲话把中央书记处作为一个产生错误的机构,已含有强烈的否定之意。与此相伴随的,是毛泽东对陶铸的逐渐不满。11月,毛泽东作出指示,要陶铸到中南和华东地区开展一次时间较长的视察。当时,陶铸担负的工作很多,一时未及动身。后来,毛泽东又催促陶铸离京。⑥由此似可看出,毛泽东对陶铸在中央的工作并不满意。这种不满更加明显的反映,是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这是一次很有影响的大会,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讲了话。其中,江青的讲话显得很特别。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⑦江青按顺序点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唯独遗漏了还在主席台上的陶铸。这等于公开把陶铸归于另类,否定了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江青的讲话并不是她个人随便讲的。大会之前,毛泽东先后两次审阅修改了讲话稿。12月3日,毛泽东又审阅了《人民日报》即将发表的有关这次大会的新华社新闻稿。①可以说,毛泽东也认可了江青对陶铸的忽略。12月19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的造反派公开贴出攻击陶铸的大字报②。12月27日、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江青等人对陶铸展开批判,江青指责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③。1967年1月4日部分群众对陶铸的公开批判,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利用毛泽东对陶铸工作的不满而加以操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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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明的是,尽管毛泽东对陶铸的工作不满意,但他并不赞同江青等人批判陶铸的极端做法。1966年12月29日,毛泽东召开会议,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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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B6 U1 Z6 p; O& d' a6 L' h) O12月下旬,随着陶铸受到批判,毛泽东决心放弃中央书记处,将其职责转移给中央文革小组。12月26日,毛泽东将黑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批转给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处理,请他们“看一看这个文件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这个文件经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后,于12月29日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国。⑤这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的一个突出表现。1967年1月上旬,这种替代关系表现得更加集中和明显。1月9日,陈伯达和江青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这本应是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却都由中央文革小组来做了。接着,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和《中央军委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发布实施。⑥1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更是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7 c9 S. D" a2 ~% W( B# R2 @. }

0 S  N1 d; I# F+ o4 G& y: h综上可见,从1966年12月下旬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已取代中央书记处;至1967年1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甚至拥有比原中央书记处更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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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2 _/ q& w! a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 v/ N) `7 s,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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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何理解毛泽东所说的1966年6月中央书记处即被取代的含意?这句话虽然不符合事实,但可能表达了毛泽东原来的内心想法,说明他在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似乎就有意令其取代中央书记处。另外,毛泽东这样说,可能也有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资历“增光添彩”的意味。而且毛泽东是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话时提及这一问题的,可能讲话比较随意,不如正式场合严谨。但是,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判断,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而是造成既定事实,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这也是导致如今人们对这件事的判断出现很大分歧的原因。: D, w7 {- I5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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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说法固然具有权威性,但我们可以发现,或许出于政治考虑,或许是记忆错误,毛泽东回顾历史时,有时候会出现与实际不相符的情况,甚至还会自相矛盾。如1967年,毛泽东回顾江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过程,一次说他一开始就知道,另一次则说他不知道⑦。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言论还需要结合历史事实进行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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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4 r* q/ U  M% \% T3 N+ S第二,陶铸失去权力与中央书记处被取代直接相关,但陶铸失去领导权的时间,应以他在1966年12月27日、28日的中央碰头会上受到党内批判为准,而不是以公开批判的时间为准。党内批判后,陶铸虽然还曾参加政治活动,但已没有实际权力了,直到1967年1月4日被中央文革小组在群众中公开批判,并失去人身自由①。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也在注释中注明,陶铸是在1966年底被打倒的②。# C- U( Z0 ~: B! ~9 B; l+ v; p4 T

+ G7 [" E: B, C4 j4 n可资比较的例子是邓小平和贺龙。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批判,贺龙则于9月8日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受到批判。二人都是受批判后即失去实际领导权,但是,他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或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并没有被取消,名义上仍然是中央领导人。到11月,邓小平、贺龙还可以作为领导人出现在公开的群众集会上;12月,他们还出席过中央政治局会议。③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仍然拥有实际领导权。直到1967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才正式决定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等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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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6 q* ^9 D0 E2 S3 H' w4 X! j根据以上认识,关于1967年初中央书记处被取代的说法,可能是将陶铸被公开批判的时间视为其失去书记处领导权的时间,或者是由于两个时间点间隔比较短而没有细加区分。这种说法是不够严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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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作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在中央受到批判是导致中央书记处停止工作的直接原因。但是,1966年12月底,毛泽东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形成整体否定性的认识,并决定全面夺权,这才是导致中央书记处被取代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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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和各地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对“文化大革命”仍很不理解,对红卫兵运动难以接受,并多方限制和压制。10月,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对领导干部批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和各省市高、中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态度依旧,思想上不理解,行动上消极或抵触。到12月,毛泽东对党的干部队伍的整体看法发生转变,他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他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⑤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决定发动“全面夺权”,彻底改造党和国家机构及干部队伍。陶铸是领导干部跟不上“文化大革命”的典型代表⑥,中央书记处被认为是过时的、阻碍“文化大革命”的机构;而中央文革小组因“文化大革命”而兴,表现出最高的“革命性”和组织领导全面工作的“能力”,在“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全党中心工作的形势下,具备了代替中央书记处的各项条件。因此,在毛泽东决定“全面夺权”时,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即悄然实现了向中央文革小组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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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研究员 北京 100091); S+ {+ A*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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