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洲 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时间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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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史研究》 2015年第11期 P116-120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势迅速扩展，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相继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是中央层面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中的大事件。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的时间，长期以来党史界的认识并不一致:一说是1966年8月①;一说是 1967年初②;一说是 1967年 2月③。“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曾两次谈及此事。一次是1967年2月6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讨论夺权问题。谈到中央文革小组时，毛泽东说:“你们代替了书记处。”④这句话说明，在此之前，中央文革已经代替了书记处。不久，2月12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谈话，进一步说:去年6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⑤。这就又增加了一种说法，即1966年6月。作为当事人和事件的决策者，毛泽东的话无疑最具权威性。但是，他的说法并没有解决中央文革取代书记处时间的争议，反而给研究者带来困惑。近年出版的权威党史、国史著作都没有明确给出这一变化的具体时间。一件事的发生总有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中央文革小组到底何时代替了中央书记处?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出考订。

一

没有证据表明从1966年6月起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或候补书记的职务，同时调陶铸和叶剑英参加中央书记处，并增设了书记处常务书记一职，由陶铸担任。这说明，中央书记处的机构没有因为处理了一批人而瘫痪，而是得到了补充。依照规定，书记处的人员变动还须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追认和决定。

6月份，中央书记处并没有停止活动。6月6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陶铸到北京任职后书记处内部的分工，拟定由邓小平分工管理中央调查部，陶铸分管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分管共青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和中央统战部，康生分管中央联络部、中央党校，谭震林分管中央监察委员会。李先念、叶剑英、李雪峰三人主管专门工作，故未分工管理中央部门。次日，毛泽东批准了上述分工安排。6月10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改革学校招生办法。⑥此后，邓小平再没有主持召开过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但是，书记处并没有停止工作，其成员仍然各按分工负责管理相应部门和领域。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确认了5月政治局会议对中央书记处的改组，并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康生、叶剑英还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陶铸、康生、李富春当选政治局常务委员①。可见，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泽东尚无取消或削弱中央书记处的想法，中央书记处仍然是完整的。而且，比起过去，改组后的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中的分量有了明显提高。这说明，毛泽东所说的从1966年6月开始书记处被取代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二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中央书记处在一个时期内仍然发挥作用。

1966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表讲话。当谈到会议的决定 (即“十六条”)能否得到实行时，他说: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②。而且，康生和陶铸此时均为中央文革顾问 (后者系8月2日增加③)，表明毛泽东希望中央书记处能给中央文革小组以支持，进而共同协力搞好“文化大革命”。应该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泽东对中央书记处仍然寄予期望，希望其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作用。

8月13日至23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受到批评。会后，邓小平把书记处内分工管理的中央调查部的工作移交给了康生。④此后，中央书记处在陶铸领导下开展工作。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最初的一两个月，毛泽东对陶铸和中央书记处比较信任。陶铸经常向毛泽东报送有关“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工作的文件、报刊社论稿等。如8月下旬报送的《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9月上旬报送的《用文斗，不用武斗》，以及9月中旬报送的《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等重要社论稿，都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毛泽东也经常将有关文件批送给陶铸和中央书记处办理。如8月28日，毛泽东分别将两份文件批转中央书记处和其他中央机构研究处理;9月8日，毛泽东将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⑤讨论提出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批送中央书记处等机关开会讨论。⑥
毛泽东与中央书记处的互动在10月份以后就比较少了。但是，直到12月，中央书记处仍然存在。如12月初，林彪召集有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人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如12月13日，周恩来向毛泽东送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草案)》，请示是否仍由林彪“主持召集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一议”。15日，毛泽东批准。当天，林彪即主持召开会议并通过了相关文件。⑦这说明，到1966年1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仍然存在并有活动。

三

1966年末，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日益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排挤，中央书记处的作用也逐渐被削弱。12月底，陶铸在中央受到批判，中央书记处也随之停止活动。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陶铸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虽然他也在努力贯彻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但是，在对待红卫兵运动、工厂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及受冲击的中央领导人等问题上，陶铸不仅与中央文革小组形成了严重的对立，而且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跟不上毛泽东的部署。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在贯彻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思想和指导全国工作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1966年9月10日，陶铸将关于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标语、口号的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认为他们提出的100条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当陶铸遵照指示减少到30条后再次报送毛泽东时，毛泽东批示:“不知送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如未，请送他们议一下。”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后，标语、口号减少到23条，陶铸又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很满意，同时又批评了陶铸等人。他批示道:“凡事要思索，不宜仓猝作出决定。凡大事要征求较多同志的意见。请陶、周、任重注意。标语、口号由一百条改为二十三条，较好，是一教训。”①11月，在制定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政策的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主张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实际上等于让工交企业与文教部门一样搞运动;而陶铸与国务院各部门及各地的负责人都表示反对，认为工交企业的运动必须和文教部门有区别，不能停产，必须由党委领导，不能建立群众组织，不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双方发生激烈争论。12月初，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主张，批评了限制在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观点。陶铸等在会上作了检讨，承担了“堵”“压”群众运动的责任。②之后，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 (草案)》，于12月9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③。接着，中央文革小组又起草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草案)》，经毛泽东批准于12月15日发出④。由此，“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全国工交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这些事件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开始获得指导全国各领域工作的政治地位和权力。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经过几个月的观察，毛泽东对陶铸和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出的“问题”承担责任，说: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⑤毛泽东的讲话把中央书记处作为一个产生错误的机构，已含有强烈的否定之意。与此相伴随的，是毛泽东对陶铸的逐渐不满。11月，毛泽东作出指示，要陶铸到中南和华东地区开展一次时间较长的视察。当时，陶铸担负的工作很多，一时未及动身。后来，毛泽东又催促陶铸离京。⑥由此似可看出，毛泽东对陶铸在中央的工作并不满意。这种不满更加明显的反映，是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这是一次很有影响的大会，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讲了话。其中，江青的讲话显得很特别。她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⑦江青按顺序点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唯独遗漏了还在主席台上的陶铸。这等于公开把陶铸归于另类，否定了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江青的讲话并不是她个人随便讲的。大会之前，毛泽东先后两次审阅修改了讲话稿。12月3日，毛泽东又审阅了《人民日报》即将发表的有关这次大会的新华社新闻稿。①可以说，毛泽东也认可了江青对陶铸的忽略。12月19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的造反派公开贴出攻击陶铸的大字报②。12月27日、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江青等人对陶铸展开批判，江青指责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③。1967年1月4日部分群众对陶铸的公开批判，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利用毛泽东对陶铸工作的不满而加以操纵的。

应该说明的是，尽管毛泽东对陶铸的工作不满意，但他并不赞同江青等人批判陶铸的极端做法。1966年12月29日，毛泽东召开会议，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④。

12月下旬，随着陶铸受到批判，毛泽东决心放弃中央书记处，将其职责转移给中央文革小组。12月26日，毛泽东将黑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批转给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处理，请他们“看一看这个文件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这个文件经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后，于12月29日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国。⑤这是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的一个突出表现。1967年1月上旬，这种替代关系表现得更加集中和明显。1月9日，陈伯达和江青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这本应是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却都由中央文革小组来做了。接着，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和《中央军委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发布实施。⑥1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更是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综上可见，从1966年12月下旬开始，中央文革小组已取代中央书记处;至1967年1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甚至拥有比原中央书记处更高的地位。

四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如何理解毛泽东所说的1966年6月中央书记处即被取代的含意?这句话虽然不符合事实，但可能表达了毛泽东原来的内心想法，说明他在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似乎就有意令其取代中央书记处。另外，毛泽东这样说，可能也有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资历“增光添彩”的意味。而且毛泽东是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话时提及这一问题的，可能讲话比较随意，不如正式场合严谨。但是，从毛泽东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判断，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指示，而是造成既定事实，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这也是导致如今人们对这件事的判断出现很大分歧的原因。

毛泽东的说法固然具有权威性，但我们可以发现，或许出于政治考虑，或许是记忆错误，毛泽东回顾历史时，有时候会出现与实际不相符的情况，甚至还会自相矛盾。如1967年，毛泽东回顾江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过程，一次说他一开始就知道，另一次则说他不知道⑦。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言论还需要结合历史事实进行辨识。

第二，陶铸失去权力与中央书记处被取代直接相关，但陶铸失去领导权的时间，应以他在1966年12月27日、28日的中央碰头会上受到党内批判为准，而不是以公开批判的时间为准。党内批判后，陶铸虽然还曾参加政治活动，但已没有实际权力了，直到1967年1月4日被中央文革小组在群众中公开批判，并失去人身自由①。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也在注释中注明，陶铸是在1966年底被打倒的②。

可资比较的例子是邓小平和贺龙。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批判，贺龙则于9月8日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受到批判。二人都是受批判后即失去实际领导权，但是，他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或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并没有被取消，名义上仍然是中央领导人。到11月，邓小平、贺龙还可以作为领导人出现在公开的群众集会上;12月，他们还出席过中央政治局会议。③不过，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仍然拥有实际领导权。直到1967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才正式决定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等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④。

根据以上认识，关于1967年初中央书记处被取代的说法，可能是将陶铸被公开批判的时间视为其失去书记处领导权的时间，或者是由于两个时间点间隔比较短而没有细加区分。这种说法是不够严谨的。

第三，作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在中央受到批判是导致中央书记处停止工作的直接原因。但是，1966年12月底，毛泽东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形成整体否定性的认识，并决定全面夺权，这才是导致中央书记处被取代的根本原因。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和各地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对“文化大革命”仍很不理解，对红卫兵运动难以接受，并多方限制和压制。10月，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对领导干部批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和各省市高、中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态度依旧，思想上不理解，行动上消极或抵触。到12月，毛泽东对党的干部队伍的整体看法发生转变，他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他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⑤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决定发动“全面夺权”，彻底改造党和国家机构及干部队伍。陶铸是领导干部跟不上“文化大革命”的典型代表⑥，中央书记处被认为是过时的、阻碍“文化大革命”的机构;而中央文革小组因“文化大革命”而兴，表现出最高的“革命性”和组织领导全面工作的“能力”，在“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全党中心工作的形势下，具备了代替中央书记处的各项条件。因此，在毛泽东决定“全面夺权”时，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即悄然实现了向中央文革小组的转移。

(本文作者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副研究员 北京 100091)

(责任编辑 赵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