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季旻珺曹淳力杨坤跨学科视阈中的百年中国血防史研究

Gowest · 发表于 2023-10-19 17:31:59

跨学科视阈中的

百年中国血防史研究

作者 | 董国强季旻珺曹淳力杨坤

董国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季旻珺，南京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系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曹淳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主任技师，血吸虫病室副主任

杨坤，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原载《深圳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摘要

Abstract

2019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引发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问题的重视与思考。回溯历史可以为当下的抗疫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血吸虫病在中国有数千年的流行史，社会危害极大，曾被人们形象地称作“瘟神”。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送瘟神”确定为一项公共卫生的基本国策，运用举国体制动员各种资源，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完成了一个具有国际典范意义的伟大壮举。对血吸虫病防治方面“中国经验”的回顾和宣传，不仅可以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借鉴，而且有助于提升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本文概述了近100多年来中国血防工作走过的历程，对现有“中国血防史”论著进行了梳理，肯定了不同学科相关研究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也指出现有研究存在区域不平衡、时段不平衡、研究方法和信息来源不够多元、论述内容与基本结论同质化等问题，倡导采用跨学科视角拓展中国血防工作先驱群体研究、血防机构的建制化研究、血防工作中的中西医关系研究、经济因素的制约作用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研究，为中国血防史研究领域提出对策。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科技史；人文史；跨学科研究

随着史学观念的不断进化和新的研究资料的大量涌现，国内外史学界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革命史”和“政治史”叙述框架，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疾病史、医疗史和防疫史成为近30年来一大研究热点。而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际，根植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模式及其表现，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是每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一个国家在这方面成就的大小，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府执政能力、综合经济实力、科技发展水平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反映了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血吸虫病防治是一个重要例证。该病在中国具有数千年的流行史，社会危害极大，被人们形象地称作“瘟神”。将“送瘟神”确定为一项公共卫生的基本国策，运用举国体制动员各种资源，采取标本兼治的方法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一个具有国际典范意义的伟大壮举。切实加强血吸虫病防治方面“中国经验”的总结和宣传，不但可以为当下应对全球新冠疫情提供历史借鉴，而且有助于提升广大干部群众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一、中国血吸虫病流行和防治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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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是一种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性寄生虫病。近代科学发现证实，血吸虫病在世界各地的流行至少有3200多年历史，在中国至少有2200年历史。世界范围现已发现的病种有（1）埃及血吸虫病、（2）曼氏血吸虫病、（3）日本血吸虫病、（4）间插血吸虫病、（5）湄公血吸虫病和（6）马来西亚血吸虫病。

在中国各地流行的血吸虫病属于“日本血吸虫病”。其命名源于1904年日本学者在日本境内首先发现导致该病的血吸虫。这种血吸虫病的传染源为人或哺乳类动物。其传播过程是血吸虫卵随同粪便排出病人和病畜体外，在水中自然孵化为毛蚴，毛蚴钻入钉螺体内发育成尾蚴。当人或动物接触疫水时，尾蚴便通过皮肤钻进易感者体内，发育为成虫并排出大量新的虫卵，最终完成其传播过程。血吸虫病的地理分布与钉螺的地理分布相一致。凡有血吸虫病流行的地方，必有钉螺孳生。没有钉螺的地方即使有输入型病人，也不会在当地造成新的感染。我国学者根据地理地貌和血吸虫病流行病学特点，将流行区划分为平原水网、湖沼和山丘等三种类型。

人类感染血吸虫的风险程度取决于水体中感染性钉螺和尾蚴的密度，以及人们接触疫水的频度和面积。急性感染往往是一次或多次大量感染尾蚴所致。因此，近10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血吸虫病防治措施可以大致概括为：（1）及时发现疫情，对病人和病畜实施化疗，消灭传染源；（2）采用化学、物理、生物等办法消灭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3）广泛进行卫生常识教育，避免人畜接触疫水，采用社会措施做好管粪、管水工作。

从现代科学意义上讲（即现代医学的疾病分类学明确提出“血吸虫病”概念后），在中国发现钉螺始于1881年。到190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血吸虫病人。此后长江流域各省和福建、广东等省均有零星病例报告。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一些中外科学家、医学工作者，以及中国政府卫生部门开展了一些区域性调查工作，对我国血吸虫病流行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提出了一些科学的防治意见。不过由于当时政府和社会民众对此不够重视，加上战乱、灾荒、贫困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很难大规模地开展防治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经过大规模摸底调查，到1958年前后初步确定长江流域及其以南12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为主要流行区，感染县市有373个，钉螺面积148亿平方米，血吸虫病患者约1200万人，病牛约120多万头，受威胁人口达1亿以上，尤以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六省最为严重。经过政府和社会各界40多年不懈努力，至1980年代后期共治愈病人1,100多万人，消灭钉螺面积114亿平方米，尚有感染县市110个，病人100多万人，钉螺面积34.56亿平方米，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缓慢、自然环境复杂的江湖洲滩和大山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交流不断加强，科技手段的进步，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中国的血防工作又取得了重大进展。截至2020年底全国450个流行县（市、区）中，337个（74.89%）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98个（21.78%）达到传播阻断标准、15个（3.33%）达到传播控制标准，尚有病人29,522人，钉螺面积约20.6亿平方米。

由以上概述不难看出，自1950年代以来的中国血防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血吸虫病不再构成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但我们仍面临以下问题：（1）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尚未研制出血吸虫病疫苗，因而在生物学意义上彻底消灭血吸虫病依然有待时日；（2）我国长江流域洪涝灾害等自然因素仍无法完全控制，江河湖水泛滥仍会导致钉螺在某些地方扩散；（3）2004年以来，全国报告血吸虫病感染者约为84.25万人，其中83.3%为慢性血吸虫病患者，另有不少轻度或隐匿感染没有被及时发现报告，可能最终成为新发晚期血吸虫病人。因此，血吸虫病防治在中国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

我国今后血防工作的重点是，（1）按照2018年版《血吸虫病消除工作规范》开展感染人群查治工作，（2）加强对垸内钉螺的控制力度，降低人畜感染风险，（3）探索新型钉螺生态控制办法，改变钉螺年年灭、年年有现象，（4）进一步加强对耕牛以外家畜传染源以及野生动物的监测研究，进一步分析低流行状态下各类动物传染源的传播能量，为传染源精准防控提供科学依据，（5）加强对晚期血吸虫病患者的随访管理和救治，及早干预以降低诊治费用负担，（6）进一步加强血吸虫病监测预警体系和科技手段，严防疫情反弹，切实推进血吸虫病消除工作进程，（7）加强血吸虫病免疫机制研究，尽快制造出疫苗，从生物科学意义上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二、中国血防史研究现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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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血吸虫病”的发现、证明和命名，始于1850年代初首先在埃及发现导致该病的血吸虫。而在中国各地流行的血吸虫病，属于1904年首先在日本发现的“日本血吸虫病”。1905年，在华美籍医生罗根（Logan O.T.）在湖南常德县一位求诊病人的粪便中检查出日本血吸虫卵，正式宣告了中国第一例血吸虫病人的发现。所以科学意义上的“中国血防史”始于1900年前后。

从学术史回顾看，现有相关研究论著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由医学生物学和公共卫生学领域研究人员撰写的“科技史”，主要涉及从自然科学角度认知血吸虫、钉螺和血吸虫病的历史，以及如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以应对。其二是由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学者撰写的“人文史”，侧重于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角度考察“疾病”概念的形成及其多重社会含义，探讨导致血吸虫病流行的社会因素、血吸虫病的社会危害以及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科技手段）防治血吸虫病。

（一）现有“科技史”论著的成就与不足

目前中国最具学术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的血防史论著是“科技史”论著。这种格局的形成与近100年来世界范围的血吸虫和钉螺生物属性研究，血吸虫致病机制和传播机制研究，血吸虫病治疗方案，血吸虫病免疫学研究的迅猛发展、日臻成熟有关。

与此同时，中国的血吸虫病研究和防治也在近100年中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华外国人的早期发现，在1930年前后，我国学者在江浙地区调查血吸虫病，明确了钉螺分布与血吸虫病分布的一致性以及钉螺分布与水系分布的关系。其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重视。1938年，我国学者对日本血吸虫毛蚴和尾蚴作了详细的形态描述，到1950年代前中期，陆续写出传染病学和血吸虫病方面的医学专著，标志着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宣布消灭血吸虫病，成为我国血防战线的一面旗帜。197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等单位合成治疗血吸虫病新药吡喹酮，有效保障了血防药品供给。到1980年代，中国累计治愈了91%的血吸虫病患者，累计消灭了近77%的有螺面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新一代血吸虫病研究和防治专家脱颖而出，在基础研究和防治工作中均有突出表现。

上述科学研究与防治实践为中国血防“科技史”的撰述提供了坚实基础，因而自上世纪前中期以来不同时期均有一些总结回顾性论著发表。由于这类论著带有逐步层磊的特点，这里主要介绍近年出版的两本具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一本是袁鸿昌、张绍基、姜庆五（2003）主编的《血吸虫病防治理论与实践》。该书是在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复旦大学公卫学院和中国血防研究领域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酝酿写作的，旨在运用现代流行病学观点，总结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血防成就和经验，分析当今各类疫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阐述21世纪初期中国控制血吸虫病的目标、策略和措施。另一本是周晓农（2021）主编的《送瘟神：新中国抗击血吸虫病纪实》。该书由全国12个流行省科研机构和防治机构专业人员参与编写，采用编年纪事形式共分为八章，分别描述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血吸虫病防治历程、策略措施、主要成效，展示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的辉煌成就和经验启示。这两本集大成的论著，以及它们所引证的大量不同时期的相关论著，表明专业人士对于近100年来我国血防领域科技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发现，已经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认知。

不过疾病概念的形成和人类社会应对疾病的办法，不仅涉及自然科学和生物医学科技的发展进步，而且涉及更加广泛的公共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架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组织方式、民众生活习惯和科学知识普及程度等等，都会影响到疾病防控的实际效果，所以仅从生物学和医学的观点来解释疾病，探讨疾病的防治策略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基于这样的认知，包括上述著作在内的一些“科技史”论著也努力尝试突破专业藩篱，容纳更多人文和社会科学议题。然而从实际内容看，因作者群体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较为隔膜，加上研究资料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二）现有“人文史”论著的成就与不足

疾病的发生和传播与人类的生存相伴始终，历史上人们对各种疾病的零散记载和论述由来已久。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关疾病防治的“人文史”似乎从未缺位。然而学术界自觉地将疾病知识、医学知识和历史知识相结合，积极开展疾病防治史专题研究始于20世纪60-70年代。英国学者Cartwright和Biddiss（1972）选取了世界各国一系列历史案例，指出疾病不仅对精英人物造成影响，也对普通大众产生影响。美国学者McNeill（1998）采用历史社会学视角，通过历史事实考察和流行病学推理，指出了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学者Diamond（1997）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命运，指出今天的世界是由军事征服、流行病传播和种族灭绝等因素型塑的，而且这些因素在某些最混乱的地区依然存在。这些被后辈学者奉为经典的论著，都已无法纳入单一的“科技史”范畴，而是代表跨学科研究的最新走向。

上述发展趋势首先影响到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批学者。他们在1980至90年代陆续推出了一些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著作，如梁其姿关于明清时期疾病与医疗问题的研究成果和林富士等人从文化史角度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的疾病、医者和医学观念的研究成果等等。

大陆史学界同仁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也在这个领域进行探索，并很快推出了一批具有本土化创新意义的研究论著。例如曹树基（1997）的论文摆脱了传统的政治斗争、阶级冲突和民族对抗视角，强调灾荒、鼠疫等因素对明清朝代更迭的重要影响；张剑光（1998）的专著就对先秦至晚清数千年间不同历史时期的疫情以及医者和政府的应对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余新忠（2003）的专著探讨了清代江南疫情及其与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张大庆（2006）的著作将中国近代史上疾病与社会关系问题放置到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加以考察，凸显了政治体制与卫生保健体制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卫生制度的转变对疾病预防与控制的重要影响；杨念群（2006）的专著着重探讨了在西方现代医疗卫生观念影响下，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历史。

在上述论著的引领下，采用跨学科视角进行疾病防治史研究，在2000年前后已经成为国内史学界的一种新时尚，吸引了许多中青年学者参与其中。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决定涉足血防史研究，还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第一，血吸虫病防治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新中国疾病控制体系的建立最早始于血吸虫病防治。而且数十年来围绕这项工作形成了大量历史文献，使得这类研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可行性。第二，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医疗体制和疾病控制体制等因素的不断变化，血吸虫病在一些地方有死灰复燃之势，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大力从事相关研究，可以为当下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由于跨学科的“人文史”研究起步较晚，现有研究队伍人数有限，所以研究成果总量不大，主要包括一些硕博士论文和一些综合性学术期刊论文。

我们共检索到4篇博士论文。其中陈贤义（2005）的论文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方面，不过更加偏重公共卫生学视角下的现实状况和应对策略的研究；王小军（2008）的论文具有较为新颖的分析论述框架，较多涉及理论性和结构性问题的探讨，后来以《疾病、社会与国家——20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为题，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正式出版；施亚利（2013）的论文依据江苏省档案馆血防资料和江苏省内各市县的地方志资料，分阶段考察了1950年代至1960年代江苏血防工作历史，对不同阶段的防治政策与防治实践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后来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正式出版。这三篇论文代表了博士论文的较高水平。此外在2003年至2020年间有42篇硕士论文问世。这些论文大多以地方史或区域史为中心，考察时段主要涉及1950年代至1970年代，论述内容侧重于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的血防工作。

现有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论文中，有不少由前面提到的硕博士论文发展而来，不过也有不少论文出自资深学者和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者之手，所以在整体质量上要高于硕博士论文。在我们检索到的近200篇期刊论文中，以下论文在问题意识、研究视角、论述内容和核心观点等方面有所突破创新：孙奕等人（1999）以区域研究方式探讨了改革开放后10多年间经济体制变化与血防工作发展的关系；赖静萍（2010）和李胜明等人（2018）论述了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中央一级血防机构的发展流变；杨乐（2008）通过收集、整理、分析江西省余江县民谣，探讨了有关血吸虫病的历史记忆；王冠中（2011）和（2012）采用政治学视角，探讨了新中国血防工作中中共组织资源整合和中西医协调问题；施亚利（2010）、杨鹏程等人（2010）和王小军（2011）初步探讨了民国时期的情况；姜庆五等人（2012）考察了日本民众生活方式与血吸虫病防治的关系；李楠、卫辛（2017）分析了新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对人口增长的影响；颜宜葳（2019）回顾了1950年代血防工作中的中日合作；黄勇军等人（2021）考察了电影等大众传媒对血防工作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现有“人文史”研究论著取得的突出成就，是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主导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梳理和论述，具体涉及血吸虫病如何引起中央高层关注、国家如何采用垂直领导体制和社会动员方式开展专项工作、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哪些法令法规和防治规划、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血防工作的成功经验总结等。

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是：

第一，区域研究的不平衡性。现有论著大多以“地方史”和“区域史”视角切入，而且大多聚焦于以农业经济为主、区域经济相对落后、文教科技发展相对薄弱的江西、湖南、湖北等内陆省份，而对经济结构较为多元、区域经济较为发达、文教科技发展全国领先的上海、江苏、浙江等沿海省市较少关注，因而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血吸虫病是一种“农村病”，流行范围仅限于“长江流域中段”数省。事实上，血吸虫病不仅在长江沿岸农村地区流行，而且也曾经在许多大中城市中流行。从我国血吸虫病疫情较为严重的12省市的累计患者数量看，江苏省约为247.7万人，排名第一；浙江省约为203万人，排名第三。上海市约为75.9万人，排名第六（这与上海市人口基数较小有关）（施亚利，2014）。客观而言，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流行和防治情况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特点。适当加强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血防史研究，与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形成参照，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血防工作的区域性特点，以及经济因素、科技因素和社会文明程度对血防工作的重要影响。

第二，历史时段的不平衡性。现有论著大多聚焦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对1949年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的论述较为简略。有些甚至对民国时期血防工作的早期探索缺乏深入研究和评价。事实上，如果跳出现有的“政府主导+群众运动”的认知框架，将民间参与、科技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等因素也纳入考察视野，民国时期无疑也是中国血防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尽管当时的社会防治工作实际成效不大，但在钉螺、血吸虫和血吸虫病基础研究方面，在各地疫情流行病学调查方面，在血防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绩。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多方面积累，也很难有1949年以后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血防实践及其成就，主要表现为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不仅争取到世界银行专项贷款以缓解我国血防工作资金压力，而且还大力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这些内容都应该成为中国血防史的重要篇章。

第三，论述内容的碎片化和同质化并存。目前国内研究者大多囿于自我本位，满足于在地方性史料中扒梳线索，对国内外同行的相关研究（尤其是用外文发表的研究文献）缺乏深入了解，理论视野不宽，问题意识较为单一。尽管现有的个案研究涉及不同地区，但它们的论述范式大同小异，不外乎血吸虫病的生物医学特性、当地流行状况、地方性社会危害、地方政府应对措施、当地血防运动成就等。也有一些学者努力尝试跨学科研究，从历史地理、环境生态、移民问题、人口问题等新视角来考察血防史，但在实际论述中，此类论著要么仅限于简单罗列自然科学领域现有研究成果和统计资料，要么是从各类历史资料中找出一些零散例证，重申一些在自然科学界早已成为共识的观点和结论，在观念创新、体例创新、内容创新和认知创新方面乏善可陈。

第四，研究资料方面的问题。目前研究者常用的资料主要包括各级政府血防工作规划和政策法规汇编，各地卫生系统档案资料，血防系统内部资料汇编，地方志资料等。血防史研究当然离不开这些基本材料。然而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新史学”观念告诉我们，所有历史资料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都会带有一些特定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在研究实践中应该重视信息来源和资料类型的多元性。血防工作涉及面很广，参与者众多，所以仅仅关注各级政府的决策、动员和经验总结之类的文件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系统性地搜集、整理和运用各种活的民间资料（如亲历者个人保存的日记、工作笔记、书信等），以及亲历者的口述历史资料和回忆录资料。多元化的信息来源能够反映社会各界不同的关注焦点和历史记忆，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单一视角和枯燥乏味的“文山会海”论述模式，增加历史叙事的多元性和鲜活性，特别是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基层工作的实际情况。

三、有待拓展的几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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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研究现状评估，以及我们的延伸阅读和思考，我们倡议在现有“科技史”和“人文史”研究基础上，就以下专题展开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

第一，我国血防工作先行者的群体性研究。以陈方之、洪式闾、李赋京、姚永政、陈心陶、吴光、苏德隆、吴征鉴、毛守白、陈祜鑫、赵慰先、甘怀杰、肖荣炜、黄铭新、唐仲璋、周学章、王培信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无论是被归类于寄生虫学家，还是被归类于流行病学家或公共卫生学家，无疑都是中国血吸虫病研究与防治事业的奠基者和先行者。他们大多是20世纪上半叶接受高等教育，有国外留学经历，回国后致力于中国钉螺和血吸虫病的社会调查和防治工作，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继续在各地医学院校或科研院所任职，其专业知识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55年底“全国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成立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当选委员，还有人被任命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在此前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被任命为各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负责人。因而在新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方针制定、防治规划制定、诊治方案制定、防治策略调整、相关药品研发等方面都功不可没。联想到后面数十年的持续努力，他们在知识传承、知识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居功至伟。

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个群体知之甚少。有关他们的完整的传记资料极少，一些简短、零散、表象化的个人信息主要来自相关学科的专业论著、国家表彰新闻报道和纪念悼念文章。这种状况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自身特点有关——科技领域的发明创造必须依靠研究团队的集体力量，即使一些著名科学家在某项科研工作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最终成果及其荣誉依然属于整个研究团队。因而，他们往往在科技史、医学史论著关于某些重要事件和重要发现的叙述中被一笔带过。

我们认为，他们不仅属于科技精英阶层，同时也是社会公众的一员。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经历着历史发展脉动的起伏，感受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另一方面，他们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也不仅限于科技事业本身，而是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甚至是受到后者的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科技史”论述范式中“重集体不重个人、重成果不重过程”的现状，反其道而行之，学习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充分发掘整理涉及他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史实资料，通过考察个人活动（众多个案研究的积累叠加，实际上可以反映这个群体的整体情况）来考察一些重要事件的发展过程，进而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展现我国血防工作的历史。

第二，我国血防机构的建制化研究。到目前为止，关于我国血防机构的研究论著不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为数不多的机构内部人员关于1980年代以来血防机构的现状和对策的研究论文。尽管这类论文所涉地域不同，层级不同，但均采用计量统计分析方法，展现1980年代以来血防机构工作人员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等一般情况。这些论文可以客观地反映省、地市、县三级机构的不同情况，以及国家宏观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基层机构情况变化，但其初衷在于呼吁各级政府重视基层血防机构及其工作，所以对一些重要议题缺乏深入探讨。第二类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撰写的论文，涉及近代以来若干与血防工作有关的机构或组织。例如奚霞（2003）根据江苏省档案馆一些零散资料，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央防疫处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概况；文庠、刘雪（2020）主要依据1930年前后若干发表于医学期刊上的论文、报告，概述了1929至1949年间中央卫生实验所的组织形态变更，以及该所人员在江浙等地的调查和防治活动；赖静萍（2010）和（2013）借血防话题探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不过史料占有极为有限，历史叙事十分简略；李胜明等人（2018）主要依据上述几篇论文，概述了1905—2015年间中央一级防治机构的发展流变，对地方血防机构语焉不详。

我们认为，疾病控制从民间自发行为向政府组织行为转变，以及国家公共卫生制度的创立，标志着一个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各级血防机构是贯彻落实国家血防规划和相关法令法规的组织载体。社会性的群防群治工作是在此类机构的发动、指导、协调下进行的。不同历史时期血防机构的组织体系是否健全，与国家高层是否重视血防工作有关。各级血防机构的实际工作状况如何，不仅涉及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的编制配置和主观意愿，也涉及与其他部门、机构和组织的协作关系，还涉及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和各级政府财政状况。这里所谓“建制化”研究，应该能够反映100多年来中国血防机构体系建构、功能定位、组织形态、人员构成、运行情况、防治策略和防治措施的阶段性发展的整体样貌。

这样的研究显然不能仅仅依靠零星的档案资料和其他第二手资料（如地方志资料、血防宣传资料汇编等），而是需要系统性地收集、整理、利用各级血防机构保存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同时还要大力收集、整理、利用血防工作亲历者访谈口述资料和他们个人收藏的各种历史文献。

第三，血防工作中的中西医关系研究。中国传统医药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哲学思想基础、特殊的医疗和养生效果，以及广泛的文化意涵。因而在前近代社会，中医药不但在中国一统天下，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周边亚洲国家，甚至传播到中东和欧洲各国。但在西方现代医药学诞生以后，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现代医学之间的矛盾冲突持续不断。在1920年前后、1930年前后和1946年前后，出现了三次社会影响较大的笔墨之争和抗议活动，折射出中西医学理念方面的竞争，中西文化认同方面的竞争，中西医从业者就业机会和话语权方面的竞争。另外从国家层面看，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构建现代医疗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不仅是一个简单、纯粹的实用性的问题，而且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政治隐喻。能否提供这样的社会公共产品，直接关涉到一个国家能否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以及执政者能否在国内获得足够的政治合法性。在此背景下，近代中国逐渐构筑起以西方医学观念主导的现代医疗制度和公共卫生制度，中医群体逐渐变为弱势的一方，甚至多次出现了要求废止中医的社会呼声。

1950年代以后，国家高度重视中国传统医药学的传承与发展。因而各地在1950年代中期纷纷大力创办中医院、中医学院和中医研究院。在一些综合性医院和医学院校中也设立了中医药分支，还曾一度制度化地要求西医学习中医药知识，中医学习现代医药知识。这种中西医关系基本格局一直持续到现在。另一方面，至少在1950至1960年代，在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地区，具有中医训练背景和从业经验的人数要大大超过接受正规西医教育的人数。当时在乡镇联合诊所（后来公社卫生院）和乡村保健站（室），大多数从业者还是初步接受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培训的“中医”。

新中国的血防运动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注意到档案资料和其他文献关于采用中医药方法治疗血吸虫病的一些零星记载，也注意到1950年代中期一些中医名家在医学刊物上发表的一批中医诊治血吸虫病的研究论文。然而在近年来发表的各类中国血防史论著中，仅有两篇涉及中医药防治血吸虫病的理论和实践：王冠中（2012）采用政治学视角，考察了1950年代国家层面对中西医关系的干预；杨东见等人（2019）尝试从“观念史”角度切入，重新论述中医对血吸虫病的认知，但主要内容和观点并未超越1950年代中期中医名家的论述。这些论著显然不足以覆盖近100多年来中西医关系的广泛议题。因此我们建议从中西医关系的角度切入，探讨在现代医学主导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情况下，中医群体以何种方式影响国家决策，又如何在地方防治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及实行中西医结合存在哪些具体有效的方式。

第四，经济因素的制约作用研究。张大庆（2006）指出，我国近代的疾病构成凸显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贫困特征。传染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与饮食、住房、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等因素密切相关。而我们在关于中国血吸虫病（以及麻风病和其他传染病）的研究中，也注意到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1949年以前的情况无需赘述。即使在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对血防工作的财政投入实际上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因而当时的通行做法是国家财政投入部分资金，然后由省、地市、县三级地方财政配套部分资金。我国血防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格局和地区差异格局，与疫区各省的财政状况紧密相关。我们还发现，与血防工作有关的经济开支不但涉及各级政府的专项资金投入（如基层血防机构基建、诊疗设备购买与维护、血防机构行政费用和人员工资、检验制剂和治疗药物消耗、患者诊治费用补贴等），而且涉及由单位（农村集体）和个人负担的无形经济开支（如诊治费用、住院费用、病人及陪护家属的生活费和误工费等）。当时在查螺、灭螺、查病、报病等工作中实行“人海战术”，以及在诊治过程中简化环节、缩短疗程，其实都是资金严重短缺情况下的“低技术”“低成本”替代措施。然而现有研究论著（涉及不同地区的省、地市、县）都没有谈到当地财政状况，以及血防经费筹措办法、经费总额及其使用情况，而是草率地套用档案资料和宣传资料的说法，以“防治费用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分担”一笔带过。

我们建议在涉及经济因素的研究中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1）涉疫省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整体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2）各地民众一般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3）1949年以后各省血防工作中国家和地方投入的比例划分；（4）省、地市、县三级资金需求测算和筹措渠道；（5）财政资金不足情况下的低技术、低成本替代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

第五，中国血防史上的中外交流合作研究。现有相关论著主要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各地群众性血防工作。这些内容当然构成中国血防史的重要篇章。不过如果跳出“地方史”“事件史”“运动史”的固定思维，从更宏大的历史视野观察中国血防史，中外交流合作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现有关于新中国前30年中外交流合作的论著屈指可数。颜宜葳（2019）依据较为系统的日文资料，加上江苏省卫生厅接待外宾工作报告和《人民日报》新闻报道，以及日本学者饭岛涉和美国学者Miriam Gross的相关研究论著，对1956年日本血吸虫病专家代表团来华的时代背景、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的《意见书》所产生的影响，作出了较为全面详实的记述，为我们拓展这方面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杨坤等人（2021）结合他们援助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防治的亲身经历，叙述了中方人员如何在非洲推广中国血防经验，并就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颇有深度的思考。不过如此少量的以“事件史”方式呈现的专题论著，很难反映近百年来血防工作中外交流合作的全貌。

纵观100多年来的中国血防史，中外合作交流活动的内容十分丰富。客观地讲，中国现代寄生虫学和流行病学学科的创立，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的基本思路和许多具体措施，都是学习借鉴西方学者早期研究成果的产物。不过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结合自己的科学研究和防治实践，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科技发明。这在相当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国际学界关于血吸虫病的知识体系。通过概览那些中国血防工作先驱们的个人生平，不难发现他们在民国时期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研究的历史记录。新中国建立以后，血防工作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外合作交流更是不断加强。例如在在1950年代前中期，仅江苏省血防所就至少接待过苏联、印度、波兰、英国、巴西、阿根廷和日本等国血防专家代表团。到196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血防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一些中国血防专家还接受国际血防机构委派，赴印度、印尼、老挝、柬埔寨、坦桑尼亚等国考察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参与指导当地防治工作。到19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卫生机构也得以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此后中国血防系统与国际机构和各国学界的交流合作更加紧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关机构的国际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例如自198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被确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疟疾、血吸虫病和丝虫病合作中心以来，该所先后有6位专家出任世卫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自1992年起，中国血防机构与世界银行共同实施为期10年的“世界银行贷款中国血吸虫病控制项目”。2010年代以来，中国寄生虫病研究所和江苏省血防所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合作，具体涉及中非合作开展控制疟疾、血吸虫病等热带病工作，以及多项中英合作卫生支持项目。

100多年来我国血防工作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国外知识、技术输入，到主动向其他国家输出知识、技术的转变。我们应该系统搜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梳理出历史脉络，充分展示不同时期中国血防工作的国际话语权演变过程，进一步探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路径与方向。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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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梳理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延伸阅读和思考，深切地感受到确保新中国血防工作取得伟大成就的四大支柱是政府主导、群众动员、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

我们建议就五个专题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探讨，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可以凸显科技因素和科技人员在我国血防史上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中共几代领导人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治国理念；第二，可以顺应国内外史学研究理念的最新发展，突破僵化的历史阶段划分，对近100多年来中国血防史的一些重要方面加以连贯性的历史考察；第三，可以更加突出“人”的因素和“社会制度环境”因素——尤其是与血防工作紧密相关的医学科研体制、医学教育体制、医疗和公共卫生体制、国家财政体制、社会救助保障体制、对外学术交流体制，使血防史研究摆脱单一的“运动史”和“事件史”认知框架。第四，这些专题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总结我国100多年来血防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当下抗击新冠疫情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第五，在新时期“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引领下，我国血防机构及血防专家积极参与国际卫生机构的工作，实施多项援外工作，可以凸显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贡献和国际话语权。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血防史研究仅限于这些内容，而是要与现有研究成果形成错位，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性研究，将更多时间精力用于探讨相对薄弱或者尚属空白的议题。我们相信，只要科技界和人文社科界同仁齐心协力，破除学科壁垒，加强跨学科合作研究，就一定能在中国血防史研究领域别开生面、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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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深圳社会科学”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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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 季旻珺 曹淳力 杨 坤 跨学科视阈中的百年中国血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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