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记住文革，深思文革——《黑夜豆灯——文史讲堂讲座集》序

Gowest

记住文革，深思文革
　　　　　　　　　——《黑夜豆灯——文史讲堂讲座集》序

　　　　　　　　　　　　　　　　·杨继绳·

一、文革史研究的一个壮举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由清华大学１９６６届校友孙怒涛和北京大学退休教授印红标利用微信平台，合作创办了一个公益讲堂——文史讲堂，用以普及真实的文革历史。至２０２２年８月，讲堂已经举办了５８期讲座。讲座对象是普通民众，尤其是对文革不太了解而又感兴趣的中青年。

　　讲堂有三个微信群（相当于三间教室），直接听课的群友有１３００多人。为讲堂而特地注册的“文哥讲堂”公众号已有７０００多用户。通过朋友群、朋友圈、邮件等多种形式转发传播，听众已无法精确统计。

　　数十位文革亲历者和一批对文革有深度研究的学者聚集在这个讲堂里，将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研究成果以通俗的语言向听众讲述。讲座既还原文革中的事实真相，也介绍和分析与文革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几十篇讲稿每一篇都有新史料，每一篇都有新的深度。每一期讲座（有的一期讲座又分二三个场次）后都有充分的讨论。讨论的跟贴百花齐放，众说纷纭。

　　虽然讲堂坚持避谈时政，在讲座讨论时段以外休群，但仍多次遭到封杀，公众号多次遭到违规处理，存放讲座音频和文稿的百度网盘、微云、飞书等多次被封，可见讲堂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运作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像打游击一样，将讲堂坚持了三年多。听众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大，这是文革史研究中的一个壮举。

　　为了更好地保存文史讲堂的成果，为了把文革历史以通俗的文字留给后人，孙怒涛等又将讲堂的讲稿编撰为《黑夜豆灯——文史讲堂讲座集》这部巨著。

　　“黑夜豆灯”，这个书名起得好。黑夜是指压制文革讲堂的环境，豆灯是指讲堂射出的光芒。这光虽然如豆，但会让人们印象深刻。在阳光底下，强大的灯光也不会引人注意；在黑暗中，豆大的灯光却能吸引人心。何况讲堂影响之大，远超豆灯。遵孙怒涛同学之嘱，同时秉着对这一壮举的钦佩，我为这本书写序。

二、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

　　对一个民族来说，正视历史、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是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皇权专制下的中国，官方垄断修史的权力，通过修史美化执政者、提高执政者的权威，以达到维护政权的目的。隐恶扬善是官史常用的方法。在强权的压制下，民众对历史只能保持沉默，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集体失忆又是产生下一个灾难的社会条件。所以，皇权专制史是一个朝代又一朝代的皇权兴替、治乱循环史，中国由此停滞了两千年。皇权为什么强迫民众对社会灾难失忆？因为皇权专制是社会灾难的制造者。

　　皇权专制已经被推翻了一百多年，虽然对民间著史有所宽松，“私撰国史者，族”的残酷不再，但体现在文革史的研究上影响尚在。

　　有一种说法：“文革发生在中国，对文革的研究却在国外”。这一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革史研究的现状。这种现状造成全社会对文革失忆，对文革这段历史认识模糊。
１９８１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这说明，１９８１年的“决议”对文革是全面否定的。然而，三十多年后，在教科书中对文革的评价从全面否定退之为“艰辛的探索”。主流舆论、主流学术界都极力淡化甚至掩盖文革灾难，极力消除人们对文革的记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转折？我认为是那种“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政治设定所致。

　　“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提出者可能有他的政治考虑，但被某些人当成了编写当代史的主导思想，也成了对研究中国当代史学者的设限。其实，在严肃历史学者的笔下，对“前三十年”不会简单地“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而是客观地还原真相和公允地评论。“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设定，掩盖前三十年的重大失误，希望由此增强民众对执政者的信任。然而，效果适得其反：历史事实明明摆在那里，亲历者还活在人间，你硬是不承认，就会在知情者中失去信任。这些年来，塔西陀陷阱〔１〕现象更加普遍，其原因之一就是对掩盖历史真相的惩罚。

　　承认失误就可能防止再失误，总结灾难教训就可能避免灾难。改革开放就是承认前三十年的失误，就是对前三十年的某些否定。不否定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让平民百姓吃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否定计划经济体制，就没有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不否定“消灭私有制”的理论概括，就没有今天两分天下的民有经济。全面肯定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就没有必要，进而使改革倒退。

　　对文革历史的集体沉默造成了集体失忆。现在的大学生，不知道陈伯达是谁，不知道聂元梓何许人也，不知道“五·一六通知”；不相信学生打死老师，不相信道县大屠杀，对五十年前发生的灾难一无所知。与此同时，文革余毒沉渣泛起。前总理温家宝不得不大声疾呼警惕文革余毒回潮。

　　文革讲堂顶住政治压力，打破了集体沉默，对挽回人们对文革的记忆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三、从道路、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上反思文革

　　文革讲堂将听众引入了深思：文革发生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怎样反思这段历史？

　　讲堂的讲述者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文革，都有不同的分析深度，都给听众以启发。在吸取讲堂营养的同时，我还是坚持我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中的看法：“文化大革命发生、进程、结局和后果的深层动因，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１７年的制度中寻找，要在当年奉行的意识形态和毛泽东坚持的道路中寻找。”

◇　文革前的道路

　　文革前的道路就是苏联和中国所践行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尽管马克思极力回避对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作出预言。但是，马克思及其理论体系反复阐述了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用计划调节取代市场调节；用按劳分配取代按要素分配；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出现以后，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米塞斯、哈耶克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否定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国的革命者选择了马克思指出的道路。我相信选择这条道路的人们是出于爱国之心。百年民族耻辱，在中国知识精英中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悲情。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是爱国者的迫切愿望。１９１９年以后，对西方主流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在中国知识界相当多的人中成为共识。走共产主义道路的苏俄，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走俄国人的路，当时很多人当成了最佳选择。

　　胡适说出了当时的状况：“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几年苏俄的建设成绩引起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成了世界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芒动人了；个人财产的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时髦了。”〔２〕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７日，北京大学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全部投票人为４９７人。关于“你心目中世界第一伟人”这个问题中，列宁２２７票，威尔逊５１票；关于“谁是中国之友”的投票，俄国４９７票，美国１０７票〔３〕。这种认识状况来源于当时人们所看到的社会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没有错。但对社会来说，这个实践过程至少１００年。用１００年以内的实践作结论为时太短。中国走上了苏俄的道路只有十几年实践经验的引导。奥地利学派早就指出，这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后来苏联和中国的进一步的实践，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奥地利学派的这一论断。

　　消灭私制以后，所有的人的生存资料，都仰仗官员的分配。不服从者不得食。失去私有财产的同时就失去了个人自由。失去了利益动机以后，也就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动力，贫困由此而生。

　　计划经济，即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配置资源的行政力量（即政府）是全能的、智慧的，洞察一切的。而现实中的人，不具备这个条件。在庞大的、复杂的、瞬息万变的国民经济面前，人类是无知的。所以，政府的主观计划难免失误。从操作上看，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４〕。同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必须是全能的，专制的。在这种体制中的人民不可能有自由。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的乌托邦理论，还加上了中国传统乌托邦理想，如康有为的《大同书》，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等，形成了毛式乌托邦道路。

　　发生在１９５８至１９６２年间的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其根本原因就是毛式乌托邦道路。〔５〕

　　惨烈的大饥荒在社会上和党内高层引发批评。在刘少奇的主导下，为了走出大饥荒的困境，一度对这条道路的某些方面有所偏离。１９６２年，刚刚走出大饥荒，偏离这条道路的政策，受到批判。“三自一包”〔６〕、“三和一少”〔７〕政策被定为走资本主道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四清”运动的重点。

　　大饥荒之后，毛不甘心失败，还想再找机会建立“全新的社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统率下，建立“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依靠这样社会组织进行集体化的大生产。要建成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必须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限制按劳分配原则。他坚信“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认定商品经济对社会、对人的思想有强烈的腐蚀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这种设想经过１９５８年的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中有些比１９５８年更彻底。偏离这条道路就是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文革的任务就是反修防修，就是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文革前和文革中尊崇的意识形态

　　文革前道路的理论基础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论学书》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８〕“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９〕毛泽东心中的“大本大源”先是“孔孟程朱”。〔１０〕后又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１１〕后崇拜康梁，又转向胡适陈独秀。〔１２〕１９１２年，毛泽东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开始“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阶级斗争。”〔１３〕到了１９２０年夏天，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１４〕他最终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动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走上了“大纛一张，万夫走集”的革命道路，终于取得了政权。

　　马克思主义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还承诺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因而具有很大的魅力。但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消灭私有制，计划经济）使他从道德制高点上跌落下来，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实践中给人类带来灾难。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所谓阶级，本来是一种经济范畴。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１９５６年的中国大陆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停止阶级斗争，还逐渐形成了一套阶级斗争的新理论：经济上的阶级消灭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划分阶级，从政治上、思想上开展阶级斗争。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１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特别是在经济上已经消灭了私有制以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不仅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政治革命，也是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国民进行人性改造的心灵革命。彻底扫清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文革的一大任务（残酷的“扫四旧”由此而来）。通过“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打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全新的人”，从而建立“全新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意识形态的关键特征就是逻辑一致性，通过这种逻辑一致性，形成能解释过去和预测未来的阶级斗争理论体系。仅有这种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对人类还不能造成危害；一旦这种理论体系成为某一政权的意识形态，用行政权力量和暴力推行这种意识形态，其危害就会超过任何暴君。这种意识形态的关键是：“人们能够通过认识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这种历史决定论必然导出极权政治。

　　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最终必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历史规律的必要。当时官方教科书一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阻碍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这就是说，上述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

　　按照这个意识形态，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是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绊脚石，清除他们是为了实现“天律”，是“替天行道”。在这个神圣而高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了，还穿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

　　当时官方宣称，马克思主义既是信仰又是科学。实际上，科学和信仰二者不可兼得：科学可以扬弃，信仰应当坚定。政权推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许质疑、不容证伪，又被奉为“坚定不移的信仰”，它就类似于宗教。强大的政权维护着这个宗教，这个宗教又成为这个政权的灵魂。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毛泽东既是至高无尚的执政者，又是统率人们心灵的共产主义教皇。文革中对毛宗教狂热式的崇拜，罗马教皇也望尘莫及。

　　对毛泽东宗教式的崇拜和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头脑的亿万群众同时并存，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条件，文革前就具备了这种条件，文革就是这个条件演绎出来的祸国殃民的内乱。

◇　文革的制度背景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本原因和文革进程中的灾难的祸因应当在这个制度中寻找。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两千年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在经济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１９４９年以后，通过严密的经济控制、户籍控制，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田间地头，一切车间班组，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尽头，到了极致。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只能用totalitarian　system（译为“极权制度”）作为它的近义词。

　　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和其它社会资源全面垄断，是通过科层式的官僚体系来实现的，严密的统治是通过各级官员来实施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被锁定在官僚制度的权力网格之中。尽管官僚中有一些好官，但在制度安排中还是处于主宰民众的地位。官僚决定每一个人命运。主宰和被主宰，压迫和被压迫，剥夺和被剥夺，形成了尖锐的官民矛盾。这种矛盾在政权强大的压力下潜伏着，一旦释放出来，就成为冲击官僚集团的强大力量。毛的“造反有理”的号召一出，这种力量就奔腾而出，洪水般冲击官僚体系，不管好官还是坏官，都受到残酷折磨。

　　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统治下，不仅在官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一重紧张关系），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因此，在政权建立后和在文革中，政治高层的内讧一直没有停息。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顶端的毛泽东，处在两重紧张关系的焦点上。他常用第一重紧张关系来制衡第二重紧张关系，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缓和第一重紧张关系。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官员中的历史中的派别和群众组织中的派别，相互利用，互相纠结，既使得派别斗争难分难解，经久不息，又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

　　虽然文革初期对这个制度有很大冲击，有些地方政权一度瘫痪，但总的来说，在军队的主持下，整个文革过程是在原来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文革的主要进程都带有原来制度的特点。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以前，刘、邓的反右运动是完全按原来的制度体系和政治思路进行的。１９６７年１月到１９６８年９月，陆续成立的２９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委会，行政权力的边界、权力运行机制等方面还是沿用原来的制度体系。革委会并没有制度创新，初期的群众代表参与、机构精简等措施很快被废除，革委会全面恢复到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由此发生各地的造反派“反复旧”和官僚们打击“反复旧”的斗争。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都是官僚制度下掌权者对无权者的摧残。在极权的制度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高层的意志到下级层层放大，到基层就出现很多极端化的行为。一些地方集体屠杀就是上层阶级斗争意志的放大。

　　极权制度国家都有对最高领导者的个人崇拜。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仅是下级“拍马屁”，也不仅是毛的个人嗜好，而是极权制度的需要。极权制度将国家决策集中到最高领导人那里，乾纲独断。他为什么不会犯决策错误？因为他是“哲王”，是智慧超人的“圣主”。而现实是不会有这样的人，只好把最高领导人加以神化。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被统治者对最高领导人臣服，他的旨意就能畅通无阻地被执行。

　　然而，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威，就算他的想法是绝对正确的，能够使群众运动按他的设想、他的意愿发展吗？他能控制运动中每一个环节的发展方向吗？他能判别各种事件的是非曲直、从而使各种政治力量心悦诚服吗？这是不可能的。“思想”和“指示”可以有着不同的理解，没有法律那样的确定性；各人都可以“打着红旗反红旗”，都可以把“思想”和“指示”为己所用。何况他的指导思想并不正确。群众运动一开展起来，就有其自行发展的逻辑，任何权威都难以自上而下地控制，势必造成不可收拾的长期动乱。

四、历史单摆的平衡点在何处

　　毛泽东逝世以后，文革造成的深重社会危机迫使比较开明的主政者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使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虽然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没有否定造成文革的道路、理论、制度。三十年改革建立的制度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称为“权控市场经济”），即国家行政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垄断重要经济资源。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亲友和信任的人）在改革开放中成为新的权贵。跟改革开放以前的官员相比，新权贵们掌握的财富更多，他们的享受和腐化远远超过了改革以前的官僚。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蛋糕”的确做大了，但官僚们占有了“蛋糕”中最大份额和最甜美的部分，为改革支付成本最多的普通百姓只能分享官僚们的剩余，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由于社会很不公正，官僚集团和普通民众的矛盾十分尖锐。

　　“官僚集团”不是贬义词，他们是科层制度的执行者。不过，如果官僚集团的权力不是民众授予的，没有制衡权力的制度，科层制度的执行者们就可能滥用权力，利用执行公务的权力压迫群众、盘剥群众、谋取私利。

　　面对社会不公正的状况，中国社会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潮：“毛泽东左派”和自由主义。这两种思潮有一点共识：都认定改革造成了社会不公正。但是，对造成社会不公正的原因和解决途径的看法却南辕北辙，水火不容。

　　“毛泽东左派”认为，产生社会不公正的原因是背离了毛泽东道路、理论和制度。他们重申毛的文革指导思想，甚至主张搞第二次文革。２０１５年２月５日、６日，来自全国１３个省、市、自治区的毛派共产主义者，在河南洛阳召开会议。会议纪要指出：“中国已经是一个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会议纪要还指出：“我们首先要表达的是：毛主席，我们想念您！您的重新受苦受难的劳动者儿女，决心高举起您的旗帜，尽早结束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统治，在中国重建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１６〕

　　与“毛泽东左派”对立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体制下搞市场经济，是社会不公正产生的制度原因。经济市场化了，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官员还继续垄断着关键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审批土地，审批项目，审批贷款，审批进口商品，审批一切发财致富的机会。而没有制衡的权力，很容易公权私用。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也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

　　上述两种思潮背后有两种社会力量。一种力量否定改革开放，希望用毛的继续革命理论来实现社会公正。在改革中相对失利的弱势群体中的部分人，误以为改革以前的社会比现在公正，成为这种力量的支持者。另一种力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用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来实现社会公正，改革三十年中形成的庞大的改革派和自由知识分子支持这种力量。

　　在当局看来，这两种力量都是对现政权的威胁，都会破坏社会稳定。所以提出“不走旧路，不走邪路”。“不走旧路”是针对“毛泽东左派”，“不走邪路”是针对自由派。对两种力量极端行为，当局强力打压，对其温和行为，当局适度包容。不过，由于“毛泽东左派”在维护毛泽东意识形态方面和当局有共同之处，所以对他们手下留情。虽然自由主义者力挺改革开放，当局可借其力，但总是把自由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对自由主义的打压力度超过对“毛泽东左派”的力度。

　　上述两种思潮、两种社会力量的博弈以及当局的态度，都是围绕文革产生和运行的道路、理论、制度这个问题展开的。

　　恩格斯在描述英国历史时说过：“在这种过分的革命行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为新的出发点。”〔１７〕这就是说，历史有时像钟摆一样运行的。从文革年代到邓小平时代到邓后时代，也是这样的摆动过程。当前，历史的巨摆还在摆动。由于全社会对文革的道路、理论、制度缺乏清醒的认识，钟摆正在向文革偏斜。毛的“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些当年深入人心的“最高指示”，和当前社会不公、官场空前腐败的现实一拍即合，时刻激起“毛泽东左派”反对市场经济的激情。如果“毛泽东左派”的力量在中国社会力量中有较大的权重，文革还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摆脱文革恶梦，避免灾难重演，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对文革进行科学的、深入的研究是这一重大任务的组成部分。我期待，历史的钟摆能够停留为中国人造福的重心上。

　　当然，历史的钟摆能否停留在为民造福的重心，还得看社会主导力量的态度和举措，即执政者的态度和举措。不过，社会的主导力量不仅是执政者的主观意图（如果是这样，主导力量就难以站得住脚），而是受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左右。反思文革恶梦，吸取文革教训，就是加强正义力量的权重，从而使社会合力向人民利益偏移。这就是文革讲堂的意义所在。

（２０１９年５月写就，２０２２年８月补上有关讲堂的数字。）

注释

〔１〕“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２〕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第３５３－３５４页。
〔３〕张静如等主编：《中国现代社会史》，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转引自陈子明《民主运动在中国》，第四集，第９３页。
〔４〕对“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一论断，拙著《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５－２７页、３１０－３１２页有论证。
〔５〕对此，拙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有详细的介绍。
〔６〕“三自一包”：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
〔７〕“三和一少”：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８〕《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８５－８６页。
〔９〕毛泽东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３日给黎锦熙的信。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８页。
〔１０〕同上第５６页。
〔１１〕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２８页。
〔１２〕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２５页。
〔１３〕汪澍白：《毛泽东的来踪去迹》，第１０８页。
〔１４〕斯诺：《西行漫记》。
〔１５〕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第一个里程碑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思想体系；第二个里程碑是列宁、斯大林在实践中发展的理论；第三个里程碑是毛泽东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１６〕《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洛阳会议纪要：中国毛派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红色中国周刊２０１５年第７期（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７日）总第５６期。
〔１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９２页。

□　原载《黑夜豆灯——文史讲堂讲座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２０２３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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