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北京学术讲座评毛部分毛派学生抨击

lrm2222 · 发表于 2010-4-27 07:08:34

记者: 申华 | 华盛顿 2010年 4月 23日

中国政法大学不久前举办有关毛泽东问题的学术讲座。主讲人提出，要以“常人之理”看待和评价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目前缺少有关其个人真实思想内心活动的史料。不过，演讲被攻击为“反毛讲座”，嘉宾还受到言论中伤，主办者呼吁检讨中国大学教育现状。

*主办者的初衷*

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4月8号主办了这次有关毛泽东的学术活动，该校“中华文明通论”课程负责人郭世佑教授开宗明义，强调这次学术讨论的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客观公正地看待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不过，演讲的效果可能令主办人多少有些失望和扫兴。

应邀演讲的是三位博士：中央党校党史博士胡尚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解启扬副教授，浙江大学近代史博士邓文初副教授。学校方面报道说，在政法大学昌平校区举行的这次历时三小时的学术研究活动吸引了大批师生参加，还引起广泛的网上热议。

*会上的一些学术观点*

谢启扬教授指出毛泽东的革命兼有成就帝王梦想和服务劳苦大众的双重目的。谢启扬还说，毛泽东可以算是一个带有比较强烈农民意识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感情有两重性，一方面因其自己的地位，而在知识分子面前很自卑，年轻时心灵受到过伤害。另外一方面，又对知识分子追求的更高境界，例如自由和光明理念格格不入，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是农民革命，是“等贵贱，均贫富”之类的实用主义革命，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也没有跳出历代农民革命的怪圈。

有一种观点强调毛泽东决策时的历史条件，以此为毛泽东的错误开脱。持有这种观点的人问道：“假如你是毛泽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你有别的选择吗？”

对此，邓文初教授表示，毛泽东的“一切行动都是在种因，前日之因即后日之果，前日之果即后日之因，也正因为这种因果循环，才有毛泽东时代的一再走入困境，甚至将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正是所谓一步错，步步错，以错纠错，满盘皆输。毛泽东时代的困境其实就在这里，而始作俑者，无非毛一人而已，因为他就是因，且往往是唯一之因”。

邓文初还指出，历史学家对毛泽东“心智活动”的历史资料很缺乏，毛泽东一生没有留下日记等可供后人研究，因此历史学者很难进入这个层次认识毛泽东。

*学术会被讥“反毛”*

主讲人的一些史学观点，显然同中国政府有关毛泽东的正统的宣传口径大相径庭。演讲引来在场学生以及网上热烈议论。署名梧桐树的人在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表文章，将政法大学组织的这次学术讨论称作“反毛讲座”，并说学生据理驳斥遭到反攻，还说大学教授课堂上发出“崇美反毛”言论已不是稀奇事，但是不能不说引起了“人神共愤”。

*人身攻击主讲人*

演讲刚刚结束，讲座主办人，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立即收到很多火爆的短信和网上跟贴。有网友说政大开了一个好头；有人积极评价这次活动及其反映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少商榷意见；不过也有人对主讲人及组织者开展网上攻击。

有学生说，三位主讲人是“三个反毛斗士”、“观点幼稚”、“偏执”、“自以为是”；更有甚者称，三位教授“不得好死”、“不配当人”；有人说，国外都在掀起毛泽东热，中国的这些“砖家”、“叫兽们”却在叫嚣贬毛，“可笑不自量”，“难道老师就不可以骂吗？”等等。

*中国大学面貌一瞥*

对此，讲座主办人郭世佑教授深有感触，他说，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不能培养只会背教材，背定论的考试机器；中国的大学没有义务把中学应付考试那一套再延续下去。他说，中国的大学教育质量在滑坡。

郭世佑特别强调，任何学生都无权对主讲教员人身攻击，人文素质缺失是当代中国大学生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有悖于中华文明古国与大学生的整体形象。另有新浪网友说，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其他人，都不能丧失自己的道德底线。

谈到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评价，郭世佑教授说，对毛泽东的“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还存在很大差异，大学中也是如此，而毛泽东是比孔子还有影响，且不能绕过的历史人物，开展冷静切磋和探讨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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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美国之音为何要力保反共教授？

作者：韩澈文章发于：乌有之乡点击数：2637 更新时间：2010-4-25

美国之音为何要力保反共教授？

韩澈

美国之音VOA的报道《北京学术讲座评毛部分毛派学生抨击》很阴险。郭世佑们搞的是学术讲座吗？散布大跃进饿死几千万、“富田事变”中错杀的AB团分子七万等这些低劣可笑的谎言能叫做学术？郭世佑们是真正的脑残教授呀，红一方面军一共才4万，他们却散布谣言说错杀了7万。如果大跃进饿死三千万或者七千万，那几乎全国人口饿死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是南京大屠杀的几百倍，那几乎要家家有人饿死，那全国要有多少万人坑，要出多少大瘟疫，有多少灭绝县、灭绝乡，这些上帝都无法消灭的证据存在吗？这些没有基本智识脑残叫兽也懂学术？

美国之音将法大教授讲座里相对客观理性、不那么荒唐可笑的内容进行报道，比如“一切行动都是在种因，前日之因即后日之果，前日之果即后日之因，也正因为这种因果循环”“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不能培养只会背教材，背定论的考试机器”“冷静切磋”之类，而忽略那些极端可笑可恶的、引起学生反对的反毛反共内容，以及郭世佑在讲座现场压制学生讨论、讲座后要求学生道歉的学阀、学霸、独裁、专制作风，似乎这样郭世佑们就和美帝一样客观了、理性了、民主了、自由了——果真是有其父（美帝）必有其子（反毛教授）。美国之音另一方面把爱国学生及爱国网民那些过激的话如“不得好死”、“不配当人”、“人神共愤”片面报道出来，而忽略学生据理力争、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为毛澄清的内容。这样，就形成似乎法大教授有理的印象，妖魔化爱国学生、爱国网民为愤青，替法大教授及反毛思潮作宣传。

美国之音们整天将自由公正客观等普世价值挂在嘴边，而这篇报道却又一次将自己本质赤裸裸暴露出来。

美国之音无论怎么伪装，地球人都知道他及其背后的中情局一直试图在中国搞颜色革命。这次嗅觉敏感的美国之音又跳出来，为法大反共教授们混淆视听、鸣冤叫屈、污蔑爱国学生。郭世佑们等反毛教授果然是与美国中情局勾结的民运汉奸，爱国网民都心知肚明，这次美国之音跳出来支持郭世佑们，和八九年动乱时期支持民运分子的逻辑一样，其实就是在恐吓政法大学的领导及相关部门：郭世佑们是我美国中情局的人，我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霸权，你们给我小心点，不要处理郭世佑，中国早晚要颜色革命，给自己留条后路吧。而潜伏在中共权力内部的汉奸间谍就会联合一些中间动摇分子，保郭世佑们过关，这样就会大涨间谍、汉奸、买办、民运的势力，如此下去，颜色革命、和平演变为期不远矣。

美国之音及中情局究竟对我党的权力体系渗透到什么程度？政法大学反毛事件如何处理将是一个客观指标。

这几个反毛反共的教师们十分了得，学生如有不同意见，是可以扣学分不让及格毕业的。不唯如此，这老师的意见还是颇有些巧言令色，很能“御人以口给”的。不信吗？放着公信力比CNN有过之而无不及的VOA在，挟“自由”以令天下，谁敢说个不字，莫非不怕民主之后杀全家吗？
中国传统文化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当然，我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同样有“不可使知之”之说。是以人若用心不正，是很能找到些遮羞布为自己辩护的。可叹的是，这遮羞布竟真有人害怕自己是愚蠢或不称职的人而大赞为最美的新装。那就不妨剥下画皮，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吧。
据原先在中国动乱及东欧及前苏联地区风靡一时的知名媒体VOA报道，此讲座是一个关于毛泽东问题的讲座，啧啧，何以连名字“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也不敢涉及只字呢？莫非因为这名字正揭示了某些人挂羊头卖狗肉的伎俩吗？或许，论及瞒天过海暗渡陈仓，VOA自是个中行家，早已见怪不怪了吧。
虚晃一枪罢，自然言归正传：“主讲人提出，要以‘常人之理’看待和评价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目前缺少有关其个人真实思想内心活动的史料。”只是这“常人之理”，未免用词不当。纵观讲座，顿觉毛泽东果然不是常人。何以见得？“很自卑”、“对知识分子追求的更高境界例如自由和光明理念格格不入”、“进入盘丝洞而不被盘丝洞的妖魔技术给控制住而逃脱出来”，哪里是个常人？赫然是个枪毙十次八次都怕复活的魔头嘛。不过我倒更佩服这几位教授，竟能不步尼克松、蒙哥马利、胡志明、西哈努克、切•格瓦拉的后尘而被盘丝洞的妖魔技术控制住。或者正是因为这几位教授是知识分子，不屑于经世致用吧。既然如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犬的知识分子所谓的“更高境界”又有几分实在用处呢？或者不过是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吧。
然则，正如一位老师所言，“多种声音是大学必须维护和坚守的对话的最有效的平台，一个人的话、一种声音的话那是很片面的。”为什么对于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便极力打压呢？莫非这位老师认为自己便口含天宪手握真理，容不得别人半点质疑吗？除了谎话与邪教，不容许质疑的东西，这世上恐怕再没有别的了。至若质疑中的偏激之辞，莫非这位老师及比而不周的同党们只许自己鞭尸骂娘，却不允许对自己的“尊严”提出一丝半点冒犯吗？脸是别人给的，面子是自己挣的。我未闻武大老校长刘道玉先生因为人品或学术被骂过，可见修养这东西，本不是自己说说就有，而学识也不是自己吹吹敢跟已下台的人叫板就能骗来的。
更稀奇的是本应“维护和坚守的对话的最有效的平台”媒体，何以只敢公布这位老师的一面之词，却没有学生的只言片语呢？难道这位老师没有说过自己如何如何有地位又如何如何宽宏大量吗？而学生又没有公开发贴道歉却被再三喝令不够诚恳吗？一个老师对学生苦苦相逼到如此程度，不禁令人想起以前有过往小学生脸上刺字的“老师”了。老师的职业与天职绝不等同。范美忠与谭千秋同任教师之职，恐怕没人会认为范更有资格当老师吧。在行动上践踏了别人的尊严乃至生命，口里却高喊着民主自由，说的人必定不是傻瓜，信的人才是。鲁迅先生有言：“损着别人牙眼，却主张宽容，反对报复的，万不可和他交往。”
可笑的还有，明明来了三位教授，却只公布两位教授的观点，莫非因为其中一人的观点不够劲爆，不足以引起VOA的激赏吗？添油加醋添枝加叶，若说这报导没有倾向性，恐怕智障人士都要打个问号的。而同样被VOA描画得冷静理智的一些人，岂非自己没有倾向性吗？有倾向性而要披上“独立思考”这一皇帝的新装遮掩，肚子里藏的，又是怎样一副光明磊落的赤胆忠心诃！
至于VOA精心摘编的本领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一位教授的发言不见踪影，却只有一段答问。莫非自己也感觉这位教授“一个黑暗的境界里面”之类的类似风水之谈过于滑稽不登大雅之堂吗？当然，一位教授之后的发言颇为客观公正，让我不由暗骂学生怎能不体会老师这一番苦心。老师分明不想丧失道德底线，你们何以要对自己的同学苦苦相逼。老师分明是想理性探讨，你们为何明知老师用的是李志绥之类不入流的资料却不出来纠正。老师分明希望学生独立思考，为什么非要自诩独立思考却不容许同学独立思考后的不同意见。不是陷老师于不义，又怎会这样做呢？当然，老师自己定然是不会做的，至于老师会不会找学生甚或以学分为诱饵迫使学生替自己出面，所谓无罪推定，不敢妄言，更不敢因为几位老师家乡风水如何就下判断。虽然有人喜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凡事喜欢把人往黑暗的境界里面想，我是不愿这么做的。
或许我们要问的倒是，VOA何以如此耳聪目明，能在法大而外弄到这些教授们的言论记录与其摘要呢？要知道当下网上流传的都只有发言而没有提问啊。我当然不信竟会是VOA向这些人提供了发言稿，因为这简直太荒谬了，和美国大使馆为王x提供了绿卡一样荒谬。

VOA是什么货色，事实早有明证。VOA力挺的人是什么角色，历史也早作出了回答。本以为一场小小的学术讨论，怎么可能引起这么大风浪。现在看来，倒未必不是有人留了一手。可惜的是个别学生，还以被这样的媒体报道为荣，真真是将崇洋媚外的帽子自己忙不迭的接来戴在头上招摇过市。这样的学生还说自己独立思考，齿冷之余未免感觉替他们的偶像感觉有些凄凉。骗人终究是不好的。康有为拿六君子的血换来南洋华侨的捐款，方励之拿学生的血换来自己的绿卡，今天不知谁又想拿自己的血为别人的前途换一个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的高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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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大学教授主办反毛讲座，学生据理驳斥反遭攻击

请郭世佑组织澄清重大悬案并回答下列问题　　

康秀峰　　

自主  席老人家去世后，在全国掀起反国父军父及共产党缔造者的运动。但运动虽想成全国性，但三十多年了依然局限于少数文人当中，这与初衷相去甚远。　　

   近期，有个清华海外回来的女同胞出席郭世佑的反毛会议，并当场反驳郭世佑的言论，遭到攻击，身在清华的老师，郭世佑有下列言论，是失师德的。郭说；＂当我讲到我的湖南同乡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荒谬,对他的相关言行进行理性批判时，我说：我知道有很多民众像你一样感激他，崇拜他，但究竟占多少比重，还需要通过调查与统计，进行量化，我看未必就占多数；她和民众崇拜毛泽东，并不能说明毛泽东真的那么伟大，二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请她针对我的论据质疑，提出新的论据，而不是拿我的论点表态。

这里我希望郭世佑回答，如果全民公开投票，要有左中右三方人士参加验票，看有多少人崇拜毛主席，这是公正公开透明，而不是由统计局来统计。因为统计局没一句真话。　　

其二，你又凭什么说毛泽东荒谬,？你的论据又在哪？来源何处？可否公布原始资料？毛泽东的原始资料是天天有多份的，少一天的也不行。同时把你的原始资料也拿出来。否则你污蔑党和国家丶军队的缔造者罪不小。　　

按郭世佑的观点，五四运动的老师及学生是瞎闹了。

　　郭世佑说；＂我则以请教的语气轻声地笑着设问：“你能不能先拿出证据来，指出我在哪个方面没有读懂毛泽东的语录？我会很感谢。”　　

这里请郭世佑列举你读过什么毛泽东的语录？你读过什么毛泽东的文章？毛泽东的文章內的核心观点是什么？相关人物及事又是什么？你应拿出证据来。　　

郭世佑说；＂我继续耐心地回应她：且不说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地主、富农是靠剥削别人起家，还是靠勤俭持家，毛泽东所分的“地主”与“农民”之间除了家产的区别，还有哪些所谓阶级的实质性的不同，毛泽东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是不是就可以让劳苦大众挨饿，甚至饿死，还饿死数千万？在他统领中国27年内，被饿死、整死和自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该怎么看？＂　　

郭世佑在这里讲的很好！来而不往非礼矣，不过请郭世佑回答，1949年前的中国真实状况，1949年前的中国能造什么？有没有飞机丶军舰丶轮船丶汽车丶拖拉机丶自行车丶坦  克丶化工丶化肥丶钢铁厂----？又穿什么？是不是穿土布？是不是用洋油和洋火洋皂？1949年前的中国有没有地主？什么叫地主？有没有佃农？土地主要在何人手里？1949年前的中国有没有饿死人？是不是十涝九旱？讨饭的有多少？你说在毛泽东统领中国27年内，被饿死、整死和自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那么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为：战斗员约850万，非战斗员约1000万，《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作者 [美国]汉森•鲍德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作者 [英国]杰克•雷恩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5500万-6000万人死亡，1.3亿人受伤。

建国初4.75亿人，毛泽东去世官方公布国家人口近十亿，这就是说，8亿多人是在毛泽东时代出生，请你把毛泽东时代全国各地派出所的户口原始资料拿出来，三方在场统计各年出生及死亡人数。这才是真实。其次，你说上述言论肯定是要负责的，因为你是为小年青人之师又是名校教授。

再次，死了近亿人，责任重大，是要追查责任的。把1955年以来毛泽东主席每天的关于农业及粮食问题的指示、批示、讲话统统公布出来，把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及政治局会上的讲话统统公布出来，必须是主席手稿或经主席签字的存挡。也把分管农业及一线负责人的相同的指示、批示、讲话统统公布出来，也必须是手稿或经当事人签字的存挡。因为地级以上干部（原来称干部）的行政活动必须要记录存挡，各县以上到省市上报当地情况到中央的材料也应公开，看何人有无不上报主席的。这些对争论应是决定性的！不可以以主席去世后反毛期间的《决议》和个人讲话作根据。同时这也要三方人士参与。各方推出各方人，不可指定人这非常重要！并网上和电视上公开。这样，就水落石出，水落石出后，再三方讨论处理并公示。这样就彻底明白了是不是毛泽东让劳苦大众挨饿，甚至饿死，还饿死数千万还是其它人了。不管追到谁身上都要公布。　　

　　

郭世佑说；＂我说这与民运分子毫无关系，那你觉得究竟死了多少？如果死得不多，为什么官方还不允许研究？”＂

郭世佑说这里说得更好！反毛33年了，骂了33年了，正如郭世佑说＂如果死得不多，为什么官方还不允许研究？对毛泽东与所有历史人物乃至现实人物的评价，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论据比论点更重要，哪怕是61年来的历史，还有很多重大问题讳莫如深，还没有把一些真相告诉全国人民，只搞选择性的真实，还不许学者研究，这恐怕不太好，至少是底气不足，反而更加容易引起猜疑。＂

郭世佑说；＂我就提醒她：“就国家地位而言，1949年并不比1945年更重要，因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战胜国之一，我们就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与常住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国家地位就在1945年基本定型，1949年只是解决国内两党谁来主持国家建设的问题。我说的不一定对，欢迎继续批评，但需要论据。”她一直以生气的口吻，我则耐心地回答她，算是很有绅士风度了，如果对方是男士，或者是法大本校的学生，也许我会以师长的口气提醒对方，请注意说话的方式与讨论问题的有效性，还要学会尊重职业历史学教授的存在，尽量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轻易否定别人。就国家地位而言，1949年并不比1945年更重要，＂

我请你回答，1949年我国有何地位？自1911年武昌起义以来有何地位？自1911年武昌起义以来民族处于什么状况？国民党何时成立？你肯定讲国民党早于共产党成立了，那么它为何1924年才召开国民党第－次全囯代表大会？武昌起义谁领导？是国民党吗？那么袁世凱为何是首任中华民国的总统？袁世凱是国民党吗？什么叫国家地位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地位？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地位？你这里把1949年和1945年相提并论，你是视中华民国为国家呢还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你的国家？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体吗？常住理事国就是国家地位？那么，非常住理事国就没有国家地位了？国家地位能不能代表人民的地位？你说1949年只是解决国内两党谁来主持国家建设的问题。显然你连国家的基本概念都不清！还称什么教授。共产党革命是解决中华民族的问题，也不是1949年。国共之争在于1927年蒋汪对手无寸铁的北伐同盟军－共产党人的大屠杀为起点，共22年。1949年只是蒋介石政权失败卷尽国库逃跑之年。1949年肯定比1945年重要。19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之年，是民族翻身得解放之年，是用小米加步枪请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回老家之年，是宣布废除自1840年以来不平等条约之年，是无产阶级当政之年，是取消剥削制度的开端，是工农文盲当将校领导人之年的开端，是工农子弟能上大学的开端，是从工农中招工招干，城镇无失业，大中专读书不要钱，毕业有分配工作，有房住，有公费医疗的开端，怎不比1945年更重要？你现享受的公费医疗谁给你？

lrm2222 · 发表于 2010-4-28 16:53:35

作者：江西李建军文章发于：乌有之乡点击数： 3192 更新时间：2010-4-28

现将网络广为传播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中央党校党史博士副教授胡尚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副教授解启扬、浙江大学近代史博士副教授邓文初污蔑毛泽东、妖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全文转发并批判如下（括号中的兰色字体是我的批判语）：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及其研究方法三博士谈　　
（2010年4月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　　
（江西李建军：名为“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实为“毛泽东的莫须有罪状罗列与忽悠技巧”）　　
　　
一．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　　
　　
到场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来自内蒙古阿拉善司法系统高级研讨班的全体学员还有校外的同学，欢迎你们光临我们中华文明通论的第九场---“毛泽东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我们三位年轻教师他们综合性的学术研讨会（江西李建军：从下文可知，此研讨会应当更名为：污蔑毛泽东、妖魔化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授合唱会”）。　　首先我代表我们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组的全体老师和我们的几位教授，向今天光临我们本次讲座的三位年轻的博士表示欢迎和感谢。（掌声）　　
我们的同学们和老师们都知道，我是受学校的委托来做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的课代表，（笑）做这个课代表很辛苦，我们的同学从各方面给予理解和支持，我对他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为什么举办这么一个谈毛泽东的这么一个学术讲座，从我个人来看，我是基于三个方面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大学的使命所决定的。我们可能有很多关于大学的评述、关于大学的目标、关于大学的使命，在我看来最基本的一条那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学生体面的走入社会，要培养他们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还有能力，要养成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要把他们培养成美国时代周刊中所鉴定的那种知识分子，那就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是这样知识分子。如果朝着这样的目标前进去努力，我们任重道远。这是第一个理由。（江西李建军：人民的大学的使命决不会反毛泽东、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饲养的知识分子才领受反毛泽东、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使命。因为，他们就是要出卖良知和灵魂以获取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的犒赏）。　　第二点理由基于大学生本身的使命，我们国家还很穷，我们的高等教育尽管现在超过了21%以上的升学率，这远远不够，尤其是我们升学率在提高的同时我们的教育水平在下降。我们的扩招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在这一点上，我是与教育部的那些官员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还在强调，扩招是必要的---没有一定的数量哪有什么一定的质量，有一次我差点把周济的话都打断---你别扯了，教学质量已经是这个样子，一届比一届滑坡了，文科的学生论文已经写的越长写越丑了，我们大学生本身有引领社会、开启民智的任务，那你在开启别人的智慧之前你自己要先开启一下，一定要养成在事实面前先把事实搞清楚，然后怎么去寻找事实，怎么进行价值评判，这个东西不解决的话，哪怕学术创新哪怕是什么时期的创新都无从谈起。（江西李建军：适当渐进式扩招没有错，但通过急进式扩招、并推进教育产业化、搜刮几代亿万无产阶级；尤其是通过帝国主义剥削阶级伪知识分子散布毒害无产阶级子弟的谬论就暴了本质、现了原形）。　　
第三个理由，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他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把他来作为一个系统的讨论的对象，可能会使我们同学达到一个基本上目的。因为长期的神话式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高度掌控包括现在我们好多的媒体也好我们的新闻机器也好还有我们的报刊杂志也好，从求真的层面上来把历史的真实向全国人民进行交代或者是诠释，这个任务还很艰巨还不太方便。（江西李建军：如果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实事求是、就没有什么不方便。如果是见亿万被剥夺的无产阶级怀念毛泽东，就急主子之所急、合伙污蔑毛泽东及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太方便”了，因为，这样搞就彻底暴露了自己的阶级本质）。　　
那么我们借助于我们的大学学府的学术的论坛来跟我们的同学一起来进行讨论，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毛泽东他确实在多个层面上至今还影响者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国家的发展的前景包括我们的决策层面包括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理论方面。（江西李建军：谎称历史功绩是假，污蔑妖魔化是真。否则为什么仅仅自己的一个学生、仅仅站在公正的、实事求是立场上提了一点点略有不同的意见，就非得逼得人家公开道歉不可？这不仅是恶劣地耍学术权威的派头，更是被人揭露本质后的暴跳如雷的表演）。　　
我今天还知道了我们胡尚元老师他主持的一门课叫做“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的……”很长，我背不下来（笑）。他简称为“毛特”，我想要是毛主席在世的话，你叫它“毛特”他要枪毙你（笑）。因为这个叫进步呢，把这样严肃的课叫它“毛特”，“特务”的“特”（笑）。（江西李建军：害怕无产阶级批判与揭露。先给可能的反抗者扣一顶毛特的帽子，既暴露了狮子的凶心，也显示了兔子的胆怯）。　　
下面请我们这三位英雄好汉来登台来给我们展示一下。给自己也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多种声音是大学必须维护和坚守的对话的最有效的平台，（江西李建军：声音不怕多，怕就怕打着论功的名义污蔑他人。如国人已经识破的“毛泽东时代饿死了三千到七千万”的谎言还搬出来骗人，难道一个法大的教授就不懂得如此说谎骗人、污蔑毛泽东、妖魔化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违法的？）。一个人的话、一种声音的话那是很片面的。　　
第二个理由，我们三位老师，刚才同学们很辛苦的简报已经介绍过了，他们来自三个不同的学科，有党史专业、有近代史专业、有哲学史专业。他们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笑）他们也受到同学们不同程度的欢迎。　　
第三个理由，我在史学界尽管他们叫我“年轻学者”，经常让我作为“青年学者代表”去发言，但是在他们面前我可以摆姿态，包括邓文初老师他还跟我有复杂的关系（笑），这个请他们来谈，本身我还有一种我作为他们的老教师，我们还有扶植亲人、培养新教师或者锻炼他们和扩大他们知名度的一种义务，这是我非常的一个愿望。（江西李建军：是扶持亲人，还是组织亲人说谎骗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革命？大家看了后文会有一个答案）因为我们同学经常喜欢搞一些活动给我们的老师投票，我希望如果你们下一次评我为优秀教师或者最受欢迎老师的票先投给他们，他们也是很优秀的，我的话就不多说了，下面我们按照年龄的顺序---中国传统文化，在……不一样你们想调整那么你们再思量。　　
第一位是66年出生的胡尚元老师。（掌声）　　
　　
二．(中央党校副教授)胡尚元：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笑、掌声）　　
那么首先我要感谢郭老师举办了这次活动，刚才郭老师说和邓文初有复杂的关系，实际上not complicated，邓文初是咱们郭老师的研究生。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毛泽东的民主观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主要讲三个方面，为了慎重起见，我准备了讲稿。　　
第一个问题跟大家聊一聊毛泽东对民主主体的认识。何谓民主的主体，简单的讲就是“民”是谁的问题，这是民主的核心也是我们谈论民主的逻辑起点。(江西李建军：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为人民争来的民主，不是剥削阶级金钱操纵的伪民主，而是公有公正为目标的非剥削阶级捣乱的人民民主；而剥削阶级的民主，是伪称包括了所有人，实际上是极少数剥削阶级通过金钱操纵多数人、剥削多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伪民主)　　
那么在毛泽东看来，谁是“民”呢？　　
请大家看屏幕。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中共中央就开始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39年8月23号至24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周恩来首先提出，在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之外还特别提出民主化。他这个观点很快就被张闻天肯定了，大家要注意一个基本的史实，当时我们党内主要领导者还是张闻天不是毛泽东，张闻天在好几个会议上肯定了周恩来的这种提法，用“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江西李建军：为歪曲无产阶级公有公正的真民主，他先从毛泽东论新文化的语句“鸡蛋中找骨头”) 。　　
在1939年12月13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张闻天、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提出新文化还是用“四大口号”为好，哪“四大口号”呢？“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　　
但是让我们很惊异的是就在1940年1月他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他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只概括为三个方面，“民主的”这个字样不见了。为什么呢？毛泽东自己没有直接的去对这一问题做出说明，但是他通过其他的方式做了解释。　　
在建国初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对收录的文章进行修改，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他在原文“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后面加了“因而就是民主的”七个字。　　
这七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分析毛泽东对民主主体认识的一把钥匙，“由于是大众的，所以就是民主的”，那么民主的“民”是谁呢，很显然就是“大众”，因此有了“大众的”就没有必要再提“民主的”。　　
那么谁是大众呢？毛泽东紧跟着就解释：就是全民族当中90%以上的劳苦大众。很清楚，所谓的“大众”并不是指全体民众，只是大部分民众。在建国前期他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当中，他进一步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从内涵和外延来看，　　
“人民的”这个概念，“人民”这个概念，大体上跟“大众”是相同的，因此我们一般合称为“人民大众”。（江西李建军：自称少壮的、高级的知识分子竟然不知“人民”的概念是什么！说了一大堆废话，目的就是要反对人民民主与专政、兜售剥削阶级的伪民主。你也不想想，人民民主与专政写进了共和国的宪法，根植在人民的心中，就你们这等小生物能污蔑、妖魔和篡改得了的？）　　
就一般政治学的常识来讲，作为民主主体的公民，理所当然应当是一国之内的全体公民，不管他的宗教信仰怎么样，不管他的民族归属也不管他的政治态度，都应该同样享有人权。（江西李建军：你的“一般政治学”，实质是剥削阶级政治学，即从不讲阶级剥削的伪政治学。剥削阶级为什么不敢承认阶级？因为，一讲阶级就暴露了它们吃人的本质。所以，他们及其知识精蝇总爱讲超阶级。铁的事实是，人类是有阶级的。而不同的阶级对民主也有不同的定义。无产阶级的民主与剥削阶级的伪民主根本不同。无产阶级的民主是人民民主；而剥削阶级的民主，是金钱操纵公民的伪民主。所以，剥削阶级表面上在宣扬超阶级的民主，实质是经济上继续剥削剥夺全体公民、政治上金钱操纵全体公民、文化上麻痹毒害全体公民！所以，剥削阶级的民主与人权，是有钱就有一切的伪民主与伪人权）　　
所谓“天赋人权”是什么意思？他否定的就是一部分公民剥夺另一部分公民权利的天然的正当性，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则就是不仅要尊重多数人的权利，还应当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江西李建军：试问极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权力能尊重和保护吗？不能！同理，剥削阶级知识权威强迫批判了他们的学生向他们公开道歉的霸权也不能被尊重和保护！）很显然，毛泽东不认同这种资产阶级政治学，他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把全体民众分成两部分：一部份是人民，一部分是敌人。（江西李建军：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怎么会认同剥削阶级的政治学呢？你以为天下人都会做剥削阶级及其知识精蝇与走狗？你也太没有进化了！反对亿万人民经济解放、政治平等的剥削阶级，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是全人类一切正义力量的敌人）　　
所谓民主呢，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既是对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人民具有剥夺敌人合法权益的天然合法性。我们今天我觉得没有必要讳言，这种认识是存在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人民只是全体民众当中的一部分，哪怕是绝大多数部分，那么谁是敌人呢？划分人民与敌人的标准是什么呢？由谁来划分呢？划分和判定的程序是什么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其逻辑的结果必然是：谁都有可能成为敌人，谁的政治权利都有可能被剥夺。（江西李建军：剥削人民的人，人民肯定会剥夺他的权力。大学精英竟然不懂人民与敌人如何划分！竟然反对人民当家作主！其实你心中很明白人民就是被剥削阶级剥夺的绝大多数人；而人民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你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就要否定人民民主与专政，太自不量力了！）　　
其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当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阶级都被踢出了“人民”这个范畴。最早被排除的是地主阶级，接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然后是右派分子，搞到后面是“党内的走资派”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所谓“坏分子”。在此起彼伏发的政治运动当中，很多人今天还是人民在义愤填膺的批判、批斗“敌人”，第二天就自己莫名其妙的成为了“敌人”，自己的政治权利就被剥夺了。当判断权最终落到毛泽东一个人手里的时候，就连刘少奇最终也摆脱不了“被敌人”的命运。（笑，掌声）（江西李建军：剥削了人或想剥削人的人，当然要踢出人民的范畴。想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为地主、资本家、走资派翻案者，也要踢出人民的范畴。从掌声中能看出，搞阶级报复与翻案者有同伙，被其妖言蛊惑者也有人在）　　年轻的朋友们，通过以上的分析，你们对这种历史现象还会惊叹吗？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对民主价值的认识。民主的价值这是一个政治学的命题，在我党的话语体系当中---首先声明一下，我是具有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笑）。（江西李建军：哈，一得意就忘形。从你的言论看，你这是对外公开表示你已经背叛了你加入的无产阶级政党。虽然你的主子会表扬你犒赏你，但别忘记了辩证法，无产阶级从自也认清了你这个叛徒的嘴脸，你就不怕得不偿失？）　　在我党的话语体系当中有一个更宽松的表达方式，“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毛泽东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请大家看屏幕。在建国之前，他曾经多次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目标，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国体，把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政体；建国以后，他也曾经提出过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从这些材料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是把民主作为目的来讲的。然而他还说过其他一些话，我给大家看一些材料。1951年6月，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一届政协二次会议上，他有个讲话，他说：“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来说就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呢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56年他更明确地讲“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江西李建军：人民民主与专政，既是目标，也是方法和手段，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在1957年年初，就是2月27号，那篇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当中，他讲的更明确“民主这个东西，有时候看来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那么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那么这些话都可以表明，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更多地把民主看成是手段，看成是方法，（江西李建军：其实，剥削阶级的金钱操纵的伪民主，也是为剥削阶级经济基础服务的方法和手段。君不见被剥削阶级金钱选上去的剥削阶级专政国家的当权派，上台后，哪一个不是官商勾结把自己的私有剥削经济基础“服务”得很雄厚？无产阶级公有公正的真民主，包括监督各级各类当权派的四大自由和选举为人民服务公务员的根本权力等，都是为公有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惜在走资派忽悠下，人民独享的四大自由被废除了，公有公正为目标的经济基础逐渐被复辟成私有剥削人民的经济基础）　　不仅如此，他还往往把民主看成是集中的手段。请大家看一个材料，在1962年初召开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曾反复强调“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的总结经验……”我不一句一句读了，大家看一下。很简单，在这个讲话里面，他是把民主看成是更好达到集中的手段和方法。那么大家可能就要问了，这种人是有问题吗？问题在哪呢？在我看来，很显然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呢？由于毛泽东对民主作为目的这一问题认识不足，过多地强调民主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从而减弱了民主的目标意义，降低了民主的地位，因而也就难以认识到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江西李建军：不通过民主广泛集中民智，何来集中决策的更加科学？人民民主的手段方法性，丝毫不影响其目的性，还能促进其目的的全面实现）　　道理很简单，既然民主只是一种方法，那就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想起来就用想不起来就不用，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笑、掌声）所以从毛泽东的一生，他也始终没有想过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这与他对民主价值的认识是有密切关系的。（江西李建军：信口开河与恶毒污蔑，如此无知、无畏和无耻，源于有剥削阶级支持）　　
第三个问题，毛泽东对民主基本路径的认识。　　
民主的路径问题其实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就基本问题来说，要首先做一个区分：是为民做主还是由民做主。（江西李建军：共产党员有两种身份，他作为一个党员，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要为民作主！当他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时，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要与人民一道，由民作主。有意将辩证的问题分割开来，目的就是要污蔑毛泽东和共产党）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部豫剧电影叫《七品芝麻官》，其中有一个县令讲了一句话大家都清楚可能都知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大家都听说过，是吧。我小时候对这句话很崇拜、很崇拜的，但是当我读了林肯在《》中所讲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之后，我就再也不认同这种价值观了。道理很清楚，“为民做主论”实际上它预设了一个逻辑前提，什么前提呢？即存在一个独立于公民以外主体，它能够完全理解和代表全体公民或者多数公民的意愿，而且能够完全按照全体公民的意愿来行使公权力，也就是柏拉图所讲的“philosophy king”---哲学王。显然这个虚拟的前提在现实中是难以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与人性、与权利的本性在根本上是冲突的。那么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看的呢？如果单从文献来看，两种观点他都讲过，请看屏幕。1939年5月4号，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演讲中讲：我们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54年4月14号他又讲：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民主的原则贯穿在我们的整个宪法当中。那么这些话都可以看到“由民做主”的倾向是非常清晰的。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1944年12月15号，他发表了一个演讲叫做《》，批评了一些人官僚主义的作风，提出：自己应当对进行教育，在党内和党外应该大大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他们说话，讲错了也不要紧。1945年7月，他与黄炎培有一个著名的谈话，关于历史周期，这个大家都知道吧，知道我就不多说了。翻阅毛泽东的文献不难发现，在建国以后这种“让人民监督”、“让人民讲话”的说法讲的就更多了。这两段话很受学界的追捧，引用率是非常高的。但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生导师郭德鸿先生早就指出，说：这两句话中的真正含义大家都没有领会，其中体现的恰恰是毛泽东‘为民做主’的思想。一个‘让’字，准确无误地说出了他‘为民做主’的本质，他不是代表着人民的愿望的，他的“让人民监督”、“让人民讲话”就是人民民主。既然可以“让”当然也可以随时“不让”喽，所以他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由民做主”。（江西李建军：同体两面的辩证问题都看不懂，以其无知昭其无耻！共产党人，既为民革命、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更要让无产阶级独享四大自由！毛泽东主导将四大自由写进了共和国的宪法，其伟大的民主情怀，光照日月！岂是剥削阶级能污蔑得了的！）　　那么既然这两种看法都有，在毛泽东那里哪一种看法是主流呢？其实很好判断。一是从他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这一点我不想多说了，大家看的也比较多了。二是从他对法治大态度来看。为什么呢？因为由民做主的关键在于制度，特别是法治，它是实现民主不可或缺的保障，只有通过具体的制度、法律把民主固定下来人民民主才能得到保障，否则只是空谈而已。所以后来邓小平讲要使民主制度化、法治化，很显然毛泽东是不喜欢法治的，他是喜欢人治的，请大家看屏幕。（江西李建军：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宪法等一系列重大的法律的制定，哪一项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功劳？尤其是底层无产阶级独享的四大自由写进宪法，更是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法治观的集中体现。倒是那些假共产党员、走资派、投降派大肆废除无产阶级独享的四大自由的政治民主！疯狂废除无产阶级的公有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民主！类人猿般地废除工农兵唱主角的无产阶级文艺民主！极力兜售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金钱操纵的伪民主，企图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彻底剥夺无产阶级，他们才是不折不扣的人民民主的大敌！）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曾经明确的讲“法律这个东西没必要立，我们有我们的那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马青天”是谁啊？马锡武啊，“马锡武审判法”大家都知道吧。他还说“不能靠法律解决问题，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能记得呀，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不记得了。”（笑）他还讲“我们基本上不靠哪些，主要靠党的决议和开会，一研讨就得了，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讲了这么一句：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啊，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会议之后，中央政法小组就向毛泽东、刘少奇打报告说“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笑）所以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自以为他是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实际上却脱离了甚至背离了人民的愿望。导致了全局性错误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桩桩件件莫不如此。（江西李建军：从现在右派疯狂反扑的现实来看，当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反右是多么的英明与正确！只可惜毛泽东总是相信通过教育和改造能挽救他们。可是，现在这些剥削阶级右派变本加厉地投靠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证明他对右派太仁慈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大跃进、用短短27年，把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创建为世界第三的强国！短短十多年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就让中国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跃居世界第一！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万岁、伟大的人民公有化即人民公社化万岁！尤其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发明了用宽慈的文化思想教育的方式挽救大批右派和走资派，保障了中国社会主义大业至今没有如前苏联一样分崩离析、伟大的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及其党内外走资派的思想文化教育革命万岁！）不仅如此，“为民做主”呢还必然导向个人专断甚至个人集权、个人独裁。毛泽东严防“右倾翻案风”越来越严重，与他把“为民做主”等同为“人民民主”、“由民做主”是密不可分的。最后我想以孟德斯鸠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孟德斯鸠说：社会诞生时，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创设制度；此后便是由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江西李建军：共产党人为民作主，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伟大的思想和情怀岂是剥削阶级能污蔑得了！）（掌声）谢谢！没有超时吧？　　
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老师：不错不错，感谢你啊，先开了好头，没有让我们的……来K你，他们三位我刚才才发现他们的年龄是按照等差级数在排列，胡尚元老师是66年……　　
中央党校副教授胡尚元老师：我是文革那一年。　　
政法大学郭世佑老师：文革那一年，你还记清澎湃谈毛泽东的民主观，合法性　　
　　
三．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解启扬：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　　
我的话题跟老胡（指胡尚元）稍有区别，我就说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也就是跟我们大家之间的关系。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呢，不是我们中国自古诞生的，大约在十几个世纪在德国和法国就诞生了。特别是在法国，知识分子最初是贬义，那么到后面才变成褒义词。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它实际上是指能够独立的生存，具有精神和知识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如果我们按照刚才的概念来定义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比较难以找到知识分子。虽然我们从孔夫子开始两千多年来就有读书的传统，但是这样的传统，有这样关怀的人并不多，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江西李建军：独立、知识、关怀、参与社会的知识分子多的是；但是依附剥削阶级又自称独立；知识不多自显很多；不关怀无产阶级只关怀剥削阶级；参与社会是为了获得剥削阶级的饲料的知识分子并不多，或者说除了那几个自我蹦出来现丑者，几乎没有）所以，现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从新文化运动之后才诞生的。　　
那么我在这里讲的知识分子，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我是想从三个阶段来谈。而这三个时间段对毛泽东来讲呢，正好是三个比较特殊的阶段。一个是五四时期，一个是延安时期，一个是50年代。　　
好，我们先来看五四时期。那么毛泽东本人也可以算做一个知识分子，不过这个知识分子，带有比较强烈的农民意识。（学生中有笑声）呃，我本人也是带有强烈的农民意识。他是出身于农村的，受的教育也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不过在他高校的时候略微开始接触过一点点西方的意识。他是从《新民丛报》上接触到的。毛大概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来到了长沙，到了长沙以后呢，他大开了眼界，开始略微接触到一点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名词，内涵呢，基本上都不知道毛泽东有没有接触到。（江西李建军：资产阶级知识精英枉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创者不懂社会主义内涵！骗子功夫到了一个无人敢比的境界！）那么，之后也接触到达尔文和卢梭，但是，这样的思想并没有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按照毛泽东本人的回忆，在他少年时代，影响他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平时所说的传统文化是儒释道，可是影响毛泽东本人的并不是儒释道，而是中国的历史和小说，特别是三国、水浒等这样一些具有反抗意识的小说。所以，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比较具有反抗意识。反抗意识最明显的例子，他就说在他的家里有一个执政党和反对党。执政党是他的父亲，反对党是他和他的母亲。而且他竟然可以从一个出色的反对党的角色表演过，也就是在他13岁的时候，他当着客人的面公开地顶撞他的父亲，并和他父亲达成了一个妥协。（江西李建军：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奴才意识，他们不懂革命者和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　　
毛泽东在年轻时他所崇拜的两个人物，是顾炎武与曾国藩。我们知道，顾炎武在思想上是主张经世致用的，也就是明清时候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经世致用这几个字在我们中国是比较重视的。特别是在明末以来，额，我们通常把明代的灭亡归结为知识分子的空谈，或者读书人的空谈。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不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而顾炎武呢，主张经世致用。另一个人，曾国藩。毛泽东曾经说，在近代的人物当中，他最佩服的是曾国藩。他认为曾国藩是文武兼备的，可以作为万世的师表。这就是毛泽东年轻时代崇拜的两个人物。（江西李建军：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不懂革命者经世致用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人民服务，只懂卖身投靠乞求剥削阶级的“精饲料”）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的前夕来到了北京，作为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当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可是，就是在北京大学做图书管理员这样一个经历，给毛泽东灵魂的深处烙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在《西行漫记》中是有记载的。毛泽东之所以有进步，来到了北京，希望与新文化运动接触，可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多数都是学贯中西的、具有现代观念的。而毛泽东的传统观念与新文化运动的观念是有一点点差异的。而他做图书管理员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知识界的名流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等人，也包括胡适的追随者傅斯年和罗家伦。可是毛泽东在《西行漫记》20年后的回忆中说，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工夫理会我这么一个带有南方口音的小小的图书管理员。那么20年后还有这样的记忆，我们大家来想一想20年后你能记住什么。（江西李建军：小人度大人，可笑而无耻。剥削阶级知识分子自己的眼睛只会向上看，从不懂得向下看，怎么能理解革命者“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胸怀）　　那么也就是说，毛泽东与五四新文化人，从精神上讲，是擦肩而过的，而并没有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之后呢，毛泽东经上海在湖南开展农民革命了，从一个乡村的读书人或者叫乡村的知识分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实现他改造世界的愿望。那么这个就是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第一个阶段的接触，新文化接触在他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实际上，我们说第一个阶段，毛泽东所崇拜的知识分子，是带有经世致用特征的，那么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在心灵上受到了伤害。（同学中有笑声）（江西李建军：中国革命的历史巨人和举世公认的领袖，被剥削阶级知识分子污蔑成“与革命擦肩而过”！只有鬼才会说出此话、也只有鬼才会相信此话并跟着鬼哭狼嚎般地笑出声来）　　
第二阶段是延安阶段。遵义会议以后，逐渐确立了毛泽东在军队，后来又逐渐确立了在党内的的领导地位。那么呢，世易时移，毛泽东的根本地位发生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延安实际上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大本营，那么农民革命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在延安时期的农民革命也带有它的新的特征。当时，比较国统区和延安来讲，国统区比较腐败。那么在五四以来，一直都有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向往进步，追求光明，就来到了延安。这样，在延安就形成了几种形式的知识分子。一种是有苏联背景的知识分子，比如说王明、张闻天等等，甚至包括康生，当然康生后来是转向了。在延安还有另一批知识分子，向往光明、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呢，也来到了延安。（江西李建军：知识分子确实有二类，一类是投机革命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一类是献身公有公正理想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知道毛泽东有一句话叫“知识越多越反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非常相信这句话的，不然大家就不会来到这里。（学生中有笑声）　　
可是来到延安向往光明的知识分子，与延安的农民革命之间产生了碰撞。农民革命所追求的是农民革命的传统，打土豪，分田地，是个实用主义的革命，求得生存，他们没有更多的理想。而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呢，是自由、光明。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一方面给延安注入了活力，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桀骜不驯的处世态度、追求自由的这个尤其散漫的人生价值观、理想主义的精神情怀，与农民革命里的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森严纪律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实用主义的革命目的，或多或少产生了碰撞和冲突。（江西李建军：投机革命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向往升官发财卖身投靠；必然与公有公正的革命理想发生碰撞；所以，剥削阶级知识分子、知识越多就越狡猾、伪善、反动！）　　可是，要想农民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要有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核心，一个不容置疑的革命理念，甚至需要一个类似洪秀全拜上帝教的宗教。也就是说需要的是一个思想、一个主题、一个政党。那么，这样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就充分发挥他的才干来调节这个冲突。（江西李建军：可是，真正的革命者与剥削阶级投机者的碰撞是必然的；毛泽东组织对他们进行教育挽救是爱护他们）　　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写了一个文章，叫做《中国各社会阶级分析》，大家可能在毛泽东选集中读过，但那是个删节本。实际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最早发表在当时的革命半月刊上。等级是人类社会自古就有的，他把人类社会分为五个等级。其中把知识分子列为仅次于大资产阶级的第二个等级，那么，这样的等级，很显然，在当时革命的观点来看，是不革命的。（江西李建军：毛泽东何其英明地看了剥削阶级知识分子的剥削阶级本质！把一些投机者列入资产阶级的一边，洞若观火；否则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　　在1939年，毛泽东又对知识分子做了划分，知识分子充其量是小资产阶级。无论是根本的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在毛泽东那里，知识分子都是不革命的。（江西李建军：剥削阶级知识分子是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革命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才是革命的生力军。看来一些小者终其一生难以理解大者）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他想成为的人物不只是农民革命的领袖，而且是一个万世师表的。所以在毛泽东那里需要的不仅是成为军队领导，他还需要的是能够掌控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的领袖。而当时的军队掌握在有苏联背景的王明、张闻天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手里。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发动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主要矛头就是知识分子，后来也有人说整风运动还有一个矛头就是党的高级干部，但是这个是其次的，高级干部好管，知识分子不好管。那么整风运动的第一个矛头就是指向有苏联背景的知识分子，以夺取在理论领域的掌控权。整风运动的第二个背景，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集中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这样的思想上来。那么对于整风运动啊，实际上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影响是很大的。到后面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整风运动中，我们举两个人物来看看他们在整风运动中的凄惨命运。（江西李建军：要纯洁革命的队伍、提高革命队伍的整体素质，肯定要对投机革命的剥削阶级知识分子、立场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本主义知识分子等进行整风和教育。真正的革命者欢迎同志式批评；只有剥削阶级认为受教育是凄惨的）一个是曾经担任过共产党领导人的张闻天。张闻天是经过良好教育的，精通多门外语的，更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是毛泽东说他只会说空话，不会做事，缺少行动力。张闻天到最后向毛泽东表示臣服，说“我只是一个梁上的君子，毛泽东才是一代伟人”。那么张闻天的话自然就传到了毛泽东那里。那么张闻天这样的具有留苏背景的知识分子解决了，毛泽东掌控了理论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至高无上的领导权，那么自由主义显然是毛泽东的革命对象。（江西李建军：自由主义，是整风教育的对象之一，不是革命的对象之一。污蔑人不打草稿，显示了无知无畏与无耻）　　
毛泽东在最初批判留苏知识分子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以自由知识分子来领袖自己的。在他们这样接触以后，他有点类似我们后面所说的引蛇出洞，（江西李建军：有些反革命会自己钻出来，如那些反毛泽东的所谓知识分子；有些不敢出头，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就要引蛇出洞，打蛇打七寸。无产阶级革命者真聪明！）　　
他当时鼓励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来发表一些文章，比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以及艾青的一系列文章。（江西李建军：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如果存在于头脑中，总会自己冒出来，不是别人能鼓励得了的。如那些反毛泽东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自己从洞中钻出来）这些文章直指当时延安的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等等，连载发表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按照胡乔木的回忆，毛泽东勃然大怒，说王实味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结果是王实味被打成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等等，最后下了监狱。王实味出生于1906年，1925年入北京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来到了延安。那么，对共产党有强烈信仰的一个人被打成了特务分子，而且更惨的是1947年7月1日，也就是我们共和国党的生日的这一天，王实味也过了，但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一天，解放军当时在山西撤退的时候，手起刀落，王实味被砍死。直到时隔40多年的1990年，在王实味的XX反复努力下才给王实味平反。　　
那么延安整风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利诱，达到知识分子集中思想、集中力量、集中到一个政党上来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看看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复杂的心理态度。当时有个叫傅斯年的人，傅斯年作为国会议员来到了延安，与毛泽东促膝长谈。傅斯年回忆说说，毛泽东说他是刘邦项羽，他是陈胜吴广，陈胜吴广为他开辟了**，刘邦项羽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临别的时候，傅斯年要毛泽东赠诗，毛泽东赠了他一首诗，是唐诗，写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这四句诗是这样的：“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刘邦项羽是不需要读书的，特别是刘邦，成就了一代帝业。傅斯年本意是想夸赞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不满足于作为一个赳赳武夫而存在，他更希望的是做一个万世师表。　　
毛泽东到最后评价项羽的时候说项羽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说他沽名钓誉。那么毛泽东本人不是沽名钓誉，他该用的手段够硬的。对待梁漱溟的态度。当1938年梁漱溟来到延安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梁漱溟说“久仰久仰”，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已经见过面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北京大学。毛泽东与梁漱溟是同岁，但是梁漱溟在当时是北京大学的老师，而毛泽东是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江西李建军：强烈抗议某些大学老师看不起图书管理员！当他们看不起别人时，他自己就真的变成了精蝇或叫兽了）梁漱溟经常去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当时还不是毛泽东的岳父）家里聊天，当时的毛泽东和梁漱溟是搭不上话的，而此一时彼一时，毛泽东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毛泽东的感触是不一样的，换做我们大家会是什么样子的呢？通过整风运动，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臣服了，确立了党的独尊的地位。　　
第三阶段是50年代，共产党获得了新政权，实际上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是拥护的，可是好景不长，新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实际上在新政权建立之前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江西李建军：革命成功了，投机分子会露出马脚来的；当他们腐化变质之日，就是接受教育改革之时）华北大学的建立，也就是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它最初就是作为一个改造知识分子、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一个摇篮而创立的。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改造，是1951年对叶宁《鲁迅传》的批判开始的，接着从1951年到1952年，就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随后到了53年又开始了批判和批驳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们。到了1955年又开始了批判和批评胡风的运动，到了1957年又开展了反右运动，一浪接一浪的整风运动，其目的只有一个，也就是把知识分子的思想集中到马克思主义上来，让知识分子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建设的需要。　　
我们可以稍稍的回到1952年，1952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一个是与大家有关系的事情，大学调整。大学调整呢，大量的裁撤文科，（江西李建军：我同意一个观点，相对缺乏科学真理引导的少数文科生容易被走资派和剥削阶级知识精蝇蛊惑；让他们多学一些科学真理很有必要）清华大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工科院校。裁撤文科，一个当时是服从当时经济建设的需要，但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服从于改造知识分子的需要。把大量的知识分子兼并到少数的学校，像清华的文科老师就并到了北大，以方便知识分子的改造。　　
53年的批判，55年的批判，一直到57年的反右，在这样的批判中，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噤若寒蝉。（江西李建军：革命成功后，一些想发财的投机分子会跳出来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当然会批判他们；他们那时的力量比较小，就自然显得若寒蝉了）毛泽东批判的手段是多样化的。我们知道，斯大林对待反对者的手段基本上是杀，杀无赦，毛泽东呢，基本上不杀人，这就是他手段的高超之处。（学生中有笑声）其实在延安的时候呢，毛泽东就说，知识分子比较来说，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他们不如工人农民有知识。那么在50年代，毛泽东把他的思想进一步发挥，甚至说，工人农民是最干净的，而知识分子是最肮脏的。知识分子呢，是臭老九，当然臭老九这话不是毛泽东发明的，更早的时候，中国人把知识分子排在乞丐之上、妓女之下。（江西李建军：准确地说是许多剥削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当然也有极少数剥削阶级知识分子是毒蜘蛛。如那些为获得中外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犒赏而出卖良知、灵魂、污蔑毛泽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就是）　　
那么，对于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批判，实际上从灵魂深处摧毁知识分子的尊严。（江西李建军：剥削阶级知识分子自己把自己的尊严丢了，有的把自己的脸丢尽了。如那些妖魔化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毒蜘蛛知识分子）我们举个例子，冯友兰，冯友兰是著名的哲学史专家，是现在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可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被迫反省，否定自己在民国时期所作的学术研究。冯玉兰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等后面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聊。在整风运动中被批判的知识分子人数，按照官方的数据，是55万人被划为了右派，而当时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官方统计的统计数字大概是300多万人。（江西李建军：剥削阶级文科右派知识分子，最喜欢无耻地用“大概”这个词。如污蔑毛泽东时代“大概”饿死三千万、五千万、七千万；右派“大概”50万、300万）这样的人数比例！有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其实是在宽容他，他举的历史就是毛泽东对待李达的态度，还有人说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的争论。那么毛泽东是怎么对待李达的呢？当时在湖北的一个叫**县有这样一个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武汉的大学生就把这样的标语拿到他们的校长李达那里，李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　　
郭世佑：时间到了。　　
解启扬：哦，好的，我把后面的观点说一下啊。其实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他一方面是在自卑，这种情感与其一生纠缠在一起。这是第一。第二个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知识分子是无用的。（江西李建军：说毛泽东自卑，是自卑者的狂妄；说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无用，应当纠正为：毛泽东说过剥削阶级知识分子象墙头芦苇和山涧小竹笋：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那么毛泽东想找另一条路线，引导中国农民革命的路线。中国的农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陷入了一个循环的怪圈，它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等贵贱，均贫富”，再到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怪圈。那么在这样一个怪圈中，缺少一个知识分子的参与，所以，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暴力的革命，而是思想意识深处的革命。这样一个思想意识深处的一个革命重担，就落在了我们大家的身上。后面的时间再来聊这个问题，谢谢大家！（掌声）　　
　　
四．浙江大学副教授邓文初：　　
　　
我先要解释一下，刚才郭老师说我跟他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还不是胡尚元老师解释的师生关系，我2002年加入郭门以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毕业，在碰到郭老师学生的时候我一直介绍我是“博八”的，也就是说我是博士读了8年还没有毕业。　　
今天我这次参加这次讲座也是郭老师给我出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完成之后，他能不能给我毕业我也不知道。所以说作为郭老师的学生，他首先第一感觉是痛苦而不是荣幸，（江西李建军：一个说了真心话的学生被某某逼得公开道歉，做他的学生是够不幸的）提醒大家一下，这里边有很多郭老师的“粉丝”，千万别想进入郭门，提醒大家这是一个痛苦的经历。进入郭门给你们的感觉就是“庭院深深深几许”、“郭门一入深似海”。（江西李建军：能公开组织反毛泽东讲座者，确实够深似海的）我今天怎么完成这个任务还是一个问题，不过既然郭老师给我出了一个题目，我就按照答题的方式严格地遵守这个答题的规范、规矩，题目是“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评价方法”，那么我把这两个部分都承担起来，“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　　
那么，首先谈方法吧，因为我认为方法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而且前面两位专家都做了比较深的研究，而我却是一个门外汉，所以说从外去看他，所以说更多的去谈一些比较抽象的方法。（江西李建军：要罗列毛泽东的莫须有罪状，骗人的方法很是重要；前面两位骗术不错，我只能用抽象的骗术）　　怎么谈方法呢？历史学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说是同情的了解，也就是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像毛泽东这样一位巨人、一位伟人、一位这样的神魔一体的人物，怎么可能与他处于同一境界？我既没做过重大的工作，又没做过领袖的工作，又不是一位革命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又不是一个军事家，也不是一个文人，当然也不是一个巨人，那我怎么可能与他处于同一境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江西李建军：毛泽东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伟人，要污蔑这样一个公众眼里的历史伟人，对骗子们来说是一个大课题）　　
我能理解毛泽东吗？假如我不理解毛泽东，我怎么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历史研究是比较困难的，并不是那么容易，那既然要做这个工作怎么办呢？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方法，等下我会说，（江西李建军：我能骗过世人吗？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如何骗人的问题，等下我会说）　　这里先解释一下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研究方法可以是很简单的，以我们常人的心态去面对历史人物，因为毛泽东他也有七情六欲，我也有三魂六魄，应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四海之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是有相同境界的，我们去理解毛泽东就是从常人的角度说是没问题的。（江西李建军：用入境的方法，或者说用“小人度君子”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里面我有一个跟两位老师可能不一样的地方，我出生于湖南，那么毛泽东的家乡我去过，同时我在浙江大学读书，蒋介石的家乡我也去过。当时我也是追随郭世佑老师到奉化蒋介石故居去看过，在路上我就跟郭老师探讨一个问题，当时郭老师说，你这是谈“风水”，我说，是谈风水，但是我更希望用一个人文地理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什么是人文地理的研究方法呢？比如我们说梁启超是近海之人，近海之人流之多变，也就是他的性格变化多端，思想变化多端。（江西李建军：用伪科学的办法，似是而非，容易欺骗人）　　
那么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两个人都是靠山之人，近山知鸟性，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相比的话，我们从人文地理、从风水学角度来说，奉化，蒋介石所在的山，有一个雪柱山,雪柱山是四邻山的主峰，也就是四邻第一山，这座山应该说是悬崖千丈，壁立千仞，虽然蒋介石并没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一点，但是我至少认为蒋介石的性格有一种矩，有一种规，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性格在里面，跟这个山是有关系的，壁立千仞的一种山，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雪柱山山间有一条小河，这条河是入海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蒋介石在性格中有一种大海般的情怀。（笑）（江西李建军：用邪教式的办法搞教主崇拜，往往能欺骗许多人。如当年李洪志就是用此法吹自己。我现在变了一点化，就是用教主崇拜法吹捧剥削阶级的政党领袖，剥削阶级有如大海的情怀，无产阶级穷鬼政党的领袖就自然无法比了）　　毛泽东，生活在韶山，韶山是衡山72个亘的一峰，应该说是余波了，假如说把韶山与四邻山，与雪柱山相比的话，应该说韶山是一个小土包，所以从刚性来说，毛泽东这点性格是比不得蒋介石的，但是韶山有一个特点，虽然它很小，一个小土包，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深深的山洞，毛泽东在自己的诗里曾经写过，就是写这座山洞，这座山洞我也去过，曲径通幽深不可测。中间一个环一个环你也许走不到尽头，当我走进这个山洞我感觉毛泽东这个人看起来表面挺平和、挺亲和的、挺平易的，但内心世界太应该说是深不可测，就像这个山洞一样的。所以走到这个山洞里面的话我有一种感觉，我能理解毛泽东吗，我除了恐惧和害怕之外，大概我无法理解毛泽东。（江西李建军：邪教手法入境了，在大搞剥削阶级教主崇拜的同时，还要妖魔化其教主的敌人）　　从人文地理这个角度我认为从这两个人物比较我们大概可以去研究蒋介石而不敢去研究毛泽东，因为这个人太深了、太深了，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有时候我就想，要研究毛泽东需要有一种功夫，这种功夫是什么呢？就是孙悟空一样的他怎么进入盘丝洞而不被盘丝洞的妖魔技术给控制住而逃脱出来。很多研究专家一研究自己的对象很容易陷入到这个困境里面去，变成喜欢他、甚至爱上他。我知道很多毛泽东的爱好者就是这样子陷进去了，（江西李建军：邪教蛊惑术入境了---既要妖魔化无产阶级的领袖，更要咒骂热爱无产阶级领袖的人“陷进去”了；以此强化对剥削阶级教主的崇拜、妖魔化无产阶级的领袖）　　而我希望自己不要变成一个“砖家”---砖头的砖，即不要变成一个毛泽东的一个崇拜者和爱好者，而是一个研究者。（江西李建军：以研究者为名，蛊惑无数热爱毛泽东的人，不要再热爱毛泽东了）一个研究者作为研究的话，不能从他的外部进行研究。我不敢进入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不敢进入这么一个幽深的洞里面去，一个黑暗的境界里面去。我认为我的境界达不到，我的能力也达不到。假如我进入的话，我无法逃出来。这是我所说的从人文地理这个角度探讨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差别吧，也是一种方法。（江西李建军：面对一个伟大的毛泽东，不敢冒然乱污蔑，因为，如果拿不出污蔑毛泽东的证据，就会搭上暴露自己的风险；我只能借用邪教的蛊惑术和伪科学从人文地理风水学搞点装神弄鬼，否则一旦被人民识破就彻底玩完了）　　这种方法我们放弃了，同情的了解这种方法我们放弃了，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有方法，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常人”的方法。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四海之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江西李建军：实际上是“小人度君子”或“苍蝇度雄鹰”的办法；因为我是小人，所以四海之内皆小人；因为我是苍蝇，所以，天下的生物莫不是苍蝇）　　那么这个方法要展开应该怎么说呢？我这里有一个概括就是“以常态之心面讲常识之学得出常人能够理解的常理符合人之常情符合学术研究的常规”。（江西李建军：原文够神乎的，有点象经文，借别人神乎的话，先神乎地显示自己很“那个”一番）但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很多时候变成一种非常态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应该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常规的常态的，但是他却让别人无法正常研究一种东西。所以我说历史学应该是一种常态之心讲常识之学得出常人能够理解的常理符合人之常情。也就是说历史学研究应该是一种常识之学、常情之学和常理之学。我喜欢用“常”这个词来表述，常人之学、常识之学和常理之学。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握，这也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郭世佑老师一直讲历史学是一门宽厚的学问，只要有一个正常心智，通过努力你一定会有收获。这跟政治学、法学有点不同，就是具备常人之理。那么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话也要用常人之理。在学术界里边也有一种说法，萧坤全先生，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大家曾经说过，我们说他是三句教吧：以学心读，以平心趋，以公心术。以学心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学生的谦虚心态去接触这个人，不管他是领袖还是草民；以平心趋，这个平心是什么呢？就是平常之心、平态之心；以公心术，也就是说我们写出的历史著作应该以公心，这个公心与我们往往理解为一种公平之心，好像历史学家是一个法官，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我们进行一种衡量、一种看法、一种判断的法官的样子。其实我的理解不是这个样子，我认为这个公心首先是一种我们说的公平，公在平前面，首先是公正然后将公正的看法折合成一个平，所以公心的话是站在公正的立场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去阐释一个、去描述一个历史人物。这是我对萧功权先生这三句教这么理解的。（江西李建军：不搞公有公正社会主义的人，何来公心与公正？明显自相矛盾、此地无银）　　那么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个人物，“平心、公心、学心”是如何理解的话，我认为一个常人之心到一个常情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们评价伟人也好、一个常人也好，就是把人之常情作为一个标准。那么什么是人之常情呢？按照我们儒家的一个基本说法就是“食色性也”，人性的东西也就是吃饭和爱好美色；也可以说是按照鲁迅的说法就是我们首先要吃饭，然后要生存，然后要发展这三点；当然我们中国老百姓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民以食为天、人命关天。也就是我认为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中庸之道，谈谈我们吃饭的问题、谈谈我们活命的问题、谈谈我们发财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一种常情、一种常识、一种常理。谈谈我们吃饭的问题、谈谈我们活命的问题、谈谈我们发财的问题，理解毛泽东的话，我认为从这三个方面可以了解到一些基本事实，下面我会以事实谈论这三个方面的情况。　　
先说活命的问题吧，“生命之德，生为大”。 “革命”，前面是个动词，后面是个名词，革命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暴力运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运动，它是以生命为代价来进行革命的。这是我们革命的一个基本的议题，也就是暴力也就是对生命的一种“革”吧，就是革除他。（江西李建军：以“生为大”为借口；兜售“反革命”妖言。其实，无产阶级革命是被迫的；剥削阶级让无产阶级活不下去了，当然要革命。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从不揭露剥削阶级反革命、吃人的罪恶；千方百计妖魔化无产阶级革命，用心险恶）　　在这里面我们会以政治上的敌人作为一种对象，但是有时候革命并不会以政治上的敌人作为一种对象，而会以自己内部的异己分子作为一种对象。所以假如作为革命者的敌人被革掉，有时候我们很少会同情；但是作为自己正义的异己分子被革掉的话问题就出来了---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江西李建军：胡说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反革命分子是“正义的异已分子”，人民会信吗？众所周知，就像剥削阶级从来都是革无产阶级的命一样，无产阶级从来都是革吃人的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的命）　　这里时间有限，我不可能全部展开，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一个事件作为一个例子，这个事件就是“富田事变”，也就是说反AB团，陈伟健先生已经做这方面的研究了，我就不具体介绍，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上网去查。那么“富田事变”是毛泽东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绝对权威的一个动作，而这个动作是以什么作为代价的呢？据我们后来的统计，在红一方面军中第四方面军7000多官兵中打出了AB团分子1500多人，也就是1/5的人被打成AB团分子。那么在中央苏区以西的地区中，政府的执行委员会一半人被打成AB团分子，同时还有社民党被处决6200人。1989年中央对AB团进行调查时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富田事变”中被错杀的AB团分子一共是七万人，也就是说被杀害的没有一个是AB团分子，他们都被错误的杀掉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生命。对毛泽东来说，这些人的存在是构成他掌握权力很大的障碍，整处他们就是一个必要途径。（江西李建军：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无产阶级革帝国主义、反动派、汉奸内鬼的命，是为了捍卫自己不被畜生剥削阶级屠杀！试问，不清除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安插在共产党内部的叛徒、内奸、特务，难道要等着他们听从“大海般情怀”的蒋介石类兽的号召：“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吗！？）　　这次“富田事变”是毛泽东走上红军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一步。这是所说的生命、生命问题。参加革命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下来吗？这是第一个事件。有了这个反AB团之后，我们知道，刚才谢启扬老师介绍过了，我们知道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反：三反、物反、反右、反资本主义、反胡风分子、反丁陈集团、反精神污染、反分裂国家……一系列的反都是自己过来的，在毛泽东那里忽视生命已经是一种常态了，我认为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关键，因为生命太可贵了。（江西李建军：剥削阶级屠杀人民你不反对，你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是何居心！？被剥削、被剥夺不能反抗；被复辟人吃人的资本主义不准反抗；被孔教、洋教精神毒害不能反抗；被分裂分子杀害不准反抗；被叫兽违法污蔑也不能做声；谁批判了几句就要公开道歉！难道只有剥削阶级的生命金贵、草民的生命如草吗？真TMD强盗逻辑！）　　那么我再说第二个吃饭问题，老百姓关心的问题，“乱世幽幽，吃为大”，民以食为天。那么以吃饭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以中国共产党执政“三年困难时期”为例，这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的表述来讲，现在研究证明是有问题的。像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先生在08年出版的《墓碑》中，他研究在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因为饥荒导致的死亡是3600万，那么因为饥荒、政治运动导致应该正常出生而没能正常出生的有4000多万，者两项加起来是7600万。　　
为什么我说这是吃饭问题呢？因为这三年饥荒并不是说中国老百姓手里没有粮食，国库没有粮食，而是有很多粮食。在我们队财政部当时统计数据进行统计之后，这几年我们国库有多少粮食呢？根据杨继绳先生的说法，1959年我们的国家库存粮食可以让1.4亿人口吃上整整一年。（江西李建军：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和剥削阶级知识精蝇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只有传播谎言的类人猿功夫！他们只会“一个精蝇传播另一个精蝇的谎言”、去编书讲座、欺世骗人！“三年饿死数三七千万人”这个弥天大谎，通过全国人民实名实人问答调查法已经真相大白，原始骗人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在还拿如此拙劣、陈旧的垃圾来骗人、太无人气了！参见《揭穿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　　那么我们国家粮食到底有多少，下面我给大家读一下：1959年4月---1960年4月这之间，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这里的国库存粮是883.03亿亿斤，那么在1960年4月的时候，春旱最严重的时候，国库存粮是403.5亿亿斤，这是国家粮食部计划司1968年的统计数据，这些粮食折合成原粮的话，就是482亿斤，按照当时的口粮供应计算的话，当时可以供应1.4亿人口整整吃上一年，当时军粮是118亿斤。同时在灾害面前，在我们所说的饥荒面前，我，我们国家出口粮食保持了36亿斤的巨额。当然这是我们官方的统计数据。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森研究中，当时我们在这么严重的灾害面前，我们国家出口粮食是怎么样的呢。1957年我国出口粮食190万吨；1958年我们出口270万吨；1959年我们出口420万吨，1959年是我们国家饥荒最严重的一年，而我们出口了420万吨；1961年人口已经死了几千万的时候我们出口了2.7万吨。所以这次饥荒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粮食，而是我们有大量粮食，但是粮食一个方面压在国库里面，一个方面放出去、在挣外汇，让360万老百姓活活饿死。这件事毛主席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在河南信阳地区，“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央组织部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并将文件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给了批文，与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商讨，也就是“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央是已经知道的，毛泽东是知道的。但是毛泽东批示是什么呢？“信阳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进行的侮辱。所以事件发生后不是拯救老百姓，而是对当地的政府机关、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一次。结果是信阳地区活活饿死100万。这就是我所说的吃饭的问题。　　
那么我们谈第三个问题发财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无论是做官还是不做官都想发财，“万里做官只为财”，发财确实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在毛泽东当政时期我们老百姓的财产是怎么样的？我这里有一个数据，我们事后才知道，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城市由于剪刀差的存在，在1978年改革之前吧，剪刀导致农村财产的流失是六千个亿，这六千个亿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在1978年以前，一般在城市的工资是100块钱左右，那么农村的话是一般一年的收入是10块钱左右。那么六千个亿，相当于我们六亿农民的话，每一个农民的话，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口袋里一千块钱被掏空了，而一千块钱相当于我们老百姓一百年的收入，也就是三代的收入，也就是三代的收入，就被我们国家以这种剪刀差的形式收走了。（江西李建军：毛泽东时代“高产出、低消费、高积累”建成的强大的公有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三十的窃贼式私有化，已经多数被窃贼资本家、窃贼贪官污吏、窃贼帝国主义买办汉奸卖国贼、窃贼剥削阶级知识精蝇的窃为私有！四大窃贼吃尽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血汗积累的天量财富，完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贪婪、最无耻、最反动、最凶恶的窃贼式原始积累！反动派还有脸拿此数据来说事，真是不知他们是一种什么生物？！）　　
所以我妈妈曾经来北京要我看看毛泽东的纪念馆，瞻仰毛泽东的遗容，虽然我妈妈对毛泽东还是有感情的，但是她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毛泽东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农民焊在了土地上，“焊”这个字我至今还记得。由于被焊在了土地上，农民不可能离开土地。（江西李建军：华西村、刘庄村、南街村的共产党人，不怕鬼、不信邪，坚持公有公正的社会主义，仍然“焊”在公有的土地上，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公有公正公平公开地发展奥林匹克社会主义经济，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共同富裕！反动知识精蝇污蔑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将农民“焊”在土地上，其险恶的用心就是要把农民从公有土地上驱赶出来，推行帝国主义曾经发生过的圈地运动！企图在彻底剥夺城市无产阶级之后，再去彻底剥夺农村无产阶级！党和人民对此阴谋必须坚决地揭露；对有关责任人必须坚决地法办！）　　对于历史研究，毛泽东的这个剧本不是一个晚上，也许一年两年都讲不完的一个人物，历史学家怎么可能对这样的一个人物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分析，而不被看书笼罩，而不是他的崇拜者、爱毛者，那么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察人的方法，你必须以察人的心态去思考、去观察、去分析他，那么我觉得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必须抓我们的胜利、我们的吃饭和我们的发财。（江西李建军：号召剥削阶级“必须抓我们胜利”者，就是要抓住近三十年来私有化复辟过半的罪恶昭彰的胜利，就是企图乘胜追击，彻底推进城市和乡村的私有化剥削化买办化和卖国化！就是要把中国彻底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吃人社会；亿万无产阶级要高度警惕，坚决粉碎之！）但是我说的都是外部研究，而不是内部研究。其实作为一个外部研究的话，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就是放宽历史的视野，做一个评价，这种评价没有任何认可可以做出评论。但是我认为，依据我的方法，我做出这个评价，我认为是逻辑结论。这个评价是什么呢？就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做出一个整体评价的话，我认为：在毛泽东的中共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决战中，毛泽东胜了；在毛泽东的中共与非毛泽东的中共决战中，毛泽东胜了；这是毛泽东的成功之处。那么，在毛泽东的中共与中国的中共的决战中，中共失败了；在毛泽东的中共与中国的命运决战中，中国败了；这是毛泽东失败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中国失败的地方。好，谢谢大家！（掌声）（江西李建军：叫嚣中共失败了，意即资本主义复辟成功了！这是在发信号！是要发动彻底剥夺无产阶级、彻底推翻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政权的颜色革命！但是，四大窃贼及其剥削阶级知识精蝇们可别忘记了---私有、剥削、买办、卖国、吃人的资本主义，最终是要彻底失败的！推进这一万恶制度的中外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反动派及其知识精蝇，也必然彻底地可耻地失败！因为这是历史的、不可更改的铁律！不信吗？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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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

　
　郭世佑老师郭世佑，湖南益阳市资阳区人，历史学博士。儿时喜爱数学与文学，高考制度恢复前当过电影放映员，大学四年级（1981）开始发表学术论文，曾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教兼所长，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委员历史学科专家组召集人之一，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政法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通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校级重点课程《中华文明通论》本科必修课程首席教授，日本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主要代表作有：
　　《晚清政治革命新论》（42万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10；根据出版广告，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
　　《史源法流》（个人文集，30万字，郭世佑主编“法大人札记丛书”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10）
　　《历史不是小姑娘》（个人文集，37万字，郭世佑主编“湘籍学者丛书”之一，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09）
　　《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1992年第三期；英文版，1994年夏季卷
　　《庚子勤王运动期间的梁孙关系真相》，《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郭世佑被公认为集学术性、思想性与可读性于一身的跨学科作者与著名学者。主攻中国近代史与中国法律史研究，兼及历史哲学、中西司法制度与改革、大学教　育、国民素质教育等问题，多次应邀率领大陆学者代表团出访台北等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师范大学、日本中央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北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海内外学术机构与国内党政、司法机关与律协、、部队、企业作学术演讲共70多
　　场，受到普遍欢迎，还有即兴演讲辞发表在《演讲与口才》等著名杂志。新浙大成立时，被选为做校园巡回演讲的十二位教授之一，近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连续两次被学生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位教师”之一。
　　主编“法大人札记丛书”、“湘籍学者丛书”等。

附：

教授郭世佑的演讲

——在中国政法大学 “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教师”颁奖晚会上的答谢与答问

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2008年12月22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学术报告厅

【视频画外音】从西子湖畔到军都山麓，读遍百家，他的才华馥郁了大半个中国。杏坛稷下，灿灿乎出口成章；史源法流，欣欣然下笔添著。他的情怀远比这些繁华——“大学是什么”的追问抖出向权力说真话的分量；“欲为师，永为生”的理念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践行。他是求是园中的智者，日复一日地描绘出坚实丰硕的桃李之美；他是拓荒坪里的夫子，默默无闻地铺垫着宪政文明的史学之基。言之有物，行之有格。江山如画，仁者如斯……（掌声）

主持人：有请郭世佑老师上台（掌声）……先请郭老师发表获奖感言（掌声）。

郭世佑：各位同学、各位师长，晚上好！（掌声）

我从2003年8月离开浙大，走进政法大学已经整整5年。5年来，我受学校的委托，多次在这个主席台或礼堂的主席台给学生授过奖，今天是你们给我颁奖，可用一句俗话说：我们“扯平了”。（笑声）用学术话语说：我们法大的师生关系是平等的，至少是对等的。谢谢你们。（掌声）

被法大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十位教师”之一，对我来说，这是一份意外的荣誉，我没有期待过这种荣誉，因为这里是法学帝国主义，我是来接受边缘化的。尽管我也是法律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但史学没有本科的基本队伍。法学教师与其他专业的教师比较容易获得此项荣誉，那是情理之中的。不过，我可以吹句牛，其实也不是吹牛，如果浙江大学的学生当年也举行这种评比活动，如果他们也把我作为候选人之一，我可能不会觉得意外，我的这份自信是浙大学子与同事给我的。十年前，新浙大成立时，校方在900多名教授中挑选12位作校园巡回演讲，我是其中之一，5个校区的演讲经历就让我感受到浙大学子的那份信赖与激情。2002年12月的某个夜晚，我应浙大研究生院的邀请，在西溪校区漫谈“人文意识与人生”，一个并不狭窄的阶梯教室不仅坐满了人，还像节日的超市一样站满了人，连走廊都是水泄不通。那天杭州的气温还很低，还是零度左右，江南的室内没有暖气，室外尤其很冷。学生的提问兴致却特别浓，整个演讲还延长一个多小时，包括站着听讲座的，没有一个提前退场。那种场面，可能不亚于政法大学法学讲座的热烈场面。半年之后，当我即将离开浙大时，校园网上的挽留帖子就像铺天盖地，其中第一个标题就叫“郭世佑要走”，据说，这在浙大的校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如果不是我已经在政法大学的临时档案上签字，肯定就被浙大学子留住了，毕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至今我都觉得还有点愧对他们。调入法大一年多后，浙大近两万名研究生首次评选20位最受欢迎的导师，据浙大好几位同事说，有一些研究生还在有意填写我的姓名。浙大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李咏吟教授就说过：“世佑大哥在杭州有一批信徒。”（笑声）“信徒”可能比“粉丝”要高级些吧？（笑声）
获得法大学子给我的“最受欢迎的十位教师”之一这份意外的荣誉，我应该感谢那些给我投票的同学，是你们把我推向今天的主席台（掌声）。我想，今天的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还属于我的团队，我们历史研究所的全体教师，感谢你们对历史课程的肯定和信任。（掌声）我想，如果每一个校领导都像你们这样重视历史课程和历史学科（笑声），那么，法大的历史学就很有希望了。（掌声）可惜，我们要走的路还很漫长。（沉默）请你们把你们对历史学的关爱和判断传递给更多的校领导，谢谢你们。（掌声）

我给法大的本科生授课很少，接受你们给的这份荣誉，其实有些愧疚。这两年承担《中华文明通论》课程组的首席教授，还有些费力不讨好，我和主持《西方文明通论》的丛日云老师都在做“恶人”，尽管我们都很善良。但是，我已经知道，在给我投票的法大学生中，还有在《中华文明通论》课程考试中成绩不高甚至不及格的学生，他们的举动不仅让我感动，而且让我敬佩。他们不仅尊重师长的评分权力，而且他们对教师的投票就完全撇开了个人的考分得失与个人的利益考量，只以他们所认定的教师的核心价值为基准，这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掌声）我想，如果国家把法的权力委托给这样的学生，如果人民请这样的学生来做任何门类的诉讼代理，那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对这样的学生深怀一份敬意，并不是因为你们给我投票了，而是因为你们让我看到了法权的尊严与人格的光辉。（掌声）我作为师长，完全有理由期待你们的未来,谁敢断言那就肯定不是丹诺和霍姆斯式的未来呢？（掌声）

同学们的投票与信任，对我来说，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会珍藏这份记忆。尽管在法大评上“最受欢迎的十位教师”，对我来说已经是第二次。在我调入法大两年后，学生自办的网站“沧海云帆”开始创建，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起评选“最受欢迎的十位教师”，结果也把我名列其中，而且也挺靠前。借此机会，谨向“沧海云帆”的创建者与参与者表达一份迟来的谢意。（掌声）作为教师，真正的荣誉不是来自任何政府行为的奖励（掌声），而是来自多数学生的深切认同，深藏于你们的记忆和成长中。谢谢。（掌声）

主持人：刚才在郭世佑老师的获奖感言中，我听到了郭世佑老师对浙大学子的深深怀念。但是，我想说的是，郭世佑老师的当选，更说明了浙大学子能够给郭世佑老师深深的爱，我们法大学子同样也能给与，大家说是不是？

全体：是！对！（掌声）

主持人：所以我想问的是，郭世佑老师来我们法大已经5年了，在法大这5年里，除了给我们学生带来一堂堂精彩的讲课之外，不知师生之间有没有发生过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

郭世佑：好的，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像我的选修课，因为学校要我负责全校必修课程《中华文明通论》，任务很重，我的两门选修课程就只好停开了，这是我要对我们的学生深表歉意的，因为每一届学生都在呼吁郭老师的选修课还是要开。来法大一年后，在上选修课时，我没想到，在这个校园，我的课，历史门类的课，居然也要开始占座了，还有的站在后排，甚至站到窗户外面来听课，政法大学的学生真的很可爱。（笑声）其中有的是逃掉必修课来听课，还有一些是四年级的学生，他们的学分早已完成，不是为了学分来听的，有的甚至还主动参加考试，要测试自己，这就应证了徐显明校长当年动员我加盟法大时最让我动心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政法大学的本科生源是非常优秀的，但师资相对不够，我们希望郭世佑教授一起来培养这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他的这句话很能打动我。我们的学生对师长的关爱，会有他们自己的特殊方式。他们怕我寂寞，就经常给我发邮件或短信，陪我说话，还请我聚餐。当有的学生知道我是没来得及吃饭就来授课，就悄悄把食品送到课堂，像面包、苹果，等等，有的苹果还有特制出“福”、“寿”等字样，还有的同学中秋节没找到我，就等我来上课，把月饼悄悄放进我的提包里，还把西瓜切好当饮料，再附上几句温馨的留言。有位学生考上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后，特意回昌平参加我主持的历史文化节的开幕式，表示支持。11月底的昌平之夜已经很冷，还有大风刮地，他的穿着很单薄，硬是固执地先送我回家。这样的事例还很多，法大的学生对师长的关爱不亚于浙大的学生。我想，与这样一群学生在一起，在法大再苦点，甚至受点委屈，都是值得的。（掌声）这几年来，包括北大、人大的教授，浙大、台大的学生，问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是 “为什么要离开浙大？为什么要到一个很喜欢热闹的法学单科学校去？” “您在政法大学怎么样？学生对您好吗？您不孤独吗？”本月9日在北师大做讲座时，有位博士生还在提这个问题，我都如实回答：不孤独，我和政法大学的学生在一起，我们都爱这个学校，我们互相关爱。(掌声) 奥维德说：“想要被爱，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变得可爱。”（笑声，掌声）我也经常这样提醒自己。在远古的雅典时代，有位作家说：“我们爱自己的城邦，不是因为它很伟大，而是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爱法大，不是因为法大比别的大学更出色，更有学术水准，只是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家园。（掌声）我们法大的教师与学生互相爱护，并不是我们彼此有什么特别优秀之处，而是因为我们彼此都属于对方。不管这里发生过什么意外，也不管外界怎么看我们，我们需要互相关爱，一同守护我们的校园，爱和被爱是我们永恒的主题。谢谢。（掌声）

主持人：谢谢郭老师。下面有没有同学有问题想当面请教一下我们真诚而可爱的郭世佑老师？

学生：郭老师您好！我是去年听过郭老师主讲《中华文明通论》课的学生。

郭世佑：请问你及格了吗？

学生：我考了85分。

郭世佑：那好，那好，我就放心了。（笑声）

学生：上课的时候就觉得您的论点很新，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如果有人对我们的论点提出批判时，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请问郭老师，假如有人批判您的论点时，您会怎样回答？

郭世佑：谢谢。如果是政治性的批判，我会一笑置之。如果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我会提醒对方，不要只拿我的论点做文章，不要演绎我的论点，搞游击战，就请直接批判我的论据，论据比论点更重要。历史学是讲资料、讲论据的学科。少说话，不说话，就找资料来说话。有一份资料说一分话，没有资料不说话。只凭资料说真话，不凭套话说废话。谢谢。（掌声）

主持人：感谢郭老师的精彩回答。下面进入颁奖环节。（掌声）

lrm2222 · 发表于 2010-5-8 07:14:25

巍巍昆仑流波愿以一对四舌战郭世佑并三博士等反毛教授  昆仑快报

发表于 2010-5-6 13:46    #1
巍巍昆仑流波愿以一对四舌战郭世佑并三博士等反毛教授

巍巍昆仑流波愿以一对四舌战郭世佑并三博士等反毛教授
今天晚上在中华论坛深水区看到一篇贴文，题目是：《法大教授提出和左派公开辩论，左派集体噤声》（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26404828/2712/36/26/6_1.html），于是打开看。
内容说： 2010年 4月8日晚六点，由中国政法大学中华文明通论授课组主办、准律师协会和商学院学生会共同承办的中华文明系列讲座第九讲暨为学御术大讲堂“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在昌平校区阶三火热开谈。众多教职工、硕士研究生，乃至中国石油大学的学子都闻讯而至，共赴这场精彩绝伦的学术盛宴。

   本次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有中央党校党史博士胡尚元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解启扬副教授、浙江大学近代史博士邓文初副教授。本次论坛由我校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通论》课程负责人郭世佑教授主持。
      在论坛中，三位教授的反毛言论引起了毛派支持者，也是法大的学生 ID名为“一剑飘红”的学生随即发帖对郭世佑的支持者给予反驳，内容见：
http://bbs.cupl.edu.cn/viewthrea ... &extra=page%3D2
      此事在法大引起了轩然大波，郭世佑教授要求“一剑飘红”道歉。
   “一剑飘红”道歉后，郭教授似乎并不满足，他在博文里说：“道歉并不是目的。你能认识到争论中有欠妥的地方，我们感到欣慰。欢迎你继续辩论。也欢迎你与我们联系。由于这是公共地块，不方便把我们的电话放在上面。你可以通过下面信箱：qyxie2002@sohu.com，我把电话给你，约个时间再痛快的争论一场，面红耳赤也无所谓，以理服人即可。”（文字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0765780100gqu.html）
  郭教授希望通过辩论让“一剑飘红”等左派改变认识。
      到现在，左派还是一片噤声。
那么，我——巍巍昆仑网流波现在郑重宣布应战，并希望以一对四舌战他们四个反毛教授，请热爱毛主席的朋友广传英雄贴，请正义爱国之士做个见证，欢迎到时各界朋友光临辩论会！
巍巍昆仑网：weiweikl.com，流波手机：13973134853
                                                                                       2010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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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论坛» 国家历史

lrm2222 · 发表于 2010-5-9 13:18:38

   从中间立场评“法大教授反毛事件”    (转帖)

作者：军都山中人

郭世佑老师主持的“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讲座，在法大引起的震动不小，深感三博士学识渊博、慧眼独具、批判意识浓厚，郭教授谆谆长者风范者，想亦不少。鄙人虽不敢全然认同当日所有嘉宾之观点，但至少十分肯定郭老师对“知识分子应当保持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批判”之推崇。然而，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为何，吾生晚也，偏居昌平一隅，坐井而观天，着实不敢妄论。然而政法校园区区，四顾之下，窥斑见豹，看情况，郭老师与三博士之观点在法大众师生中还是有不小的市场的，即使算不得法大主流，也绝对是滔滔大流了。因此，遵照郭教授所告诫的原则，我亦在此处展开对法大这点主流的批判。在对郭老师和其他几位先生的辛苦表示感谢之余，也算狗尾续貂，推动争鸣的继续吧。


在此之前首先声明，自认为我不是所谓的“毛左”，对于毛的观点，虽不敢妄言如何正确，但却至少是经过自己的理性思考过后而非仅仅是个人情感喜好所得。毛泽东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毛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对于自己时代的问题所应负的责任，我从不否认和回避。但具体内容，则是可以在讲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争论的，但毕竟不在本文所论范围之内，篇幅所限，无法充分展开，敬希见谅。欢迎批评，但如果空给我扣个诸如“毛左”之类的大帽子而不加任何说明，则我实在是担不起，这样的回帖便免了吧。


一、方法谈


讲座的副标题叫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谈”，可是纵观整场讲座，在三位博士对毛泽东的分析评价中，除了邓文初先生从地理风水、人命关天衣食为大的角度谈了些方法之外，其他两位，除了一大堆并未说明出处、真实性有待考证的资料的堆积，以及紧随其后不见丝毫逻辑论证而满是诛心意味的结论，对于他们自已何以得出那些结论的方法，未着一语。因此，如果把三博士讲座中堆积的出处待考证的所谓内部史料除去，剩下的逻辑逻辑框架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毫无完整性可言的。讲座本身便大有偏题跑题文不对题之嫌。笔者在此处，是从方法的角度，对三博士的发言做一点分析。


几位先生的发言在方法上的问题有


1.所取资料可信度不足，在选取资料时，只选取对论证自己观点有力的资料，有时甚至不惜有意屏蔽阉割，而不对其加以丝毫说明与甄别。比如，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在此处，应当首先声明，我十分赞同当晚曹万成老师的发言中所提的，我们并不能以数字本身的加减来改变对饿死人这一事件本身性质的评价。但是，如果真要就几位先生发言中所提到的数字的真实性进行考量的话，则为什么几位先生只用杨继绳先生的说法而不愿意采用曾在国家统计局长期工作、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先生的说法，或是论证分析并不弱于杨继绳的曹为平的说法呢？又如，解启扬先生旁征博引的论述中，提到的梁漱溟与王实味，可是为何只是提到毛泽东与梁争论这一事件，而不愿意提及，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毛和梁的辩论，不论是在时间的充分性，还是在双方的话语权的平等性上，都远比当晚在阶三，几位老师众口一词，看似平和应对实际上却对质疑观点轻率指责、甚至连最后一些同学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完整的时间都不给的做法，强上许多倍。（关于毛梁之争，可以参见孔庆东《向梁漱溟先生学习》）又，关于王实味，为何只陈述王被枪决一事，且并未充分提出与毛有何直接关系以及王被抓前后的详细过程，更不愿提及当年，事后得知王被枪决的毛泽东曾经雷霆大怒，拍着桌子向林伯渠要人的事情呢？是健忘么？还是有意掩盖不提？对毛如何评价，自当讨论，但几位先生以这种对资料渲染一半、掩盖一半的做法反毛，实在是太不高明。


2.以小事件遮蔽大历史，以小树叶掩盖大森林，以权术斗争的手段来掩盖政治活动背后的历史基础。在三位先生的眼里，似乎不论是富田事件，还是延安整风，都只是毛泽东为满足个人权力野心而进行的毫无原则性与正义性可言的混战，而全然不提一场大的政治运动背后更广阔、更深厚的历史背景与基础。先说富田事件，如果真的只是毛一手挑起，那又如何就连毛泽东早期上井冈山的亲密伙伴王佐、袁文才也被人秘密射杀的事实呢？或者说，在一群由小农所组成的队伍之中，除了毛，其他人都纯洁温顺如羔羊了吗？如果不是，又该看待一个被裹挟进政治斗争之中为求自我保全而不得不反抗的毛泽东呢？那晚的讲座上，那位北大毕业、现在在内蒙古从事法律工作的先生的提问，也许远比三位博士的发言更为客观、发人深省：“谁能保证自己在毛当时的情景下，不会做出毛的选择呢？”在头脑中以今时今日社会观念的水平，为毛所处的时代设定一个纯洁的环境，再把毛确实有可指责之处的行为放入其中，而凸显其恶，这样的方法，便很高明吗？再说延安整风，如果果真如几位先生所言，完全是为个人争权夺利，毫无原则可言，其间满是血腥，必须要全盘否定，那又如何解释，延安整风前后，中共决策与组织水平的大变化？从1927年陈独秀的右倾到后来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再到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幼年的中国频频摇摆于左右倾中间，不正说明其思想水平上进行提高之必要吗？延安整风正是立足于这一大背景而进行的，至于成果，延安整风过后中共思想与组织上的成熟便是证明。如果大家否认一个头脑幼稚经常犯错误的少年进行学习整顿提高的必要性，如果以学习整顿提高过程中手段方法上的局部问题来否认其整体的必要性与意义本身，以小事件之真实掩盖背后大背景之必要，以小树叶遮蔽大森林，则我对几位先生，实在是无话可说了。（我不讳言延安整风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对于几位先生死扣到毛的头上的“逼供信”的做法，毛是大力反对的，对此作出的批示手迹，到今日还保留着，见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


3.阴谋论的历史解读，大搞诛心之论。这一点在解启扬先生的发言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看他关于毛泽东与知识分子关系的表述“从延安整风到批《武训传》再到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风案，及至反右、文革，一浪接过一浪的运动，很明显，毛的目的只有一个……”很清楚的看到，这种句式，先拿一大堆事实描述堆砌起来，制造出材料依据充分的假象，然后，不加丝毫论证，没有任何逻辑与事实必然性的，拿出“很明显，目的只有一个”这样坚定的语气来宣告自己的结论，我不知道，得到的“明显只有一个”的目的的解释，是私下与毛神交所得呢？还是由他独具洞穿里的双眼窥知，无奈我等实在太愚钝了，对于得出这个结论的最关键的环节的飘忽一过的简洁，实在理解揣摸不透啊。公正的讲，解先生得出结论的轻率与快速，丝毫不逊于被他万般斥责的毛时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速度了。


解启扬先生上述不讲逻辑论证大搞阴谋论解读的方法最集中的体现，在于对毛手书赠与傅斯年的唐人章碣诗《焚书坑》的解读上。原诗为“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稍微熟悉此诗之本意者，都会知道，唐人本意，在于总结亡秦之教训，以为不改暴政，徒以焚书之法愚民弱民以消解其反抗之心，实在行不通，故焚书之灰烬犹热，而山东六国已经揭竿而起共诛暴秦了。刘邦项羽之辈，纵崛起草莽，并非文士，然反抗暴政之意，却是焚书所无法消解的。此诗所以为后人重者，亦在于此处之深刻。但是解启扬先生却断定，毛是借此表达对知识之轻蔑，对纯粹的知识分子的傅斯年的嘲弄与侮辱。可是我左右琢磨，横竖细看，也实在不知道解先生以何高之法而得此解。当然，解先生完全可以说，对诗的解读是多样的，并无标准答案可言——这我赞同，可是即便如此，面对语言抽象模糊、意蕴深含而有很大自由发挥空间的古诗，解先生又何以能够断定自己的便是正确解读呢？解先生这种只凭只言片语便一语断定毛在引用此诗时，心意必然如何，又据此引伸出毛对整个知识分子的态度如何,是不是更难免捕风捉影妄加揣度之嫌呢？我不知，当几位先生在讲台上，一面以长者姿态谆谆告诫台下听众要注意资料之充分、论证之严谨，又以自己科班出身所见资料甚多、研究甚深而指责台下提问者不讲事实、论证不足的时候，一面自己有重复着这样的毛病，是不是太滑稽了呢？


4.不分对象之具体话语环境，而胡乱比较，大有“关公力战秦琼，诸葛亮智斗刘伯温”之感。邓文初先生在发言中，一面据引黄仁宇先生“放宽历史的视界”来表明自己的准则，可是另一面，又何尝不是在犯不分语境，在小范围内作僵死狭隘根本不具有丝毫可比性的比较的错误呢？他以毛时代的农村政策，农村集体经济征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支持工业化，牺牲农民利益以致把农民“焊死”在土地上为例，来论述毛对农村、对农民伤害之大，我对邓先生这种深切关心农民生计积极呼喊的精神深表钦佩，我的生活经历亦使我十分认同邓先生对中国农村农民在毛时代所作奉献牺牲状况的描述，因而在相当程度和范围上我是可以接受邓先生的部分结论的。但这对部分的历史时段内的状况的描述，是否可以作为考评整个毛时代的唯一可靠依据呢？不管我们对毛时代的经济体制与发展状况有多少指责，必须承认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在毛时代，中国成为世界六大工业国之一，建成齐全的工业体系，独立掌握汽车飞机原子弹氢弹等工业、国防核心技术，而这，正是一个国家欲求自立自强之根基。（反面的例证，看看拉美，独立一百余年还处于经济上被半殖民政治动荡纷争的状态，正在于不健全不独立的工业体系所造成的依附性的经济地位）而建国之初，中国工业化发展的资金并不像我们当下的房地产开发商那样至银行贷款便可，只有从农业、从牙缝中挤下一点，作为工业发展的初始资金。诚然，这有不合情的残酷性，但是这更有合乎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必要的合理性。很无奈，不合情但却合理。如果没有这种暂时的牺牲支撑起来的工业化发展，又如何具备后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虽然直至今日这反哺与支持的力度还太不够）撇开中国不谈，看看西德，不也是这样吗？战后西德的平均工资是多少？战后西德的经济腾飞是以一代人的低工资支撑起来的，他们有像怨妇一般抱怨吗？没有﹗并非要否认那个时代对农民的剥夺牺牲所造成的问题，更不是要为当下依旧严重存在着的很不合人性的城乡差异做任何辩护，但是如果我们以今日物资发展充裕的条件下的眼光来看待那个遭受百年欺凌、残破不堪一穷二白的国家为求取稳固而长久的发展而不得不做出的那些必要的策略性的牺牲，如果我们以这局部和暂时的痛苦来否认经过这必要的阵痛来分娩出一个因为工业健全方得以独立健康发展的国家的必要性的话，是不明智的，更是不公正的。当这种不明智不公正的观念浸入了作为一个民族精英和希望的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大多数的头脑中的话，是令人担忧的。德国人没有太多怨妇似的抱怨，德国的发展依旧是健康而又希望的。我们呢？再次借用一下邓先生所推崇的话——放宽历史的视界。


5.将一个政党整体组织结构中的问题与领袖的个人主张意愿混合，将决策者的主观目的与政策落实的客观效果无差别的等同起来，这一点，是第3点阴谋论的解读方法的继续。因为喜好搞诛心之论，对毛的个人动机的挖掘用力太深，形成惯性，便是不论何事俱从毛的个人动机找原因，以为完全因为毛的野心与残忍而发动种种政治运动，同时又因为毛的个人作用再加上当时民众的浓厚小农意识而酿成般般恶果。可是实际上呢？毛时代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到底仅仅只是毛一个人的问题，还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的物质思想水平所决定着的、因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普遍存在着的问题？针对我们的几位先生对毛进行指责的事件，我想补充几点作为参考。关于反右斗争扩大化，到底谁要负直接责任？当时担任全国整风反右小组组长的是——邓小平，划分确认右派的诸项工作，均是在邓的直接部署指挥下进行的。（作为例证，毛逝世以后的八九事件的处理方式，正是邓的这一工作思路的继续）大跃进的浮夸风，难道就只有毛一个人头脑发热吗？刘少奇于1958年9月16—18日视察河南时，大肆鼓吹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计划，派人带着《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的试点……（详见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倒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致信六级干部直至生产小队长一级，要求“在十年内，高调、大话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假话一定不可讲”。可见，造成今天被我们指责的毛时代的主观问题的，绝不是只有毛一个人，毛的问题，也不仅只是个人主观动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以农民革命起家的、小农占大多数的、封建意识残余浓厚的执政党，在领导一个经历了两千年封建社会因而留下了深厚的封建思想烙印的国家走向现代社会时，稚嫩的躯体上，封建主义的旧疾病灶不断溃疡的问题。如果全然把责任全然推到其中的一个病菌（姑且作此喻）身上，既是苛责个别，更是会忽视了整个病灶的存在，因而在客观上延缓了对于整体病因的探究和对病症的治疗。


再说一次，我并没有任何为毛应负的所有责任做人和开脱掩护之意。我的观点是，对于毛泽东的批判，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个已经逝去的个人身上，解读的视角，仅仅局限在对毛的个人心理动机做阴谋论的注解上，不仅起不到任何通过历史批判推动现实社会进步的目的，相反，倒会模糊、忽视了更根本的、延续至今依旧有大影响的真正的批判对象的存在。偏转了我们批判的矛头，从而在客观效果上，只会构成对现实社会从毛时代继承的政治遗产继续发挥作用的事实做辩护。（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作具体说明）


如果，我们的批判眼光如几位先生那样，仅仅停留在对毛个人心理的争权夺利、喜好阴谋、出尔反尔的分析挖掘，以及对毛个人作控诉上，那么我想问，毛这个几位先生似乎公认的恶魔去世之后，中国的问题便没有了吗？不是，如前所言，毛个人身上的造成诸多问题的封建性因素，正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社会依旧广泛存在的封建性特征的具体反映，如果只是孤立的考察毛个人的问题，则会掩盖封建主义的病灶依旧存在的事实了。即以现在最为人关注与诟病的政治体制为例，几位老师完全可以以喜好专权堪比秦始皇来作为理由，说明这套专制体制是毛个人主观意愿的结果。可是，如果毛当时身边是一群有着高度现代民主政治觉悟的人的话，毛是仅凭个人意愿便能顺利为之的吗？毛与毛所领导的中共，不一定是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最有远见的水平，但却是当时中国最普遍因而在实践上亦最可行的水平。存在总有其实然状态的合理性，历史发展，总是通过每一个阶段环节不断展现、产生问题并不断被扬弃而进入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的过程。相对于后者而言，前一阶段或许确实水平很低、问题不少，但作为一个具有整体趋向性的发展过程必经的部分而言，每一阶段环节却都是有其自身存在的客观合理性与价值的。如果我们以后一阶段所达到的水平来否认前一阶段所得以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则未免太苛责前人了。就如年已二十的我们作为能说会写还可以用电脑的大学生却不会讥笑同一个自己两三岁时不会自己吃饭穿衣偶尔还会尿床为低级幼稚而加以全盘推倒——虽然我们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阶段，恰如今天的中国不愿意再回到毛那个时代一样。、


正因为毛身上所体现的问题断然不是个别，而是具有时代普遍性，所以我们才看到，毛去世过后所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比如政治上的集中不民主，还在广泛的发挥着作用。在毛通过文革这一途径来寻求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在执政以后面临自我异化、打着人民的旗帜却有走向人民对立面之虞的预防和解决措施的探索，被毛身后的当权者们一概加以否定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疾的局面。毛时代干部有特权，却并无多少腐败，而对毛通过文革反对干部官僚化这一初衷也否定掉以后，毛时代所遗留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制度与后毛时代新开的市场化的资本联姻过后，作为今日中国社会一大毒瘤的官商勾结腐败、权贵资本主义的泛滥，已有目共睹。这些，是可以通过仅仅反对毛个人便能解决的吗？


二、现实


此次讲座的偏题，除了上面所述的方法谈之外，还有一点便是只谈历史而不论及现实。然而我所要反对的绝不仅仅只是几位先生再一次讲座中发言的偏题，更关键的在于他们对毛的个人功过（当然，关于功，我们在几位先生的发言中也没有听到，这与讲座题目中“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字眼对照，又是一处偏题了）历史满是道德正义感、持论甚高的评论，相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批判主题的偏离，以及在事实上所造成的对批判矛头的调转并在相当意义上恰为现状知不合理做辩护的客观效果。


前面已经提到，至少有一点我们否认不掉，那便是我们从毛时代继承的政治遗产，到今天仍然发挥着相当的影响。但是仅仅有这样一个笼统的概念，似乎还是不够的。在此，我想从债权和债务的区分的角度来加以说明。所谓债权，就是毛泽东时代存在着的、在后毛泽东时代被加以改正的问题，在事实上构成了改革时代的政权合法性基础，也就是后毛时代对毛时代的债权。比如，我们今天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功绩的时候，总喜欢先搞一个对毛时代印象化的描述来反衬自己，如经济上效率低下，对外闭关自守、文化专制而单一，等等，更加凸显了改革开放过后的党和政府的伟大。至于债务，则是在毛泽东时代业已存在、在后毛泽东时代依旧甚至更严重的存在的、但在实际上却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执政党一直以来对中国社会和民众做造成的亏欠，比如政治的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


分清楚这一点的好处在于，使我们比较较好的理解，为什么貌似都是以一副批判社会主流价值观（至少是官方所宣扬的主流价值观）的面目出现，同样是在素以包容、开放、自由而著称的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先生会与滕彪萧瀚先生的处境竟有如此大的差别。原因已然很清楚了：郭世佑先生看上去大义凛然的对毛时代的批判，实际上不过是从债权的角度，论证了今日政府相对于毛时代的政权合法性，对于这样一个无偿为自己讨债的角色，我们的政府当然是很欢喜了。因此看上去与执政党话语格格不入的论调，实际上却是形成了某种默契。而滕彪萧瀚诸先生则不然了，不仅有对毛时代的激烈批判，还有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有力抨击，在维护了后毛时代对毛时代的债权之外，还大力为社会公众讨要从毛时代便已欠下的、但到今日执政者犹未归还的债务，这种向自己逼债的不识趣的人，当然为当权者所不喜了，所以同样看上去是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批判者，滕、萧先生在法大的境地可就差远啦，只好面临“被下课”的命运了。因此在我看来，这种批判姿态，在客观效果上（我不敢、更不屑以阴谋论的解读方式来追问主观动机，只是陈述自己所看到的客观效果）恰恰构成了当下中国当权者最积极的辩护人与最默契的配合者。


客观上的辩护与配合还不止于此，还表现在几位先生对中国当下有所回温的毛泽东热的简单否定的态度上。如果仅仅以今日中国依旧存在大量头脑封建、渴望再出一个皇帝的小农思想的人（如解启扬先生语）来对毛泽东热作解释的话，实际上恰恰是对这股社会思潮背后反映的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与合理利益诉求的回避与抑制。是的，我不否认今天对毛泽东怀有浓厚怀念情结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社会底层；我也不否认，在他们的头脑中，确实也存在着相当多的封建因素而远不及在大学课堂上侃侃而谈的先生们修养之高、学问之广；我更不否认，也许他们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毛的了解，远不及几位先生之细致深入，选择毛作为自己的怀念对象确实有点太不明智，可是，所有这些理由都不能简单否定掉这样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这群处于社会底层阴暗角落的人，所遭受的压迫、剥削、欺凌、不公，却是我们许多在眼光明媚的大学校园里高谈阔论的人所没有经历甚至无法设想的，他们的经历和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的先生一样细致考证毛在何时何地说过的每一个字，但是他们所处的正在遭受压迫与不公的现实，他们作为一个个独立的、有尊严的、有着与我们几位先生一样对于自由和公平的向往和追求的人，却使他们有必要拿起一面旗帜为自己合理的、当却在事实上被压制的利益做呼喊。在他们那里，毛不是作为一个被他们进行繁琐考证的对象存在，而是作为一个象征着公平和正义的符号存在。（几位先生在此处的发挥是这样的人头脑简单，受了毛的宣传机器的蒙蔽，充满了奴性人格，但却忘记了毛的两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正是对这状况最好的注解，因为即便是奴隶，即便是头脑中仍旧有封建观念的奴隶，在遭受压迫时表达自己呼喊和要求得到合理利益的权利，也是绝不容许任何人在所谓“现代人理念”的幌子下漠然无视与轻率否定。或者，借用当日胡尚元先生的观点，民主是所有共和国公民的民主，而选择自己的旗号为自己的合理利益做呼喊，不过是这权利的一种具体途径。我倒以为，有些人恰恰是“举着民主反民主”）


我们不应忽视，毛时代虽有特权的粉刺，却绝对没有如今日中国一样由特权和资本的结合而造成的腐败的大溃疡。毛对公平的追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去一趟北京南站的上访村，便可以理解，为何在那些进京告状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人中间，还有人佩戴者毛主席像，看看唐福珍自焚的惨状，便可以明白，为何在武汉还有一帮钉子户在墙上贴着毛泽东像陪自己维权（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因为造成他们个人合法利益受损的体制正是从毛那里建立并延续下来的）。也正因为这个理由，我虽然并不全然赞同滕彪萧瀚诸先生对当下中国的所有主张，但却一直从心底视其为真君子。因为，滕彪先生虽激烈反毛，但却一面深入不乏信仰毛泽东者存在的上访村做调查维权；萧瀚先生虽力主全盘反毛，但在遇到邓玉娇案这样和其他在拥毛旗帜下所表达的一样的不公的时候，挺身而上，持续关注呼喊以求其公正解决。相较之下，我们讲座上的几位先生，不问形式与质料、外在的旗号与内在的诉求之别，简单的对当前的毛泽东热做一泛化的评价和否定，把拥毛的洗澡水（至少在几位先生以为，拥毛肯定是洗澡水）和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娃娃一齐泼掉，不仅有失学术探讨最基本的严肃精神，在实际上，更是对当前具体而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的漠视，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合理诉求的扼杀压制，对造成此问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现状的辩护。


综合以上两点，不难发现，几位先生对毛的大利凛然的批判（方式和对象）在实际上的后果怎样。以拥毛者愚昧封建的评价对毛泽东热背后所体现的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的扼杀，实际上是在对现状的不合理做掩盖与辩护，以反毛的形式不断阐明当前执政者对毛时代的债权，维护其政权合法性过后，不问自毛以来便一直对人民欠下的、至今犹未偿清的债务，实际上，不过是要我们在对比毛的时代过后，获得一下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繁荣和谐的整体印象和满足感，而放掉对当前社会问题继续追问的权利和动力，这在实际上，不过是要再度培养我们的奴性人格。以毛时代的问题与我们今日的成果做根本不具可比性的比较，不过是可以哄骗我们更好的形成错觉，安于暂时做稳奴隶的状态而已。因此几位先生所作的所谓“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批判，是真批判呢？还是假批判？是对一个死人的隔靴搔痒不痛不痒的批判呢？还是对于无数活人继续在经历的社会现实有的放矢、一针见血的批判（有类于滕彪萧瀚所做的）呢？


我以为，如果以对一个死人的隔靴搔痒、不痛不痒的、以阴谋论贯穿始终的不讲逻辑的批判，如果在事实上，只是起到了转移视线，终止对现实社会的千万活人仍然在遭受的苦难有的放矢、一针见血的批判的作用的话，只是起到了让活人们对比死人所在的时代而获得满足感从而形成安于现状的奴性人格的效果的话，那么，这样的批判，从客观效果上来说是无益的，从事这种清谈式的批判的批判者本身，亦是值得警惕与反思的，不管他们是以多么义正词严、大义凛然的面目出现。


三、对批判者自身的批判


前面所言，不论是方法论，还是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与历史，加起来都还不是批判活动本身。如果要更全面一些的话，还应当对批判者自身做一点分析和批判。当然，在方法上，那种搞阴谋论的追问个人动机的手法我是不会、更不屑用的。


有人说，偶像崇拜是一种复杂的情结，它交织着对崇拜对象的爱和惧，献身的狂热和亵渎的快感，因此往往，制造偶像崇拜最狂热的人，亦是日后砸毁偶像最积极的人。在中国，曾经被人捧上神台的毛泽东，今天正逐渐走下甚至被摔下神台，经历着偶像崇拜的第二个阶段，即被砸毁亵渎的阶段。但是，正因为上面这两种心理是交错着的，所以，从正在经历砸毁亵渎曾经的偶像阶段的人对曾经的偶像的态度，也可以大概窥知这种人暗含的、在偶像狂热的阶段也会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同一种心理。费尔巴哈说，宗教不过是人自己形象的反映，此语不虚。今天对毛的解读，除去那些有理有据有论证的学术探讨之外，那些贯穿阴谋论的歪曲诋毁，不过是持论者自身的心理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罢了。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情趣和话语结构也正在对对象的解读批判中得以展现。有个笑话说，一个乡下农民进城，遇见一个宫里的太监，便问道：“皇上皇后们是不是每日都吃油饼喝豆浆啊？”这倒也真的怪不得人家，对于一个生活在乡间往往食不果腹的农民而言，吃油饼喝豆浆也许便是他能够想象的对皇宫生活进行解读的最高范畴了。坐井观天，井口也确实只能是青蛙所能想到的最大的范围了。其实，不论是农民还是青蛙，其实都是很诚实的，都忠实的运用着自己所能理解和运用的范畴对对象进行着解读，虽然结论是否正确自当别论，但却至少在一次以自己论证了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断的合理性。然而天却永远不会因为井底之蛙的一家之言而真的缩小如井口般大小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那天讲座上，三位先生中，也有人承认自己与毛一样，身上有还很厚的小农意识。但具体内容与体现，则语焉不详了。略微说一点私人的信息，主讲的三位先生中，有二人均与我是老乡，老家所在地都不远，乡村生活环境、观念氛围，相似之处颇多。因此在此处，便借用一下当日邓文初先生运用得很精妙的风水地理的分析方法，结合个人对家乡环境的理解，来对我的两位老乡主讲人为何得出自己的结论做一点分析。


我与二位先生成长的环境，都是在江淮之间，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最发达、因而封建观念与小农意识最浓厚的区域之一，而这种观念的最突出的代表，便是权力崇拜论和权力万能论。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两个对人的假定：人可以为了万能的权利不择手段进行追求：掌握到手的权力可以万能的完成其拥有者一切主观动机。这样的假定，他们也充分运用到毛泽东身上了。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便很容易得出如下结论：为了追求绝对权力的毛是不择手段、阴谋迭出的，掌握了绝对权力过后的毛是可以任意完成自己的意愿的，因而毛时代的所有问题都是应当彻底推倒万能权力集于一身的毛个人头上的。在这个从不经论证的假设出发所构起的逻辑框架之外，再找点所谓的“史实”，按照前面所分析的方法加以注解，便能够得到一系列高论了。所以，能够对唐人《焚书坑》诗做出那样匪夷所思的解读，毫不值得惊奇。马克思说，人总是在对象中体现自身的，在毛泽东这个分析批判的对象身上照见的正是批判者自身的影子。


当然，我在此处，并不是要再次用阴谋论来解释几位先生，其实，又何尝只是台上的几位先生呢？那日台下在座的五六百同学中，又有多少人不是仅仅只为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去的呢？除了对话题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于曾经被捧上神台的最高权力象征的毛，对曾经在正统教育观念中被灌输了太多观念化的评价的毛，所体现的猎奇心理罢了。而这，不过是曾经以有过的权力崇拜的变相的体现罢了。讲座现场，我们对于几位先生贯穿阴谋论的解读，以及奋力抖露出的出处有待考证、但对大多数同学而言格外新鲜的材料，还有故作惊人之态的看似惊世骇俗的结论，表现出的不加任何分辨的认同与叫好，对提问环节中提出质疑的同学，哪怕是材料出处在明确详细不过的反驳，也故意唏嘘不耐烦。这不也正是对曾经在正统教育中被捧得不低的毛进行亵渎的欲望以及因此而获得的满足感的最好说明吗？但不论是哪种情况，都不过是同一种精神不独立、人格不健全的心理的不同表现罢了。


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毛时代制造对毛的个人崇拜最狂热最积极的人，往往也是在后毛时代反毛最彻底最起劲的人。不管他们外在的行为如何变化，内在的独立批判精神的缺乏，和拒绝对自我进行反思生怕揭露出自己精神中的阴暗面的恐惧心理，以及在对外在的偶像的制造或砸毁的行动中转移对自己进行反思的意图，都是一贯的。再次强调一下，我并无拒绝对毛进行反思批判的意思，毛的缺点、过失和应负的责任，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不应当否认。但我所不满现实者在于，许多人今天对毛的态度，不过是同一种奴性人格的不同体现。在这个反毛之风大盛的时代，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台慷慨陈词几句，表明自己多么思想独立、全然脱离以前教条的毒害了。而事实是，那些义正词严大义凛然的，总喜欢通过把别人推倒道德的审判台加以审判的方式来为自己获得道德拷问的豁免权的人，越是在对别人进行审判时表现得高尚纯洁无比，在实际中的行为就越值得疑问。


《圣经》上说了个故事，说当年耶稣经过一地，见一群人围着一个妇人，要用石头将其砸死，因为她与人通奸。耶稣便对众人说，你们在场的谁可以说自己是无罪的，便可以将她砸死。对毛泽东进行绝对客观公正的评价，在今天的中国，也确实还很困难。在这里，我很欣赏钱理群先生的回答，当笔者问及他如何对毛进行评价是，他说，自己对毛的印象感受太复杂，今日所处环境，也还留有好多毛的影响，因此很难谈得上心平气和的评价，因此不便多论。我并非要求许多人因此便放弃对毛进行分析评价，更不是要对毛的问题和失误做任何掩盖。但是我真诚的希望，今天对毛的关注分析，不要在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和对曾经的神圣形象进行践踏所获得的快感之外，别无他物；不要以对毛一个死人的这种批判替代和转移了对当下千万生者所仍然遭受的苦难的批判；不要以对别人的道德审判作为逃避和拒绝自我反思的借口。我真诚的希望，举着我们法大人所推崇和珍视的自由探讨的旗帜进行的对毛的研究批判，不要在推翻毛的已经逝去的因为权力而构筑起的权威之后，又让另一种新的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态、举着学术的牌子的权威和偏见，被我们不加怀疑的拿过来，再度占领我们的心灵施放阴霾，正如我在文章开头引用的黑格尔话所说的。我写本文的目的正在此，所有观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唯一要求，在于充分讲理，而不要动辄以师道尊严的大帽子压人，毕竟，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至少我希望，我这些稚嫩的观点不要因为部分词句上的不谨慎而造成老师们以为我有对其不尊之意，纠结于此而破坏了真正探讨问题的兴致，实在是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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