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标语的故事

Gowest

标语的故事



四年前，也是初夏，我和省城一位诗人朋友因事到重庆。朋友开车，我坐副驾。车上就我们两人。旅途寂寞，总得讲点什么。两人东讲西讲,后来朋友就对我讲起了“文革”中，他差点成为“儿童政治犯”的一段特殊经历。朋友称其为“刻骨铭心”。



我和这位朋友关系极熟极好，两人知根知底，可谓无话不说。1990年代我们还一起搞了个编辑部，在省城折腾几年。不过他这段经历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可见一个人心里总存有一些不想言、不愿言或暂时不想示人的心事。



朋友生于1965年，“文革”爆发，他才一岁。又过了三几年，他上幼儿园了。有天，他和几个小朋友在外面玩，闲得无聊，几个幼儿就用粉笔在墙上乱画。画来画去，结果不知怎么回事，就画出了一幅“反标”（“反动标语”或“反革命标语”）。



当即惊动有关部门，派员立案侦查。时年几岁的朋友单独被带进一间屋子。几个大人开始很和气，还拿出糖果让他吃（显然有备而来，那时的糖果不是想买就能买，均要票证）。在确认了那些字是他写的以后，那几个大人就开始往朋友的父亲身上引，很和气问他，是不是家里大人（主要是其父）让他或教他写的？



朋友很小，百事懵懂，自然不会懂得这些事情的厉害以及严重后果之类。不过，吃着糖果的他，还是有些本能感到，事情牵扯到家中大人恐怕不妥（也确实不是父亲让他写那些他也弄不清真正含意尚有些笔划不全的字），就如实坚持说不是。那些“很和气”的叔叔伯伯渐渐变了脸，威吓、恐吓、怒骂、引诱，什么都露出来了。还威胁要将他“关黑屋子”。朋友也哭，也闹，也害怕，但始终没松口，没有照那些大人说的话承认下来。



最后，因年岁实在太小，办案人员又有些“手下留情”，事情不了了之。发生这一切，其家中大人正“等他回家吃饭”，对此一无所知。再以后，知情了，才惊出一身冷汗，后怕不已。



那天在车上，朋友给我讲这些事时，心绪复杂中，还有点庆幸，自己在当时无知懵懂状态下，只凭本能坚持下来，咬牙保住了父亲。没弄出一番可能父子相揭相残的家庭惨剧出来。他才在以后几十年人生经历中，没背负那沉重的心灵十字架。



朋友的父亲我多次见过，瘦瘦高高，一脸憔悴状，却待人极和气，也极小心。本市一家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很老实很胆小的一位知识分子。直到前些年逝世，都是处事谨慎小心的老派知识分子模样。我想，就是再给他十个胆子，在那种年代，也不敢自己或是支使儿子去弄点什么“反标”出来。



诗人朋友没成为共和国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实在有些运气成份。不过，共和国历史上，年仅几岁的“反革命案犯”,却是有过的。而且还不少,甚至一度“未成年犯”成了这类“政治案犯”的主打。



前些年，笔者在省城地摊上购到一本西北某省城内部版的“公安大事记”。其中记载，1950年代末，连续两年时间，当地“反标”案，“作案者”的多数，竟是几岁到十几岁的“未成年犯”。连当地公安机关头头脑脑，都觉得如此弄下去，是个问题。行文上级领导，建议各方面配合，加强教育警示，减少发案率。

两年前，笔者研究遇罗克和“一打三反”，倾力收集当年文献资料，颇有所获。笔者收藏并在文章中曾提及过,当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一份1970年2月11日《通知》。该《通知》公布的“五十五名罪犯”材料中，其序列号第五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犯”朱章涛。其年48岁，出身“右派”，被“劳教”或“劳改”。“文革”时在北京市钢筋混凝土构件总厂水磨石厂“监督劳动”。



《通知》上，其“罪状材料”如下：



朱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收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多次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朱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陷害革命干部，经常向邻居儿童灌输反动思想，于一九六八年三月，采取金钱利诱和威胁等手段，多次唆使两名儿童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笔者在论遇罗克处决问题的第二篇文章中亦提到过，上了当年1月9日 同类《通知》却因故“刀下留人”的遇罗克，本来不在这份《通知》“案犯名单”上，但却被用黑笔临时添上的。这样，新加上的遇罗克顺序号成了第五，原本排第五的这位朱章涛，在公审公判大会的宣判及“判决书”和张贴《布告》中，顺序号就改成了第六。



就此，1970年3月5日，这位被指认“教唆儿童写反标”的朱章涛，与遇罗克一起被当局处决。张朗朗先生回忆遇罗克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位朱章涛。张朗朗写道：



“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 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李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张朗朗  在死刑号的日子》，载《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12期）



仔细看过这份《通知》，我才为我那位诗人朋友及其父亲真正捏了一把汗。都是“文革”中的“儿童反标案”，都是在追查所谓的“幕后教唆者”。我那位朋友及其父亲，其时没因之家破人亡，真是万幸万幸。



从朋友的亲身经历来看，其间经受了办案人员的利诱和威胁，诱供逼供。这就很难说让这位朱章涛遭难的“两名邻居儿童”，不是在办案人员的利诱威胁下，受到诱供威逼而做出的胡乱指认？而且，《通知》“罪行”文字所言的，对其“采取金钱利诱和威胁等手段”云云，甚觉荒谬。



从诗人朋友自身经历的故事,基本可以断定这位朱章涛是位“蒙冤者”。他的“右派”（据说还是国民党员）身份，导致了自身悲剧。由此我们不妨也看看想想，“文革”中，以至共和国历史上，还有多少这类荒诞不经的“儿童政治犯”冤案！





2011年6月  自贡危楼书屋



（本文原载2013年《四川文学》）



题图、插图：书籍内页照片由作者提供，其余图片来源于网络。

https://freewechat.com/a/MzIzODgxODUxNw==/2247484059/1